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6: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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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我国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内容着手分析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汇制对贸易的影响，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积极面，消极面，以及对我国汇率政策未来走向的启示。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制改革;影响;贸易;未来走向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人民币汇率改革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其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是指我国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数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权重后组成一揽子货币，设定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根据这一篮子货币在指定范围内浮动。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如今时隔2年，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生的效果已逐渐清晰。本文将分析这次汇率改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其影响下有关汇率政策的选择。
1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性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2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初探
2.1改革必要性
汇率制度是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调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的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在经济增长如此迅猛的今天，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我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这样的经济格局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市场决定汇率水平的内在压力又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更有弹性。所以，有必要对我国的汇率制度进行一次改革。
2.2改革积极面
（1）截止到2007年7月23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7.56420元，以累计升值7.22%。首先，民币升值将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此时国外产品的国内价格相对下降，此时手中的人民币变得更“值钱”了。这样一来，我国对国外高质量的消费品的进口量将增加，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使企业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购买先进生产设备的成本降低,这会推动企业的技术经营革新,也减轻进口能源和原料的成本负担，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到提高。其次，人民币升值能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能力。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饱受反倾销之苦的行业，也许到国外去建场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样的话，可以增强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形象。
（2）采用更为灵活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有较大的根据市场供求和经济融形势需要主动灵活调整汇率定价基础，从而使汇率制度更富有弹性，但是又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这样，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是显著增强了。另外，一篮子货币中的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环境下，中国正好可以大力发展金融市场，规范金融法规，为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作好准备。
（3）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来中国外商投资的日益增多，中国与世界更多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2.3改革消极面
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韧剑，要是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过大，或时机把握不当，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弊端：
（1）人民币升值应该把握一个度。由于国外不少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他们抱有强烈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认为现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不够。如今的小幅升值显然不能反映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所体现的货币汇率低估程度，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升值预期。这种升值预期的强化会带来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些流入的热钱大都涌往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造成了中国股市屡创新高，房价不断上涨，给国家的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就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国外投资者的升值预期，并缓解央行的压力。而且，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出口企业的战略调整以及其应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能力还有限，贸然加快升值速度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因此，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兼顾好上述两方面。
（2）人民币升值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人民币的升值将使我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必将会受到负面影响。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继续保持出口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再加上一些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设置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滥用反倾销手段对进口实施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出口形势会变得严峻。
3升值压力下的汇制对贸易的影响
