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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农业；建设；现状；问题；建议；安徽泾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质量和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正成为人们的消费主流。发展生态农业，不仅能够解决长期以来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而且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04年泾县被列为省级生态农业建设示范县。经过几年的建设，泾县生态农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一些制约生态农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还有待解决，需进一步完善措施，加快发展。
1泾县生态农业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泾县县委、县政府非常关注生态农业发展，确定了“生态立县”的发展目标，2005年11月，《泾县生态农业发展总体规划》通过省农委组织的专家组论证，2006年4月泾县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批准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泾县生态农业建设的实施，使泾县在生态农业建设工作中呈现出了认识上逐步统一、治理上逐步科学、投入上逐步加大、速度上逐步加快的良好局面。
1.1农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以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业投入品监管、生产环境和农产品质量跟踪监测等环节为重点，深入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行动”，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综合治理，通过严禁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推广平衡施肥技术、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病虫草综合防治技术等一系列措施的使用，化肥使用强度由2004年的325kg/hm2降为2006年的295kg/hm2，病虫综合防治率由2004年的45%提高到2006年的60%，农膜回收率由2004年的20%提高到2006年的25%，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由2004年的38.8%提高到2006年的49%，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由2004年的74%提高到2006年的80%。至2006年，全县建成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15个，面积1.7万公顷，其中2666.7hm2茶园被授予全国绿色食品（茶叶）原料生产基地达标县，有16个农产品取得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质量认证。2006年在全市率先推行农产品产地编码卡试点，制定农产品生产技术及操作规程9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室，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年均抽检样品500份，合格率97%。
1.2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通过实施“国家公益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县林业用地面积达到14.2万公顷，有林地总面积12.8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5%；围绕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完成综合治理面积3800hm2；制定实施了《泾县土地资源利用发展规划》《泾县矿产资源利用规划》，对无证开采矿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泾县的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3畜牧业和农村沼气建设发展加快
畜牧业作为我县农业发展的支柱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5年泾县畜牧业总产值达到3.3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0.5%，农村沼气新能源建设日新月异，至2005年底全县共建沼气池586口。新农村建设示范村16个，其中查济（星吾公）村被列为农业部乡村清洁工程建设示范村，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在全市处领先地位，综合利用率达到49%，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同步改善和提高。
1.4龙头企业成为引领生态农业建设的典范
一批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农业企业开始涉足生态农业建设，为生态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以种、养、加为一体的安徽祥泰公司，开发荒山荒坡种植青梅67hm2，建起了集林、果生产加工、生猪养殖、沼气建设和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农业园。
2存在的主要问题
泾县生态农业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一是破坏生态的现象依然严重，部分基层干部群众生态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化肥、农药使用严重超标，乱砍滥伐林木、乱占滥用林地资源的现象屡禁不止。二是体制不顺影响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农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涉及多个部门，工作上缺乏协调，职能上存在交叉。三是生态建设投入不足，虽然县财政在生态农业建设上投入逐年加大，但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
3对策与建议
生态农业建设能够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功能，代表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根据建设要求和发展方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泾县生态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己批准实施，要严格按照规划目标组织实施，减少随意性，做到整合资源、统筹发展。要建立生态农业建设专门机构，明确职能部门的责任，加强对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和监督，做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生态农业建设的强大合力。
