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7 1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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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党校目前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由于受到课时及教材框架的局限性影响，使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比较枯燥。基于上述原因，为了提高政治理论内容学习的教学效果，可采取先进行串讲再进行重点选取专题内容进行讲授的方式，但两者都要符合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可以使学员大体把握教材内容，再深层次对重点及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理解与学习。因此，教师不仅要对教材的总体内容进行细致备课，还要对教材中的重点及难点进行专题讲授。在对教材的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与讲授前，要注意对教材内容的合理取舍。对符合并能提高教育效果的内容要进行精讲、细讲、专讲，而对于有些内容则采取一略而过的串讲方式，让学生不仅能掌握真正的理论性内容，还能纵观与领会全部教材内容。
二、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理论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众所周知，思想是指导一个人行动的指挥棒，通过政治理论课教学让学员认识并具有的正确主导思想，并不失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是考查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主要方式。考查和了解学员的思想现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例如，通过与学生谈话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知其道德素养和道德品质。也可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及随堂小测试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于正确的主导思想，教师要及时给予肯定，对于错误的思想认识，教师则要给予纠正，虽然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和判断水平，但教师还需要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与交流，把正确的主导思想及时传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中。
三、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口头面授与课件教学相结合
通过对教学理念的新认识，教师应该知道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只是简单的口头传授，还需要教师运用先进的多媒体课件教学来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基于政治理论的部分教学内容不易于理解与掌握的特点，教师可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传授政治理论知识。一方面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及贴切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来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多媒体视频教学也开创了政治理论学习的崭新领域。对于有些易于理解与掌握的理论内容，教师可通过口头面授的方式，而对于一些略显枯燥且不易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则可通过多媒体课件教学来向学生讲授。
四、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
政治理论课程相应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就必须要保证自身的理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说服力。此外，即便是再优秀的教学内容，如果说没有极为优秀的教师来采取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那么也同样有可能会导致教学课程变得乏味，并且演变成教条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自身的学习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也就无法有效的激发出来，那么最终政治理论课程所产生的功能作用也就少之又少。所以，针对以往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作为创新的切入点，来对于学员自身的主体地位加以提升，同时教学界以及理论界都应当要互相进行探索、实践，并且对于多方面的教学措施加以运用。在经过了大量的教学内容总结之后，主要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措施：
1.案例政治理论教学的方法
案例政治理论教学法是指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员的政治理论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政治理论教学方法而言,案例政治理论教学最大的特点是“经验与能力培养”和“以学员为主”。在整个政治理论教学过程中,注重学员自己寻找现实资料,阅读政治时事案例,进行分析和小组讨论,最后完成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案例政治理论教学法的作用非常突出:第一,开拓学员视野,增长学员政治理论知识。第二,通过交流和实践经验,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第三,达到更好的理论联系实践的政治理论教学原则。第四,培养学员自主学习和分析政治理论的能力。
2.“有意义接受学习”的方法
有理论将学习依据效果的不同，来划分成为了机械学习以及有意义学习这两种不同的形式。而所谓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实际上就是形容：“符号本身所表示的某些观念，能够通过非任意的方式来和学员实质上已经知道的某些内容进行联系。而非任意主要就是形容这部分观念与学习者之间原有的知识结构已经有了固定的联系。”也就是说，要达到有意义的学习目的，就必须要真正的学习到知识本身的意义，即通过学习的方式，来获得能够对某些事物加以反应的规律以及关联性认识，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务必要在目前学习的知识、概念中与以往原有的内容构建起实质性的内容。
3.启发式政治理论教学方法
教师应当要对于学员本身的积极性思维加以引导，良好的发展学员自身智慧，实际上就是一种完善的理论教学措施。同时注入式政治理论教学措施是与启发式实政治教学措施完全相反的，必须要加以避免。而该教学方式的基本精神，实际上就是要对于学员自身的内在动机进行激发，最大限度的对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加以调动，良好的促进学员本身的积极性思维体系，有效的对于学员主动动脑、动手去对知识进行获取的方式加以提倡。该教学方式实际上是以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来作为根本基础的，也就是说，启发式政治理论教学方式是对于教学上所进行的实际运用。
4.讨论式政治理论教学方法
