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6 2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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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法治化的建设上都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相对应的问题和不足也不容忽视。建国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本着国家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精神、在民族办学、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全区少数民族在校生小学、初中、高中和普通高校分别占全区在校生总人数的22．8%、24．5%、27．5%和26．8%。全区31所普通高校中有16所开办民族语言授课专业，在校学生1．9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学研究生1760人。的民族教育现也已建立起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层次较完备的具有本民族和地区特色的办学体系。
相应发展的民族教育法制建设也逐步推进。在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自治区着手制定了《蒙古语文工作条例》，第十二条专门规定:“蒙古族人口较多的盟市，应当兴办蒙古语言文字授课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通辽市、锡林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呼伦贝尔市、乌海市、巴彦淖尔市等城市都制定出台了蒙古语言文字政策法规。2003年7月，自治区财政厅、教育厅下发了《关于印发〈民族中小学助学金暂行办法〉的通知》，在教材建设方面，制定印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阶段蒙古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到目前，国家和我区尚无一部民族教育的专门法律，民族教育法制建设还没有形成体系，民族教育法制建设的环境尚不成熟，这严重滞后于自治区民族教育发展的现状。2005年，自治区民族教育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显示，在执法过程中我区的民族教育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例如:
1．优先发展民族教育的法律方针落实不足。全区虽有37%的旗县设立了公用经费，但标准很低，甚至为数不少的民族学校的公用经费居然为零，这给民族学校办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2．蒙古语文教材建设问题很多，民族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多数蒙古文教材源于翻译，单调、来源少、渠道窄，难以保证教学质量。许多地区缺少外语、计算机、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的专业教师。师资严重不足。
3．民族语言授课学生就业难、生源下滑。作为三语教学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民族教育存在高考录取率偏低，民族教育的发展前途正在被质疑，阻碍了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民族文化的传承。
二、积极推进民族教育从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式发展
分析内蒙古民族教育法治化进程的实践不难发现，民族教育的法制、法规的体系和依法治教的能力存在着双方面的发展滞后。放大到国家范围而言，民族教育法治化也是近现代的产物，如何立足我国民族地方的情况，建构起一套适应我国民族教育快速健康发展的民族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并且在实际操作中贯彻好这些法律制度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就这个问题，本人有一些粗浅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从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上来说，要做到我国各地、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需要从当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制定了套有关民族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针对问题就要相应解决，调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力量，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为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献计献策，争取早日形成一套从中央到民族地方的完备的民族教育法制体系。
刘勰的《原道》篇对“文”的形成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及教育有很好的启示性。《原道》开篇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也就是说，“文”的形成来源于山川、地貌、日月等天地自然系统，这些是文形成的基础。那么，为什么说这些自然之物是“文”的基础呢?原因在于人类产生以后，在与周围环境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这些相对外在于己的各种自然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在大脑中形成了对这些环境的最初“印象”，并且不断对这些“印象”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于是有了“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的结果。由此出发，我们在进行少数民族教育实践的过程中，不应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中“道”的成分，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先天而在的“万品”，如“云霞、草木、泉石”等，这些自然存在之物是以“自然之道”的形式存在，是天地系统本身及存在方式;第二层是“道”为人对天地系统及存在方式的反映，即“心生则言立，言立则文明”的“文生之道”;第三层是“道”的意义层面，指的是人类在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过程中形成的“体验或意义”，这是“道”的本体。这三层含义是我们在认识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应该具有的整体观念。
