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8 11: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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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发病率明显增多。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就近年来国外治疗进展做一综
述。
1非手术治疗
以往，对有症状的腰椎管狭窄多主张行早期手术治疗，因为认为该病总是进展
性的，然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应先行一阶段保守治疗后再确定是否需行手
术治疗［1］
非手术治疗的方法包括：用药、改变活动方式、应用支具和硬膜外激素封闭。
哪一种方法也未能证实肯定有效。非类固醇抗炎药除减轻神经受压所致的炎性反应
外，还具有止痛效果。这类药物应用较多，但尚未见到治疗腰椎管狭窄获得确切疗
效的研究。扑热息痛影响肝肾功能，非类固醇抗炎药可致胃及十二指肠溃疡，也影
响肝肾功能，用药时应注意。经双盲交叉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肌注降钙素(Calcit
onin)可减轻疼痛，增加行走的距离［1．2．4］。
治疗腰椎管狭窄较有效的理疗方法是拉力(stretching)疗法、腰肌强度锻练和
无氧健康训练。骑静止的自行车对有些病人很有效，这种锻练腰呈屈曲位，多数病
人能耐受。用马具设计的踏车行走锻练，因腰椎不受力，故对腰椎管狭窄的病人也
很有用。用于软组织理疗的方法较多，包括：热疗、冰疗、超声、按摩、电刺激和
牵引等方法，虽较常用，但对腰椎疾患的疗效尚未得到证实。然而，对辅助腰椎活
动和进行更强的理疗做准备还是有益的，锻练和理疗较安全，可延迟手术治疗，锻
练可改善病人全身情况，即使不减轻症状，也有利于更好地接受手术治疗［1－3］
腰围保护可增加腰椎的稳定性，以减轻疼痛，但应短期应用，以免发生腰肌萎
缩。
硬膜外激素封闭治疗腰椎管狭窄的方法仍有争议，一般认为，用于治疗根性痛
的疗效较差。Cuckler等人前瞻性研究了一组病人，用于减轻根性疼痛，经双盲交
叉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对照组(硬膜外注射生理盐水)与实验组(硬膜外注射激素
)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Rosen等人回顾性研究了一组应用硬膜外激素治疗的病人
，60%疼痛症状短期有减轻，仅有25%疼痛症状长期有减轻。
Derby等人研究的结果表明，对硬膜外激素封闭治疗反应好，其手术治疗也取
得满意的效果，对硬膜外激素封闭治疗反应差，其手术治疗也未取得满意的效果，
对根性痛＜1年者，应用激素封闭治疗不能预测手术效果。Rosen等人回顾性研究了
一组应用硬膜外激素治疗的病人(40例)，24例(60%)疼痛症状短期有减轻，10例(2
5%)疼痛症状长期有减轻。Ciocon等人对30例腰椎管狭窄患者进行硬膜外激素封闭
治疗，每周1次，连续3次，疼痛减轻长达10个月。硬膜外激素封闭疗法治疗腰椎管
狭窄虽有硬膜外血肿、感染和化学性脑膜炎等并发症，但在非手术治疗中，仍是一
种重要的治疗方法。不少作者认为，具有相对安全，副作用小，病人易于接受等
优点［1.2］。
2手术治疗
2.1手术指证当病人生活质量降低和因疼痛不可耐受且经保守治疗无效时
，应考虑手术治疗，同时症状和体征应与影像学检查结果相一致。单纯影像学改变
绝不能作为手术适应证。必须强调：手术治疗目的是减轻下肢适应症状，而不是减
轻腰痛，虽然术后腰痛也有减轻，手术目的是减轻症状而不是治愈。术后远期随访
中，仍有增生再长入减压区的可能，使神经受压症状复发。手术也不可能使已经发
生退行性改变的椎间盘和小关节恢复正常。也不能中止脊椎退行性改变的自然发展
过程［1］。
腰椎管狭窄减压术式文献报告很多，基本上分为广泛椎板切除减压和有限减压
两类。
2.2标准的广泛椎板切除减压方法在所有受累的脊柱横向平面，由侧隐窝
的外界去除椎板和黄韧带，受累神经根在直视下从硬膜起始部至神经孔出口的整个
行程行彻底减压，所有嵌压神经根的侧隐窝行减压，尽管临床症状提示仅为面
狭窄，单侧神经根受压。理由是椎管狭窄是一种多平面疾病，面减压远期效果
不理想［1.2］
2.3有限减压方法理由是退变性椎管狭窄多为阶段性，主要为黄韧带打折
、增生性肥厚、小关节和关节囊的增生以及纤维环膨出所致。在矢状面骨性椎管常
常不狭窄。因而应行选择性的有限减压，以保留较多的后部骨和韧带结构，从理论
上讲，可减少术后发生脊椎不稳定。该操作斜行椎板切除，是将椎板外侧前部斜行
切除，选择性的行单侧或双侧以及平面部分椎板切除或椎板成形术。McCulloch［
5、6］介绍的方法：后正中皮肤切口(面5cm)，向两侧游离后，分别作双侧减
压，一般先行左侧。距中线1cm弧形切开腰背筋膜，避免损伤棘上和棘间韧带，顺
棘间韧带和椎间隙向侧方剥分离椎旁肌，单侧椎板切除范围：向上达黄韧带起点处
，向下至黄韧带止点(连带下位椎体上1/4椎板)。内侧小关节切除至椎弓内界，以
保证达到关节突下彻底减压，对Ⅰ。滑脱同时行横突间植骨。然后，在另一侧行类
似手术。这种保留棘上、棘突和棘间韧带的技术称之为减压术(Microdecompressi
on)［6］。
多平面椎板切除减压方法与标准的广泛椎板切除减压方法，相比较的前瞻性与
随机分组研究的结果已有报告。这两种方法平均随访3.7年，其临床结果相似。多
平面椎板切除减压手术时间较长，发生神经损伤为12%。多平面椎板切除减压中26
%因术中减压不理想，不得已又改为标准的广泛椎板切除减压的术式。
近年来，人们主张对双平面狭窄的患者行选择性椎板切除，应通过神经学检查
选择其中之一为引起症状的平面(责任椎)，可行走路前后检查或选择性神经阻滞。
某一神经根阻滞后症状消失，即表明该神经根受压。一组报告中，28例两平面解
剖性椎管狭窄中，23例(82%)认为是一平面引起症状，5例(18%)认为是两平面引起
症状，减压手术仅在认为引起症状的1～2个平面进行。虽是两平面狭窄，但仅行一
平面减压手术，术后效果与两平面狭窄者相似［6］。
2.4植骨融合问题近年来，对腰椎管狭窄减压术后行融合的作用讨论较多
。减压后没有同时行植骨融合术，已有并发腰椎滑脱的报告，减压同时行小关节全
切，术后腰椎滑脱多达2倍，是术后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但同时行植骨融合术，
使手术复杂化，延长了手术时间，增加了失血量，术后并发症增多，康复时间延长
，一般认为同时行脊椎融合术对患者康复无益［1］。下列因素应考虑需同时行植
骨融合术［1、2、6～11］
