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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底，国际清算银行邀请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共同讨论了有关外汇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一直很普遍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主要是因为国内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政府执政的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不再进行积极干预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假如干预对名义汇率没有持久和独立的影响，则对实际汇率和贸易部门的竞争条件改善也没有持久影响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场有足够能力去吸收和治理冲击鉴于以上几点，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必要来干预汇率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界限倾向于更少的资产替代性，与私人市场相比，当权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对于市场总收益而言，他们拥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外汇市场干预对总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央行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汇率的波动而不是让汇率达到一个特定水平近几年来各家央行已经提高各自干预技术，他们现在花费更大的资源去了解市场，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驱使汇率变动的知识仍然存在缺陷，各种干预技术主要还是视情况而定，方法也是在尝试中发展的，这也证实了汇率干预的不确定性
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干预影响汇率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维持钉住或有治理的汇率制度，旨在以汇率水平为目标或在一定幅度内限制波动性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支持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几个经济体维持一篮子钉住政策，都紧紧钉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前，有幅度的贬值是钉住汇率的一个特点但是，汇率变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们特定时期和幅度内经历了升值压力即使再灵活的官方政策也会限制汇率变化的：比如韩国在1990年采用的“市场平均汇率体系”，即天天的汇率变动都限制在一个特定幅度内许多这样的钉住汇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都崩溃了但有一个例外，钉住制度在中国大陆以及其香港地区仍然维持，而马来西亚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下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自从钉住汇率制崩溃以来，许多国家转向以监测通胀为目标的浮动汇率制近年来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明显减少反映了货币当局对汇率波动率更大的容忍度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现在对汇率波动更有弹回性改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策可信性在短期已经使汇率波动到通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少同时，货币失谐已减少，这也减少了货币贬值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职能削减和产量的急剧缩小程度原因之二是因为浮动制有其优点，它能防止汇率高估，也可以帮助稳定资本流
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对干预的依靠显得日趋减少，但政策制定者不是完全对汇率的波动性听之任之干预会部分地反映一国和地区保持对其宏观经济或金融稳定性的愿望例如，2002年巴西货币的忽然贬值是随通胀上升紧跟而来的，这就要求提高通胀的目标新兴外汇市场也更倾向赌博式的单方决策和不稳定性，因为他们势单力薄，会受制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与此相应，许多国家把外汇市场深度缺失当作干预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则上，外部平衡在浮动制下该会更缺少关注但是实际上，如下所述，它看上去像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外汇储备量的影响
在外汇市场上，央行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影响外汇储备量许多央行试图积累外汇储备的政策或多或少是因为许多亚洲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开始的，其他的一些试图减少增长或储备水平以下三种因素可以指导干预工具的标准和选择，调节外汇储备量：汇率影响市场友好度成本和收益
所以，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一系列宏观经济目标，如控制通胀维持竞争或维护金融稳定性然而，干预的特定目的很有可能随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而变化各国央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通常通过干预支持其固定汇率制，更有可能作为“做市者”的角色，为欠发达的汇市提供流动性因而，央行进入外汇市场为了防止市场过度辐射或者减慢汇率调整速度，同时，在金融压力下提供流动性，还有就是控制外汇储备量，或者为积累干预所需的硬通货，或者为减少运输成本而减少储备等
三外汇市场干预的方法和策略
据IMF道，2001年在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调查中，将近有82%的干预是针对现货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现货市场的流动性最大另外，在对不同外汇干预方法的调查中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即对多大的透明度是最好的这个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央行相信透明度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但另一些则相反实际上，央行不时地关注透明度问题是为了减少它们对汇率的影响当存在投机性攻击的风险和使用指令流渠道时，央行大多会考虑使用非透明度的干预Canales-Krijlenko的调查表明将近半数的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央行在干预时并不公开对外公布干预时金融工具的选择是现货外汇交易，而远期衍生物和货币间债务工具这些很少使用在大多数市场中，央行通常用电话与做市者直接交易或通过经纪人服务机构与经纪人顾客直接交易这种情况下，经纪人所喊的价即为央行所接受的价，或者调整价格以刺激做市者触到该价格在许多国家，电子经纪商与做市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些都要求央行公开在市场上进行假如短时间内不能对参与者公开，则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干预方法如与大的商业银行作为机构，然后与做市者进行交易，在特定价格限制下，使交易达到特定量在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中，并没有任何特定的交易方法占据主导交易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市场上所用的技术，尤其对那些能提供最多信息和先于其它选择的最大流动性的技术关于透明度的问题，大多数央行表明偏好“匿名”，这也表明在非市场交易中他们有时将直接与大公司进行交易当外汇储备量增加不影响汇率时，需要频繁的但小规模干预;若影响汇率时，则需要大的而非频繁的干预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所部署的技术和方法很明显比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的干预方法要广泛的多这尤其体现在三个方面：直接控制的使用;通过拍卖出售期货合约;外汇债务单位或指数化作为补充工具的使用但是大多数的干预还是采用传统的方法，即对大规模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且最具流动变现的部分的现货交易
