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16:38
序论：在您撰写检察院工作经验总结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主动服务自侦办案。我院深入学习贯彻《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执行职务规则》和《__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协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施细则》，不断建立健全检察官与司法警察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警察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协助参与追逃工作。我院司法警察部门与相关部门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研究和探索追逃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追逃工作实效。
积极服务刑检办案。建立和健全司法警察服务刑检办案工作制度，完善司法警察保护公诉人出庭安全的工作措施，努力为刑检办案提供警力保障。
大力开展警务协助。不断建立健全上下联动、左右互动警务协助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警务协助内容、程序，确保警务协助依法、规范进行。
狠抓办案安全保障。我院深入开展办案安全防范教育，不断强化司法警察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增强司法警察安全防范工作主动性、自觉性；健全办案安全防范机制，坚持行之有效的安全预案、风险评估等制度，不断总结完善安全防范新举措，提高办案安全防范/，！/的针对性、实效性；建立警务巡查制度，对司法警察规范履职行为、落实办案安全责任制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办案安全防范措施落到实处。积极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维护检察机关的办公、办案秩序。
大力加强业务培训。我院抓好授予、晋升警衔培训，严格按照省院规定的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培训内容组织训练，做到应训必训，培训不合格者不得办理授予、晋升警衔手续；抓好新任司法警察培训，对新进人员加强应知、应会知识的学习，使其尽快熟悉岗位职责及警务技能，以适应司法警察履职工作需要；抓好业务骨干培训，组织司法警察部门负责人、各类技能骨干培训，努力提高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努力培养一批技术能手、专业尖子。
大力加强岗位练兵。我院按照《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警察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实施方案》的要求，广泛深入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努力提升全体司法警察的技能水平和实战能力。
按时做好警衔晋升工作。我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察警衔条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警衔工作管理细则》，严格审核，严格把关，做到符合晋升条件人员的晋升手续当年办结。
注重新进人员质量。我院对拟授予警衔人员，严格执行高检院、省院规定的年龄、体能、健康条件，杜绝迁就照顾；从其他警种调入检察机关拟担任司法警察的，严格执行审批程序，未经省院批准，不得更换警衔标志手续；畅通补员渠道，补充司法警察坚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用，努力改善队伍年龄、知识结构。
规范办案工作区建设。我院认真贯彻落实高检院《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区设置和使用管理规定》，办案工作区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设施配套。已建成办案工作区尚不规范、设施设备不完善的，及时整改、规范，消除安全隐患。抓好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不断健全完善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维护以及安全检查、检医联动、检警配合等规章制度。总结推广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经验，不断推进办案工作区使用管理工作规范化。
加强警用装备的配备、管理。我院认真贯彻落实《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装备配备暂行规定》，按照保障必需、逐步完善、实用高效、安全可靠的原则，配齐、配全警用装备，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更新、换代。建立健全警用装备管理、使用、检查、维护工作制度，提升警用装备保障能力。
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是刑诉法赋予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日益发展，相关的犯罪也随之而来，而刑事立案监督相关法规政策却未相应的出台，近年来出现了瓶颈，根据长期工作经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要积极拓展改进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活动却太过被动，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第一是控告申述部门；第二是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第三是实践中通过对公安行政机关定期进行执法监督。从表面上看来，渠道较多，涉及面也很广，但实际操作却相当被动。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以行政处罚，当然大部分确属不构成犯罪，但确有一些属违法处理，实际构成犯罪的当事人得到了从轻处罚，而有些即便是有相关的受害人，譬如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等案件，其当事人双方自行私了的，对此检察机关人员也就无从知晓了。至于第三种渠道，在实践中由于检察院对公安行政机关可查阅其行政处罚材料但并非所有未立案的案件均制作为书面材料，同时检察机关对其所接触的材料是否全面也不得而知。
在立案监督实践中，常有人以“无米之炊，等米下锅”来形容检察机关的境地。因此我们可以从推行内外联系机制，建立信息网络，确保畅通立案监督信息渠道，完善立案监督的手续，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关注媒体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就可以发现对立案监督有重要意义的线索。
二、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要定准位
对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哪种类型的案件应纳入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范围;二是有权立案侦查案件的机关都应是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对象。对于前者,要以国家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来进行把握;对于后者,是从办案主体角度考察。
（一）案件监督范围包括
1.有案不立；2.有罪不究；3.以罚代刑；4.以教代刑；5 .不应当立案而立案；6.自侦案件的立案监督。
（二）主体监督范围
在目前法学理论中,所说的立案监督,主要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
但是，随着理论认识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知识的积累,立案监督也要逐步趋于完善,根据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立案监督的对象应从公安机关扩大到所有具有刑事立案权的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海关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和检察院的自侦部门。
三、刑事立案监督的标准明确合理化