2.4.1伴有退行性椎体滑脱Laus等人报告单纯减压取得成功。这表明由于
椎间隙变窄和增生性骨刺的作用，该阶段可获得自然稳定。然而，另有资料表明，
同时行滑脱阶段融合，有利于改善临床症状。Postachini等人报告16例术前有滑
脱，术后随访8.6年的结果，其中6例单纯减压，另10例同时行融合术，发现未行融
合者骨质长入椎管较多，临床效果不及同时行融合者。近年来的文献分析资料表明
，若同时行滑脱阶段融合，可获得更满意的手术效果［1.5］。Postacchinit和C
inotti等人发现，术后骨质增生在腰椎单纯减压未同时滑脱阶段融合者较常见。
2.4.2伴有脊柱侧凸或后凸对腰椎管狭窄合并退行性腰椎侧凸行广泛减压
，有造成脊柱失稳或畸形加重的可能。很有必要同时行关节融合术。但并不是所有
椎管狭窄伴侧凸后凸者均行融合术，是否同时行融合术，取决于4个方面：①应考
虑弯曲的柔韧性。如果在侧屈位X线片显示弯曲可部分纠正，单纯减压有弯曲发展
的危险。②弯曲是否为进展性，若有进展就有融合的指证。③伴有椎体侧方滑脱，
表明该阶段不稳定，单纯减压会加重不稳定。④侧凸凹侧有明显的神经受压时，行
凹侧椎板和部分小关节切除，难以达到凹侧神经充分减压，扩大减压需考虑融合术
［1］。
2.4.3同一平面复发性椎管狭窄当确定再次行手术治疗时，应考虑同时行
关节融合术。因再次手术需增加小关节的切除，以扩大侧隐窝和中央椎管，小关节
切除超过50%会导致阶段性不稳，特别是小关节向矢状面倾斜时。复发性椎管狭窄
伴有医源性滑脱时，再次手术必然要考虑植骨融合，以增加脊柱的稳定性。
2.4.4小关节去除过多由于手术时小关节切除或切除＞50%会引起不稳定，
应同时行脊椎融合术，以防术后脊椎不稳或疼痛。如果至少有一侧小关节的完整性
保留，脊椎的稳定性就能维持。但是，生物力学研究表明，单侧小关节切除后(表
明节阶活动性明显增加)，即使另一侧完整性良好，也将会发生不稳定，单侧或双
侧小关节内侧部分切除(＜50%)，对脊椎的稳定性影响甚微［13.14］。
2.5脊柱内固定植骨融合是否同时应用内固定器械争议较多。内固定的目
的是：①纠正脊柱畸形；②稳定脊柱；③保护神经组织；④降低融合失败或提高融
合率；⑤缩短术后康复时间。因而其适应证为：①稳定或纠正侧凸或后凸畸形；②
2个或2个以上平面行较为广泛的椎板切除；③复发性椎管狭窄且伴有医源性椎体滑
脱；④屈伸位X线片显示，椎体平移超过4mm，成角大于10°时。内固定方法的选择
应以短阶段固定为主，根据术者掌握的熟练程度和病人的实际情况灵活应用。越来
越多的资料表明，滑脱行融合术时，同时行内固定是有益的［15～17］。
2.6手术疗效腰椎管狭窄行手术减压的疗效普遍认为较好［1.5.12］。文
献中取得疗效满意的差异较大(26%～100%)，不少作者的结果表明，术后临床症状
改善随时间推移又有加重的趋势。在一组研究中，20%术后获得短期满意疗效，平
均8.2年症状又复发。另有一组，27%术后初期疗效尚好，5年后症状又加重。Katz
等人发现，不论减压融合与否，75%效果满意持续7～10年后，23%需再手术。术后
远期疗效差的易患因素包括：全身一般情况差和曾行面椎板减压。症状复发可
以是原手术部位狭窄复发、邻面狭窄有发展和腰痛伴腰椎不稳。相反，也有作
者报告一组病例，术后平均13年的临床结果满意优于平均7年者［18～20］。
2.7影响手术效果的因素
2.7.1糖尿病对腰椎管狭窄手术减压后的疗效影响，文献所报告的差异较大。在
一组报告中，糖尿病术后疗效差的比例较大，易发生术后伤口并发症。优良率仅为
42%，而无该病者为91%。另有一组报告却取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72%)，无该病者
为80%。有资料表明：术后减轻与活动有关症状的疗效与无该病者相似，但对减轻
下肢持续疼痛与感觉异常的疗效不肯定。这是因为糖尿病性神经病变本身残留神经
症状［1］。
2.7.2其他因素满意的手术效果取决于：①病人选择适当；②术式确定正确；
③术中操作精细。Katz等人报告194例手术结果，其中40例疗效不满意，认为主要
原因为：①术前全身情况差；②存在多种疾患；③背部症状较下肢症状突出。④以
往腰椎有手术史者，腰管狭窄术后的疗效受影响。已有资料表明，在腰椎手术中发
生小关节骨折是发生晚期腰痛的一种潜在因素。
3结论
尽管对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的解剖异常、临床症状和自然发展过程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许多治疗方法的科学性仍未得到充分的证实。理疗、药物治疗和硬膜外激素
封闭的疗效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硬膜外激素封闭疗法治疗腰椎管狭窄虽有硬膜外
血肿、感染和化学性脑膜炎等并发症，但在非手术治疗中，仍是一种重要的治疗方
法。不少作者认为，具有相对安全，副作用小，病人易于接受等优点。非手术治
疗对大多数病人减轻症状仍是有效的方法。对腰椎管狭窄相关的自然发展过程仍需
进行前瞻性随机研究，其方法仍需要改进，以提高对其相关的自然发展过程的认识
。
近年来，倾向有限减压的术式，以保留脊椎后部稳定成份，降低短期并发症，
但是，由于狭窄复发和邻面狭窄的发展，产生远期失败率却较高。对腰椎管狭
窄合并退行性腰椎侧凸和滑脱时，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减压术后同时行融合术
是妥当的。减压后行椎弓根短阶段固定，可提高融合率，避免了长范围固定。最好
的方法是选择对病人有利的术式、降低手术并发症和提高疗效，这仍是有待继续研
究的课题。
作者简介：张功林(1954-)，男，甘肃人，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显微外科，脊柱
内固定，电话：(0931)897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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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表现的综合症候群［1］。病程超过二年以上的面瘫为晚期面瘫
［2］，其治疗一直是一大难题，至今没有十分理想的方法［1～4］。
1晚期面瘫外科治疗的回顾
晚期面瘫的治疗可分为非动力性和动力性治疗二大类。
1.1非动力性治疗
是治疗晚期面瘫的传统方法，临床上较为常用，对患者静态畸形的改善效果肯
定，主要包括筋膜悬吊、真皮悬吊、组织代用品悬吊等方法［1，5］。其
中阔筋膜悬吊是非动力性治疗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此方法适用于不适宜作动力性
治疗的各种原因引起的晚期面瘫。
1.2动力性治疗