汇率变动与商品进出口密切相关，人民币升值问题一直是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而贸易条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所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把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分为对进口的影响和对出口的影响。一般意义上讲，如果本币升值，将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但本币升值后，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降低。反之，如果本币贬值，用外币表示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小，则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宏观经济学角度告诉我们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促进进口和抑制出口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人民币升值后，将会导致产品进口价格下跌和出口价格上涨，，它对出口产品的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比如说一些对出口依存度较高且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行业会面临收入下降的冲击。但一方面，海外原材料等进口价格将更便宜，我们老百姓也可以从中受益，比如说可以享受到更便宜的进口汽车和其他进口产品。
4对我国汇率政策未来走向的启示
4.1汇率政策选择
(1)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优点在于可以避免美元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汇率变动带给人民币的冲击，并且能够为日后最终的自由浮动奠定制度基础。缺点在于盯住一揽子货币的选择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汇率要根据全球市场的汇率变动进行频繁调整，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投资的进行。
(2)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为了在长期内尽快过渡到人民币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在中短期内我国应不断完善人民币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1)首先可以逐步扩大汇率的可浮动空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央行有更大的汇率预警空间,有利于实现内部平衡目标,有利于积极地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作用,逐渐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也有利于对外贸易竞争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鉴于浮动汇率面临的技术难题及入世后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应首先将目前较为“固定”的汇率制改为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即将汇率浮动设定上限和下限,并逐步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汇率的走势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将可以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央行的操作也会更加灵活，可动用各种公开市场业务工具来干预外汇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宣布升值或贬值。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关于亚洲货币合作最重要最早的构想是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构想，该构想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是目前阶段较为现实的考虑。对中国来说,推进亚洲内部的区域货币合作可促进与其他成员间的贸易进一步增长,稳定区域内货币间的汇率。
汇率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国家的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的体现，但从本质上看，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应该坚持渐进性的原则，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逐步地进行改革。就近几年的改革目标来看，我国的汇率制度还是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它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从长远来看,待到国内金融市场、金融制度，尤其是外汇市场的不断完善后，以及国内企业基本能够自由应对汇率风险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终究会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方向转变的，以渐进的方式改革，这也是保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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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存在多种机制，通常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志愿机制。其中市场机制是重要的一种，高等教育市场机制,就是利用供求、价格、竞争和风险(或利润)等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根据市场机制通过不同的资源配置内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可将高等教育外部治理机制分为五种类型，包括经费拨款市场、师资市场、生源市场、院校市场以及技术服务市场。下面具体阐述各市场如何影响大学外部治理。
（一）经费市场
根据政府经费配置是否具有竞争性，分为基本计划经费和项目经费，其中计划经费主要是指政府为高校提供的非竞争性的生均拨款，此经费主要是为了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而采取按照学生人数等进行的计划性的经费配置方式。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除了非竞争性的生均拨款等基本经费支出外，用于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以及科学研究的项目经费逐年增加。其中高校竞争性的项目经费主要是指为了实现高校的发展目标，由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或者高校非税资金安排，在高校间以竞争性和效率为标准而设定的专用经费，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教学团队、科研团队、精品课程、特色学科专业以及各种平台建设项目等。高校或个人要想申请到项目经费，必须提升自身的实力，毫无疑问，以竞争为动力机制的经费市场可以促进高校教学质量以及科研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发展。
（二）师资市场
师资是学校生存和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而高校教师是高校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实现的重要主体。一般而言，师资市场的主体主要是指师资这一人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师资市场的价格即教师的工资如一根指挥棒调节着教师和学校的双向选择行为。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师资市场中，教师的工资待遇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学校和教师双方的行为决策。对于教师而言，常在不同工资待遇供给主体中进行选择，并最终会把自身的人力资本使用权让渡给工资待遇较高的购买者，教师的这种行为正是其追求自身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目标的体现，这也正是师资市场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对于学校而言，在选择教师时，主要是以自身发展最大化为目标，具体而言，学校在师资市场中，总是会选择那些与其支付工资待遇相吻合，并且能带动学校教学、科研等进一步发展的教师。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当前好多高校为了吸引优秀教师，常在招聘简章中列出一些优惠政策或者福利待遇。
（三）生源市场
