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7 11:15:06
序论：在您撰写历史地理学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了解现代历史地理学的
性质和归属
什么是历史地理学,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应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科学。
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较大,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沿革地理一直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州县兴废和疆域变迁,进而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辅助,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空间的定位。故在很长时期内,人们一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教学中,中国历史地理学在一些学校是作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一些作为专业选修课。
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持这种观点的专家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是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相同的,而其研究工作主要是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进而阐明当前的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为当代地理学服务。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
一种说法是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理学,而研究时间、资料和方法又多是历史学的,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新学科。历史上便有所谓“史地不分家”之说,一不了解历史地理学的人,往往还认为是中学的历课与地理课的简单重合。
当然,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些学者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的科学。其实早在20 世纪60年代中国已经有人感到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0 世纪 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公开认为历史地理学应将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提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学科。
不管学科归属怎样,中国历史地理学目前在历史教学中受到的关注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这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的重要。
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这门学科的核心。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主要是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这应成为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最终应树立的理念。要达到这个境界,则首先要对一些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知识有所了解和认识,这是我们历史专业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
二、掌握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内容
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各方面要求掌握和理解的内容和重点并不完全一样。
历史自然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背景,是承载历史人文地理各种景观的舞台。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历史自然地理知识,是了解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环境变化及与人类关系的关键,也是进一步学习历史人文地理的基础。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历史气候的变化影响着水文、植被、土壤、海岸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故历史气候变化的学习应是历史自然地理学习中最重要的内容。从学习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了解近五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对这种周期性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认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则还需了解这些周期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产生变化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考古学、物候学、文献学、现代观测资料来复原过去气候的方法。植物生长特性和周期、年轮判读法、动物的生长特性、海平面的升降、雪线的升降、冰川的变化等方面的知识对学习历史气候地理用处十分大。如果从更高的要求出发,学习怎样复原过去的森林覆盖率、河流径流量、土壤肥力变化、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等也是十分重要的。
历史人文地理是我们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内容,我们如果将历史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来看,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这部分内容就是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服务的。
历史政区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最传统的部分,学习者应完全掌握实行郡县制以来这两千多年来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变化规律,并初步了解这种变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则应从行政区划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来考虑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行政区划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像秦汉时期的郡县制、监察州、道、都护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侨置郡县、土断、双头州郡,唐宋时期的道路制、都督府、羁縻州、市镇、军、监、头下军州和元代以来的行省、道、市等有特别意义的行政区划变化都应是重点了解的。