（一）刑事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标准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由此可以看出，立案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检察院在法律监督活动中，发现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可以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两个环节予以纠正；二是控告人（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可以通过控告的方式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但是控告人（被害人）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二）立案监督案件的受理部门和审查部门分工不明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3条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应当受理，并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审查。审查中可以要求被害人提供有关的材料，进行必要的调查，认为需要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应当将案件移送侦查监督部门办理。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后，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通知控告申诉部门，由控告申诉部门在十日内将不立案的理由和根据告知被害人。”并且规定控申部门审查和调查的内容是:（1）是否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刑事立案条件；（2）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管辖；（3）公安机关是否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4）公安机关是否立案。
（三）告知形式不明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只强调侦查监督部门将调查结论通知控告申诉部门，由控告申诉部门告知被害人或者其他当事人，但是并没有规定告知形式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另外如果被害人对于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结果不服应该怎么办，目前没有此方面的规定，这样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要出台相关详细的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规定。
四、刑事立案监督的程序要全面完善
刑事立法对于立案监督规定得不够详细和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这一规定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依法享有立案监督权，却规定得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该规定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没有对自侦案件、自诉的立案监督权作出规定；2.没有对不应当立案而予以立案的案件如何进行监督作出规定；3.将监督对象仅限于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案件的监督未作规定；4.对于立案后的办理流程和处理措施亦未作相应规定。
（二）行政执法机关对于立案监督不够支持与配合
由于公安机关并不将其报案、立案的全部情况通报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就无从了解公安机关究竟立了哪些案件，还有哪些报案应当立案而未立，所以对其的立案监督只能通过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一些线索。
（三）检察机关自身对于立案监督不够积极和主动
1.办案人员能力和水平尚有差距。
诸葛善军出生的友起村是地方戏“柳琴”的发源地，生于贫苦之家的诸葛善军从小爱听戏，他说最初的人生道理都是从戏文里得来的，比如“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比如“一条大道要走正当中”，比如“井淘三遍吃甜水，人受教调武艺高”，等等。
中文系毕业的诸葛善军资历可谓丰富。考进检察院之前，他当过中学老师、团委书记和计生委主任。1995年，他考进检察院，在反贪和反渎两个部门一干就是19年。从普通侦查人员到反渎局局长，诸葛善军亲手查办的案子不计其数。诸葛善军平时不善言谈，但一分析起案情就立刻变得眉飞色舞，说得头头是道。他的脑子出了名的好用，再复杂的线索和案情经他梳理一番就清清楚楚，院里的人都打趣地叫他“小诸葛”。
贪渎不分家，一案可双查
《方圆》：你在反贪和反渎两个部门干了19年，能说说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诸葛善军：反渎案件比反贪案件侦办起来难度大，难就难在反渎罪名难认定。就拿我们去年查办过的一个环境污染的案子为例吧，某村村民怀疑邻近的一家化工厂污染了他们的地下水，说曾多次向环保部门举报却不作为。但我们通过多次走访和调查却没有掌握该厂向地下排污水的任何线索和证据，找有关部门鉴定水质也是合格的，既然没有证据造成污染，那相关部门的渎职责任也就无从追起。
还有类似土地污染的案例，同样存在一个取证难的问题，比如：造成的污染到底有多大？有什么样的后果？有没有直接原因？都不好界定，同样是被污染的一块土地，几天前与几天后就有不小的差别，有时一场大雨之后就鉴定不出来了。
反渎案件办起来阻力也比较大。如果经济上没问题，单纯涉及的话，相关单位和当事人不仅不配合，相反还会认为你小题大做，觉得反正又没拿家里去，何必这么认真。
《方圆》：反渎案件突破起来岂不是很难？
诸葛善军：最难的是寻找切入口，经常办案的人都知道渎职的证据不好找。有时候我们只能捋着线索找证据，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如在查办原国营苍山县（现兰陵县）农场场长兼县农垦实业总公司董事长赵某涉嫌一案时，赵某不仅拒不交代问题，还认为自己是农场发展的“功臣”，态度极为抵触，后来干脆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方圆》：这样下去，岂不僵持了？
诸葛善军：最后我们及时转移了工作重点，通过多次做其妻子的思想工作，得到她的配合，从赵某平时不去居住的老房子里起获了分别藏在四个屋角瓦底下的4张存折。顺着这条线索，我们挖出了赵某利用担任县农场场长兼县农垦实业总公司董事长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所送钱、卡、物价值共计112万余元，贪污公款44万余元的事实。
口子一旦撕开就好办了，我们以查赵某的贪贿为突破口，查明他于2007年至2012年间，涉嫌，在小麦直补、综合补贴申报过程中和小麦、花生等良种供应过程中，弄虚作假，通过虚报供种数量、小麦种植面积等方式，多次套取国家相关财政补贴，用于生产经营、发放职工奖金，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元的犯罪事实。赵某一审以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涉农无小事，一抓一大串
《方圆》：听说你们近几年查办了好几个系统的涉农系列渎职案？
诸葛善军：兰陵县是一个12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几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上级拨付惠农资金逐年增加，涉农渎职案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方圆》：国家拨付的涉农专项资金都有哪些？
诸葛善军：补贴名目简直太多了，我一时还真数不过来。例如，2011年专款指标有81大项415个小项共5.8亿元；2012年专款指标有85大项445个小项共6.7亿元。
《方圆》：补贴名目这么多，都有哪些口负责拨付和监管？
诸葛善军：国家各种涉农专项资金的下拨，由县财政局经济建设科、企业科、农业科、社保科、文教卫生科五个部门负责归口拨付，监管则由畜牧、农业、农机、林业等各个相关的局负责。
《方圆》：你们去查这类案子，自己先要理清头绪才行吧？
诸葛善军：是的，我们反渎干警自己先要掌握情况才行。比如惠农资金项目名称、资金规模、发放对象、补贴标准等都要搞清楚，对每个项目相关的政策规定理解到位，对每个项目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工作程序、运作方式等了解到位，从掌握的情况中发现问题，从发现的问题中查找案源。
《方圆》：你们查过的都有哪些？
诸葛善军：我们查办的范围涉及畜牧、农机、农业等系统和领域，内容涉及县级动物基础防疫建设、秸秆还田、小麦直补综补、阳光工程培训等10余个项目，涉及国家惠农资金近2亿元；查办窝案串案24件28人，仅在县农业局1个部门就查办12人，涉案总金额达450余万元。窝串案占所办案件的比例达到75%。
拓宽三条线，主动找案源
《方圆》：你们的办案线索都从哪里来？
诸葛善军：我们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活动，主动去发现线索。例如，今年年初，我们在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反渎职侵权部门推进专项工作网络视频侦查经验交流专题讲座时，得知河南省周口市检察院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中查办了一系列职务犯罪案件。我们从中受到启发，参照他们的经验做法，对我县这一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项目的加盟农家店全部不符合市场工程建设要求。
我们顺着这个项目从村向镇和县逐级倒查，发现对“万村千乡”项目负有验收、监管责任的县商务局原副局长龙某违反验收规定，对建设项目未予逐一验收，同时在实地验收过程中，明知承办企业建设的农家店达不到项目验收标准的前提下仍出具验收合格的报告，而后又放松对相关国家补贴的监管，致使国家共损失61.6万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龙某以罪、被判刑。
《方圆》：是不是一条线扯下来，就能带出好多？
诸葛善军：是的。渎职案往往是窝案、串案，好多案子往往都是在破案过程中带出来的，像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根藤上的瓜，抓住一个，其他的都跑不了。如在查办县农业局窝案中，先是查出原植保站站长鲁某贪污国家现代农业项目专项资金，接着拓宽视野，根据农业局其他部门均有管控国家专项项目资金的情况，遂对农业局所有实施的专项项目逐一调查，一举查出了农业局下属的土肥站、种植管理科和能源办及原局长邢某在内的12人贪污、挪用国家专项资金窝案。
《方圆》：从发案区域看，是不是也有其特点？