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渐扩大，学生选择高等教育的权利越来越大，他们往往会从自身家庭承受能力以及高等教育供给需求现状来主动选择进入何种类型、水平、专业的学校学习。各高校为争取生源努力从各方面提升院校吸引力，于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推动下高等教育逐渐呈现多样化，形成了高等教育生源市场。首先，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影响生源市场角度来看，我国多数高校对学生的选择主要是以高考分数为标准，因为分数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分数就如一根指挥棒影响学生对高校的选择，如各高校会根据学校自身定位确定分数线，而学生会努力达到自己理想院校的分数线，无形中分数线会促进生源素质的提高，进而影响生源市场。当然，各高校的声誉、办学规模和质量以及学校环境，教师队伍等都会对生源市场产生影响。其次，从学生的选择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角度来谈，我们知道生源是院校发展的基础和生命力，高校能否顺利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源的数量和质量，随着高等教育迈向大众化甚至普及化的发展阶段，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选择范围扩大，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时，除了考虑学校的声誉以及各种硬件环境外，更多的要考虑以后该学校该专业的就业情况，因此学生就高校专业选择的这一信号影响高等教育自身专业学科设置。
（四）院校市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高等院校数量日益增加，各高校要想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种资源的供给。由于一定时期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各高等院校必须通过竞争争取发展资源，便形成了高等教育院校市场。简言之，高等教育院校市场主要是指为了更好的发展，高校间对人力、财力、物力等有形资源以及社会声誉、制度优势等无形资源开展的竞争合作现象。首先体现在高校间财力、物力之争，目前大学物力财力资源的供给主体呈现多样化，既有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和科研经费支持，也有企业合作资金、学生家长提供的学费以及社会捐赠等等。其次体现在高校间人力资源之争，包括高校生源、师资以及学校管理者。高校间无形资源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社会声誉和制度供给竞争方面。社会声誉主要是社会对大学作出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社会声誉作为大学的无形资源，其实质也是一种无形资产，直接关系到学校的人力（主要指师资和生源）、财力和物力等资源的供给状况。因此，各大学为了自身在大学排行榜中有个显赫的位置，会努力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除了大学排行榜这种无形资源的竞争外，还涉及到政府的制度供给这种无形资源，例如，国家的““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国家及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及成果奖励、重点实验室等，这些都是作为官方认可的无形优势资源，它不但能够带来可观的经费投入，而且无形中会促使高校获得各种有形或者是无形的资源，促使这些高校更好的发展。
（五）技术服务市场
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作为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发展的信息源的重要主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当代涉及多学科的政府决策、企业技术咨询以及地方发展规划等，这些都离不开大学的咨询。目前，高校中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就是大学适应市场的体现，同时产学研合作的市场化模式又进一步推动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促进高校内部决策市场化、科学化。
二、构建高等教育外部治理市场机制的几点思考
（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在经济社会中，我们无法回避市场的重要作用，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应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历程，市场力量已经不可避免地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如高校教师在不同学校间的竞争性流动，尤其是目前高校关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方面，多是以竞争性的优惠待遇收揽人才，出现所谓的“协议工资”这样市场化工资分配方式，这些都是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竞争等手段实现师资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现。再如，生源市场上的学费变革，大致经历了从免费到收费的教育过度，且各级各类学校学费标准多样。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市场机制通过价格手段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最后，如就业市场，高校毕业生由之前的国家“统包统分”到目前的“自主择业”，这些变化同样是高校就业市场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重要作用的同时，要认识市场机制的负面影响。例如，目前在我国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开展，出现大学盲目扩招，各种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等无法满足扩招后学生的正常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在引入市场机制时，要有效利用市场的积极因素，尽量避免市场盲目性带来的消极后果。
（二）发挥市场机制
在高等教育治理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治理制度是通过吸收多元利益参与者来共同治理大学，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因此，不同于传统封闭的资源配置制度，治理制度是体现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例如，在高等教育中，学科—专业—产业链这一组织制度，就是引入市场机制的治理制度的典型代表。所谓学科—专业—产业链，简单来讲，是指高校的学科、专业为产业链中企业提供智力、技术支持,同时产业为相应的学科、专业提供资金、场地等资源支持，二者在互动合作中形成利益的共同体。学科—专业—产业链不是自发形成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合理规划、市场正确引导以及大学积极参与。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在高等教育外部治理中，要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市场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国内，胡赤弟教授对学科—专业—产业链理论的构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指出，要想使学科—专业—产业链持续地运转下去,必须依靠市场这一关键力量,利用市场可以为这一利益共同体建立起持续运转的资本运作模式，同时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为其提供不断创新的动力。因此，在构建学科—专业—产业链这一治理制度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内、外部治理市场机制的建设要相辅相成
摘要：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应积极有效地防范财政政策的风险：一是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上要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上来；二是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注意协调配合，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并处理好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1.1通过价格机制促进邮电通信经济发展
1.1.1价格机制的概念。价格机制的概念是，市场上的某一类商品在市场竞争中，其市场价格和商品供求变化形成的一种有机联系。价格机制通过市场价格来映射出供求关系，并根据价格变化对生产、流通作出合理、及时的调整，从而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是其中最为有效和敏感的调节机制，价格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活动。因此价格机制在邮电通信经济市场中具有导向作用，通过供求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制约关系，可以有效调节邮电通信经济的杠杆。
