时间：2023-03-07 15:16:53
序论：在您撰写莫高窟考察报告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高昌；地面佛寺；类型；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参考文献：
[1]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71.
[2]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0-139.
[3]陈爱峰，吾买尔・卡德尔.高昌故城东南佛寺与藏传佛教[J].中国藏学，2013（4）.
[4]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C]//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5-92.
[5]孟凡人.新疆考古论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37-63.
[6]森安孝夫.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M].东京：汲古书院，2011：545-550.
[7]格伦威德尔.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M].管平，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8]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M].赵崇民，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3-624.
[9]勒柯克.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M].赵崇民，译.吉宝航，审校.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62.
[10]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3卷[M].巫新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附图XXIV.
[11]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63.
[12]李裕群.吐鲁番吐峪沟石窟考古新发现――试论五世纪高昌佛教图像[G]//石守谦，颜娟英.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台湾：石头出版社，2014：95-126.
[13]李崇峰.中印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7-228.
[14]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图114.
[15]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C]//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85.
[16]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66-67.
[17]宫治昭.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M].贺小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6-119.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J].考古，2012（1）.
[19]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64，142，60.
[20]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M].北京：中华书局，1957：48-83.
[21]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63，86.
一
于希宁有一颗质朴而敏感的审美心灵，草木枯荣、物随时迁皆能激发他创作的欲望和灵感，发而为文，挥笔成画，最终创造了其诗意化的花鸟画境界。1996年出版的《于希宁诗草》，收录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作的三百余首诗词，其中题画诗占大部分。如《春眠梦梅》：“春眠梦玉珮，瑞雪停云在，暗窥君未醒，偷换枝无碍。”此诗将作者深夜梦梅的情感体验写得微妙细腻：在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又梦见了日夜思念的梅君。在梦里，它以白雪作霓裳停留在云端。趁着它还未睡醒，赶紧把它婀娜的身姿偷换过来（意为赶快将它画下来）。“暗窥”“偷换”用来表现画家虚怀默然、不忍打扰的心意，将梅花拟人化，信手拈来，自由空灵。又如他的纪游诗：“一路溪流漱石乱，半山云雾入林暝。岸边古木皆温化，江上征篷待客停。”这是于希宁回忆自己游严子陵钓台所见，视线由江流远观山林，又由岸边回到江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于希宁在诗文修养上很是下了一番苦功。20世纪30年代，于希宁在新华艺专学习时，诗词题跋是必修课，他一边临摹古人名画一边细细揣摩题画诗，感受诗情与画意的融合。通过数十年不断的积累，于希宁逐渐能够自由地进行诗词创作。七八十年代，于希宁多次江南探梅，在思考绘画创作问题的同时，梅花也开启了于希宁一段诗的情缘，他曾说：“每当此时，我会从自然和艺术的内在关系中，从古人今人的种种得失中，获得无穷的心得和新知，而诗兴由之而生。之所以在我的诗草中咏梅诗占有这样大的比重，真是良有以也，绝不是偶然的。”于希宁的诗歌创作强调当下即成、触目即真的直接表达，当下参取、即物生情，将心寄予当下的直接感悟，正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情感的运动弱化了理智与逻辑思维，只是自然而然地“俯拾”“直取”，类似于“皑皑埋万物，大地披银铠。老柯寿者相，畅吟凌寒态”这样的诗句皆是以诗思启画意，以画图示吟哦，诗人之心在瞬间超越时间与空间，不期然间已与物象契合无间。于希宁的“诗情”不是纯然的感情抒发，而是缘物而起将自己的内在情感与外在物象相融合。他的《早春有怀》：“春来冬去寒方暖，地动青萌欲吐芽。岭上梅花疏且瘦，雪飞有意混成花。”因感受到春天的气息，而遥想岭上梅花的疏枝淡影，大地尽管看似平静却生机涌动，既然梅花还未开放，就让飞雪混成花朵作那冰清玉洁的白梅花。于希宁这种神思活动始终不脱离自我的具体感受，通过情感的推动，将记忆世界唤醒并重组，迁想妙得，神与物游。
