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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山茶花文化；审美意识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238-01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岛上主要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其四面环海，自然风光优美，形成了一个适合多种植被生长的地理环境，在日本境内的山茶花就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她繁殖在日本这片沃土上，同时由于其绵延的生命力，见证了日本的历史足迹，有了时代的烙印，代表了日本的民族生活文化，及反映着日本人民的审美情操。
山茶花又名椿，属于山茶科的低木/灌木或者高木侨木。低木/灌木高5米左右，高木/灌木高15米到20米，叶子浓绿，呈椭圆形或者卵形，其表面滑润光亮，叶子额边缘有细齿分布，在冬末初春山茶花开花，花朵比较大，呈红色、紫红或者淡粉色。根据相关出土文物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山茶花的木材就被广泛的应用与弓或斧柄的制造，其木材材质坚硬且具有良好的韧性，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应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山茶花逐渐影响到人们生活的精神层面，造就了特殊的日本山茶花文化，影响着人民的审美意识。
一、万叶时代的山茶花
万叶时代是日本早期的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山茶花与神社祭祀和寺庙祭祀息息相关，山茶华的树木材质被称为延年益寿之木，代表着正义，具有驱邪、辟邪的功效，所以，在万叶时代，山茶花保留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代表着人民的精神寄托之所在。在《万叶集》中描述山茶花的歌曲有10首，其中山茶花又被叫做椿、海石榴等，在这些诗歌中，对山茶花进行了赞美，从这写诗歌中，可以看出人们既是在诗歌中对山茶花进行赞美，同时又借物喻人，赞美大自然的恩赐，赞美神的伟大，表现出日本人民美好的信仰。山茶花在冬末春初盛开，在山茶花的感化下，沉寂的大地开始复苏，又由于其属于常绿的树木，象征者永久的生命力，代表着神灵的永存。代表着人本人民善良朴实的情感及信仰，其质朴的外表，使人们对其有亲切感，让日本人民的审美意识具有一种感性美，其诚实、朴素、无装饰、自有自在的自然格调，影响着万叶时代人民的审美情操。
二、平安时代的山茶花
在《万叶集》中，涉及到山茶化的诗歌有10首，但是在《古今和歌集中》关于山茶花的诗歌确实一个空百，在这个时期，根据相关记载，山茶花已经被普遍认为具有驱魔辟邪之功效，在人们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平安时代，山茶花的文化形成一个空白期，而恰在此时，樱花文化处于鼎盛时期，其成为了文人墨客的最爱，是文坛的主角，只有一提到日本的华，人们就会想到樱花。在平安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以物衰为主，物衰既包含悲哀的含义，同时又包含因世间万物为基础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包含喜怒哀乐，可以说这种情感是物的客观存在性的必然经过结果，哀的主题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可以是自然景象、也可以是事件百态，物哀二者协调一致，达到物与心的合璧，产生共鸣，以此会产生一种和谐的美感。樱花淡雅素朴不可能达到如此细腻、哀婉的格调，但是樱花开满一树，当期凋零时，花瓣飘飘洒洒落在土地上，厚重而铅华，景象颇为壮观，这种物哀景象正好与当时的审美情趣一致。山茶华的特性决定了其本质的坚韧不拔，与这个时代物哀的格调格格不入，与这个时代的审美情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为此造成了平安时代山茶花文化的空白。
三、幕府时代的山茶花
在幕府时代，武士阶层成为了政权的执掌者和日本新型文化的承担者，并在此时，禅宗思想在日本的统治阶级及市民生活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山茶花又重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树立。禅宗美学所倡导的是一种宁静淡薄、幽深典雅的生活情绪，在其审美意识的主导下，会让人们形成一种质朴、优雅、闲静的心境。在日本有一首诗歌翻译为汉语为：老屋凄凉苔半遮，门前谁肯暂留车，童儿解我招佳客，不扫山茶满地花。这首诗歌主要描述了山茶华散落在一个铺满了青苔的屋门前，落花依然闲静悠然，在这静谧的土地上，只有青苔伴着落花，其余的一切都是多余的，此时，会在人的眼前呈现出衣服禅宗式的美术作品，色彩的华丽调和，落花不仅没有给人凄美的感觉，反而让人产生一种凛冽的感觉，超越了生死之界，把禅宗的美学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时代，山茶花文化较前期的平安时代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只是局限在一个茶道大师的圈子内，并没有深刻的融入日本大众的审美意识中。
关键词： 茶道文化 日本社会 影响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饮茶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白露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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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禅宗；日本茶道文化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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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与中国宁波国际茶文化节同步在宁波举行。其中“禅茶东传宁波缘”研讨会,“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和茶会碑揭碑仪式,更是别开生面。