诸葛善军：问题重点聚集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能繁母猪补贴、小麦良种补贴、农机补贴资金等项目上。这些项目一旦出了问题，受害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我们联合预防和反贪等部门对这些项目层层筛查，发现问题就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利用逆向推断法，查办渎职大案
《方圆》：听说你根据多年反渎工作经验总结出一套“逆向推断法”？能介绍下吗？
诸葛善军：简单地说，就是变传统的“以人立案”为“以事立案”。以往的“以人立案”即先找到犯罪嫌疑人取得口供，固定证据后再立案侦查，实际上形成了“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式，容易束缚办案人员的手脚，贻误侦查时机。而 “以事立案”，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但犯罪嫌疑人尚未确定的也会立案侦查。除了变被动为主动，侦查技巧上也是一种灵活运用。
《方圆》：你能举一个运用逆向推断法查办渎职犯罪的案例吗？
诸葛善军：最典型的就是运用逆向推断法成功查办了兰陵县农机系统渎职系列窝案。
2012年年初，我们去县检察院驻县财政局民生检察联络室日常了解情况时，发现县农机局于2011年度开展了一项玉米机收保护性耕作秸秆还田项目。实施这个项目必须由收割机大地块收割才能完成，而经我们到十几个乡镇走访调查得知，兰陵县玉米种植实际情况是小地块、分散性种植，不适于机收，询问过的几十家农户都没有机收，也没见收割机进过玉米地。我们依此初步判断相关农机合作社可能涉嫌造假。
除了合理性怀疑，我们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我们及时召开了由反渎局全体骨干参加的论证会。相关农机合作社上报玉米秸秆还田共多少亩？大约会虚假套取多少资金？上报材料的审核过程都有谁参与？他们分别该负怎么样的责任？经过一番认真论证后，果断运用逆向推断法立案。
有人弄虚作假，就会有人虚报冒领补贴款，最后所有疑点都集中在某农机合作社法人代表孟某某身上，办案人捋着线索逐一调查核实，在证据面前，孟某某终于承认其与推广站站长赵某某、副站长刘某某共谋成立了建军合作社套取玉米秸秆还田补贴款后分肥的犯罪事实。
代表发言摘要：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现在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有其特别重要意义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起飞时期，出现的各种情况纷繁复杂，需要增强预见性；二是文化环境的问题，目前道德的界定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之中，人们的心理状况很复杂，需要有针对地防微杜渐；三是从政治机制上说，在对权力的监督上，我们尚缺少一个完善的体制，还没有一个较合理的外部监督机制，需要通过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不断探索，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改善管理。就职务犯罪来说，内因占主导地位，通过很多案例，我们可以发现，“末世”心理现象存在很普遍，例如李真案、案等都存在这个心理现象，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进行，例如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入手，有可能收到理想效果。
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法，我想从四个方面去界定它：该法应该是一部预防法，而不是一部检控法；应该是一部具有权力性和职责性的法律，而不是倡导性和宣言性的法律；应该是一部综合治理性的法律，而不是仅仅只有法律监督；应该是一部多主体的法律，而不是单一主体的法律。对于立法，我们应吸取以前的一些教训，在《职务犯罪预防法》中，应该规定相应的权力和职责，进行法律监督和指导，同时协调反腐败侦查机关破获案件，还有反腐教育以及预防机构的组成。很好地总结吸收过去一些立法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从而使这部法律能够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现如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需要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全方位的视角去审视，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关注预防工作，在这里，检察机关一定要起到启领的作用。
（黄京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应当建立独立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确保一个或者酌情设有多个机构通过诸如下列措施预防腐败：
（1）实施本公约第五条所述政策，即体现法治、廉政、透明度的有效而协调的反腐败政策，并在适当情况下对这些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和协调；
（2）积累和传播预防腐败的知识。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明确表明了检察机关在我国国家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所处的中心地位。
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越是有力，法律就越能够得到普遍、统一、正确的适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如果削弱或者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就容易纵容职务犯罪。检察机关处在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一线，在长期同职务犯罪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经验，足以担负起预防职务犯罪的重任。确立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明确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职责，是更好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基础，有利于遏制职务犯罪。
（王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刑事法与刑事司法的任务一般表述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种提法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惩罚与打击犯罪仅仅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官方的共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就是强调对犯罪的预防和综合治理。如果我们现在还认为刑事司法机关的任务仅仅是打击和惩罚犯罪，那就落伍了。
在学理上我们可以把犯罪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蓝领犯罪，一类是白领犯罪。蓝领犯罪主要是街头犯罪，白领犯罪中最主要的是职务犯罪。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刑事司法体制框架，在刑事司法领域内，对于街头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对付“野蛮”的犯罪人）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而对于职务犯罪的打击和预防（对付“文明而体面”的犯罪人）则主要由检察机关负责。因此检察机关具有预防犯罪的职责，特别是具有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不仅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而且在法律根据上也是不容置疑的。在所有的犯罪中，职务犯罪是龙头，预防、控制和打击职务犯罪，对于在整体上预防、控制和打击整个社会的犯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国家逐步兴起的恢复性司法对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提出怀疑、批评乃至否定。恢复性司法认为，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主要还是报应刑传统，只是一味地惩罚和打击犯罪人，没有关注被害人和社区的利益。除了惩罚犯罪人之外，它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话，那也是一种有害的公平、正义。因为通过刑事司法活动，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都受到了损失。“有害的正义”是恢复性司法对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简单概括。
因此，恢复性司法试图对现代刑事司法理论和制度进行全面的更新和改造。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发生以后，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而且还包括犯罪人和社区。因此，刑事司法的任务主要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要全面恢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区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失，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无害的正义”是恢复性司法追求的核心价值。恢复性司法代表着刑事司法改革新的世界潮流，它所着重强调的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预防和控制犯罪。
