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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增长，是当代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所面临的一次崭新的革命。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通信产业等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型产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世界经济增长在表现出日趋全球化的同时，又表现出知识化、技术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等重要趋势。究其原因，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宏观化、社会化、全球化和政府功能化乃是当代知识经济崛起的重要条件，也是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扩张模式越来越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政府功能也正在得到强化，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的组织、规划、政策引导功能已迅速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客观存在，表明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创造和市场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需求迅速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正在成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功能强化必须成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乃是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作用的核心。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不仅有弥补“市场失灵”的特别功能，而且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功能缺陷的校正也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从长远分析，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提高是改善和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它发展成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本文具体研究了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特点，并对发达国家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具体做法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基本含义和特点
1.1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当代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表明；一方面，市场机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所在。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国际竞争力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和国家整体形象设计等方面能发挥并且正在发挥出巨大的能动作用和主体作用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要普遍和纵深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除了必须塑造企业行为主体外，还必须有政府相应功能的支撑与服务。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所以能对当代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作用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所以能长期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牢固的垄断地位，与这些国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对政府功能的作用尚有不少异议的话，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领域，它们几乎都作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一个重要职能来实施。这表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模式方面，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与传统产业管理职能发生了巨大的分离，正在发生重要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化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并且这种作用还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这是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不懈地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启示。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已占整个制造业增加值的25%，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1996年7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发展技术》报告中强调，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的80%左右。由高技术产品的开发而形成的带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的出口额已占商品出口额的40%。1996年5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确定，由欧盟部长理事会支持召开的“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产业的竞争力——政府的作用”研讨会，探讨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新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功能及其政策问题。显然，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竞争力，是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建设的基础和核心所在。
发达国家新经济实践表明，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经济功能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方向。一般而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功能的实现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政府本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直接参与行为，如把财政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去。二是政府通过建立一系列优惠政策体系去推动、引导、促进、调整和规范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创新活动的持续、有序化发展。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公共基础设施来提高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供给能力，提高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功能的形成和作用也相对复杂。这表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并不像传统产业那样简单明了。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含义。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反映政府政策、法规、规划与计划等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竞争实力。它是指一定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功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竞争力。
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问题提出的重要背景。
从理论渊源上分析，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竞争力存在和作用的基础。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竞争优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主要实施方式，因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就成为决定一国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
从政府经济学的观点分析，政府经济功能的发挥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方式，是加快一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速度不可替代的力量。而政府功能的产生和发挥，除了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还必须辅之以产业政策。即从强化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的角度，增强政府经济功能对国民经济作用的效果，尽量减少“政府功能失灵”。
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工业化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不仅使政府经济功能的强化成为必然，而且使政府经济功能的重点有了战略性调整的必要。为此，必须把政府经济功能集中在工业化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上，进而形成一套能促进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政府政策体系。
从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观点分析，一国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以下五种不同因素的组合：变革素、变革过程、环境、企业自信心、工业序位结构等。由此形成两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竞争力，一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环境优化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环境优化竞争力成为制约企业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环境优化竞争力又与政府经济功能作用形成和效果密切相关。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实践分析，要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功能的效果，必须以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为关键。
