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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理性预期；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9－03
源自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使得人们对经济政策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无效论似乎不再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青睐，从美国到西欧、日本、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全方位干预和救市似乎不约而同。凯恩斯主义者似乎看到了新的曙光，政府干预经济似乎理所应当，而主张自由市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陷入了困境。基于此，重新审视、研究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影响是有必要的。
宏观经济实际上是由所有单个的市场主体的行为组成的，宏观的经济政策要产生效果最终必须落脚于各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消费者和厂商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一种产品或服务时会考虑这种产品或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在没有使用这种产品或服务之前，这种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投资时会对未来的回报率做一个预期，厂商在决定是否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会对市场容量也就是需求以及同行供给能力做预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决定了总供给，而消费和投资总是离不开预期，因此，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必须考察预期，要研究最终作用于所有单个的、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考察预期。
无论是凯恩斯本人，还是后来的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尽管分析的角度、研究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是，他们都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序言中说：“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实际上，凯恩斯的整个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建立在长期预期不稳定基础之上的，这在《通论》中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考察预期，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模型――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对当前价格的预期取决于上期的预期价格以及上期价格预期的误差，并且随着人们经验的积累这个误差对预测效果影响力将不断缩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卢卡斯发展了穆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他提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模型――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成功的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供给、价格、就业以及公众对于以上各种因素的预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尽管该模型未能穷尽一切因素，但是在目前，它可以说是一个囊括预期的最先进的综合性宏观经济模型，是分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模型。因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理性预期模型。
令y、g、m、p、u、v、y、g、m、p、y分别表示实际产出、政府支出、货币供给量、价格、误差项、实际产出的预期值、政府支出预期值、货币供给量预期值、价格预期值、潜在产出，a、b、c皆为参数。假定奥肯定率确实存在，假设向右下方弯曲的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或失业率与价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如下，我们将得到：
y=a*g+b*m+u（1）
ye=a*g+b*m（2）
y-y=c（p-p）+v（3）
y-y=a（g-g）+b（m-m）+u（4）
y-y=c（p-p）+v（5）
y-y=a（g-g）+b（m-m）+u（6）
式子（4）是有（1）（2）得到，式子（3）是该推导过程的关键，它的成立依赖于奥肯定率和菲利普斯曲线，又称为意外供给函数，综合（3）（4）（5）就得到了所需要的模型（6）。理性预期学派根据式子（6）认为，只要公众能够预测到政府的政策，那么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就仅仅取决于误差项，也就是说，政策将是无效的。同时，理性预期学派又认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利用并处理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无论是自己研究分析还是借助于人和专业机构的力量，公众总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合乎理性的预期，而且由于公众都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这种预测误差将会不断缩小。总之，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的模型推导近乎是完美的，然而，根据该模型得出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观点却是值得推敲的。我们首先来看（3）式，尽管奥肯定率的确存在，但在不同的时期产出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不是稳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函数关系具有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至于包含了预期的失业率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早已证明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移动的。我们再来看（5）式，产出与价格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产出与价格可能是正向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产出大量增加物价也随之上涨；也可能是负相关系，如滞涨。综上所述，式（6）的左端必定是不稳定的，甚至具有随机游走的特点；而式（6）右端政府的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将是稳定的，因为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为了使得政策能够有效必须树立政策的权威性，而且制定政策需要一个过程，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政策也不会朝令夕改。那么，在公众能够准确预测到政策的情况下，误差项必定具有较大方差。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那么，这个较大的误差项必然会影响公众的预期，为了避免风险而采取的理将会使得这种行为本身变的反而不理性，本来理性的预期由于一个较大风险的存在可能变的反而非理性。同时，又存在一部分风险偏好者，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预期，最初的理性预期也变的不再理性。这样公众对于政府政策就不再存在一致的预期，分歧的存在使得公众对于政府政策的预期更加混乱，无法再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无效。
上文已经证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然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收到理想效果，以调节总需求为主要手段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有利还是有害却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政府与公众的一种博弈，政府会考虑公众对于某种政策的反应，公众则会考虑政府更倾向于哪种政策。此博弈可以简单的表示如表（一）。
假设经济目前正处于过热状态，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往往偏向于实施紧缩性政策，公众可以接受或抵制。如果公众接受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C，D），如果公众抵制该项经济政策博弈结果将是（E，F）。政府为了使得经济政策产生理想的效果必将对公众的态度进行预测，假设政府认为公众接受该项紧缩性政策的可能性为a,则为了使得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然而，公众也会预期到政府会对其接受该政策的概率做预测，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公众会刻意展示一个似乎是较低的a。反之，公众也会对政府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政府亦会预期到公众对它实行紧缩性政策的概率进行预测，因而会尽量展示一个较低的不紧缩概率值b。然而，这种博弈进行下去往往会得到一种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果，每一方都希望获得最大收益可最终收益往往并不是最大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使得政府制定的政策无法实现最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博弈的结果将是满足（7）（8）两式的概率值a和b。
a*B+（1-a）*F=a*D+（1-a）*H（7） b*A+（1-b）*C=b*E+（1-b）*G （8）
在决定这个紧缩性政策是否实行的博弈过程中，要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实行紧缩性政策，公众接受该政策必须满足C>G、D>B。然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使得公众和政府对a、b进行预测，加之所有的博弈结果也只是出于预测，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预测和感觉，这一切使得博弈的结果最终很难达到整体最优。
正是理性预期的存在使得最终的政策结果不再理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要么加剧了经济的波动。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之所以制定该政策是因为已经出现了该政策能够起作用的情况，然而当该政策付诸实施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了，不断的博弈更是放大了政策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实施一项宏观经济政策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本文仅以政府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例加以分析，至于紧缩性政策的分析过程也是类似的，文中不再赘述。如图（一）。
