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8 15:55:34
序论：在您撰写风险评估报告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为进一步加强**县森林火灾防范工作，根据《湖南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开展野外火源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现将**县森林火灾风险评估报告如下：
一、区域概况
1、自然概况
**县，是湖南省郴州市下辖县，地处于郴州市西南部，南临粤港，西通永桂，地理坐标位于东经112.143-112.3526，北纬25.2612-25.4729，地形似枫叶，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多丘陵山地，黄牛岭山脉和南岭山、钟水和黄狮江构成县境“两山两水两盆地”的地貌特点
2、社会条件
**县区域内地形复杂，周边分布着10个乡镇、181个行政村。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光照资源充足，雨量丰沛，**县是全省的重点林区之一，丘陵面积广阔，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46.83%，共32154公顷，木材积蓄量13万立方米，主要林区分布在**国家森林公园，广发陶岭山、云里村、儒峰村、马峰村，普满刘河、向阳等地。**国家森林公园有天然的次生林约1200公顷，森林覆盖率83.62%；广发镇陶岭山为**境内最高山，森林资源丰富，森林面积近1600公顷；普满刘河、向阳等育林区，森林覆盖率为86.3%，森林面积近3000公顷。
3、林火特点
据统计，起火地点多集中在林缘、田间、地头等；每年的3－4月份、11月-12月为多发期，发生时间多集中在每天15－18时，起火地多为杂草丛生的荒山、荒地，起火原因多为烧田埂、烧秸秆、烧火土灰、烧杂草等农事用火、祭祀用火及林区作业人员乱丢烟头所致。
二、诱发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
据调查，当前诱发森林火灾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县人口密度大，点多面广，林区、村庄相互交错，人畜活动频繁，村民烧荒、烧田埂、烧火土等极易蔓延到山林中；二是由于气候条件、林木地条件等原因，使得林木生长速度缓慢、林内杂草多，对不良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的抗御能力较弱；三是清明祭祀活动频繁，部分人员还没有转变观念，还有在林中烧香、烧钱纸、放烟花礼炮等违规野外用火行为；四是近年来，重点工程建设进入林区作业人员活动频繁，火源管理难度大，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用火难以控制，森林火灾隐多。
三、森林火险区划及等级评估分析与结果
森林火灾风险（以下简称“森林火险”）等级分为四级，即I 级森林火险、Ⅱ级森林火险、Ⅲ级森火险、Ⅳ级森林火险。其中一级为最高风险等级、二级为较高风险等级、三级为一般风险等级、四级为较低风险等级。其中：**国家森林公园，晋屏帅家村、井塘村、盘江村、宅侯村、长田尾村、南林村、刘家村、星溪村，广发陶岭村、新元坊村、云里、儒峰、马峰，普满刘河、向阳为一级森林火险区，龙潭山口村、莲塘村、扶塘村、大方园村，袁家渣林村、大窝岭村、茶窝村，行廊镇乐塘村、定里村，坦坪镇灯盏窝村、下洞村，石桥镇醒狮村为二级森林火险区，其他乡镇、村为三级、四级森林火险区。
四、森林火险区划及等级评估的结果运用
将森林火险等级评估结果广泛应用到全县的森林防火工作中。
一级森林火险区：政府每年有计划地组织实施开辟森林防火通道、建设防火隔离带；安排护林防火人员，在主要进出路口24小时值守，护林防火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实行卫星定位监测；发生火灾，应急响应调高一个等级处置，县级领导到场调度指挥，调集全县主要力量扑救。
关键词：风险评估；报告；内控体系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风险评估工作与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相互促进、有机结合，是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识别企业各业务单元、各项重要经营活动及其重要业务流程中的风险，并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进行分析、评价和应对的过程。
总体而言，风险评估报告的结构至少应包括四部分内容：其一，企业情况概述，本部分就企业风险评估项目背景、定位与目标、理念与方案三大内容进行概括与总结，便于报告使用者理解本次风险评估工作的基本目标与方法；其二，风险评估实施过程，本部分是整个风险与内控体系建设工作的起点，旨在构建一个具有代表性又有扩展性的通用风险管理标准，从风险管理知识宣传、风险分类与定义、风险评估标准三大方面初步构建企业风险管理基础平台；其三，识别企业面临的重大风险，根据风险调查问卷和风险调研访谈，识别出企业面临的重大风险，以供企业管理层参考；其四，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结合企业风险管理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包括风险管理组织结构设置、职能设置、工作流程及工作防范建议。
以上四部分在风险评估报告中层层推进，构成完整的风险评估过程，以下作详细说明。
一、风险评估项目概述
（一）风险评估项目背景
本部分重点介绍企业的成立、发展沿革，行业背景，分子公司情况以及业务架构、组织结构等。编制企业风险评估报告的重要意义在于企业管理层希望借助风险评估项目，有效识别和评估影响本企业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内外部风险源，并通过健全重大风险的应对与管控机制，有效地平衡好风险与收益，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从而防范和降低各类风险对企业经营的冲击，为企业实现战略和经营目标保驾护航。
（二）关于风险评估项目定位与目标
风险评估项目旨在达成三大目标：其一，建立风险管理基础，构建一个具有代表性又有扩展性的通用风险管理标准，统一企业的风险管理语言和标准；其二，明确重大风险领域，采用全面梳理与重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识别和分析企业战略、经营、财务与合规领域中的重大风险，协助管理层统一对风险的认识；其三，团队能力建设与知识培养，加强和提高企业总部和各业务群管理团队对风险管理工作的参与度和认知，最大程度实现知识转移。
二、风险评估项目实施过程
（一）关于判断风险分类与定义
应从企业战略出发，参考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行业风险数据库以及企业的风险管理实务，并结合企业的战略目标、实际情况等因素，建立适用于本企业的风险数据模型（即风险地图），从战略风险、运营风险、合规风险及财务风险四大方面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进行分类和定义，从而为统一公司的风险管理语言奠定基础。
（二）关于设立风险评估标准
为了对上述四大类风险的重要性进行评定并据此明确风险管理的优先次序和资源配置方向，应从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风险影响程度两个维度建立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风险评估标准，以反映风险发生可能性由极低至极高，和风险影响程度由极轻微至灾难性的不同等级。
（三）关于实施风险评估过程
为了协助管理层更好地理解和评估风险，应以风险数据库和评估标准为基础，通过风险调查问卷的发放、收集与统计，风险调研与风险访谈等多种形式，在企业总部和业务群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风险识别与评估工作。通过上述工作，不仅协助企业管理层评估重大风险领域所在，而且还能分析其可能影响的战略及经营目标，从而为企业明确风险责任，改进相关重点业务领域中的风险管控措施明确方向。
三、针对企业风险评估的调研结果
结合风险调查问卷与风险调研访谈的结果，企业管理层对影响本企业战略和经营目标实现的众多风险进行客观评估，并由此明确前几大风险的优先次序。这些风险可能是：产业（产品）战略和多元化、战略规划、市场营销、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公司高层的基调、品牌及声誉管理、销售模式、客户结构风险、人力资源规划及政策、组织结构等等。这些风险并不是独立存在，在实际经营环境中，各类风险往往互相影响、互相牵制，共同对企业实现经营目标产生影响。为此，还应对上述重大风险及其内在关系进行相应的逻辑分析，以协助管理层梳理各项重大风险之间的关系。
四、企业风险管理体系搭建
一套成熟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包括战略（目标）、风险以及流程与控制。企业战略处于企业管理及风险管理体系的最高层，是企业风险管理以及流程内控建设的出发点，风险管理体系必须紧紧围绕企业战略。风险则是影响企业战略管理体系的实施与战略目标达成的不确定因素，企业需要将外部环境、内部经营与战略目标进行对比，以识别出影响企业战略的重要风险。企业流程与管控体系则是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落脚点，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可以从企业的流程、制度等管控体系中识别出影响，并从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度及流程建立风险应对措施。