世界禅茶盛会何以花落宁波?前四届举办分别在河北、台湾、江西和福建。宁波自古有“东南佛国”之称。前几年,专家学者和僧人在宁波考察时,建议以禅茶文化为平台,弘扬中华文化。在宁波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宁波七塔报恩禅寺联络海内外学者、僧人,广泛征集禅茶论文。2010年4月24日,近200人济济一堂,参与“禅茶东传宁波缘”研讨会。
全国主要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茶界和宗教界的资深专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境外著名学者及僧人,或会上宣讲,或书面交流,多角度探讨了禅茶渊源、茶与禅的关系及其作用等。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顾问杜钧宝以名山名寺产名茶的史实,阐述自古禅农种茶推进茶业发展。太白山中的天童寺一带,至今还流传古僧人的茶诗:“太白山尖晚发枪,蒙蒙云气过兰香,里人哪得轻沾味,只许山僧自在尝。”天童寺方丈诚信大和尚宣讲论文,讲到唐朝怀海禅师早年住持宁波金峨寺,酝酿禅茶法则,后来形成“百丈清规”,坐禅吃茶列为宗门规矩范围。日本茶祖荣西在天童从师,把带去的茶树茶籽种植于日本福冈,宣传饮茶好处,写出了似同中国《茶经》的《吃茶养生记》,他又通过日本航海船运来了一百根大木头,助建天童寺千佛阁弘扬禅茶文化。现在天童寺为纪念千佛阁的历史见证,在原址的东边山上又兴建了千佛塔。
会上宣讲论文的有日本茶汤学会原会长、教授仓泽行洋博士,韩国东亚禅茶研究所所长、《茶的世界》杂志社主编崔锡焕先生,还有国内的多位专家。他们在会上阐述了宁波禅茶文化的丰厚底蕴。唐代我国高僧鉴真和尚,因日本僧人邀请六次东渡,其中几度泊岸今宁波辖地,第三次航海得救后驻锡阿育王寺数月。日本僧人最澄随遣唐使来华学佛,进出于宁波港,把茶籽茶树种到日本滋贺县,成了日本最古老的茶园;宋代道元禅师在宁波天童学法回国,从四明山带去茶种,播种在日本圆觉寺一带,成了日本最主要的茶区。北宋初年,高丽国王子、僧人义通学成天台宗教义,在明州(宁波)弘教20年,逝世后葬于今宁波育王山。元二年(1087),又有高丽僧人义天到明州寻得经籍,编成4700余卷,创高丽天台宗。明州有高丽使馆遗址,已成为禅茶文化交流的见证。
如果说,研讨会从学术高度,以充分史实和严密的论证,阐述了世界禅茶文化及其在宁波的古今情状,显得严肃而郑重,那么在宁波七塔寺,4月24日、25日连续两夜,举行了“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则显得轻松古雅,禅味幽深,给人以禅的感悟和艺术上的享受。
七塔寺位于宁波城内,建寺1152年,与天童、育王、延庆寺并称为浙东四大丛林。七塔寺全体僧人为办好宁波的禅茶盛会倾其全力,“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请台湾佛光大学林谷芳教授参与策划。在七塔寺圆通宝殿前广场,月朗风轻,凉意怡人,先由可祥大和尚主法,率七塔寺的法师列队登台举行献茶供佛仪式。可祥法师说:“中国的僧人以茶参禅,以禅品茶,演绎发展出了独特的禅茶文化。这是七塔寺建寺1152年以来,第一次举行如此盛大的禅茶文化盛会。”
开始两个节目由七塔寺和韩国僧人献艺,为全场定下法调,接着演出的“海上禅茶乐”为“平湖秋月”“渔歌道情”“妆台秋思”等美妙乐曲。台湾著名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林谷芳先生领衔的表演团队,在随后两小时演出中,给在场茶客带来一场“茶与乐的对话”。以三道茶,呼应三部分气质不同的音乐。伴随着龙井清香的是台上笛子演奏《鹧鸪飞》的幽深细腻、昆曲《牡丹亭》的典雅柔美。《霸王卸甲》琵琶奏出高亢悲情的曲调,茶人开始上第二道茶“木栅铁观音”。伴随着最后一道“松沅熟普”茶,是生命深沉感慨的《二泉映月》《高山流水》。林谷芳教授说:“我们今天的茶与乐的对话,就以音乐与茶所内涵的一些意义,将相同属性的茶与音乐结合,并配合禅境的塑造,以茶显乐,以乐映茶,让参与者感受禅茶世界。”台下每张桌旁,各有一位台湾茶人为座上人士施以“报恩香茗”,在表演冲泡、闻香、品茗、鉴赏等茶道艺术中,茶人目不斜睨,口不言辞,似乎要把禅意注入茶盏中,那专注的神态,平静的心情,使在座人士在观赏歌舞、品尝香茗的清雅气氛中,愉悦身心,领略禅茶真味。
在盛会期间,还特别举行赈灾捐款仪式。七塔寺方丈可祥大和尚率四众弟子,通过当地慈善总会,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30万元,用于建设一所希望小学,以报恩之心,为灾区的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的活动,提升了宁波“东南佛国”“绿茶之源”的国际地位,诚如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纯一大和尚所言:“宁波的禅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4月25日,七塔寺内张灯结彩,礼炮齐鸣,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碑记(茶会碑记)揭碑仪式隆重举行,参与仪式的200余中外人士聆听碑文介绍。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碑记(茶会碑记)曰:
“……自圣教东传,继而禅宗蔚起.参禅者宴坐息虑,每于五夜寂寂,赖茶以敌昏睡、破饥渴、助禅悟,而茶于禅门之功可谓大焉。故僧家视茶为清友,无一日可去也。茶禅交融、一味同参,赵州和尚‘吃茶去’公案、缁素咸知,禅茶之道于时兴焉。”
“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会,国际茶人、高僧、学者云集宁波千年古刹七塔报恩禅寺,特设两场“海上禅・茶・乐”对话专座,俊彦星聚,胜会难逢,以茶为媒,以禅为悦,藉宝刹之灵光,宏演四明六千年之茶史,可谓茶禅双照,心境一如。斯时也,月色溶溶,篆烟袅袅,丝竹隐隐,逸兴翩翩,品茗谈禅,赏艺交心,实为寰中茶界之幸事也!此举不唯七塔报恩禅寺之盛典,亦为绿茶之源宁波之荣光也!