假设经济的初始状态位于A点，初试的总需求曲线为AD1，总供给曲线为AS1，产出为Y*,价格为P*。当政府实行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总需求曲线移动到AD2，此时总供给曲线将如何调整呢？由于公众能够预期到总需求的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他们必将调整总供给，但由于菜单成本和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即使公众（消费者和厂商）预期到了总需求的变动使得价格上涨也不能立即调整到AS3，可能会调整到AS2，此时实现了产出的增长并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公众最终会将总供给曲线调整到AS3，此时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再实现产出的增长，反而带来了较高的通胀率。总供给曲线的调整是否会到AS3就停止呢？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为了避免风险、减少损失，公众的理性预期会变的非理性，总供给曲线的调整完全可能超过AS3到达AS4，此时产出减少的同时物价上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滞涨”。当然，如果公众预期经济将继续稳定增长，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消费者就敢于借贷消费，厂商就敢于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产品供给也会增加，总供给曲线由AS1向AS5方向移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稳定以及几次顺利的经济“软着陆”使得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这些成为近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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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XUE Wen-tao
(Graduate Student Collge,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1、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它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供给管理：供给学派理论的核心是把注意力从需求转向供给，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
3、国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是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现实中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着日益密切的往来与相互影响。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会期间表示，要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经济衰退。为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都竭尽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稳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中国自不例外，当全球经济越来越难以承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之时，中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这将有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中国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这一转变受到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欢迎。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兴建铁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灾区重建、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在货币政策方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在全球协调一致地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还将会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实体经济的走向等因素适时、适度地调整利率，向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还会配合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地放贷，缓解信用紧缩的局面。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的确提振了市场的信心，在全球经济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希望。
实际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从紧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国内流动性过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严格控制信贷的增长。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中小企业的经营逐步捉襟见肘，出口面临较大的压力。为此，早在年初，面对出口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财政部就开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就采取了财政贴息、奖励和放松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信贷额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要“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和防通货膨胀）。这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就开始出现了转向。
2008年7月后，随着“两房”危机的加剧，金融危机迅速恶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让全球金融市场为之结舌，投资者恐慌情绪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的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就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了除工农中建交、邮政储蓄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1个百分点。10月8日，又与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协调一致地降低了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10月29日，中国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三次调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银行创纪录地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1.08个百分点，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及邮储银行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其余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为了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央行票据的发行频率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在信贷增长率趋缓、通胀压力在短期内基本消除的有利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还取消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窗口指导，不仅如此，监管当局鼓励商业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增加放贷。
总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早已在酝酿和实施之中了。
形势变化使然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
在国际环境方面，国际金融局势动荡加剧，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给实体经济的沉重打击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7月后，爆发于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急转直下，美国金融机构频频告急，逼迫美国政府注资的注资、国有化的国有化、破产的破产。到了9月底，次贷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次贷危机，而是演变成了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许多货币汇率大幅贬值，股票市场大幅下挫（冰岛的股票价格指数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同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渐吃紧，信贷条件更趋紧缩，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动摇，乃至一些银行门口排起了挤兑的长龙。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机数十年所少见，迫使美国、英国、欧盟各国等过去信奉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地施以援手。
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它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突出，美国在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0.3%，失业率继续攀升，有预测，到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业设备利用率和居民消费不断下滑，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增长。欧洲也已陷入了技术性的衰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在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5%，欧洲的消费增长率也在不断下降，尽管受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约束，欧洲的失业率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上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欧洲经济的灵活性相对较低，应对危机冲击的自我调节功能相对较弱，这意味着，欧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结果，使得金融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质。为了应对危机，也需要国际的通力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理应担当起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相应的援助，帮助它们尽早地摆脱了金融危机，重新步入了快速发展与增长的轨道。在当今中国经济和金融更广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体系之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而且对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中央银行协调行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必要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货币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行动；数额庞大的公共支出计划也无不如此。正因为如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也才会受到那些深陷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拨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欢迎。
