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1 16:33:42
序论：在您撰写意识形态发言材料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组态王；SQL；各向异性；系统研发
DOI：10.16640/j.cnki.37-1222/t.2016.02.089
1 前言
土工合成材料与土体界面的相互作用属不同介质之间的问题，是当今岩土工程的热点问题之一。筋-土界面上的摩擦阻力系数则是加筋土结构设计和分析的重要参数，性能参数的精准测量对实际土体加筋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2]。我院自主研发一套充分考虑土工合成材料力学性能各项异性的新型直剪设备，避免了现行规范中试验测试值与土工合成材料实际受力特性严重不符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土工合成材料工程应用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同时，搭建一套基于组态王与SQL数据库的直剪试验操作系统，实现了系统工作状态实时监控、特征数据实时显示，数据及参数曲线输出、存储、查询等功能，并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了国家规范要求的土工合成材料剪切性能参数系列评价指标，计算结果准确可靠。
2 土工合成材料各向异性直剪仪介绍
直剪设备主要包括机械、气动以及电气控制三大系统，如图1所示。机械部分主要包括机架、顶尖、回转驱动、气缸支撑架、上下剪切盒、直线导轨副等；气动部分主要由气缸、空压机、阀体等组成；电气控制系统主要由伺服电动缸、可编程控制器、传感器、触摸屏等组成。
本设备采用整体式机架，结构紧凑，系统刚度大、强度高，极好地降低了导轨变形率，为直剪性能参数的精准测量建立结构基础。上剪切盒外部形状采用正八边形以便于顶尖定位、加强系统可靠性及可加工性，同时相较于四边形、六边形等形状有效减小下剪切盒内径，进而减小回转驱动尺寸，降低整机尺寸及重量。高性能回转驱动实现下剪切盒0～360°任意角度精确旋转，实现土工格栅各向异性性能参数直接测量，完美解决了现行规范试验测试值与土工合成材料实际受力特性严重不符的问题，同时回转驱动具备自锁功能以保证直剪试验中剪切面不发生旋转，保证直剪试验准确。
采用气动加压结合数据实时采集模块，对压力进行实时调节，保压时间高达2h且气压变化率≤0.1%，实验过程压力稳定确保试验采集数据准确可靠。采用高精度伺服电动机与压力传感器联合控制的方法，使剪切速度、剪切位移、剪切力得到精确控制，设备性能参数如表1所示。
3 直剪试验操作系统
（1）系统功能介绍。直剪试验操作系统用来指导操作人员安全高效、智能规范的开展土工合成材料剪切性能检测，实现系统工作状态实时监控、特征数据实时显示及剪切性能数据及曲线输出、查询等功能。本系统共分为系统菜单、操作功能按钮、法向应力与实验时间显示、状态指示灯以及用户登录/退出等5个功能区，如图2区域1～5所示。
系统菜单分为系统说明、参数设置、实时数据、数据输出、系统调试以及报警信息5个功能模块。法向压力及实验时间反应实验过程实时法向应力以及实验剩余时间。状态指示灯区域包括5个状态指示灯，系统状态正常色为绿色，异常时为红色；运行状态运行过程为绿色，试验停止为灰色；报警状态未出现报警为绿色，出现伺服异常、行程超出范围、电机超载、压力气路连接异常等状况时为红色；法向应力正常为绿色，应力波动范围超出理论法向应力的2%时指示灯为红色。限位状态反应剪切位移是否超出行程范围，正常为绿色，超限则为红色。
（2）系统操作流程及SQL实现。打开/退出组态王，进行SQL连接/连接，功能实现命令语言为：SQLConnect（IDDevice，"dsn=；uid=；pwd="），SQLDisconnect（＼＼本站点＼IDDevice）
上述命令语言实现了组态王与SQL数据源的连接/断开，将此命令写入组态王应用程序命令语言的启动/结束中，以实现系统开始运行时就可以连接/断开到数据库[3]。
进入【系统调试】界面，调试各功能按钮与数据显示框，检查系统是否正常；进入【参数设置】界面，输入实验参数和运动参数；点击【加压】按钮，并根据界面中间法向应力显示框进行调整直至试验理论值；点击【预压】，弹出预压界面，并进行系统预压5 min以保证后续实验过程压力稳定。
预压结束，点击【电机使能】按钮，若参数输入不合理则弹出提示窗口，输入合理则电机上电，功能实现命令语言如下：SQLCreateTable（ ＼＼本站点＼IDDevice，＼＼本站点＼实验时间与日期， "直剪仪实时数据"）
上述命令语言实现了按照设定表格模板的格式在数据库中以实验日期与时间新建数据表格，将此命令写入【电机使能】按钮的按下时，以实现数据库表格的创建。
点击【开始】，进入【实时数据】界面开始实验，每10s将数据存一次，命令语言如下：
SQLInsert（＼＼本站点＼IDDevice，＼＼本站点＼实验时间与日期， "直剪仪实时数据"）
组态王将记录体相关联的变量当前值插入到SQL数据库表格中，从而生成一条新的记录，达到将组态王中的数据写到外部数据库的目的。
实验时间为0或者点击【停止】按钮，进入数据是否保存对话框，若删除当前试验数据则命令语言如下：
SQLSelect（ ＼＼本站点＼IDDevice， "实验时间汇总"， "报表名"， ""， "" ）；
SQLDelete（＼＼本站点＼IDDevice， "实验时间汇总"，whereexpr）；
点击【卸压】按钮；点击【归零】按钮，并弹出系统回零等待界面，当回零动作完成后，该窗口自动关闭；点击【电机去使能】按钮，关闭电机；若继续进行实验，点击【加压】按钮并按照步骤3-11开展实验，若结束实验则点击【结束】按钮。
进入数据输出开展后期数据处理。数据输出分为【数据报表】和【曲线输出】两个功能，先从“实验时间选择”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相应试验数据日期，之后根据需要选择报表/曲线预览、打印、删除等功能。 下拉列表框日期显示SQL实现语言如下：
SQLSelect（ ＼＼本站点＼IDDevice， "实验时间汇总"， "记录报表名"， ""， "" ）；
SQLNext（ ＼＼本站点＼IDDevice）；
当需要将数据库中的数据调入组态王来显示，将此命令写入相应功能按钮按下时，并添加查询下一条记录的命令，实现数据库数据的逐条查询。
4 试验实例数据处理
本文从“实验时间选择”下拉列表框中选择“2015年5月26日11时23分”数据为处理实例，依次实现数据的报表预览、曲线显示，数据处理结果如图3所示，并处理计算剪切位移与剪切力关系，如图4所示。
图3（b）所示曲线可依据需要选择坐标轴，仅选择一项则默认时间为横轴，若选择两项则第一选择项为横轴，第二选择项为纵轴。点击【选取】按钮后，曲线显示控件的横/纵轴量程将依据实验数据进行合理调整。图4所示曲线给出了剪切位移与剪切力关系图，并能根据需要通过“实验时间选择”添加多条曲线实现数据对比，实现曲线保存、打印和清空操作。
5 结论
本文研制的新型直剪设备结构简单、对环境友好，安全性能高，基于组态王与SQL数据库研发的试验操作系统，可实现工作状态实时监控、特征数据实时显示，性能参数后期处理等功能，操作简单、计算准确可靠，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杨，李晓莹.土工合成材料直剪与拉拔联合试验仪的研制[J].路基工程，2006，12（06）：82-83.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2]邓子健，沈跃.沥青路面层间抗剪强度试验分析[J].山西交通科技， 2006，181（04）：11-14.