（一）风险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通常由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组成的“三道防线”共同构成。通常，企业均能初步搭建起风险管控体系的三道防线，如：1.各业务部门负责关注各业务领域内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降低风险；2.企业管理部负责公司运营风险管理，对运营风险进行预警和控制，为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可行性、合法性分析和法律风险分析；3.审计监察部主要负责集团的财务审计、经营活动审计及其他专项审计。
（二）风险管理工作规划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没有完善配套的内控体系，风险管理就如同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缺少风险管理的内控体系建设，会由于缺乏足够的针对性而效率低下、浪费资源。
无论是《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或是COSO ERM模型，都将企业的目标分为四大类别，包括：战略目标、经营目标、财务目标和合规目标。风险是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而内部控制则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因此，企业有目标就会有风险，而针对每个风险就会有相应的内部控制，以管理风险，从而合理保证目标的实现。
风险评估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协助企业初步搭建结合先进理论基础、契合企业实际情况、符合国家监管要求的内部控制体系框架，将风险匹配到内控体系框架，并完成对该体系框架的评估、梳理和建设工作。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开展风险管理工作，逐步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依据风险分层管理、分类管理和集中管理的要求，建立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另外，在充分考虑企业规模以及业务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针对近期及未来风险管理工作的重点，提出相应的参考及建议。如：完善企业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中各管理层级的岗位职责。完善三道防线，其一，各风险责任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风险责任人、风险联络员等；其二，风险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风险管理涉及公司的方方面面，建议由总裁、执行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整体风险管理工作，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部门，负责各业务部门风险管理工作的协调；其三，审计监督工作，审计监察部应对风险管理进行审查和评价，对风险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即对风险管理过程的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给出评价意见；审查和评价重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是否适当，将评价结果向审计委员会汇报。
风险评估工作结束后，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反映企业的风险及其分布状况，为领导决策提供支持。通过风险辨识、风险分析及风险评价，形成风险评估初步结果后，就风险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向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的意见，调整、修正企业的风险评估结果，编写出企业的风险评估报告，上报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进行审议。
参考文献：
[1]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
根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和单位《内部控制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我们组织开展了对单位各部门的风险评估活动，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风险评估活动组织情况
（一）工作机制
本次风险评估活动，是在局内部控制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财务室具体组织实施的。为完成工作，经局领导同意，财务室从办公室、思想政治和益维护科、移交安置科、优抚科、军休所、烈士陵园抽调相关工作人员组成内部控制风险评估小组，专门从事此次风险评估活动。
（二）风险评估范围
本次风险评估所涉及的业务范围分为：单位层面风险和业务活动层面风险。
1.单位层面风险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组织架构风险：单位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部门职责不清晰、内部控制管理机制不健全等情况导致的风险；
经济决策风险：单位经济活动决策机制不科学，决策程序不合理或未执行导致的风险；
人力资源风险：单位岗位职责不明确、关键岗位胜任能力不足等导致的风险。
2.业务活动层面风险。本单位经济活动业务层面的风险主要包括预算管理风险、收支管理风险、政府采购管理风险、资产管理风险、建设项目管理风险、合同管理风险以及其他风险。
（三）风险评估的程序和方法
1．风险评估程序。本次风险评估活动，风险评估小组先研究制定了风险评估工作计划，明确风险评估的目标和任务；其次组织召开了由各科室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对风险评估活动做出了动员和安排，要求各科室先进行自查，查找风险点，研究整改措施，向风险评估小组汇报自查情况；再次，风险评估领导小组根据各科室的自查情况，选择关键科室和自查风险点少的科室进行重点检查，对其他科室也进行了快速检查；最后，根据各科室自查情况和现场检查的工作底稿和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风险分析，组织编写风险评估报告。
2．风险评估方法。本次风险评估活动，采用了风险清单法、文件审查、实地检查法、流程图法、财务报表分析法以及小组讨论和访谈等方法以识别风险；采用了概率分析法、情景分析法和风险坐标图法以分析风险。
（四）收集的资料和证据等情况
支持本风险评估报告的主要有风险评估工作底稿，相关文件、会计凭证、账本复印件，以及各科室的自查情况等。
二、风险评估活动发现的风险因素
（一）单位层面风险因素
单位的部分内控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没有定期轮岗（风险点A1）。
（二）业务层面风险因素
1.单位预算未分解下达至各科室及业务部门，可能导致预算权威性不足，执行力不够；
2.单位未按规定建立票据台帐，不符合财务管理要求；
3.单位支出事项未严格按照审批权限执行，不符合收支业务管理制度要求；
中国金融体系如果爆发整体性或局部性危机，那么诱因一定在内部，而非外部。
国有银行系统：风险严重，暂时可控
国有银行系统盈利模式不够清晰
根据1999～2001年度四大银行的损益平衡表，我们概括出，国有银行体系的收入来源依次是：利息收入(69%)，金融机构往来收入(17%)，国债收益(10%)，手续费收入(2%)，汇兑和其他营业收入(2%)。而支出则依次是：利息支出(57%)，营业费用(22%)，各项准备计提(10%)，金融机构往来支出(6%)，固定资产折旧(3%)，其他营业支出(2%)。可见，中国国有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存贷款的利率差，而金融机构往来的收入和支出实际上可以视做国有银行利润虚夸部分。鉴于国债收益不断下降，中间业务界定不清，国有银行体系盈利能力持续弱化。根据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的披露，在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利润率仅0.13%，中国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0.14%。而同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达到1.50%和1.77%。