从理论上分析，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一国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之间的乘积。即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
1.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特点分析。
(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强化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的主要内容。
(2)决定和影响一国或一地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因素。这是影响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只有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国家政府才有对其实施产业管理的必要和可能；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其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提高，从而奠定了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必要性、主动性、积极性。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能力因素。它主要包括：政府高新技术产业财政投入力度指标、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力度、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政府管理机构设置和功能作用、高新技术产业市场行为主体利益矛盾的政府规范力度等。
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效果因素。其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一是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幅度指标；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地位的形成和扩散程度指标；三是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指标；四是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化发展指标；五是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贡献率指标；六是高新技术企业就业贡献率指标；七是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带动作用指标等。
(3)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一定经济体制的影响，但经济体制变量对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其主要原因如下：
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已由过去的单纯企业化、个体化和小额化向目前的政府化、社会化和巨额化方向发展，尤其是政府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规模与实力已成为决定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这是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投入功能都能得到充实的体现。
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知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重大创新和技术、知识在资源配置与利用中的功能成为主要决定力量。由于技术、知识与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相关性极小，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一般与经济体制因素关系并不特别密切。
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及其知识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变量对其影响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方针、政策、措施、手段等体现出来，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也成为经济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经济体制对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政府行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重新认识政府在国家经济职能中的作用，如何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政府功能的“最大化”和“最满意化”。
(4)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提高一国产业素质的重要条件。首先，政府通过相对超前和富有战略性的优惠政策体系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客观上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和规模；其次，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主要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高度考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因此，对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高级化调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再次，政府通过必要的、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财政投入、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等手段，能促进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进而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最后，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产业保护和产业开放政策等手段，可提高产业发展素质。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和主要条件
2.1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目标体系：促进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增长；扶持和规范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改善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供给；建立和健全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市场结构与市场体系；建立和强化具有自主开发能力和知识产权形式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建立和完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企业家才能供给和研究与开发人才供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既是一个多重目标体系，更是一个客观过程。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建设必须具有条件体系的支撑与服务。具体地，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条件有：
(1)国家规划和战略支撑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成为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需求条件，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充分条件。
(2)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和实力条件。这主要要求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高新技术产业对财政贡献率提高等条件。
(3)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的条件。在市场结构改善、提供市场信息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主体作用。从发展趋势看，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的可能方面。
(4)需求引导和刺激条件。引导和刺激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和创造相关需求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又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形成和强化的基础和核心。
(5)高新技术企业有序竞争条件。调和企业行为主体和居民户行为主体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的利害冲突和利益矛盾，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法规监管能力和水平，进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宏观调控能力。
(6)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条件。强化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整体能力建设，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的充分条件。
这是从根本上确保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终极手段。
2.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功能的一种超越。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既是一个社会日益增长的最终产品和劳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长过程的方式，也是经济管理体制、新兴产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不断调整、转换和创新过程。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种新型生产力的载体，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作用，由于产业增长的国际因素影响，由于政府功能、作用的局限性，因此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必然过程。