讨论实际上就是师生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互相探讨，达到对于信息进行交换的目的，有效的扩大了信息以及思维体系的容量，最大限度的谋求一种能够对于问题进行深化认识和解决的措施。讨论课程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在现代政治理论教学理念，利用师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讨论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方面的措施恰恰也是对于政治理论教学中最为根本性问题加以解决的有效方式，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学员自身所具备的主体性作用，充分强化学员思维深刻性、广泛性，促使思想政治课程能够焕发出全新的生命活力。
二、结语
1.学科建设基础薄弱
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将意识形态“泛化”和“标签化”，教学过程教条化，教学内容干瘪化，教学实践脱离社会现实。由于忽视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日益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强学科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是探索先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的现实基础。
2.课程建设力度不够
缺乏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力度最突出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仍占主流，课程教学过于强调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教学内容恪守教材，脱离于社会现实，校本教材编撰没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时，一些学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针对性，制度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或评估，没有将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理念的变革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通过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内容内化为学生头脑中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具有先进而科学的教学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刻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泛化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创新，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学要点的精神实质；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教师讲什么，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老师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实践的。
二、医学院校应树立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1.意识形态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为法国哲学家拖拉西，后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产物，以语言为载体，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基础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3]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意识形态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着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拓展教学视野。第二，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复杂性为主线，结合最新形势与政策，充实教学内容，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高度进行深入探索，引导学生认清在复杂发展情境下，如何看待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如何正确辨析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大方向与大趋势。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深刻领会“四个讲清楚”，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四个讲清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要求和诉求，因此，要引导学生明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团体、个人的本质表现，具有价值导向、动力激发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医乃仁术，医学更强调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义务，把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十分重视技术与医德统一性，如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崇尚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医疗实践目的与医学目的日益背道而驰，不道德医生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损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面对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红包问题等，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认同医学职业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贯穿敬畏生命理念应是当务之急。敬畏生命，促进生命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立德树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应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尤其是医学院校，更应将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直面生命、体会生命的温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过程，把关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和理念转化为生命文化的自觉，并作为一种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就在于“对人之生命意义引导，人之尊严引导，人之生活引导，人之德性引导，人之求知引导，人之智慧引导。”医学人文精神是“伴随医学产生以来同时形成的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规定性。它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本质特征和医疗职业的理性自觉，是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对现代医疗技术本质的把握和医学科学成果的吸纳，大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观，在尊重、维护生命和对待医学死亡的问题上积累新的经验做法，所以，医学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融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寻找新的支撑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医学人文逐步走向体制化，从而促使医学人文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