四我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外汇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央行作为市场供求最后差额的承担者和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处于市场的中心地位，不管政策是否需要，它都要被动无条件的承担被动的外汇市场干预是通过增减外汇储备来实现的，由此导致了被动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央行被动地介入外汇市场平衡其供需，会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汇率水平上结清，外汇市场的出清转变为央行干预下的人为平衡，无法反映市场的真实供求状况被动参与外汇买卖，也会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出现较大的波动另一方面，央行的调控集中在外汇即期市场，外汇同业拆借市场和远期等交易手段则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后者却不会像即期交易那样导致本外币的直接转化，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很小，可减少稳定汇率和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冲突另外，我国央行的冲销干预手段持续时间长干预规模大，在进行外汇干预时稳定汇率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扩大外汇市场的规模，以及制定或修改相关的配套制度
首先，应当继续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综合考虑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范围内波动完善外汇账户治理和银行结售汇体制，逐步放松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开立使用的限制，积极推动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的转变这样才可能使中心银行摆脱在外汇市场的被动地位，将外汇储备和汇率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其次，由于目前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主要集中在即期交易，外汇远期货币互换等交易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需要开发和培育新的调控工具另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外汇市场主体的参与范围，放宽对交易中心会员持汇规模的限制，丰富外汇交易的内容和品种最后，从世界范围内看，国际上已经有利用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对付游资冲击的先例，而且干预外汇及维护汇率稳定的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高我国应适应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
参考文献：
Canales-Kriljenko，JI：“Foreignexchangeintervention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esultsofasurvey”IMFWorkingPaper03/9May.
RamonMoreno：“Motivesforintervention”，BISWorkingPapersNo.24b.
从经验分析上更是没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对亚洲国家的考察，Ito(1996)与Rose（2000）对APEC国家的数据支持中期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产生负影响；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则选取拉美国家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对出口有着很大程度的负影响。而Nilsson(2000)研究100个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与欧的出口，发现贸易量与浮动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Gatour(1985)与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或相关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确定的。
一、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进出口结构特点。也就是说，汇率对进出口传导机制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产品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经提到，相关系数和数据都表明，对于货币贬值在产品相对价格上的影响，在工业产品分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成为其贸易的阻碍，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国家却更偏爱于汇率的稳定。这与其出口产品结构是极其相关的，不同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汇率对出口价格传导机制是不同的。这里选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与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弹性出口价格传导公式：
从此公式可知，出口国货币升值（de<0），会使以外币衡量的价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传导是不完全的。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本币升值时，进口投入成本下降，对于固定的溢价来说，出口价格不需要充分升值；当由于进口投入成本γ变大时，这种效应会更为明显；二是价格弹性与溢价会随着价格改变。如果γ=0，溢价是一个常数，本币的升值对出口价格传导弹性为1。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币升值引起溢价下降，汇率传递是部分的。当本币升值时，出口商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来说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减少市场份额，如（8）式，从而减少了出口商在外国的市场能力与出口者的溢价。
从公式（9）中，可以看到产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汇率传导给本币价格机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与两国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有关。如果两国产品高度替代，竞争性越强，这时本币贬值，出口厂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国市场的份额，为了保护市场份额，出口厂商会降低其溢价，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减弱。所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会较低，一是进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况，另一则是与外国产品相似、竞争激烈的产品。这意味着，面临着更少竞争的产品对汇率传导更为敏感：如竞争行业产品比垄断行业产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敏感程度不强，工业体所面临的汇率传导对出口产品反应更大，交通设备等工业品比纺织工业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更小等。
二、新兴市场体的出口结构与汇率制度选择
8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外向型经济策略。整个东亚各国（地区）更是以低估汇率为基础、保持汇率稳定来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从而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典范。