随着于希宁绘画风格的进一步确立，必然也要求与之相应的题画诗以深化意境，他说：“古人的诗是在彼时彼地的具体条件下有感而发的，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遭遇不同，历史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使人的思想和人生观也在变化。”林和靖爱梅、爱鹤，“梅妻鹤子”成为千古美谈，他笔下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而在于希宁这里梅花则转化成为“鳞柯铁骨玉肌妍，历尽冰霜迓日翻。自绕横斜清质气，暗香亮节散中原”的精神面貌。他在诗中所要实现的是梅花的铮铮铁骨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民族气派以及自我品格。唐幼明曾有梅花诗曰：“梅花自是神仙骨，不许凡人肉眼看。雪压江南春满屋，玉堂潇洒月光寒。”于希宁反其意而作：“梅花不是神仙骨，耐得人间颂品端。雪掠冰凌难损质，素心玉面水晶盘。”他将梅花那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峻转化为人人赞颂的精神品格。
于希宁创造的诗画意境高古雄奇、鲜明可感，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其《巫岫龙柯》写湍流与云天相接，老梅奇柯横空出世，意象凝重，苍劲有力，显示了中流砥柱、伟岸孤傲的精神，并题诗曰：“巫岫雄柯雪养魂，千花万蕊抒精神。为教操守培时物，笔帚运来玉树春。”于希宁作诗还力求与绘画的风格融凝无间，如《秋丝瓜》题诗：“秋雨霏霏征途忙，碧油沃野鱼米乡。荷塘脆藕正应市，户户丝瓜上脊梁。”画面上几片泼墨瓜叶简洁生动，条条丝瓜色清姿动，几朵黄花与叶、瓜互相掩映，极富生活情趣。
二
诗歌之外，书法、篆刻对于希宁的绘画创作来说更有着独特的实际意义，他在绘画上所达到的高度就来源于他的书、印修养。他将书法、篆刻作为绘画的基础来对待，并凭他对技法及美学内涵的深刻理解、融会参悟，使其绘画显现出别样的笔法意味与空间效果。与他在诗文修养上的晚进不同，于希宁自小就受到父辈的熏陶，专意书法、篆刻方面的修炼而无丝毫懈怠。在上海求学时期，于希宁开始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深入学习书法。从甲骨、金文到晋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再到宋元黄山谷、坡、赵孟頫，无不心摹手追，尤其对魏碑古厚持重、舒展劲健的用笔极为偏爱。与在绘画上的刻苦勤奋一样，于希宁将练习书法作为日课，他不是着意于一家一帖的摹写，而是融会百家之长以成自我体格。
在篆刻方面，于希宁受乡贤陈介祺所藏汉印、瓦当、青铜器耳濡目染，对朴实敦厚的美学风格有了最初的感知。陈介祺一生鉴精藏富，其所辑《十钟山房印举》成为于希宁学习篆刻的重要材料。上海求学期间更得海派名家诸乐三先生的指导，下苦功摹刻秦玺汉印数百余方，上溯钟鼎款识、汉印瓦当、碑额刻石，近学邓石如、吴昌硕及西泠八家。潘天寿先生曾建议他：“多注意秦玺清俊之气，汉印浑朴古厚气息，于章法安排多动脑子，必有变化。”而黄宾虹先生对于希宁更是有重要影响，其《黄宾虹藏秦汉印拾遗》收录亲自手拓黄宾虹先生收藏的秦汉古印58方，从中可见于希宁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同时，他深谙黄宾虹先生“书画同源。自来言画法者，同于书法，金石文字，尤为法书所祖。考书画之本源，必当参究籀篆，上窥钟鼎款识”的道理，对篆籀书法着意最深，用力最勤。从任教于潍县的虑远阁画庐开始，篆刻就一直是于希宁的主讲科目，并编写了完整的讲课稿，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其晚年论文《篆刻及其与书画之间的关系》即是原稿的一部分。文章中从篆刻兴起原因、发展历程、种类体制及风格变化、作用等几个方面对篆刻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三
于希宁的绘画充分地体现出与书法、篆刻的紧密结合，他在笔墨表现上孜孜探索，孕育出“刚劲朴厚”的风格特点。其早年所作《白梅图卷》将刚劲沉着的用笔、曲绕变幻的结体形式运用于绘画，得篆刻方寸间分朱布白之妙，正如黄宾虹先生所题“宋元士大夫纯以书法入画，平寿有道，深明篆刻，此帧得古籀遗意矣”。书法用笔影响了他的绘画用笔特征，而画面刚劲浑厚的笔墨味道也影响了书法的审美取向，书法与绘画的笔墨形成了相对应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最直接地体现在长线的运用上。他所画藤本植物，以书意入画，无不苍劲古朴、气势恢弘。如《春满乾坤》中的紫藤回旋曲折、疏密交织、屈曲盘绕，运笔灵活不滞、气脉通联，与草书流畅的书写性异曲同工。而其顿挫生拙之态又极尽篆籀笔意，正如他自己的诗句“蔓篆舞婆娑”，刚中带柔、外曲内直，行笔快则流畅刚健、飞动挺拔，行笔慢则敦厚朴实、含蓄稳重，流畅中寓苍浑，朴实中见灵动。他常迫使笔锋分散出一种“飞白”或“剑脊”的笔触效果，这种笔法厚实而松灵，墨虽淡而不薄不浮，虽重而不浊不滞，用来表现初雪未融的梅干，使雪的温润圆滑与枝干的盘曲嶙峋形成了鲜明对比，既有特定的质感、量感和空间感，又具有充满笔墨情趣的艺术性。
从书法、篆刻中，于希宁不仅寻求可被绘画有效利用的技法资源，同时将书、印的内涵化为画面的精神气质，如他笔下的梅花总是充满力量，梅之老干盘曲嶙峋，架构出一个稳定而充满张力的画面结构，将秦汉晋唐的正大气象与梅的品行气势加以内在融汇并通过用笔展现出来，最终形成了凝重古拙、刚劲俊逸的绘画境界。