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第二层含义上，即在讨论少数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关系上，只注重有形的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的结合，而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自然之道”和“意义之道”。因此，在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我们应还原文化形成的“本原之道”。正如谢松龄先生所说的，“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意显现为象，象著明为言的过程。……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他们的创造历程，都是意象言;在此，意是体，象、言是用。———人类总是先有了某种体验，或某种意，才去创造表达无形的意(体验)的、有形的象和言，使意(体验)得以显现。象、言是显现意体之用。”［3］此外，在注重文化的“意”体的同时，理应考虑“意”形成的条件即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其自然环境中所蕴涵的各种关系。总之，少数民族文化由自然、社会、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存在系统，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要与文化整体发生共生关系，在发挥少数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少数民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要关注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过程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习俗、制度、艺术”等等文化表象，更应关注文化表象背后的意义体验或心理关怀。
二、民族教育的“符号系统”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在与天地万物并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以其超强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文化”而展开，这种“文化”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描述为是符号的动物，人借助于各种符号与外界环境发生联系。换句话说，人创造了符号或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符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过程以符号为纽带而展开，符号成了教育活动的重要媒介。卡西尔认为，符号是人的本性的提示，人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展开其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形成了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等等符号系统，不同的符号系统反映了人类对特定发展阶段中周围世界的“解释”，是其“体验或意义”的外化。因此，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探求人类生活形式的“根源”必须从符号(文化)入手。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支撑。不同的符号系统，需要作为教育主体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加以理解，只有符合特定符号系统运行的方式来实施教育，才可能发挥出教育对符号系统的功效。
卡西尔在《人论》中提出，“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承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持批判的态度，而批判其这一观点的最好的武器也是卡西尔本人的“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符号理论”。虽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文化所给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物质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极大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变成符号的“权威”，可以凌驾于所有的“符号系统”之上。从人类社会纵向发展来看，符号系统可能会发生不断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号系统的唯一性，仅仅可能的是新的符号系统与人们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联系得更紧密。但从人类社会生活横向来看，人类生活的展开离不开多种符号系统的参与，不同符号系统或不同符号系统组成的符号系统整体才能诠释人类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整体”。因此，少数民族教育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文化的系统性，而不仅仅将教育局限于文化系统中的某一方面。可以这么说，文化系统决定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
三、民族教育特征之分析
从上述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之“道”和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教育处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宗教、民俗、生产劳动、语言、服饰、建筑等等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文化系统整体地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呈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且，少数民族文化系统在整体地影响少数民族教育的同时，文化系统中的每一子系统也从特定方面影响着少数民族教育，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教育在具有民族文化特征之外，又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
(一)少数民族教育类型的多样性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教育存在，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从广义来讲，应该囊括人类的一切教育实践活动［4］，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用［5］。可以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教育形式或教育实践活动，它们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重要的影响作用。同理，少数民族教育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和各种不同的社会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宗教活动教育、礼俗活动教育等等。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不同的教育类型中，获得适应少数民族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种思想、知识、能力，积极投入改造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活中。