1．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选择
对于东亚汇率制度的经验观测一般选用外部货币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为计值货币，测算各国汇率对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日元与欧元（或其前身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以天为单位的汇率运动。
Kawai(2002)与MicKinnon对亚洲外向型国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汇率回归结果都表明，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与泰国明显钉住美元，台湾、泰国、中国大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钉住的一篮子。不过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归结果也大致提示了亚洲外向经济体实际上保持着与美元钉住的稳定汇率制度。
97年货币危机冲跨了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度。但危机几年之后，经济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观测了东亚国家危机后的汇率变化趋势。大部分学者发现危机后采取独立浮动的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浮动”起来。Calvo与Reinhart(2000)与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货币法，认为这些国家危机之后已经回到了危机之间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东亚重新回到了明显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率水平上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共同维持了本币对美元的稳定。”
2．东亚国家汇率稳定的出口结构因素
以外向型经济战略为主的东亚各国有着对钉住汇率的偏爱本质，这主要由各国与地区的出口特点与结构所决定。最初，东亚经济体很大程度上依赖对美国、日本与其他工业国的进出口，与这些国家的出口显示为比较优势，产品上竞争不明显，而且出口贸易集中于初级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中间品数量有限，即ρ、γ较小，这一时期的汇率稳定主要是出于远期汇率市场缺失与稳定物价名义锚的考虑。但近二十年来，东亚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一个共识的因素-梯形贸易结构的雁形模式。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投资额外从1985年的10.32亿平均增至1995年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四小龙”产业结构日益呈现知识与技术密集态势，同时高层次服务业不断完善；东盟各国则开始注重由劳动密集为主，向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并存的结构升级。不过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东亚各国产业结构的偏颇，造成了该地区产品结构的同化（如表），出口竞争的激烈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单一化，加深了经济增长的对外依附性。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韩国等在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件行业的比较优势异常突出，而东盟国家与中国正加速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其比较优势产业正逐渐从劳动密集行业转为资本密集行业，在电子产品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同时部分行业已呈现出技术资本密集特征。比较上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的电子产业发展迅速，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电子产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撑该地区出口的最主要支柱产业。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东亚各国普遍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这必会导致竞争愈加激烈，产品出口替代弹性较大。
第二，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贸易中开始转向加工出口工业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业发展较早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已开始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内的水平分工和贸易，产业结构迅速向高新技术方向升级。如新加坡利用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的优势，以加工贸易方式同发达国家在IT产业进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优势的产品上，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研发、生产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而东盟与中国等利用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和文化素质优势，大规模从事技术产品生产的本地化加工。这种进口中间品，并通过加工贸易出口的形势必定使得汇率的变化对出口价格传导的机制因为对中间品进口价格反向传导而减弱。
第三，出口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东亚经济体产业内部贸易上。东亚内部贸易现在显得更为重要：如2004年中国区内贸易占35%；而对于东亚大多数其它国家或地区，区内贸易所占份额更大。对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与美、日、欧之间的区际贸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国产业结构不断趋近，另一方面，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中间产品的流动规模。
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断上升，从而导致汇率传导η值趋于减小。
三、政策含义与借鉴
汇率波动对各国出口的作用表现是不相同的，与发达国家不同，汇率波动在新兴市场体会抵制出口。
1．政策结论
若一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多相似产品、竞争激烈或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时，此种贸易结构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刚性，对价格变动不敏感，这意味着汇率的贬值对贸易促进作用是有限的。故我们可以说，汇率不变的成本较小；但新兴市场体由于远期外汇市场的不完全性，为了抵消外汇市场缺失的影响，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机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汇率的稳定，可以有效地减少贸易商的交易成本，汇率稳定收益较为明显。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该国政策会极大地倾向于以每日为基础的高频的汇率稳定。
所以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以促进出口为重要目标，可以实施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结构更为优化，金融市场更为完善时，采取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则更为合适。