中国历史疆域地理主要是分析近五千年来,在东亚地区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地域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的疆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历史疆域史不应仅是几个中原核心王朝的疆域变迁史,而应是活动在这个时空内的所有民族和政权的疆域变迁史。历史疆域地理的学习重点应是近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史,西北和东北疆土的丧失、外蒙古的丧失、南海诸岛的争端、中印和中越边界的变化等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内容。
历史经济地理是历史人文地理学习中内容最多的部分,广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应包括经济区域的演变、农牧分布线的推移、农业植物的嬗变、手工业分布、交通通道的变迁、城镇的分布、人口的分布变迁等内容。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左右着整个经济的水平,故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区域地位的升降应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习的重点,其中唐宋之际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的过程及其原因,应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这个问题时,要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从人地关系思考问题的优点,除充分考虑社会的因素外,更要十分重视自然因素,特别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的因素。同时,从技术层面分析,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学习角度,如汉、宋、明清三次农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历史交通地理在古代承载着主要的信息传递功能,各历史时期的主要交通通道也应成为学习的重点。如历史上的直道、驰道、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隋唐和元明清的大运河,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与交通有关的是城市的分布变迁,城市分布变迁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发展变化关系十分大,故历代重要的都城位置变化和重要的经济都市分布变化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习的重要内容。 历史人口地理在传统社会里也可以包括在历史经济地理中,因在传统社会里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由于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单独分出来学习和研究。
历史人口地理与人口史的学习方法和侧重有所不同,相比而言,历史人口地理的学习更应看重历史人口的地理密度变化。在历史人口地理学习中,人口流动产生的移民现象也是一个学习的重点。与移民史不同的是,移民地理的研究更重视人口移动造成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空间变动及其原因和影响,特别是造成资源与产业配置的变化,尤为重要。一些重要的历史移民事件,如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唐末波动、靖康之乱等事件造成的北方民族南迁,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跑口外、走台湾,都是应重点掌握的典型,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事件。
历史文化地理的学习应重点掌握历史人才和学校书院分布的变迁,这是与中国经济文化分布的东移南迁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于文化地理的其他部分由于目前在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于它的学习还需更多地本着从探索角度来分析一些问题。
三、熟悉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着作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阅读一些中国历史地理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81年出版了一本 《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本入门书籍。1985 年以来,先后出版了 11 部中国历史地理的通论性专着和教材,即王育民的 《中国历史地理》、马正林的 《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的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韩宾娜等的 《中国历史地理》、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李恩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耿占军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年,我编着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和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教材也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专着和教材都是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读物。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学习,自然地理方面可参阅中国科学院编着的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人文地理方面可参阅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一书。历史地理的学习中阅览历史地图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书共 %册,主要是历代政区和疆域图。如果在学习的同时有探索的兴趣,可以先了解研究现状,可参考杜喻等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理学论着索引》和华林甫编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两书,并可阅览《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个专业刊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有关历史地理的重要历史文献。
四、学习历史地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 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 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关键词：《类编长安志》 历史地理学 长安地区 古都