“三魂共一心”是于希宁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画梅思想的深层体系。其国魂、画魂寓人魂的艺术思想正是时代精神、梅的精神、自我精神三者统一的高度升华。于希宁在与梅相识相交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梅花“不怕雪欺霜辱，冰虐风餐，反而冒雪冲寒，萌花报春，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挺立风雪吐芬芳’的精神，这才是梅花‘骨气’之所在。这种经得起天寒地冻、雪压霜欺，而矫健不群、一花独妍，却又俏不争春的气质，正是现在所需要的时代精神”。于希宁将梅花之品质、与时代之精神融为一体，同时，又是他自我个性的生动体现。他的情感与文思已与梅结为知已，在进入物我两忘情状中不断深化；他的坚韧、勤奋、刚正之气逐渐与老梅之骨气、生气、清气相契合，实现人魂与画魂的完美统一。
于希宁从传统文人思想价值体系向“三魂一心”画学思想体系的转变，也相应地带来了其绘画造型语言、技法及整体画面的转变。他抛弃传统花鸟画折枝构图的程式，以整棵梅树入画，将花鸟画创作引向一个新的境界，因此，干与枝的画法是于希宁技法创造的重点，尤其是复杂枝干的穿插组织方法，确立了由主干到枝条、由近处到远处、由大势到细节的绘画顺序。枝干、花朵的疏密分布以及梅鞭的走向等等这些因素都成为画面构成的重要部分，这尤其需要画家具有对画面强大的掌控能力。于希宁注重枝干的走向、穿插，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感和空间关系。为了体现画面的秩序，于希宁还在绘画的过程中有意将枝干留出空位，体现出枝干前后、左右、上下相互顾盼、彼此呼应的空间效果，尽管千枝纵横，仍觉生动有序。于希宁笔下的梅花，在花、萼、蕊的画法上也打破古人的口诀，从花的生理形态出发，对花的画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于希宁画梅在尊重客观自然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画面的结构美，为了获得作品的完整性和意境美，他往往采用烘托的手法，以赭石、花青罩染，形成一定的空间氛围，凸显远观的气势。
四
于希宁的美术史论研究深受俞剑华影响。俞剑华是站在一个画家的立场上思考如何从美术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影响、作用和演变规律的，同时注重对画家的风格及技法分析，这些都对于希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时代背景与俞剑华一生的学术活动、学术主张，师承与薪传来看，作为俞剑华学派，有它的特点，这基本上可以从俞先生自己在1958年提出的‘四万说’来认识。”（林树中《承前启后，奠基筑路—试论俞剑华学派》，转引自《俞剑华先生学术研讨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四万”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帙言”。“四万说”要求美术史研究者要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史料处理能力，重视调查研究、创作写生，将美术史论与绘画实践相结合，以文献考据、实物考古与创作实践相融合。俞剑华对美术史研究有着“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这种治学要求对于希宁的艺术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将储备专业技能和技法作为分内之事，更将具备扎实而广博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生恪守的准则。
1955年，于希宁到无锡华东艺专师从俞剑华先生进修中国美术史，着意于画家个案、画种、断代史的专题研究。1957年，赴山西永济县永乐宫考察并临摹元代三清殿壁画。不久，他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山西永乐宫混成殿建筑及壁画考察报告》，完整地论述了永乐宫各殿的壁画内容，并详加考证，又从图像角度，对画面的色彩、构图、线条作分析。1958年，于希宁与罗尗子共同完成《北魏石窟艺术浮雕拓片选》一书。该书收录了于希宁在栖霞山、千佛山、龙门、云冈石窟所捶拓的大量拓片，由罗尗子撰文对石窟艺术作综合介绍和系统比较，并对浮雕花纹的演变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对于石窟艺术作综合比较研究的虽然不是由我们开端，但是在国内艺术界作这种研究的人实在不多，至于研究石窟艺术的浮雕花纹演变和从事这方面捶拓工作研究的，似乎还没有前例。”（俞剑华《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选·序》，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他们采用拓片这一独特形式，将注意力从铭记碑碣的考察转向浮雕花纹，也把拓片本身所承载的中国独特的文化意蕴揭示出来。“于希宁选用清乾隆年间遗存蝉翼古纸，从石窟浮雕形式、洞窟石质几个方面，综合考虑来选择敷纸、揭纸和敷墨的方法，墨色层层叠加，虚实相映，美妙绝伦。其中大一点的石窟需要几十块，甚至上百块蝉翼纸拼接才能完成，可见捶拓工作的艰辛和难度。从这些精美的拓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于希宁先生在捶拓工作中的艺术思考和创造性劳动，同时，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于希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艺术的虔诚。”（沈光伟《于希宁手拓石窟拓片拾遗》，《百年希宁—书法、篆刻、手拓、写生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于希宁还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束后，在山东师范学院举办临摹、拓片、摄影展，以多种艺术形式和全方位视角将莫高窟的艺术精品呈现出来。现存的几幅于希宁临摹敦煌的人物画和他的摄影照片仍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考察工作的细致、全面。无论是石窟所处地理位置还是洞窟内部的壁画人物，以及纹饰图样、佛教造像等等，都将莫高窟的艺术精华以多种方式重现出来。
唤醒安济桥