2．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来讲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高新技术产品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口逐年增加，显示了中国外贸结构的优化。从1999年起,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据统计，近1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生产增长迅速，平均每年递增32.2%。中国的贸易结构日渐与东亚各国趋同。据有关统计，在2003年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与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机械与电子产品上。同时，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3年为55.2%。即使高新技术产业也仅从事一些产品的来料加工和装配，以研究、开发和生产为特征的产业格局还初显雏形，有着较大的进口依存度。
现行贸易结构下的“出口至上”战略造就了大量贸易顺差，对于汇率稳定无法起到正面效应。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磨擦，成为“人民币升值风波”的起始原由。当前的出口结构与汇率选择出现了明显矛盾：从出口状况来看，由于出口结构还没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贸易条件越是恶化，反过来出口就得越多。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大幅升值的客观条件，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产业结构及至于贸易结构是汇率最终浮动的基础；（2）外向型战略不仅有收益，长期来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战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递减，传统贸易部门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来源，其它非贸易部门如技术、软件发展、金融与服务同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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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fanCollignon,JeanPisani-FerryandYungChulPark,"ExchangeRatePoliciesinEmergingAsianCountries"[M],London,Routledg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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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纳德.I.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6．史智宇，易行健，唐建伟，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J],世界经济2003第12期
7．宋志刚，丁一兵，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波动与出口：一个经验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第9期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市场营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科性质课程，在教育过程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高，加强市场营销教育，可以提高学生的营销管理能力。当前我国市场营销教学过程中的内容还比较陈旧，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水平得不到提升。
二、市场营销教学策略探讨
1.更新传统市场营销教育教学管理观念
对传统的市场营销教育管理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保证和现代化的发展理念相符合，是素质教育背景下中职教育进行改革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市场营销教育过程中忽视了激励和引导机制的影响，使得课堂上缺乏积极性和生动性。在市场营销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对教师的教育行为以及市场营销教育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在整体的教育观方面，需要把握市场营销教育的意义在于提高学生的市场营销管理能力，从而可以使得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提升，加强市场营销处理能力的提升。在未来的教育过程中，应该要对学校领导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市场营销教育意识进行改观，
2.构建创新型市场营销教学模式
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进行改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进行高效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设定一个合理的学习目标，而且是让学生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相应的目标。为了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意识到新型市场营销学习的重要性，从而加深对学习的热爱，首先就需要让学生了解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应该学什么，怎么进行学习，才能为后面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传统的教学是让学生等着接受，接受知识的传授，因此少了很多自我思考能力的训练。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要多多设置一些问题，让学生积极思考。第三，教师应该把教学的设计与学生在课堂上进行知识探索的这一过程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要积极加强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和分析，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发现，并且要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结构的改进进行探索，从而使得学生的认知结构内化程度。最后，要进行多元化的评价，使得学生能真正地认识到自己。教学课堂上的评价不是为了给学生一个判断和鉴定，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动机，在评价的过程中应该要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对学生的知识学习和掌握能力进行评价，以做到对学生的全面考核。
3.加强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
传统教育过程中对新型市场营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在教学过程中仍然采用比较传统的理论性的方法进行教学，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限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要积极加强对新时期中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的分析，加强对各种先进的媒体技术的运用，在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尤其是在市场营销教育过程中应该要对学生实施更多的人文关怀，对传统的市场营销教育模式和方法进行改革，比如在市场营销中可以加强各种新闻信息的插入；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样的讨论和交流对于学生的综合实践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长期的讨论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的拓展，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同时还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发展现状，主要集中在我国通信行业的三大巨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企业的市场营销发展的趋势大体相同，根据2014年12月26日中国信息产业网人民邮电报的报道，2015年信息通信行业的十大趋势一是产业互联网、信息消费和兴起中的信息经济，二是我国4G全面启动，5G国际布局加快，三是宽带中国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四是移动互联网孕育新一轮的创新与变革，五是从智能终端到智能硬件，开启智能化时代，六是工业互联网：构筑智能制造的关键基础，七是云计算和大数据：向新技术新平台演进，八是车联网：从概念走向生活，九是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保护成为战略，十是网络空间法制建设将加速推进。多层次、多样化使用用户逐渐对通信行业提出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需求，而通信行业产品趋于差异化且目标客户和市场也需要更加细分。