为深入贯彻XXX反馈意见精神，按照旗委工作部署，按教育局要求，我们支部聚焦巡视发现问题，认真组织学习研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谈心谈话，对党支部班子在7项21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查摆，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党支部班子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XXX党支部班子自始以问题为导向，先后通过群众提、自己找、集体议等形式，并结合自查和上级检查等情况，深入查摆了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具体如下：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
1.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
我们支部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认为做为教师上好课，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是主要任务，有时对上级的巡视工作重视不够，上交的材料不及时，材料归档不合理，不全面，不便于检查，有时完成的任务也因为没有过程性材料而导致检查不合格，有时对同志们要上交的笔记等材料出不齐，存放不长久。
对以上问题咱们支部这次召开巡视整改专题组织生活会，进行自查剖析。按照教育系统巡视巡察工作新指示、新要求、新精神、新部署开展工作。
以后对巡视工作要高度重视，对以后巡视出的所有问题都要全面的进行分析，找到产生的原因，进行合理解决。
2.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咱们支部班子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总是觉得意识形态离我们太远，导致重视程度不够，这样就不能及时向支部党员传达一些会议精神和新的理论知识，在今后工作过程中我们要跟紧党的步伐，强化责任意识，按上级要求学习党的最新理论和会议精神及时向支部传达。开展意识形态学习教育。
开展意识形态自查工作，要注意意识形态内页档案建立。做好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工作。
（二）严守党的纪律方面
存在遵守工作纪律不严格情况，在有些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有的同志不能及时参加，有补学的情况，觉得现在大家的工作繁杂，不只是教学，各方面工作多，有时完成一些支部的工作任务会出现落后现象，今后工作中一定会及时开展上级要求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做好对党员的教育引导工作。
在工作纪律方面对党员的要求也不够严格，检查少，对同志们的工作纪律表现掌握的不够全面，也有不及时请假和及时签到签退的现象，支部要加强纪检监督，规范工作纪律，有事及时请假，另外要求同志在工作时间不得作与工作无关的其它事情，支部会定期抽查，做到对党员全面管理。
二、各类问题的具体整改落实安排
(一)对巡视工作条例重视不够具体责任人是潘红飞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在今后工作过程长期坚持。
(二)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具体责任人是刘双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做好上级精神及文件的传达工作。
(三)存在遵守工作纪律不严格情具责任人是罗维民同志，做到按照学校要求，做好工作纪律检查工作。
首先，我必须说，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马上就进行解读，尤其忌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首先应做的前提性工作是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的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因为我们虽然把文本看成是作者思想的表达，然而同时又必须保持警觉，即文本与原始思想之间其实不可能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就是说作者的思想未必已经完全通过文本表达尽净了。而文本研究必须尽可能根据文本及其相关文献把文本与作者思想之间的一致或差池作出分析。这样，从文本本身出发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版本考证的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语境、原初含义，以及相同问题的内涵演变与当代体征，这就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可以把握创新与重构，使文本中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得以呈现出来。
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解读基础，对于那些思想深邃而又命运多舛的作品，应当对关乎此文本的所有文献，包括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全面性的收集和详实的考证。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除却写作过程中的特殊情形（如出版形式一直不能确定(即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是出版单行本？这一问题能否很快落实直接影响这一著述的行文、选材和篇幅。)、对有的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不太了解、另有《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社会史》的写作计划等等），它没有顺利完成，就内在的思想根源说，一定程度上缘于马克思等人了断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及当时德国流行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之间关系和因缘的艰难，新的思想的剥离、锻造和建构过程的艰难，因此关乎那些原属于同一阵营、观念互为背景和参照的思想历练过程中那些众多的文献文本都是我们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须注意的材料；再从最直接的关系考虑，昭示马克思等人思想进程的那些文本[1]、被马克思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文章、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费尔巴哈、卢格、赫斯以及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也都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准备材料的范围，因此，也需要对这些著述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甚至详细解读。
而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来说，它的写作过程异常复杂，写作之初还没有通盘的框架构思。待确定了批判对象后，先写出一些短稿，这些篇章虽然后来也没有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是正式写作前的“尝试”或“演练”，因此，可将其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先行稿”。如果不算《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至少《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是属于这样的“先行稿”，对此我们也就不能视而不见。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草稿、两卷本体系框架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费尔巴哈》章文稿的各不相同的手稿，还有迄今所有版本都没有收录的一些刊印稿、作为原属第一卷组成部分的《“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和第二卷遗失的两章，等等这些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至于《费尔巴哈》章多种不同的编排方案，我们当然需要将这些重要的版本集中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2]。
所有这些并不是“博士卖驴”式的买弄和炫耀，不是搞“烦琐哲学”；相反，可以说，版本考证深入和准确的程度与对作者思想把握和理解的客观程度是成正比的。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要表达对国外文献学家所做工作的敬意，特别是对他们在研究中所体现的谨慎、严谨的治学态度的钦佩。联想到国内长期以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绝大多数研究者撇开对这一著述的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的探究，甚至对其内容也不作全面性的解读和梳理，单纯根据通行本中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就无限演绎、提炼，根据当代现实和流行的观念去挖掘、比附马克思的思想，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弄得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流行的思潮具有比肩而立的地位。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这种没有学术依据、蹈空阐释的所谓“研究”，只有时效性，没有恒定性，从而也就很少有科学性和学术性，以至于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面的积累是如此薄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长期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所实现了的哲学变革的高度，而是处于一种低于马克思的或“前马克思”的层次和水准。