(1)提高政府产业管理竞争力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功能创新的主要内容。
(2)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高是对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功能形成和作用模式进行重大的转换和创新。
(3)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必须把刺激和放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作为关键。这既有助于缩短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起步阶段周期，又能极大地加快重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化和战略产业化发展进程。为此，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必须强化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引导和改善，进而使一定时期的产业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顺利调整。即在产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通过某种、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的创造和刺激，去调整高新技术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厂商调整生产方向，促进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通过创造有效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需求去引导社会总需求的变动方向，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功能，使高新技术产业化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4)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指导方针是，既要能消除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市场失灵”障碍，又要能强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整体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
(5)建立和健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促进政府产业政策的完善，并强化其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功能。这可通过形成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超前调节，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国家或一地区能在某一或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构造国际竞争的后发优势的关键。实践表明，这既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功能转换和创新的关键，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核心。
(6)形成有效的政府高新技术及其产品市场管理的新模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环境的建设；二是市场竞争主体的塑造；三是政府与企业产权关系；四是政府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宏观管理模式；五是对高新技术市场垄断的管制和规范能力等。
(7)要创造全面提高社会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动力机制。必须强调，长期以来，在政府经济政策目标中，需求政策占据了绝对地位，而供给政策则被大大弱化了。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中，由于其资源构成和各种资源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地位和权重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技创新人才资源、创业人才资源和新型企业家人才资源等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决定因素。而这些新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供不应求的。而且，在发达国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相对超前，因此，普遍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不足问题，并且这些新型要素供不应求程度会更明显。因此，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就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的基本思路主要有：一是借助优惠政策条件体系来有效降低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的风险；二是通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规模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的多元化机制。这都要求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要以控减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为基点。众所周知，高风险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高风险是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风险控制就成为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重要目标。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有：一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税收减免政策支持；二是政府财政直接投入战略性关键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提高一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安全性；三是政府提供科技创业孵化条件体系，降低科技创业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和风险；四是提供政府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型人才资源的供给水平；五是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分散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风险。
必须指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风险控制能力与一国政府财政收支能力直接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其国民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与该国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状况相关，也与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关。因此，在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可通过制定和实施一定的优惠政策，来提高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能力。这既能增强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政策导向功能，也能大大降低企业市场行为主体风险度，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主体多元化机制的形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的不到位，由于受其国民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其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上与发达国家的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丝毫不比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供给能力上的差距小。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提供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条件方面的认识不到位，它在这方面的供给职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了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化制度创新供给条件和行为建设的重要性，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最佳的发展环境。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飞阶段或成熟阶段，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控制的手段也要进行全面调整和创新，不能再单纯依赖于优惠政策条件，而要通过建立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来提高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控制效率。