这时的中国，列强虎视眈眈，内外战事交迫，人民困苦流离。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做的是找寻古建筑，把古代的巨灵一一从荒烟蔓草里唤回来。
有一首歌谣在百姓口中代代传唱，唱出了中国北方古建筑的四样瑰宝：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关于赵州桥又有这样的吟咏：“赵州桥，鲁班爷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道沟。”聆听歌谣，就用词句作线索，这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已经找到四宝中的第三宝――正定的宋代隆兴寺、第二宝――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接下来持续寻觅的是赵州桥(安济桥)。1933年梁思成来到赵州，经过严密的勘察和丈量，终于认出了那沉睡的美人。
位于河北赵县南门外三公里河上的安济桥，隋代大业年间由匠师李春建造，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敞肩拱桥。敞肩――不加肩柱而在宽河上拉出桥身，营造术上的高难度可以想象，现今不易，古时更不易。桥身两端各开出近半圆形大小二洞，是它外观上最好看的地方。据文献记载，李春当时为了处理山洪爆发、水位突涨的问题，因而“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同时也想由此减轻桥身重量，节省工料。
专家看精工，普通人看外貌。想必是因为这敞肩和通穴，和只使用了长卷、半圆、抛弧线，使安济桥的身姿看起来是这么舒坦缓和、朴素纯净、灵透典丽。它从两岸跨出一道长虹，在天地间升起五座新月，通过它远望、近望，北方的村庄和林野是那么古拙悠长。世上真是再没有一座桥能够这么雍容、闲静、优美地融入中国的人文地理了。
本来只能在文献中爱慕，现在见到了真身，青年建筑学家和“伟丽惊人”的它面对面了。那真是惊艳倾倒的时刻，后来在考察报告中梁思成记录那一刻的心情“实在赞叹敬仰不能自已”，说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工程技术和艺术形象方面的重大创造”。为美丽的石桥，他反复为文，引起了国际性的重视，现今建筑史写到拱桥一章，免不了都要推举中国安济桥为最古老又最卓越的先例。
五台山寻宝
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来不相信日本人说的，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中国唐代建筑，他们坚信在中国的土地上，必定存在未经后代修缮过的唐甚至唐以前的建筑。他们记起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里，复印有两张莫高窟61洞的唐代壁画，画的是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地图，图中标出了各座庙宇的所在和庙名。
这一回他们依靠的是图画，就把五台山的地图作为寻宝图。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学生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四人走上了前去五台山的迢迢寻宝路。他们先坐火车到太原，折北坐汽车走了128公里，再换骑驮骡，摇晃颠簸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艰辛地走了两天，当他们在夕阳中看到期待已久的宝寺时，一如后来梁思成在《记五台佛光寺的建筑》中写的：“那真是令人兴奋的时刻!”对古寺来说，却是回气还魂的复活时刻：“隐没千年的东方建筑的经典终于初露雄姿：硕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都表明这是一座典型的唐代建筑!”
五台山佛光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寺，也是木结构建筑的经典。谁要是来到它的跟前，进入殿堂，都会由衷地生出崇敬和赞美。它的梁架、斗拱、藻井结构特别复杂壮观，在坚硬中透露着柔软，沉重中隐藏着纤巧，纷繁中展列严谨的秩序。学者们说，在现存中国古建筑中，这拱顶结构高达全寺高度的一半，挑扬出的层次最多、距离最远，于是向外提扬起沉重的寺身，一种在控制中激发生命力、古朴中充满灵动的风格，正代表了华夏文化兴盛期的精神。
为了寻找确凿的证据，他们爬梁上栋搜寻测量，梁思成详细记下了当时工作的艰苦：“那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檀条已被蝙蝠盘据，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
可是获得宝藏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急迫：“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在后来一次勘查龙门石窟以后，林徽因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写到工作的辛苦和收获的惊喜，两种经验总是交集，曾用“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来描述。1937年初夏的这一个黄昏，在美丽的夕照里叩敲古寺大门的一刻，年轻的建筑考古学者们觉得自己在叩敲的，必定是天堂的门吧!
一生的伴侣
梁思成和林徽因气质、体质类同，训练相等，才性相当，他们并肩齐驱，真是一生一世的伴侣。属于中国第一代专攻艺术及建筑史留学生的他们，从域外学成回国后，带回了一种不同的研习法。他们一方面敬守古法，勤于文献史籍的研读；一方面更注重田野勘查，追究实地、实景、实物，用实证来建立论点脉络。他们为中国营造学建立了科学性的研习基础，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领它进入现代时期。在战争和战争的空隙中，在蝙蝠和臭虫的袭击中，在家务事的打扰中，在病痛中，他们振作精神，做出成绩。他们为持续的战乱、病痛和政治迫害而苦，可是对生命仍旧乐观、对专业仍旧兢业。
梁思成因脊椎宿疾而一边用瓶子撑着下巴以减低疼痛、一边画建筑图。现在看到照片里瘦削的二人在病床边研究国徽设计图时，真是叫人不忍。学中国艺术史的人看了，恐怕还要更多一层惭愧的心情吧?