3.2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保证财政预算逐年增加，遵循市场规律，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采取财政贴息、投资补贴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生态农业，逐步形成政府投资为导向，农民与企业投入为主体，信贷投入为补充的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化的生态农业建设投入新机制。
3．3抓好示范点建设
生态农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在点上求突破，在质上求提高，要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结合泾县的环境特点，重点做好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试点建设，开发观光农业，完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为生态农业建设的整体推进提供经验。
3.4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生态农业建设的根本，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县的特点，要把发展沼气建设作为农业循环经济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来抓，围绕沼气建设，推进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大力引导畜牧业的发展，推动种植业由二元种植结构向三元种植结构转变，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猪-沼-茶（粮、蔬、果）等生态循环模式，促进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让农民在生态链条中增效。
论文摘要脐橙产业是赣南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指出了赣南脐橙生态果业建设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赣州市位于江西省南部，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山地面积超过30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7％，土壤为红壤和紫色土，其中富含大量脐橙所需的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的矿物质，是发展种植脐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据统计，2006年，赣南脐橙发展到91333hm2，产量63万吨。建成无公害水果基地73333hm2、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脐橙）基地县4个、脐橙出口基地5533hm2，年出口港、澳、东南亚、北美等地脐橙18万吨，占赣南脐橙总产的近30％[1]。但在果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为此，加强赣南脐橙生态基地建设，实现生产方式和形态的转变，促进赣南脐橙生态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赣南以脐橙为主的果业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根据赣南脐橙生产现状，分析了在发展生态果业中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建设赣南脐橙生态果业基地提出优化措施。
1赣南脐橙栽培的生态问题
在脐橙基地建设中，赣南始终坚持生态化开发，注重农业生态保护，探索了一条被称为赣南模式的“猪—沼—果”模式。在实际生产中，不规范的脐橙栽培技术和发展规划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1果园建设水平低，水土流失严重
脐橙果园建设要严格执行标准，配套健全设施，尤其是果园梯田和排水灌溉设施要符合标准。但是实践中果园建设与生态建设没有完全同步，对生态保护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围绕脐橙产业协同作战搞好生态建设，造成果园建设与生态建设分家。虽然有的脐橙园修建了梯田，但是修建技术不规范。如一部分果园选址不科学，选在坡度25°以上的坡地、低洼地、平地；脐橙园四周没有开好防洪沟、排洪沟，每条梯田、梯带也没有背沟或竹节沟，不利于排水和降低果园水位；果园灌溉条件差，电不通，路不畅等，果园规划和建设的弊端直接带来水土流失，造成果园生态潜在的破坏。
1.2防护林建设滞后，降低了风沙危害
防护林的目的是减少风沙，增强抗御干旱、干热风、冻害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应选择适应当地种植条件、速长高大、长寿、经济价值高、主根发达、水平根少、与脐橙无共同病虫的树种。但据调查，赣南80%的脐橙果园没有建设防护林，部分果园虽建有防护林，但是建设水平低，布局不合理，防护效果差；树种选用不合适，如马甲子、刺合欢等树种矮小，防护范围小；防护林距离脐橙果园太近，容易串根，造成争水、争肥、争阳光等。
1.3“猪—沼—果”模式需要加大推广力度和完善
“猪—沼—果（菜、鱼等）”是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被称作“赣南模式”。推进这种模式，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加有机质含量，提高农作物产量，但沼气液、沼气池利用技术方法需要完善。
1.4无公害技术薄弱，存在危险性病虫害的潜在威胁
果品安全是影响赣南脐橙声誉的关键。尽管赣南无公害生产技术推广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但是，工作力度不大，效果较差。因此，至今赣南脐橙加工业示范基地没有被列入国家柑桔非疫区建设项目区。随着脐橙规模化发展，病虫害增多、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加重，土壤污染，土壤结构破坏，果实品质下降，给脐橙产业带来严重影响，破坏了脐橙生态系统平衡。
2建设脐橙生态果园的发展措施
2.1抓好果园基地建设
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原则，在无公害脐橙基地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镇，并向产业经济带、专业经济区延伸。在基地规模扩张的同时，注重增强基地的科技含量，提高质量。在脐橙园规划建设上，更应强调生态果园建设的重要性。
2.2加强脐橙生态果园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
一是增加与赣南无公害脐橙生产有关的科研投入，加强常规技术研究，主要包括开发赣南脐橙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农药残留快速测定设备、有机农药肥料生产、脐橙保鲜防腐技术与设备。二是生态建设与果业建设相结合。要达到高标准建园，果园必须统一规划、集中连片，做到山、水、园、林、路综合配套，坚持先规划后开发原则，严格按照“三大一篓”（大穴、大肥、大苗和营养袋假植）与“三保一防”（保水、保肥、保土、防护林）标准和要求施工操作，防止水土流失。