1.1.2具体实践策略
1.1.2.1通过价格机制提升质量、控制成本。对于邮电通信的经营者、生产者来说，价格机制可以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的有效工具。为了占据更高的市场经济份额，邮电通信经营者和生产者应以廉价作为自身优势，尽可能控制成本，为价格调节提供出足够的波动空间，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经营者和生产者在尽最大努力压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应当保证邮电通信服务的质量，这样才有利于邮电通信的长久发展。
1.1.2.2通过价格机制调整邮电通信生产结构。海面上细小波纹往往暗示着水下的巨大漩涡，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如此。价格上的微小波动看似平常，但是经营者和生产者不能对其掉以轻心，因为价格上的变化可以映射出整个行业的更深层次的生产结构变化趋势。对于邮电通信经营者、生产者来说，价格波动是调整生产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和生产规模的信号，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衡量邮政业务或通信产品是否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最佳参照。如果某种邮电通信产品不被受众所认可，经营者和生产者首先能够从价格变化情况中得到反馈信息，从而对邮电通信生产结构做出及时调整。
1.1.2.3通过价格机制反映邮电通信市场变化趋势。当一种邮电通信产品或业务逐渐被受众淘汰，其市场价格也会受到影响，因而不同的邮电通信产品或业务的市场价格变化可以反映出邮电通信市场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经营者和生产者开发产品和服务类型提供了有利参考。例如，过去几年固定电话市场的繁荣与当前固定电话市场的衰败就是很好的例子，邮电通信业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手机通信中，这体现了价格机制的作用。
1.2通过竞争机制促进邮电通信经济发展
1.2.1竞争机制的概念。竞争机制的概念是，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以自身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展开激烈竞争，并因此形成了经济市场的优胜劣汰。这种市场机制使市场具有一定的自净功能，从而能够保持市场良性发展。
1.2.2具体实践策略。邮电通信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是其内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经营者和生产者与其消极等待或随波逐流，不如加强自身竞争意识，牢牢把握住时代脉搏，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及时对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作出调整，适应市场规律。
1.3通过供求机制促进邮电通信经济发展
1.3.1供求机制的概念。供求机制的概念是商品供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发挥作用的现象。供求关系是市场内部矛盾的核心，会受到竞争和价格这两方面的影响，相应地，也对竞争和价格造成影响。供求关系与市场中各个环节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最直观地反映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
1.3.2具体实践策略。邮电通信领域的经营者和生产者应充分利用供求机制来合理调节生产、经营策略，抓住机遇，改变营销手段，推广新型产品和业务。没有供求关系就无法产生市场，在邮电通信经济中，当通信能力超过市场的需求，即供过于求，其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并且延缓邮电通信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应突出自身产品特色，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如果通信能力滞后于市场需求，即供小于求，其市场价格就会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控制成本，通过价格优势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邮电通信行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不能把市场供求机制简单地、人为地固定化，一定要结合所处地区实际的通信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制定自身发展战略。
2结束语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论文库）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论文库）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论文库）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论文库）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论文库）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论文库）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论文库）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论文库）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论文库）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论文库）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论文库）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论文库）府职能转变和政（论文库）府效率：包括GDP与政（论文库）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论文库）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论文库）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论文库）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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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J］.管理世界，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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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6，（1）。
【论文摘要】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是各方面经济活动主体利益关系的调节机制，是市场的棱心。本文首先对从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市场价格机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政府在价格管理上的相关建议。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宏观调控
一、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
价格形成于市场，是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作用的结果。价格在市场形成的机理及其运行就构成了市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包括供求、价格、竞争、风险四个机制，而价格机制是核心。在通常情况下，形成价格的市场是竞争性市场，市场是充分竞争的，这一市场所应具备的条件为：
一是自利原则。市场是建立在各方面自利原则的基础上的，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是由于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
二是完全信息。在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都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双方对于商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完全了解。