国有银行系统的资本金已经接近枯竭
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不佳，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依赖自身积累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以工商银行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约需要20年。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只能依赖外部注资。
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然偏高
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从1994～2001年的多项研究来看，这个比率从24%到50%不等，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国银行的水平(不超过6%)。
在2002年第一季度，戴相龙多次指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率为25.37%。在2002年7月，戴进一步指出，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又下降了2.25个百分点，总结来说，官方披露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为23%左右，但未对促降不良资产的途径作披露。应该注意的是，23%这个数据具有不可比性。一是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没有包括已经转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15688亿不良资产，如果加上这一块，估计不良贷款率就需修正为35%；二是中国国有银行对贷款仍沿用“一逾二呆”的办法，而非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办法，这也使得名义上的不良资产比率较低。
总地看，目前国有银行系统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资本金严重匮乏，深受不良资产困扰。因此，银行体系的风险相当大，如果以中央银行的广义负债指标M2/GDP来观察的话，则中国央行名列全球首位。
化解这些问题，只有以下渠道：一是撤并营业网点和裁员，这目前已在进行；二是通过政府财政来注资，鉴于中央财政隐性债务压力巨大，财政注资几乎不可能；三是通过银行上市来补充资本金，中国资本市场的容量决定了国有银行可能需要分拆而不是整体上市；四是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来注资，这需要等待《大中型国有企业吸收外国资金并购管理条例》的出台；五是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放松，引入私人部门的注资；六是以直接的通货膨胀税强行稀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假定在未来10年内国内产出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保持8%，通货膨胀率也保持在8%；再假定在基年GDP为10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2.5万亿，占GDP的25%。在维持“双八”目标的情况下，不良贷款占GDP的比率在5年后从25%下降为13%，10年后下降为6%。国有银行业的现状决定了，从长期看，中国金融业承受的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何阻止高通货膨胀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是未来的重要命题。
证券业：风险严重，随时可能失控
证券机构存在突发性破产的严重风险
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李小雪称，截至2002年5月底，118家证券公司净资产额为917亿元，不良资产却高达460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50%。仅就数据而言，中国证券业的状况较之国有银行尚且不如。在2001年度对87家证券公司的审计中，审计意见不干净的占55.17%，其中带解释性说明的占14.94%、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占12.64%，无法表示意见的有1家。
造成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十分严重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一是早期债务继承。早期的证券公司脱胎于银行和信托公司，当时银行和信托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损失严重，在证券公司成立时，被直接划转到证券公司账上。二是资本市场近年来出现剧烈波动，尤其是2001年，中国证券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损失十分严重。三是以固定回报承诺的方式进行代客理财导致严重损失。在2001年7月之前，大多数代客理财和委托投资的承诺保底收益率均锁定在10%左右。鉴于2000年中国国债市场的总体收益率从3.5%一路下滑，因此大部分委托投资资金都进入了股票市场，并遭受严重亏损。四是证券公司自身经营管理状况不容乐观。
证券公司获得外部注资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一，目前中国各证券公司已经陆续进行了增资扩股工作，不太可能进一步募集股本。第二，外国投资银行对中国券商合资兴趣不大。虽然中国已经加入WTO并允许设立中外合作基金公司，但迄今为止，外国投资银行既不清楚中国券商真实的财务状况，也不清楚合资后的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有何业务可做。因此，中国券商补充资本金的渠道不多。
中国券商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在于通过两个渠道补充流动性：一是隐蔽的银行信贷资金和来自上市公司的委托资金；二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据李小雪称，到2002年5月止，仍有18家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保证金。114家证券公司中，有10家超过了10亿元，达到其资产总额的42%。目前沪深两市新增投资者速度已经明显下降，上市公司仍然基本上没有希望赢得投资者的尊重，所以券商破产的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例如，2002年6月7日，中经开已破产，其不良资产据称达到300亿(此数字没有得到中经开清算组的证实)。8月9日，证监会宣布撤消鞍山证券公司。南方证券等公司财务状况也不佳，已经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
不能否认个别证券公司遭受挤兑而立即破产，以及通过证券公司之间的兼并来延缓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由于90%以上的券商均为国有，这将迫使地方政府为挽救券商，而使自身财政赤字急剧增加。
保险机构：目前风险极重，但未来有望缓解
中国保险机构在今后5～10年内，处于最为艰难的求生阶段。目前保险机构的基本财务状况非常糟糕。这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中国保险机构盈利能力非常低，靠自身的积累化解资本金不足和不良资产的可能性不大。过去的3年间，中国保险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1.19%，而根据Loma《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in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ies》披露，国际行业平均水准则为2.1%。中国保险企业的净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只有9.99%，而国际同行业平均水准为15%，盈利能力不足和资本不足问题已经凸现。
第二，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难以估计。据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在2001年10月份表示，中国各保险企业的不良资产总计为114亿人民币，2000年减少6亿。如此看来，中国保险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仅为4%左右，而事实则可能大相径庭。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市场的寿险产品多为固定利率的传统型产品，缺乏抵御利率变动风险的能力。不幸的是，自从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调降利率，原有已售出的固定利率保险产品的预定回报利率曾一度高达8%复利，但自1996年以来连续7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由9.18%下调到2.25%(不计算利息税)，低于目前保险产品2.5%的预定利率，而过去已经售出的高预定利率保单将仍须按照原有的高利率给付，导致利差倒挂严重，偿付能力恶化。这意味着中国保险企业在2000年以前所获得几乎全部寿险保单，基本上出现了巨额利差损失。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国保险机构的真实不良资产比率和披露值无关。