更何况，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都在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金融体系出现了大问题都会很快地传染到其它相关国家，真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9%之后，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并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中国仍会保持全球最高增长率的纪录，但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给中国的就业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过去一直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现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关门歇业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乃至过去从农村析出的剩余劳动力不得不重返内地，火车站人流如织，这一状况是改革开放以来见所未见的。各类产品价格的大幅下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和非意愿存货的大幅上升，使得企业家的悲观情绪不断滋生、蔓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也相应大幅下泻。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只有8.2%，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企业部门状况的恶化，信用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迫使银行金融机构开始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有信贷扩张冲动的银行机构，现在也具有较强的惜贷趋向了，结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银行信贷增长率都呈明显下降之势。总之，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周期性的调整，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国内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逐步丧失，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形势变得日渐严峻。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是国内经济增长的要求，也是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使然。
调整总体有益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稳定国内经济无疑是有益的。当私人部门的信心减弱、出现了强烈的流动性偏好和对中长期投资的恐惧之时，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会直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扩大就业，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据估计，4万亿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另据中信证券的研究，这一规模的支出可以拉动1.9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关企业应对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不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维持适度的劳动力需求，减缓失业的蔓延。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扩大了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还降低了企业的财务费用和居民的借贷成本，这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调存款准备金比率就为金融机构释放了数千亿元的流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自由度。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调整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在市场依然动荡的环境下，国内的投资者重拾信心，实属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功。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府扩大公共工程的投资，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政策组合，让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在经历了三年左右的调整后，迎来了持续七年左右的高增长。面对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在过去应对外部冲击的经验之上，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将是有益的贡献。虽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加快了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性调整的速度，也加剧了中国经济调整的幅度，使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面临了较大的考验，但是，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仍将保持全球经济最高增长率的纪录。这正是当全球经济不振之时，许多国际大金融机构依然看好未来一段时间投资的中国机会的重要原因。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讲到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现在已经大致敲定，那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想说的是，稳健加积极，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样一种积极，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具有导向性的概念。最困难的事情，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要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下，如何把政策的内容进一步夯实，进一步细化。
所以，即便考虑201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相信一条，就是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会和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不同。所以，在当前这个时候，在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之下，那些细微的调整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特别去琢磨的。
所以一方面要触动深层次改革，另一方面要更加务实、更加审慎，可能在2011年表现得极其突出。比如大家都知道扩张性财政政策两个线索，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税。增支加减税几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这两个线索可以演绎出若干个具体内容，大家关注的时候，可能并不仅仅关注增值减税之后的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特别明确地把握这个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但是我说，不要只盯着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2009年的时候，财政赤字是9500亿，今年财政赤字是10500亿，2011年财政赤字究竟是多大，大家自然很关注。
当前社会上关于减税这样一个呼声是非常强烈的，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家肯定寄希望于进一步减税。而请大家注意一下，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相关部门使用的口径是迥然相异的。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会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是19%多一点，财政部讲宏观税负水平的时候，会说20%多一点。换一个地方，比如到了其他部门，可能会说30%多一些。
很多人会不理解，减税所面对的主要是宏观税负水平，而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人眼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当税务部门说宏观税负水平有多少的时候，它的分母是GDP，但是分子使用的是税收收入这样一个统计口径。当财政部说宏观税负有多少的时候，分母虽然仍然是GDP，但是他所说的就是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了。换其他部门，就会在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的加法，比如说各种政府性基金的收入要加进来，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要加进来，社会保障缴费的收入要加进来，一些已经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要加进来，这七加八加，分母虽然没变，但是分子的数额是在增加的。所以，当你看到这样一种政府收入结构的时候，减税就有了颇多的讲究。比如说，可以在维持其他政府收入项目不变的条件下去单独地实施减税，但是总额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可能表现为增税，比如环保税可能有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政府收入项目会减下去。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切实抓好节能减排，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会议提出了六项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2月10日晚，为加强流动性管理，适度调控货币信贷投放，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2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上调大约能回收流动性约3500亿一4000亿元，但市场流动性依然过剩，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存在。
12月11日上午，1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一是工业生产平稳增长。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比10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二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10698亿元，同比增长24.9％，比1―10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三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增长。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11亿元，同比增长18.7％，比10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四是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上涨。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