可以预计，随着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预防犯罪在刑事司法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检察机关在几年前就成立的专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正是适应了这种刑事司法改革的世界性潮流。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先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后地方性法规，这是一种通常的思路。另一种模式是先地方性法规，后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
这后一种模式在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变动和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对于加强地方性法制建设，对于暂时弥补全国性立法的缺陷与不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最终为全国性立法的到来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铺垫。这种由下而上的立法进程有可能使得全国性的立法效果更好，制定出来的法律更符合中国国情。比如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之前，我国已经有许多地方都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这些地方性条例对于各个地方的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最终为全国性立法的制定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我们今天讨论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正是这后一种模式。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一些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规定，制定了适合当地情况的预防职务犯罪地方法规。这不仅有利于当地职务犯罪的预防，而且也为全国性预防职务犯罪立法提供了经验。
（储槐植 北京大学教授）
反恐斗争“和”公职犯罪“是世纪之交困扰国际社会的两大难题，公职包括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两个部分，在相当程度上，反腐败比反恐工作更加复杂。
目前法律理论上有两种主张：保守司法和能动司法。保守司法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对于国家机关来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做”，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能动司法指的是“法无明文规定可以做”，但不能与《宪法》相抵触。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步伐，国家机关更多地体现出能动司法，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转轨中的国家，能动司法显得尤为重要。贾春旺检察长去年提出“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题，我们可围绕这个主题，在不违背《宪法》的原则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例如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就是能动司法很好的体现。
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立法，这项工作不外乎有两种过程，先地方后中央或是先中央后地方。在推进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地方立法尝试的渠道，为全国性立法提供经验。此外，我们可以先修改《检察官组织法》，为专门的立法作好准备。
（曲新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从我国《刑法》现状来看，《刑法》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一般性的预防功能，例如已有的刑罚对一些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预防意义。在国外，预防工作是分散在各个层面上的，而国内将由一个专门的机关来承担此项任务。预防分为两块，普通犯罪预防和职务犯罪预防。在我国，要结合当前的国情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且要有专门的机关来协调完成，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国家竞争的根本是政府竞争。政府竞争也是国家竞争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内，如果一个地方有一个“高效、透明、公开、廉政”的地方政府，该地方的经济就会得到迅速发展。比如说1988年、1989年期间，国内的很多商人纷纷移民、移居国外，造成外汇流失现象严重，虽然其中原因诸多，但是“不安全感”是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公务人员腐败现象较为严重，光靠新闻媒体、个案来监督预防并不科学，需要我们构建一个科学的反腐败机制和制度。目前，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很多个转变，这些转变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转变是我党已经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随之而来的就是广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关，包含司法机关在内都要适应这种转变，才能更好地“为民执政”。前一阶段，法院、检察院集中清理“超期羁押”问题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二个转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过去没有出现过的问题和矛盾，经济犯罪现象日益突出。第三个转变是“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体现，具体的表现就是政府做不好的事情可以交由民众去做。在这些转变过程中，法律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而这里的法律必须具有政策性和导向性。《职务犯罪预防法》也应该是这样的，同时在这部法律当中，检察机关的作用很大，应该发挥监督指导作用，通过公共决策、公共政策，比较深地介入到预防工作的各个层面中去，用既合乎法律，又能保护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政治稳定的方法手段来很好地预防职务犯罪。在这里，检察机关的“主动、能动性司法”的空间更大，因为它的行政性更浓一些。从法律监督的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可做的预防工作更多，比如检察机关可以做一些窗口性的、指导性的工作，提供咨询和提醒，这一点就像中央银行对地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工作。
在目前的环境背景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很难做，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不可估量的。
王牧（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这次“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建设座谈会”是在我国参加起草并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久后召开的。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可以知道，公约对预防工作的法律根据、预防工作的意义、预防工作的手段方法都讲得很清楚，这为我们在中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根据和法律框架，这次会议开得非常及时。再者，职务犯罪预防厅成立三年来，从摸索工作的法律根据和工作的权利义务、职权责任的探讨阶段，现在已经走到了总结经验并加以法制化的阶段。因此，这次会议应该是标志着预防工作从初步探索到总结经验、立法规定的新阶段。现在，把预防工作纳入到法制化的观念来加以对待，仍然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这在我国打击犯罪、治理犯罪的决策中又先行了一步。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治理犯罪主要靠打击，但打击的目的还应当是预防犯罪，我们刑法理论中讲的一般预防便是这样。如张三、李四因犯罪受到了刑罚的惩罚，使其他人受到了震慑，不敢犯罪，这只是起到了一般预防的作用。事实上，强调打击、报应和一般预防是古典刑法的观念。现在，社会发展了，人民生活奔小康了，社会安全已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预防观念也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因为，社会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预防犯罪，包括如何预防职务犯罪的问题。在现代刑法的观念中，更强调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现代刑法从其取向可分两种，一种是打击的刑法，一种是预防的刑法。在现代的一些国家中，应对犯罪的主要不是刑罚惩罚，而是犯罪预防。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观念。职务犯罪预防法制化研讨会，对将来在中国推动刑事法律现代化起到了一个历史的生长点的作用。这也告诉人们，中国的治理犯罪主要是通过预防，而且主要是法律性的预防才更有效。