第三，中国保险公司也很难具有资金运用能力。由于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限制非常严格，导致中国保险公司的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非常低下。目前中国保险机构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买卖金融债券，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方式。1998年10月，国家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但只可从事债券现券交易；1999年7月，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可以购买信用评级在AA＋以上的中央企业债券；1999年8月12日，国家将保险投资范围放宽到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办理债券回购业务；1999年10月底，国家允许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但2001年，中国保险机构推出的投资连接产品和万能寿险等变相分红产品，因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基本上陷入亏损状态。
如何判断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这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未来5～10年是中国保险机构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以及艰难克服现存危机的关键时段。
第一，保险展业是否顺利？这决定了中国保险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和快速成长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用健康的增量来化解存量的问题。估计中国保险市场未来5年发展速度将会平均在20%左右，与此业务规模相应的资本金需求累计将达500亿元人民币以上，再加上过去7年利差损失导致的500亿资本需求，总资本需求将达1000亿。目前保险业的资本总和只有250亿元人民币，可以测算出中国保险业未来5年的资本缺口将达到750亿元人民币左右。假定未来5～10年以保费收入2000亿为基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并且增量是健康的，那么到2010年前后，中国保险业的风险状况可以逐步纾缓。
第二，政府管制是否有可能放松？这体现在以下方面：允许通过组建保险基金的形式进入股市；允许保险公司参与一级市场认购新股，并适当直接参与证券二级市场交易；中央财政为保险公司发行20～30年的长期国债；鼓励保险资金投向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一步放松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进入保险业的准入限制；上市。保险公司上市的冲动已非常强烈，这也是补充资金最快的渠道。上述方式可以促使保险机构补充资本金和增强盈利能力。
地下金融体系：风险值得关注少数应予警惕
地下金融规模约为地上金融的1/3
中国地下金融规模在1997年之前相对较小，而在近5年有了较长足的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直接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中国国民经济构成迅速改变，以产业分类，农业基本上仍处于以农户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初级状态。在大规模撤并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之后，对农业的金融支持迅速萎缩，而从农村流出的年资金规模约在2000亿左右，导致中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的抬头。工业构成中，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约各为1/3，但民营企业从股市上直接融资极其有限(民营公司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6%)，从国有银行间接融资也十分困难。以服务业而言，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更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国有金融体系服务于国有经济，而和国民经济构成的变迁相割裂，迫使地下金融超常发育。
迄今为止，地下金融的间接规模仍难以估计。
据农行温州市支行调查，约有83.3%的农户都曾经有过民间借贷活动，温州市民间借贷的“盘子”占到整个农村资金市场总量的1/3，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占一半左右。据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温州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650.4亿，企业存款381.76亿(温州工业企业96%以上为民营性质)，外汇存款余额16.1亿美元，即处于国有银行体系的民间资金约为1000亿人民币。另据人行温州支行在2002年1月的调查，2001年温州中小企业的总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款的比例约为6∶2.4∶1.6。按2001年末温州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0亿元计算，中小企业借入的民间信用约为170亿。同时，在企业创业资本中，以业主个人名义借入的民间借款约占总资产的7.5%，即125亿元。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消费性，互借贷等，合计民间信用规模约300至350亿元。这显示出，温州民间资金中约1/3是通过地下金融进行拆借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经消息说，目前中国地下钱庄每年的洗钱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北京安邦信息集团的分析是，其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腐败收入洗钱约为300亿人民币(而根据胡鞍钢的估计，官员权力腐败的情况较这个数据远为严重)。外资企业进行非法的利润转移1000亿。
我们初步的直观判断是：在广东、福建和浙江这些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地下金融的间接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总体估计，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地下金融为地上金融规模的1/3稍弱。
中国地下金融的直接融资以私募基金为代表,目前，中国私募基金业作为庞大的灰色市场已经初具规模，保守估计其资金量在2000亿元左右，乐观估计则可能高达5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在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是6500亿，这个估计可能偏高。据说，一个靠做贸易起家转型的私募基金有150亿元的规模，其可动用头寸高达700多亿元，在全国有20多个分支机构。另一家上海的著名私募基金的规模也已突破百亿。因此，中国地下金融在直接融资中的活跃程度，较之间接融资更高。
地下金融活动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
地下金融活动的活跃是否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脱媒”的风险日益增长？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观察。
