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3 21: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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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规范产生的文化背景是清教伦理。巴克斯特(RichardBaxter)认为清教伦理可概括为7点:“(1)强调功利主义;(2)对世俗抱有浓厚的兴趣;(3)认为探索自然而产生的科学是对上帝荣耀最虔诚颂扬;(4)反对崇尚权威并试图挑战权威;(5)反对传统主义，主张革新;(6)主张彻底的经验主义;(7)认可并崇尚理性［3］。”清教伦理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倡导“应该毫无保留地接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职业的各种人士［4］。”这些思想成为普遍主义规范诞生的前提。清教文化提倡禁欲主义，认为教徒应该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并认为科学研究是行善的重要方式之一。默顿吸收了这些清教思想，但同时也注意到了功利标准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经济利益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非科学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些思想为他提出“无私利性”规范奠定了基础。在17世纪的英国，很多科学家害怕自己的成果被盗用，因而不公开自己的成果，皇家学会因此制定了依据收到稿件的日期确定优先权的规则，以此鼓励科学家公布新成果;同时清教认为上帝是通过公开自己的杰作来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这些想法体现在默顿的思想中就变成科学知识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科学家应该及时、充分、完全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是共有主义规范。清教文化提倡对科学成果的正确性进行检验，认为质疑和批判的精神是科学界必不可少的，同时认为这种质疑和批判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批判，对科学成果的检验和质疑必须建立一个合理制度。受这些观点的影响，默顿提出了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规范。默顿科学规范和清教文化的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清教伦理与西方文化总体来说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如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共有主义规范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没有对优先权的承认，可能就难以共有。这与我国古代有大量托名或俟名的作品截然不同)，而重利轻义的思想、经济人的假定则直接侵蚀着无私利性规范。因此，默顿规范在西方的运用也一直存在着文化的摩擦和规范与反规范的较量。
2中西方传统文化对科学规范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获得中国和西方学者在对待科学规范态度上的数据，笔者先后进行了多次问卷调查。时间主要集中在2012年6月19日至7月30日和2013年2月20日至4月10日之间。中国被试主要是高校教师、科研院所和企业科技人员。西方的被试主要是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教师。其中中文问卷回收809份，英文问卷回收115份，回收问卷有效率皆为100%。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有实地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其中网络问卷调查的回收率较低，特别是英文问卷，这也是英文问卷回收较少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研究的难点之一)。由于本文所讨论的科学规范属广义的科学规范，所以在调查对象中涉及到工程师等技术人员，调查的问题也涉及到技术和专利等内容。通过运用SPSS软件卡方检验分析，计算出中西方学者对观点1、7、6(见表1、3、5、7)的渐进Sig．(双侧)值分别为0.685、0.376和0.012，对其他观点的相应值皆为0.000。这表明除观点1和7外，中西方学者对科学规范的态度有显著的差异性。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至8所示。
2.1中西文化对普遍主义规范影响的实证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西方学者赞成普遍主义规范的程度明显高于中国学者。这与西方盛行的普遍主义文化显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为一个在社会领域遵循普遍主义价值观的科技人员，在科技领域也会趋向于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和规范。同时，普遍主义规范与西方的神本位、理性主义、平等观、社会身份取决于成就等观念也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价值观的影响下，对科研成果评价的非个人性标准，科研准入的能力标准就变成自然而然的要求了。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特殊主义规范更赞成。与普遍主义规范相反，特殊主义规范遵循的是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准入标准和评价标准，即在科研准入或成果评价时，不仅要看能力或成果，而且还要看人;个人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对其准入或对其成果的评价有重要影响。而这种准入和评价标准显然是直接来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主义，同时与中国的部分价值观(如官本位、情感主义、等级观和社会身份取决于归属等)有较高的相关性。依据普遍主义规范选拔的人才一定具有更高的科研能力;运用该规范评选的成果，也有更高的学术水准。这些都有利于科研效率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但普遍主义规范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必须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相协调。在我国，普遍主义规范是被强制性引入的，而且这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与我国文化明显不适应，使其在我国难以得到严格的遵循。同时，普遍主义规范有时还可能造成两极分化。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如果严格执行普遍主义规范，那些落后地区要想得到相应的科技资源就更加困难，发展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对整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学者对表1观点3的赞成度高达41.1%的原因(西方学者仅为15.7%)。另外，一味地依据能力来选拔人才，而不考虑科研团队的内部关系，可能会产生内耗。这些都说明，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遵循特殊主义规范也有其合理性。
