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55:36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与社会发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一、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区分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增长是产出增加即GDP的增长，而发展除了包括增长之外，主要反映了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变化，如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人民生活和卫生保健水平的变化，还应特别强调教育程度的提高、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以及经济效益提高等新内容。
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深刻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并对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构成严峻的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重要矿产、能源、水、土地等基本经济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第二，产业结构重工轻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投资饥渴症愈演愈烈。第三，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继续加剧，城乡失业和贫困问题趋于突出。第四，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影响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第五，资源的不经济使用对生态和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我国每年环境生态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1--7%。高增长的背后是极低的效益水平，甚至带来众多的负效应。
具体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经历了26年的高速度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13%，人均GDP2440美元，尤其是2004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的新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位。但从浙江省统计部门出具报告《浙江省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中，我们得知，35年耕地面积锐减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30.4%，能源消耗是世界水平的1.7倍，工业废气排放达1万亿标立方米。这份报告第一次全方位展示了浙江GDP高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最突出的问题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
二、负面效应的原因分析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的根本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影响。现在通行的GDP指标中，对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忽略的，这一指标体系为无视资源环境条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开了绿灯，正适合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们对现行的GDP分析一下；大肆砍伐森林导致的木材产出和进一步的产品加工都被计算进了GDP之中，但对植被的破坏，加工工业对空气的污染却没有在GDP中扣除；相反，人们从污染地区出发坐火车或飞机到空气清新地区享受大自然，会再一次被计入GDP之中。工人开采出来的煤算进了GDP中，但引发的疾病治疗费用和对工人生产力的损伤不但没有从GDP中扣除，相反，这儿的医疗费用还会再一次计入GDP中。破坏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值提供了两次机会，巨大、快速的经济增长常常建立在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采和耗竭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技术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之间的不协调基础上，建立在能源、森林、良田、地下水、渔业以及某些领域劳动者的健康等因素的不可持续性发展之基础上。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产生环境的主要原因。人口多、资源少、环境容量小，生态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使资源难以为继，环境不堪重负。近年来，土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全国6000多开发区有一半多是违反规定越权审批的。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最近对约500家已建立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大约一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政府直接投资的比例超过60%，政府通过廉价征用土地促进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开发区的过度膨胀。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否则很难见效。
三、社会发展的战略取向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于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十分浅显而又特别重要的道理。科学、合理的发展必须引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的范畴，更不能以GDP取代一切。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包含经济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机会平等和生态环境的改善等，真正满足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需要。这种社会发展正适合于和谐社会。我认为，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取向上，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建立绿色GDP制度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必须有所权衡，一方面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必须从经济增长中拿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环境保护。这样，我国每年GDP的增长应该有1%与环境保护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的规范预测分析结果为7.2――8.7%。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赶照目标并不出现大问题，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8.7%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时，尽早建立和完善绿色GDP制度。