把版本考证的重要性强调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呢？也不是。行文至此，我又不得不表达通近年持续跟踪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动态、出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研究后形成的一种感受：话分两头说，在表达对国外同行工作敬意的同时，我又感到需要防止另一种极端的状况。即版本考证只是基础和条件，但它并不是文本研究的全部和归旨，文本研究不能至此止步，孜孜于文本版本的枝节考证而遗忘了对思想的总体关注，与撇开版本、单纯依据文本段落甚至话语就随意演绎、提炼思想一样，都不是完整的文本研究。
就拿《费尔巴哈》章排序问题来说，自从1965年巴加图利亚提出对长期流行的阿多拉茨基版结构和内容的不同理解以来，时间已经过去40年了，国外的文献专家们不厌其烦地在内容的顺序编排上进行考证和重构，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立以来，陶伯特等人更是在不同方案中爬梳、比较，难下决断。到1997年第2期《MEGA研究》出版，大致方针本来已经确定，准备启动MEGA2第1部分第5卷的出版。但在征求包括巴加图利亚等人的意见后，巴加图利亚明确表示不同意他们的方案。这样围绕《费尔巴哈》章内容的顺序编排越来越成为一种排列组合的游戏，局内人乐此不疲，局外人则感到异常琐屑。很多论著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它章节和马克思复杂而丰富的思想于不顾，老在一些枝节和细节上做文章，意欲何为呢？要知道，研究马克思文本的版本，不是为版本而版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以此为媒介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只停留在枝节和细节上消耗智慧，而遗忘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旨，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呢？而且，在一次性提出一个绝对客观、人人认同的永久性方案不太可能的情形下，根据现在的研究成果暂时拟议和创设的范型去进一步探究马克思的思想，如果这种探究能够深入下去，或者遇到了困难，反过来不是可以对这种范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作出评判、检视和调整吗？
这里我还想对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排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完全放弃内容的逻辑构架而固执于时间顺序的设想，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认为，在具体文本编辑中，实际上很难单独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进行编排，二者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从前面几章的梳理中，我们知道，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甚至个别章节没有写完，致使就现在留存下来的手稿看，这是一部结构上相当松散的著述。但是，对手稿的研究结果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中一些部分还是进行了定稿处理，对其内容做了一些编排；就是对《费尔巴哈》章也是如此，只是这一部分留下来的手稿、誊清稿和刊印稿有几份，有的页码和内容上又不连贯，还有则遗失了，致使对其进行逻辑体系编排增添了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弃逻辑顺序的编排，特别是过分地指责这种努力的必要性，甚至认为“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那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3]，是不公允的。“随意”的断语下得太“随意”了，举凡前面历数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章的各种编排，研究者都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框架。就是对于论者诟病最多的阿多拉茨基版来说，把原文分成三部分是编者的理解，但各个章、节、目所冠以的标题，有的是手稿原有的，其余的则都是来自作者在手稿边写的词语，编者将它们视为相应内容必要的提示。因此，广松涉为了突现他的编排方案的正确而指称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造”是一种缺乏同情性理解的评判。对于按照逻辑顺序编排的编者来说，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放弃这种编排，而是“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4]
如果认为，“把留存下来的手稿和刊印稿编成一部著作，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东西”[5]，进而主张不按“逻辑顺序”进行编排，那就要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实际上，后一种方案的麻烦一点也不会少。
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条件是能够基本上断定各个章节的写作时间，或至少能断定大概的写作顺序。可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和刊印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大多数文稿而言，人们无法准确地弄清它们的手稿是何时至何时写作的，它们的样稿是何时至何时完成的；也无法完全断定哪篇手稿或样稿完成于前，哪篇完成于后，即着手撰写内容连贯的文稿的日期很难确定。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样稿也是如此。通常只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手稿或样稿的写作至早开始于何时，至迟结束于何时：《维干德季刊》的出版，卢格的《巴黎二载》、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倍克《穷人之歌》等书的出版，赫斯抵达和离开的时间，魏德迈抵达和离开的时间，恩格斯前往奥斯坦德的时间，等等。为数不多的一些暗示着某些历史事件的说法又往往非常含糊，几乎无法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编者通常要依靠推测。此外，完全按时间编排也会破坏各篇著作的完整性。譬如，仅从写作时间上考虑，就得分解《三、圣麦克斯》和《一、费尔巴哈。草稿和笔记》的手稿，而这样做是有悖于出版原则的。
其实，对于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并不是截然区分、判然有别的这种状况，那些多年浸润在手稿文献中、对提出一种既符合作者原初意旨又可以获得人人认同的方案之难有深刻体味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为此，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雅克·格朗让提出了“相对”时间排序(relativen Chronologie)的原则，这也符合MEGA2的《编辑准则》规定，即“遇到某篇著作有多篇文稿的情形，可选择较早写成的文稿收录，如果可以明显看出此文稿内容连贯的话。”“所编著作在每一部分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编排时主要依据完稿（写作）时间，而非准备时间或者发表时间。……若某些著作的写作时间较长，可视其写作过程而定。”[6]
总之，版本研究与文本解读、思想阐释和体系建构是基础与目的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是递进的，同时也是相互依存的。缺乏版本研究的支撑，只是凭借由后人编辑而成的现成的文本、把一部未完成的著述俨然视为完整的作品去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必然会造成误读和歧解；而离开对文本思想意旨和总体构架的了解，版本考证实际上也不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些散乱的片断、中断了的叙述、失佚稿的内容和逻辑，只有靠文本思想的整体把握，才能得到接续、联系和“复原”。尊重文本原貌、再现原始思想与揭示体系构架只有处于一种相互支持、融通的关系中，真正体现出“三位一体”，文本研究才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注释：
[1]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参看拙文《思想的传承、决裂与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前史研究》，《河北学刊》2006年第4、5期。
[2]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在MEGA2新版外，将这些编排不同的重要版本集中在一起，编辑、出版一本“阅读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3] [5] Tnge Taubert.Manuskripte und Drucke der“Deutschen Ideologie”(November 1845 bis Juni 1846).Probleme und Ergebnisse，in:MEGA Studien， S.6，1997/2.