很多人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只在意文中的内容是不是新颖，忽略了论文的参考文献，对它也不重视，觉得写不写参考文献都不要紧，只要论文内容写的好就够了，其实读者在阅读论文时都是通过参考文献来评估这篇论文是不是有质量水平的。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在写作当中阅读借鉴。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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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我们可搜集到的中国研究者与茶爱好者完成的图书与著作有3000余种(包括茶具类)。通过“读秀”搜索引擎，以“茶”为标题关键字，可得到1832种图书(截至2011年3月22日)，说明多于一半的图书被一些学术引擎纳入其中，促进了传播与利用，但也有少数仍处于沉默状态。总体而言，这些图书可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茶文化类(如《茶海之梦足痕心迹:茶文化、茶生态、茶经济研究》，张顺高、梁凤铭著，2007)、茶的种植加工类(如《种茶和制茶》，刘佩娥等编，1983)、茶贸易类(如《官营茶马贸易研究》，王晓燕著，2004)、经营管理类(如《茶业经营管理》，姜爱芹编著，2005)、茶道茶艺类(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类(如《图说茶具》，唐译主编，2009)、养生保健类(如《中国茶与养生保健》，朱永兴、张友炯、黄永生编著，2008)、工具书辞典类(如《中国茶典》，中国茶典编委会编，1995)、小说散文类(如《国茶恩仇记》，赵宗琳著，2007)、人物介绍类(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传奇》，蔡慧菁著，2003)、茶馆文化类(如《中国茶馆的流变与未来走向》，刘清荣著，2007)、茶马古道类(如《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霁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绍、翻译与选读类(如《中国茶文化典籍选读》，陈文华主编，2008)、生活哲学类(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学》，池宗宪著，2005)等等几大类。
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学、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贸易学、生物化学、文化学等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朱海燕著，2009)、《茶叶生物化学》(宛晓春主编，2003)、《茶业经济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业管理学》(杨江帆主编，2010)、《茶叶市场营销学》(姜含春主编，2010)、《茶叶经济管理学》(陈椽著，1992)、《唐宋茶业经济》(孙洪升著，2001)、《茶文化学》(徐晓村主编，2009)、《茶文化学》(刘勤晋主编，2001)、《茶叶经济管理学》(杨江帆、管曦编著，2004)，等等。
社会学与茶、茶文化相关联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王家扬主编，1992)、《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林满红著，1997)、《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与宋代社会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是一部研究论文集，收录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40篇，内容涉及茶文化的内涵发展、社会功能、饮茶习俗与茶艺、茶道等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视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显，主要集中于对个别性的茶与茶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是一本从茶、糖、樟脑业研究台湾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作品。1860－1863年，台湾在及其附属条约下，正式对外开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在此期间，茶、糖、樟脑是台湾的三大出口品。该书分析了1860－1895年间三者的出口市场、生产及产销组织，探讨了三项产业对晚清台湾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特色。
《茶与宋代社会生活》对茶与宋代政治、社会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宋代茶艺做了系统梳理与历史比较，对宋代贡茶和赐茶的政治意蕴、茶与宋代社会生活、茶与佛教、茶与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观念、宋代茶书、茶与宋代诗词书画等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辨和剖析。全书更注重社会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会功能分析。