绿色GDP，即在通常的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挽回资源损失和修复生态平衡所需支付的经济投资。因此，绿色GDP是一个反映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指标，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将绿色核算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企业、社会、政府自觉加强环境保护，避免环境破坏。绿色GDP应成为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2、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向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第二，实现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要靠市场理性和生态理性的高度融合才能实现。而实现这一融合的经济形式就是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循环经济所倡导的原则是：资源利用减量化，资源回收再用和资源循环再生。其目的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它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表明，在资源循环减量利用的过程中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不仅针对市场需要，而且也可以很好节约成本，使资源、能源、水、森林等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这样，社会、经济和生态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良性发展轨道。第三，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重点，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用高新技术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同步建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提高污水、垃圾处理率。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扩大城市环境容量。政府要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产业倾斜转向公共品投入，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为城乡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条件。第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最初的5年到10年，是西部开发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要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发的基础，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开发的根本，把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开发的关键，把发展科技教育和加快人才培养作为开发的重要条件，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开发的强大动力。要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要发挥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要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3、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
传统发展观把追求物质需要看做是人的惟一目标，这种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一方面破坏了人的发展的完整性，同时导致了社会、生态危机的产生。可持续发展则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取代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是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等人的多种价值要求的实现过程和人自身价值的提高过程。以人为本的整合发展观念要求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在发展中，一是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自觉防止竭泽而渔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二是注重与他人之间的公正，倡导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自觉抑制种种无节制滥用资源环境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三是主张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代内平等，以及当代人的发展为后代人发展提供进一步发展潜力，实现代际公平。
近几十年来，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等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强。（注：在反映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世界发展报告》的十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评价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报告，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开始《人类发展报告》。）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经济增长无疑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物质前提。但是，强调社会综合发展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模式或质量至少同样重要，因为正是它们决定着经济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即全体人类生存和福利状况的不断改善。
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马尼拉关于《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新闻，见"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的成就越显著。毋庸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转轨过程还无一例外地带来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结束了转轨国家完全就业的历史，失业成为经济过程中的常规现象。正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经济增长能够减轻失业的压力，但无法消除失业，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迅速，吸收了大量新劳动力，但城市失业率却不降反升，越来越成为导致城市贫困的重要原因。
1.1数据收集与指标选取