3.团队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教师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了解大学生面对现实的困惑，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团队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表现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团队合作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它需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需要教师之间共同分享经验，师生之间通过互动彼此支持。”团队合作不仅仅是教学理念，更是一种教学实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团队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凝练；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问题意识和包容对话的追求。
4.终身学习理念
1.尊重学生主体性。独立学院学生有个性、善于表现、思维敏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所以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些特点，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尊重培养对象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施教者的导向作用只有凭借培养对象这一主体转化为认知变化的主观动机时，才可能在其上建立更高级别的认知结构。在施教过程中，注重内部力量的引导和调动，充分考虑兴趣、情感、意志、性格、动机等因素对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影响。学生不再是被动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的接收器，而是知识、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家和实际问题的积极解决者。学生必须亲自参与、体验和实践教学的所有环节和过程，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和研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用，并内化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教师则主要发挥规划、指导、管理和评价的作用，做学生的“引路人”。因此，这样的实践教学既充分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也没有忽视教师的主导性。
2.教学方式多样性。从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过于重视课堂理论教学，只是对学生进行简单的理论说教和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机械的教化和启蒙，导致学生思维方式固化、单一，学习效率低，学生个性得不到发展。现在的实践教学则能实现书本理论思维和实践感性经验的结合，从而让学生真正获益。今天的世界瞬息万变，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而且速度快，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密切联系社会现实，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有效的展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应根据学生的思想、行为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教学内容恰当选取教学资源，灵活地选择各种教学方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实践教学可运用演讲、辩论、讨论、研讨、视频资料赏析、读原著、校内专题活动、校外调查、撰写实践报告和论文等多种形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教学环境灵活性。过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理论教学只在教室中进行，而当前提倡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范围就宽泛的多了，既可以是课堂上又可以是课外，而课外的实践教学既可以在校内也可以在校外，校外实践教学还可以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在这种方式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学环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课堂、班级、校园、团队、家庭、组织、家乡、国家以及社会中都可以进行教学活动。广泛的实践教学能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能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特别是在丰富多彩的社会中，感受事物的多样、变化和联系，有利于学生加深对课堂理论的理解。
4.教学效果持久性。实践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接受学习，而更多地体现在为学生学习创造结构性的学习情境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发现，学生在探索中发现的正误答案具有反馈性质，这也有利于实践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学生自己发现错误并自行改正，此过程所产生的强化作用比外在的奖励具有的价值要大得多。这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促进学生掌握方法和技巧，对学习材料的记忆也更长久、更牢固，因此这种教学效果更具有持久性。
二、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注意的问题
关于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目前教育界、学术界尚无成型探索。而部分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已初步形成，教学效果良好，获得领导、教学专家、学生的认可和较好评价，并在实践教学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实践教学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梳理、总结和研究，力求通过改革与创新获得更大水平的提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密切结合相关教育教学的科学理论，立足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际，坚持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以大胆创新的精神、锐意进取的勇气，积极推进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为提高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强化学生学习效果、提升教学境界、形成教学品牌、扩大社会影响而进行积极地探索与钻研。及时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深化理论研究，加深对独立学院实践教学规律的理解，以科研促实践，为独立学院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贡献力量。