因此，强化政府制度创新供给能力，也是提高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供给是政府高新技术产业管理的基本功能。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品种相比，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承担者是政府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行为绩效的高低和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高低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提供的制度创新条件。21世纪美国经济优越的竞争优势，与其高新技术产业化供给能力有巨大密切相关。一方面，而对新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背景，作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的美国也在及时调整其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如科技移民政策和降低国防R&D经费支出的政策等。国防R&D经费支出在美国科技投入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就呈现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50%左右；另一方面，为了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美国政府积极为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创造有利的制度创新条件。如2000年联邦政府放宽对人类胚胎细胞研究的限制。美国是一个宗教保守势力较强的国家，政府经费一直被禁止用于有关人类胚胎细胞的研究。2000年，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中终于取消了这项禁令。由于联邦政府经费在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占有最大份额，大大推动美国在胚胎细胞方面的研究进程。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美国加强了相关法律环境的规范建设。2000年6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全球和国内商务之电子签名法》，确认了电子签名在签订合同、使用和存储文件时的法律有效性，规范了电子商务的法律环境。这为电子商务发展创造非常有利条件，如该法案承认了电子商务网站中大量存在的格式合同的有效性。为了规范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5月，美国和欧盟达成了“信息安全港”的协议，使隐私权问题正式进入美国科技制度创新范围。由于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使厂商获得了强大的消费者私人资料收集能力，直接威胁到消费者个人隐私和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厂商进行相应约束。虽然美国企业界一直不愿加强隐私权保护，但美国政府还是力排众议，对隐私权保护提供立法保障。这得到了HP等著名公司的积极支持。
(8)改善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使政府协调行为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各国政府加快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预期和责任都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政府必须在新型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竞争地位，在技术、信息、管理、新产品和服务等配置竞争中处于主动。这要求政府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实施适当干预。这要求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设计和操作的开放化要以培植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竞争与合作机制优势为关键，利用国际科技合作来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提高科技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产业全球化竞争能力是与其高新技术产业成长能力密切对应的。因此为了提高一国在产业全球化中的竞争能力，必须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为此，发达国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干预功能不断强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定和实施国家级中、长期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提高有限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这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制定跨世纪科技发展战略和计划中有突出的表现；二是强化国家财政能力对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引导社会科技投入规模和结构，提高社会科技投入供给水平；三是加大政府对知识和技术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和条件体系；四是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财政政策，创造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需求，带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五是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扶持高新技术企业迅速长大；六是拓宽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提高对全球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我国各级政府有干预经济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模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政府促进行为相差甚远。①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过多侧重于行政功能，与市场经济要求正好相反；②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最突出地表现在组建国有企业，进入国民经济诸多行业。而在新技术产业化中，政府能直接参与的行业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我国政府传统的经济干预功能难以实施；③我国政府传统的干预功能往往导致很多的投资失误，导致重复建设。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如果国家干预导致了投资失误，可能会从根本上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周期，加大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成本，进而加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竞争的国际差距。这比传统经济下我国政府干预失灵的危险要远大得多；④我国政府传统的干功能没有与相应的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发达国家政府干预高新技术产业化，不仅有行政手段，还有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律手段。客观上，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高新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制度创新条件难以有效供给，此时借助行政手段的干预功能能弥补制度创新不足和滞后的缺陷。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入到成长阶段后，单凭行政手段所能实现的制度创新功能就十分有限，同时过多的行政手段可能导致新的制度瓶颈。因此，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承担全部制度创新功能。从我国情况分析，政府在干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功能还十分有限。实际上，现行公司法、投资法和税法对高新技术创业的限制还很多。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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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背景、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实践中制定出了各具特色的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策略。对我国跨域环境治理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除了了解我国的现状及根源之外，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地方政府跨域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西澳大利亚
政府在区域综合治理的执行中做出了一些关键决定。首先，执行需要通过对现有机构的各种政策和行动加以协调才能展开。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小型秘书处来推进所期望的协调。第三，应该建立优先权。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体制安排不需要过于复杂，最好利用现有能力安排出更多的管理人员，因此不需要建立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这种协调机制就产生了综合流域管理协调小组，后来由一个称为流域管理办公室的小型秘书处为该小组服务，并且也建立了由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员组成的技术顾问小组，以便与社区流域小组沟通交流并行工作。
（二）法国
多方参与是法国的环境污染跨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国强调多方参与，以增强管理的民主化、科学性与透明度。各级流域机构中除了中央及地方代表外，还吸纳用水者、相关专家等作为其组成成员，如《水法》规定：“应当由国家代表建立一个地方水委员会，以便起草、修正和监督水开发和管理规划的执行。此外，在地方政府的职责问题上，规定:“在每个流域，流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的地方行政首长应当指导和协调在该地区国家水资源调度和管理方面的政策，以便促进该地区相关部门和地区对中央权利下放后工作的连贯性和协调统一。”
二、实现区域综合治理联动解决环境危机
（一）草拟京津冀环境行政立法，有法可依
现如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传统的环境行政法律关系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以环境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环境行政责任制度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完善。我们本着三方联动的理念共同解决环境恶化，提升经济效益。大力加强环保团队的联动建设，引进三方高端技术人才，深入实地考察，开发新型清洁能源，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某些偷排企业，揭发“捉迷藏”把戏，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京津冀环境行政协调工作机制
法国环境法典规定：“为履行其职责，生活质量部长，必要时，可以求助于其他部长领导下的部门和机构。”环境行政协助是我国环境行政权一体化的要求。随着环境法的日益完善和发展，纳入环境法的管理对象越来越庞杂，环境管理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精巧、细密，职能越来越独立，但环境要素是一体的，不可能把它们截然分开，这就需要环境管理部门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更加体现一体化的要求，行政体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大系统。行政体系内部给机构实体只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各机构的总体目标、总体利益是一致的。必须依法建立行政协助关系，并保证行政协助的方便性、目的性、灵活性。
(三)完善环境行政机制
[关键词]网络经济、非摩擦经济、经济学理论、企业竞争策略
