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55:43
序论：在您撰写对外直接投资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外语、熟悉法律、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五)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投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日趋饱和,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和关税的提高,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出口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更是减少进口,而把需求更多转移到国内。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一条带动出口的有效途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可以绕过对方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就地生产和销售;其次,可以带动投资国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等的出口;另外,到国外投资办厂,能够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及时反馈信息到国内,减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时输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对外直接投资在给一国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他众多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使该国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所谓产业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内产品竞争力下降,进口品涌入排挤国内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生产由进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产合算,生产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产由海外生产所替代;第三,上述国内生产由进口和海外生产所替代,从而缩小了国内的制造业生产,国内生产资源配置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被非制造业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实际上空心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业、服务业都可能出现空心化。空心化使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投资母国带来正的效应,只要投资母国能够把握度,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就可以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步,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进行,而应有选择性,以便带来最大效应,并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根据我国的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效应最大化目标,我们主要应在如下行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一)资源开发业。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行业领域应是资源开发。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资源导向型投资占有较大比重,且中国较大的海外投资企业的主要投资额也集中在资源开发行业。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比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以重要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对外投资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对我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林业等。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资源稳定的供应基地,可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动局面。
(二)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制造业是目前国际投资的重要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机械等加工装配型制造业规模都比较大,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依赖出口发展贸易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因此,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对利用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贯彻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服装纺织业。服装纺织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技术水平先进,产品质量好,信誉高,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服装纺织品的市场份额都非常高,竞争优势明显。目前,国内生产、销售明显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下滑,传统的依赖出口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欧美等国种种非关税壁垒的阻击,困难重重。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我国先进的技术,同时可绕过各种非关税壁垒,把我国剩余的国内生产能力转移出去。虽然2005年配额取消将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从现实反映看,配额取消后纺织服装贸易的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失去纺织服装生产的比较优势,但为保护国内的就业,必然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从我国的纺织服装进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的服装纺织企业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四)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当前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虽然我国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竞争优势,但从发展战略角度看,我国应抓住在第三产业某些领域的优势,结合第三产业行业多、范围广、投资大小不限、经济规模不限等特点,积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要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业进行投资不受技术限制,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开展,且能掌握有关方面的知识,对中国国内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有一定帮助。
(五)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产业。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可逐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层次高级化。在发达国家进行高科技直接投资,有助于打破这些国家在高技术方面的限制与封锁,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术和其他先进技术,同时也可使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学到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我国的企业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研发能力差距。因此,到国外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较快提高研发能力的有效途径。现在,中国许多企业开始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由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对外投资,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现科技产品的国际化。
为鼓励我国上述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应当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服务。首先,应从企业需要出发,改善现有的投资、外汇和人员出入境审批制度。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大且具挑战性的投资活动,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过度干预。其次,应当加大税收、融资等政策支持力度。针对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于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项目,政府更应给予积极的财政补贴。最后,政府应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解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融资难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有选择性地进行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马帮龙,吕虎晓.我国对外投资现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
[2]董会琳,黄少达.浅析扩大对外投资对就业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1增刊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益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起来。
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
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五分之四。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因此，这段时期跨国并购比新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国的企业购并投资件数4500多起，在发达国家方面，美国是首位的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对象国。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则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国企业并购投资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延缓或终结。
2005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额增至7160亿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国并购达到第一次高峰时的水平。这样高水平的并购尽管是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结果，但也确实受到全球证券市场复苏的推动。
2006年，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了21%。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1、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丰富，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增加跨国并购，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就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取并购的方式可以利用别人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新建相比，节约成本。
2、培养跨国管理人才。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东阳,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途径及其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06).
多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06年底，我国实际吸收利用外资累计达8776亿美元，其中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684亿美元，2007年1—10月实际利用外资539亿美元。外资的涌人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使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真正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宏伟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一片投资热土，越来越多的外商将中国列为其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现在已经有来自全球10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国累计设立了数十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著名跨国公司正不断地将其投资项目和地区总部放在中国大陆，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集聚地。
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基本上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工业支柱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出口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特点。对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的企业做大做强自身，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挑战。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国内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引进来”与“走出去”两者资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达到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从相互促进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和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来看，吸引和利用外资和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即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近年来，我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实现对外投资，跨国经营。2006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61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达78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73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10000多家，投资目的地多达16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海外的资源、能源、制造、家电、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对外投资，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地做大做强了自己。例如：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力为50万台，在美国冰箱企业中排名第六。由此，标志着海尔集团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诞生。随后海尔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建厂，生产海尔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厂有13个，贸易中心18个。海尔产品已达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根据商务部公开的统计资料，我们汇总比较后感觉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发展空间还十分广阔。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应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这样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经济体纳入资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势头相比，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规模，投资力度相比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1.很少形成投资规模，投资力度不大。这与跨国公司在我国，在我国的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缺乏具有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项目，产品或行业多数仍处于初级业态或单纯。如贸易、建材、农牧、远洋捕捞、旅游、咨询服务等行业很难做大做强自身。