治理犯罪不应该仅依靠打击，或者说不主要寄希望于打击。对社会民众来说，最有效的、最有效益的，还是预防。预防是使职务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但是，现在贪污的数额大幅攀升，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抓一个杀一个，代价太大了。怎么办？别让他们犯罪，不要让他们走上犯罪道路。我们在治理犯罪过程中应该尽量少用刑罚，刑罚是暴力的东西，以暴治暴只能是暴力升级。刑罚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刑罚像金钱一样，万万缺不得，但刑罚不是万能的。刑罚像一堵墙，只挡君子，不挡小人。所以，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能够提到我们中国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而且不仅是作为我们的学术探讨，更作为我们检察机关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具有理论、实践、历史多方面的意义。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00年我在德国考察时，德国一位警察局长对我说：“德国已经打击犯罪两百多年，但最近总结来看，犯罪是越打越多，越打越重，越打越狡猾。我们得出的一个总结是，关键是预防。”所以，德国的警察局拿出20％的精力来搞预防。他还把德国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以及公务员的教材分别送了一套给我。其内容说明，预防工作太有必要了。近年来，我们国家惩处了许多干部，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失败。换位思考的话，这就突出体现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刑罚执行 社区矫正 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2-082-02
国际社会上，很多国家以及学者们都普遍认为社区矫正是由社区治疗发展而来，并且也是作为与监狱刑罚相对应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西方国家在社区矫正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自2003年7月开始试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2012年1月联合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是指：在社区中，特定国家机关在法效时间内并由相关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协助，就符合特定条件的罪犯的心理以及行为恶习协同对其进行矫正和教育，以使犯罪人能回归社会为刑罚执行的目的的一种非监禁类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规定中也暗含了其5个关键特征：（1）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一种，它属于非监禁类的刑罚执行活动；（2）在对象上，被判处管制、缓刑和假释这三类人才适用；（3）参与对象主要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志愿者们；（4）其适用的对象的客体是针对特定人员的犯罪心理以及其行为恶习进行；（5）目的上符合恢复性司法的要求，使罪犯能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社区矫正在刑罚执行中的价值分析
刑罚执行具备着法治的特性，又有社会性的特征，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的大量出现，还有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也促使了社会化过程地不断深入。在社会支持的条件下，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条件成为能否对犯罪人进行有效管控的重要渠道。研究表明，罪犯在社会化的社区矫正过程中可以极大地缓解罪犯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同层度地化解其间的对抗因素，可以促进罪犯回归社会，也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更是体现出了其在刑罚执行方式改革中成为一种内在所需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其非常有利于对罪犯进行日后的教育改造，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
（一）符合刑罚目的及初衷和恢复性刑事司法政策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恢复性司法兴起，其深层内涵就是以治本又治标的理念在罪犯和被害方中间，积极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并在刑事责任上让犯罪人主动承担，以寻求得到被害方的谅解，从而化解双方的冲突，最后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同时积极让社区等有关方面参与到纠纷处理中，以修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性质上则是属于一种替代性的司法刑事政策和活动。
（二）有利于对刑罚资源进行再次合理分配和利用
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实施，加速了我国刑罚执行从监禁刑进化到非监禁刑的跃进。据统计，2002年，就全国监狱执法这一项的支出就达到144亿元，每名罪犯的年平均费用就有9300多元，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活动，是对监禁刑罚的一次大变革。由于犯罪发端于社会，加上监禁刑本身存在的缺陷，社区矫正既能缓解社会矛盾，又能促使刑罚司法资源得到进一步地合理配置和利用，同时还缓解了司法部门和机构的司法实践活动的紧张状况，又完善了因刑种制度设计存在的不合理出现的结构问题，同时更好地提升了非监禁刑的运作机制，优化司法实践中的刑罚执行结构，进而促使刑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分配。
（三）是对刑罚执行方式和手段的扩充
社区矫正自身即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虽然也带有刑事惩罚的属性，但毕竟与监禁自由刑相区分，因而从刑罚执行方式以及手段上，其又给予了司法活动一个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和范围。
（四）有利于体现大国的国际法义务
根据《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1条的规定：“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而在《北京规则》中，条文1.3也规定：“应当充分注意采取积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充分调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员和其他社会团体，学校和社区组织，以促进青年幸福，降低了干预的必要性，并在他们触犯法律时对他们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除此之外，已颁布的《东京规则》第112条中还规定了：“拟促进社区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刑事司法治理工作，特别是在罪犯处理方面，并促进在罪犯当中树立对社会的责任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推行社区矫正其实就是对这些规定的一次呼应，这些举措恰又体现了我国正在积极融入国际化中，并积极履行自己的大国义务和责任。
二、域外国家在社区矫正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域外国家的实践
美国在社区矫正制度的探索和实践历史有160多年，其国内的社区矫正理论已很成熟，体制也很健全，诸如审前转处、缓刑、居住方案、重归社会措施以及假释等等都取得了不少成就。而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以后，中间性惩罚的理论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如社区服役、赔偿、家庭拘禁和间歇监禁等就在这个r候确立的，这些也正被公认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一个新界点。在德国，公益劳动则是社区矫正的另一个代称，而社区服务也是作为罚金刑的替代制裁措施，以及在其他不同的刑罚措施情形下可以作为附带来规定。而在东亚的日本，其刑罚矫正制度的发展却以罪犯社区处遇的广泛开展作为为其开始的标志。其中，日本的罪犯矫正处理设施又可以分为设施内处遇、社会内处遇两个大分支，而社会内处遇才是其社区矫正措施，其中包括了缓刑、假释和罪犯释后安置三个情形。两者相互配合，也为其本土的矫正犯改造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此外，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在社区矫正实行和改革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其国内的刑罚执行发挥过重要作用。