基于结构方程分析法，借鉴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指标，在指标选取时，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本研究采用2000—2011年《青岛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Cranach’salpha系数对全部数据做信度检测。结果显示，总体Cranach’salpha为0．831，表明所采用数据具有很好的信度，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1.2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及求解
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综合相关决策影响理论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所选指标体系，进行如下假设。
假设H1：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存在负向影响；假设H2：经济发展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3：经济收益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4：收入分配对生活质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5：收入分配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6：社会结构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7：社会结构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8：人口素质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9：生活质量对人口素质存在正向影响；假设H10：生活质量对社会秩序存在正向影响。运用AMOS7．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运算，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潜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模型不显著性概率值P，说明本模型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及观测变量与对应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显著，指标选取合理，各指标对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模型假设成立。绝对适配度指数中，统计值为4．18，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5．0；近似误差均方差（RMSEA）为0．076，符合参考标准；GFI的指标为0．814，略小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9。增值适配度指数中，NFI的统计值0．901，高于理想模型的参考值0．9；IFI的统计值为0．815，高于模型可接受所需要的参考值0．8；CFI的统计值为0．71，略小于参考值0．8；简约拟合指数PNFI和PCFI符合大于0．5的参考标准，整体来看，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因此认为经济发展因素对社会发展因素影响显著。
2结论
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目前第二产业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作用亦是越来越强。因此，在日后发展中，青岛市应有效推进工业化，支持海尔等龙头企业产品创新。经济收入直接影响人民生活质量，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用其“生活质量”的状况来表示。收入水平过低，会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治水 旱灾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9（a）-0228-02
1 从湖北的历史上看，不治水、治不好水就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1 湖北历史上的水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据历史记载，千百年来，湖北省境内水、旱灾害频繁、严重，特别是利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的中南部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其间也常有干旱。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至1949年的2200年间，湖北境内发生范围在州、府或5县以上的洪、涝灾害337次，平均15年1次。1949―1995年的46年间，湖北全省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8次（1949年、1954年、1964年、1969年、1980年、1983年、1991年、1995年），平均不到6年1次；而洪、涝、旱灾发生的频次越到近代越频繁，灾害损失越严重。
1931年7月―8月发生全流域型大洪水。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沿程溃决漫溢354处，城陵矶至汉口一片，汉口市内行舟，汉口站最高水位28.28 m，为186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湖北70个县中就有50个县受灾。整个江汉平原一片，洪水浸泡达3个月之久。死亡14.5万人。
1935年7月3至7日，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暴雨，暴雨区位于清江、三峡区间下段小支流及汉江中下游地区。鄂西五峰站实测最大五天雨量1281.8 mm，为中国著名的大暴雨之一。潜水、沮漳河、汉江均发生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堤防溃决，两岸一片。长江荆江段，由于干支流洪水遭遇，宣泄不及，决口20余处，荆北一片。此次死亡14.2万人，损坏房屋40.6万间。
1948年湖北春夏雨，内湖水位增高，低洼田地多被淹没。大汛期间，江、湘并涨，汉水继之，致中游洪水泛滥。全省受灾30多县，农田55.3万公顷，人口370余万人。汉口最高水位27.03 m，为80年来第三次超过27.0 m。
1954年7月18日武汉关水位突破1931年的28.28 m的历史最高水位。虽然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长江、汉江多处溃口和扒口，荆江大堤沙市水位仍达44.67 m的历史最高水位，而且超44 m高水位持续半月之久。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 m。“全省因灾死3.3万人，死耕畜16000多头。倒塌民房220多万间。浸湿和冲走粮食690多万斤，国营商业财产损失2134062万元合作部门损失1465468万元。9所中等学校房屋全部倒塌，14所部分倒塌。小学校舍遭毁的占灾区原有校舍总数的50%以上全省受灾田地2223万余亩占全省总田亩35%强，受灾人口10347000余人，占全省总人口35%强。”
1998年长江流域自6月11日进入梅雨期后，各地暴雨频繁。7月份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出现的次数最多，仅7月11日间歇一天。1998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出现74个暴雨日，其中大暴雨为64天，占暴雨日总数的86%，特大暴雨日为18天，占暴雨日总数的24%。湖北省有66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3688万，死亡345人。农作物受灾254万公顷，绝收58.8万公顷，倒塌房屋122万间。全省有545个民垸堤溃或扒口行洪，淹没面积20.4万公顷，涉及受灾人口545万。被水围困589.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477.8万人，经济损失达500多亿元。武汉市7月21至23日的特大暴雨，导致武汉三镇一片，被淹面积46 km2，占总城区面积的1/5，渍水1.3亿立方米。