网络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潮后似乎归于平静，然而网络经济却现实地发展着，关于网络经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什么不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如何？网络经济下企业的竞争策略是什么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我认为，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传统经济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网络经济不仅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社会制度、法律、政府和人们的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竞争策略提出了迫切的更新要求。
一、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西方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是要花费费用的，经济运行是有摩擦、有阻力的，也就是说经济活动是一种摩擦经济。只有通过合理的产权界定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摩擦，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如果说传统经济是一种摩擦经济的话，那么网络经济就是一种非摩擦经济。
网络经济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没有摩擦的经济，也就是说，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费用要比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低得多，几乎以接近于零的成本获得无限资源，无限地提品、服务及创意，从而使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就如同一个虚拟的世界，只要产品低成本制造、廉价销售，就会赢得用户。可见，网络经济是不同于以往经济模式的一种低成本、无摩擦、高效率的全新的经济型态。
网络经济向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网络经济了传统的供需平衡机制
在传统经济学中，生产随需求而变化，企业根据需求的升降来调整生产。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供给支持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平衡供给和需求。它的传导机制是：需求——价格——供给。具体来说，需求下降，引起价格降低，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上升，引起价格升高，再引起供给扩大。而在网络经济中，由于没有什么摩擦，没有相互抵触的因素，因而需求毫不费力地随生产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网络经济是一种“供给主导需求”型经济，即“看不见的手”努力“主流化”。它的传导机制是：供给——价格——需求。具体来说，供给增长，引起价格降低，刺激需求增长；供给增长，又引起价格降低，再刺激需求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可见，网络经济中供需平衡的规律颠倒了。
（二）网络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的“收益递减规律”
收益递减规律打个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吃得越饱，饥饿感就越小，对食物的需求就越少，因此食品商的收益也就越小。而在网络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例如，微软公司的用户需要越来越多的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因为软件用户已被锁定在某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或排版系统上，他们不愿学习使用新的系统，于是不断购买原系统的新版本。不久，一种产品、一项服务或一个创意就取得了偶像地位，随之在消费者眼中变成了一种时尚，从而取得了主流地位。主流化了的产品、服务或创意能自身获得动力，从而使收益递增，而不是递减。
（三）网络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反馈机制”
这里首先要明确负反馈和正反馈的概念。所谓负反馈就象是汽车行驶太快时的突然刹车，是阻力、摩擦力。在传统经济学中，负反馈既是阻力，表现为需求阻碍供给；又是摩擦力，表现为制造、分配和销售的正常开支，表现为收益递减。正反馈则截然相反，它是在加速而不是阻碍市场份额的变化。降低价格，锁定特定的用户群，发展长远客户，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需求的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促使需求不断增长，迫使产量持续增长，直到市场饱和。因此，网络经济自身具有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机制与传统经济学中的负反馈机制或收益递减规律的运作方式正好截然相反。
但是，网络经济虽然不同于传统经济，但它仍要受市场力量的支配。正如詹姆士·阿利指出的，“递增利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递减利润就不存在了，这两种现象将永远共存，并且起着互补作用。”实际上，网络经济仅仅是延迟了递减利润开始产生影响的时间。
（四）网络经济具有非线性的“混沌”特征
某些具有内在不稳定的系统时而会出现紊乱的态势，数学上称之为“混沌”。而非线性则是指人们难以预料的因果关系。例如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就是一种混沌状态，买卖、抢夺市场份额向来就是按非线性系统规律进行的。一个混沌系统就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网络经济就是这样一个非线性的系统，它一旦有变化，就不是从一个值均匀地变化到另一个值，而是跳跃式地变化。网络经济内在的非线性特征正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主要原因所在。
这种现象只能用“混沌理论”来解释。一个非线性系统即使呈不稳定的混沌态势，它仍会趋于某个均衡点，系统围绕该点上下波动，达到该点时，便处于稳定状态。这个点就是混沌系统的均衡点。运用到股市上，它就成了某种股票价格的均衡点；运用到网络经济中就是各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体系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它内在的数学原理是用数理混沌理论描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只揭示了有形物品、货物的供需以及市场总是从一种状态线性地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规律，它无法解释当代网络经济所具有的非线性混沌特征。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不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网络经济。
二、网络经济的特殊定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定律不同，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殊定律。
（一）莫尔定律（Moore’Law）
莫尔定律认为，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变化速度（rateofchange），网络经济是按照“因特网时”（internettime）的速度运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由于这个定律首先是由美国因特尔公司的戈登·莫尔提出并应用的，因此被称为“莫尔定律”。
“因特网时”是网络经济的变化速度，它是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这已接近人类能够吸收信息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的极限。通常7年相当于因特网时中的1年。在因特网时，每3~5年就是一个网络经济时段。一种产品在3~5年里就会达到主流饱和状态。为了更鲜明地理解因特网时，可以将网络经济与农业、工业、后工业等经济时代列表对比如下：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比
时代延续时间（年）交互速度（英里/小时）环球所需时间
农业经济3~50003~5（人力）3~5（年）
工业经济3~5003~50（马车~汽车）0.3~0.5（月）
后工业经济3~503~500（飞机）0.03~0.05（天）
网络经济3~53~5000（网络）0.003~0.005（小时）
显然，每个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交通和通讯的速度，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技术速度。根据上表，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要短10倍，后工业时代要比工业时代短10倍，而网络经济中每个时代则只有3~5年，极其短暂。
极端的“因特网时”给网络经济的运行强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学习。莫尔定律是网络经济中企业和它的竞争对手必须遵循的一种业绩学习曲线（performance-learningcurve）。网络经济是给信息增殖的一种经济模式，增殖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更多的信息又能进一步增殖，这种不断循环着的特殊的信息收集过程，被称为学习。学习是运行在网络经济中的正反馈机制的核心部分，因为它以技术优势代替了物质优势。一般来说，一项新发明、新的电脑程序或新方法问世后，必然会有人对其做出改进，在原来的基础上巧妙地修改、提高或运用，从而掌握了增殖的奥秘。这促进了更多的革新和改进，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导致了后代产品的进一步增殖。这个发明、学习和增殖的循环会一直持续到技术枯竭或该技术被其他技术所取代。学习导致了全社会都在追求速度，学习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正反馈机制是网络经济的推动力，因此，控制学习变化速度是网络经济的一个关键因素。
（二）达维多定律（Davidow’Law）
达维多定律认为，在网络经济中，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市场份额，因此，一家企业如果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与其作为第二或第三家将新产品打入市场，绝对不如第一家，尽管你的产品那时还并不完美。该定律还认为，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即要自己尽快使产品更新换代，而不要让激烈的竞争把你的产品淘汰掉。这实际上是在“因特网时”中生活的一个必然结果。威廉·达维多在因特尔公司任副总裁时，就注意到了提高产品更新速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一定律。
（三）新兰切斯特策略（NewLanchester’Strategy）
对网络经济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英国的F.M.兰切斯特（1868~1946），他设计了英国的第一辆汽车，写了《战时飞机：第四代武器的开端》一书，并于1916年创立了“数学理论策略”。他的思想影响了运筹学的创始人伯拉德·库柏曼。W.E.德明在60年代把上述两人的思想介绍到日本，日本科学院院士申夫田冈博士总结了该理论中的精华部分，并以此为基础针对日本人的消费状况制定了一种新的营销策略，被称之为“新兰切斯特策略”。该策略描述的是网络经济的竞争规则。新兰切斯特策略被用于商业时，就成为一整套的指导原则，指点市场部门如何在竞争中取胜。