2.3严格执行赣南脐橙质量标准
2006年《赣南脐橙》国家标准（GB/T20355-2006）成为我国首个脐橙国家标准。要按照标准要求，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约束生产经营者种植加工行为，最大限度地通过促进生物循环，合理配置和节约资源，减少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以提高赣南脐橙产量和品质，维护和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2.4狠抓赣南脐橙无公害生产的关键技术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要求，无公害产品生产应具备下列条件：①产地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且必须经农业部农垦环境检测中心审定；②原料作物的生产过程及生产操作过程须符合无公害标准，并接受监督；③产品的生产、加工及包装贮运须符合卫生标准，最终产品须经国家检测。
2.4.1选择良好的生态环境建园。为防止大气、水、土壤受废气、废水、废渣及一些天然有害物质污染，宜在远离城区、工业区，离交通要道的直距离在500m以上的地方建园。
2.4.2强调重施有机肥和有益复合菌肥（如EMCM等）。提倡种草、覆草、埋草，合理配备化肥用量和比例。采用无污染水源灌溉，应用滴灌、喷灌、沟灌等方式合理供水。
2.4.3推广套袋栽培。最好全园全树皆套，这是在生物防治体系难以建立和生物农药效果不佳情况下，无公害水果生产最有效的手段。
2.4.4防治病虫上全面实行病虫害综合防治（IP计划）。以农业措施、人工防治、利用天敌和增树体抗性为主，尽量使用无毒害的植物源、矿物及生物农药和农药增效剂。减少喷药次数，做到不用含重金属的农药、剧毒农药、高残留农药和杀性农药。
2.4.5在包装、贮藏保鲜、运输过程中严防果品污染。牢固树立环保意识，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保鲜技术，采取合理的采后处理方式。按市场需求进行严格的分级、清洗、消毒、打蜡、包装和贮运，防止果品的采后污染。
2.4.6改善农产品的经营方式，大力开展赣南脐橙的绿色营销。对取得绿色证书的进行注册，挂牌销售，优质优价，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2.5继续坚持和完善“猪—沼—果”模式
“猪—沼—果”模式的工程建设，是指“户建1个沼气池，人均出栏2头猪，人均种好667m2果”，就是把养殖业（猪）、农村能源建设（沼）、种植业（果）以沼气为纽带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生态规律，形成物质、能量的生物循环链，带动生猪和果业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猪粪下池发酵产气，供农户照明、做饭，沼渣用来肥果、喂猪等[2]。实践证明：这种猪、沼、果复合型生态果园，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运行能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生态上自我维持，经济上有生命力，环境上无污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做到了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的统一。在今后脐橙生态果园建设中，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已建脐橙果园的80%以上、新建果园的100%，推广应用”猪—沼—果”模式，并且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为果业生态发展更好地提供技术保障。
3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古、华北、鹿、生态环境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应用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方法，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社会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
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文献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时代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研究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在这一估算中，他提到了鹿和以鹿为食的虎、狼、狐、雕鹗，其中鹿的数字特别大，一年中要被猛兽捕食掉的即可达十二万头；其它动物的数目也甚为不小：虎有600头，狼有500头，狐则多达10,000头。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数字是否是经调查所得，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其数字有很大的夸张，也并非完全是信口开河。高柔并不具备现代生态学知识，但他所举陈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数量比例却是符合生态金字塔理论的。无论如何，至少，当时该地区栖息有数量可观的虎、狼和狐等食肉野兽这一点，是完全可信的。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实证分析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核心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焕成等：观光农业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00（2）。
2．卢云亭等：观光农业，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3．蒋和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7月。
回顾五年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努力实践新时期治黄新思路，调整水土保持发展战略