1.2 历史上的旱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湖北的旱灾也十分严重，从1470年到1948的47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26次，平均18年一次，从1949年到1990的41年间发生重大旱灾12次，平均3.5年一次，从1990年到1998的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4次，平均2.2年一次，干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损失也越来越大。
1988年旱灾，全省受灾面积269.8万亩，粮食减产30亿公斤，棉花减产1.7万吨，受灾人口占农村人口的51%以上。
1998年鄂北地区干旱严重，379.3万亩减产或绝收。
2000湖北省大部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重春旱，鄂北地区的旱情是“重中之重”，夏收作物大幅减产，春耕春播严重受阻，农业经济损失66亿元多。
2011湖北全省遭遇冬春连旱，降水量50年来最少，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87县（市、区）989万人受灾；6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1800万亩，其中绝收39万亩；直接经济损失71亿元，武钢2009年的利润76亿元相当。
从以上可以看出，一次水灾不但淹没房屋和人口，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卷走人产居留地的一切物品，包括粮食，并淹没农田，毁坏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洪水还会破坏工厂厂房、通讯与交通设施，从而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直接破坏。一次旱灾，不但可以造成农牧业减产，人畜饮水发生困难，使农牧民群众陷于贫困之中，还能够引发严重的生态灾难。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能够给湖北这个特殊的省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所说在湖北表现尤甚，不治水或治不好水将直接影响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
2 从湖北治水的实践上看，治水、治好水就能产生减灾效益
1998年，湖北省受灾最严重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98湖北水利工程抗灾减灾效益就达1009亿元，2012年武钢的利润为17亿元，抗灾减灾效益接近60个武钢2012年的利润。
2007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经过初步测算，今年入汛以来全省水利工程设施共减少淹没耕地980.5万亩，减少受灾人口736.3万人，避免34座城市进水，实现减灾经济效益159.7亿元。2007年减灾经济效益相当于2012年武钢的利润的9.2倍，显示了水利工程设施在防洪减灾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巨大作用。
2008年湖北省气候异常，4月至8月频现13场暴雨洪水，有4个站点的降雨强度超过百年和450年一遇、25年一遇或者为当地历史第一；有近千条河溪突发山洪，沮漳河等9条主要中小河流多次现峰，有的超历史最高0.05 m；先后有1590座水库、17座水电站水位突破汛限，省内四条主要湖泊水位超汛限最高2.02 m，其中长湖超保证0.03 m，为历史第三高。防汛工作初步总结中获悉，今年该省在抗御多场次暴雨洪水中，通过人力防守和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保护了下游21座县级以上城市、223万亩农田和166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举解除了沿岸125家大中型企业、50万亩农田和5万居民用水污染，维护了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与近十年洪涝灾害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值、死亡人数均值相比，分别降低约30个百分点、79个百分点，防洪减灾社会效益达83.7亿元。防洪减灾社会效益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5倍。
2010，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评估报告显示，在抗御今年洪涝灾害中，堤防防洪减灾效益达248亿元，全省水库保护了下游337万人、52.5万亩农田、13座县城的安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108亿元，泵站通过田湖统筹排涝，减灾效益296亿元，解除了1850万亩农田渍涝，占受渍涝威胁2399.5万亩农田的77.1%。全省水利工程设施防洪减灾效益高达652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38倍。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历史性地减轻了湖北的防洪压力，带动了钢结构桥梁、升船机制造等新型产业的等一批重点企业崛起，促进了旅游产业做大做强。2010年7月，流量达7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进入三峡水库。这是三峡水库建库以来的最大一次洪峰，峰值流量甚至超过1931年、1954年和1998年的特大洪峰。三峡水库削掉了每秒3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当年累计拦洪260多亿立方米，防洪经济效益266.3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15.6倍。
从以上各年的防洪减灾所产生的效益看，治水就能够减灾，就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3 从湖北的地貌特点和社会经济布局上看，治水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3.1 湖北的地貌特点
湖北地势总体上是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约成一个形似马蹄的不完整的盆地。其中西部山地为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一般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点神农顶3105 m，为华中第一高峰；北部有大洪山、桐柏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南部为幕阜山、九官山，一般海拔500 m以上，高峰在1500 m左右。长江从四川巫山入境，自西向东，沿湖北中、南部，过阳新、黄梅后进入江西、安徽，在湖北境内流程1046 km；汉江从陕西白河县入境，自西向东，纳丹江后折向东南，于武汉汇入长江，在省境内流程864 km。在长江、汉江交汇前的三角区域，形成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称之为“江汉平原”。据匡算，全省海拔400 m以上的山区面积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56%，50 m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20%，山区与平原之间为丘陵岗地，面积占垒省总自然面积的24%。4300余条长度在5 km以上的中小河流，一般都从山区发源，从南、北、东、西向长江、汉江和中南部的平原湖区汇流；史称湖北为“千湖之省”，就因省境内中南部低平，四周中小河流汇注于此，壅塞成千百个积水洼地，形成“水袋子”之故。
3.2 湖北社会经济布局
正是这极易遭受洪、涝以及干旱之灾的平原湖区及丘陵区，由于取水较易、交通方便以及其他有利条件，历来成为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省会武汉，位于长江、汉江交汇之处，黄石、荆州、宜昌、襄樊、鄂州等重要工业城市，和武钢、江汉油田等大型厂矿，都分布于两江畔胖；全省2/3以上的人口都在这一地区生产活动，70%的粮食、80%的棉花都生产于这一区域；京广、汉丹、武南铁路和宜黄高等级公路等交通干线，都从这一区域通过。一旦遭灾，损失就十分惨重。