《类编长安志》是元代骆天骧编撰的一部西安地方志书，由于骆天骧学识有限，使其在体例、内容、材料去取等方面存在缺陷，久为学界所诟病。而且学界关注也较少，相关论著只是简略探究了内容、体例特征以及存在的缺憾。其实，《类编长安志》在元代传世不多的地方志书中颇有特色和代表性，它上承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下衔接明、清《长安县志》，在西安地方志书乃至古代地方志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今笔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全面阐述《类编长安志》的历史地理内容与价值，以供方家指正。
一、《类编长安志》中的历史地理内容
《类编长安志》内容多承袭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所不同是将《长安志》“减去繁芜，撮其枢要” [1]，书中内容分为京城、宫殿室庭、宫禁、庙寺、山水、川谷等条目，把地志改编成类似于类书的结构，独具一格形成了类书型的地志，使世人一目了然长安地区的名胜古迹。当然，这种编排缺点是内容混乱，重复较多。黄永年指出“这样的删减，又使此书不只是宋志的分类重编本，而成为在宋志基础上重新改编而成的一部元代新《长安志》”[1]。
由于骆氏大量吸收了前代长安志书内容，叙述周秦以来长安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
其一，长安地区行政沿革资料。《类》包含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制度的信息。卷一“长安路州县图”，清晰再现了金元长安的地域概况。主要内容为长安地理沿革、土产、风俗的总论，下分分野、土产、土贡、风俗等纲目，在叙述行政区划时分雍州、京都、京兆尹、府县、四至等条目，详述金元之前的长安周边郡县名称来历、沿革演变、地域范围，使古长安行政区划沿革历历在目。
其二，详记长安都城历史地理。卷二“宫室”，详述周秦以来长安作为全国性政权都城的历史，下分宫殿室庭、宫禁、馆阁楼观、堂宅亭园、街市里地等内容，包含了大量长安历史地理资料，如在长安坊里制度方面，宋敏求《长安志》的宋代刻本已失传，仅存毕沅点校的明代成化、嘉靖刻本内容缺漏很多，像唐长安城朱雀门第一街北数第一、二坊名字缺失，清代徐松等人也未正确考证，骆氏一书则记载为善和坊和通化坊，增补了《长安志》的缺漏。黄永年认为“骆氏是金元时人，所用的宋志无疑是宋刻或金刻足本，所抄录的坊名基本上按照宋志原本次序。”[2]
其三，记载长安周边历史人文和自然地理概况。卷五“寺观”条记录长安周边周秦以来寺庙分布、位置、沿革兴废。卷六“山水”是对长安水利以及地理分布的梳理和总结。卷七为桥梁、渡口、驿站等各种交通设施。卷八山陵墓葬，搜集帝王、贵族陵墓约100余座。卷九“胜迹”记载长安名胜古迹。志中开创性梳理了元代关中地区遗存的唐碑分布，对金元长安地区的都城遗迹进行了简要介绍。元之前西安地方志很少记载唐代碑刻，《类编长安志》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书中附录有“石刻”类条目，收录了当时长安附近的132篇碑石墓志铭等，并涉及金元碑文42篇，其余大部为唐代碑刻，包括初唐四大家等名家刻石[3]。骆天骧不仅将碑刻录名，并且详细记载了这些碑石的作者、年代、具体保存地点，可以算作一部长安地区自周秦至金元的碑刻史。这些碑刻都是骆“不惮涉远，披荆莽而追访”而得，是关于元代长安地区碑刻地理分布的第一手资料。
二、《类编长安志》的历史地理学价值
第一，在元代地方志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安地区地方志力作，填补了金元时期古长安史料的空白。
元代方志散佚颇多，“总计传世元代方志十四种” [4]，北方地区仅存四部，《类编长安志》即是仅存的四部地方志之一，珍贵性可见一斑。
西安由于长期作为统一政权的都城，文化繁盛，地方志书一直较多。自周秦以来，先后有《三辅黄图》、《西京杂记》、《三秦记》、《长安志》、《雍录》、《秦录》、《长安县志》、《唐两京城坊考》等，这些著作在时间上都有一定的延续性，《长安志》止于北宋，《雍录》止于南宋，时间都是至金元而止，而《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代，添补金元史实，则在时间、空间上填补金元时期空白，保持了长安地区地方志书时间上、学术上的延续性。
第二，内容通俗易懂，为古代历史地理学通俗类著作。《类编长安志》是在元代历史地理学文献中是最通俗的著作。
骆氏在自序指出“（《长安志》）其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在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且之曰‘类编长安志’，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岂不快欤。”可见，作者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写一部介绍长安名胜古迹、轶闻旧事的通俗类著作，与前代历史地理学类著作学术气息浓厚不同，此书专注于介绍名胜古迹、山川地理等。书中除卷一与卷十有深厚的学术气息外，其余8卷均是介绍长安周边地理概况、名胜古迹，而且语言简单，通俗易懂，因此“此书只是近乎后世旅游指南的读物而已。”[1]
三、结语
《类编长安志》是一部元代历史地理的通俗类著作。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元代长安地区历史地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
参考文献：
[1]（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2]边质洁，万叶.关于一处校勘的商榷[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46年夏到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194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又兼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期间被停职审查，到江西劳动两年。1978年恢复教学工作，兼地理系主任至1983年。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侯仁之先生在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现代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开创了“城市历史地理”和“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系统揭示了几个类型的城市发展的规律特点及其地理条件，为有关的城市规划做出了贡献。
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国地理学会授予乔治・戴维森勋章，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北京城的起源
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
都是在大河的边上
侯仁之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作为世界上著名历史古都杰出的研究者，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在逝去的岁月中寻找这座城市曾经遗留下来的生命印记。他的研究重现了北京昔日的历史文化，唤起了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记忆。而这个寻找过程，则同他留学英国时听到的一个观点离奇的演讲密切相关。