[4] Helmut Elsner.Über die Arbeit der “Deutschen Ideologie” am Karl-Marx-Haus in Trier.参加2001年9月由北京大学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研讨会时的发言稿。
关键词：话语权；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1008105
收稿日期：20101116
基金项目：安徽理工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程少武 (1969-)，男，安徽枞阳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和翻译。
On the impor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power for translators
CHENG Shao-w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narguable fact that translators are lacking in discourse power,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ir lack of initiative in choosing translation materials, their method being constrained by mainstream thoughts, and their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original works, of the original writers,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ors’ discourse pow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lack of discourse power, and explores methods of constructing their discourse power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翻译是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译者与作者和读者之间、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等诸多话语权矛盾。近年来，翻译理论界也兴起使用话语权理论探讨译学问题。金敬红、张文娟论述了译者话语权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王东风、孙伟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话语权的影响；杨柳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论论述了原作者话语权的隐形、译者话语权增强的的必然性；陈秀，贾顺厚等论述译者话语权存在的客观性；李洁平、李修群、朱聪等人则运用话语权理论分别分析了《雨中的猫》、《红楼梦》、《浮生六记》等文学作品的翻译。《译者的隐身》作者韦努蒂论述了话语权缺失导致的西方文化泛滥的不良后果；《译者登场》则开启了重视译者因素的研究潮流，使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得到相应的重视。中外学者强调了政治、文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行为的制约作用，然而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译者话语权的重要程度、缺失的原因以及建立译者话语权的途径。
一、译者话语权的重要性
话语权在翻译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福柯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既是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又是掌握和控制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如果话语完全中立，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接受它，对整个社会最有利。如果话语被垄断，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声音都被掩盖［1］。话语权力体现了一种不平等或不平衡关系，由于话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地位有所不同，因而对话语的控制程度也不尽相同。翻译活动中确立译者的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确保译者的地位
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长期以来面临着话语权缺失的困窘。译著创作权得不到认可，被某种无形的强势力量束缚着，译者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缺乏对翻译理论的发言权和作品解释能力。确立译者的话语权可以保障译者的主动性。通过译者的话语权，确立其社会地位，从而使自身的价值得到认可。翻译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原创活动。不同的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译性。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的语言之间在移译时自然会存在某些不可译性。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所说:“任何翻译者毫无疑问是试图完成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须要触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遭沉船,或者是过于严格地遵循原著,损害了本国人民的口味和语言；或者过于严格遵循本国人民的特点，结果损害了原著”［2］。翻译作品不同于机器翻译，总是在众多的原作者表达意图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合适的目标语表达方式。这也就是古希腊的文学作品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翻译，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原因。
(二) 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译者话语权的确立也是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确立译者的话语权可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译者的创造性可以赋予原作一个崭新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延长作品的生命。事实上，翻译史上，出现许多译著超过原作的现象。奈瓦尔用法语翻译的《浮士德》，歌德读后的印象是其文字比原作的文字还要清晰。弗赖利格拉斯用德语翻译的《草叶集》，连惠特曼也不否认可能胜过他的英文原诗。培根从拉丁文译成英文的《随笔集》，无论是文学价值还是流行面都超过拉丁文原作。这些成就离不开译者话语权的表达。
(三)确保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过程。历史上，翻译孕育了许多新文明，也毁灭了许多古老的文明。例如希腊文化孕育了罗马文化，罗马人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由于不同文化相遇时或是征服，或是教化，或是毁灭，或掠夺，或是交流，所以，翻译活动中只有确立译者的话语权，才能抵抗外来强势文化的侵略。译者的话语权反映着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确保本土文化不仅可以吸收外来的新鲜血液，同时保持本土的主要特色。
二、译者话语权缺失的表现及其原因
在国内学术界，译者缺乏话语权，至少可以说，话语权处于弱势。译者对自身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似乎没有自信，不敢承认自己所做的贡献。评论界也容忍不了译者加、删、改。译作的著作权得不到认可。即使是马丁•路得也不得不抱怨，爱看不看！自己想好了怎么译就怎么译，绝不屈服。
译者话语权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和译论研究两个方面。在翻译实践方面，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译者地位不高。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法拥有主动权，直译法盛行一时，强调译者的隐身；二是翻译实践的贡献不被承认；三是翻译实践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对文化移植的方向举棋不定。在译论方面主要表现为：相对于强势文化，弱势文化的译论缺失话语权；相对于译学评论界，翻译工作者缺失话语权。
造成译者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在于作品原文化的强势、原作者的强势、理论研究的强势以及西方译论的强势。
（一） 原文化的强势
翻译本是双向的交流，既有外译中也有中译外，然而我国翻译界却存在着“一边倒”现象。国内翻译界注重的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中文作品的对外翻译没有前者活跃。50年代对苏俄革命理论作品以及80年代以后对美国经济文化书籍的的大量译介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内“西学东渐”一直甚于“东学西渐”。如今，中国经典作品的对外翻译虽然日益得到重视，大量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但就其数量和影响力来讲，远远不及外译中作品对我们的冲击那么大。
受到当时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娱乐需求的影响，译者在作品选择方面缺少发言权，多是出版商或者赞助人指定的文字翻译任务，赞助人会利用话语权强势对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从译语文本理论角度来说，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什么会被翻译出来，怎样去进行翻译，都是由译语文化的需要或译语文化的规范决定的［3］。翻译服务于本土兴趣时，就会从意识形态上处理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且，译者的主体行为还要受到翻译时间的限制。
翻译“一边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翻译任务决定的，实质上反映了译者话语权的缺失。译者话语权的获得取决于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因素,与国际机构的参与程度、导向力、吸引力等紧密相连。当今的科技发展格局和经济现状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西方的科技发展成果。西方文化的渗透策略也使得出版商提供给译者的作品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弱势文化不得不臣服于强势文化。而原语文化的强势势必造成译者在选材上话语权的缺失。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得译者话语权的行使空间相对狭小。
殖民时期翻译的不平衡系统理论解释了原语强势现象，它包括四个假定［4］。第一，弱势文化总是大量翻译强势文化的作品，远远超出后者对前者作品的翻译；第二，即便强势文化翻译弱势文化的作品，也总是使之显得艰涩，神秘，难以理解，需要学者进行诊释。第三，强势文化在翻译弱势文化作品之时，总是挑选符合他们偏见的作品。第四，处于弱势文化的作家，为了拥有大量读者，倾向于为强势文化写作，这使他们的作品有刻意迎合强势文化的成份。
(二) 原作者的强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
译者的隐身反映了原作者的强势。译者地位隐身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如韦努蒂所指出的那样，“译者的隐身是一种文化历史现象，是民主政治需要，是进行民众教化的人道主义思想，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同时又通过归化策略掩盖了其暴力行为，让人们觉得他们所读的不是译著，而是外文，是外国作者的思想的灵活再现。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译者要顺从，又要抵抗。可是抵抗最终被取代”［5］。
译界盛行原语中心论。这种理论认为译者应该隐匿在原作后面，译文要以原作者的面目出现，即“译者要决定性地从属于作者、译文必须从属于原文、翻译应该从属于创作。译者作为原语的仆人，被禁锢在原语的意义、语法、结构、文体和原语文化之中，译者的创造性必须在原语的控制之下”［6］。在这样的意识下，“译者为了增加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忠实感和逼真感，不遗余力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尽量抹去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采用归化策略，用目的语的语言特征和价值观念同化外来文本，从而出现了译者的隐身”［7］。译者的弱势地位体现为没有话语权。与原作者相比，原作品的作者往往早已功成名就。翻译作品的创造性得不到承认，译者不享有翻译作品的版权，翻译作品不能作为成果参与职称评选，翻译稿酬低于创作仍是普遍现象。翻译工作和翻译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地位、待遇、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译作无法同原作相比。
译者的隐身的结果，就是使译者地位边缘化，作品得不到认可，没有版权，没有著作权，译者必须服从外国作者或出版社的安排。
(三)翻译理论研究的强势