一方面，部分地下金融活动带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并且和社会黑恶势力结合密切。根据《人民日报》2002年1月18日的披露，沿海发达地区民间资金相当充裕，其流动量也相当惊人，各种形式的地下钱庄、“标会”等不仅屡禁不止，且日益活跃。例如洗钱活动。广东潮阳市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钱庄，将骗来的税款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新疆伊犁，再到乌鲁木齐市场换成外汇，用飞机运抵广州，辗转深圳、汕头、香港等地，形成一条完整的洗黑钱链条。仅去年一年，从潮阳汇到新疆的钱就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标会”形式的高利贷在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从来没有停止。在台州市境内，20世纪80年代主要活跃在玉环、黄岩一带，90年代则活跃在椒江区、温岭市。福建的“标会”也十分活跃。目前仅福建沙县民间标会“体外”循环的资金就达5.2～5.8亿元。部分“标会”带有诈骗性质，福建省长乐市曾经出现专门以妇女为诈骗对象的“标会”，聚敛近亿元资金后宣布“倒会”。这些地下金融，和融资已几乎没有关系，也不是目前中国地下金融的主体。其给中国带来的并非金融冲击，而是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另一方面，以突破金融管制、满足私营企业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金融则相对健康。在浙江，私营企业主通过地下金融拆借资金已相对规范，自然人往往被作为借款担保人(此一做法已经为国有银行所借鉴)。在证券市场，私募基金大体形成了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的激励兼容机制；基金持有人和管理人的风险分摊机制；私募基金管理层整体素质也较高。值得关注的是，与全球金融市场上私募基金向公募基金演变的基金市场一般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基金业由政府推动的公募基金向市场自发推动的私募基金演进，私募基金平稳发展并且令人惊讶地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因此，中国地下金融也呈现出现典型的“二元性”，一些用于突发性消费（疾病、灾难和教育)、赌博等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粗糙和原始，活动区域越贫困化，受地方黑恶势力影响日深，已经危害社会稳定。另一些用于生产性投资和逃避政府管制的地下金融活动，其表现形态越来越接近自发状态下的金融创新，其存在已成为地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持，这块游离于国有金融之外的地下金融，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并未爆发过大规模的挤兑或者破产事件。
总之，中国金融已经出现地上和地下双轨运行的现状，这是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派生效应。中国地下金融兼具创新性和毁灭性，其存在说明中国金融“脱媒”已较为严重。鉴于国有银行现状不容乐观，因此外资银行和地下金融的涌现，反而说明中国金融已出现外资、国有和地下三大块支撑点。国有金融体系一旦发生振荡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较之不考虑外资和地下金融时可能产生的振荡反而要小。
资本账户自由化：风险值得关注
迄今中国是资金净输入还是输出国尚存在争议
迄今尚不清楚中国到底是处于资本净输入还是净输出的地位，这显示资本管制其实基本失效。关于资本逃避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一些：第一，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资本外逃做了一项专题，他们估计1997～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平均每年占GDP比重2%。1998年逃骗汇100多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第二，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表明，1997和1998年资本外逃分别为365亿和388亿美元。1999年之后资本外逃有所遏制，但仍然达到了238亿美元。第三，我们曾经进行过较为仔细的测算，使用了国际收支表的余额法、世界银行法、卡廷顿法、摩根公司法等多种测算方式，如果取不同测算口径的中位数，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资本外逃每年在200～300亿美元之间。因此，资本管制对于未来中国而言，仅仅是影响资本逃避或内流的成本高昂或者便捷问题，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中国目前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几乎难以监管
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转移是比较明显且难以控制的资本外逃渠道。从国际收支表看，目前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存在每年170亿美元左右的收益转移，此部分大体为FDI的投资收益汇出。但是从利用外国资本的企业的投资效益看，似乎不应有如此巨额的利润汇出。以1998年为例，处于亏损状态的“三资企业”达52250家，亏损面为61.11%，企业亏损总额达到1055亿人民币，“三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1.35%，总资产报酬率仅为2.08%,资本收益率仅为0.64%，“三资企业”上缴国家财政1171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2%。可见从财务报表上看，“三资企业”的亏损状况竟比国有企业更为严重！可见外资企业收益转移和总体亏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三资企业”作为总体处于亏损状态，那就不应该有规模达170亿美元/年左右的投资收益汇出，这和中国国际收支统计相矛盾。
如果考虑到中国每年FDI的流入规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收益转移也相当于中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时至少支付了年利率30%左右的用资成本，这尚且不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对中国市场的分食等其他影响。对上述矛盾现象的可能解释有三种：第一种解释是税务、财政和外汇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不够完善，导致了外资企业在整体账面亏损的同时，却又存在大量投资收益转移的现象；第二种解释是目前国际收支表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程度的失真，使收益转移逆差过于高估；第三种解释是中国统计体系对服务业的规模存在系统性低估，结果导致在服务贸易项下的收益转移被相对高估。但无论哪种解释，都仅仅能影响对外资企业利润转移相对规模而非绝对规模的估算。
中国资本流动的其他渠道也没有明显障碍
中国还存在其他一系列资本流动的渠道。一是中国居民持有现汇款和电子货币监管真空问题。中国居民很早就允许持有外币现钞和储蓄，加之对电子货币(例如信用卡)不监管，因此携带现钞出入境；或者携带外国信用卡入境，在利用国际信用卡上汇入现汇出境基本没有障碍，这也是中国留学人员最常用的携汇出境手段。
二是地下汇兑渠道比较隐蔽多样，例如近年来两岸经济往来急速升温，台湾与内地间资金流动也迅疾放大。根据台湾《投资中国》杂志的估计，截止到去年年底，台商投资内地超过4万家，投资金额逾600亿美元。两地私人汇兑每年达数十亿美元。
三是中国边贸中，人民币的输出和外币的流入也几乎不受管制，例如定位模糊的“中英街”，每年流出的外汇大约在40亿港币左右。
四是禁止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收付汇的管制基本已虚置，大量企业集团直接进行境外收付汇。
五是香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目前外汇管理办法允许居民携带6000元出入境，因此理论上人民币被允许向境外输出。这些人民币可以通过香港的250多家汇兑店和20多家银行进行汇兑，还可以通过无本金人民币远期交易、货币互换等方式兑换为其他硬通货。据统计，在1996～2001年之间，香港共接待了中国内地1890万游客，如果这些游客仅仅将6000元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则目前香港市场上就应当至少有570亿元人民币。瑞银华宝公司的测算表明，假定2002年内地游客增长50%，随后假定每年增长15%，如果内地游客将6000元中的3000元花在香港，香港市场上在2005年的人民币规模会达到1570亿元。加之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也向香港聚流，因此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事实已难以扭转。
六是混入经常项目的资本账逐渐增多且难以控制，其中包括企业以合资为名借入外币，以合资为名将外汇转移入境并投资于证券市场等。
一、项目审批环节的廉政情况