2.2中西文化对共有主义规范影响的实证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共有主义规范的赞成度略微高于西方学者，对保密主义规范的赞成度略微低于西方学者。同时，中国学者对表3观点5的赞成度略高于西方学者(73.4%对66.1%)，对观点5的反对度要明显低于西方学者(6.8%对20.9%)。这可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有一定相关性，因为个人主义比较看重个人的私有财产，易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性，所以对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较难以与其他人共享。在承认优先权的制度条件下，科技人员用科研成果来换取优先权，这才使得共有主义成为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科技人员虽失去了对科研成果内容的独享权，但获取了其优先权，并可以通过这种优先权来谋求职位、薪金和科研条件等物质利益(若是专利，则可获取专利使用费等收益)。所以，个人主义与共有主义并不是矛盾的。对观点“在学术论文中，引用别人成果一定要注明出处和来源”，西方学者的赞成度要明显高于中国学者(92.1%对68.5%)。这说明西方学者对优先权要更为重视;没有优先权制度，西方的科学成果恐怕难以共享。而中国文化倡导集体主义、重利轻义、道德至上。在集体主义下，科学研究的成果归集体所有;即使没有优先权的承认，发现者也愿意公开自己的成果。在中国古代存在大量俟名作品，计划经济时期充斥着集体作者就是明证。显然，及时、充分、全面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科技的广播和应用;在引用别人的劳动成果时注明出处，也是对成果提出者的一种尊重。但一味强调公开，也容易导致优先权的丧失，或者引起优先权的争论。有些争论还可能耗费大量的科技资源，甚至导致科技人员之间的隔阂和科技交流的中断。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优先权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说明科技人员有权选择其成果公开的时机和场所;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选择暂时保密是科技人员的正当权利。如对尚未申请专利的关键性技术成果就应该严格保密(中西方学者对表3观点6的赞成度都超过了70%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对于一些尚不成熟的科研成果，如果过早公开，一旦被同行或者竞争对手发现或者剽窃，会对该成果优先权的获得产生较大影响。
2.3中西文化对无私利性规范影响的实证分析从表6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无私利性规范的赞成度要明显高于西方学者，对私利性的赞成度要明显低于西方学者。其原因可能与我国性善论、道德至上、集体主义和重义轻利等价值观有关。性善论和道德至上易演化为重义轻利;集体主义与重义轻利的含义基本相同(因为这个“义”就是公益，这个“利”就是私利);而重义轻利与无私利性显然是一致的(中国学者对表5观点8的赞成度高达65.7%，而西方学者仅为34.8%)。与此相反，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本恶，因此需要法律来做进一步约束;人性恶易演化为个人主义(因为人性恶会更倾向于自私自利)，而个人主义易导致经济人的产生，从而重利轻义。所以，西方学者对表5观点8的反对度为47.0%，而中国学者仅为7.8%。由此可见，文化对中西方学者对待无私利性规范态度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无私利性规范强调“为科学而科学”，反对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个人利益的干扰，如套取或挪用科研经费、伪造实验数据、抄袭、等。这样可以对学术不端行为起到遏制作用，有利于确保科学的客观性和正确性。但是，若完全否定个人利益，科技人员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科技人员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也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中西学者对表5观点7的赞成度都超过了70%)。这表明，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仅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也为中西学者所普遍认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和经济、政治、军事和生态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科学技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完全剔除利益因素是不可能的。无私利性规范与私利性规范的结合可以兼顾各方利益，无论是对科技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的进步都是有裨益的。
2.4中西文化对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规范影响的实证分析从表8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怀疑主义规范的赞成度要略低于西方学者，对待信任主义规范的赞成度要略微高于西方学者。这种差异可能与我国提倡女性文化、中庸之道、情感内敛、和合观念和擅长综合和直觉思维等有关。在这些“和”的文化影响下，中国学者比较注重谦逊、温和、包容和和谐;反对不讲情面的尖锐批判。因此对表7观点10，中国学者的赞成度要高于西方学者(77.3%对62.6%)，而反对度要明显低于西方学者(4.8%对22.7%)。中国文化虽然也提倡怀疑精神，但更多强调信任、合作和包容。同时在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得到其他科学家(特别是权威科学家)的认可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表7观点9，中国学者的赞成度要高于西方学者(56.7%对47.0%)，反对度要明显低于西方学者(21.7%对33.9%)。而西方文化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一项成果即使得不到大众或者权威的认可，其创造者也会对其持肯定态度;同时在情感外露、男性文化、对抗观念和擅长抽象和分析思维的影响下，西方学者更崇尚怀疑主义的精神，而且敢于当面直言;无论怎样质疑、怀疑都不会被认为是“过分”。所以在对待表7观点10时，西方学者的赞成度比我国学者要低，而其反对度明显要高。怀疑主义规范可以对科研成果的客观性、正确性进行检验，起到去伪存真的作用，但处理不当也容易导致过分怀疑。皮尔逊(KarlPearson)认为，“当一个事件或观察的真或假对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时，过分怀疑比过分轻信更有社会价值。在像当代这样的本质上是科学探索的时代，怀疑和批判的盛行不应被视为绝望和颓废的征兆。它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6］。”虽然过分轻信更糟，但过分怀疑也不宜提倡。这不仅影响科研的效率，还会使科学陷入虚无主义。这就是说对科研成果和科技人员有时也应该采取信任的态度，在怀疑和信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信任主义规范不仅与我国文化相一致，还可以减少科研成本(因为避免了一些无谓的怀疑)，提高科研效率;而且，对科学理论的“硬核”部分是不能怀疑的，否则科学研究将缺乏必要的起点。所以在科研过程中适当采用信任主义规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由此可见，默顿规范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相反，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情境下科技人员应遵循不同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规范与本土文化更好地融合，与具体国情更好地适应，从而提高科研效率，推动科技发展。