具体来说，新兰切斯特策略的运用可以使产品、服务或标准主流化。某个产品一旦主流化，它的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锁定了一大批固定用户，并给生产该产品的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因此，兰切斯特被许多人视为运筹学之父，在网络世界里，可以称为网络经济的建筑师，至少也可称为市场交易策略的设计大师。
三、网络经济中的生存原则和竞争策略
商场就是战场。网络经济中的市场营销就象打仗一样。根据以上网络经济的特征以及运行规律，企业必须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生存原则和相应的竞争策略。
（一）产品主流化（mainstreaming）：抢夺市场份额
主流化是网络经济生存竞争的首要原则。为了赢得最大市场份额而赠送第一代产品的做法就是主流化。主流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锁定”（lock-in），即通过吸引客户从而占领主要市场份额的过程。一旦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对该产品有了依赖感，考虑到培训费用和其他转换成本，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一旦某个产品取得了主流地位，这个地位就不大可能被动摇。显然，主流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它不仅锁定了用户，同时还消除了竞争。
免费赠送是实现主流化的具体方式，它通过把自己产品的价格降到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沸点，从而一跃成为市场霸主。许多网络公司都是这么做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就是为了长期推销刀片。
主流化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市场份额的最大化，而市场份额的多少与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企业要想在网络经济中白手起家，必须先拥有26.1%的份额，再赢得41.7%的份额，最后达到73.9%的份额。这一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当一个企业使用高明的计谋达到26.1%的市场份额这一最低目标时，才能成为“竞争者”，即才可被看作是一个可参与竞争的企业。若低于26.1%，则它的生存能力就很弱，只能算是“不稳定的竞争者”，它的地位可能随时会被竞争者取代。一旦拥有26.1%以上的份额，就开始与其他公司相脱离，处于领导市场产品的地位。获利能力一改变，市场份额也随之改变。（2）弥补缺口来进一步赢得41.7%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样就会成为市场“领导者”。所以市场霸主的目标是猎取超出41.7%的份额，这时，该公司与它的竞争对手之间赢利能力的差距才能扩大。在网络经济中取得这一关键地位的捷径常常是兼并和收购（M&A）。（3）通过主流化以赚取73.9%的份额，从而成为“垄断者”。当然，垄断是每个雄心勃勃的公司的最终目标。但是，但再往上超过73.9%时就会停滞不前，因为其一，很难刺激出更多的商品需求量；其二，会引来与其他产业集团或专业化产品公司的竞争；其三，市场份额与赢利能力两者之间就会错位。因此，虽然拥有90%、95%或100%的市场份额，似乎是最理想的目标，但在网络经济中不应该是一个聪明企业的目标。
（二）铸造价值链：“黄金定律”
网络经济中，许多高科技产业已构成价值链上的分支。价值链是由基础科技公司、中等增殖公司及最终用户共同联结成的价值增殖链条。网络经济通过价值链实现价值增殖，企业从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分支中抽取资金，赚得利润。网络经济决定了任何公司若只是赢利，而不实现价值链增殖，将难以幸存。
价值链中包含有“黄金”，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价值链上的分支越多，它所获取的“黄金”也越多，这就是“黄金定律”。任何企业意欲挖掘网络经济的潜力，就必须充分利用由一个甚至多个市场空间构成的价值链。
网络经济下，价值链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价值要大。单枪匹马地干无济于事，所以各企业要联合起来，形成“价值链群”才能幸存。随着产品的分解，价值链不断整合。各企业应建立合作关系，发挥联合的作用，竭力从整个价值链上获取利润。
（三）PICN原则：产品个性化
网络经济中产品和服务必须要有个性，即质量和外观以及感觉要对人性因素具有吸引力。个性也许很难定义，但是有个性的产品就有市场。一个企业要在网络经济竞争中获胜，必须瞄准个体市场，实现产品、服务和创意的个性化，即遵循PICN原则。
PICN是一个缩略词，由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客户化（customization）和特定化（narrowcasting）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组成。这里，个人化是指产品恰恰正好符合个人的需要；客户化是指客户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剪裁某项产品；个体化是指某项产品是专门为某个特定的人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特定化即指客户是通过单人市场发掘出来的。所有这些，都组成了PICN因素。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代替了效率，个体化代替了大规模生产，客户化代替了客户支持，特定化代替了大规模销售。
显然，PICN原则迫使生产超越了销售的束缚。网络经济中的生产不再是整体地、大批量地生产出普通呆板的产品，或提供僵硬、没有特色的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它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事后能够改进。个人化和个体化使价值乘数达到了最大化。总之，在网络经济中，个人化、个体化和个人市场这些新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节约资金这些传统观念正在悄然逝去。由于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网络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虚拟社区和部落意识
虚拟社区是由有着相同需要的人组成的群体，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世界各地的产品和服务联结起来，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网络经济中，企业首先得找出富有代表性的个人习惯、个人喜好和个人品味，并据此生产出符合个人需要的产品。然后企业必须找出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潜在客户，把他们当成一个独特的群体，向他们出售产品。但是要想吸引住这个群体，就得迎合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和兴趣爱好，也就是说，要创造出一种社区意识。一个成功的营销策略必须迎合他们心灵深处的那种农业时代的部落意识。网络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不仅要适合一个单个的人，同时要能引起整个部落的兴趣。事实上，虚拟社区已超越了社团的范畴，随着网络经济趋于成熟，每个人都将成为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这一观念实现主流化以后，很多后工业时代的做法将被过去的农业时代的传统所代替，人们的观念必须领先一步得到更新。
（五）企业产业化
在网络经济中，当市场份额增加到最大值时，该产品就成了市场的主导产品，制造该产品的企业就能创立完整的产业。企业就要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产品转变为产业的标准，否则该企业就会失去垄断市场的机会。发展一个产业与壮大一个公司有天壤之别，区别在于发展一个产业得到的回报比发展一件产品的回报更为丰厚；换言之，一家公司若是转变为一个产业，其价值就转化为一个“金矿”。例如，微软公司已发展成为一个产业，而苹果公司只停留在一家公司。微软公司的产业包括了本公司，外加成千上万个第三方开发商、合作伙伴及追随者，是最成功的例子。
综上所述，网络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和企业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企业只有密切注视并适应这种变化，采取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竞争策略，才能在网络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T.G.勒维斯[美]，《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卞正东、王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
一、在我国推行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公共财政。历史证明，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成本很高，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引导。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公共需要，这一公共需要呼唤政府的公共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所面对的基础，已从作为行政附属物的企业和个人，转到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上来，财政的“独立主体性”正在形成，财政活动也正转到为经济主体的公共利益提供服务上来，成为满足经济主体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国家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时就被充分认识到，而起调控作用的财政应采取公共财政的形式，则是近些年才被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国家财政不应是延续计划经济诸多特征的传统财政，而应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共需要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所谓硬环境，就是要能保证市场的物资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畅通。这种市场环境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所谓软环境，是指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有一套相应的机构，来监督这些“游戏规则”的实行。
2.公共财政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遏止腐败的一剂良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预算建立在一整套科学公开的运作程序之上，这就为精打细算、有效地使用政府经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避免了由预算制度流于形式所造成的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现象，大大促使政府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财政的又一重要特征，是通过对政府财力的法律制约，将所有政府预算内外的收入都纳入政府预算中，将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纳入到法治范围之内。政府收支行为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制约束，政府预算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因此，公共财政的推行实为医治政府权力腐败的一剂良药。