经过半个世纪坚持不懈的努力，黄河治理开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黄河情况复杂，治理难度大，目前洪水依然威胁下游两岸；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土流失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越来越严重；已成为黄河治理开发和管理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为此，水利部党组提出了“堤防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的黄河治理目标。黄委通过对《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确立了水土保持在实现“四大目标”中的基础地位，把治理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作为实现“河床不抬高”战略目标的根本措施。并结合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特点和规律，确立了“防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基本思路。这一基本思路的提出，对今后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总体部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这一基本思路，认真总结流域水土保持几十年经验，黄委提出了“围绕两大目标，抓住两个重点，实现两个转变”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新的发展战略。“两大目标”即实现千方百计减少入黄泥沙、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两个重点”即以黄河中游7.86万平方公里多沙粗沙区为治理的重点区域，以治沟骨干工程为主体的沟道坝系为建设的重点措施；“两大转变”即由分散治理向集中规模治理，由低标准平均安排向高水平重点扶持的转变。围绕这一新的发展战略，黄委组织编制了《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规划》，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完成了《黄河中游多沙粗沙重点区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项目建议书》，近期正组织编写《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规划》；启动实施了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形成了由重点支流治理、示范区、治沟骨干工程专项、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等构成的相互支撑的工程格局，使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步入规模化治理、区域化发展的新局面。
在这期间，各省区积极转变观念，调整思路，把水土保持作为振兴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来抓，狠抓精品工程建设，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全面驶入西部大开发的快车道。
二、以“数字黄河”工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水土保持宏观决策水平
“数字黄河”工程是黄委为全力推进治黄现代化建设而启动实施的一项宏伟工程，它的建设将有力地推动新时期治黄理念和技术创新。作为该项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字水保”工程，是全面实现水土保持管理现代化，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重要工程。黄委在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数字化技术和现代网络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水土保持工作的特点，编制完成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纲要》、《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建设规划》，提出了监测网络建设和数字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目标和关键技术，为今后全面建设现代化监测系统和数字水保工程提供了总体框架和宏观指导。目前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建设项目（第一期）已正式在水利部立项。为了全面摸清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基础信息，历时三年，顺利完成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遥感普查及水利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生态农业技术引进项目（948项目），获得一系列基础数据和成果，信息总量达206千兆，初步建立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信息库，为“数字水保”及“数字黄河”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依据水利部要求，流域各省区也圆满完成了第三次遥感普查工作。山西省还启动了“数字水保生态”工程，完成了《山西省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总体设计》。该工程目前已投资80万元，完成了硬件的配置，整个数字化输入工作已开始进行。陕西省在全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规模上继续扩大，覆盖面更广，已建成市县级监测分站31个，泥石流滑坡预警监测点3个。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全面提高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宏观决策和监控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大力实施封禁治理，充分依靠生态自我修复能力恢复植被
为贯彻落实中央治水方针和水利部党组的治水新思路，黄委在黄河流域和黑河、塔里木河等12个县率先实施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工作，2002年共完成封育治理面积79900公顷。同时在青海、四川两省启动了黄河源区水土保持预防监督项目，目前项目正在有序进行，已完成了人为水土流失普查和“三区”划定等前期工作。水利部也在全国106个县（市、旗）启动实施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工程”。各地为了使封禁治理真正做到封得住、绿起来、能致富、不反弹，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山西省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利益，采取了“以建促封”等五项举措，保证了封山禁牧、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省政府还专门出台了《关于在水土流失防治区实行封禁治理的规定》。陕西吴旗县1998年在全国率先作出了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的决定，经过四年多时间，境内林草覆盖率从1998年前的18％增加到49.6％，水土流失逐步减少，农民收入稳中有增，创造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奇迹。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积极实施“进一退二还三”战略，全盟有一半耕地退了耕，林草覆盖度也由原来的20％提高到40％，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程度达到31％，贫困人口提前两年基本解决了温饱。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全流域全面开展生态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加快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步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以全面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为突破口，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水土保持“三项制度”改革