60多年前，一位叫泰勒的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充满自信地作了一个演讲。他说：“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都有一条河，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唯独北京没有。北京在城址的选择上，一定是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特别吉利而定的。”泰勒的演讲是为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学生做的，当时侯仁之正在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新颖的结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说服侯仁之。因为在留学英国之前，他就对北京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勺园图录考》一书，作者是蜚声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洪业（号煨莲），正是这本书，开始了侯仁之揭秘北京建都之谜的道路。1932年侯仁之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洪业正是他的老师。洪业早年留学美国，其时，燕京大学买下了昔日的勺园作为校址。勺园是明代著名的园林，洪业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后便开始研究勺园。在侯仁之刚入学不久，《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
侯仁之：勺园，现在还叫勺园，早在明朝就非常有名。有一个设计勺园的人，姓米， 叫米万钟，米万钟自己能书能画，画了一幅《勺园修图》。勺园设计好了，把朋友请来参观、 游览，画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是不是还在人间呢？洪煨莲老师去找，居然通过琉璃厂的书店找到了这个画，藏在天津三百年，于是花钱买下来，今天还藏在北大。
在北大图书馆，这卷明代《勺园修图》成为镇馆之宝。洪业当年就是根据这幅图对勺园故址进行考证写成了《勺园图录考》。那时，刚刚入学的侯仁之对这本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拿着书到实地一一对照。渐渐地，这由好奇使然的考察，从学校扩展到了北京的西山，侯仁之多次沿着圆明园的流水溯源而上，在那里他发现了废弃的清代引水工程。
侯仁之：这是由于我老师写了关于校园来历的书引发了我的兴趣。我就跑出去考察，一处一处都跑了，越跑范围越大，我发现水源是个太重要的问题。
那时的侯仁之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跑到清华去听地理课，而这一转变被老师洪业发现了。一天，侯仁之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到了他的家里，洪业那天对他说的话，改变了侯仁之的一生。
侯仁之：老师说，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但没有地理系。我发现你现在的兴趣已经从历史转向地理了，虽然英国利物浦大学远不如哈佛大学有名，但是那儿有一位地理学的大师。
在洪业的举荐下，侯仁之来到了英国利物浦大学接受现代地理学的训练。走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北京金水河考》，金水河是元朝专为皇家饮水修建的引水渠，对于这篇论文，洪业的评语是“此文佳甚”。此外侯仁之还搜集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文献资料，那时他已经决定要研究北京了。
留学前，侯仁之学习的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理论――“沿革地理”。中国的沿革地理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探讨中国历代疆域以及地方政区的演变，长期处于历史学的附属地位。
但是用沿革地理解决北京城选址的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著述的《水经注》中写到：“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意思是说，当初周武王把尧的后人分封在蓟，到北魏的时候，城内西北角还有蓟丘，蓟城就是因为蓟丘而得名的。这段文字记载了北京最早的城址始于蓟，但是它并没有解释选址的原因。
根据我国的古代地理文献记载，古华北平原遍布湖泊、沼泽。但是三千年来，这些湖泊很多已经消失了。为了能准确恢复当时的地理状况，侯仁之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线索进行了野外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土壤标本，绘制出了单凭文献资料无法完成的古代华北平原分布图，只可惜这幅图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了。
根据地图，侯仁之认为：几千年前的先民们为了绕开古华北平原上的沼泽、湖泊，只能够通过太行山东麓一线的高地进行南北来往，古永定河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渡河之后，他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分别进入蒙古草原、东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相反的，当北方少数民族要跟中原的汉民交往时，同样要经过这几条道路。这样，永定河渡口就成为了交通枢纽，为北京城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岳升阳（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老得出的结论就是，北京城的起源跟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一样，都是在大河的边上，都是在要津之地产生的。所不同的只是北京城旁边的这条大河，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受季节性、季风性气候影响很大，季节性洪水很大，所以城市不能在紧挨着渡口的地方存在，必须离它有一定距离，在它旁边一个高地上存在。
为了避免永定河季节性的洪水，北京城选择在一个距离永定河不远的高地上建城，而这个高地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古代的平原城市多半占据高地，《水经注》还举例，鲁国的曲阜就是高丘，齐国的营丘也是高丘。蓟城正好处在古永定河冲击扇的背脊一侧，那里土壤肥沃，水源丰沛，交通便利，非常利于城市的繁衍。而古永定河从魏晋时生了大的改道，在美国地理学家的结论中自然被忽视了。
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泰勒所看到的永定河，已经不像历史上的永定河这么大、水量这么多、这么重要，所以他也想不到永定河跟北京城的这个关系。
经侯仁之研究证实，世界上都市聚落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并不是美国地理学家推论的“依傍大河而兴”的单一结论。在清末，北京修京张铁路时，通过北京白云观一带的高地，20世纪50年代，铁路两侧的高坡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根据这一研究发现，侯仁之推断，蓟城就在今天的白云观一带。只可惜，原来的高地后来被铲平破坏了。
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
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只是记载了北京城选址，并不能解释选址的原因。侯仁之之所以能解开北京城选址之谜，和他学习掌握了西方历史地理学是密不可分的。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文献只是提供了时间和具体地点，而这个地点它有什么意义没有一个文献讲，真正科学地理学的解释要经过我们重新的观察和考察才能够发现。
到英国之后，侯仁之首先学到了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导师达比只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他关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却对侯仁之在观念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达比说：“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历史地理研究的就是复原过去一段时间的地理，把这些历史断面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发展过程。”