三是资源可以流动。各种经济资源可以任意选择，自由流动。而且生产者没有准人限制，可以自由进入或者退出某一行业。具备以上三个基本条件的市场就是充分竞争的市场。
在这一市场中，供求变动是价格变化的基本因素，价格波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市场的自我平衡机制使价格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这一市场条件下的价格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管理的。这时的价格，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调节着整个经济活动。然而，现实经济社会的市场是复杂的，充分竞争市场的条件并非完全具备。如信息的不对称、资源的不充分流动性等等因素，使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和意愿，从而背离价格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市场价格存在着缺陷。
二、市场价格机制缺陷的主耍表现
1．垄断问题
主要表现：一是法律禁止竞争者进入产生的垄断。如烟草专卖。二是专利、版权、商标权使其它竞争者无法竞争。三是自然垄断，生产要素的不可分割性。如自来水。在存在垄断的情况下，破坏了价格机制平衡配置资源的功能，会出现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状态。
2．信息不完全问题
信息不对称在不同市场上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一般来说，信息偏在卖方；而在资本市场上，则信息偏在买方。
3．市场不能解决外部效应问题
外部是指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外部效应分正负外部效应。负效应，如工厂施放的污染物，工厂虽获利了，但整个社会却为此而承担外部成本。正效应，如某企业研究发明，产生更大的效益，发明者获得一定的收益，社会则获益更大。无论是正、负外部效应，都会造成市场价格机制的失灵。
4．市场不能提供或只能少量提供公共物品问题
公共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准公共物品(如高速公路)。在这里，市场不再是竞争的，从而市场价格机制就失灵了。
5．农产品(粮食)问题
粮食生产从客观上来讲，其生产周期长，使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从主观上来讲，国家的粮食安全、脆弱的农民利益、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的弱质特性等观点和主张也使得许多国家都没有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市场。
6．生产要素问题
这里的生产要素是指工资、资本利息、土地租金及货币的价格(汇率)等，市场价格机制在这些要素市场上的作用是不充分的。如政府采取工资最低保障、市场汇率的制约等。
7．价格总水平问题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自发波动调节资源配置，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引发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进而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不稳定。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管理
(一)政府价格管理的目标
价格本质体现为价格本身属于交换的范畴，它实质上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反映着商品交换中经济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从本性上看，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它是一种激励因素，作为经济活动参与者相互沟通信息的方式而形成于市场。因此可以说，价格管理实际上就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修补，政府价格管理的目标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管理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在合理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保证价格能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动和资源稀缺程度，向社会传递正确的资源导向信号，合理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给企业以优化配置资源的压力和动力；
二是使价格的作用与国民经济的总体目标相一致，通过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矫正、弥补市场价格的缺陷，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二)政府如何实施价格管理
通过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市场经济是通过组织而达到有序的，市场经济有组织得力于一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只手却不是万能的，必须在宏观经济领域导入政府的作用，要求政府适当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
1．力口强和改善价格调控，努力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政府对于价格进行宏观调控是价格管理的主要内容，要通过建立健全价格监测、预警机制，加强价格走势的研判，正确把握经济形势，才能有效地进行价格总水平的调控，使经济良性运转。目前的价调基金制度、临时干预等措施调控还较单一，要进一步健全价格宏观调控系统，丰富调控措施和加大调控力度。
2．力口强特殊行业产品的价格管理
这里的特殊行业，是指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受到限制的领域。如自然垄断行业、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以及农业等，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行政(权力)垄断等商品也包括在内。政府要通过科学界定特殊产业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政策。一方面，把自然垄断行业中的非自然垄断业务从自然垄断业务中剥离出来，引入竞争机制，实现价格形成市场化。另一方面，对于纯自然垄断业务及行政垄断行业则通过建立成本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效率，有效发挥优化配置作用来推动产业发展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3_加强价格法制建设，进一步提高价格管理水平政府定价实际上是以行政指令代替市场规则，政府制定的价格尤如看不见的另一只手，作用市场的效果更大。因而，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法律规范是必要的，要以程序的规范来保证定价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价格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要求，建立一系列相应的成本监审、价格听证、专家咨询、集体和定期审价等制度，使政府价格行为向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不断迈进。
4．正确履行在价格管理中的职能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需要进一步搞活市场，放开价格。但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不需要管理，而放任自流。现代市场经济是有限自由的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还存在着“垄断失灵”、“外部性失灵”、“公共性失灵”、“宏观性失灵”等缺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在现代市场经济领域的定位就是要履行“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的职能。
(1)定规则。政府要为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定制度框架。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框架，政府要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宏观调控措施、注重在实践中不断加强立法及相应法规规章和工作制度的制定，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使市场价格机制有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