1.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解决的关键问题。①在改革与创新中，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地安排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各教学环节间的衔接性与连贯性，形成整体合力，提升实践教学水平。②在深入研究、广泛借鉴、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灵活多样、适应性强、富有创新价值、符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实践教学形式，不断地提高实践教学的趣味性、针对性与实效性。③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新机制，力图解决如何在学生间更加合理地分配实践教学资源的问题，既要使全体学生普遍受益，又能够充分调动起先进分子的学习积极性。④在改革与创新中不断提高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提高实践教学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全面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⑤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明确教师的职责定位，充分调动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⑥在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不断积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探索提高实践教学成果质量的新路径，更加科学、规范、合理地管理实践教学成果，对个别优秀地实践教学成果要充分挖掘其潜在的社会价值，及时推广，扩大其社会影响。⑦建立更加合理有效的学生成绩考评机制，将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与实践教学考核成绩及平时课堂表现成绩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科学的考核机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进行全面考查，同时也对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产生有效激励。⑧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水平，开拓新的境界，坚持走特色化建设道路，及时总结经验，发表科研成果，抓牢宣传阵地，扩大社会影响，力求形成具有独立学院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品牌。
2.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制订的计划。①对独立学院已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②结合独立学院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际对独立学院的实践教学规律加以理论研究。③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实施方案。④在实践中落实并不断调整整改方案，切实推进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步伐，最终完成既定目标。
3.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应采用的研究方法。①采取项目组工作机制与教研室工作机制相结合的组织实施及领导办法。②采取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相互结合与推进的方法。③采取以部分教研室所进行的实践教学改革为试点的方法。④采取阶段性验收检验与及时调整改革方案的方法。
论文摘要：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逆反心理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大学生逆反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力图从分析大学生逆反心理形成的原因入手，寻求缓解和消除大学生逆反心理的途径和方法。以期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大学生的“逆反心理”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心理，这种心理一旦产生，就会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思维模式。在建设和谐社会、创建和谐校园的今天，认真研究大学生逆反心理形成的原因，寻求缓解和消除大学生逆反心理的途径和方法，对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逆反心理的主要表现形式
所谓逆反心理，就是指对事物所做的反应跟当事人的意愿或多数人的反应完全相反。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活跃的时期，思维敏捷，对新生事物接受快，而学校生活本身所固有的相对单纯性、严肃性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彩性反差较大，使青年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反感。大学生自尊心强，人格意识强烈，对外界刺激体验敏感、细微，因此，他们对来自别人的批评和帮助，总有一种内在的反感，即使他们错了，别人言之有理，他们也拒绝接受。对领导、教师、学生干部分配的任务，往往拒不服从，表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怀疑。有部分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讲大话，讲空话，约束了个性发展。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许多大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大学生对校内各种时事讨论、讲座态度冷淡，但是甘愿冒严寒酷暑到辅导班去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复习，表现出对专业学习的高度热情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度冷漠。
对先进人物和事迹的否定与歪曲。这一现象不是那种嫉贤妒能、有意抹煞和歪曲他人成就的行为，而是指在逆反心理的影响下，有些大学生并无恶意地对先进人物和事迹的宣传及评价产生否定情绪，甚至排斥身边的榜样人物，对倡导的事情持怀疑态度。
对许多事物表现出一种偏激的态度。有的大学生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处相比较，甚至以现实社会中的消极事例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造成逻辑思维的混乱，影响了正确的世界现、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对遵纪守法的要求消极抵抗。表现为部分大学生对学校和社会的有关规章制度和要求不响应、不配合、不以为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参加集体活动、公益劳动等。对不良行为有认同感，一些学生把打架看作是英雄主义、有哥们义气。有的学生认为反传统是有个性，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把自己摆在与之对立的位置上，给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二、大学生逆反心理形成的原因
大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一)主观因素