（二）域外国家的经验总结与借鉴
国外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不同成就，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1.有高素质的矫正队伍。在日本，其民间志愿者要经过严格选拔，并且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条件，以及对社区矫正事业怀有热枕，还必须是社会上已取得一定威望的公众人士；而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欧美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工作者还要求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如学历程度等。
2.矫正措施既种类繁多又形式多样。为了实现矫正目标和应对矫正对象的个体差异，欧美发达国家积极探索并开拓矫正措施的种类和形式，并由国家法律进行确认，形成国家意志推行，而且现已形成系统又完整的一套法律制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
3.政府财政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欧美发达国家为顺利又有效地施行社区矫正，设立了专门的财政资金以解决实践中对物质和经济的需求。
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基础薄弱，社区建设滞后
社区是以“一定的地理区位为基础的，具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和归属感的人类生活群体。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一定的人口、地域、社区设施、社区组织与规范以及一定特征的社区文化”。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社区建设、社区功能存在严重缺失，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正在发生变化，城市人口流动大，人身依附性小，社区矫正工作困难重重。另外，人民群众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自觉地将罪犯与“蹲监狱”“坐大牢”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很多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认知程度不高，参与意识不强甚至有抵制情绪。
（二）社区矫正工作主体难以满足工作需要
目前，矫正队伍缺乏专业的执行人员，甚至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都很少，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没有参与积极性和热情，即使作为承担社区矫正主要职能的司法所，也存在人员数量不足、专业性不强、工作任务繁重等问题，难以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
（三）矫正工作的资金来源没有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
各地社区矫正工作明显缺乏必要的资金，尤其是很多村（居）民委员会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加之矫正措施种类单一甚至缺乏必要的公益劳动项目，使得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社区矫正监管不到位
近年来，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社区服刑人员越来越多，社区矫正监管工作面临重大挑战，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往往忽视了社区矫正工作中不作为行为的监督，对社区矫正各个执法环节的监督效果也不明显。另外，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分类和处理办法大多根据犯罪类型和服刑长短制定，没有针对性，类型化色彩浓重，对社区服刑人员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没有建立起结合其人身危险性、环境因素和其他可能性因素的详细评估体系。
四、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社区矫正虽已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实践中仍然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尽快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强社区功能建设，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社区作为矫正工作的载体，其建设好坏直接与矫正效果密切相关，必须完善社区及其功能建设。另外，法律上的价值判断则往往取决于立法者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立法者既已以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社区矫正这种恢复性司法，那么主流媒体更应主动宣传，以使民众尽早深入了解社区矫正的目的性，进而才能有效支持和参与。
（二）建立高质量的社区矫正队伍
优化社区矫正队伍结构，必须突出其专业性，可以从机关体制内遴选管理干部以及在社会上公开招聘专业人才。管理干部可以来自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这些人具备基本业务知识、工作经验丰富、组织性强，可以胜任社区矫正的领导与管理工作。选拔法学、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专业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小组并组织经常性培训，以提高社区矫正效果。
（三）创新矫正内容和方式
只有科学的矫正措施才能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因此，必须推动教育形式的多样化，社区矫正教育不仅要集体教育，更需个别教育；不仅要分类教育，还要分阶段教育；不仅要劳动教育，更要思想教育和心里疏导。要根据社区服刑人员的风险评估，提倡社区矫正个案研究，提高矫正措施的针对性。
（四）加强监管，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人民检察院作为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关，应当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对社区矫正的交付执行、执行变更、执行终止以及矫正过程中的不规范执法情形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和整改建议，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查办。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监管技术科技化，杜绝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通过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入矫基本情况评估、社区服刑人员危险评估以及社区矫正成效评估机制，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⒖嘉南祝
[1] 高铭暄.社区矫正写入刑法的重大意义[J].中国司法，2011（03）
{2} 李明.国外主要社区矫正模式考察及其借鉴[J].中国司法.2008（01）
[2] 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未检工作机制创新，着力推进未检工作与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工作的衔接，依靠合力提高未检工作水平，多次深入区教育局、区内高校就开展检教对接进行调研，就如何开展“检教对接”进行了研讨并达成了共识。区院找准检察机关和教育系统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上的结合点，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开展了一系列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又富有成效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研究，以期促进“检教对接”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检教对接”工作情况
红桥区院未检科自成立以来，将与教育系统的合作作为重点，对检教对接机制进行了探索和尝试。通过开展了一系列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又富有成效的活动，收获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同时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
（一）检教对接工作开展情况