一是在黄河水保生态工程等重点项目中全面推行工程建设监理制，成立了西安黄河监理有限公司，对黄河水保生态工程项目进行了全面监理；颁发了《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施工监理暂行规定》，对监理的有关程序及实施细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山西省有11个地（市）成立了水土保持监理机构，在湫水河重点治理区、国家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水土保持项目、汾河上游项目中实行了工程建设监理。宁夏、内蒙、河南等省区也在一些国家重点项目水土保持项目中推行了工程建设监理制。
二是在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建设中进行了招投标试点。山西在项目执行中，对于较大投资的治沟骨干工程大都采用招投标的办法，公开、公平、公正地择优选定施工队伍。青海西宁市对谷坊、淤地坝、沟头防护工程实行招投标，选择技术力量强的工程队进行施工，保证工程建设质量；青海互助县对水保治沟骨干工程还实行了议标制。
三是为强化项目管理，明确项目责任，首次将黄委的西峰、绥德治理监督局作为示范区项目的建设法人单位。五年来，通过推行“三项制度”改革，流域内水土保持项目的建设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五、流域水土保持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
为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益，黄委和流域各省区业务部门在规范工程管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根据国家对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要求，全面规范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要求水土保持工程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四个前期工作程序进行操作。并按此开展了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等一批水土保持项目。二是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规定，从项目的立项、审批、设计、施工、验收和管护等都有严格规定。出台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建设和管理规定》、《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年度检查办法》和《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竣工验收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三是改革资金管理办法。为管好用好中央资金，黄委下发《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中央财政资金报账制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设立专门的资金报账账户，明确了资金报账程序。耤河示范区在黄河水保生态工程建设中率先实行了报账制；山西省在总结世行贷款项目和汾河上游重点治理项目报账经验的基础上，在全省水土保持项目中全面推行了报账制。项目管理的规范化，促进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从计划经济和行政指令的管理方式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管理方式转变。
六、水土保持关键科学技术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基础工作得到明显加强
开展的《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区域及产沙输沙规律研究》课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确定了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区域，为下游防洪减淤、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等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还组织开展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小流域坝系相对稳定及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山坡地生态稳定与经济持续发展技术研究》、《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关键措施与组合研究》和《水利水保工程对黄河水资源的影响研究》等一批水土保持科研课题。这些科技成果的取得，为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基础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在完成流域性宏观规划的基础上，先后编制了《黄河上中游多沙粗沙区治沟骨干工程建设规划》和《黄河流域坡耕地治理规划》等专项规划和《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窟野河规划》等11条支流的规划报告。完成了《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窟野河榆林项目区可研报告》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些前期工作开展，储备了一批项目，提高了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技术含量。
七、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成效显著
五年来，在流域机构统一协调和督促下，流域内300多个县组建了监督执法机构，组建率达92％。230多个县（市）制定和完善了水土保持配套法规和政策，基本实现了预防监督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目前，全流域县级预防监督规范化建设已经完成，并于2001年进行了全面验收。同时黄河上中游6省区开展规范化建设的10个试点地（市、盟），174个国家重点防治区的规范化县（市、区、旗）也全部验收合格。城市水土保持预防监督工作也逐步深入，兰州市西固区、太原市、韩城市三个全国水土保持城市试点顺利通过国家组织的验收。各级人大也加大了水土保持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