从年龄上看，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变化迅速的青春期，社会接触面不断扩大，自我意识发展到。他们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不断地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地位并倾向于自己欲望的满足。一且发现外界对他们的“自我”并不承认，便会产生逆反心理，用各种办法与阻碍其确立“自我”的外部环境相对抗。
从情绪发展上看，大学生正处于“心理断乳期”，情绪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反应强烈。兴奋与抑制交替出现，希望和绝望不断变动，积极与消极相伴而生，一旦在学习、生活中遇到不顺利或不被理解的情况，时常会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从而产生逆反心理。
从思维方法上看，大学生由于受知识等的局限，看问题常常带有片面性，加之自尊心又强，容易固执己见，带着这种思维倾向去观察、分析外界事物，就会以情感代替理智，从而引起逆反心理的产生。
(二)客观因素
一是现实生活中某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和庸俗的社会心理对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变革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与西方鼓吹的文明、自由、个性化思潮的剧烈冲突对青年学生具有一定的影响。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如、营私舞弊、下岗失业、大学生就业难等，也往往令他们产生极大的困惑，如果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疏导，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逆反心理的产生。
二是大学生群体因素的相互影响。由于部分学生政治思想觉悟不高，是非明辨力不强，思维方法较为简单，一旦遇到与思想意识倾向相矛盾的事情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很盲目的逆反心理。又由于学生年龄相当，经历相似，心理相近。心理相通性较强，一旦某个学生产生了心理上的逆反，就会与其他学生进行心理互换，并引起其他学生的共鸣，继而使个体心理逆反扩大成为群体心理逆反。
三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改革进展缓慢，教育内容空洞、陈旧，缺乏时效性和针对性；工作形式单调、呆板，缺乏灵活性，使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与人格教育培养紧密结合，妨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四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因素。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理论修养不高，知识面狭窄，知识结构老化，满足不了大学生的求知欲望，难以对学生提出的各种疑问给出合理的解释，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常感力不从心，从而影响了教育者的形象，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逐渐产生不信任情绪，并最终发展到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信任，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逆反心理。
三、预防和消除大学生逆反心理的对策
高校作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基地，一旦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逆反心理，就有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变化，采取针对性措施，严防大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
首先，建立情感交融的师生关系。感情是疏导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要论理，而且更要融入感情，这样才能逐渐缩小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竞争意识比较强，敢于直抒己见，并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多研究学生思考什么、需要什么，增强对学生的信任感，尊重、关心、体贴学生，在心理上与学生和谐一致，感情上相互融洽，从而使他们乐于接受所讲的道理，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知识水平与自我教育能力。学生自身思想文化素质的高低是逆反心理消长、存亡的关键所在。要引导学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要适时加强形势教育，增强学生对改革开放的心理承受力，学会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认识中国国情，认识改革带来的各种变化。要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引导学生开展自我教育，预防逆反心理的产生。
再次，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及时发现和疏导学生的抵触情绪。要充分利用学校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除了坚持传统的说理、灌输以外，还可以通过开展讲座、社会实践等活动影响和熏陶大学生，对学生思想上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启发、疏导，避免其产生抵触情绪。
【关键词】《血证论》唐容川学术价值
《血证论》为清末唐容川所著。唐容海(1862～1918年)，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在他年少时期，因父骤患吐血，而遍请名医，均治无效，他又遍查医书，均无精详之述，其父终故。由此激发他立志学医并钻研血证，研习经典，触类旁通，并结合自己临证所得而著成《血证论》一书。其书自序言：“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人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唐氏治学严谨，从实效验证出发，并师古而不泥古，在书中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多有创见，许多观点充实和发展了中医理论，兹就其主要学术观点作一概述。
水、气、血、火关系
前人对气血关系及气火关系、血水关系均多有论及，如“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血行，气滞血瘀”、“气有余便是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津血同源”、“伤津则耗血”、“血少则津枯”等等，但对水与气之间，血与火之间则少有所及。唐容川在这方面填补了不足，重点阐述了“水即化气”、“火即化血”的观点。他认为：“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天阳蒸化肾水而化为气，气之所生则为鼓动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之动力，并且各脏腑之间的联系也都依靠气来维系。气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是为卫气，气上交于肺而司呼吸，故气与水本属一家。然气生于水又能蒸化水，水随气而化，则外达肌表气化为汗，下走膀胱气化为溲，上输于肺气化生津，如雾露之溉而濡泽周身。气之与水生理相依则必病理相及，若水病停滞则影响到气化，津液不生，无以输布，五脏失荣；若气病不能外达肌表则无作汗；气病不能升降，则水停聚饮为癃、为肿、为泻，不一而足。故临床“治气即为治水，治水即是治气”。以人参补气立能生津，小柴胡汤和胃气亦能通津液，清燥救肺汤生津液以补肺气，猪苓汤利水而助气化，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等实例来示以后人气水同治的大法，“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并行而不悖也。”