主要有肌瓣移转术、神经移转吻合术、跨面神经移植术、肌肉游离移植以及近
年开展的带血管神经肌肉游离移植术，通过手术获得面部表情动态下的对称。
1.2.1肌瓣移转术：
1908年Lexer及Eden首先将咬肌和颞肌分出肌瓣，分别移转到上、下唇及上、
下眼睑来矫正面瘫畸形。Gillies则应用颞肌及其筋膜移转治疗面瘫，效果肯定，
60年代至70年代被广泛应用［5］，目前仍有使用。Anonson等［6］
于1986年开展了舌下神经袢神经肌蒂移位至面肌的临床应用。曾祥宏等［7
］利用副神经斜方肌上支及其伴行血管为蒂的肌瓣转位来修复面瘫。肌瓣移转术
方法较简单，凡不适宜做复杂手术的病例可采用此术式［2］。
1.2.2神经移转吻合术：
适用于损伤面神经的近中枢端无法吻合，远心端神经具备吻合条件，而且面部
表情肌无明显萎缩者［1］。Drobnik1896年最早应用副面神经吻合治疗
面瘫［1，2，5］，舌下面神经吻合是由Korte1903年首先报道的
［1，5］。其它尚有采用膈神经、舌咽神经、下颌神经运动支的神经移转术
［8］。神经移转术后，面部肌肉运动是与移转神经原支配肌肉的运动相伴随
的，而且只能是一种粗大的、混合的、大块性质的运动［8］，所以现在已
较少应用。
1.2.3跨面神经移植术：
由Scaramella1970年首先报道，适用于面部表情肌无明显萎缩或表情肌严重
萎缩选择Ⅱ期吻合血管神经的肌肉移植术的Ⅰ期手术［1］。Alain等
［9］主张该术式分二期进行，以此来防止疤痕阻碍神经的再生。该术式的优点
在于患侧表情肌接受来自健侧面神经的再生纤维，与健侧表情肌连动，面部表情比
较自然，有整体性。
1.2.4肌肉游离移植：
Thompson［10］1971年首先应用趾短伸肌游离移植来治疗面瘫，手
术分二期进行，效果较满意。Thompson认为第Ⅰ期的供肌去神经支配是手术成功的
先决条件。此方法不用行血管吻合，手术简单，适用于晚期面瘫面肌已萎缩者。其
不足之处是必须依靠受区肌肉才能使供肌获得神经再支配，故应用受到了限制。
2显微外科技术在晚期面瘫治疗中的应用
2.1分二期手术的带血管神经肌肉游离移植
第Ⅰ期手术为跨面神经移植，第Ⅱ期为吻合神经血管的游离肌肉移植。该方法
于1976年由Harii等［11］首先报告，其后逐步得到推广，近十余年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1989年Terzis等［12］利用胸小肌修复面瘫。他认为胸小
肌有理想的形态，足够的体积和双重的神经支配(胸外侧神经和胸内侧神经)，可允
许面上、下部独立运动，是最为理想的供肌，最适用于小儿面瘫。曹谊林等［
13］采用相似的方法对10位晚期面瘫患者进行治疗，3个月后测得肌电活动，
6个月肉眼可见肌肉运动，达最好效果需一年。O’Brien等［14］与Hari
i同样也利用带血管神经的股薄肌游离移植行面瘫治疗。他认为股薄肌容易切取，
后遗症少，可以分成几个节段发挥不同功能，是较好的供肌，但术后较臃肿。Ued
a等［15］采用带神经血管的股薄肌或背阔肌游离移植治疗4～15岁的儿童
面瘫，结果移植肌肉的初次收缩时间较成人早，功能恢复也较成人好。而且患儿生
长过程中，未发现受区面部任何变形和供区的任何功能障碍，所以推荐使用肌肉游
离移植治疗儿童和年轻病人。
2.2带血管神经肌肉一期游离移植
分二期手术的带血管神经肌肉游离移植效果满意，但需分期手术，增加病人痛
苦。王炜等［16，17］1989年首次提出了超长血管神经蒂肌瓣移植一
期治疗面神经瘫痪的概念，使一期手术成为可能。手术以背阔肌作为供肌，选择其
远侧薄的节段，这样可保证有14～17cm长的神经血管蒂，称为超长蒂背阔肌节段肌
瓣移植。为使肌瓣变薄，可切除节段肌瓣部分脏层，称为节段断层肌瓣［1，
2］。该术式的解剖学依据是［18］：背阔肌的血供主要来源于胸背动
脉，该动脉约在肩胛骨下角平面上方分为内、外侧支，入肌后
再分出节段动脉，胸背神经的段神经与段动脉伴行。由于移植时蒂长要14～17cm，
因此血管蒂要从肩胛下动脉起始处切取，同时常常需将段动脉向远端肌肉内进行解
剖分离。该术式的特点［1］：(1)把二期手术改为一期完成，缩短了治疗
周期。(2)变整块肌肉移植为节段肌瓣移植，可根据需要灵活切取。(3)把不带血管
的跨面神经移植改为带血管的移植，有利于移植神经的生长和修复。(4)变全层肌
肉移植为断层肌瓣移植，使肌瓣变得更薄。该方式以后逐步得到了推广应用并有所
改进［3，19，20］。江华［21］、孙百强等［22］
利用拇展肌作一期游离移植修复面瘫，也取得了成功。
2.3多神经血管蒂肌瓣移植
带血管神经游离肌肉移植的肌瓣多为单神经蒂，只局限于面下2/3的表情修复
，远不能恢复表情肌的多向。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多根神经及肌肉的移
植开展了全面修复术式的研究［4，23～27］。运用的肌肉有腹直肌、
腹内斜肌以及背阔肌和前锯肌的联合移植。这些术式是利用同一肌肉的不同神经支
配，将肌肉分成二个肌瓣或二块邻近肌肉共血管蒂而神经支配不同，以此来恢复面
部不同部位的表情。其优点是多血管神经蒂，可行全面修复，但手术较复杂，创伤
较大。
应用带血管神经肌肉游离移植治疗晚期面瘫，术后可出现自主的，较为对称、
自然的表情运动，被多数学者认为是迄今为止治疗晚期面瘫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
具有其它术式所没有的优越性，是晚期面瘫治疗的发展方向。但该方法手术范围及
难度较大，必须具有熟练的显微外科技术及相应的设备，在基层医院较难推广。对
年老体弱不能承受该手术者不适宜。
3问题与展望
3.1表情恢复不全：因为表情肌的神经支配远较骨骼肌丰富，各部位表情肌纤
维方向都不同，其表情运动是丰富多彩的，所以单靠一、二块供肌是无法代替所有
的表情肌的［25］。而且神经再生时有可能发生迷路和错位，使面部协调
对称的动作受到影响。这将是今后面瘫研究的一个方向［19］。
3.2尚无理想的供肌：尽管目前使用的供肌有多种［1，16］，但都或
多或少地存在着欠缺，没有完全达到理想供肌的要求［1，22］，这也是
许多学者专家仍在努力的方向。
3.3移植肌肉的萎缩：主要原因是手术时缺血、创伤及吻合的神经血管不足以
支配和供养移植的肌肉等，所以有人主张采用较大的供肌［11］，但又易
造成术后臃肿。相信经过不断地积累和研究，一定能找到合适比例的移植量。
3.4术式的选择：一期或二期带血管神经的肌肉游离移植，这二种术式究竟哪
种更为合理，效果更好，临床应如何选择，尚有争议。Terzis［12］认为
一期手术血管神经蒂长，神经生长速度慢于肌瓣终板的萎缩，等神经长到终板，肌
瓣已萎缩。但临床的结果并非如此，一期治疗的效果也较为满意［3，16～
19，22，25，26，28］。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由于超长
的神经蒂伴有血管供养，使移植易于成活，加速了神经愈合过程［16，28
］。(2)一期法再生神经轴突只需通过一个神经缝合处，减少了瘢痕效应对动力