《杭州茶馆:城市休闲方式的社会学分析》以杭州茶馆作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茶馆”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状态，考察了茶馆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类社会角色及发挥的社会功能，同时分析了茶馆休闲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杭州茶馆休闲的未来，社会学研究特色明显。关于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茶产业与茶文化的论文情况，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进行了搜索。以“茶”为“主题”字，可得到115400多条记录(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硕博论文与报纸文章。但以“茶社会学”为“主题”、“题目”、“内容”进行检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见，茶与社会学并没有在学术论文中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至少在论文题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我国研究者没有开展社会学视角的茶产业或茶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涉及:茶的社会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会特征研究(邹明华，1994;沈海宝，2006)、茶与社会机体关系(卢祺义，1994)、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朱云松、江平，2007;邹跃光、余玉荣，2006)等。总体而言，中国的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茶产业的发展与茶实体的应用、茶文化的传统视野(茶艺、茶道、茶疗等等)，这与茶产业、茶文化实践情况相匹配，为中国茶产业与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现实基础，是中国茶产业在世界茶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们讨论的研究中(著作与论文)，社会学视野已经有了明显体现，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现出来，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茶产业与茶文化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视野与包容力。尤其在中国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中，茶与茶文化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因而，从社会学与茶产业、茶文化的交叉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二．国外研究概况
在茶、茶文化和与茶相关的研究领域中，除了中国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韩、印等国的研究者开展的研究也相对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同时，这些国家都具有较为深厚的饮茶文化与习俗，饮茶的历史也较为久远;另外，考虑到英语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势必会有英文版本。所以，我们在进行外国文献的梳理时，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许多日本、韩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我们选择的可行性。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梳理是相对的，是对茶学及以其他学科视角开展的对茶与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种总体把握，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外对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总体情况，尤其是茶研究与社会学的关系。我们首先对国外与茶、茶文化有关的图书、著作进行大致分类，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进而再对这些研究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科普类。主要介绍一些茶的种类，茶饮(餐)知识与方法，不同国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专业性较强的对茶的发展史及茶文化影响的形成和扩散过程的研究类。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为名、主题或线索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类。如诗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说《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纪实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历史、宣传、文学作品介绍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从不同视角对茶的诸多功能进行专门研究与介绍的著作类。如关于茶的医药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关于茶与人生修养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关于茶与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为线索的政治、经济史的研究类。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类。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对17世纪到21世纪(2001年)茶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社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对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以及与这些角色、功能相对应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会礼仪等等。