（一）中西部地区经济在全国地位上升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扩大而后缩小的态势，2005年以来差距缩小态势尤为明显。四大地带经济总量占全国（为各地区加总数）比重的变化情况反映了这一情况。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先由2000年的17.1%下降为2005年的16.9%，但2006年后呈现持续提高态势，到2010年达到18.6%，10年间总体为上升态势。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同样为先降后升，由2000年的20.4%下降为2006年的18.7%后持续上升，2010年为19.7%。与之对应，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先升后降，由2000年的52.5%上升为2007年的55.7%后逐年下降，2010年为53.1%（参见图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近，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有所下降，由2000年的10.0%下降为2010年的8.6%。
（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近年来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提升主要是因其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快。
（三）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2005年后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加快，各大地带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扭转了2000年后扩大的局面，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如表1所示，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为156.5%，2004年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值为159.8%，之后逐年下降，2010年下降为142.2%。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与全国的比值则先降后升，2003分别下降为近10年的最低值65.7%和59.2%，之后逐年上升，2010年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4%和69.0%。2000年后，省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保持上升，2004年有所下降后继续上升，但在2005年后持续下降，2010年为0.44，已明显低于2000年时0.57的水平，表明本世纪10年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已缩小。
（四）沿海－内地之间差距缩小是主要因素锡尔(Theil)系数可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带之间和地带内差距。计算锡尔系数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沿海和内地差距缩小所带来的。反映地区发展全部差距的曲线与变异系数反映的态势大体相同，即在2004年时有所上升，之后基本为持续下降态势，2010年全部差距的锡尔系数为0.037，明显低于2000年时0.050的水平，反映了我国地区差距缩小的态势。
二、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未有明显缩小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差距仍有所扩大与2005年相比，2010年西部地区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量有所提升，但生师比仍在提高；中部地区生师比虽然没有提高，但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图书藏量则有所降低；中西部地区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则均略有下降。从小学教育看，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部地区小学生师比仍在提高，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的台数和生均图书数量则有所下降。分城乡来看，四大地带在教育软、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尽相同。以生师比代表教育的软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县镇之间的差距大于城市和农村。2010年普通初中生师比东部县镇比西部低2.3，而东部城市比西部低2.0，东部农村比西部低2.2。以生均校舍面积代表硬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城市间差距大于县镇和农村差距。2010年普通初中生均校舍面积东部城市比西部高4平方米，东部县镇比西部高2.2平方米，东部农村比西部高2平方米。
（二）区域间医疗人员方面差距明显与2005年相比，2010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卫生机构床位数方面的差距已有所缩小，但西部地区万人医生数量仍在下降。
（三）中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仍相对滞后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城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在提高，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提高的幅度相对较小，这意味着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反而有所扩大，2009年与2005年相比，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东部地区提高了6.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只提高了2.95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较明显的提高，分别提高了10.42和5.59个百分点，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提高16.28和17.85个百分点相比，提高幅度相对不高；失业保险的参保率中西部地区呈下降态势，这与东部地区12.37个百分点的提高幅度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三、区域政策的取向针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的不同变化态势，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一）提高区域政策的区域瞄准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相继提出和实施了以四大地带为政策实施区域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政策操作中很难按地带进行，而实际上是按政策目标或区域类型进行。在当前地带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缩小的情况下，应在以四大地带为单元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下，细分政策实施区域，提高政策的区域瞄准性。可以考虑按县级单元为基础单元确定受援地区。建议逐步以县级单元为政策基础单元，特别是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方面更需如此，以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和受益群体利益。可将全国各县按人均生产总值进行排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定比例（如75%）的地区列为资助地区，接受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助额度与这些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成正比。