(二)少数民族教育价值的双重性少数民族地区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地区的良好发展。因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要加快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提高本民族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所以，少数民族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价值选择的两重性，少数民族价值取向必须统一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来说同样重要，作为生存保障的经济发展来说，给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是必须的，而从民族文化角度来说，代表一个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民族发展的重任。为此，少数民族教育价值取向理应关注这两个方面。
(三)少数民族教育功能的多元性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是由不同的活动构成的，这些不同的活动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等。作为不同类型的教育实践活动，也以不同的形式发挥其功能，有效地促进构成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同时少数民族教育的功能具有综合性，其对民族社会整体的推进不是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各自单一发展后的累加，而是一个统一融合三者的过程，也就是民族社会整体发展与各子系统并非表现为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并且少数民族教育对政治、经济、文化每一子系统的发展作用，又是以少数民族教育促进这一子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次子系统的整体发展为前提。因此，少数民族教育的功能非为单元，而是多维统筹的，它从多方面、多层次展示了教育的多功能性。
（一）教育观念陈旧，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从家长方面看，很多少数民族家长对孩子多采取“怀柔”政策，对孩子的学习要求不十分严格。一部分家长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对教育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送孩子上学的主要目的是取得一张毕业证书，而对于教育本身并非真正感兴趣。从学生方面看，学生的学习兴趣较低，主动学习欲望不强，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每天要完成学习任务更要分担家庭劳动甚至利用课余时间赚钱减轻家庭负担，这样就使本来学习兴趣就不浓的学生分散了自身的学习精力，耽误了学习时间。毫无疑问，师资队伍建设是办学条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疆的教师队伍分布不均衡，南疆等偏远地区跟北疆和东疆及一些中型城市相比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难以吸引优秀教师，留下教学人才，从而导致师资严重匮乏。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实际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造成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学质量长期偏低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二）强烈的民族意识影响新疆的少数民族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艰苦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使少数民族在严酷的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产生了对本民族的很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就可能不利于接受新事物；不利于与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学习；不利于吸收发达地区先进的东西，克服自身不足；更不利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最终成为民族进步和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师生语言成为瓶颈少数民族民语教师自身的汉语表达能力差，水平低，无法教出高质量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依然是少数民族教师的一块短板，因为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差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其自身知识面的拓宽、知识更新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生汉语起步较晚，特别是南疆的学生，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他们对课本知识的学习而且影响他们进入更高的学府接受更好的学习。少数民族学生家长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并且不具备较高的汉语水平，因此没有给学生营造一个汉语氛围，也没有给孩子灌输学习汉语，接受先进知识的必要性的意识。因此双语教学在新疆实施了多年，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与城市差距大，缺乏语言环境仍使得学生学习汉语吃力，造成了课程学习的障碍。
二、对提高新疆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几点建议
少数民族教育在新疆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加快新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整个新疆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坚持立足新疆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教育投入上，虽然新疆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满足不了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中央财政每年拨给民族教育的专项经费，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专项下拨，专款专用，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此外，要积极改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集中资金，大力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①，切实解决少数民族教育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解决交通车，寄宿制学校等最迫切问题。