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精神确实孕育和促成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它所包含的科技文明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它是引领西方国家走向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莫不从中受到影响和冲击，并且获益。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绝不是全部。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风骨转型是在20世纪末，也蔓延到21世纪初。以上论述和观点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名词。简单说，龙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融合中，是边缘而不废，它在不断地复兴。正如前面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龙文化体现着群体性、多元性和人文关怀。龙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有着一些共通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都体现了人、人的意志和人的生存状态。
在问候方式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在见面时，会询问对方一些关于近况的问题，如工作如何、结婚与否、工资怎样等。中国人把这种问候方式当成是关心的一种表现。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因而问一些现状问题是对对方的关心，并没有侵犯隐私之说。但是，西方人却与我们不同。他们有着强烈的隐私观念，在见面问候打招呼时，人们通常会问一些有关于天气的问题，而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年龄等问题通常不会提起。在具体交流中，西方人对于自己的家庭、工作等私人问题不会过多涉入，他们很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化差异还有很多。比如，在时间观念上，西方人的时间观念要比中国人强很多。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因而在约会与会谈时，西方人都会严格地遵守时间，进行精心的计划，不会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浪费对方的时间。但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在邀请别人吃饭、约会时，人们通常会早到，以示尊重。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还表现在餐桌文化、礼仪文化等方面。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赘言。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对策
1.改变思考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维方式不同，说话、意识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应对方的思想与行事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重视整体与集团意识，因而在说话办事时，会把集体利益放到首要位置。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们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一定不要将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强加给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交流就不会顺利进行。比如，在中西方跨文化谈判中，中国人喜欢在开始就将整体的思想总结出来，在这之后再慢慢地进行细节的讨论，中国人习惯于在整体之下一点一点地进行细节的论述。而西方人的思维却与之不同，他们在谈判开始时就会对细节进行讨论，在谈判的最后他们才会将结论表现出来，并认为只有一步一步地将细节规划好，结论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后，我们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就应学会改变思考方式，去适应对方的思考方式，这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的解决十分有效。
2.对西方文化与礼仪的学习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受到了各种各样冲突的威胁。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二者间的礼仪、观念与为人处事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学习西方文化与礼仪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多注意中西方风土人情、文化礼仪的不同，而学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电影、电视、书籍等。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开放的世界，西方文化也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对西方文化与思维的掌握就不是难事。比如，在一些欧美的电视与电影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说话方式、问候方式与思维逻辑模式等；又如，在一些书籍里，我们也能看到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只要稍加注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就是十分容易的。此外，时常关注一些国际的时局动态，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有好处。西方国家的重大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战争关注等，都会让我们不同程度地了解西方，对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三、结语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对古希腊奥运会的继承和发展，在欧洲三大思想文化运动产生之后，人们对古希腊奥运会的向往之情日益明显，终于，在各方人士的不断努力下，现代奥运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步于1894年国际奥委会的成立，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以“更快、更高、更强”为口号的它越来越为人们所期待。
1.1体育文化的发展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交流的障碍也越来越小，体育文化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也受到了世界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随着信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宽度也在不断的拉长。早期的体育更像是人的一种生活的本能，是人们为了与大自然、与野兽争夺生命权而产生的本能行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独一无二的智慧使得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体育运动也逐步发展成为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活动，体育运动的方式也逐渐增多，直至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成为人们强身健体、娱乐身心的重要方式，一代代的流传下来，从而成就了我们今天璀璨的体育文化。
1.2世界性的奥林匹克