国内翻译界，研究翻译理论的地位高于翻译实践。由于翻译工作者面临的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要求严格，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去，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自己的翻译心得和对具体细节的处理方法等。这使得深层次、有系统的研究难以展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脱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译者的话语权。
国内译论研究的弱势也是译者话语权的缺失的原因之一。由于当代西方文化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势，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扩张或渗透,在这种全球话语霸权的语境之下，译者要想得到文化认同，有时不得不借用西方译论的学术话语。20世纪后期，国内翻译界大量大量引进西方国家关于翻译的思考方式和理论表述，使用西方翻译理论术语来评析翻译作品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原创性话语建构基本上是欠缺的。虽然学者呼吁要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但是多数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使用国际流行的学术话语阐释自己的翻译思想。这表明，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人员一方面急于要跟上国际思想潮流，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表达自己的话语，渴望在翻译界确立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希望提出自己的译介学思想。我国译论的研究方向，在复制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复制能力与创新能力之间徘徊，在继承中国古代译论和借鉴西方译论之间努力实现古代译论的现代转型，努力实现中国译论走从“西方化”到“化西方”的转变之路。我国译论的失落从侧面体现了我国译者面临的窘境，处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的强势语境之下，多数翻译工作者选择了默认或无力的抗争，在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上没有权威的表述话语。
(四)意识形态的强势
20世纪90年代，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作用逐渐强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翻译被视作一种“政治行为”，受到权力、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的制约，翻译可以进行重写、操控、颠覆与抵抗等。译者的重写或操纵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权力。例如，于洁指出，“20世纪中国的文化翻译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满足政治的需求，另一种是满足文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些不能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抑制。翻译顺应上层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它将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翻译中的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合乎正道的并且是合法的” ［8］。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中心论来源于奥古斯丁的二元论。奥古斯丁强调精神的幸福，认为意义好比精神。意义是永恒、固定不变的。反映在翻译中，就是结构等值比感受等值更真实有用。二元论的结果就是翻译的工具论，译者是作者及原文的工具，译者处处为原作者着想，传达他的意图，研究其生活及时代，研究如何传达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9］。
三、译者话语权的建构途径
译者缺失话语权势必造成译者受外力的制约和操控，不仅束缚翻译实践创作，而且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可能缺乏创新。译者话语权的重建势在必行。从理论上说，译者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译者的权威性；二是翻译作品内容的可信性。
支运波认为，遏制当代文论成功建构、导致古代文论转换失败的因素是，学术机制、中西文化差异与文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指出，要解决这个现状，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差异，立足中国当下场域，提炼属于时代智慧的理论形态，方可生成当代文学理论的体系”［10］。同理推知，译者的话语权重建应从译学理论、评价体系、学术导向和主体意识等方面开始。。
(一)译学理论的非理性转向
现行翻译理论体系注重非实体研究，体现理性规则，忽视译者个性的非理性规则。传统的翻译理论，从奥古斯丁（包括纽马克）的原文至上、作者中心，到路德（包括奈达）的读者反应、读者中心，从歌德（包括德里达）的浪漫主义救赎，再到无中心也好，无论是作者中心，还是读者中心，或者浪漫主义救赎，都是强调理性至上，忽视译者的非理性创新。
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简约化，注重翻译与纯粹思维的关系，翻译被视为可机械操作的过程。然而翻译活动不仅是注重理性的过程，更是注重非理性的过程，同样的原作，经过不同的译者翻译，有着不同的韵味。基于语义或语法结构的机器翻译发展的窘境证明了理性规则的失效。基于一定的语言规则，经过语义或语法结构的分析和转换，生成目标语的句子，表面上理性而合理，结果是句子的无意义、译作的不可读。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承认译者的非理性，打开了机器翻译的发展通路。
译论的非理性转向来源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人本哲学强调非理性以及人类个性的解放，强调主体性和个体性。突出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认为理性压抑了人的本能，限制了人的自由，强调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认为本能、直觉、意志、情绪等非理性的直接生存状态才是人的真正本质。注重个体的生存状态，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内心体验和自由意志［11］。人本哲学引入译学界，出现了“翻译身体学”等推陈非理性规则的理论。
鲁宾逊的“翻译身体学”力求联合长期以来被理性主义强行分割的敌对双方，如感觉和思维、直觉和系统化等，将它们合为一体，重新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理顺了长期被颠倒的译者和作者、读者的关系。把研究的焦点和出发点重新落实到“人”身上，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所受的影响和制约，宣扬作者、译者、读者双层面的平等对话机制，力图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12］。
由于人文主义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译界对译者地位的讨论最终使译者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译者地位、身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译者的一仆(译者自己)二主(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身份和心理得以转变。原语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日益显现。不仅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语言文化译者”的转向，出现了大量研究译者的学术著作，对译者的任务、目的与素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而且译者的主体性（能动性）地位得到了伸扬：译者既是奴仆更是主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加自由。
（二） 正确的学术导向
抗辩西方译论的话语霸权，离不开正确的学术导向和学者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从容面对“西学东渐”对学术界的冲击，对西方的译学理论进行消化吸收。何刚强教授对中国译学的大本营问题提出了反思，他认为“中国的翻译‘学’研究若真的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若真的要掌握一定的所谓‘话语权’，还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成果。而这个研究成果的产生必然又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国学的土壤之中。没有对中国几千年文论传统的认识、把握、批判与继承，要建立走向世界的中国译学大概只能是一种空想”［13］。
另一方面我国译者的话语资源必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并结合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现实发展状况，认识当下翻译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大力推行“国学热”，推崇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的传播，从中国古典译论出发，挖掘整理古代经典译论。建立属于自己的话语规则，坚持本土文化身份，解构知识霸权和话语垄断。曹顺庆认为，西方文论“中国化”是解决话语权缺失的文化困境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应该与中国自己独特的传统言说方式相结合，并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和利用［14］。
(三) 合理的译学评价体系
译者话语权的建立离不开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以经济为导向，势必造成译学的工具性，经济效益孕育学术的浮躁，翻译沦为糊口的工具；评价体系以政治为导向，势必造成译者的奴仆地位，译作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操控性；评价体系以文化为导向，势必造成异化理论盛行，怪异的表达、非土非洋句式的结构、晦涩难懂的译文，势必损害汉语的完整性。
合理的译学评价体系应鼓励潜心钻研的人，应营造译学的学术气氛，创建民族特色的学术术语，确立民族的话语权，避免跟风盲从，避免西方话语理论对我们翻译实践的误导。提高译学的实践能力和研究水平，保障译者的合理地位和理想的待遇，鼓励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国内话语枯燥与话语沉默的现象。
(四)恰当的翻译策略，加强译者主体意识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体现自己的主体意识，不能一味的归化或异化，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而采取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要自觉摆脱意识形态等社会力量的左右。
适当的归化可以抵制原语文化的话语权力，体现译语文化的话语权，为翻译活动带来活力。文艺复兴运动是以翻译古典希腊作品为主的一场翻译活动，当时的译者无论从地位、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选择适合于归化翻译的文本，有意识地采取一种自然流畅的目的语文体，插入解释性资料；删去原文中的主观材料；协调译文和原文中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译者的话语权。
适当的异化，既有助于保留原文的异国请调，又可以发挥译者的话语权，增强翻译活动的生命力，改变译作的二流地位，改变译者的隐身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原文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译者可以写前言，表明自己的翻译策略，提醒读者文本中存在明显的文体特色。让读者感觉到译者的存在,体现译者的创造性,彰显译者的角色。
不同的译学大家有着体现自我的不同途径。歌德指出，译者要摆脱自己的工具地位，就要勇于维护自我权利，成为有事业心的译者，以自己的方式去翻译，而翻译的效果则可以不断演进，直至完美。鲁宾逊提出了外向翻译法理论。他认为，翻译是译者与原作者及读者的对话行为，翻译过程有内向和外向两种方向，以体现译者压抑或表达自我的态度。内向伦理（introversion）表现了工具论倾向，它要求译者尽量压抑自己的个性；而外向伦理(extroversion)则要求译者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充分表达出来。它不是为了表达而表达，为了差异而保持差异。译者有权以游戏的态度进行翻译，改变原文的内容，使翻译呈现出多样性［15］。
四、结语
译者为王，既要与作者抗争，又要征服读者，同时还要彰显译者的个性。适当的话语权有益于建立其合理的地位，摆脱社会所带来的不合理的无形束缚，促进译学的繁荣和发展。然而，译者话语权的确立还需要社会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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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冬红.人之解读: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5-16.