关于火和血的关系，唐容川认为，火和血都是赤色，中焦运化，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变化而赤是为血。心主火而生血，故血为火所化，火性上炎而血性下注，火得血而不炎，血得火而不凝，并能“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肢体”。如血虚则肝失所藏，心失所养，血不涵木，则木旺而动火，心火旺而伤血。此是血病即是火病之实也。以大补其血则制其火，此也“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思想具体体现。唐氏同时也指出：血虽由火生，但“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他例举四物用白芍，归脾汤用枣仁，天王补心汤中用二冬均含有清火之意，以白芍阴柔以制芎、归之辛，枣仁甘润生津以防参、术、当归之温燥，二冬更增肾水以济心阴故也。而六黄汤、四生丸更是以泻火热而达补血之效，借以说明火化太过不能生血，补血要清火。同时唐氏也例举炙甘草汤用桂枝宣心阳，人参养荣汤用肉桂补心火，说明补血剂中，不但要注意清热，也要适当加以甘温补火之品，以火化不及、阴血不生之故也。
唐氏虽然着重阐述了水与气，火与血的关系。但并不否定气血水火之间的整体关系及相互生发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他指出：“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
注重脾胃而发乎脾阴
唐氏无论在对气血水火的论述中，还是在对血证的治疗中，都强调了脾胃的重要作用。虽然唐氏认为“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注于肺”，但他也明确指出：“人之初始，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两脏全赖于脾。”脾胃是生化气血等物质基础之来源，是运化精微、维系气血水火的后天之本，也是中焦运化上下，具有斡旋作用的重要之脏。“期间运上下者脾也”，“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气虽生于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唐氏列举炙甘草汤补血，参芪运血统血，皆有调理脾胃而发挥其功用；而大黄下血，地黄滋补阴血，也是通过泻地道，润脾土来调理脾胃达到治血之效。余如六君子汤、真武汤、十枣汤等在治气治水同时都以调理脾胃为基础。而针对血从上逆而出的血证，唐氏认为是与冲脉之气逆上而血随之上逆有关，故治血上逆，必以平其冲脉冲逆之气为其要，而冲脉隶属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所以治吐血应“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导，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在注重脾胃的基础上，同时唐氏还补东垣之未备，提出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唐氏在实践中体会，脾不制水，宜燥湿健脾，而脾不升津则宜滋脾升津，脾阴充足则可转输津液，运化水谷，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特别指出：“脾阳虚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古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
首创治血“四法”
唐容川以治吐血为例，创造性地总结出治血的四大法则：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为后世医家治疗出血性疾病提供了指导性的理论依据。
1.止血为第一要法唐氏认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气由水化，血由火化，血以养火，血濡周身，留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故失血时应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而止血“非徒止其溢入胃中之血，使不吐出而已也。独动于经脉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则不可复返矣。惟急止之，使犹可复还经脉，仍循故道复返而为冲和之血。”对于止血，以审证辨之，止法各异，顺降逆气，而血随气降而止；釜底抽薪，泻火祛实，血无以被扰而止；水虚火盛动血，则补肾水而清虚火，血自守而止；亦有阳不摄阴者，阴血返溢，以温阳益气以固血而止者。种种数法，均为止血之要。惟正在出血之证，不可轻用活血化瘀之法，唐氏指出：“不知血初吐时，尚未停蓄，何处有瘀？若先逐瘀，必将经脉中已动之血尽被消逐，则血愈枯而病愈甚，安能免于虚损乎。惟第用止血，庶血复其道，不至奔脱尔，故以止血为第一法。”
2.消瘀为第二法唐氏已经认识到，离经之血为瘀血，瘀血踞位于经隧则可导致再次出血，所以他继止血之后又指出：“经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位，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妄走而吐溢矣。……旧血不去，则新血断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则旧血亦不能自去。”而且唐氏对瘀血日久不消，继发其他病理变化，也明确告之：“或壅而成热，或变而为痨，或结瘕，或刺痛，日变变证，未可预料，必亟为消除，以免后来诸患，故以消瘀为第二法”。
3.宁血为第三法止血消瘀之后，尚有再动血之忧，须针对引发出血的病因而予以调治，而血动不安的根源，唐氏认为关键在于气，气之冲逆，血随而上逆外溢，故宁血必以调气、顺气、宁气、清气，总使冲气安和，血海安宁，血能安生而不妄行脉外，故宁血首要宁气。
4.补虚为治血收功之法血既离经，不为人体所用，耗损于外，阴血无有不虚者，若不能及时补其所失，阴血不足，阳无所依附，日久则阳也随之消弱，故视虚而补之。唐氏认为，肺为华盖之脏，外主皮毛而内主制节，肺虚则津枯失润，制节失司则气失肃降，常易引动阴血亦上行逆乱，故血止尤要先补肺、润肺，使其气得肃降，下利膀胱，导传大肠，肺得宣发，则如雾露之溉而诸窍润降，五脏受益。另有脾之统血，肝司藏血，肾以摄精，诸脏若虚，则血无所统，无所藏，失常道而多外溢出血。所以宁血之后，视其虚而补之，实为治血收功之法。然唐氏也告之，血证虽为虚证之属，宜滋补，但要考虑留瘀邪实之患，干血瘀滞犹须峻药去之，恐瘀之不去，新血不生，骤用补法，正反不受，故虚之未成，不可早补，留邪为患，而虚证成或有夹实者，攻补兼施，并而行之，以补虚不留邪为要。
唐氏体会：“血证中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阳者十之二三，补阴者十之八九。”另外，若见气脱者，则补气以摄血；若下元虚损，水冷火泛动血者，则宜温下清上，引火归元，以甘寒滋阴制阳而护其血。
血证治法宜忌
《血证论》中，唐氏在对血证的治疗，除开创性地提出“四法”外，还进一步提出血证的治法宜忌。他认为：“汗、吐、攻、和为治杂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证，则有宜与不宜。”
1.禁汗津血同源，仲景对衄家严禁发汗，告之“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不得眠”，过汗伤津，衄家血虚阴伤，发汗复劫其阴津，津伤血更虚，阴液竭则坏证迭起，故唐氏认为出血既伤阴血又伤水津，故忌发汗更伤其阴，更况“发汗则气发泄，吐血之人气最难敛，发泄不已，血随气溢，而不可遏抑”，故虽有表证，上宜和散，不得径用麻、桂、羌、独，果系因外感失血者，乃可从外散，然亦须敛散两施，毋令过汗亡阴。
2.禁吐唐氏认为出血之证之所以出血，是因气机逆乱，血随气乱，上逆为吐血、咳血、衄血。下迫则为便血、尿血。所以唐氏明言：“至于吐法，尤为严禁，失血之人，气既上逆，若见痰涎而复吐之，是助其逆势，必气上不止矣。……知血证忌吐，则知降气止吐，便是治血法。”气下则血下，降肺气，顺胃气，纳肾气，以使气不上奔，而血不上溢。血家最忌是动气，不但病时要禁吐法，即出血已愈后，另有杂证，也不可轻用吐法，往往因吐而引发血证。故吐法为血证之大忌。
3.适下血之外溢，为气所乱而随气腾溢。而下法，有折其之冲势，平气之乱势之功，故若血证属气盛火旺，血随气乱而外溢者，则宜用下法而止血于平降之中。唐氏认为，仲景有因阳明热实竭阴之虞而用急下来存阴救阴；而血证火气冲逆亢盛之时，也有动血耗阴之急，故“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血证下法要用于正当之时，若无实热气盛冲逆之势，或脾虚正气不足，则不可攻下，“只可缓缓调停，纯用清润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