（二）增强新疆教师队伍的建设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教师素质。名师出高徒，只有建立我国新时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一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英才。因此要对基础教育的民语学校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定期检查和督导，特别是课堂的教学质量。以培训和检查、督导、业务考核等多管齐下的方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从而提高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
（三）深化汉语教学改革，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授母语文的双语教学模式，推进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的方案。要求少数民族学生高中毕业达到“民汉兼通”的目标。对少数民族教师HSK的汉语水平应要求在八级以上作为上讲台的硬性条件。实践证明，汉语教学对少数民族师生汉语水平都有不小的提高，同时又有利于少数民族教学质量的提高。“民汉兼通，汉语授课”是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的关键，是少数民族教育改革的核心。因此提高少数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使其在课堂中熟练使用汉语，能为学生营造汉语的课堂环境和氛围，有助于学生汉语水平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新疆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
一、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断裂现象分析
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断裂现象并不是自然、经济、文化中的某一类资源能够为教育活动制造不延续性，而是指以上三类生态资源与教育活动之间没有确立一种联动共生的关系，由此为少数民族教育带来了发展障碍。首先，根据对少数民族教育的自然生态关联性分析，应认识到自然地理条件作为原初性的“随境式”教育环境对学习者的支配，因此“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自然生态范式的断裂指向少数民族地区自生性共生教育的失落”，即教育空间与教育形态的分离。瑞士著名教育学家皮亚杰认为，所有的学校教育活动都是基础教育形态的变种，如回族学校教育形态即是由田间教育、回坊教育、经堂教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在回族古代田野教育过渡到现当代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变化的不仅仅是形态，还有空间。由于少数民族生态教育空间向社群教育空间的变化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得教育形态创造大过一切，主要表现为对汉族教育形态的模仿，例如实施科研网拓展工程；进行国家、地方、校本课程的三级管理；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教育资源开发战略等等。工具性知识教育极大压缩了价值性知识教育的生存空间，在促使少数民族神学思维解体的同时放弃了生态环境对教育受众的自主化行为塑造，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其次，在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经济发展的生态关联性中，我们区分了经济类型与生计方式的不同影响机制，由于决定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框架的经济类型具有较长历史时期的稳定性，因此探讨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经济类型的关联性必须以整块历史时期为参照系，不符合当下教育活动的改进需要，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生计方式入手考察少数民族教育中知识控制与社会劳动分工的脱节。我国民族教育学家林耀华先生曾指出，如果将少数民族家庭的社会劳动看作一种教育，“那么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的、直观的、奠基性的教育”，将其与统一性的、体系化的、课题化的当代教育模式接轨决不能照搬汉族学校教育惯常的“知识控制”手段。“知识控制”是指学校教育将社会生产中的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主流经济主张进行理论化，通过学校教育增强其知识价值的普适性，这里面几乎不涉及少数民族纺织、酿酒、栽培等传统经济知识，或者仅仅是将它们停留在认知层面，对于如何进行传统经济资源的改造利用使其成为社会共有资源往往被教育忽略了。再次，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是作为“历时态”还是“共时态”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的区别，仅就结果而言，前者（历时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社会大众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濒危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生态链的断裂等同，其中的误区在于人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濒危是教育自身的传承机制出了问题，实质上却不然。英国著名生态学家、教育学家埃里克阿什比曾说，传统文化的社会沿袭依赖教育的传播与借用，但对传统文化的主体接纳却不是简单的教育接触能够解决。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德育教育的“礼”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大多进行了变形，不再纯粹是孔孟儒家学说中的交际礼仪，而是用来强化少数民族个体或部落的“集体协作能力”。因此看起来是教育在选择文化，其实是文化在选择教育，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文化生态的断裂现象表面上是学校教育忽略了民族文化传承，实质上却是文化教育与接受主体的衔接出现了障碍。
二、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链接途径
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生态链接是通过修复少数民族教育与自然、经济、文化之间的联动关系，维系少数民族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首先，少数民族自然生态教育空间向社群教育空间的演变促使工具性知识大大压缩了价值性知识的比例，削弱了生态环境对教育受众的自主化行为塑造。因此，重建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与自然生态的链接需要“从共生的角度解决教育空间与教育形态的分离”。尽管随着时展，少数民族自然崇拜让位于科技、工具理性毋庸置疑，但塑造两者的对立并不利于少数民族价值性知识的合理组织，须知在我国五四时期最为崇尚西学的年代也没有完全以科学知识代替“四书五经”，而是将它们置入“释典礼”、“成人礼”、“开学礼”等教育环节，培养学生的行为礼仪规范及治学精神。因此我国少数民族维持学校工具性知识教育与价值性知识教育的平衡需要在对现代教育思潮的适应中融入“民族教育”关于自然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或人文意蕴等方面的价值尺度，例如塔塔尔族的学位授予仪式是在田野上举行的，要求学生亲自杀猪、犁地来作为学生生涯的结束，此类自然仪式体例即是对少数民族自然生态教育空间的保留，促使教育的最终目的指向受教育者应该承担的个体责任，工具性知识与价值性知识得以衔接。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经济生态链接同样要求学校教育提升少数民族传统经济资源的价值普适性，而不是仅仅将它们作为认知性成果给予呈现。