源神经的量和质的不利影响［28］。(3)节段性断层肌瓣的移植是一种带
有靶器官的神经移植，此类移植能产生一类诱导神经定向生长，并营养和促进神经
生长的活性物质［2］。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关这二种术式对比的基础研
究的报道。今后可以动物为模型进行全面的、基础的对比研究，为临床选择术式提
供理论依据。
除了以上提到之外，随着组织工程学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相信神经和肌肉亦可
在体外获得培养，到时即可免除供区的手术。基因技术是目前发展得最快的技术之
一，如果通过转基因的方法来治疗面瘫，无疑会达到更完美的效果。[H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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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结核药物是结核病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的基础，而结核病的化学治疗是人类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结核病化疗的出现使结核病的控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全球结核病疫情由此得以迅速下降。最早出现的有效抗结核药物当数链霉素（SM）。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单用SM治疗肺结核2～3个月后就可使临床症状和X线影像得以改善，并可暂获痰菌阴转。对氨水杨酸（PAS）被应用于临床后发现，SM加PAS的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用药，而且可以防止结核分支杆菌产生耐药性［1］。发明异烟肼（INH）后，有人单用INH和联用INH+PAS或SM进行对比治疗试验，再一次证明了联合用药的优势［2］。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结核病“标准”化疗方案，即SM+INH+PAS，疗程18个月～2年，并可根据药源和患者的耐受性将PAS替换为乙胺丁醇（EMB）或氨硫脲（TB1），俗称“老三化”［3］。70年代随着利福平（RFP）在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对吡嗪酰胺（PZA）的重新认识，在经过大量的实验后，短程化疗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5］。当人类迈入2000年的今天，抗结核药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利福霉素和氟喹诺酮这两大类药物，尤以后者更为突出。
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0.06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0.25～16.0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0.5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mg4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0.49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嗪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嗪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哌嗪，为苯并恶嗪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3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10mg/kg，与HE联用亦比RFP+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利福喷丁(rifapentine，DL473，RPE，RPT)：RPT又名环戊基哌嗪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500～600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喹诺酮类（FQ）
第三代氟喹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喹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喹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0.5～2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拮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mg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300mg/d或800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mg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拮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DR-3355，S-OFLX，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0.78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0.25～1μg/ml（MBC1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0.5μg/ml（MBC是2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h血药浓度达3.27μg/ml，达峰时间（1.05±0.17）h。