我院新校区建设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工程，也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重点领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一些客观因素，项目的土地使用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施工许可证尚在办理过程，但都有发证机关出据的相关证明后进行招标和施工。做到了申报手续清楚完备，各类证件逐步完善。在廉政风险排查中，学院新校区的各项工程建设项目都是严格按照物资采购招标法，委托市政府招标处，履行招标程序，实行公开招标。对中标单位我院认真与其签订施工合同，在招标和施工过程中，我院尚未发现有关部门和人员有不廉洁问题。
（一）主要做法：我院制定了《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认真做好“五个预防，一个坚持”的六项工作。一是预防插手干预新校区工程建设，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建筑容积率；二是预防在招标过程中招标人和投标人，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透露机密；三是预防和制止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索贿受贿行为；四是预防在工程建设中，建筑质量和安全责任不落实，损害学院利益；五是预防在工程建设中，违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六是坚持“四制”，即招投标制度、合同管理制度、工程监理制度、竣工验收审计制度。同时，学院还与中标施工单位签订了《建设工程廉政协议书》。每月指挥部召开的工作例会学院领导都强调要加强工程领域里的廉政建设，由于措施得力，预防了在建设工程领域中容易发生的吃请、行贿、索贿的腐败现象。
（二）具体措施：廉政风险防控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亮权等多重并举的措施，做到预防在先，防患于未然。
一是加强教育，提高规避廉政风险的能力。在教育对象上要突出针对性，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实效性，在教育形式上要突出多样性。通过教育降低党员干部腐败发生的心理条件，让党员干部不愿腐败、不敢腐败。
二是完善制度，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务、政务公开，清理整合，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真正形成用
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的长效机制，加大制度执行和督查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强化监督，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制衡。要强化党内监督、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通过民主生活会、政务公开、廉政承诺、问卷调查、群众测评、设立举报电话等方式方法，加强对重点岗位、重点环节权力的监控和制约，适时通报查处违规违纪的人和事。
四是新校区建设的重大事项，必须在指挥长和政委的统一领导下，由副指挥长召集指挥部成员，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二、资金分配环节的廉政情况
新校区资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市政府担保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1亿元;二是省市政策扶持资金（国债、地债）;三是学院办学结余。资金分配中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有：一是争取资金时的请客送礼或提供各种消费、娱乐、健身等活动；二是私下承诺,滥用自由裁量权,收受施工单位贿赂，包括礼金礼券、贵重物品等；三是人为的设置障碍,索要中标单位好处。
（一）主要做法：新校区建设指挥部专门制订了《安徽芜湖技师学院新校区工程量增加报批流程》有效地规范和控制了资金的分配使用，杜绝了四种现象的发生：一是资金申报单位为了确保资金争取到手，不惜采用一些不正当手段,主动行贿送礼；二是由于资金有限，主客观原因造成在分配上不平衡；三是申报单位担心工作人员设置障碍，被动采取贿赂、提供娱乐活动等不正当手段；四是极少数工作人员故意设置障碍，利用手中的权力索要钱财。
（二）具体措施：一是加强教育，提高规避廉政风险的能力。在教育对象上要突出针对性，在教育内容上要突出实效性，在教育形式上要突出多样性。通过教育降低党员干部腐败发生的心理条件，让党员干部不愿腐败、不敢腐败。二是完善制度，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在学院已有的各项规章制度基础上，清理整合，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真正形成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的长效机制，加大制度执行和督查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强化监督，进一步强化对权力的制衡。要强化党内监督、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通过民主生活会、政务公开、廉政承诺、问卷调查、群众测评、设立举报电话等方式方法，加强对重点岗位权力的监控和制约，适时通报查处违规违纪的人和事。四是严格遵守学院《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一要遵守各项资金使用的一般程序，二要严格遵守规划内使用、项目带资金、集体研究等原则，杜绝一切暗箱操作的行为，对需要聘请专家论证的项目必须及时论证。
三、公务接待环节的廉政情况
公务接待中可能存在的廉政风险有：不经审批接待;超标准接待;收受或索要回扣;虚开多开发票套取现金。
证券公司风险分析指标的选择
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通过将不可以量化的风险进行指标化处理，然后通过维数映射使这些专业的风险状态数据转化为更为直观的风险报告。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反映证券公司整体风险状态的指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结合监管部门的要求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体系进行分析证券公司的风险状况：
风险指标分析
截至2005年4月30日，经批准成为同业拆借市场成员的65家证券公司中，有48家在2005年4月底上报了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本文将其选取为分析样本。
财务风险指标
盈利能力持续低迷。从已经选取的48家证券公司的样本状况来看，2003年和2004年证券公司处于经营低迷状态。2004年，48家证券公司一共亏损50．11亿元，平均每家证券公司亏损达到了1．04亿元，亏损的证券公司为24家，占50％；2003年共亏损46．60亿元，平均每家亏损9708万元。
由于利润的大幅减少，证券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大多为负值。2004年全部48家证券公司平均资产收益率为－0．3070；远远低于2002年－0．041和2003年的－0．066。其原因是，在亏损逐步加重的同时，证券公司的净资产也在大幅缩水。除已经被关闭或托管的证券公司之外，年报也显示了一批证券公司正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甚至已经在技术上破产。证券公司大多数亏损在自营证券和委托理财方面。数据显示，47家证券公司自营投资业务合计亏损9．36亿元，平均每家净亏损近2000万元。根据新的金融会计准则，47家证券公司共计提了318亿元的自营证券跌价损失。受托理财业务的表现同样十分糟糕。由于管理层对证券公司委托理财业务进行了全面清理，证券公司以往表外运营资产管理业务形成的亏损开始在报表内体现出来。47家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收益为－9．54亿元，亏损金额超过自营投资业务，在证券公司的所有业务类型中亏损最严重。
资本风险值得关注。2004年，48家样本证券公司的平均净资本充足率为50．44％，2003年为44．72％，远远超过了8％的监管部门最低要求。但是，高资本充足率并不能说明各家证券公司在控制资本风险方面下足了功夫，反而说明证券公司在筹资方面的无能为力(净资本充足率二净资本／负债总额)。由图1可以看出，对于衡量证券公司资本风险的另一个指标――净资本／注册资本来说，大多数证券公司一直低于1，并于2004年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证券公司由于经营的艰难，正在逐步消耗和吞噬自有资本。其中广东证券、河北证券、申银万国证券、泰阳证券的净资本均已降为负值。