少数民族教育活动中的知识控制现象主要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传统劳动技术的史料性介绍，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建设的应用性需要。对此，“任何少数民族都创造、发明过自己的科学”，例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傣族的水利灌溉“分水器”，这些曾经在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过的传统科学技术怎么才能摆脱“历史文献”整理的范畴，使其与当代自然科学教育、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充分结合呢。笔者认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本身便具有文科与理科的综合，例如云南少数民族旅游经济，如果纳西族传统城镇设计、哈尼族的传统梯田技术没有融合在少数民族旅游景点之中，那么少数民族旅游经济便失去了独有的魅力，因此少数民族教育活动完全可以通过综合性课程设置“促使历史经济遗迹与当下社会发展的经济价值保持一致”，而不是将它们隔离划分，这样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对传统经济技术的保护、传承与开发责任。少数民族教育活动的文化生态链接也是如此，需要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建立“共时态”的联动机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文化“位育”理论认为，文化起到了将生物人与社会人结合的作用，学校教育培养的即是社会人，文化与教育的“共时态”关系旨在“致中和”，人无法放弃对自身生命的关注，“文化”辅助教育活动协调人性与社会性的冲突，笔者提倡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生态链接采用“多种族文化教育”策略而非“多元文化教育”策略。当代教育所提倡的“多元文化教育”是个模糊概念，虽然它具备文化统整、降低偏见、平等团结等开放性教育框架，但其提供给少数民族学生的价值判断却并不明确。以纳西族多元文化教育为例，纳西族学校教育通过增能校园文化来打造少数民族学生的社会公民身份，从而实现文化兼容的教育目标。然而文化生态链接并不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多元文化教育策略是“舍一体而倡多元”，此种教育主张抑制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在动机，暗含着传统民族文化生态断裂的危险。因此，笔者提倡以“多种族文化教育”取代“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文化的兼容并蓄，而是直面“教育如何解决传统文化取舍与现代文化迎拒的矛盾问题”。多种族文化教育是区别了民族性的文化教育，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同时也尊重文化价值判断的主体对象，使得学生文化吸收具备自身民族性的“主体立场”，提升学生主动选择文化生活的可能性而不是无止境地进行泛文化输入，更容易被少数民族学生所接受。
作者：龙雪津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学院广西广播电视大学
1.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外流失严重学生和教师是学校教育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资源，尤其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但，近年来，这种优势的教育资源在民族地区却在不断严重地流失着。其中原因有多方面。总的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必然的社会现象。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大量的人口从落后边远的山区或农村迁徙到中东部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这成为中国当下不可逆转的人口流动大潮。具体到当下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流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可以进一步列举为三点：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尤其优质的教育资源——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都集中在中东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导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根本性提高，从而引起学生家长失去对学校的信任。其结果必然是，只要家庭条件稍好的家庭，他们都愿意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到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中东部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学校就读；第二，民族地区学校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与中东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学校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一些民族地区乡镇学校教师的工资还时常有被拖欠的现象，民族地区教师工作积极性因此遭受严重打击。工作环境等的不如人意，迫使部分民族地区教师做出新的选择，他们不得不到更有发展前途的中东部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寻找机会；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发展，部分民族教育教师受市场功利化的影响，民族教育责任意识逐渐淡化，他们中一些人不再愿意承担自己的民族教育历史责任，彻底抛弃了“当老师的行当”。人口的自由流动本来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前面所提到的“人口流动”绝对谈不上是社会进步发展的表现；相反，它是社会不公——具体表现为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所产生的不良现象；任其发展，毫无疑问，会给本已脆弱的中国民族教育带来致命的打击。
2．教育考核评价标准单一带来的被动局面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经济欠佳的后发展状态。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大多地处偏僻落后的地域环境。尤其民族地区的儿童少年很难获取应该的学习资料、信息，他们大多知识量少，视野狭窄。由于长期居住在边远落后的山区，少数民族的小孩在入学初期一般都不太通晓汉语普通话。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聚集的民族地区中小学校，教师为了照顾学生的学习，只好使用当地的民族语言进行授课。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校教师已经可以使用“双语”进行教学。不过，对于本来就存在“文化隔阂”的少数民族儿童少年来说，要他们完全掌握“老师的语言”已经非常困难，但他们还是被要求跟全国同龄的中小学生一样都要学习英语，以及学校所开设的规定使用全国统编汉语教材教学的各门功课；更困难的是，他们还要跟全国同龄的中小学生一样，都要使用“同一张标准化考试试卷”……简之，跟一般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障碍性客观上是多了几层，而语言思维的障碍恐怕就是其中一关。在全球化、现代化已席卷每一个角落的当下时代，少数民族学生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他们必须尽可能地接触和学习更多的现代技术文化知识，尤其要适应和通过现行的各种考试和选拨（而这些考试与选拨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多少有不公平的地方——是起点上的不公平）。因此，很多就读于基础教育或者中等教育阶段的少数民族学生，只能忍痛割爱，选择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随之对本民族的文化也就弃如敝屣。在应试教育标准单一的考核评价“指挥棒”下，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学生正在面临民族文化根性彻底丢失的危险，他们有可能要迅速蜕变成现代社会里缺乏民族精神定性的“无根人”；而这样的人，要么是缺乏自信，要么是狂妄自大，身心难以得到健康发展。