服用LVFX4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4.44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1.89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2.77%。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sparfloxacin，AT-4140，SPFX)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LMLX）：SPFX是现行氟喹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0.25μg/ml，MBC0.5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50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0.1或0.4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mg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mg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莫西沙星（moxifloxacin，MXFX，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喹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0.25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喹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嗪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嗪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μg/ml。肌注7.5mg/kg（相当于0.375g/50kg），1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mg/kg［6］，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min后，肌肉注射60min后）为35～45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1g/d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脲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喹啉N4吡咯烷氨硫脲，MIC为0.6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脲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0.78～12.5μg/ml之间，其中以乙烯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嗪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嗪，clofazimine，CFM，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嗪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0.1～0.33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嗪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1.0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0.12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苄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32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苄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苄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苄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苄西林口服3.5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mg/L，加用1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哺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RXM，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CAM，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AZM，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唑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唑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0.1～0.3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7.7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3.04(1.67～4.7)和4.81（3.5～6.69）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30.9±1.9）d、（43.5±4.24）d和（61.3±3.9）d。但是，5-硝基咪唑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嗪类
吩噻嗪类中的氯丙嗪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0.23～3.6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哌嗪衍生物三氟拉嗪（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肼、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10.9％，低于后者的14.6％，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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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等研究人员在不同环境下检出的PPCPs，主要集中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这些区域成为调查PPCPs污染因了和空问分布的重要场所。Morales等人在西班牙带有禽畜粪便的养殖场土壤中检测到质量分数分别为9.8 mg/kg和5.8 mg/kg的诺氟沙星和环丙沙星; Ajit等人在德国土壤中检测到质量分数450^-900 },g/kg的四环素类抗生素，并相继在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瑞士和荷兰等国家的水体及土壤中检测到80多种PPCPs 。
近儿年，PPCPs在中国同样引起广泛的关注。ZENG等人在广东6家污水处理厂污泥中检测到质量分数分别为5.416^-21.21,0.715^-6.195,0.599^-2.870 mg/kg的佳乐察香、吐纳察香、开司米酮<<};李彦文等人在广州、深圳畜牧业土壤中检测到质量分数分别为242.6 },g/kg的四环素类抗生素、33.3 },g/kg的磺胺类抗生素[7];同样，田艺心等人在北京某污水处理厂脱水污泥中检测到质量分数分别为201一226,65^-130 mg/kg的佳乐察香和吐纳察香。诸如此类频繁被曝出的PPCPs污染物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对PPCPs环境污染现状的高度关注。
尽管对PPCPs的基础理论研究已经经过十儿年的发展，但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PPCPs研究认知水平仍处在初级阶段。EVGENIDOU等人通过对PPCPs近十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国内外学者针对PPCP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环境中的分类、行为与归趋及毒理学分析。而目前关于PPCPs减量化的研究较少， PPCPs中包含的化合物类别广泛，结构复杂，因此有必要对其吸附及降解机理展开研究。本文通过总结PPCPs在各类环境中的行为及归趋，叙述了PPCPs的吸附与降解机理，分析了生物和非生物系统在减量化过程中的影响，并尝试从吸附和降解机理上分析影响减量化的原因，寻求生物和非生物系统在减量化过程中分别存在的优势及缺陷，以期为研究PPCPs衍生物及新型吸附材料提供新的思路和有效的参考。
1 PPCPs的环境归趋
1.1水生环境中
近年来，PPCPs的含量日益增加，众多研究者都将PPCPs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在水生环境(河流、湖泊、沟渠、地表水及地下水等)中。水生环境中的PPCPs最初来源是人类使用的药品，多种PPCPs的混合物被释放进入地表水、地层水和海岸水，排放源分散。ORT等人研究发现，排放源大多是废水处理厂、地下污水管道、药品生产设备以及大型养殖厂，甚至大部分PPCPs能够通过水生环境传播到远离源头的地方，并目_这样的暴露可能是持续性的。
据KURODA等报道，在日本常有污水泄漏污染地下水事件发生。 OSENBRUC等人发现，在德国和西班牙，同样也有城市河水渗透，下水管道泄漏和城市雨水径流等事件发生，这些都是导致PPCPs微量存在于水生环境中的主要原因。
根据KOLPIN等研究者大量研究数据表明，全世界的水生环境中抗生素的含量大约在同一个水平C TY1g}L ^' N}g}L级)，不易检测及去除。例如传统污水处理厂，其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去除简单温和生物能降解的混合污水，对污水含有的PPCPS去除效果甚微。而PPCPS的长期积累所带来的影响，主要针对污水处理过程中参与脱硝脱氮的微生物，KONG等人进行了研究，发现部分微生物改变了特性，包括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均匀性，以及脱硝脱氮过程中的氮循环，给水生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些作用在水生及陆地环境中的微生物所产生的生态毒性的影响日益增加。
根据研究资料，KINNEY等人表明虽然水生环境中存在的是微量级PPCPs，所产生的循环效应影响却是长久的[is-y。在水生环境中，PPCPS所带来循环效应影响可通过水蚤、水藻、水生植物以及细菌相关的毒理学研究来证实，继而针对PPCP生态风险评估是今后可发展的方向。
1.2土壤环境中
尽管最初对PPCPs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水生环境领域，但是其在土壤中的归趋正逐渐成为新的趋势。宋存义等人在PPCPs对土壤环境影响研究中发现，PPCPs进入环境后，最易与土壤等有机介质产生吸附作用;周海东等人对土壤中PPCPS的减量化研究发现，土壤对PPCPS的分解速率相比水生环境中的分解速率低很多，这表明PPCPS在土壤环境中存留时问更长，化学状态更稳定。HAMSCHER等人对粪源四环素类抗生素在土壤环境中浓度变化研究实验得知，该抗生素在土壤中存放，其含量始终保持在初始值。桑文静等人对察香类抗生素的研究表明，该类抗生素具有较强的亲脂性，易吸附于土壤环境，可长期在土壤中残留}zy
由以上大量研究结论总结得出，PPCPS在土壤环境中，具备污染源分散、分解速度缓慢、残留时问长久、化学性质稳定等归趋特点。由于土壤环境中生物链的毒性呈现逐级蓄积、逐级传播的特点，因此微量的PPCPS很可能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一系列循环生态污染过程，最终对土壤环境下的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危害。
2减量化机理