一、大学生思政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传播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信息传播传播学的“5W传播模式”是研究传播过程的一种重要模式，用这一模式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作如下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为对象的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思政工作者与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思政工作者是信息的发出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是传播者；大学生是接受信息的一方，是受传者；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传播信息，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中心环节；大学思政工作者借助语言、文字、表情等传达和交流观念、知识、思想的方式属于传播媒介；大学生在接受教师发出的信息后，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行为等方面所发生的朝着国家意志方向的变化属于传播效果。可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含了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的“5W传播模式”的五种基本要素：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果。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传播，是师生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互动。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传播者的导控性导控性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大学生思政教育是通过大学思政教师的信息传播，将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哪些观点应该提倡，哪些观点应该反对；哪些事情应该弘扬，哪些现象应予批评；哪些是正面宣传的典型，哪些是负面警示的材料，其指向性都很鲜明，都是由教师来导控的。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实践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不仅仅是使大学生“知”，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行”。对于这门课程来说“，行”是测评“知”的试金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法用考试测评的，只有通过大学生的身体力行、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检验其是否收到了实效。
二、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因素
（一）传统教学的筛选信息和议程设置面临严峻挑战新媒体带来的媒介资源泛社会化，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并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观点，传统的“舆论一律”的信息空间被打破，在信息传播方面，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微信舆论场成为一股强大的传播力量，真正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这一技术支撑及传播特点，为大学生成为“新意见阶层”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使相关部门的信息筛选及议程设置面临更严峻的现实挑战。
（二）传统教学的灌输模式达不到传播的预期目的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传统的灌输式的模式是失败的。原因如下：一、政治体制的改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多侧面认识客观事物与社会现象的大背景，也提供了更多的发言机会，“一言堂”的传播局面已成为历史。二、信息传播技术带来了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模式失去了发挥作用的信息基础，其传播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三、受众对信息的“使用与满足”动机，导致了他们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而这种对信息的“使用与满足”不像对客观实在的物体那样明确，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假象，比如，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观点，大学生在考试答卷上与现实生活中，可能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以上原因导致了灌输式教学模式的失败，大学生不可能把被动接受的信息主动转变为社会实践活动。
（三）作为受众的大学生心理在悄然地发生着隐性变化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新事物、新动态、新思想层出不穷，在短期内难以成为官方媒体或学校教育宣传、解释的重点，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学生易于接受新生事物，面对迅速改变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心理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于带有强烈而生硬的意识形态内容以及居高临下的灌输式的传播方式，本能地用自我心理防线予以隔离，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课没有传播的某些思想和事物，喜欢亲近、接受。因为人们对于某一思想观点的接受或认同，总是参杂着自己的主观需求，而主观需求又是与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大学生总要最大限度地寻找能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契合的思想观点。
三、传播学对提高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启示
传播的方式方法必须与外部环境、受众特点等相适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面对新的信息环境，面对新的信息环境中的大学生，传统的方法已经滞后，因而，探寻与时展相适应的传播方法，是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一)增强教育内容的人文关怀内容作为传播交流活动的基本要素，在传播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如果一厢情愿地期望用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改变受众，结果会事与愿违，传播效果研究表明，“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一种唯意志论观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外，还应反映大学生的现实需要与个体关切，将与大学生个人发展、前途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到讲解中，突出传授内容的人文关怀。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理论知识为实际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提高这门课程与大学生现实需要的结合度。
（二）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而大学生则处于主体地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彻底改变了人们接收、传播信息的方法，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教师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与大学生的关系，我讲你听的“灌输”方法已经行不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大学生为中心，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大学生看作是服务对象，更加关注大学生的实际情感、态度和行为，最大限度地与他们交流、沟通，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提高教育方法的艺术水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一定的技巧，科学利用传播技巧对传播效果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传播效果研究表明，在所要传播的思想和观念一定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技巧，会收到不同的传播效果。第一，“两面提示”。
借鉴传播学的传播技巧可以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完全站在需要宣传的意识形态的一方，仅向大学生解释自己的观点或判断，这种做法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一面提示”，这种做法虽然观点明确，但是，有时候显得武断；另一种做法是，根据所要传播的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向大学生解释己方观点或推出有利于己方的材料时，也展示不同的观点尤其是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这种做法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两面提示”。研究表明，对于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的人，“两面提示”的效果好于“一面提示”。大学生对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的既有倾向，因此，运用“两面提示”更加客观，不易引起他们的逆反心理，还有较强的“免疫效果”。第二，“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相结合。大学思政工作者向大学生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是“明示结论”，将自己的观点隐含在所讲的内容中的方法是“寓观点于材料之中”。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适当地向他们提供一些判断材料，将所要宣传的观点巧妙地渗透于材料之中，引导他们思考，适当时候还可以组织大学生进行辩论，这样，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传播自己的观点，而且能使大学生感觉到结论是由他们自己思考或讨论得出的，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第三，“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相结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诉诸理性”就是教师运用逻辑方法来讲解思政内容，达到说服大学生的目的；而“诉诸感情”是通过营造氛围或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语言来感染大学生，以达到影响大学生的目的。在传播学上，哪种方法更为有效，至今学者们仍没有一致的结论，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两种方法应该兼顾，比如，在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既需要用逻辑方法进行讲解，也需要举一些身边生动鲜活的例子进行阐释，既需要“晓之以理”，也需要“动之以情”，教学实践表明，将二者有机结合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近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颇有启发。该书理清了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复杂的学术关系；更精辟地论述了美国传播学诞生过程中，知识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使笔者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特别想对该书作一些回应与评价。