该书主要谈了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城市的茶社会历史，还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国、意大利，对中国的城市涉及不多。该书对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部较为综合的从社会学视角来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显然，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历史中这些功能发挥的考查，没有系统化地运用社会学的视域来分析茶的社会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点讲述了印度、锡金的喜玛拉雅山脉地区的茶农的生存状况:该书认为，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种植园，便成为工薪阶层，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结构。即使有着不同方言的两个部族间难以达成有效互动，但尼泊尔社会的异质性有助于维持这种种植园系统的封闭状态。该研究基于2000－2001年对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进行的调查。他首先进行了家庭统计(householdcensus)，共设计了15个问题;然后，他又针对茶农(工人)开展了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调查，共设计了60个问题。通过这些数据收集来深入考察这些茶农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这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茶产业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学科的特色与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迁移人口与当地人口在印度茶产业内的融合与整合问题开展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介绍、背景与范围、工人的经济生活、工人的社会生活、外来文化群体关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关数据，包括对家庭情况的调查和个人情况的调查。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在背景与范围部分，分别讨论了劳动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动力的演化、劳动力结构、工人的年龄结构、ArunachalPradesh地区劳工的迁移、工人的出生地情况、工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工人的教育、人口统计情况等等方面。作者进而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印度茶产业内人口融合与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样(《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书也是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茶产业中的某一构成(人口)为研究对象。这带动了印度学术界以社会学的视域对茶农研究的热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们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为例再简要介绍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类社会学视角对印度东北地区茶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该书共收入了22篇针对茶农的学术文章，研究内容涉及茶农们各方面的生存状况，如生活状况、社区、身份认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状况、教育设施、童工的雇佣、发展问题、茶农的人口统计、健康卫生等等，茶农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结构形成了一种相互的反衬状态。该书以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茶农开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印度茶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由于该书是研究论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统性尚不具备，没有形成交叉学科成果。
以上图书与著作只是从不同时段、不同方面做的简要介绍，是对茶进行研究的各类图书的冰山一角。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发现，在2008年出版的关于茶的各类图书达350余种，2009年全年出版的图书达300余种，2010年达340余种。可见，英语世界对茶的关注近来一直处于较活跃状态。但同时，我们很清晰地发现，这些图书与研究多集中于科普类，真正从学术的视角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药生物类。以印度研究者为主开展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了茶园、产茶区的人口问题。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或系统全面地研究茶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特征的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在日本事茶的36年里，他辗转于多个地方，把他对茶叶的改革思路和对茶文化的认知传播到各处。即使个人的力量微薄，还是给日本茶叶发展带来了影响。他是日本的茶叶使者，他喜欢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他坦言，日本的茶文化还很薄弱。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向中国求教。20年时间里他来往中国80多次，保持着谦逊的学习态度，我们从他身上也学到了茶人的精神与品质。在中国，他仍是一位茶叶使者，搭建起了中日茶人的友谊桥梁。促进了中日茶文化的交融。