尹钧科：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跟着达比学历史地理的时候，首先学到了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比如说，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形成跟周围环境的关系。这跟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研究古代中国城市时的角度，是很不一样的。
1947年，当侯仁之第一次听到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时，立刻把它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天津《益世报》上。历史地理学强调城市演变与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但是研究方法是地理，这门全新的学问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与注重文献研究的沿革地理最本质的区别。
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那时候有些人不大理解，说你侯先生研究北京、研究金水河，你上英国去留学干什么？其实不然，他要不到英国去这一趟的话，学术道路的起点不会这么高。他回来以后就知道应当怎么样把英国好的方法应用到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上。
尹钧科：侯先生研究北京城，他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他是根据北京地区的山川分布形势，以及由山川分布形势所决定的北京古代的交通道路格局，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北京城的历史。
唐晓峰：古人记载的时候是用古人的眼光、古人的头脑，我们现在看的还是这些事情，却是用现代人的头脑。现代人是什么头脑？现代地理学。这样就可以观察出古人没有想到、没有说到的事情。所以侯先生在历史地理学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运用现代地理学的眼光、思想和方法，重新看一遍中国大地是怎么回事。
1952年，侯仁之在北大正式开设了“历史地理学”，其他大学也逐渐以“历史地理”取代了“沿革地理”。
徐苹芳：侯先生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第一流的学者，他是不是就是因为研究北京城研究得好？其实这只是个结果，不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他最成功的是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学派。他自己就按照这种方法选择了研究北京城，建立了历史地理这个学科。
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去转，是侯仁之最大的乐趣。在偌大的北京城，侯仁之最钟爱的地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池。在他的心目中，这里是北京最早的生命印记。
北京最早始于蓟城，当时的莲花池是蓟城赖以生存的重要水源，《水经注》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盛所也”。这段描述说明莲花池昔日是风景胜地。公元1153年，金在蓟城的基础上扩建了新的都城――金中都。在城市扩建中，莲花池的下游河道被圈入城内，成为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到了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这不大的莲花池之水无法保障漕运，于是他决定放弃旧城，在它的东北郊重建新城。金中都被废弃后，莲花池逐渐荒废、淤塞，直至成了养鸭场，后来完全干涸，几乎成了垃圾填埋场。
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要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客站。
侯仁之：建西客站的时候，万里同志来电话告诉我说要盖西客站。他说莲花池没有人去，而且水也干了，没有搬迁问题，马上就可以动工。我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
岳升阳：像莲花池这样重要的地方，在今天，人们往往已经不知道它的历史寓意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侯先生才特别着急，希望能够把莲花池保存下来，保存给我们子孙后代。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非常令侯仁之牵挂。
元太祖忽必烈灭金之后，修建了新都城――元大都，此后明清两代都城也都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这绵延7.5公里的中轴线，成为北京城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中轴线又是依据什么而确定的呢？侯仁之在研究中发现，穿城而过的中轴线恰好切过积水潭的东岸，它的起点就是后门桥。
古代的后门桥曾是一派繁荣景象，当年忽必烈为开通漕运，命郭守敬从京西引水注入什刹海，这样，江南的运粮船就可以直抵城内，什刹海一时间“舳舻蔽水”，蔚为壮观，而这后门桥就是码头。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后门桥河道不断淤塞及至废弃，桥的石栏断裂，桥身下半部也被埋入淤泥。
侯仁之：桥空空，底下的泥啊，都淤了。不单这样，桥两边挂的都是遮丑的东西，大广告牌一直排下来，沿着两边看不见外头是个河道了，我当时就很生气。
在侯仁之看来，这漫长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变迁，可以让一个废弃的遗迹有了生命。北京城是因水而不断变迁，没有后门桥就没有中轴线，没有莲花池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们现在已经失去了水源和码头的作用，但是这些遗迹镌刻的是北京城的历史，废弃它们就是抹杀过去。
于是侯仁之开始在各种场合呼吁要恢复遗迹。不久，机会来了，侯仁之被邀请给北京市委领导讲北京城的历史。
岳升阳：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当时大概想了两个月究竟怎么讲。因为讲课时间只有两个多小时，如果泛泛讲北京城的历史，没有任何用处。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结合到现实，来讲北京城的历史，讲得要能够有用。
那段时间，侯仁之的腿摔坏了，但他去医院看病时还不忘讲课的事，随手把想法记在药盒的背面。为了让这堂课有的放矢，八十多岁的侯仁之亲自去了莲花池和后门桥进行现场考察，回来后才伏案开始撰写讲义。而在那时候，他已经患了白内障，一只眼睛好一些，另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
侯仁之：想来想去我提了个题目《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他们觉得很奇怪，这叫什么东西啊？我真去讲了。
在讲座之后，当时北京市的有关领导马上召开了现场会，最终决定西客站向东挪移了100多米，而那片地方原来有200多户居民，仅拆迁费就花了十几个亿。如今，荷花盛开的水景公园为号称北京西大门的西客站带来无限风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里的小气候。
位于地安门附近的后门桥也修复一新，河道得以恢复，元代水兽也重现岸边，站在桥上西望什刹海，这里又为忙碌的北京平添了一份闲适。
在侯仁之的建议下，后门桥改名万宁桥，取万事安宁之意。那年，侯仁之把自己90岁的生日选在万宁桥上度过。