一、传播学术史应当破除历史“神话”
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这些概念和逻辑，限制了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模式和框架。中国历史原本与西方历史有着不同的书写逻辑，但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资本等问题的追问和反思，让中国人用一批外来概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到人类整个思想系统，小到一个学科范式的确立，其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意志的作用。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人们谈论传播学，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传播学；谈到传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然而，这种以编年史形式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它遮蔽了传播思想真正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传播学的历史神话。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骆正林：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学术群体思想合力的结果。“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只是极少数对学术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而与他们同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学术史的大门之外。”\[2\]（P5）编年史是以往书写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过记载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轨迹。然而，知识生产并非是一条线性的历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传播学最初的发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遗忘”了，另一些方向的思想则被放大和强化。美国传播思想史就是通过“剥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几个主要学者的“创世神话”。现在传播学科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编年史的外衣下，为现有学科结构的合法性辩护，它重视的是所谓的“天才们”的智慧和贡献，而忽视了很多普通学者的艰苦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视并非主流阵营的其他天才学者。编年史将传播学的开创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几十人逐渐变成“四大奠基人”，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编年史相伴的“历史决定论”，是另一个造成历史神话的动力，这种历史书写擅长制造“优越性神话”。历史决定论试图从琐碎的、大量的表层历史事实中，通过揭示因果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再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胡翼青对历史决定论持有戒心：“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分析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成功过，形形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度大行其道，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决定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3\]（P15）在传播学史上，人们通常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衰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崛起，是传播学范式转移的历史必然，其根本原因是芝加哥大学的非学科化倾向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胡翼青在书中通过大量材料佐证：芝加哥大学的黯然退出，哥伦比亚学派的蓬勃发展，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其间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胡翼青指出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系中也有定量研究者，而且这些定量研究者如奥格本、斯托弗和西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声望”\[3\]（P44）。笔者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背后通常埋藏着这样的逻辑，那就是现在的主流思想是击败一系列思想的最优思想，其书写背后暗含着某种优越性的自证，这就为主流思潮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塑造了一个不易觉察的历史神话。
正如俞吾金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总是一个或一些理论家通过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起来的。”\[4\]（P47）所以，通过重新阐述被编年史有意无意忽略的传播思想史，通过解构决定论，揭示了更多学者对传播学诞生的思想贡献，传播思想史才能冲突历史“神话”为我们建构的世界观。这样才能打开了被遮蔽的历史空间，进而打开了封闭的传播学学科边界。这样做的意义是唤起新的研究问题。问题域的扩大和问题域的转换是学科发展的源泉，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问题来构建自身的，“一个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问题域，而一个问题域也就是指某一理论体系可能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总和”\[4\]（P48）。破除神话就意味着提出问题，从而激发传播思想史的研究活力。
不过，需要与胡翼青商榷的是，对于主流传播思潮神话的解构，是否有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学科神话的建构，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神话。在《再度发言》一书中，胡翼青曾经这样评价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许多要素似乎已经渗透到各种研究范式内部，这些因素在传播学科理论整合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内爆式的范式革命。芝加哥的学术气质与学术观点经过各种各样的重组，正成为当代传播学科中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因素。”\[5\]（P353）这种评价似乎又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优越性神话的建构。而他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评价施拉姆是“所有传播学奠基者中的第一个政治家”\[3\]（P194）。“他创造了第一批被称为‘传播’的大学单位，撰写了第一部传播学课程的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3\]（P395）尽管对施拉姆进行知识社会学批判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看待美国传播学，但这种批判对于施拉姆范式的批判似乎又通过批判的方式从反面论证了施拉姆等人对传播学史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起到解构神话的作用。看来，与思想史神话做斗争注定要历经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二、学术史应剖析学术背后的权力关系
知识并不主要源于个体的冥思苦想，认知通常是集体的认知，集体的认知先于个体。因此，传播先于知识。每个知识生产的主体无法摆脱人际关系和价值立场，各种观点背后都有利益的诉求。自福柯以来，关于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本是权力争夺的场域等观念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科，这种批判意识似乎还很淡薄，学者们似乎还不习惯将本学科的学术作为研究对象放在权力关系场域中去分析和解读，这对于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自反性的缺乏是致命的，因为它总是会让学术理解停留在是什么的表象之上。学术研究需要“走进去”，更要“走出来”，作为一个学者，不能“研究什么，就消失在什么中，至多引证别的批评家的话做一些表面文章”\[6\]（P11）。
美国传播学向来被认为是传播学的“正统”，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客观存在。李金铨曾批判性地指出在美国人眼里：“所谓传播学当然就是美国传播学，不必标明‘美国’，因为那是人人皆知的基本‘常识’。”\[7\]（P1）自传播学诞生以来，美国传播学的历史、概念和模式，相当程度地限制了各国传播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路径。然而，当然的东西未必合理，胡翼青提醒我们，当我们确信传播学是什么的时候，传播研究似乎也就停止了。“很显然，一旦当什么东西不再遭受质疑，不再引发思考，成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且不断地被重复再生产，它的功能就从学术层面转向学科规范的层面或者说专业意识形态的层面，从而转为一种学科的‘神话’和学科的‘集体无意识’。而且它还成为这一学科专业意识形态变革的重要阻力。”\[3\]（P2-3）施拉姆等人在构建美国传播学的过程中，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了传播学科的知识规训，强化了传播学者们对现有知识体系的“忠诚度和认同感”。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或思想的生产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因素有关。人们在谈论传播学的时候，更多看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而忽视了美国社会情境和美国意识形态对传播学产生的深刻影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传播学的建构作用是无处不在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主要关注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体系的建构和美国社会的进步。然而，二战让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宣传与民意，国家进步开始取代社会进步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多的学者开始转变角色，成为国家智库的成员。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实施的舆论战强行促进了各个学科的跨学科整合，传播研究因此在这个无形学院中成为研究的热点。二战后美国致力于谋求世界霸权，为了证明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美国的学术思想与舆论共识融合在了一起，而传播学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被创立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和逻辑推理，把握了美国霸权性意识形态这根主线，并尖锐指出：“似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没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法兰克福学派的迎来送往、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合流、社会学家的角色转型以及施拉姆对传播学科的设计，似乎都与这条线索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3\]（P214）正是这个睿智的发现，帮助我们解开了传播学术史书写过程中的很多历史悬案。