目前，国内外关于研究PPCPs的减量化机理仍然处于初级探索阶段。Sonia Sua' rez等人研究表明，在环境中PPCPs减量化过程主要包括吸附及降解2个部分。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PPCPS的吸附过程往往是由于吸附材料或者微生物的作用，将PPCPS向固相(土壤或者填料介质)表面富集;而降解是白然条件和环境中微生物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研究减量化机理，从吸附剂、吸附质角度出发，是探索每种PPCPS高效减量化的重要途径。
2.1吸附机理
PPCPs中包括的化合物类别广泛，因此吸附机理很难预测o KINNEY在吸附的研究中发现，吸附行为往往是分了与特定的官能团相互作用的结果，并目_这一结果易受pH,温度及光照等因素的影响[ys}PPCPs吸附的本质是PPCPs向固相(土壤或者填料介质)表面富集的动态过程。根据不同PPCPs表面富集作用力的不同，吸附分为表面吸附过程和在有机质中的分配过程，表面吸附以化学键力或引力作用为主要形式，主要理论包括：电了供体一受体(7T--rr EDA)理论、氢键理论、静电作用和疏水作用等。
刘桂芳等人根据表面吸附理论对碳材料活性炭和碳纳米管对PPCPs的吸附进行了总结，表明活性炭吸附PPCPs主要基于}rr-}rr EDA作用、静电作用和氢键作用等机理，并目_吸附过程易受到活性炭投量、颗粒尺寸、接触时问、目标物含量、pH、阴离了、阳离了和溶液温度等影响。而分配过程主要与PPCPS的溶解度相关，是一种非竞争性、线性吸附[}zs}
此外PPCPS的吸附机制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CHOI等人就提出了以下儿种吸附机制:1}分了从液相进入其他相分中。这个过程主要涉及到吸附质的脂肪和芳香基团，微生物细胞膜的亲脂性和污泥的脂分含量之问的相互作用关系。2)在吸附作用中吸附质的疏水性起决定作用，疏水性可以用辛醇一水的分配系数(K},)体现。PPCPs的Kaw越高，有机物疏水性越强，吸附剂吸附PPCPs的效果越好。吸附质带电基团和微生物弱电性表面之问的相互作用有关。这与液相中吸附质的电解性能和溶解性能有关，可用电离常数(Ka)所表示。
2.2降解机理
环境中的PPCPs降解的方式分为两种，分别为非生物降解及生物降解。这2种方式对PPCPs等物质共同产生降解作用。根据研究表明，非生物降解去除率为总去除率的30%^'S0%，而生物降解为总降解效果的50%^'70% o
2.2.1非车物降解
非生物降解现象普遍存在于PPCPs的白然降解中，一般包括水解、光解和热解等儿种形式。部分PPCPs化学结构的不稳定性，容易水解，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是pH,温度、时问及曝气量等。LINDBERG等人研究发现温度对阿莫西林降解有明显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随着水的碱性越大，温度越高，水解的速度也越大。光解是PPCPS等有机物在环境中的另一种重要的非生物降解方式，其中光照强度、吸附质的分了结构、温度,pH是影响PPCPs物质光解程度和光解速率的主要因素。光解性强的抗生素主要有磺胺类、四环素类等，匡光伟等人对鸡粪中的金霉素光解条件进行研究，发现在白然光照条件下的金霉素降解程度可以达到90%以上，而在避光条件下保存15d，其降解程度还不到10% ;哇诺酮类抗生素有较强的紫外光降解性能，土壤中混合物中伊维菌素在夏季半衰期7-14 d，冬季半衰期变为91 }-217 d，降解速率明显放缓。
2.2.2车物降解
尽管多数PPCPs等有机物在白然降解过程中有较好的非生物降解效率，但是PPCPs常‘常处于比较复杂的环境中，例如在水生环境中，经过水解产生水解产物，与被水解的有机物分了结构相似，相反增加了水体中类似有机物的含量。同样，PPCPS在土壤或者固体介质吸附中，不易被光照射到、温度不易升高，甚至会产生衍生物等一系列问题，PPCPs非生物实际降解率远远低于理论值，这就决定了非生物降解方式不能成为主要的降解途径。
微生物的出现，为PPCPS在白然环境中的降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生物降解也成为一种新型的降解方式。但是在环境中部分PPCPS等有机物在有氧条件下很难被生物降解，或者PPCPS的含量过低将会使得微生物营养贫乏导致降解率降低，这是PPCPS减量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HUANG等人认为国际水污染控制协会推出的ASM2模型作为PPCPs的生物降解模型可以更好的研究活性污泥对PPCPS的生物降解机理。通常PPCPS是一些较复杂的大分了有机物质，因此必须在微生物参与下，经过水解代谢将其转化为易生物降解的小分了有机物，才能被活性污泥微生物利用。赖后伟等人在对阿莫西林的研究中发现，尽管阿莫西林不是一种大分了聚合物质，但是由于其对微生物有害无法直接被微生物利用，因此仍然需要经过水解酶的参与，将其分解为易生物利用的有机物质，才能被微生物所降解。因此微生物参与下的水解作用是阿莫西林生物代谢降解的限制步骤。
3 减量化研究分析
3.1 生物系统的影响
3.1.1水车动植物
水生动植物系统处理传统污染物(包括TSS,BODS,氮、磷、重金属和微生物污染物)拥有一个长期目_稳定的历史，并目_在人工湿地、人工浮岛等工艺方面的研究具有较为成熟的成果。然而，关于水生动植物系统对PPCPs减量化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去除率、吸附性能、植物提取和生物降解等减量化过程的研究是少之又少。
水生动植物是生态治理的核心，循环型水生动植物系统是根据仿生学理论所构建的完善食物链体系，提高污水水体的白净能力。其中水生动植物系统中两个主要成员分别为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在整个水生动植物系统中一直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被微量PPCPs富集的细菌、藻类、浮游生物是水生动物主要能量来源，比如鱼、虾等水生态动物经过体内分解消化会将含有微量PPCPs的代谢物排入环境中，这些粪便也是是水生植物和多种细菌微生物的重要养料，同时水生动物体内会残存部分PPCPs物质，使得环境中游离性PPCPs逐级减量。水生植物系统中，主要通过植物吸附、植物修复、植物提取和累积等过程去除PPCPs，降低环境中的PPCPs含量，例如人工湿地和人工浮床，经常被选作PPCPs的二级处理工艺，水生植物系统的存在，使得PPCPS能够被高效的去除。水生植物作为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是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关键。水生植物在污染水体中生长，根茎部位能够吸收和分解湿地或者河床底泥中的PPCPS等长期累积的有害物质，但是水生植物持续暴露于PPCPS下，产生的PPCPS高度富集，对水生植物毒性和水环境面临的风险是长期并目_难以预测的。因此水生动植物系统对PPCPs的去除是一个多样化、复杂的物化和生物降解过程。