我喜欢用“君子”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侯仁之出生在旧中国，在他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日本人制造了。那年秋天，同学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本打算学医的侯仁之，本着历史救社会的想法最终选择了历史专业。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侯仁之读到了顾炎武的一段话，这番话让他泪流满面。
侯仁之：他说了几句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国家适逢多难，书生对国家毫无帮助，可耻啊！这句话对我刺激太大了。这个思想对我很重要，我总想，得有点办法，虽然不是学军事，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侯仁之治学的终身准则，他开创了历史地理学，将学问紧密结合到社会建设中，并用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人。很多年来，北京大学每年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这一讲就是几十年，而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侯仁之的激情。
徐苹芳：那时候特别愿意听侯先生讲演，非常热情，奔放，有煽动性。
岳升阳：他讲课的时候声音底气非常之足，小的范围就用不着麦克风。常常有朋友或者是采访的人给他打电话，打完电话就跟我说，哎呀侯先生的身体真好，他的声音那么洪亮。
燕南园61号院是侯仁之位于北京大学的家，侯仁之把这里取名为步芳斋。步芳斋悬挂着各种版本的地图，拥挤的书房足以看出他工作的繁忙。
岳升阳：他一般是早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想问题、写东西。有事情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六点多钟就打电话来了，幸亏我每天也起得还早一点儿，所以没有被从被窝里揪出来。但是只要早晨六点多钟一听有电话，我马上就想到是他。
侯仁之的身体好是因为他年轻时是一位运动健将。作为地理学家，侯仁之多次远赴西北沙漠考察，曾经徒步考察过北京的山川水系，这都得益于他年轻时的锻炼。每天早上他都要在学校跑步，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了80多岁。
侯方兴（侯仁之之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后搞出来一个锻炼方法，就是扶着门框跺脚，因为他站着的时间不能长了，所以跺跺脚。王力老先生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我家的凉台没有加顶，早晨两位老先生锻炼，我父亲在这边做广播体操什么的，然后跟他招招手，遥相呼应，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
侯仁之的家里经常有人慕名而来，他就跟家人特别交代，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律要热情接待。在北大，侯仁之是最没有架子的教授之一，学校里的很多工友、门卫都认识他。
侯仁之常跟大家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如果见面时认不出来千万别介意。
郑孝燮（著名古建筑文物保护专家）：这么一个大学者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很谦虚，有君子风度，我喜欢用“君子”两个字来形容他。他善良、诚恳，见谁都是很亲，他跟他学生也是很亲，不是那种让人不敢接近的人，谦虚平易，越是学问高的人这种修养越高。
在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内，由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的编写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北京历史地图集》是全国第一部省市地图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在内容上包括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历史、文化等，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地图集，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着重大参考价值。
《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耗费12年完成，第三本地图集是侯仁之晚年最为牵挂的。
【关键词】高中教育；地理学科；历史地理知识；运用
一、历史地理学的涵义及其重要地位
1.历史地理学的涵义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既具有地理学科的特点，又具有历史学科的特征，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2.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地位
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科一样，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地理学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综合中，历史地理知识的份量也较大。文科综合地理试卷中渗透的历史地理知识主要有：中国季风气候与历代水利建设；经济结构战略调整；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势力侵略等。尤其是气候与历史、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等内容都是重点考查的历史地理知识。
例1：当时(北宋)经汴河运往东京的稻米主要产自( )
A.华北平原 B.汉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汉平原
分析：本题的题干是历史知识而选项是明显的地理术语，同时题干又强调了“水路”运输，所以学生既要根据一定的历史事实(如京杭运河连通淮河与长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网水系(汴河经运河与淮河、长江联连，又经运河中的江南河与太湖流域联通) ，才能正确得出正确选项为 C。
例2：北宋后，黄河多次泛滥，汴河河道淤浅，渐至涸废。试分析黄河该河段(黄河中游地区)经常泛滥的原因( )。
分析：本题设问在历史教材中是没有丝毫讲述的，但如用历史地理知识或方法进行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后，挟大量的泥沙，进入中游，由于水势减缓，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河”；且黄河所经地区，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滥。古今黄河流经地区的地理环境的主体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现代的原因也应是古代的原因，所以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黄河该河段经常泛滥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贸易)往来大多是三、四月从日本驶往中国的江浙沿海，五、六月从江浙沿海驶向日本。这样选择航行的时间主要是为了( )
A.避开倭寇的活动 B.遵守朝廷有关海禁的规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风
分析：该题题干是典型的历史情景，而备选项则是以历史情景与地理情景相混杂或单一的地理情景方式来迷惑考生，是一种较好的史地综合题。由于时间季节的变化，区域地理自然现象的特性也随之而变，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是根据这些特性的变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贸易的往返时间正是利用了区域地理因素中，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中的东亚地区，随季节变化而风向变化的自然规律，以便于以风力作为动力的帆船航行来选择时间的。故正确答案为D。