国家的需要决定着学者的命运，也决定着学术的命运。首先，学者的人生和命运会因此而改变。作为政府雇员的学者可以获得研究资金和社会地位，可以让研究获得最好的理由：美国的国家利益。拉斯韦尔曾经是一个桀骜不驯、满腔抱负的青年政治学教授，最后成为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忠诚斗士，后半生致力于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美国没有国家认同感，而且都来自美国的敌对国，他们所关心的反犹问题与美国政府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必然成为美国学界的边缘人。其次，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引进到传播研究领域。芝加哥学派的没落，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经验学派在美国大行其道，都是为了满足战争需要的结果。“是战争，使得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社会研究成为当时传播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3\]（P158）二战对决策的时效性、精确性的要求提高，同时学者们也需要规避决策失误的责任，因此定量研究成为了传播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因为更契合美国权力阶层精确决策的需要，因而比社会学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学科优势。再次，意识形态的需要决定学术的融合与发展。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有限效果论与霍夫兰的说服理论并不是一回事，但哥伦比亚学派和耶鲁学派，却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书写为同一种范式，而5W模式为两大学派提供了双方都能认可的研究框架。施拉姆在二战后创立传播学以及选择传播学的“奠基人”时，不仅考虑到施拉姆所在的学术圈和社交圈的声誉和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都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冷战开始后，美国需要大型宏大理论来论证美国制度的合理合法性，同时需要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来论证美国价值的普适性，这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有关。“为了在冷战背景中证明美国制度的优越性，社会科学研究被美国政府卷入了一场为意识形态与市场服务的现代化理论的运动中。”\[3\]（P235）施拉姆等人创造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运动的直接产物。
所以，一切的学术问题说到底都是权力的问题。知识就是权力，这种相互勾结或者说同谋的关系，使权力庇护之下的知识不断得以重复和再生产，从而极大地局限了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权力对于学术的局限并不仅仅是限制言论自由那么简单和粗暴，它真正厉害的一面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软控制在学术领域扶持自己的代言思想，并隐性束缚了这一领域多数研究者的视野。
三、学术史不能仅仅依靠文本解读
做传播学术史研究往往会陷入一种误区，就是将证据的基础完全建立在文本之上。对于文本的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文本确实是最主要的证据。然而解读学术文本不能仅仅依靠文本本身，因为文本的解读既需要时代的宏观语境，又需要文本创作主体的微观语境。前者讨论的是学术文本生成的时代背景，后者讨论的是学术主体的行动与关系。文本只有在语境化尤其是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的解读中才会具有确定的意义。否则，对于文本的解读就可能是随意的，缺乏一个可以参照的框架。由此导致的问题有二：一方面，我们也许会因为两个主张完全不同的学者在某一文本中达成的共识来判断他们可能是同一学派的学者，同样也可能会因为两个主张极其相似的学者在某个问题上观点的分歧而判断他们是对立学派的学者，从而导致自说自话和违背常识；而另一方面，我们会因为将学术与社会分离而无法理解文本的动因和意义，因为学术不仅仅从文本中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研究主体的关系与行动中体现出来。
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学者之间的关系及故事被多次反复提及，从而呈现出微观语境对传播学术的影响。该书评价较多的学者是拉扎斯菲尔德。拉扎斯菲尔德被看成“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奠基人”，一些学者将他形象地比喻为“学院资本家”，他是将政府、企业和学术联系起来的老手。胡翼青将拉氏一生的研究概括为三个特征：擅长团队合作，精于创建研究机构和热衷寻求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综合。而拉氏的这些行为恰恰型塑了其研究文本的特征：科层制和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决定了其研究产品的形态和风格。《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对拉氏与默顿、阿多诺的交往着墨较多，认为拉氏和默顿的配合，是哥伦比亚成为国内和国际社会学中心的重要原因。阿多诺具有孤傲的处世态度、攻击性的文风、不合拍的价值取向，流亡美国的阿多诺在拉氏的研究团队中很不受欢迎，但拉扎斯菲尔德却经常为阿多诺开脱，宽容地将阿多诺的错误揽在自己身上。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在文本上呈现出来的学派之间的关系，从而体现出了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张力。
当然，仅有微观语境是不行的，因为把学术问题仅仅放在学术场域来写作容易掩盖主流学术为权力服务，权力型塑主流学术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有利于藏匿权力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将权力的合法性美化为主流学术的合法性，使其可以更好地为权力服务；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主流学术自证清白，塑造其价值中立的神话，并因此更好地为权力服务。所以在宏观语境方面追问学术的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非常必要。《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如移民产生的社会问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创立的基础，实证研究方法的确立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传播学的起源和进步运动关系密切；帕克时代专家和自由知识分子成为知识生产的两种对立类型，专家们成为社会和政府的智库，有用和务实逐渐成为美国学术从未动摇的气质……笔者非常欣赏该书的提问方式：“为什么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空（1922―1949），出现了这样一种传播学科形态，而且为什么这种学科形态会不断被强化和细化，直至成为大批美国学者的集体记忆。”\[3\]（P28）这种提问方式有利于我们将传播学文本的意义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学者群体紧密勾联在一起，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追问权力扮演的角色。
一部好的学术史著作不应仅仅是掉书袋，而同样应当是讲一系列好听的故事，而这一切仅仅依靠解读文本是不够的。解读文本导致了学术史写作的结构化和概念化，并产生了一种想当然的陈词滥调，历史的个性与偶然性就此荡然无存。胡翼青应当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他2004年出版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就是因为只解读文本，不分析研究主体的行动，导致对传播学科范式进行了一种僵化的划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二元对立，媒介环境学是一种技术主义范式等论调，将活生生的传播学术运动变成了几个僵化的概念和空洞的范畴\[7\]。同一时期的其他传播学术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学术史作品并不能帮助我们还原真正鲜活的传播学术，不能让大师们的思想重获当代的意义。所以，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胡翼青完全进入到了一种讲故事的模式，从而一下激活了已经被教科书固化已久的美国传播学，重新解放了那些被误解已久的思想，给人以许多启发。这充分说明，高度语境化的解读对于学术史的写作有多么重要。
传播学术史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2013年11月底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新闻传播思想史学会，标志着这一领域正在快速崛起。然而，如果这一领域要保持足够的活力和影响力，就不能满足于对国外学术思想剪刀加糨糊的简单译介与拼贴，而是要形成科学的路径与方法，形成自觉的学术意识。《传播学科的奠定》是一个很好的探索，但这应当只是一个开始。
参考文献
\[1\] 施爱东.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2\]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3\]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5\]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序\[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18]《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9]“向北望”中的“北”指大陆，即被港人习惯称谓的“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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