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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新晨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一、文论观点“本之于经”
作为一名经学家，陈澧亦兼擅文学，其经学思想及其学术方法不知不觉向文学的领域延伸。陈澧的文论观点皆“本之于经”，将《诗经口小雅》中“有伦有脊”一词作为作文指导法则，并将文学视为学术经世的手段之一。对于作文之法，陈澧拈出了“有伦有脊”的原则，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文论观点“本之于经”：“昔时读《小雅》‘有伦有脊’之语，尝告山舍学者，此即作文之法，今举以告足下，可乎?伦者，今日老生常谈，所谓层次也。脊者，所谓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书之于纸上，则为文。无意则无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则必有所主，犹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为之主，此所谓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当先?何者当后?则必有伦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尽意，则其浅深本末又必有伦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虽然，伦犹易为也，脊不易为也，必有学有识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读书而非徒读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说虽浅，然本之于经，或当不谬。”[1所谓“有脊”，是指文章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所谓“有伦”，是指文章层次清楚、条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然而，“伦犹易为也，脊不易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伦有脊”?陈澧提出“必有学有识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读书而非徒读文所可得者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的韩愈被陈澧推为文章家的典范：“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昌黎进学解日：‘先生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此昌黎读书法也。昌黎一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屡言之，燥然而可见，确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2韩愈为学尊孟子、苟卿，读书披百家，吟六艺，其作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为一家，而犹可以寻其所自出。”文章家当师范韩愈“一生读书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伦有脊”的优秀篇章。对于文章的“意”和“脊”，陈澧尤其重视，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诗人之旨”的诗文作品。他称赞冯子皋的诗“盖大令之诗，尤善者《徐乡竹枝词》二十一首，凡耕植丝布之业，沙草鱼蟹之利，岁时灯火酒食之乐，男女婚嫁思慕之感，历历如绘，此近于古诗人之诗，陈之可以观民风者。，[钉评方子箴诗“及其怡怿乎心灵，流连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诗人之旨也。[]所谓“古诗人之诗”，也就是文章内容需“原于古，切于时”，具有“怡怿乎心灵”的感人力量。陈澧论文“本之于经”，主张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时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陈之可以观民风”，秉承了儒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论精神。这与陈澧学术经世的思想直接相关。经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之一，陈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学术思潮重新得到张扬。齐思和说：“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5]处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学术氛围中，陈澧虽关心政治，却自认并无经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样“以经术为治术，[，他选择了学术经世的途径，通过著书立说、教育人才来达到间接救世的目的。“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7他将学问看得异常重要，甚至认为“学术衰坏”直接关系“人心风俗”，这是他经世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学同样具备经世的功能。陈澧提出“凡经学，要识义理，非徒训诂考据而已。”“凡史学，要知治乱兴亡之由。‘凡读古人诗文，要取其开我之心胸，养我之性情。”[8]不论是经学、史学还是文学，陈澧看重的是他们帮助士人识义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养，从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赞扬郑小谷的文章“观君之文之论事者，则亦可识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时，必可行而后著其说，必不可不除而后陈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应“必可行而后著其说，必不可不除而后陈其弊”，发挥经世之效用。陈澧的诗文亦表现出强烈的对时事的关切之情。如《大水叹》指出广州的水灾不仅是天灾，还与官吏管理不善，滥收田租、诱民垦荒有极大的关系。《有感》讽刺期间两广总督叶名琛临敌而不设防，致使广州城陷落的荒唐举动。《炮子谣》写吸食鸦片给中国人带来的身心健康的损害，对世道人心的破坏，这正是他“切于时”的文学理念在创作领域的贯彻。
二、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
陈澧在《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当“学、识、才”兼长的理想要求：“昔人谓史家有三长：学也，识也，才也。澧尝论之，以为文章家亦然，无学则文陋，无识则文乖，无才则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论文，其可以号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郑君乎?君读四部书不知几万卷，宏纲巨目，靡不举也。奇辞隽旨，靡不收也。其考订足以精之，其强记足以久之，是日有学。通汉唐注疏，而碎义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时文而模仿沿袭，尤深耻而不为也，是日有识。其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为也，能异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锋英英焉，其气磊磊焉，其力转转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这是他在当时文坛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关系的论争中，主张调和汉宋、贯通相左的折中的学术立场在文论领域的反映。陈澧“学、识、才”兼长的文学理念受到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才、学、识”兼备的观点最早由史学家刘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学诚将之引用到古文创作的理论中，提出“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1叩认为理想的古文应将文辞、考据、义理也就是才、学、识三者完美融合。颇具深意的是，章学诚提出“才、学、识”，陈澧则将其排序变为“学、识、才”，并在具体阐释中融人个人之思想。对“学”的要求被陈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订足以精之，其强记足以久之”，也就是训诂精确，博闻强记。强调为文精于考据，与陈澧崇尚汉学的学术取向密切相关。