当然，细分政策区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保障这些区域有信息量充分的统计数据，提高县级统计数据质量是提高区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二）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水平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师资水平，一是需要加快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待遇，改善其生活办公条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农村教师职称晋升、住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二是在继续实施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外，完善教师编制核定办法，适当增加西部农村地区教师编制。三是实施贫困地区农村教师全员培训制度，完善师资培训网络。四是改善目前中央和地方在教育经费各项目均分别投入的方式，采取中央财政负担中西部农村地区教师工资的方式，即中央根据教师工作的艰苦程度确定工资和津贴标准，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负担其工资的方式，以此保障教师队伍稳定，从而加快提升贫困农村地区的师资水平。
（三）加强中西部地区县镇办学条件的改善从生师比和校舍情况看，县镇的区域差距大于农村地区。虽然目前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小学集中办学有所争议，但人口向县镇集中符合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需要，为此需要把提高县镇义务教育师资和设施水平作为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和区域差距的重点。在学校硬件建设上，在加强校舍等设施建设外，需要根据目前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用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和配套水平。对于边远地区和山区而言，针对目前小学生远距离就读的实际困难，可增加这些地区小学数量和改善其办学条件。
一抓综合规划。按照“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切实抓好主体功能区划分，综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科学调整和合理布局生产力。对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项目，坚决不引进、不发展。
二抓森林工程。按照在全市率先建成“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健全的林业管理体系”试点示范要求，全面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培育壮大森林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质量，唤醒沉睡的大山，变荒山穷山为秀山宝山，达到“绿山”与“富民”有机统一。大力发展经济林，科学选择树种，加强技术指导，实施典型示范，引导千家万户上山种树。大力发展森林食品、森林旅游、漆器加工，完善和延长林业产业链条，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真正把林业产业培育成主导产业、战略产业。
三抓生态建设。树立“大林业、大水利、大生态、大产业”理念，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水土保持和矿山“黑瀑布”治理等重点工程，不断增强生态功能。特别是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努力扩大退耕还林面积，做到“应退尽退”、力争“愿退尽退”，真正把城口建成国家水资源保护区，为长江上游涵养水源，保障三峡库区生态安全。
四抓人口下山。采取“政策主推、市场主导”的办法，综合运用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产业扶持、社会保障、城镇发展、户籍改革等政策，促进人口内聚外迁，从源头上减轻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尽力改善农民生存发展环境。集中实施国土整治、堤防建设等工程，解决移民群众的宅基地、菜园地。大力发展庭园经济和特色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通过努力，把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不适宜人生存的高山地区和重点生态建设区域的近10万居民，搬迁到河谷地带集中居住或移居县外。
五抓清洁能源。坚持“整体包装、打捆开发”的思路，积极发展水电产业，到20n年全县水能资源大部分得到开发，装机达到30万千瓦。实施生态富民工程，大力推进沼气池建设，积极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改善城乡能源结构，使能源产业既成为生态建设的基础工程，又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总之，力争到202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70%，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生态经济发展基础全面加强，生态文明深入人心，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初步建成重要的生态功能保障区和最具生态活力的区域。
打“特色牌”，着力打造特色经济区
按照“既要开发物质资源、更要开发人力资源，既要开发不可再生资源、更要开发可再生资源”的原则，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林产业、能矿产业、旅游产业和劳务产业，走特色发展路子，促进“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一要“腾笼换鸟”，重点发展特色农林产业。坚决破除“三大沱”(土豆、玉米、番薯)的传统产业格局，按姗‘产业错类、产品错季”的思路，念“山”字经，发展以“林”为主的生态农业。重点发展以板栗、核桃为主的林果业，以大巴山道地品种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以“城口山地鸡”、生猪、中蜂等为主的畜禽产业。引导农民把干果当作粮食种、把药材当作庄稼种，大力推广林药间种、林下养鸡、林间养蜂、林材生菌和粮药间种等复合型发展模式，努力建成“山顶绿树戴帽，中山果药缠腰，山下庭园连片”的生态农村新貌。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大力实施生态移民，促进土地林地向大户、向合作社、向产业基地集中。打捆使用生态建设、产业扶持和社会保障等政策，集中扶持大户，典型示范引路，逐年打造特色乡镇。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发展，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市场十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经营模式，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力争用四年时间，全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的70%以上，把城口打造成全市全国重要的干果基地、中药材基地和畜禽产业基地。大力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嫁接重组，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力争四年内培育10个以上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形成每个主导产业有1一2个龙头企业带动的格局。在建设完善城乡商贸体系，培育壮大农村营销大户、经纪人队伍，积极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同时，依托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重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中国核桃之乡”的影响力，以建设全市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业产业基地为龙头，积极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商标的申报认证，切实加强产品原产地保护等工作。努力把“大巴山中药材”、“城口核桃”、“城口板栗”、“城口蜂蜜”、“城口山地鸡”、“城口老腊肉”、“鸡鸣寺院茶”和“山神漆器”等打造成国内外知名品牌，把城口建成秦巴地区特色农林产品集散地。