中图分类号:TV-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4-0083-01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要素,同其他资源相比,水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多少年来,人们习惯向大自然索取,很少去考虑大自然的承载能力。作为干旱的敦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早已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致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生产、生活用水供需矛盾日趋紧张。为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有限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水资源利用现状
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境内因拥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和沙漠奇观鸣沙山――月牙泉等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而名扬海外。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3万。由于地处内陆,降雨十分稀少,年均降水量为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86毫米,是降水量的60倍。
敦煌区域的水资源主要有三部分:
一是地表水,为祁连山冰雪融水,发源于祁连山西端的冰川群。地表水源主要由冰川融水和大气降雨补给,年均径流量2.98亿立方米,引入农田的净水量1.56亿立方米左右。
二是泉水,主要是敦煌阳关镇区域的泉水。年平均径流量0.99亿立方米。
三是地下水,储存总量2622.08亿立方米,其中党河绿洲储水量197.92亿立方米,阳关镇区域地下水储存量211.98亿立方米,其他均分布在山区及荒郊野外。经省水文专家评定,党河绿洲区地下水最大允许开采量为5040万立方米,目前地下水开采已达到饱和,危及生态环境趋势十分严重。
随着农业和旅游业、工业的发展,水的需求逐年加大。党河水几乎被全部用于农业灌溉,生态用水很少。自1975年党河水库建成蓄水后,党河断流,灌区干、支、斗渠相继层衬砌,地下水渗补量剧减。灌溉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3.4万亩,发展到现在的41万亩,地表水由于时段分布不均,不得不开采地下水以弥补河水的不足。另外,境内乱开滥垦荒地,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二、目前水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后果
(一)水利发展面临的问题
1、水资源优化配置尚未形成,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每年来敦旅游的中外游客达67万人次以上,而且有逐年增长趋势。受利益驱动,近年来无计划开荒,无节制放牧现行十分突出,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破坏了天然植被。除此之外,地处敦煌上游的阿克塞县实施了“引党济红”工程,每年从党河引水500万立方米。加上月牙泉应急治理的渗漏补给工程每年引水800万立方米,更加剧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2、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
党河和疏勒河水系,由于上游截流开发,已断流干涸多年,致使敦煌绿色屏障受到严重威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瓜州双塔水库,玉门昌马水库相继建成,疏勒河流入敦煌北部的水量激剧减少,使该河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多公里的河道断流,无法与党河汇合,1974年敦煌党河未截流开发前,在敦煌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天然林和植被,维系着敦煌境内的水环境动态平衡,形成了敦煌的“绿色屏障”。两河断流后,敦煌北部、西部没有了地表径流,地下水没有了补给,致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造成敦煌绿洲区湿地萎缩、植被退化动植物种群消失,生物多样性降低。严重的水土流失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非常艰巨。
3、地下水管理亟待加强:
建国以来,敦煌先后建成党河水库及小型塘坝3座,近年来,共完成干支渠更新改造150公里,新衬砌防渗斗农渠400多公里,建成管灌控制面积近12万亩。与50年代相比,渠系水的利用率由33%提高到60.2%,灌溉水的利用率由30%提高到57.8%。水利用率的提高减少了对地下水的渗漏补给。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灌溉面积的不断扩大,为了保证农作物的适时灌溉和解决城乡人蓄饮水困难,从70年代中期到现在,全市共新打机井1200眼,每年开采地下水量达4300万立方米,其中用于农业补充灌溉提取地下水2370万立方米,城乡工业.人蓄饮水提取地下水1948万立方米。地下水的大量开采,使境内地下水的补给量每年仅为26277万立方米,而排泄量高达33968万立方米,均衡差为7421万立方米,地下水呈负均衡状态。 据观测,1975年-1978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1.08米,1979年―1984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0.3米,1985年―1991年地下水位下降年平均0.2米,1992年―2001年年平均下降0.433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24米的速度急剧下降,举世文的莫窟面临风沙侵蚀,千古名泉――月牙泉也同样面临着干涸的危险。
(二)产生的后果
1、地下水位下降后,大片天然林和草场枯死,天然林比建国初期减少了40.1%,原来为219万亩,现在只有130万亩,可利用草场面积原来为576万亩,现在只有135万亩,减少了77%。 2、敦煌绿洲区沙化面积增加,自1994年以来沙化面积增加了近20万亩,平均每年增加近2万亩。
3、举世文明的世界文化遗产面临风沙侵蚀,千古名泉面临干涸之虞。
4、大风及沙尘暴强度增大,次数增多。