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体系的构建
2.1缺少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规范制度
市场营销不能缺少法律法规的规范。随着通信行业的飞速发展，通信行业的市场营销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了诸多问题。随着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营销手段衍生品，许多经营商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大肆地非法经营，以谋取暴利。而通信是人与人或人与自然之间通过某种行为或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对于每个客户都是息息相关的，非法的营销手段不仅造成客户经济上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市场营销系统的紊乱。所以，只有加强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建立完善的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的法律法规，才能促进通信市场的健康发展。
2.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手段滞后，管理机制缺失
当今社会通信行业飞速发展的趋势下，通信行业的发展理念需要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吻合，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通信行业中市场营销手段是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销是技术质量的要求、是服务质量的要求，落后的营销手段降低了企业的品牌质量，不利于客户群体的扩充。同时通信行业三大巨头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存在着一地多系统交叉竞争的现象，通信行业的系统之间的差异性有着相似之处，管理机制的缺失，导致通信行业在这一方面很难进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信行业的资源浪费。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手段的滞后和管理机制缺失，严重阻碍了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2.3通信行业售后服务不到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通信行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壮大。通信行业的三大通信运营商拥有者数字可观的客户群，所以客户群的维护是一重大课题。通信行业的市场营销需要产业链条的维护，通信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使通信行业不得不全面发展自身体系，无论是技术上，还是服务上。产品售后服务的不足，导致客户群对企业服务的不满，影响着客户对通信企业的信任，信任是通信行业市场发展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信誉度使企业得到客户群的良好口碑，并能有效扩充客户群体。而较差的信誉，导致企业口碑的下降，客户群流失，严重的可以导致通信企业的倒闭。所以说，通信行业售后服务的不到位，影响着通信行业的正常市场营销的有序进行。
3.完善通信行业市场营销措施
3.1健全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规范制度
当今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方面，许多经营商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大肆地非法经营，以谋取暴利，正是因为通信行业市场营销管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序管理，严重制约了通信行业的发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可以净化市场营销手段，对不法经营分子进行有力的打击，并且进行严厉的处罚以示警戒，同时可以对诚实守信的通信企业进行奖励，为通信行业的营销的良性循环做好基础准备。井然有序的发展环境，才能促进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
3.2通信行业市场营销多样化，管理机制统一化
我国通信行业营销市场的发展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拓展通信行业市场的多样性，营销手段不断更新，才能立于竞争的不败之地。首先，我国通信市场的重点转向娱乐业务的发展。将娱乐业务作为现代通信行业的重点业务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娱乐事业的不断发展，其客户群体已经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其次同时通信行业的营销手段也应注重品牌效应，通过良性竞争的循环，通信行业不断的体自身产品的质量和服务，进而来实现通信行业的品牌价值，提高通信行业运营商的经济效益。通信行业市场营销中管理机制的统一，对通信行业起到了综合管理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通信行业间的良性竞争，减少了通信行业的资源浪费，加强了各通信企业的有序发展。
3.3增强通信行业售后服务业务能力
摘要：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探讨增值税转型改革对我国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经济增长及市场环境稳定的影响。分析我国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供给学派；必要性；效应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2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能力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较轻松地实现从2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时，新企业所得税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也错开了企业所得税这项大的税制改革，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3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推断，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拉动投资的效应，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3.1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全国范围内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抵扣固定资产所支付税金，这一转型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最为剧烈。对劳动密集毅企业的影响较为平缓。