陈澧虽主张汉宋调和，但他的学术出发点是汉学，其学术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汉学领域，正像钱穆所说“是子襄虽亦主融汉、宋，而与陈东塾之为见异。东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论，则在纳康成于诸子。’，[n因此，他将汉学家所重视的考据放在首要位置，强调在诗文创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据而出现知识性的错误。所谓“识”，是指“通汉唐注疏，而碎义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谈不取也。”也就是汉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学术识见。清代中期以后，汉学和宋学各执门户之见，争论不休。陈澧学术思想的特点在一“通”字，抛却门户偏见，主张汉宋融通，考据与义理兼长。“百余年来，说经者极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则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义理也。若不思其义理，则又何必纷纷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书，冀有以药此病耳。既成此书，乃著《学思录》，通论古今学术，不分汉宋门户。，[]学有识见，“以其所学发而为文，为诗”，则不会流于琐碎空虚，也不会流于乖张臆说。汉宋通融的经学立场影响到陈澧的文论建构，强调“学”与“识”兼长，也就是考据与义理兼擅构成其文论的重要内容。所谓“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学表现才能，也就是章学诚所说之“文辞”。在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陈澧对“才”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凡方伯之诗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连章，横翔而杰出。其奇也，狭韵僻字，斗险而争新。其艳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穷纤微，其和也锵锵中宫徵。若是者，犹才人之能事乎!虻]这里的“才”主要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从用字到音韵到风格都有精到的论述，可见陈澧对文学作品具有相当高的审美鉴赏能力。陈澧虽提倡文章家应“学识才”兼备，但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处于同等位置。他欣赏辞章之美，但却将“学”和“识”置于“才”之前：“作诗写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让专门者为之。……若夫著述之体，切宜留意……学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辞章所可同日而语者，俗人更不识也。”C14]这里的“著述之体”指的是经说与史论，陈澧提明确地将著述之体置于诗文之上。对于诗文，陈澧则提出“不俗”的评价标准，而将文章艺术的工妙置于其次。何为‘不俗’?陈澧认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乡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为贼，可惧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为不俗。,E143所谓“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独行，绝不同流合污的个性。陈澧对清末“廉耻道丧”的世风极为不满，将“行己有耻，博学多文”作为教育的宗旨，一贯强调道德的修养，他的赞扬“狂狷”，痛诋“乡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个性独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种思想反映到文学上，就是“不俗”的诗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论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对诗文作者学识修养、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将“学”与“识”放在首要之位置。
陈澧“学识才”兼长的诗文理想对克服当时空虚、琐碎、浅薄的文风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意识到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陈澧为宣传自己的经世主张，将著述文体凌驾于才人辞章之上，对文学作品流露出贬低的情绪，这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对陈澧颇有些菲薄态度的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曾说：“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成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坠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E15]批评宋学家以语录为文，文章俚俗；汉学家以考据为文，文无性灵，明确提出义理、考据之作皆不可称为“文”。这段话或可让我们对陈澧文论未能摆脱经学思想羁绊的不足之处有更深的了解。
三、沟通骈散、反对时文
古文与骈文、考据之文的论争是清代汉学与宋学的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反映。笃信宋学的袁枚、翁方纲以及桐城派作家崇奉古文，以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则推尊东汉考据、训诂之学，提倡骈文、考据之文与之相抗衡。清代后期，汉宋兼采逐渐成为经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汉宋兼采派经学家的文论观点亦正如他们的经学主张，对文坛矛盾基本上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陈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与调和汉宋的经学立场相一致，陈澧对于文学领域的骈散之争持折中的态度，认为古文与骈文、考据之文各有所长，应该互相调和：“李恢垣吏部刻其文集成，属为之序，读之而惊且羡也。集中有古文，有骈体文，有考据之文，又别有诗集，兼擅此四者，求之国朝海内诸名公，其顾亭林乎!其洪稚存乎!袁简斋能为古文、骈体文，能为诗，而不喜考据。然其随笔之书，即考据也。阮文达公精考据，又能为骈体文与诗，而谓古文非文也，笔也。然其集中之笔，亦复佳。是皆兼擅四者，其余不暇论。”[1他认为本朝文人只有顾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能够做到古文、骈体文、考据文、诗歌四者兼长。顾炎武是陈澧终身仰慕的学者，为文考据和义理并重。洪亮吉乃骈文大家，陈澧对他颇为欣赏。袁枚提倡性灵说，反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理论，但陈澧认为他实际上十分精通考据。阮元立倡文笔说，推尊骈文为文之正统，认为桐城派古文只能算“笔”，根本就算不上是“文”。陈澧认为阮元实际擅长笔的写作。陈澧以顾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的创作为例，力证汉学与宋学可以调和，古文与骈体文、考据文可以兼长。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主张“放郑”,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孔子的文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它诞生于“学在王官”向“学在四夷”的学术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孔子把礼乐文献、礼乐制度作为文教与文学的核心内容,把礼乐文化精神贯彻到文教与文学的整个过程中,又将君子人格培养作为文教与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理想化解读和真心呵护,又在客观上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观念,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那么孔子的文学思想在当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能否从中借鉴一些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呢?