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1、全面规划,统一管理,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按照国家对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争取国家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节约用水、合理用水、高效用水为核心。制定敦煌水资源长远发展规划。将地表水、泉水、地下水全部调入计划之中,按比例分配实施农业灌溉.城市供水.旅游用水.生态用水.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原则,使有限水资源发挥其综合效益。建立党河水资源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和统一协调制度,实施取水许可证和水资源论证制度,保障水资源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合理利用,走节水保水、绿化美化之路。
首先,利用和涵养相结合;其次,宏观指导农户量水种田、科学用水,夏秋比例要适中,不能说市场经济放开发,农民全部种秋禾作物就可以种,而要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依据,保证时段、均衡受益,避免造成水资源供需失调的不利局面。三是要加强党河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党河上游的采金、开矿等要严查处,严禁将水源引上岸淘金,浪费水资源。通过加强管理和保护,以确保党河水源水质不被污染和下游的生态用水需求。
3、大力实施节水工程,切实改善水利基础条件。
敦煌水利设施大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工程老化失修。二是功能不完善,如渠首引水无保证,防洪标准低:三是地下水资源开发过度造成生态恶化。因此,必须对现有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和配套,进一步完善工程化灌溉体系,提高灌溉保证率和水的利用效率。
在农业节水方面要建立节水新技术的促进机制,创造有利于新技术推广普及的环境。因此,要加大农业节水技术研究开发投入力度,建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快新技术成果转化。通过水利现代化和节水新技术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努力从政策上、体制上和机制上创造条件,推进水利现代化和推广节水新技术。
4、严禁开荒,严禁打井。
据调查,从土地二轮承包到现在,已累计开垦3.8万亩。按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影响,开荒对农业全面增产增收有害无利。为确保敦煌区域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对无效益开垦的荒地应退耕还林还草,以保证现有农田适时灌溉,植被、防风林和田间树木不在枯死,免遭沙尘暴侵蚀。地下水开采已接近饱和,应严格限制打井,收取地下水资源费,并逐步关闭部分机电井,以涵养水源,维持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的经济效益。
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布局要考虑以下因素,并适时进行调整;一是满足区域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二是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外的水资源可利用量,三是经济结构中不同品种的比较效益等综合因素。敦煌的农业结构中,主要产品是棉花、粮食、瓜果等。目前,党河灌区棉花种植面积偏大,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因此,应适时调减种植面积,通过改善品种提高单产,减少水量消耗,保持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应大力发展林果业,敦煌林果及其加工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并兼有生态效益。发展林果业可使有限的水资源产生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的效益。除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外,还应改善农业粮棉品种,压缩面积,提高单产;大力发展草业基地、蓄牧业及蓄产品加工业:建设绿色农业产业园区。通过上述途径,提高农业产业集约化生产水平和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使水资源满足生产、生态需求。
6、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水务一体化。
针对流域水资源管理相对薄弱的实际,进一步理顺关系,强化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城乡供水水务一体化,减少地下水的提取,引党河水库河源水,建输水管道和净化水厂,供应城乡人饮和生态用水,逐步提高生产、生活用水水价,引导、教育、鼓励城乡居民节约用水。封闭城乡机井,缓解地下水位下降,涵养地下水。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敦煌长远发展的瓶颈。因此,要统筹考虑大小水库的建设。同时,加强引哈济党调水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实施。
总之,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勇于实践,开创新,在做好各项工程节水的同时,积极探索出适合敦煌市情、水情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敦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敦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2010年规划》
[2] 《敦煌市城市水资源规划》
[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发展规划》
系统，达到对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地理空间数据进行管理、显示、统计分析的目的，
便于保护区以后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的进行和开展。
关键词：敦煌;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信息化管理;图层;漫游
中图分类号：K879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Develop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ofDunhuangYangGuanNationalNature
ReservewithArcGISsoftwaredevelopmentplatformandC#programminglanguage,toreach
thepurposeofmanaging,displayingandstatisticalanalyzingthedataofDunhuangYang
GuanNationalNatureReserve,sothatitisconvenienttothedailyprotectionand
managementoftheNatureReserve.