二、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所面临的难题
1.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西方公共财政学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社会共同需要”之上，我国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时如何给大量的国有经济定位，就成为一大难点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应该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所组成，提出所谓的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论。也有学者将国有经济视作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的庇护。“公共财政双元论”本身违背了公共财政论将财政定位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这一初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国有资产的财政收支，也同样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这一大目标，这部分政府收支仅仅是财政的一个构成要素，而非独立成分。也即是说，国有资产财政只是公共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如果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唯一目标，那么公共财政必然是一元论。至于将国有经济视作公共财政的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庇护的观点，与我国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违背，也是不符合国情的。
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担负的责任，远比西方的一般企业多，它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理论上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而且在经济发展中充任了“龙头”作用，带动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现如今，国有企业担负的政府职责不可能马上全部转给政府承担起来，同时，能替代国有企业龙头作用的经济力量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如果让国有企业“一刀切”式地退出，很可能出现一些“真空”或“半真空”状态，这对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和调动是不利的，为此，在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去留，应该注重效率标准。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应予以保留和发展；确实无效率的，应予以裁撤。就我国国有经济目前发展的势头看，随着国企脱困目标的如期实现，国企上交给政府的利润必将大幅度增长，如果将此部分收入用于国企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或安置下岗职工，这或许更能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即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定位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之上。
国家级开发区快速发展得益于灵活高效、精简便捷的体制机制优势。但由于政策普惠、法律地位不明确诸多原因,一些开发区走向了“体制回归"。“体制回归”是全国开发区共性的问题,即回归到过去老政府、老乡镇的管理方式,功能太全、包袱太重,不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搞对外开放。开发区应该是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政府派出机构,一旦变成了大政府,必将不利于开发区的发展。一些明文规定下放给开发区有关管理权限,有的没有下放到位,有的下放后又被收回。如果体制优势不能维持,可以说开发区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和重要保证。新时期促进开发区又好又快发展,首要的还是要把维护体制机制优势放到突出位置,真正把管理权限落实到位。为充分发挥先行先试试验田的作用,招远开发区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成立社会治理中心,整合办公资源,集中街道辖区居民户口管理、流动人口管理、计生服务、司法综治、、社区党建等业务,实行业务一站式集中办理、工作统一管理的模式。建立健全失地农民保障机制,同时,通过实施免费培训、搭建就业载体、强化政策引导,实现了失地居民向企业职工的转变。二是加强人事和行政管理创新,建立健全以激励与考核并重的人事干部管理机制:强化竞争择优意识,建立民主公开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轮岗交流机制;突出干事创业主题,建立奖罚分明的考核激励机制;发挥制度管人作用,建立制约有力的干部监督机制。虽然县级市国家级开发区没有项目审批权力,但常熟、昆山开发区作为县级市开发区’在开发区设立了规划和土地部门的服务窗口,这极大促进了开发区发展。招远开发区在项目审批中,新项目从达成投资意向开始,要经历公司注册、核准及备案、项目环评、土地手续、建设手续等程序’在有土地指标及项目不属于特殊行业的前提下,6个月内完成上述事项审批,属于进展比较快的。在整个过程中,耗时比较长的是备案及建设手续的审批。其中,备案牵扯到环保、水务、土地、安监等部门;而建设手续’需要到市建设局办理审批手续。一个项目要牵扯到W余个部门审批盖章,收费项目较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公司注册过程中采取全过程代办、全天候服务、全要素对接的“三全工作法”,打造高端、高效、高质的服务软环境。在项目落地签订意向后采取领导包帮制,对项目进行跟踪服务,随时协调与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最短时间内项目开工。今后,随着审批权的下放,我们将协调相关部门减少审批环节,采取合署办公、“一个窗口一条龙服务”等方式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加快投融资平台建设,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促进银企合作,进一步优化配套建设,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二、完善开发区体制机制的建议
(一)调整用地思路,争取用地扩容’突破土地瓶领
一是集约利用土地。调整用地指标,将单个项目的建筑密度提高10%;调整用地方式,能建多层厂房的不建单层,分期建设的项目规定项目建设期限,逾期依法强制收回土地;调整用地门槛,对人园项目设置投资、技术和环保门槛,重点引进投资密度大、占地面积小、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企业。二是盘活存量土地。充分利用闲置用地,实行“空地”招商;对已投产企业,按照园区新的投资政策,要求其追加投资或引进新的投资项目,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实行“无地”增资或“零地”招商,把现有企业做大做强。三是创新土地报批方式。认真梳理建设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向上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用地计划,通过多种途径申报各级各类产业基地,借牌“生地”扩容,接纳人园项目。建议省政府和国土资源厅对位于县级市的国家级开发区单独供地,这样会极大加快开发区发展。四是抓紧扩区申报。建议省发改委、商务厅、科技厅深人各地调研摸底,调查审核各地园区建设发展的实际和扩区的必要性,省、市政府及各级业务部门要给国家级开发区以指导和支持,抓紧开展扩区申报试点工作。建议把招远开发区作为山东省国家级开发区土地扩容、扩区申报的试点园区。
(二)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方式,缓解资金压力
建议设立对国家级开发区主干道路国债贷款和基本建设贷款贴息,适当增加经济落后地区的开发区贷款数额,帮助其完成区内主干道路建设,降低园区贷款成本。建议省内各大金融机构在国家级开发区融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多渠道解决园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资金紧张的问题,缓解资金压力。建议将国家级开发区作为省市发展的重点区域,积极取得银行信用支持,减少贷款手续,提高贷款到位速度,加大信用贷款数额,节约贷款成本。建议成立国家级开发区发展扶持专项基金,在金融和资金配套上向国家级开发区倾斜,在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发展创新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创新管理体制,优化运行机制,破解招商难题
在园区体制机制创新方面,要给国家级开发区“正名”,赋予相应法律地位,理顺管理关系和管理体制,强化对开发区建设开发的管理,实现资源统一调度、政策统一落实、企业统一管理、项目统筹运作,解决传统体制不顺造成的诸多麻烦。在招商引资方面,创新招商措施与机制,强化领导和组织机制,广开招商渠道,把专业招商和全民招商、产业招商和功能配套招商、工业招商和农业产业化招商有机统一起来。要注重“项目立企、项目兴区”,鼓励企业策划项目、开发项目、包装项目,完善和充实项目储备,用项目去吸引资金。要注重吸引投资的环境建设,为投资者创造投资成本最省、运行成本最低、市场机会最多、投资环境最优、效益回报最好的投资发展条件。建议全省多搭建平台,实现园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渠道通畅,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开发区发展。
(四)完善功能配套,创建生态工业园区,实施品牌园区战略,培育园区特色产业
一般认为,经济效果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消耗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行政管理经济效果实际上就是行政管理的投入与劳动成果(或产出)之间的一种特殊数量比例关系。如果用F表示行政管理的劳动成果,用C表示对行政管理的投入,用V表示行政管理的经济效果,那么就有下式:
V=F/C(1—1)
行政管理的作用具有“国家目的的行政作用”和“社会目的的行政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管理的效果也就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效果;另一类是经济效果。而行政管理的耗费则是指产出这两类效果所消耗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分析行政管理经济效果主要是结合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分析行政管理的产出和消耗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提高产出、降低消耗,并对产出和消耗作出一套评价的标准和考核的办法。本文将主要从经济效果并辅助社会效果两方面来重点分析行政管理的经济性。
二、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
行政管理的劳动成果是一种与投入或消耗不同质的东西,一般来说,具有直接不可比的性质。从现行的评价方法来看,往往是采取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属于语言阐述,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准确性。但是任何相关事物,总是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现代应用数学和其它分析方法为我们把具有一定同质性的事物通过某种特殊的方法转换为定量的表述提供了可能性,这为我们建立定量评价行政管理的经济效果创造了前提条件。