一是水土流失面广量大，治理难度愈来愈大。
二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公路、铁路、能源等基础设施都在大规模地进行建设，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不断增加，使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明显加大。
三是流域水土保持监测系统虽已开始启动建设，但还不能满足流域水土保持各项工作的需要。还存在信息的时效性得不到保障、信息的准确度难以核实、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程度不高，尚未建立规范的信息机制等问题。
今后一个时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国务院批复的《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为依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按照“防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的水土保持方略，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加快以治沟骨干工程为主体的小流域沟道坝系建设，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采取封山育林、封坡禁牧等措施，加快林草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改善；通过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由传统水土保持向现代水土保持转变，调整产业结构，节约保护，优化配置，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区域经济，减少入黄泥沙为目标，建设黄土高原地区生态屏障，为治理开发黄河，实现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支撑和保障。
在治理的战略布局上，将以水土流失最严重、对下游淤积影响最大的黄河中游7.86万平方公里的多沙粗沙区为重点，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加快治理。在治理的措施安排上，把沟道坝系工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近期将认真落实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前期工作座谈会精神，抓紧完成《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淤地坝建设规划》。积极组织协调流域各省区完成本省区淤地坝建设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前期工作顺利完成后，全面启动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工程。同时启动建设一批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安全稳定、效益突出、管理规范的示范小流域坝系，为黄土高原大面积进行沟道坝系建设提供示范和样板。组织淤地坝建设管理体制研究，在广泛调研黄河流域淤地坝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要求，探索淤地坝建设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为大规模淤地坝建设做好准备。
在生态建设中，继续抓好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重点围绕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在项目前期工作、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监测、机制体制运行等方面作进一步加强。近期着重抓好黄河水保生态工程重点支流治理项目的中期调整、耤河示范区建设和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
在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的同时，继续推进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建设，组织搞好监测系统设计工作，尽快建成水土保持监测系统西安中心站和郑州终端站，积极协调流域各省区开展省级监测总站和重点监测分站的建设。通过5～10年的建设，在全流域建立自上而下的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体系，使水土保持监测基本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和现代化。
1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因子
1.1人为活动
包括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放牧，滥砍滥伐，种质低劣，经营管理不当等，这些因素造成定位空间或地段内生物物种多样化减少，土壤侵蚀程度加重，加重了森林的碎裂程度，加速了生物多样性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或经营型低效松林。
1.2立地条件
在自然状态下因立地条件较差或生长环境恶劣，导致自然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原生型低效林。
1.3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包括火灾，松毛虫、松材线虫病等病虫害，干旱，洪涝，霜冻等，致使多数珍惜的、受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消失或锐减。导致形成三大效能低下的干扰型低效松林。
2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维护方法
2.1增强生物多样性
按照长防林和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标准，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全面进行“封、改、补、造、抚”的规划和稳步实施。加速森林“效应岛”的形成，同时，采用林隙、林缘适当补植虫媒花植物（花粉和花蜜资源）和拒避植物，以丰富生物多样性。为了丰富马尾松毛虫虫源地的生物多样性,增强松林对生物灾害自我调控功能,赣州曾充分运用“封、改、补、造、抚”等措施，稳步实施了虫源地治理，达到了丰富生物多样性效果。共实施虫源地封山育林72.366万亩，占虫源地面积的100%；成功改造虫源地4789个,占虫源地总数的73.3%;改造虫源地面积50.2319万亩,占虫源地总面积的69.4%。通过治理的虫源地，平均灌木多样性指数从1995年的0.42上升到2003年的0.78,平均针阔混交比例由9:1上升到7:3,平均植被盖度由32%上升到81%,为实现马尾松毛虫的可持续控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2.2从严管理“三害”
在林政管理上，应健全基层护林组织，全面封山育林，制止乱砍滥伐和乱猎滥捕的行为；在森林火灾管理上，各级政府要签订防火责任状，严格控制火灾的发生；在危险性病虫防范上，重点加强外来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的管理和控制。对危险性森林病虫等应列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同时加强复检，控制疫情传播，限期拔除疫点，以防松林抗逆性下降。