负债率仍然偏低。数据显示，2004年48家证券公司平均净资产负债率1为1．59，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并没有蕴涵太大风险(证监会规定净资产负债率1的警戒线为8倍)。另一个较为客观的反应证券公司债务风险的指标在于净资产负债率2，即负债总额中扣除了委托资金和保证金。2002年、2003年我国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率2都远低于1，2004年也仅为1．15，相对来说，这个指标仍然处于安全的区域。这说明我国的证券公司债务融资渠道的匮乏，无法有效利用财务杠杆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扩张。
另外，我国证券公司权益比率1(所有者权益／总资产)的行业平均值为33％，权益比率2(所有者权益／总资产扣除委托资产和保证金)的行业平均值为66％，远远高于发达市场上的证券公司，这同样说明我国证券公司的负债比率严重偏低，财务杠杆作用没有有效的发挥，同时也说明我国证券公司的融资空间狭小。
客户资金净流出严重。证券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代买卖证券款和受托理财资金的数量变化，是检验投资者对于股市信心的重要指标。持续的市场低迷已经导致证券客户资金的大量流失。2004年46家证券公司代买卖证券款和委托理财款流失总额高达527．83亿元，平均每家证券公司流失11．47亿元。各家证券公司的审计报告也显示，除了投资者信心下滑之外，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和频频发生的委托理财纠纷也是导致客户资金流失的重要原因。
如果拿代买卖证券款和委托理财款的流失额与证券公司的净资本以及注册资本对比，可以发现，近几年来，每年资金的流失额都超过了证券公司的净资本。2004年平均每家证券公司流失11．47亿元，是平均净资本的1．23倍；2002年全部49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代买卖证券款和委托理财款净流出为807．23亿元，平均每家流出16．47亿元，是平均净资本的1．12倍。
只有少数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款和代买卖证券款仍然在弱势中保持了增长。表现突出的有中金公司、东北证券、中关村证券、金元证券等7家证券公司。但除了中金公司明确表示受托理财未承诺保底收益，仅收取手续费，从而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其他公司均列入表内计算。这也意味着，这些公司同时承担着委托理财带来的巨大风险，而在持续的弱市状态下，这无疑加大了这些公司2005年收益的不确定性。
流动性风险状况
传统流动性指标较为安全。2004年上述48家证券公司的行业平均流动比率为1．39；速动比率均值为1．24，均高于中国证监会要求的“1”的警戒线，这说明我国证券公司的流动性并无大的风险。
流动负债占比过多，资产结构不尽合理。在负债结构方面，我国的证券公司明显存在短期负债过多，长期负债严重不足的现象。2004年48家证券公司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为97．99％，其中20家证券公司没有长期负债；2003年这一比率为98．36％，变化不大。
在资产结构方面，我国证券公司的固定资产所占比例过大，流动资产的份量显得不足。2004年行业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为7．22％；2003年为6．01％。剔除总资产中的委托投资和保证金存款，2004年固定资产比率的值为15．46％，最高达到55．45％；2003年平均为16．12％。而美林公司2001年的年报显示，其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5．26％。从这些数字看来，我国证券公司的资产结构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流动资产所占比例仍然需要提高。
市场风险状况
47家证券公司的平均委托资产倍率为0．42；远低于中国证监会所设定的80％的警戒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长期的弱市状态下，委托资产的减：少降低了证券公司的市场风险。但也有不少证券公司的委托资产倍率仍然非
常之高，如申银万国证券的委托资产倍率达到4．18，在市场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委托资产倍率不啻于一颗“定时炸弹”。
现金流量风险居高不下
从公布了现金流量表的15家企业的状况来看，有13家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值，平均为－6．43亿元，可见，证券公司的现金流量处于一个十分窘迫的状态。扣除代买卖证券款和委托资金的变化后，证券公司的现金流量有所好转，平均净现金流量为1．52亿元。这说明代买卖证券款和委托资金的变化对于证券公司现金流的变化影响非常大。
从充足性和效率性上对证券公司的净现金流量进行考察，可以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2004年上述15家证券公司剔除广东证券后的平均经营活动指数1(见表2)为－13．41；平均经营活动指数2(见表2)为－12．68。这说明证券公司经营活动的效率较低，即使去掉了代买卖证券款和委托资金的变化，也未有起色。
在充足性指标方面，15家证券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充足比率1(见表2)为－25．0279，平均现金流量充足比率2(见表2)为－9．6173。可以看出，即使抛开委托理财和客户保证金下降的影响，证券公司的现金流量仍然非常脆弱。从这个指标来看，证券公司正面临着明显的支付风险，一旦某个环节现金流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全盘的支付危机。
证券公司风险综合指标分析
针对48家证券公司的总体情况，可以得到如下的综合状况：
由表2分析可以看出：
整体看，当前证券公司面临着行业性破产的严峻局面。从已有的指标分析来看，证券公司的财务风险、市场风险和现金流风险都处于比较严峻的状态。现金流量风险仍是证券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一旦某个环节现金流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支付危机。如果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加上无法进行有效的融资，一些证券公司可能只能处于“等死”状态。
证券公司经营业绩与风险状况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从48家样本证券公司的指标来看，虽然净利润总额为负数，但是亏损主要来自少数几家证券公司。统计结果显示，亏损额超过1．5亿元的证券公司多达13家，其中亏损额最大的3家证券公司亏损额占24家亏损证券公司合计亏损额的54．50％。而前4家证券公司的盈利占到盈利证券公司盈利总额的56．48％。
债务风险并不是证券公司的最大风险点。证券公司的平均净资产负债率2为1．15，相对来说，仍然处于安全的区域。这说明债务风险不是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的主要风险点，同时也说明由于债务融资渠道的匮乏，证券公司无法有效利用财务杠杆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扩张。
证券行业的信誉风险正在逐步加大。由于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委托理财纠纷等事故的频繁发生，行业的整体信誉急剧下降，这也进一步加速客户资金的流失。2004年平均每家证券公司流失11．47亿元，居然高于证券公司的平均净资本。同时证券公司的净资本／注册资本指标趋于下降状态，说明证券公司正逐步消耗和吞噬自有资本，也导致了证券公司股东与公司之间纠纷的增加，给增资扩股之路增添了障碍。
结论与启示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提高了证券公司风险暴露的程度。财政部要求国内非上市证券公司自2004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从已经披露的48家证券公司的年报来看，大多数证券公司是第一次实施《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使得2004年度的年报较为客观和真实的反映了证券公司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与原先的《证券公司会计制度》相比，《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于证券公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资产减值准备扩大了计提范围，同时改变了减值准备计提办法，即需要追溯调整，另外，对自营减值准备的提取必须按股票市价与成本孰低原则来计提减值准备，此举将有效避免证券公司利用会计规则掩盖潜亏。(2)委托理财业务在年度报告中由表内转入表外。新的制度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收到的资金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由于不符合资产、负债的定义，相关项目如“受托资金”、“受托投资”等将调出资产负债表，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而在“会计报表补充资料”中披露。受托理财的计价办法也将采用成本与市值孰低的原则，与自营一样趋于严格，有效避免了证券公司利用会计规则掩盖潜亏的现状。