二、推进民族教育和谐健康发展的路径探讨
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2]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总结民族教育经验与教训，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尤其大力推进民族教育和谐、健康发展，这是历史的潮流所向，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值得深入探索。
（一）继续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扶持力度留住民族地区优质教育资源，这是突破当下民族教育发展瓶颈问题的关键所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十精神，尤其要深入理解其中的“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这句话语的重要精神，始终把优先发展民族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来抓；继续加大中央财政对民族教育的投资和扶持力度。其中，要留住优秀的教师和吸引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安心长期甚至终身从事民族教育，国家必须对民族地区教师实行工资倾斜政策，确实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工资待遇水平；制定相关的监督保障机制，确实落实和完善民族地区教师社会保障政策，保证教师们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而要留住学生资源，特别是留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国家对于民族地区学生的各种扶持政策，做到“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3]，不断改善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缩小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学校的差距，办好民族地区民族学校，重新赢得学生家长们对民族教育的信任。
（二）不断完善民族教育考核评价体系在全球化时代，真正的民族教育应该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强调“现代性”，必须做到两者的高度统一。但，目前的民族教育似乎还无法完全担当起这样的重任，症结所在无疑与目前还在执行的过于单一的教育考核评价体系有关。尤其针对民族教育而言，只有深入改革现行的教育考核评价体系，变单一的考核评价为多元的考核评价；积极探索、试行适当减少全国统一规定的考试科目，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知识考核；根据少数民族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行选择考试科目，等等。简之，从实际出发，从少数民族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出发，不断完善民族教育考核评价体系，民族教育的时代困境才有望得到突破。
三、结语
就朝鲜族传统居住地而言，其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流动。朝鲜族人口的大量流动是各地朝鲜族人口数量变化、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流动在其规模和人口比重上都位于各民族的前列。如上所述，朝鲜族人口大量地由乡村流向城镇，由小城镇流向大中城市，由东北三省和内蒙流向山海关以南的城市。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鲜族人口出国打工或嫁到国外。2.男女比例失衡，降低婚姻率。婚姻和育龄期妇女的大量流动成为朝鲜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自1993年到2001年，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已有18000名朝鲜族妇女嫁到外国。[3]加上大批女青年到发达地区从事劳务、经商，造成青年男女比例失调，导致了婚姻基数的明显下降，从而降低了出生率。3.朝鲜族妇女的生育率偏低。朝鲜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4年起降至生育更替水平（2.10%）以下，即降至1.89%（全国平均4.17%），率先走在了各民族的前列，而到了2l世纪，延边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1%的程度。[4]朝鲜族妇女的生育率偏低与她们生育观念发生变化有关。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更倾向于用现代的、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俗。朝鲜族妇女受教育程度相对高，在摆脱“重男轻女”、“多子多福”、“防老养老”等观念的束缚、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人生幸福的追求等方面比较超前。除此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家庭经济困难或不够宽裕、养育子女费用高而不生育二胎。4.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朝鲜族较早普及了义务教育，高中程度构成相对最高，所以长期以来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比例较高，其中有很多学生考入山海关以南的大中城市的各级各类学校。由于原居住地提供不了合适的就业岗位，他们毕业后回家乡的较少。考入延边大学等本地院校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毕业后到山海关以南的大中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去寻找工作。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从家乡接走配偶、父母、亲朋等到那儿工作或生活，这也是朝鲜族传统居住地人口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朝鲜族人口变化引发的教育问题