现代奥运会是全球影响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它是人类在体育发展史上的得意作品，它充分发挥了体育运动的各项功能，为人们呈现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全方面的体育文化。奥运会就是体育文化的一个饕餮盛宴，它在促进人们身体健康的同时，更加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去追求、去实现、去超越自己的梦想，把体育的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奥林匹克文化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文化，更是包含了哲学、政治等文化的综合体，对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平定团结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它是世界人们共同的文化瑰宝。
2.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下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文化集合体，它是伟大的、玄妙的、独树一帜的，但同时也是封闭的、排外的，与外界文化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不与海洋接壤的、深处大陆内地的省份，湖南打破这种封闭状态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很是经历了一番一波三折的过程。自从发生以来，西方文化开始逐渐侵占中国文化市场，但是，却并没有得到湖湘地区人们的回应，湖湘人们对所谓的西方文明根本不为所动，普遍采取抵制、蔑视的态度。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体育文化开始大举入侵湖湘地区，湖湘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湖湘体育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但也促进了湖湘体育与西方体育的第一次融合。到了1894年，甲午战败，湘军一败涂地，湖湘人们真正意识到抱残守缺带来的只能是落后和挨打，只有虚怀若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此之后，在湖南地区先进人物的带动下，湖湘文化开始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历程，湖湘体育文化更是通过不断地对比、学习西方体育文化的先进思想，不断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从而迅速实现了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接壤。可以说，打开了湖湘体育文化的大门，促进了湖湘体育文化的大改革、大进步。但是，这样的融合却并没有持续太久。1898年，保守派开始发难，夜郎自大的痼疾在他们的心中占据了上风，他们依然忘记了自身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而转向了内斗，他们开始大力阻扰湖湘体育文化向西方体育文化学习。但是，希望的种子却并没有泯灭，它隐藏在湖湘人们的心中。所以，1901年，当国家政策略有宽松之时，就出现了一批奔赴西方学习的湖南留学生。特别是爆发，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被后，湖湘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愈演愈烈，并在等伟大人物的支持和带领下，最终实现了湖湘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大融合，为湖湘体育文化傲立世界舞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社会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西方奥林匹克文化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向湖湘地区源源不断的传送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精神，这种以体育形式传播的文化精神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湖湘地区正是因为融合了西方体育文化的精髓，才保持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骄人成绩。
3.1提升了湖湘地区人们的凝聚力
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一项世界级的体育运动，更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实力。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展以来，特别是申奥成功以来，湖湘地区的人们进一步意识到了体育文化是关乎整个湖湘地区集体荣誉的一项活动，激发了湖湘地区人们的集体荣誉感和使命感，使得湖湘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一起。
3.2激发了湖湘地区人们的竞争意识
西方奥林匹克运动相对来说是很公平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权利参加，因而，要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脱颖而出是很有难度的，这为湖湘地区的体育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推动着湖湘体育文化不断地向前发展，这种意识的培养对湖湘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3.3提高了湖湘地区人们的个人素养
奥林匹克运动会非常注重个人价值、个人素养，这种对个人的尊重，激发了一个又一个人不断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鞭策了无数的人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不断的超越自我。这对于过分重视集体意识、轻视个人素养的湖湘体育文化起到了很好地纠正、推动作用，有利于湖湘文化的长远发展。
3.4拓宽了湖湘地区人们与外界的交流面
西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和湖湘体育文化的不断进步，使得湖湘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使得湖湘文化接触到了西方更广阔的文化领域，使得湖湘体育文化有了更多进步的空间，这对湖湘体育文化解除桎梏、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地机会，促进了湖湘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全面化发展。
4.结语
文化自觉的含义在整个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话题，经过对众多文化自觉的含义进行综合的分析发现，先生对与文化自觉的表述最为具有代表性，经常被大家所引用。甚至有的学着这样表述，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其实就是中国著名学者在其晚年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即先生主张每个民族都要通过文化自觉对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从而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立足之地，并且最终达到各美其美、天下大同的境界。老先生自己也对文化自觉的含义有理解，那就是文化自觉主要是只在一定的文化中的人要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在我国的学术界对文化自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主要是在文化多元化、文化碰撞以及文化全球化等诸多条件下，民族文化发生的回应。对于文化自觉来讲，其主要有以下两点性质：（1）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关怀；（2）具有较为强烈的实践想。从文化自觉的产生来讲，其并不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文化自觉是跟随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随着文化的发展逐步的发展，所以文化自觉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只不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显现出一定的迫切性。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因为西方的文化在全球文化领域中处于一种强势的位置，并显露出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这种西方强势的文化状态表现出了对本土文化的挤压以及影响，这就导致了在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以后作为本土文化需要捋顺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在这过程中需要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种强势文化的来袭。