二、当代文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由于长期缺乏文学理论,人们对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显得比较陈旧。有人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教学;或是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这些观念是陈旧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教育的本来面貌,束缚了文学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2.缺乏理论。过去由于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不够重视,只有在大学的“文学概论”教材中,才会有一节是谈文学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关于“文学教育”的专门系统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体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还是“活动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几乎都回避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只谈论文学的审美功能。
3.重视不够。虽然有些院校已经开设了文学课程,还有学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国家方面对学校的要求而言,没有像“两课”那样的硬性规定,没有英语四六级那样的全国性统一考试,所以学校重视的力度远不及思政、外语等学科,这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也导致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应付了事,难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页标题#e#
4.模式老化。大学文学课程应该是鉴赏研究课,启发创新思维课,人文精神传承课。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强烈影响,文学教育仅限于知识层面的传授,却不能把文学内容与现代文化思想以及学生的实际衔接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受教育者对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难以体会和认同,文学教育无法达到传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对文学教育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审美意义的范畴。虽然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对当代的文学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当代文学教育要实现终身化。终身教育可以使人获得、更新和提升知识、技巧和态度的改变,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仅凭《诗》《书》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就基本实现了文学教育终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对文学“悟”的能力以及“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了学生自学机制的培养。文学教育的终身化是与文学对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满足、滋养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又是人的“创新素质”和“文明素质”“精神素质”不断生长的需要和土壤。
2.当代文学教育要体现人文化。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观、群、怨”,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伦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教育既是一种审美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更是一种人文教育。我们对文学教育关于人文素养的认识,绝不是对“兴、观、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继承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的基础上,强调灌注人文精神。我们必须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从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认识文学教育,这样,我们才会创造性地进行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改革,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使文学教育达到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目的。
3.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个性化。文学教育只有把学生置于这种价值世界中,让学生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诗意,这才是文学教育的美学蕴涵。而当前很多文学教师总习惯于把文学作品沦为理论的工具,学生的文学阅读也被束缚在理论中,文学情感逐渐流失。在学习个性化问题上,孔子给我们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开放式教学法,即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法。文学教学首先应该建立在学生的文本体验的基础上,然后教师再给学生解惑,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即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把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才能实现。
一、儒家诗教观念对四萧的影响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诗教，就是用《诗》进行教育的意思。温柔敦厚，指态度温和，朴实厚道。在古代，《诗》也是可以用来歌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②《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③梁武帝建立梁朝后，“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非常重视礼乐教化，并多次下诏，修礼作乐。④《访百僚古乐诏》中说：“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濩》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正混淆，钟石斯谬。”⑤《立学诏》中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励行，由乎经术。”⑥这里强调的是礼乐教化，但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提倡儒家的文学观念，并且受到了诗教观念的影响。