Keyword：NatureReserve；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theinformationization
management；layer
一、引言
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带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选择一定面积的、具有代
表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来评价人类活动对大自然带来的影响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发挥着“实验室”的功能，人们通过该“实验室”发现更多环境中存
在的问题，从而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受到威胁的物种，达到维持生态平衡的目的。建立自然保护
区就是让“实验室”置身于大自然，减少人为的影响，尽最大可能维持生态原貌的过程。
由计算机技术与空间数据相结合而产生的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这一高新技术，是指在计
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采集、输入、存储、操作、分析和建模，以提供对资源、
环境及各种区域性研究、规划、管理及决策所需信息的人机系统[1]。其主要特点是能够很好的管
理和处理分析地理空间数据，把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紧密连接起来，与现实中的地理位置建立一
一对应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空间性，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信息系统最主要的特点。GIS是现展最
为迅速的计算机应用领域，涉及了各种各样的学科门类，应用领域相当广阔，特别是在自然资源
和环境管理等方面显示了很强的能力和极好的效果，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经济规划、管理以及环境
评价保护的一种现代化手段[2]。
随着保护区事业的发展，自然保护区必将进入一个管理现代化、决策科学化、科研实用化、
保护发展协调化的四化新阶段[3]。自然保护区的人工管理，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而且存在管护范围有限、管理精度跟不上、规划考虑不周等一系列问题。把GIS技术应用到自
然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不仅能适应自然保护区的四化新阶段，更能解决人工管理过程中遇
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人工管理效率与效益之间的矛盾。
二、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为成立于1994年7月的敦煌南湖湿地及候鸟省级自然保护
区，现总面积达8.8178万公顷。保护区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市南湖乡境内，是我国河西走廊
最西端有人群聚居的一块绿洲，属于湿地与荒漠复合生态系统类型，拥有荒漠殊成因的内陆
河流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科研价值。保护区中心距离敦煌市区70km，其东侧边界距
离敦煌市区仅46km，区内良好的植被对阻挡风沙东侵、促进水源涵养、调节区域小气候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下游地区尤其是敦煌市的人民生活、生产和生态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还
对甘肃河西走廊乃至我国西部的生态安全，莫高窟、月牙泉、阳关遗址等著名文化古迹和自然景
观的保护，以及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是敦煌的天然生态
屏障[4]。
三、系统开发的技术支持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选择WindowXP操作系统，ESRI公司的ArcGIS产品
线的9.3版本为开发平台，SQLServer2000为数据库，SDX+为数据引擎，采用C#语言进行开发。
（一）开发平台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选择ArcGIS作为开发平台。ArcGIS是ESRI公司推
出的一个可伸缩的的代表GIS最高技术水平的GIS平台，主要包括桌面GIS、嵌入式GIS、服务器
GIS、移动GIS。该系统主要利用的是嵌入式GIS中的面向GIS的应用，即为软件开发者提供一个
可编程的GIS工具包，利用这个工具包，软件开发人员可以构建一个类似于ArcInfo的软件，为
用户提供一些常规的GIS功能，而ArcGISEngine是实现该功能的基础。
（二）开发语言
C#是由C和C++衍生出来、运行于.NETFramework之上的一种面向对象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具有安全性、稳定性、简单性等特点。C#综合了VB简单的可视化操作和C++的高运行效率，以其
强大的操作能力，优雅的语法风格、创新的语言特性和便捷的面向组件编程的支持成为.NET开发
的首选语言[5]。
四、系统功能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从保护、管理、宣教、科研四个功能出发，主要分
为自然保护区简介、数据管理与操作、专题地图、巡护路线记录、面积量算、三维呈现和漫游六
大模块。
（一）自然保护区简介模块
(1)功能区划分
功能区划分下属菜单中，有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个选项，通过选择，在对应的图层中
可以高亮闪烁显示其所选择区域的边界，呈现出保护区具体的功能区划分方法。除此之外，标明
保护区三个管护站的具体地理位置，方便用户了解保护区具体布局。
(2)四至位置显示
四至位置显示可以调用《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置图》，显示出敦煌阳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在甘肃省敦煌市的具置、东西南北四周所相邻的区域名称和性质，如保护区西隔甘
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保护对象简介
保护对象简介主要有动物、植物、湿地三大类。用户通过选择要了解的对象，在视图窗口呈
现给用户相应的介绍，如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种类、数量等。
(4)成立保护区的必要性
成立保护区的必要性模块主要通过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的原因、成立后对环境的
影响来体现出成立的必要性。通过自然保护区简介模块，使用户对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位置、保护对象、存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解，不仅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更有助于对软件的数据
进行操作处理，为保护区作出进一步的规划管理起到辅助作用。
(二)数据管理与操作模块
（1）数据的输入输出
数据的输入输出功能，主要实现新数据图层的导入、数据格式的转换、数据图层的导出，方
便与其他软件建立关系，联合处理分析保护区相关数据，为保护区进一步的规划管理提供依据。
（2）数据格式转换