2.3清理不健康林木
对近期内由于干旱、病虫害和森林火灾而出现大量死树的松林，要及时采用对死树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对将要出现大量死树的林分，结合生态疏伐或景观疏伐，对可疑木进行全面清理，选择乡土阔叶树当年更新造林，以恢复到可持续生长的条件。
2.4强化生态阈值管理
全面封山育林，对少量或零星的经森防机构确认的非危险性有害生物致死木，可依据森林健康有关原理方法，鼓励林业主管部门采取禁止采伐的措施，以实现丰富生物多样性和制止乱砍滥伐行为双重目标。在疏伐过程中适当保留少数倒木和枯立木,以保持林间野生动物和鸟类食物链的持续2；对近期内林业生产或生态保护效益不构成大的危害的病虫，其测报和防治不作硬性要求，便于利用“天然防治”调节病虫种群，以丰富松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链。
2.5依法保护林地
侵占林地，道路，采矿，水坝，环境污染等,致使松林的碎裂程度和林地土壤侵蚀程度加剧。关键要依据《森林法》等有关法规和生态学原理，进行总体规划和科学管理。
2.6适时评估效果
依照“近天然林”模式经营松林，影响松林生态健康和活力的主导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时，适时评估经营效果。主要内容是对这些主导因子作危险性分析，如对现有或可能发生的林业有害生物每3—5年定期调查1—2次，参照国际上有害生物危险性分析（PestRiskAnalysis）方法，对有害生物进行危险性分析和制定防范策略。对生态系统多样性变化情况如蚯蚓、甲虫、蚂蚁、蜂类、寄生植物等森林健康关键种的多样性指数和威胁的、濒危的或森林物种（主要是动植物）数量、分布等应进行总结评估，作出决策，制定方案，付诸实施。
2.7开展科学研究
开展科技攻关，开发应用有效的、经济的和环境可接受的森林保护核心技术。主要包括自然界不同时空尺度生物多样性的类型与格局，决定生物多样性进化的生态学因子以及进化与生态学过程；景观破碎对种群散布、持久性及种群灭绝的影响及其恢复；制约群落和生态系统聚集的因子，以及群落和生态系统胁迫反应的途径；将遗传、物种、生境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编目，确定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速度及其对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过程的影响，以及决定各层次生物多样性的因子；有害生物及病原生物的入侵、扩散和爆发基本规律的研究。
3结语
一个理想的健康森林应该是在这样的森林中，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如病虫害、空气污染、营林措施、木材采伐等）共存对森林的影响不会威胁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的目标[2]。为此，松林生态系统的健康，除经营管理要素外，森林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火灾的控制等应当是维护松林健康和活力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一)环保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方面的问题
首先，环保行政部门存在重叠、交叉设置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机构改革不彻底而遗留的负面效应。由于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而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一般只注意对新机构的授权，而没有顾及或没来得及对原有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的撤销或合并，于是就发生了某些管理机构相重叠的现象。另外，在权力配置方面出现了权限设置混乱的现象。我国目前环境立法中关于部门之间职责范围的规定是很不清晰的，尤其是关于部门之间如何开展协作的规定更是语焉不详，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而行政主体出于本部门利益的不正当考虑，对于法律规定不是很明确的地方，不同部门对有利可图的事务竞相主张管辖权，而对于不利的事物则主张没有管辖权，当缺乏上级权威部门进行协调的时候，执法部门之间往往出现相互扯皮、互相推诿的现象，严重影响法律的执行。［2］
(二)环保执法员数量不足、素质不高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在进行环保执法时肯定需要大量的环保执法人员，然而在我国西部某些省份的环保执法人员是严重缺少的。根据调查研究，四川省环境监察总队有30多个人，而实际却需要120到150人，缺口很大，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四川省竟然还有16个县仍没有环保局。在我国西部不仅面临着执法人员的严重不够，而且环保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容乐观的。例如，据调查了解到，在陕西省环保局法规处的5个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法律专业毕业的或者是曾经进修学习过法律知识。
(三)环保部门在财政上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根据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我国基层环保部门的工资和福利都是由各地政府提供的，总体看来，基层环保部门的经费长期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一批批高污染企业纷纷被默许诞生，因为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本地的纳税大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保护，虽然这些污染企业是环保执法部门的执法对象，但是因为基层环保部门在财政上严重依赖当地政府，其自身地位不独立，所以环保部门在执法时也不得不看本地政府的脸色行事了。由于政府依赖企业，环保部门依赖政府，所以试想一下，在西部经济整体水平发展不足的情况下，要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对自身投入的经费为代价，要求环保部门去严格执法消除一切污染现象，着实是有些难度。