最初是茶叶选择了他
小泊重洋的父亲是医生。他的出生地大分县，是一个与茶最没关系的县。上大学时。他在岐阜大学农学部修的是水稻病虫害防治专业。虽也是农业，可与茶叶依然没有关联。毕业后，小泊重洋被分配到静冈县农业实验所调查研究茶叶的病虫害防治，做的是与他大学专业大相径庭的事情，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没见过茶树、没碰触过茶叶。可是往后的工作却包含了茶树栽培、茶叶制作等与茶有关的各方面事情，等于是摒弃了大学几年所学得的知识，要从头开始学习与摸索茶叶知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了与茶结缘的36年时光。说到这里，小泊重洋先生百感交集。虽然最初是茶选择了他，但在遇到波折与困难时，他反过来选择了茶。
白天时候，我们和他一起参观了浙江余姚的茶园。他说，那片茶园的生态条件很好，他很喜欢。只要是走到茶园田间，他心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工作兴趣就萌发了。回忆起1962年，他刚刚接触茶叶时候，日本普遍种植的是当地最传统的茶树——“在来种”，这种茶在日本明治时期就种在那了，市面上95%的茶叫做“薮北”，是蒸青绿茶。当时市场不景气，果农比较富裕，茶农比较贫穷，他所在的实验所就是个清水衙门，不过这样倒给他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安静、闲逸的科研环境。在实验所的这段时间并不长，却让小泊重洋对茶的认识与情感从无到有。虽然当时的茶叶与他们的研究并不受关注，但他守住了那段清苦的时光，因为有茶做伴。
一波三折，却不离不弃
日本静冈县的牧之原有一大片茶园，1869年旧德川幕臣开始着手开垦那里的茶园，两年后，失业的川越人、附近的农家开始种植茶叶，牧之原渐渐发展成为东洋最大的茶园，每在新茶季节时，如鲜丽的绿色地毯一面铺开，成为静冈县的一大景观。
后来。政府机构在牧之原成立了茶之乡博物馆，小泊重洋成了这间博物馆的馆长，这时候起他开始觉得茶越来越有意思了。当时全世界关于茶叶专门建设的博物馆只有两个。一个在中国杭州，另一个就在日本牧之原。在6年的馆长生涯中，小泊重洋想把茶之乡博物馆做成世界第一的茶叶博物馆，因此他对年轻的馆员要求非常严格，每个人都要学会一门外语。以便在国际朋友来此参观时能流利地向对方讲解。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他如此严谨的工作态度，他的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和支持。于是。带着万般遗憾，小泊重洋离开了茶之乡博物馆。
辞去了馆长之职后。小泊重洋选择回到学校。他在静冈艺术文化大学的博物馆进修硕士课程。毕业时发表硕士论文《茶文化与城市关系》，主要内容是谈如何用茶文化振兴城市。这个观点很新颖，他把多年来在茶叶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心得都写进了文章里，得到了静冈县挂川市市长的认同与好评。当地政府采纳了小泊重洋的观点和建议，政策对当时的茶叶生产方式进行改革，生蒸茶与蒸青茶并举，打出茶叶品牌。但为此而成立的茶业部门委员会里却没有小泊重洋的名字。他对此的看法很乐观，至少日本的茶业有进展了，他投入的精力也是值得的。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日本袋井市的市长就看到了小泊重洋的光芒，邀请他到袋井市协助发展当地茶业。小泊重洋到中国宁波参加茶事活动，从“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上得到灵感。回到日本。便成立了“袋井茶文化促进会”。聊到此，他有些羞涩地笑了笑，“茶文化促进会”这个名字很好，便“抄袭”来用了。
茶文化是认可与包容
小泊重洋说，茶叶本身的研究比较狭长，茶文化的研究比铰广泛，有深度，所以他觉得在茶叶博物馆工作比实验所时候要有趣得多。他喜欢中国的茶文化。
十九世纪70年代后期，在西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唐代的茶器和茶叶。受到邀请，他和日本的专家来到中国开茶文化研讨会，在这里，他的视野开阔了。觉得茶文化比自己想象中要丰富得多。1983年，日本静冈县与中国浙江省建立茶叶合作关系，小泊重洋更加频繁地来到中国交流茶文化。有80多次之多。
在与中国茶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小泊重洋受益匪浅。他很羡慕中国对“茶文化”这三个字的提法，不仅能涵盖茶方面的很多内容，也很确切易懂。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界比较闭塞，仓泽行洋先生发起成立日本茶汤文化协会，让日本人感觉只是一个关于茶道表演的协会。范围狭窄。很多人不感兴趣，后来仓泽洋行先生也反思，要改成茶文化协会。再比如说，来中国参加有茶文化色彩的活动，从日本本土来的茶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少，茶艺师和制茶师的比重更大，把自己的茶文化推向世界的意识比较薄弱。他认为日本茶文化落后于中国，是因为组织制度太严密，限制了发展，过于流于表面的表演形式。
当问及“茶文化是什么”时，小泊重洋毫不犹豫地说“认可与包容”。他解释道。原始人的生活也许只有草叶与皮毛，但是并不能否认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文化。喜欢红茶的人不要排斥绿茶，不仅是茶文化，在所有文化面前，不排他是很重要的。
日本人的茶道、花道、剑道等，都强调“道”的修养，要战胜对方，光只是想赢是不行的，茶道也是一天要练习几百次，点茶的程序才会完美。点茶时不能有杂念，产生“无我”境界，超越点茶程序才会发挥点茶的意义。现在太强调点茶的茶具如何昂贵，动作如何优美，违背了茶道精神修养的作用。
让茶的世界变得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