同时，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所产生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适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后这些纳税人的增值税负担会普遍下降，而规模小、财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抵扣进项税额。其增值税负担不会因转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应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规模纳税人健康成长。
3.2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表现在增值税转型后，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更多产品的供给，而更多的供给会导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费，当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值税转型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稳定。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增值税的转型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设备购人方可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间接降低固定资产取得的成本，提高企业盈余水平，这将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和投资拉动GDP两方面的正效应。从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根据8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国内增值税收人为955.8亿元，而增值税转型试点直接影响东北地区增值税收人减收32.36亿元，占东北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人的3.3％，只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1％左右，并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税收总量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3.3增值税转型对市场稳定的影响
用菲利普斯曲线来分析宏观市场的稳定，可以发现增值税转型对于宏观市场稳定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首先从失业率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增值税的转型从总体上会降低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则代表着更多生产单位的出现，从而增加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失业率。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对于劳动力索质的需求也会上升，也许在现阶段来看对于失业率并不会起促进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仅仅会是对失业率有促进，同时还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会促进我国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增值税的转型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失业率的下降，而是在失业率下降过程中，带来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
[论文摘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由于信用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导致建筑市场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而信用信息供给不足则是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根源。通过分析已有建筑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现状可知，由于政府部门拥有的信用信息对社会开放程度低及缺乏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等原因，建筑市场信用信息难以共享。进一步通过数学模型进行机理分析可发现，建筑市场各主体在信用信息供给中存在的“搭便车”现象，是各主体缺乏投资建立信息平台主动性的原因。应赋予各信用主体所提供的信息以合理的价格，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各主体提供信用信息的积极性，促进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共享。
[论文关键词]信用信息信用主体供给建筑市场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筑市场信用缺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投资效益，加大企业经营成本与风险。笔者认为，信用主体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导致失信的主要原因，而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则是产生信息不对称的最终根源。以下具体展开分析。
一、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为响应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全国建筑市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建筑业企业信用系统”和“中国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等为标志的信息系统已初步建立，各地建筑市场的征信和数据库建设也取得一些成果，有关建筑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信用档案、数据库等正在加快建立和逐步完善。但这些与真正的“征信”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数据库信息不足，信息质量难以保证
目前数据库中所拥有的信息大多是建筑企业基本情况、行业管理信息和工程业绩。这些信息是企业按照系统要求自行上报的，有利于企业的正面信息容易得到反映。建筑市场其他信用主体行为，如：付款记录、履约记录、运营状况等更广泛的信息则缺乏。
2．信息的动态性和可持续性不够
由建设主管部门牵头建立起来的数据库，主要通过年度审查和通知上报数据来更新，数据滞后，时效性差，缺乏动态性。而国际上大型征信机构的征信数据一般三个月更新一次，并持续跟踪修正。目前我国建立的建筑市场征信数据库(信用档案)多属于基本信息查询系统，如何保证其可持续性运转还亟待研究和开发。
3．政府部门拥有的信用信息对社会开放程度低
政府部门掌握了能够评价建筑市场主体信用状况的重要依据。由于缺乏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支持，存在于政府内部的信用信息，经常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联系在一起而未向社会公开。同时，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也助长了信息的封闭。目前，只有部分地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基本实现了部分信息(如：企业注册数据)向公众的开放。长此以往，征信机构根本无法采集到有价值的信息，也难以形成准确、全面、公正的信用评价报告。
4．缺乏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难以实现信息共享
按照建设部的要求，有些地区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发信息系统并建立了企业数据库。开通了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平台，但由于国家缺少统一的技术评价标准并监督实施，因此各地平台信息相互独立，互不衔接，资源不能共享。建设主体在不同地区填报信息时，很有可能错报或瞒报致使信用信息失真，造成重复劳动，资源浪费。
二、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的经济学机理分析