3.主流投资设立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一带。这直观反映出我们对东南亚、南亚在制造业企业上的设备、技术、管理等几个方面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那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差，责任意识不强。例如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工厂经常面临工人缺岗，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另外，一些国家假期时间过长。例如柬埔寨一年当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停工的成本损失。还有些国家政府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盛行，导致境外企业经常要支付大量的关系疏通费，才能保证企业正常投资、运行。
4.生产等运转过程中缺乏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语基础又好的国内企业员工，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无人可派，严重制约了境外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支持政策还不够完善，保障措施落实不够以及报批水平审批手续不及时等问题。
三、解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路
综观国际上在东道国具有投资力度，能够形成投资规模都是跨国公司所为。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形成投资规模，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我国有一些工业的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基地，历史形成了其在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此，我们应该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下，在外资积极引人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和生产能力，在能源、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支柱产业内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国公司。具体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业内某一技术领先，效益良好的企业为龙头(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组或整合行业内外其他或相关的公司(如：纵横向都能形成产业链的公司和一些关联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团公司。其次，集团可以从国内外引进投资和战略投资人(上市公司可以尽可能的实现整体上市)。这样既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但必须自己控股)，减少风险，又能够融到投资所必须的资金。而一旦引人了国外的战略投资人，企业在资金有了一定的来源的同时，还会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的支持，还会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也会提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外的战略投资人的选择应该是谨慎认真的，应该是以降低企业生产发展的非系统风险为前提的。其三，投资目的历来是企业投资方向的主题。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存在着比较优势的限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初期应该以境外的市场，以获得境外的资源能源、销售渠道为方向，以境外现有的市场资源，在时间上，空间上以最短的距离推广自己的品牌。收购和控股境外企业的方法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企业并购之风风起云涌。不管这种并购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购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可以变依赖市场为内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别是在企业的资源利用上。如：作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近几年频频在国际市场实现成功收购，逐渐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来，短短的二三年间，中海油海外油气产量的比重就从不足3%锐升至近25%，奠定了其国际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资12.3亿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国油气并购，在海外与BP、壳牌等世界顶尖级石油公司一道成为资源国的油气开发者。目前，他们已同18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公司签订了160多个石油合同和协议。2006年其海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已达1/5以上。
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资源企业是现行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他们积极对外投资的经营战略，无疑对我国每年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的限制，对我国的能源工业资源工业的发展，对正在积极稳妥实施的战略储备工程，避免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就提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优势集中表现之一就是：企业拥有专利和专有技术等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垄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进来以后获得了市场，但对他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却保护的相当有效。我们的企业很难“换”得真正的技术，更不用谈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了。一些国企老总曾不无感慨地说：“事实证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学不到的。”因此，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必须指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全面的，包括整个生产领域的，高科技领域的产品也是多样化的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工艺等。我国企业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业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强与科技部门的协作，努力在产品、工艺上寻求创新，开发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产品。例如：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机日本开发了节能型汽车，树立起了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的地位。当今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汽车行业完全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发新型的环保节能型汽车，千万不要因小而不为，更不要因难而不为。产品、工艺上的寻求创新，本来就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据悉，我国一些高校在环保节能型汽车的研发上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国企业应该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打破地域界限，开展省市合作，将我国传统的，具有影响和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对接。形成批量的，规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生产。如中医药、保健品、瓷器工艺、园林建筑、生物酿造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这些产品在一些国家有着很深，很广的影响，一旦形成规模必定会使企业的投资扩大。其三，我国企业应该先将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如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生产工艺与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利用WTO的规则，寻找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间隙”，大胆地在东道国进行风险投资(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都可以)，站稳脚跟后再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策略，开发地方元素、中国元素与东道国元素相结合的、具有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几乎是所有企业的通病。这是我们几年来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失误。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这些实际上企业需要的能够直接面对生产的初、中级管理人员。对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由企业自己建立“企业大学”培养企业各个专业岗位需要的各类人才和熟练工人，也可以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之间联合办学(不是实际由企业出钱冠名某个学校或学院的校企联合)，这样企业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学校可以直接面临市场进行科技研发获得实际成果。欧洲的一些企业曾经投入500欧元实行这项培训计划，结果产生了5亿美元的利润。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规划需要企业的智慧和决策，也需要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短期内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上述的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这样招聘方法解决急需：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曾经在企业里做过技术工人，有的甚至是企业的技术骨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曾经受高等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们以留学等各种名义出国打工，现在多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国外生活经验，能吃苦，有文化(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国外的大企业中工作过，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内生活稳定，年龄大多都在45至52岁之间。这样的人才企业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训他们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对外投资企业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强决策的科学性，要为企业保证资金同时，要加强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管理。反对地方保护，共同寻求发展，要对内形成面，理顺关系有序竞争，对外形成拳，把握机会联合竞争。使企业对外综合竞争能力和投资能力得到实质的加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和跨国经营。
要加强监管体系和保障体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和外汇流失的同时，对财政、金融、外汇、税收等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资源开发方面，对企业的非经营性风险，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风险补偿机制。要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手段。对企业的外汇实行适度控制，允许企业适当独立在海外运作外汇资金。但是必须加强制度监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发生。
要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在制度上保证和完善好企业的对外投资。最近，发改委会同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并且正在形成过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说结合投资体制改革，将放宽企业走出去用汇的限制，放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和简化程序等。同时，诸如《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也要尽快出台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志乐.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冯赫.中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2003，(11).
[3]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发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给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17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达到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6.5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第三，东道国的货币相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反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这一结论验证了前面所说的强势货币的购买力优势，人民币的升值将有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正向显著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可见好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东道国治理基础对我国的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个实证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我国表现出对投资环境较敏感，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资金正在越来越多地流向能够产生更多经济效益的投资环境中去。第五，通过仔细研究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发现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额很大，如2005年分别为51.6275亿美元和12.2608亿美元，这在该年中国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这两个地区并不是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被选择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之所以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镇之地，是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是免税地，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的避税天堂。由此可见，东道国的税制能够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低税率和有利的税赋政策是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的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