朝鲜族人口的变化对朝鲜族教育带来了特殊的困难。这些困难既存在于生源不足的农村地区，也存在于有足够生源的一些城市地区。1.传统居住地乡镇学生接受民族教育的机会受限。朝鲜族的人口变化导致了朝鲜族学校生源的锐减，乡村学校及部分县级学校由于生源锐减纷纷关闭。据《中国朝鲜族学校志》，1997年和龙市东城镇的中心、太兴、光东、琵岩、兴城五小学的学生数将近1100名，而笔者调查时东城镇仅剩一所朝鲜族学校———东城学校，小学1～6年级学生（来自8个村）只有49名。在散居地区，不少县市曾拥有10多所甚至20多所朝鲜族中小学，但现在仅剩市县所在地的朝鲜族中小学各1所，有的几个市县拥有1所朝鲜族中小学。不少家长不忍心孩子从小就离开父母到异地学习，加上异地就学还要承担额外的经济负担，无奈把孩子就近送到汉校学习，朝鲜族学生接受民族教育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2.新增朝鲜族人口的大城市、沿海城市的民族教育缺失。北京、青岛、威海、上海、深圳等不少城市的朝鲜族人口已达到数万，有的城市甚至超过十万，但没有一所公办的朝鲜族学校。由于经费问题以及在义务教育免费情势下的生源的顾虑等原因，有的城市民办学校也得不到建立，有的城市原来有民办学校，但步履艰难，甚至有的不得不停办。如，威海市虽曾于2007年3月成立过朝鲜族学校筹建委员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解决朝鲜族学生接受民族教育的问题。北京的朝鲜族曾依托中央民族大学在其附属小学办过民族教育。2006年9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小学停办，朝鲜族小学部移到海淀区实验小学。海淀区实验小学朝鲜族小学部的学生入学时要交2万元的入学费，其后每年要交1.2万元的学杂费。由于经费问题等原因，生源锐减，海淀区实验小学朝鲜族小学部（三江培训学校）于2008年3月停办。3.朝鲜族学校师资队伍老化、专业结构不合理。如前所述，朝鲜族学校生源剧减，许多朝鲜族学校不得不合并或停办，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朝鲜族教师总体数量过剩，另一方面不少学校部分科目教师紧缺，但因涉及编制的问题，难以补充缺口，只能以非科班教师顶替的问题。据延吉市一所初中校长所言，该校十年间未能招进一位师范毕业生；另据对散居地区磐石市朝鲜族小学校长的了解，该校从1999年到2011年未能招进一位朝鲜族师范毕业生。各地朝鲜族学校中，连续多年或十多年没法招进一名朝鲜族新任教师的情况屡见不鲜。朝鲜族学校师资队伍老化、专业结构不合理，而且难以补充缺口，优化结构，这是朝鲜族教师队伍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4.民族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不优。多年来，由于学生数越来越少，按人头下拨给学校的经费也比汉校越来越少。各地朝鲜族学校的经费一般只有当地汉校的几分之一。以笔者调查过的一所朝鲜族小学为例，有一年该校的取暖费、电费等开销达5万元，而当年的公用经费只有4万元左右。据学校网公布的捐助取暖费明细，竟有34600元是由村和个人捐助解决的。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后，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经费，但朝校较汉校业已形成的落后局面，加上伴随朝汉学校学生数的差距而越来越大的教育经费上的差距，使得不少朝鲜族学校改善教学设施设备受到经费上的限制。5.大量出现单亲、留守学生，给教育教学工作带来困难。如前所述，父母双方或单方在国外或在国内的异地劳务以及父母的离异，导致出现大量单亲、留守家庭。各地朝鲜族学校单亲学生和留守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已普遍超过50％，有的学校甚至超过80％以上。单亲学生、留守学生面广量大，亲子沟通、家庭教育的缺失和不当，导致许多单亲、留守学生不仅学业方面的问题多，而且心理方面、品德方面的问题也多，给朝鲜族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三、对策与建议
英国教育家迈克尔•萨德勒留下了一段名言：“校外的事情甚至比校内的事情更为重要，校外的事情制约并且说明校内的事情。”以下从如何缓解和解决朝鲜族人口问题这一“校外的事情”和如何应对朝鲜族人口变化引发的朝鲜族教育问题这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应对朝鲜族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1.社会要为单身男女的婚姻提供服务和经济支持。婚姻问题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朝鲜族社会要通过媒体、团组织、妇联组织等部门和团体提供信息、组织觅友联谊会等活动，经常性地提供一个可供朝鲜族单身男女多方了解、广泛接触的平台，促进朝鲜族单身男女间的交流乃至结成良缘。社会还应为异族通婚提供咨询和方便，针对朝鲜族农村男青年缺乏生存技能，所娶妻子不通朝鲜语等问题，可开办技术或文化语言学习班，帮助他们提高生存技能和语言能力，也可对一些费用予以减免。2.鼓励和支助朝鲜族妇女生育第二胎。首先，要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各种媒体，开展宣传、教育，使朝鲜族群众改变原有的生育观，树立“生二胎也是优生”的思想观念，促使朝鲜族夫妇生育第二胎。其次，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减轻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提高生育意愿。另外，要制定和贯彻相关的特殊政策和扶持措施，如对生育二胎夫妇给予经济补贴、减免第二个孩子教育费、医疗费及其他一些费用，以期提高朝鲜族妇女的生育率。3.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就业和生活的环境。延边州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与国际大通道建设等机遇，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民族产业、旅游产业和特色产业等多种途径和方法促进经济发展，缩小与相对发达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以此促进朝鲜族人口在当地就业，避免大量朝鲜族人口外流，解除朝鲜族妇女生育第二胎在经济等方面的担忧。同时，要制订、完善、落实吸引、激励民族人才的各项政策，加强地方经济和社会急需的高素质科技和管理人才的开发和引进，为境内外民族人才回乡创业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教学大纲和计划
高校公共环境教育是指高等院校针对非环境专业学生开设的环境教育课程。我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高校非环境专业开设环保公共选修课或必修课，作为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组成部分。但高校对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普遍不够重视，在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中很少安排对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生态环境教育课程。据统计，21世纪初，我国高校中仅有10%左右的院校在非环境专业中开设了环境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其中民族地区的高校更少。目前，虽然绝大多数高校认识到开设公共环境教育课的必要性，并且75%以上的院校初步开设了必修或选修课程，但由于各专业课学时紧张,特别是政治理论课学时比重较大,难以压缩,选修课实际开的并不多[3]。民族地区的高校环境教育更加薄弱。云南大学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通过学校开设的有关课程来获取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大学生仅占37.6%[4]。由于缺乏明确的发展规划，没有相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使得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缺乏规范性和约束力，随意性很大。