二要“强筋壮骨”，大力发展能矿产业。在生态环境合理承载范围内，着力改造提升以锰、钡、煤为主的矿产开采及加工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关停并转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规模较小的企业。“抬高门槛”，引进大型企业集团，推进企业重组和产业升级换代。树立“绿色矿业”思想，积极推进电矿联产联营，重点抓好“三废”治理，大力推广尾矿砂制砖等环保项目，积极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建立起与生态相适应的新型工业体系，力争用三到四年的时间，培育4一5家产值超过10亿元的锰、钡加工企业。
三要“引凤筑巢”，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充分挖掘“绿色”和“红色”旅游资源，按照“整合资源、市场运作、引进集团、整体开发”的思路，着力抓好保护、策划、规划等基础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功能建设，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有序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加强红色文物的收集、整理、发掘和保护，丰富城口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内涵，建成一批红色旅游景点，打造开县一城口一陕西红色旅游精品线。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着力打造万州一城口一巫山旅游“大三角”，把城口融入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结合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大力发展“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干农家活、赏农家景”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体验式旅游业。努力把城口建成全市革命传统教育、红色文物保护、历史文化研究和休闲度假、生态观光、科考探险的旅游胜地，为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拓展空间。
四要“提质增速”，加快发展劳务产业。把劳务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铁杆庄稼”，坚持不懈地抓好劳务产业，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应转尽转。进一步整合培训资源，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切实搞好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进一步完善劳务信息网络，打造城口劳务品牌，大力培育劳务经纪人队伍，支持劳务经纪人创办劳务企业，提高输出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搞好劳务输出服务，在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适时建立劳务服务站，提供司法援助、政策咨询、信息交流等服务;加大县财政补贴力度，搞好外出务工人员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为外出务工人员系上“保险绳”;解决好“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坚持“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搭建创业平台，完善创业政策，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和异地兴业，以达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创业一户，带动一方”的效果。
打“门户牌”，树直辖市窗口形象建设全市向北重要门户，就是要打牢交通、通讯、市政等基础，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积极推进改革试验，打造人文环境，树立直辖形象，使城口成为重庆向北发展的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老边穷地区落实科学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点。
一要加快交通建设。着眼于打通三峡库区连接大西北的高速通道，推动万州区域通枢纽和中心城市建设，将渝东北融入全国交通大网络，积极争取支持，建设万州经城口至安康的高速公路，城万快速通道和安张常铁路，增强城口承接“1小时经济圈”和周边大中城市辐射带动的能力，尽早建成西北地区“通江达海”大通道的物流中转站和秦巴地区互融发展的“关节点”。加快推进县乡交通网络建设，全面实现“2小时城口”。
二要加快城乡建设。统筹考虑全县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劳动就业、资源环境保护、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按照“产业配套、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要求，高水平规划城乡建设。以滨河路建设、旧城改造和小区开发等重点工程建设为抓手不断拓展城市容量，以绿化美化亮化香化工程为抓手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发展特色农林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为载体切实增强城市吸附能力，努力把县城打造成“碧水护城、绿树掩城”的山水园林生态小城镇。全面完成24个乡镇场镇的建设规划，加大给排水、垃圾处理、通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增强吸纳农民下山的能力。加快实施“千百工程”，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结合庭院经济发展，搞好新村规划，突出特色，统一风貌。加快推进“一池一坑四改”工程(建一口沼气池、一个垃圾坑，配套改厕、改厨、改畜圈、改庭院)，支持农户硬化人行便道和院坝，房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和花草，大力改善村居环境。
三要加快和谐建设。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构建和谐的首要任务，继续抓好扶贫开发工作，积极促进城乡就业，大力健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在巩固提高“两基”成果的基础上(2007年城口县获得了国家西部“两基”工作先进地区的表彰)，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努力把城口中学、城口职中和示范幼儿园建成全市重点学校，加快普及高中教育。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构建和谐的基础，扎实推进“四位一体”(以乡镇综治办牵头、以司法所为依托，实行综治办、办、调委会、司法所四块牌子、一套人马，形成统一的对外工作窗口，这一办法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的认同和推广)基层维稳工作模式，形成“大综治、大调解、大”格局，打牢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治安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广泛推行“一事一议”制度，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