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的影响下，受到的儒家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为明显。他在《文选序》中引《易经》的话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⑦将文学看作教化百姓的一种重要方式。并且他还进一步引《毛诗序》中的观点说：“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姑风雅之道，粲然可观。”⑧由此可知，萧统也是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仪”⑨的儒家诗教观的。他十分推崇“雅正”的诗风，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来看，典雅之作多于华靡之作。骆鸿凯先生说他是“黜靡崇雅”瑏瑠，这很好地体现出了萧统的诗教观立场。梁简文帝萧纲也受到了诗教观的深刻影响，他也是十分注重提倡诗教观的。他曾在《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中说道：“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瑏瑡这表明，他已把《诗经》看作治国的基础。梁元帝萧绎受儒家思想影响也极深，深信儒家的“三不朽”瑏瑢思想，这很自然地使他去提倡儒家的诗教观。他在《召学生教》中说：“吾亲承天旨，闻《礼》闻《诗》，方欲化行南国，被于西楚。”“化行南国，被于西楚”瑏瑣，这自然也就涵盖了诗教观在内。综上，从萧衍到萧绎，他们都深深受到了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思想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实际态度当然不是他们文学观念的真正表现，可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因为这是他们文学思想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的原因。
二、萧氏文学思想中诗教观念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吴宽 文学思想 思想研究
历史著名的文学诗人吴宽深受吴中传统文学以及儒学思想的影响，在其文学实现中充分体现了这两种文学理念，并且，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吴宽本人经历了不同的生活状况，使得其自身心态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并且导致了其自身文学思想出现了一定的波澜。文章中对吴宽的文学思想进行重点分析。
基于仕隐心态的诗学观念
尽管，吴宽在京城为官超过30年，但是，其始终都心存隐志，并且一直都保持着较为平和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吴宽始终都是保持着荣辱不惊，安闲淡雅的生活以及处事风格。这也使得吴宽在艺术审美方面，追求闲适恬淡和和谐情境等。如，吴宽曾经写过“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当中曾经说过“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而司马迁亦是指出过“困境中更是要发愤著书舒缓心中压力”的说法。吴宽的“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并不是对欧阳修等人说法的彻底否定，只是当时与这些人的心态有所不同。欧阳修等人对社会现实生活非常关注，并且愿意将自身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但是，吴宽更加倾向独善其身，追求的是精神层面上的超脱。中晚唐诗歌也是吴宽非常宗尚的，他对其中的清婉、和畅以及萧然出尘等诗意比较推崇。这些观点在很多诗歌资料中都有体现。比如，吴宽在《后同声集序》中写道“予尝观古诗人莫盛于唐。其间如元白、韩孟、皮陆生同其时，各相为偶，固其人才之敌，亦惟其心之合耳”。在吴宽心中，对世界的各种物象具有独特的体会和认识，由其内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认同感。这种心怀高远的胸襟使得诗人在下笔的时候能够将“山林江湖之趣”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让其所作诗歌具有与众不同的魅力。
诗歌宗尚
1.宗尚韦、柳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对韦、柳二人进行了首次评价，并且，对二者的评价非常高。在苏轼滞后，严羽亦是提出了所谓的“韦柳体”，这个称谓将两人的诗文创作归为一派。也就是指：两人的诗风相似，源于陶渊明；两人在五言古诗方面具有超凡成就。吴宽对韦、柳二人更是追崇，认为两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诗词境界，就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存在“高趣”，进而在诗歌创作时能够真正达到“无雕琢之病”。吴宽对两个人不仅仅是欣赏，其在诗歌抒写上还受到了两人的深远影响。吴宽曾经说过：“我亦爱韦郎，赋诗工五字。”可见，吴宽对韦应物的推崇之深。
2.宗尚白居易
在吴宽的诗歌中，不管是诗歌的主题思想，还是诗歌的创作技巧，都能够依稀看到白居易的诗风。两者的诗歌主题以及题材都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细微阐述，并和“自适”思想协和。在学习白居易诗歌的过程中，吴宽常会和友人一起交流白居易诗歌的学习心得，并相互赠送效仿的作品。如，吴宽写的《夜读白乐天诗集二首》等，在吴宽同好友唱和白居易诗歌的过程中，真正地表达了对白居易诗词的真正热爱之情。
3.崇尚宋词
苏轼对于吴宽而言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其本身的“自然观”对吴宽的文学思想构成产生了深度影响。吴宽感受到的“自然观”具有主动性、深远性，其与自然山水和个体生命价值展现等方面展现了足够的契合度。吴宽在创作的诗歌中充分地展现了“顺其自然”和“天性自然”等感触。
文学散文
1.文学复古
明代出现的文学复古运动，可以说是对明中叶后期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同时，其亦是对明初朝廷各种高压政策以及诗风萎靡的控诉。多数学者认为明代的复古运动起始于弘治年间，但是，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进入了萌芽阶段。到了成、弘期间，已经达到了气候。吴宽最初开始散文复古的倡导，是受到了吴中文学发展的影响。其对当时吴中文化的萎靡不振表示痛惜，并力争实现反拨。而且，当时的明朝，很多文人的文学创作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以至于很多文人都重新对古文进行提倡。
2.韩格欧态
明朝初年到成、弘期间，文坛上的散文作品常常表现宗唐以及宗宋等思想。朱右喜偏爱“六先生”的散文，并且认为只有唐宋的古文家才能够称得起三才之道。以至于后世在区分唐宋文和秦汉文时，常常以明道观为区分标志。“韩格欧态”主要是由于王鍪对吴宽的评价而得来的。韩格欧态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吴宽进行评论，“老成有韩之路”说的是吴宽的学力能够与韩愈看齐，并且能够有所养。“纡余有欧之态”主要是指吴宽的文学风格能够如同欧阳修，做到自然淡定、纡余委曲。其中，“老成”最开始来源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表达的是诗人的审美理想。吴宽的文章被评价是“老成”，主要是因为其像韩愈一样拥有着深厚的儒学理念以及道德素养。
中华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很多的文化遗产，其对后世的文学理念有着深远地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吴宽无论是在诗词的创作上，还是散文写作方面都显示出高超的水平。为了更好地让人们对吴宽的文学思想进一步了解，文章分别从仕隐心态的诗学观、诗歌宗尚以及散文观念等角度对吴宽的主要文学思想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8.