1.依托检教对接机制建立教育基地。
检教对接机制作为制度需要相应的措施和载体实现其价值，而教育基地是开展检教对接工作的有效载体，它可以有效地执行检教对接机制，将检教对接机制下的工作系统化、具体化、可操作化。红桥区院未检科充分利用这一载体，紧密结合时展形势，突破以往教育基地重单纯说教的局限，针对学生年龄层次以及各学校不同的特点，建立了侧重不同、模式多样的教育基地。比如，在小学建立侧重于普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树立遵纪守法观念知识的教育基地；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建立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基地；在学校管理秩序较好中学建立侧重于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基地；在案件多发学校建立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为主的教育基地；在高校建立侧重于如何帮助大学生顺利走向社会以及借助高校学术资源优势提升未检工作理论水平的教育基地。
同时区院依托教育基地，结合不同模式教育基地的特点，对检教对接机制进行不断探索和尝试。比如，未检科与天津市第五十一中学合作共同开通全市检察系统第一个检校共建微博，检校双方各安排从事未成年人工作经验丰富、具备法律和教育专业知识、又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的干警和教师共同管理，通过微博这一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沟通平台宣传法律知识，解答法律疑问和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对于河北工业大学等学生社团工作开展较好的学校，未检科将对法律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带入法院审判庭实地演练模拟法庭，邀请专业人士进行指导，让学生充分感受法律庄严的同时，树立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的意识。针对暑期学生违法犯罪及被违法犯罪侵害案件易发，未检科与丁字沽小学、红星职专等学校共同举办法制夏令营，开展暑期安全常识普及、法制知识竞赛、教授防卫技能，并将上述活动以学生易懂又乐于参与的文体娱乐活动中，让枯燥的法律变得鲜活起来。借助高校的技术优势，未检科与天津城市职业学院红桥分院合作拍摄系列法制题材微电影，将网络谣言、网络诈骗、传销等社会热议题材编写成电影剧本，将现代技术充分用于普法宣传。对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将走向社会的高校学生，未检科在做好日常普法的同时，重点打造“两堂法制课”，即在新生入学时开展第一堂法制课，帮助他们树立知法、懂法、守法意识，安全、愉快度过大学生活；为毕业生开展最后一堂法制课，为他们就业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帮助他们顺利走向社会。
2.依托检教对接机制建立关护帮教基地。
为贯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红桥区院未检科先后在红星职专、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等学校建立了关护帮教基地，借助基地教育资源优势，依托基地对区院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十余名作不捕、不诉或附条件不处理的未成年人开展关护帮教活动。
关护帮教措施紧密结合了检教的特点和优势，如未检科联合学校组建心理咨询师队伍，对犯罪未成年人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矫治，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从根源上消灭犯罪意识和动机。组织犯罪未成年人学习勤工俭学、成绩优异学生的事迹，激发他们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组织犯罪未成年人参加校园公益劳动，让他们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不易，摒弃不劳而获、贪图享受的思想，做一名自食其力、为父母分忧、对社会有益的公民。组织犯罪未成年人参观学校定点联系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端正思想。上述帮教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受帮教的未成年人无一人辍学，其中一名未成年人经过帮教后在中考中取得了好成绩，被市重点中学录取。
3.依托检教对接机制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成为城市中日益庞大的未成年人群体，红桥区院一直把这一群体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区院与区内定点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丁字沽小学等学校达成合作共识，并签署了共建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基地的协议。
为使该项工作取得实效，未检科多次深入各学校进行调研，充分了解和掌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生活和学习情况，选派优秀检察官担任该校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和少先队辅导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容易被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特点，通过法制讲座和座谈、举办法律知识竞赛和防护演练，向学校师生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知识，教会学生遇到违法犯罪时如何自我防护的基本常识，了解学生的心理和需求。与学校建立常态联系，对于学生受到违法犯罪侵害的情况，积极配合学校及时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检科干警参与小学生的少先队活动，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在了解到丁字沽小学两名成绩优异但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情况后，未检科组织该院青年检察官爱心志愿者为两名学生捐赠了爱心基金和学习用品。通过上述活动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他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同时也使他们的父母能够安心地为我们的城市建设服务。
这项工作的开展和效果被《检察日报》、《今晚报》等媒体予以报导。
4.依托检教对接机制建立信息互通渠道。
红桥区院与教育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每年年终通过座谈会形式互相通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未检科从教育部门收集未成年人文化、道德、法制等教育信息以及未成年人思想动态、兴趣爱好、在校表现的情况分析；并在严格把握保密原则的情况下将未检科掌握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特点、趋势有针对性地反映给教育部门。通过信息的互通，未检科在分析掌握的信息基础上，制定开展未检工作的具体措施，推进检教对接机制顺利开展，同时，教育部门利用未检科提供的信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和德育教育。
此外对于临时发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处理。如区教育局针对有的学校在法制教育方面力量薄弱，邀请未检科定期为各学校负责团工作和德育工作的干部、教师开展法制教育方面的培训。未检科通过校园调查问卷结果分析，某校的个别学生有违法犯罪倾向，及时将情况反馈给该校，该校高度重视，适时开展了法制、德育教育，并邀请未检科为该校学生开展青少年预防犯罪的讲座。再如未检科深入区内某校调研时了解到该校校园附近经常有社会人员出没，给教学秩序和师生安全带来威胁的情况后，及时向辖区派出所反映此情况，辖区派出所加大了巡逻的力度，保证了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未检科还充分利用检察建议为发案学校整顿教学秩序、加强管理和法制教育提供参考，均得到及时整改的回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深化检教对接工作机制的思考与实践
“检教对接”机制能够有效运行，必须依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具体而言要从实际出发，立足检察职能，整合各类资源，联合社会各个部门，形成合力，建立起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应有如下的具体的工作制度
司法会计作为一种新兴的取证技术和鉴定手段，正是为了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力打击危害国家经济秩序、政府行政秩序的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应运而生并篷勃发展起来的。借助于现代会计学的发展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司法会计已成为司法鉴定技术领域内的一支生力军，其在司法机关诉讼中准确“认定事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证据”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司法会计的发展，远不如象法医技术、物证技术那样备受关注。探讨司法会计的“历史”与发展，解读制约司法会计发展的因素，以期让更多的司法界同仁们来了解它、关注它，是本文的主题。