如果我们舍去行政管理产出的其它一些效果,直接用财政收入来作为行政管理的间接产出并以其来作出评价其经济性的依据,在理论上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它可以提供一种评价的思路。从财政支出的各项目来看,它不仅对经济效果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也是取得的社会效果好坏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对行政管理产出的评价和考核,用财政收入来作为评判依据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对行政管理经济性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就可以利用其与财政的相关性转化为定量的评价方法。具体的评价指标也完全可以借用现行我国财政分项目收入情况和国家财政分费用类别支出情况的指标。(见表2—1、2—2。②资料来源于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1.财政指标的评价标准:从表2—1、2—1可见,我国财政收入和来源指标为各项税收、能源交通重点基金、预算调节基金收入、教育费和其它收入。作为分费用类别支出的各项指标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它支出等。由于他们都是数字指标,其评价标准就可以从其绝对数量的大小或一些相对指标进行评价。
2.财政指标的考核:在上述财政收入的实现中,起直接作用或是较大作用的是来自社会的各项税收,它占了整个税收的96.73%,其余部分仅为3.27%。而创造这些税收的起最根本作用的是各类企业及其它经济组织,这类因素在我们的评价方法中被称之为直接作用因素;而起着控制、监督、协调、服务的行政管理,称之为间接作用因素。其考核也可以通过以下指标进行:①财政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财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③财政在对社会文教事业方面的作用;④财政在国防、其它领域的作用。鉴于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的评价方法
以上分析为我们建立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经济效果评价方法打下了基础。下面我们从编制定量的方法来对行政经济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建立这种方法的步骤如下:
(一)建立表格
1.按现行的部门分类标志将行政管理的产出的类别分为1、2.……n种,每一种产出的类别所对应的细分类数目为d1、d2……dn,而为了解决各种性质的产出不均等的情况,我们用k1、k2……kn来表示行政管理产出的均衡系数。最后,每一种产出的效果我们都以社会效果(用T表示)和经济效果(用V来表示)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2.将行政管理这类间接作用系统分为若干小的组成单元,并用s1、s2……sm来表示其细分类,用p1、p2……pm来表示对间接作用系统的人数,再用a1、a2……am来表示投入在对最终产出起直接作用上的资金,用b1、b2……bm来表示分配到对产出起间接作用因素上的投入情况。最后就得到一张表格(见表3—1)。
(二)评价各间接作用子系统的产出效果
根据间接作用因素对产出的作用再考虑到实际情况予以评价出各组成间接作用系统的子系统的效果(包括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对社会效果的评价可以通过间接作用系统的各子系统对产出所起的作用大小来评判。一般可以从社会效果的主要指标来进行(在下例中我们用财政收入来代替作为评判标准)。对经济效果的评价则可以根据间接作用系统各子系统对经济效果所起的作用即财政收入指标来进行相关性评价。
我们在表3—1中用xijyij来分别表示行政管理这类间接作用系统各子系统对所产出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定量评价值,它们可以用下列矩阵来表示:
从每一个横行中,我们可以得到对组成某一行政管理系统的子系统的间接作用的因素的评价值,令它为ei,那么ei可以用下式表示:
全部行政管理子系统的评价值为:mmn
在每一纵行中,可以得到行政管理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所产出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评价值。用rj来表示:
行政管理的系统的产出所得到的总评价值为
(三)求产出系数和消耗系数
1.产出系数。产出系数是指每一种间接作用子系统的评价值在全部间接作用系统的总评值中所占的比重,如果用fi表示产出系数,按1—1式所设,则:
2.消耗系数全部投入所起作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间接作用系统的各子系统因素上分别投入的资金bi,另一部分是投入到直接作用系统各子系统因素上的资金ai。所以全部作用因素的总投入为hi=ai+bi,总投入则为:
按1—1式所设,消耗系数应为ci,则:
i=1
(四)求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
根据1—1式,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从上式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效果系数有如下几个特点:
1.当0≤vi<1:在一般情况下的行政管理中,产出总是大于零,极限情况是等于零,即有fi≥0,而消耗系数总是为ci>0,所以一般情况下,总有vi≥0。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不管在任何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总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效果的大小程度如何,就有极大的区别。
一般来说,0≤vi<1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反映行政管理经济效果如下几个问题:
(1)行政管理的效率特别低下。在理论上可以说明该地区或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大大背离,直接反映出了行政管理工作的低效性;
(2)该地区或部门的行政管理组织机构配置极不合理,出现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甚至特别严重;
(3)该地区或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大大超过了按效率配置的原则;
(4)某种程序上也可以说明行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未得到充分发挥或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极其低下。
2.vi=1:即fi=ci,这是现实中的产出与投入在“价值”上相等的情况。从经济效果的情况来看,这相当于生产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即在此点出现了行政管理这种投入与产出不同质的两类事物间接出现了平衡,但并未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
在行政管理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
(1)众所周知,在行政管理系统中,考核其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高效率,但是究竟如何才算是高效率,却无定量的标准。而这种评价方法间接地给高效率提供了一个定量的在投入与产出相对平衡时的标准。
(2)这种评价方法不但可以指出工作效率的数量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指出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定量分析问题。
(3)它有较合适的可比性。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任何一个系统中,只有在一定相似或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比较才是有价值的。3.当vi>1时。这种情况说明该地区或部门的行政管理效果与其它地区或部门相比取得了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且可以反映出其工作效率或社会、经济效果从量的方面高于其它部门的程度。一般来说,当vi>2时,就可以说明其工作效率、人员配置、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等趋于合理和有效,同时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四、几点启示
1.我们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的大小标准,按照市场配置行政管理资源和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计划配置资源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调整或改革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按照保证能够使市场经济有秩序的正常合理运行及行政管理的高效率来促使行政管理这种特殊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从而保证行政管理机构结构合理化;
2.在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中,应摈弃那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专业式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原则,将现存的“产品控制型”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按vi系数应等于或大于2的原则进行重组,形成综合管理型的行政管理部门机构,使我国行政管理尽快走出条块分割、互相排挤的格局;
3.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行政管理的权限。根据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调整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委下属机构的权力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央应主要根据制订相应的法律和从宏观调控来履行政府的各项管理职能,缩小乃至撤消在地方上设置的不必要的条条机构,只要地方政府能够决策、组织、监督、控制和服务的事务,就应由地方政府来办;
4.要加强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合理化的管理,逐步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严格实行“定编定员”的总控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远远未能达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较低标准,人浮于事现象处处可见,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也比较差,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已成为当前行政管理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键词】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经济行政合同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
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