学校对公共环境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也没有具体要求，缺乏相应的考核评价标准。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公共环境教育，首先要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详细的教学大纲和计划，确立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确定发展目标、任务及具体手段措施，明确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性质、地位及特征，规定教学目标、内容、学时和学分等内容，使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开设规范化、科学化。具体公共环境教育课程的设置，要体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结合，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评价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特点和需要开设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相关课程。第一层次为公共必修课与限选课，为所有非环境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系统介绍环境生态问题、环境与发展战略以及环境治理等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和科学发展观，使学生初步具有评估和处理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的能力。第二层次为选修课，为部分非环境专业学生结合个人兴趣选择学习的课程。要结合特点，丰富多样，强化学科间联系渗透。第三层次为实践课，为理论课的必要补充。因为环境教育的实践性很强，没有一定的课外环保实践活动，就会使理论脱离实际，而这也是当前公共环境教育的薄弱环节。实践课教学的形式可以灵活多样。如在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建立实践基地、组织野外考察、组织学生参观城市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开展环保社团活动等。
大力加强师资建设，设立公共环境教育教研室
师资缺乏是我国高校环境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5]，而民族地区由于环境教育发展滞后，表现尤甚，这成为制约高校公共环境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配备一定数量的优秀专职教师。可以设立专门的公共环境教育教研室，由教研室统一负责学校的公共环境教育课程教学。以教研室为核心，吸引环境和其他专业的优秀教师到公共环境教育的教学、管理一线。要制定实施培训计划，采取多种方式，使教师得到有效培训，如参加进修班、学术研讨会，到发达地区做访问学者，出国进修、学习，提高公共环境教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施教能力。其中，对环境专业的教师着重于进行教育理论、实践的培训，对从其他专业抽调来的任课教师着重于进行系统的环境理论、实践的培训。
挖掘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加强学科渗透教育
我国民族地区不仅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环境，而且少数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特有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既反映在民族传统法令和乡规民约中，也体现在民族和文学艺术里，还贯穿于民族禁忌习俗中，并成为少数民族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是民族地区高校环境教育独有的优势资源。“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乡土知识蕴涵着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如民歌民谣可以陶冶学生的环境情操;地方风物传说可以激发学生热爱家乡;人类起源神话可以使学生感悟自然之恩;民间信仰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环境观;生产生活过程中环境保护习俗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历史故事可以启发学生积极参加家乡环境建设等。开发富含乡土知识的校本课程可以为环境教育立足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提供较为开阔的田地,具有很高的环境教育价值”[6]。“数千年形成的本土知识传统中包含着真正的生存智慧”,“本土知识对于解决本土问题来说,是一种真正有效的知识”[7]。因此，民族地区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一方面在民族法学、民族宗教、民族习俗、民族文学艺术中深入挖掘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观念，并在公共环境教育中加以借鉴吸收，使公共环境教育更能为学生接受，同时也继承、弘扬了各民族优秀生态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把公共环境教育渗透在民族法学、民族宗教、民族习俗、民族文学艺术的教研中，加强课程间的联系和渗透。通过这样的环境教育，可以促进民族传统生态观念向现代环境意识的嬗变，推进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评价学、环境经济学等环境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环境保护的开展。“这种通过吸收传统优秀文化的深层稳态观念知识来进行现代生态与环境教育的做法在客观上并不亚于现代法律等外在社会控制机制的效用”[8]。
关注现实问题，提高环境教育实效
民族地区面临生态环境脆弱和经济发展落后的双重挑战。目前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水污染，大面积草场的退化、盐碱化和沙化，森林资源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加剧，等等。如何转变目前不利局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现实难题。民族地区高校学生是未来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因此，他们的环境意识、行为习惯直接关乎民族地区未来环境状况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毫无疑问，民族地区公共环境教育在破解这一难题中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公共环境教育别要强调针对社会现实问题，关注环境热点问题。既要通过通识性教育，使学生正确认识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认识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也要透过现实问题使学生切实感知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的重要性，理解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环境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养成良好的环境行为习惯，真正提高环境教育实效。#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