单一的盈利模式导致系统风险占比居高不下，是导致证券公司行业危机的重要原因。对于我国的证券公司来说，A股经纪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依然是证券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04年平均每家证券公司达到1．91亿元，对证券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贡献度为70．71％，由于手续费收入主要依靠市场行情的走势，因此对经纪业务的过度依赖使证券公司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窘境。根据相关媒体统计，2004年市场行情较好的2～4月这3个月，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收入占到全年经纪业务收入的42．30％。而美国证券公司的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却贡献了25％的收入，资金利息收入只占了3％。
在中国证券公司十余年的发展中，中国证券业的盈利模式是一种广义意义上的“通道”盈利模式，即证券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各种通道来获取收入，实现利润。这些通道主要包括交易通道和发行通道，交易通道对应着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而发行通道则对应着承销业务。在过去，由于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证券公司的“通道”是一种垄断资源，它保证了证券公司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能获得稳定的高额垄断利润。以“通道”为主的盈利模式造成了证券公司的收入曲线与市场走势高度相关，具有高度不稳定性和周期性，加大了经营风险。虽然保荐人制度的实施结束了证券发行业务的通道制，但是长期以来对于通道的依赖在客观上压抑了证券公司创新的积极性，导致证券公司都缺乏内在的冲动去创造新的业务和产品，也酿成了今天的苦果。
目前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仍然难以解决证券公司当前的融资困境。从负债指标的分析来看，证券公司的平均净资产负债率2为1．15，相对来说，仍然处于安全的区域。这说明债务风险不是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的主要风险点，同时也说明由于债务融资渠道的匮乏，证券公司无法有效利用财务杠杆推动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扩张。在负债结构方面，我国的证券公司明显存在短期负债过多，长期负债严重不足的现象。2004年48家证券公司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为97．99％，其中20家证券公司没有长期负债；2003年负债比率为98．36％，变化不大。
镇位于县，幅员面积38.8平方公里，人口约14000人，辖8个行政村，85个村（居）民小组，全镇农民承包地享受直接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面积为15620.35亩，良种补贴31294亩，其中水稻补贴面积为9707亩，玉米补贴面积为5321亩，小麦补贴面积为2591亩，油菜补贴面积为13675亩。
二、问卷调查情况
我镇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村组干部、利益群体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座谈，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形成了调查分析报告：
1、干部调查情况（40人）：种粮农户补贴改革试点基层干部调查问卷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试点实施意见》不符合大多数农民群众利益，且补贴面积也不能够准确核实，会引发强烈连锁反应，对较大范围内利益群体造成影响，可能引发大规模矛盾冲突，不同意实施《试点实施意见》。
2、农户调查情况（80人，含土地转出22人，土地转入14人）:通过对各类人群的调查，90%以上的群众认为此次改革试点不符合自身利益，改革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不同意本次改革试点。
三、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一）项目合法性评估：试点方案的实施是否通过本届人大或政府的审议和批准。
（二）项目合理性评估：实施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现阶段还缺乏操作条件。
（三）项目可行性评估：现阶段实施试点方案还不可行。
（四）项目可控性评估：部分村组利益受损的群众面较大，如果实施可能导致群访事件发生，风险不可控。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各村均存在人口增长和土地面积调整不同步的问题。国家农村双层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政策规定土地经营权是30年不变，而村民自治制度中提及的每五年或十年根据家庭人口的增减调整土地面积的做法并没有严格实施，核实种粮面积必定会导致农户先提出对承包面积调整的要求。
（二）第一轮承包时，田地的好坏、远近等原因导致每个农户承包面积计量不相同，虽然现在经过3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或者是土地调整等项目实施，影响土地等次的因素已不明显，但如果进行重新调整，会导致部分农户对土地面积确定产生异议，认为自身利益受损。
（三）为加快灾后重建项目进度，提升景区形象，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对建设景区所投入的相关项目所需土地均实行流转，我镇及景区开发而流转土地面积达3000余亩，而且绝大部分土地纳入粮食补贴范畴，已流转土地主要用于景区内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安置点、108沿线绿化、景区内道路沿线绿化、旅游景点环境打造等项目建设，这些流转土地如按照该政策实施，上述项目涉及农户将无法继续享受粮食补贴，给本来就已很脆弱的景区开发环境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严重挫伤群众支持参与景区开发的信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极有可能为景区下一步项目实施和开发推进造成严重阻力，使已持续了近六年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功亏一篑，使举全县之力兴起的第三轮开发建设陷入瓶颈，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四）景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入驻进行文化旅游开发，在和村民协商土地流转事宜时，签订协议以前就把粮食直补由原承包户享受作为重点条件之一，企业也才能顺利按照议定价格签订协议，如果按照拟实施政策，村民将不会同意土地按照现在价格进行流转，极大打击开发企业积极性，村民收回土地进行复耕也有难度，这将成为景区开发一大不可调和矛盾。
（五）我镇其他村组响应政府号召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比如二酉精品村用于发展优质梨基地建设690亩，万佛村用于发展贵妃枣基地1487亩等，按照粮食直补试点方案规定就不能享受国家直补，粗略计算涉及强农惠农资金为28.3万元，如果实施试点方案，将对产业规模扩大是限制，也将挫伤村民进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甚至对村组干部、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形成不稳定因素。
（六）招商引资工作流转村组大面积土地，按照惯例，各村组、农户与业主签订合同的时候都默认粮食直补费用还是由原承包地农户享受，因此有些土地流转费用比较低廉，老百姓也容易接受，项目引进比较容易成功。如果实施试点政策，大部分流转土地用于苗木栽植、药材种植等，已不能享受粮食补贴，但是应该缴纳的水利费依然由老百姓自己承担，对于老百姓来说就间接减少了土地流转费用，而承包商也不可能提高土地流转费用，涉及利益受损农户人数有些村组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这是一个较大的利益矛盾和潜在火药桶，有可能导致村民和承包业主的矛盾冲突，影响招商项目发展。
五、已经和正在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在对村组干部、群众进行民意调查时注意掌握尺度，重点强调这次调查仅为试点前的摸底。
（二）下村走访，座谈，广泛了解群众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