数据格式主要有矢量和栅格两种。矢量和栅格有其各自的优缺点，用户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
通过数据格式转换功能的选择，可以实现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的切换。在视图窗口右上方，设置
数据格式转换的快捷按钮，通过该按钮的选择切换，在视图窗口中显示保护区相应图层，类似于
百度地图上的影像和矢量数据切换功能。
（3）图层数据的放大、缩小、漫游及鹰眼功能
图层数据的放大和缩小功能，主要有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通过选择该选项，输入要放大和
缩小的比例尺进行放大和缩小。另外一种是利用放大、缩小的工具，通过在视图窗口单击鼠标，
按照一定的比例尺进行放大缩小。
图层数据的漫游功能，可以使软件使用者在视图窗口中，通过移动鼠标找到需要浏览的地图
的具置。
鹰眼功能，就是在一个缩略地图上，通过拖动一个矩形框，用户可以方便快捷的选择要浏览
的具体区域，在视图中放大显示。鹰眼功能不仅可以选择，而且可以通过改变矩形框大小，来决
定视图窗口中的显示内容的具体情况。矩形框越小，内容越详尽、清晰。
（4）数据查询
空间数据查询是空间分析的基础，主要包括图形查属性、属性查图形，空间和属性联合查询
三类：①空间查属性主要包括空间位置查询（选择与选中的要素有东西南北方位关系的几何对象）、
拓扑查询（选择与选中要素有邻接、连接、包含等关系的几何对象）、输入图形查询（鼠标输入图
形，查询出图形中所包含的几何对象）、缓冲区查询（建立缓冲区，查询出缓冲区中的几何对象）、
点线面选择查询（鼠标单击选择需要查询的点线面要素）、SQL逻辑表达式查询（查询出满足逻辑
表达式的几何对象）六个选项，通过鼠标选择，找到最适合用户使用的查询方法，查询出被选中
的几何对象的属性信息。②属性查图形，在属性表中按住shift键进行选择，选中记录所在的几
何对象在视图窗口中呈高亮显示。另外也可以通过SQL逻辑表达式，选择属性满足逻辑表达式条
件的几何对象，其空间信息在视图窗口中显示出来。③空间和属性联合查询，利用SQL逻辑表达
式选择空间条件和属性条件同时满足条件的几何对象，在视图窗口中高亮显示，并获取属性信息。
（三）专题地图模块
专题地图是着重表示一种或数种自然要素或社会经济现象的地图。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地理信息系统的专题地图模块，主要有专题地图制作、专题地图浏览、专题地图统计分析三大
选项。
（1）专题地图编制、输入与输出
专题地图编制菜单调用了ArcGIS软件的专题地图制图工具，能制作出保护区的相关专题要素
的地图，如植被分布图、地形图、珍稀动植物分布图、地貌图等，使现实中的几何对象在计算机
屏幕上实现可视化成为可能。目前，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利用ArcMap制作好的专题
地图主要有地势图和植被图两种。利用专题地图的输入功能，可以把地势图和植被图导入到该系
统中，避免重复工作。编制好的专题地图可以输出，打印喷绘为纸质地图或者制作成敦煌阳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题地图图册，充分发挥纸质地图使用方便、便于携带，不需要外设的优点。
（2）专题地图浏览显示
制作好的专题地图，通过专题地图浏览显示功能，可以很好的呈现在用户面前。用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专题地图的名称，在视图窗口中进行切换浏览。
（3）专题地图统计分析
制作出的专题地图，不仅可以供用户浏览，还可以进行统计分析。如对制作出的专题图进行
叠加比较能够得出专题要素的动态发展变化规律、对制作好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分布图进行空间
分析可以得到搭建补食台的最佳地点、对保护区地形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建造望塔的最佳地点、
对地势图和动物分布图进行叠加分析，可以得到不同海拔的动物分布。
（四）巡护路线记录模块
自然保护区巡护，目前主要依赖于巡护人员手持GPS进行。由于保护区面积比较大，且每天
巡护时间有限，必然存在巡护不周全和巡护人员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巡护路线记录模块，不仅能
周期性记录巡护路线，在节省人力和财力的基础上，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巡护人员按时完成巡护
工作，而且可以实时跟踪巡护人员，在电子地图上时刻显示巡护人员所在位置，降低不安全因素，
在发生危险时，确保能快速赶到事故现场[6]。
（五）面积量算模块
利用面积量算模块方便用户量算保护区面积、核心区缓冲区以及实验区面积、湿地面积。通
过不同年份湿地面积的量算得出的结论，来评价和衡量采取保护措施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六）三维呈现与漫游模块
三维呈现可以使用户通过电脑，看到保护区中的景象，感受到地形的起伏变化，不用亲临现
场就可以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三维场景的呈现帮助用户了解保护区内的详细地形，进一步辅
助局机关做出长远规划和管理。通过滑动鼠标的简单操作，漫游模块可以很快实现的从一个地点
到另一个地点，如在三维场景中观看渥洼池管护站的过程中，可以很快的滑动鼠标漫游到西土沟
管护站或二墩管护站继续浏览，因为是三维场景，就使用户花费更少的时间和精力，达到和现实
生活中一样的效果。
五、结语
本文将GIS专业工具转为普通用户桌面系统应用[7]。通过自然保护区简介、数据管理与操作、
专题地图、巡护路线记录、面积量算、三维呈现和漫游六大模块，对保护区的基础数据资料进行
信息化管理、分析，实现了人工管理所不能实现的一些工作，为保护区日后开展的规划管理工作
提出可行性建议。
该系统具有易安装、效率高、方便携带等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以后的发展中，需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1）完善数据处理分析功能：该系统数据处理分析功能比较单一，有
待进一步完善。（2）系统面向的用户有限，对保护区宣传力度不够大。有待与Internet技术相结
合。（3）需要与保护区的监控相连接，方便快捷的完成保护区的保护监测工作。（4）完善保护区
数据库。由于保护区资料有限，数据库资料比较欠缺，这就为之后的规划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局
限性。
参考文献
[1]刘南，刘仁义.地理信息系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欧晓昆，彭明春等.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保护区的管理[J].应用生态学报,1997,(8):95
―98
[3]常禹，徐吉炎等.梅花山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研制[J].中国生物圈保护区，1998，（1）：31-33
[4]石喜亨.C#在成长[J].科技咨询，2010，（8）：11-12
[5]孙坤.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甘肃敦煌阳关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R].2007,7-8.
[6]杨振，王西峰等.GPS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中的应用[J].陕西林业科技，2013，（1）：39-42
[7]张玉龙，尚士友，关瑞华等.基于3S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设计.资源开发与市
场.2009,25(8):679-768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