(四)环保行政管理机构职权运行方面的问题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一种横向的各部门并立的所谓“统一管理与分部门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环保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现统一监督管理的局面，分部门管理职权重叠交叉，管理部门错位等多种弊端而严重影响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国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即没有设置对这些部门冲突与矛盾进行有效协调的权威性部门或机构。虽然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协调的经验，但是却也不够成熟更没有得到推广。［4］(五)政府政绩评价体系不合理目前我国西部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并不富裕，很多地方政府还在苦苦为走出“吃饭财政”、“工资财政”而努力奋斗。在这种大的环境与背景之下，GDP的增长遂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在面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时，如果严格贯彻执行环保计划的各项指标，必然会关停大量企业，这显然会影响到GDP的增长。理性的人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官员也当然不会例外。地方官员一般在地方任职也就是几年，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尽一切可能推进GDP的增长在短期内效果显著，而环保计划的实施见效时间较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又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经济效益。所以，地方官员使尽浑身解数发展GDP成为了必然，环保计划的诸多指标未能如期完成也成为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二、完善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的建议
解决上文指出的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行政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科学设置环保行政管理机构，合理划分行政机构管理权限
由于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因素导致了环保行政部门的重叠、交叉设置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设置环保行政管理机构时，能够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布局，在设立新机构时能及时对原机构撤销或者合并。另外，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环保任务严重而环保执法人员却严重不足，在这种背景下，可以考虑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力量，加强村委会与居委会的建设，壮大我国西部地区环保执法力量。“九龙”治水最后却也没有把水的问题解决就是对行政管理机构之间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后果的生动体现，所以对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要进行科学的分工，并清晰其权限范围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可以根据部门的性质来进行抉择，因为不同性质的部门主要只能从事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工作。另外也要讲究效率以及考虑到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加强西部环保执法的队伍建设，保障环保事业的执法力量
一项事业能够合理有序的推进，不仅需要良好的制度，因为这是基础，也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去践行，因为这是关键。我国的环保事业也不例外，在进行我国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这项伟大的事业当中，西部环保行政管理机构的广大执法人员数量是否充足、素质的高低就是这项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所以，首先应该增加环保行政人员编制，扩充环保执法队伍，严格把关环保行政人员的产生方式，例如，在每年的环保公务员招考时，可以提高考生的报考条件，对报考人员的学历和专业进行限制，这样在一定层面上就可以保证被录取人员的综合能力与素质。不仅如此，还需要依法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人员的环境科学基础教育、环境法律法规教育，现代管理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教育等岗位业务培训，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
(三)建立独立的财政体制，提高环保部门的权威性
在每年的政府报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得到的经费基本上是最少的，这个问题几乎每个省市都存在。所以目前我国环保财政不独立，每年环境保护的经费短缺的问题就成为了制约我国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改革现行的体制，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的“准企业”状态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和福利政府，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把目前“分灶吃饭”、“自主创收”的财政体制，转变成“先集中、后返还”、“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在环保这一块，可以在提高财政预算的同时，能够增加各种费用的返还比例，比如说，对于排污费的比例可以从20%增到30%。
(四)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职权的顺利运行
西部农业生态环境修复是一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系统工程，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保障行政管理机构职权的顺利运行、确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以及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所以应该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跨部门、高规格的环境管理协调机构，这样对环境保护事务的有效开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对部门之间出现的冲突与矛盾也可以妥善的进行协调与解决。另外，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实行农业生态环境恢复与重建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并接受社会监督;各级环保部门建立与环境保护监督相配套的管理机制;建立综合决策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决策能力，以减少开发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五)对西部地方官员采取合理的激励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