[2]邸晓平.明中叶吴中文人集团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04.
[3]朱焱炜.明清苏州状元文学研究[D].复旦大学，2004.
在北宋时期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文学变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便是苏轼，他在诗词文等方面都有很突出的成就。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而他的文学思想更是是引领了一代潮流。苏轼十分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关于他的文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多方面的。
一、继承与发展前人先进文学思想
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苏轼主张兼收并蓄吸取各家所长并予以发展，这在他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是十分充分的。金代赵秉文在《书〈达斋铭〉》中这样评价：“东坡先生，人中麟凤也。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辅之以名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苏轼的文学思想强调干预现实，他为官期间“为民请命”被看作责任，这是苏轼对韩愈“不平则鸣”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苏轼在他的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所向外展示的就是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一肚皮不合时宜”，他对现实的干预是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素质体现出来的，正是因为他不断的人生挫折及独特个性使他对现实的批判是通过描写民生疾苦（天灾人祸）等方面来表现的，如描写蝗旱之灾。
二、儒家兼济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释道三家，以及三家“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都是苏轼儒家兼济天下的学思想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元素在苏轼身上有很深刻的体现，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优秀代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思想境界充分表现在他的文学佛学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叹，更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曲折的人生经历，不断遭贬得挫折，以及“怀才不遇”的感受，使他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些思想。苏轼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佛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由此可见苏轼思想的发展演变，他先将儒家治平思想吸纳，重实用之学，不为无用之空言。后感兴趣于道家，庄子先得其心，而到了黄州以后，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思想风貌在他身上已经日益明显了。
三、文以载道文以达意
苏轼与欧阳修在文学思想上都强调“明道”和“致用”，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但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在文与意的关系上，提出文以达意。他的“辞达”说强调作者要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客观事物的特征。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就是“以意为主”，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强调身与物化，将作者的主观情感融化到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中，以达到主客和谐。
四、形式多样，自由灵活的文学创作思想
1、文“如行云流水”
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要做到物我一体。物我一体是创作最佳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个过程可以成竹在胸，可以物形于心。恰如苏轼在《谢民师书》中借评谢民师的诗赋杂文，指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也就是说无论创作对象是什么，只要了然于胸，就会文如万斛泉源，滔滔不绝，神思可以穿越古今，跨越流年，作为创作主体的胸中丘壑，都可以随物赋形。
2、不事雕琢的审美意识———天工清新
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使他的文学作品在实用性、审美性、通俗性诸方面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意趣”的审美要求：“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存在。苏轼把诗家的“言志”与诗人的“缘情”二者结合起来,并把它运用到词的写作当中,提高了词的格调,增强了词的韵味。刘熙载认为“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轼生性豁达，缠绵悱恻的词风并不适于他，但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及人生体验便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审美风格,不事雕琢又要豪放有清雄之风。苏轼文学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随物赋形”，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苏轼认为对艺术形象描绘的原则诗“随物赋形”，目的在于要求艺术形象的刻画要合乎自然造化，得自然真态，关键就在于把握形神关系，以形传神而形神并茂。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强调无为而为达到天工清新的效果。《东坡文谈录》记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于是他追求“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不事雕琢的审美意趣。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