一、司法会计的起源与发展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司法会计起步较晚。据现有资料记载，司法会计活动及司法会计学在我国出现还属当代的事情。80年代后期，一些法院在审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时，开始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进行相关的司法会计活动。个别地方的法院还与银行、审计等部门联合成立了开展司法会计业务的机构。到二十世纪末，一些地方的公安、法院等部门为了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需要，也开始酝酿建立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配备司法会计人员，开展司法会计工作。
司法会计是基于司法机关侦查、审理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需要而产生的，并已在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案件中发挥了其他技术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争鸣与勃兴
由于受司法会计实践的影响，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现有资料记载，在80年代以前我国没有人专门从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只有极少数的会计人员和高校的教学人员对司法会计实践和司法会计教学进行了一些经验总结。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始。
1985年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专业技术门类建立后，检察机关的司法会计工作者，结合司法会计实践开始了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并逐渐成为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主力军。进入到21世纪，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大连、南宁组织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司法会计工作和理论研讨会。这两次会议，不仅总结了检察机关自开展司法会计工作以来取得的成果，交流了工作经验，对司法会计领域内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两次会议，极大地推动了检察机关乃至全国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工作。
三、目前我国司法会计存在的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司法会计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人才资源缺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司法会计的发展，同样面临着人才资源缺乏的问题。
从司法实践的需要来看，目前我国公、检、法、司及其他部门至少需要一万名左右的司法会计人员，而现在检察机关内仅有2000余人，其他司法机关更是寥寥无几。
从科研和教学来讲，至二十世纪末，我国尚未建立起司法会计专业或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体系，仅培养出了极少量的司法会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目前，仅有个别高等院校着手司法会计方面的本科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在校生不足百人)。
人才资源的缺乏，不仅制约了司法会计的发展，造成了理论研究、教学工作的被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诉讼中证据收集活动也受到技术方面的限制，更不要说为司法实践提供司法会计方面的科学证据了。
(二)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尚需提高
目前，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专业人员，主要有司法机关的司法会计人员和社会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及一些大专院校的会计科研、教学人员。这些人员，主要是从财经院校会计、审计及其他经济专业毕业的，许多人还缺乏开展司法会计工作所必需的法学、侦查学、司法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学专业理论和实践。社会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教学、科研人员更是缺乏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专业技术水平的不足，往往导致在司法会计实践中违法检案、技术性错检等一系列问题。
(三)司法会计专业技术的应用缺乏必要的环境和基础
由于大多数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和律师缺乏对司法会计的了解，有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对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不送检，或提出不适当的鉴定要求，或不会收集检材至使鉴定无法进行等情形。因此，司法会计专业技术的应用还缺乏必要的环境和基础。
(四)司法会计工作缺乏统一和规范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由于对司法会计工作缺乏统一和规范，在司法会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较多，如司法会计的用语混乱，大量引用证人证言作为结论的依据，应当验证的鉴定事项有重要疏漏，结论的论证不严谨，超范围解决法律定性的问题，司法会计鉴定文书五花八门等做法，这些说明由于缺乏统一和规范，使司法会计工作有明显的随意性，造成了一些混乱。
四、我国司法会计的发展前景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诉讼科学化进程的加快，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在客观上为司法会计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更好地使司法会计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和处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一)适应形势发展，大力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
从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和司法会计的现状看，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司法会计专业的发展已明显受到理论研究水平的制约。因此，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已刻不容缓。
司法会计理论研究，首先要加强对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解决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一些司法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以指导具体技术理论的研究和司法会计实践。
(二)建立司法会计教育体系
根据司法实践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要求，在我国高等院校，应逐步建立起司法会计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体系，培养司法会计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司法实践和司法会计学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已有部分财经、政法院校开设了司法会计方向的本科教育，还有部分政法院校招收少量司法会计方向硕士研究生，这为培养高层次的司法会计人才开了个好头。
(三)标准化：司法会计的最终出路
在诉讼中，诉讼证明标准的提出和证据法的制定被逐渐提到立法日程上来，这对涉及技术性证据的司法鉴定技术提出了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司法鉴定的标准化是司法鉴定工作的最终走向。司法会计也不例外。要解决目前司法会计实际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司法会计必须走标准化的道路，这既是诉讼科学化的要求，也是司法会计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司法会计标准化研究与操作的需要，首先要尽快建立我国的司法会计标准化组织，这是进行标准化活动的前提条件。其次，要组织人力、物力，借鉴会计、审计的现有成果，尽快编纂司法会计引用技术标准，以解实际工作之急。
(四)建立全国性司法会计学术组织
目前，我国的司法会计专业，无论是专业人员数量还是专业技术的应用都已初具规模。从加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技术推广的角度看，应尽快组建全国性的司法会计学术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