分析现有教材，历史地理知识在中学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综合考试地理科的复习，不但要引导考生关注现实的发展，也要从历史地理知识中吸取营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发展提供借鉴。不仅在文科综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单科试题中，也出现了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因此，无论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是从在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来看，在中学地理教材中增添相关的历史地理知识内容都是必须的。
二、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历史知识，建立史理知识的有机联系
1.在学习我国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识中渗入其悠久的历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北京始于西周蓟城、春秋时代即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镐京，以后成为秦、汉、隋、唐各朝首都。洛阳始建于西周初期，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开封在战国时代是魏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战国金陵邑 ，以后成为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华民国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钱唐县，到五代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南宋的首都。
2.在讲解中国地理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
如讲到黄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时，可介绍西安坐落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上，平原周围群山环绕，形势险要；河水（黄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横贯关中平原，且流经西安城北，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过河水、渭水向长安城北运送漕粮。因此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现在又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学中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话题
如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又如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历史地理学等人文学科具有独特的优势，诸如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改道、经济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兴废等等案例，均可成为揭示人地关系的极好例证，都可成为中学地理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学中注意运用历史地图
历史教学地图以简明的、特定的地图语言再现历史，其载负的图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达难以实现的直观效果，与课本紧密结合，是取得最优教学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地图的重点不在于表现静态的地理学信息，而在于表现动态的、发展的历史学信息。在地理地图教学中，教师可配合历史地图，设计有情有味的读图活动，以激发学生的读图兴趣。如讲到我国的行政区划时，可结合地名的由来讲授历史上我国政区的演变，使学生能理解政区演变与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再如讲授鄱阳湖与洞庭湖时，可运用它们的变迁图，通过湖泊面积的对比使学生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洪涝灾害的原因。总之，让历史地理地图走进地理课堂，符合时代的要求及考试方式的改革，不仅可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而且是历史地理学渗透进中学地理课的有效途径。
三、史地结合教学对地理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师是课堂的设计者和指挥者，是学生智慧的启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和培养者。在中学地理教学中渗透历史地理知识，对地理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对跨学科教学的认识
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虽分属社会学科、自然学科，但它们间的联系十分广泛。地理学科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地理现象，着重探索地理现象的现状和特点。而今天的地理实际上是过去地理的延续，了解历史上的地理情况，有助于探究地理现象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地理教师要尽可能在教学中有效利用历史地理知识。
2.要努力学习一些交叉学科的知识
由于中学教材中历史地理学知识还不成体系，文字与地图尚没很好的配合，加上相关教师中大多数缺少历史地理知识的系统学习，在教学中很难做到得心应手。所以要求教师必须勤奋学习，广泛涉猎，善于积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要在教学实践中，掌握一些学科交叉的知识，了解其发展趋势，要从整体上把握地理学科与相关学科间的指示交叉点，并且能够融会贯通。
3.要处理好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
虽然历史地理知识在地理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师在补充、充实教学内容时，必须摆正教学内容的主次关系。必须从教学目的出发，紧扣教材，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必须有科学依据，史料真实，观点正确；地理教师要把握好历史地理知识渗透的合适时机和恰当的数量，千万不要喧宾夺主。
4.要进行一些边缘学科的教学法研究
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要搞一些学术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撰写发表一些教学法研究论文，为成为学者型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教师要关注国际、国内的时事动态，了解社会热点问题，以充实教材相关内容，丰富教学；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要研究文科综合能力培养的方法，寻求教学的最佳方案，实现知识和能力、方法和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两汉州制新考》 两汉州制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71-03