3.1.2微车物
微生物对环境中微量级PPCPs去除效果较好。周雪匕等研究表明，在污水的初级处理(混凝沉淀、气浮)中，只有察香类去除率可达到30%^'50%。然而，微生物对PPCPs的去除率可以达到35%一75%，主要是因为生物膜或者剩余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具有转化和吸附作用。然而VERLICCHI P等研究者表示，在微生物对PPCPs的去除过程中，其降解效率会受到HRT, SRT, k系数(生物)、温度(在冬天及寒冷季节时期，产生低效率的温度)、氧化还原条件(在厌氧、好氧条件下不同的去除效率)以及pH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活性污泥是去除PPCPs的最主要的工艺，泥龄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当泥龄>10 d时，减量化效果最佳。JOSS等人表明，在脱氮的生物处理工艺中，PPCPs往往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可达到50%^'70%}40}0去除PPCPs的相关微生物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培养及驯化，才能提高对PPCPs的去除。经过长期逐步积累，可以在载体或者污泥底泥中驯化出能够降解PPCPs的相关性微生物群落，并目_随着PPCPs的积累含量加大，微生物群落呈现递增趋势，去除率也逐步增加。
根据研究表明，PPCPs经过微生物吸附或者降解后会产生代谢产物、共轨及降解产物和衍生物等。这些代谢产物中大部分通过废水持续释放到水生或者土壤环境中，还有一小部分在传输途中发生转化，被微生物分解代谢。然而对这些转化产物的毒性及特性的研究比较医乏，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3.2非生物系统的影响
非生物系统在降解PPCPs等有机物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方式包括水解、光解、热解等。HOU等人对非生物系统降解过程研究发现，阿莫西林在水中随着温度的升高，降解率逐渐增大，在37℃时，去除率达到70%，水解及温度会使PPCPS中的化学键断裂，破坏PPCPS的分了结构，从而起到降解作用。
在水生系统中，光解法是被看作最重要的减量化方法之一，季节、光强度、水深都会对去除率产生影响。另外，PPCPS在水中的吸光度也会对其降解程度产生影响。LLORENS等人对水平潜流湿地的工艺中双氯芬酸和酮洛芬去除率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HRT和光照度大的水体去除率明显较高。目前，关于PPCPs减量化非生物系统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也是未来PPCPs减量化领域研究的方向之一。
4结语与展望
近儿年，在PPCPs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们在不同的地域对整体连续的污染点源进行监测，主要包括环境中的PPCPs的分类、含量、外界条件以及变化趋势，这些都为环境中的分类、行为与归趋及毒理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然而，随着对PPCPs的逐步深入探究，研究者们发现PPCPs的去除是长久稳固目_毒性循环的复杂性问题，一是对污水处理厂等类似的工艺设施带来未知的风险;二是对各类环境带来循环性的毒性;三是对人类生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威胁。因此，深入研究PPCPs的减量化尤为重要。
由中国药学会主办，中国药科大学、江苏省药学会承办，国邦药业协办的第十二届全国青年药学工作者最新科研成果交流会定于2014年6月初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会议将邀请两院院士作特邀报告，并就我国青年药学科技领域最新研究进展及新技术、新成果进行广泛交流和探讨，同时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征文及评奖
①征文范围：药物化学、中药与天然药物、药理、药剂、药物分析、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生物药品与质量、海洋药物、老年药学、制药工程、抗生素、医院药学、药事管理、军事药学、药物流行病学、药物经济学、药物安全评价、药物临床评价、医药知识产权、药学史等药学领域研究论文，以及近年最新科研成果论文均在应征范围。论文要求立题明确、条理清晰、实验方法科学、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并没有在科技期刊公开发表。②征文要求：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等青年工作者征文，论文第一作者必须是年龄在45岁以下（1969年1月1日以后出生）。论文格式请参照《中国药学杂志》。应征论文字数限3 000字以内（包括参考文献）。③论文评审：由学会组织专家进行论文评审合格的论文将收载在大会论文集中。遴选出50篇论文作会议报告交流，每人12分钟以内，并参加优秀论文评选。会议将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0名，奖励金额（含税）分别为2 000元、1 000元、600元人民币，并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③其他事项：请将论文电子稿以Word格式编辑后发E-mail至：，并注明稿件所属专业，以便于论文评审；文责自负。我们收到每篇稿件后，将及时给作者邮件回复。会议获奖论文推荐在《中国药学杂志》、《药学学报》、《中国中药杂志》、《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等学会主办期刊发表。⑤征文截止日期：201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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