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内外发展环境日渐复杂，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一是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受次贷危机重创之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曲折。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消费持续疲软，经济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虽增长较快，但经济泡沫化加剧，同时通胀压力普遍存在。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影响全球经济，美国银行抵押贷款债券回购压力依然存在。
日本和美国等重新转向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进而可能会加剧我国通货膨胀。在弱势美元政策带动下，各国纷纷干预外汇市场，贸易保护主义有继续强化趋势，货币战乃至贸易战风险加大。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一些国家采用加息政策，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
二是近两年通货膨胀预期凸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普遍认为，当前通货膨胀预期及通货膨胀压力主要由流动性冲击、货币信贷存量激增、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涨、房地产价格呈现泡沫化、输入型通胀压力以及偶发性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具有相互推动作用。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投资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使其扩大投资实现保值，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进而通过成本渠道影响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而消费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又加强了投资者的通货膨胀预期。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会降低当前储蓄增加消费，消费需求的冲击引起物价上行。物价的上行反过来又会加深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
三是明年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一方面，财政收入形势不容乐观。今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两个原因：进口大幅增长和汽车销售快速增长。这两者带来了进口环节税收、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的大幅增长，明年可能难以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局面。同时，多方面因素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包括：受通货膨胀、汇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企业利润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房市、车市将呈现降温态势；国家将实施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国家将实施个人所得税的减税计划。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依然较大。基础建设方面需要较大的投资规模，包括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建设，支持受灾地区恢复重建，继续完成在建项目等。而且明年一些国家经济工作重点将需要加大财政投入。主要有：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推进教育和医药卫生体制、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推进发展现代农业，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等。
四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困难重重。从国内看，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当前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任务繁重。贸易顺差、社会发展滞后等这些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依然存在。
宏观经济政策预测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预计在操作层面会有一定的调整。考虑到明年政府的税收优惠减少以及刺激性开支减少，预计财政扩张的力度将减弱。财政支持政策将主要集中于消费、节能环保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明年可能出现明显分化，其中农业、水利、保障性住房、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可能较快，而钢铁、水泥及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增速可能趋缓。对于稳定农产品价格，未来政府或将出台更多稳定价格的措施，例如提高对农民的补贴等。
就货币政策而言，考虑到政府对当前日益加剧的通胀压力的担忧，明年将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管理将是控制通胀的关键。对于备受关注的加息问题，随着年终的临近，年内再次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明年继续加息的可能性很大。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会继续上调以收缩流动性，同时信贷投放增速将放缓。由于需要稳健货币政策来保证明年经济的平稳增长的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将保持满足经济目标所需要的速度。
明年宏观经济走向
2011年GDP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的特征，预计全年增速将超9％。投资、出口小幅回落，而消费则稳中趋旺。
2007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和扩大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运行新的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巩固、完善、加强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大力推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以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为重要抓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质量效益提高。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一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积极推动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推进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落实和完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支持中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产业转移。
第一，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变化和深入发展，如此严峻而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必将严重拖累已经极大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其影响范围还在扩展。鉴于外需市场趋冷、内需仍旧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中国经济很可能由此而进入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期。换言之，中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第二，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区间。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全球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欧美经济短期内难以走出持续震荡的局面，但从根本上说来，它绝非无药可医、无路可走。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持续拖累，但从总体上看来，这种不利影响的程度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
第三，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主要源于大量非常规刺激措施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有所不同，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既有通货膨胀因素的拉动，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这两种因素分别形成的对于物价上涨的拉力和推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从长期看，它们都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高位运行。更严峻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物价上涨一旦与以收入分配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用总理（2011）的话讲，将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从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大计出发，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物价上涨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第四，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在当前的中国，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鉴于导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之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结构不平衡的“软肋”，而无论就全球经济而言，还是就中国经济来说，结构问题的解决都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故而，身处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以及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内部压力，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两大目标之间，我们将面临两难选择。
由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便在名义上仍旧维持“积极加稳健”相搭配的格局，并且，操用的是“继续实施”的字面表述，相对于以往，特别是2011年，其实际内容也应当且必须做出相当的调整。这种调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似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不应也不宜于反应过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