辛德勇先生的《两汉州制新考》行文缜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结语外，共分为九个部分，并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
作者介绍了两汉州制研究的现状，并着重阐释了顾颉刚先生及其高足谭其骧的研究成果——自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对上述结论存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关于西汉时期州制起源的问题。
二、西汉十三刺史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述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当为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然其记载却前后矛盾，以致形成两种说法。其后，宋人吕祖谦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说的原则下，依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关于东汉州制的记载，补充《汉书?地理志》中缺载上属之州各郡国所应隶属的“州”，借以恢复西汉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应麟、马端临、顾祖禹等学者也赞同吕祖谦说。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班固第一说与吕祖谦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顾颉刚先生也就此提出三点质疑，并列举了历代学者对这一矛盾记载的解释。然，诸家论说纷纭，大相径庭。于是，顾颉刚先生著《两汉州制考》一文，试图解释这一难题。他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诸州州域，统统视作东汉时期的制度；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内容才会与其序论部分所记西汉状况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认为顾颉刚并没有能够合理地阐释《汉书?地理志》的矛盾记载，并对其在此基础上所获的研究结论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现和演变
辛德勇先生认为州与刺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制度。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中虽有十一个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称却应是“部”，而非“州”。
在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一书中，最早出现了西汉具有“州”这种区域划分的记载——“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的记述。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因设有九名出刺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其二，汉代存在“州”这一区划应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间的诏书中又相继发现有九州的称谓，由此可以确认，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
然《禹贡》只记九州，而武帝在设置十三刺史部时却使用了十一个州的州名来作为刺史部的名称，这说明九州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史记?天官书》和《星经》两部史料共同载有十一州之名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经考证，除雍州州名仍与《禹贡》相同而未改作凉州外，其余十个州的名称与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吴国故地，隶属于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天官书》和《星经》都视“三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俨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与之并列的十一个州，即与司马迁所记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为三河所在这一区域的州名，则西汉继《禹贡》九州之后所划分的十二州便应为：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荆州。
四、“刺史”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
在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认证了刺史一职在设立之初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简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郡级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和处置失当的行为，以及豪强地主是否欺凌百姓、违法占有田宅等六条。而刺史部也随之被视为行政监察区。按照《通典》的记载，汉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当时即属于监察区的性质。这与后来武帝设置的十三刺史部已无本质差别，只是丞相史一职不常设罢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现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员出刺诸州之前，因此在这之前，“州”被看作是监察区以外，很可能是一种视察区。文帝十二年在“除关无用传”之后，刘恒曾派遣谒者代替自己视察地方，劳赐三老。这些视察行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诸州“不常置”的情况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员来进行的。可见，西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和天子派员视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为一谈。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后，这种九州视察区实际上便已经与监察区合二为一了。
五、“九州”到“十二州”的过程
历史地理学是近年来渐渐兴起的一门显学，有关的研究文献已经蔚为大观，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却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1984年以前，国内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论著屈指可数，除了侯仁之先生于1950年7 月在《新建设》杂志第2卷第11期发表的《“
一、基本理论
（一）综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最大亮色当数由日本学者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的数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选自菊地利夫的《历史地理学导论》一书，该书出版于1977年，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