根据建设部2003年制定的建筑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共同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查询违规的责任主体、受处罚的项目、不良行为事实、处罚依据以及处罚措施。目前，该信用平台建设依据比较充分、运行相对完善。虽然长三角地区为全国的试点地区，但是，从信息供给和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多数是在出现重大伤亡事故后才进行公告，其他信用缺失等不良记录很少涉及。各省(市)及信用主体仍然希望尽可能多地提供并自身优良业绩，希望尽可能多地从平台中获取他方信用信息，而对自身的信用状况，特别是不良记录想方设法地掩盖。出现上述种种情形的深层次原因必须运用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
当前，收集、处理建筑市场信用主体的信息和建立数据库的成本较高，而从数据库中调取、使用的成本较低。这就是信用信息具有的高首稿成本和低边际成本。每个主体都希望以低成本甚至免费从中获取信息，不愿意投资建立信息平台，这在经济学上称为“搭便车”。下面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不足的机理。
建筑市场中信用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咨询单位等，为表述方便以i和j代表主体，G代表各信用主体自愿提供的信息量。根据规模报酬不变原理，建筑市场信用信息总供给量是：G=G+G2+G3+AG，(1)设信用主体i的预算约束为Y一PX+PG。表示收人，表示消费私人物品的数量，和P分别表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价格。假设主体只消费私人物品和信用信息一种公共物品，以Ui(X，G)表示效用函数。
由于目前建筑市场未建立相应制度和机制，主体i独立决定供给量G，其他主体的供给量为G，，可以合理假设认为G固定，且J选择能最大化u的G。令i的目标函数是Q，并使其最大化
由于J的购买给定，因此(5)式说明主体i会把信用信息当作私人物品购买，即的效用最大化导致公共物品替代私人物品的边际率等于它们价格的比率，这称为纳什均衡。将方程(5)与帕累托最优条件作比较，使下述福利函数最大化：
其中，所有>0。使w最大化的X和G，会成为一种帕累托最优分配。总预算约束为：
其中是关于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8)式符合萨缪尔森所说的存在公共物品时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并要求所有主体的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价格的比率。
如果信用信息G和私人物品X在各主体的效用函数中是正常物品，则(9)式说明纳什均衡条件下所提供的信用信息量极可能小于帕累托最优数量。即满足(9)方程时所消费的G数量和Xi数量分别比满足(5)的条件时更多和更少。
在建筑市场中，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同：一方对自己的经营状况、履约能力及其资金的配置风险等真实情况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趋利动机往往诱使其采取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另一方则较难获得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在交易中处于劣势。由于我国建筑市场目前缺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信用监控及评价机构，信用信息透明度低、搜集企业信用信息困难，因此无法对某一主体的信用状况进行有效传播。这种“信息不通”、“信息不对称”给失信者以可乘之机，方便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被查处之后仍能易地“重操旧业”，能够毫不畏惧、毫无愧意地与新的契约对象进行不对等的一次性博弈。
同时，由于缺少严格的约束机制，每个主体都希望其他主体提供的信用信息能为己用，而很少会主动提供自身信息，特别是不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自愿独立的信用信息供给量越少，就会导致小于帕累托最优数量的供给量，随着建筑市场信用主体的增加，两者差距将会不断加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加剧。
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下面考察U作为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特征，假设
中国-由上式可知，主体认为其他主体提供的信用信息数量越大，则i的自愿供给量越小。
假设每个主体的收入y相同，所有主体选择相同的G，经整理分别得到主体i和建筑市场的信用信息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供给量
如果t’l>1，两者比率小于1，随着的不断增大，它趋于零。也就是说，随着建筑市场信用主体的增加，两者的比率越来越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可知，由于政府、建设单位、承包单位、咨询单位等信用主体掌握信息的能力、数量存在差异，而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公正、公开和有效传递，同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使得掌握信息能力和数量占优的信用主体，为了谋取在建筑市场上更大的利益，就可能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照自身目标对信息加以隐藏和扭曲。因此，建筑市场信用信息供给严重不足，信用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对比发达国家，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只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可以了解到市场中其他主体的资信状况，无形中形成了对建筑市场的信用约束。
三、建立建筑市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为了削弱信息不对称现象，扭转建筑市场信用缺失的现状，需要完善制度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促进信用信息的共享。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信用信息供给责任
立法机构应根据我国建筑市场信用方面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新制订的国家信用管理法规中，如《征信管理条例》，应包含有建筑市场信用的专门条款，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建筑市场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又可防止制度供给过剩。
作为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的主管部门，建设部可授权相关协会、学会或金融机构作为建筑市场的信用服务机构，以这些委托机构和民间信用服务机构为主体，制定和完善针对建筑市场的信用信息采集、披露、评级和使用的具体标准和实施办法，并进行宣传、讲解和说明。
2．政府统一制定评价标准，实现信用信息共享
建立建筑市场信用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整合资源，有序开放，充分利用。具体步骤是：一是鼓励和支持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标准建立数据库；二是在建立各部门基础数据库的同时，建立国家级和省级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信息交换平台；三是有序开放信用信息数据库；四是积极推进信用数据库建设的标准化；五是鼓励信用服务企业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开发适合我国建筑市场主体特点的评分模型，设计各具特色的征信产品，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建筑市场信用制度建设中的地位，发挥政府规划、指导、组织、协调、服务的作用，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参与制定行业规范与标准，分级建立信用信息系统。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体和电子政务为基础的政务信息公共披露系统；以建筑行业协会为主体和会员单位为基础的自律维权同业信用信息系统；以建筑企业自身为主体和风险管理为基础的自我内控独立信用信息系统；以信用服务为主体和市场运行为基础的信用服务信息系统。因此，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的目标应是政府、协会、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同步发展各自的信用信息系统，最终形成不同层面、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