2、作者对文化碰撞有这样的理解，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据发生碰撞的两种文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为冲击与反冲击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员总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但是很多的文化差异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出现，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有文化碰撞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来说，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显性的形式，另一种为隐形的形式。可以认为，举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随文化碰撞，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且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历时性属性亦缘于此。就规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学东渐”可视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负复杂使命、怀有各种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由于当时的“天朝大国”闭关锁国，对各种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一概拒斥，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难成气候，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谈不上挤压、冲击。在这场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权。
3、“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民族文化是在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提高的，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在跨文化交际下中西方文化差异冲突是多方面的，笔者简述比较常见的几个方面。
(一)价值观方面。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表现的是比较明显的。西方人比较理性，更强调逻辑思维能力，他们把理性分析作为认知事物的主要方式，注重逻辑性。而东方人往往更加感性，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体现为直觉性，认知事物往往依据事实感受。西方人尊崇的是个性发展，这从西方学校的教学方式中就可发现，他们提倡的是人生价值与自我个性成正比。而东方人更强调群体性，从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就可看出，对人的培养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尤其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和道德中的奉献品德。
(二)对隐私的态度。想必在外语学习中我们都学习过西方询问女士年龄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而在东方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这就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中对隐私态度的差异。东方人隐私观念不强，极其愿意和亲朋好友倾诉自己的幸福与苦闷。而西方人则极其重视个人隐私，注重营造个人空间，不愿意和别人提及，更不希望有人干预。
(三)待客文化。东方人总是大摆筵席，有时甚至会以喝酒的多少来衡量关系的亲密程度，在饭桌上，东方人往往相互敬酒，互相夹菜。而西方人强调个人权益，他们绝不会劝友人做其为难的事，更不会相互夹菜或劝酒，而是随客人意愿而为。
二、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上文中所提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几方面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宗教礼仪、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冲突成为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那么如何能有效顺利的开展跨文化交际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入手。
(一)提高非语言交际能力。在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我们必须认识到非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例如，西方人的交流善于使用眼神传递感情，因此他们往往用目光交流的时间较长，而东方人却由于羞涩和礼仪问题不会长时间的直视交际对象，正是因为一些中西方非语言方面的信息存在差异，所以可以在了解西方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了解他们的交际方式中非语言的因素，提高跨文化交际成功率。
(二)提升语言综合能力。要想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光有扎实的外语理论基础或流利的口语能力都是片面的，要将这两者相结合。既要了解某门语言的语法知识、语言发展历史、语序习惯等加强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又要提升语言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作为口语交际的主要方式。
（一）制度文化差异
制度文化指人类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生产制度、教育制度、劳动管理分配制度、家庭制度、亲属关系、礼仪习俗、行为方式等社会规约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理论。其中大家对家庭制度中男尊女卑的观念耳熟能详。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军事战争，使男子成为社会的主力，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周易》有云：“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推崇妻受命于夫和三从四德（“三从”,是指妇女应“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纲常关系。西方的家庭观念淡薄，个体本位主义浓郁，虽也存在过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由于受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比较重视人的价值，有一定的平等和自由权利。体现在翻译上，表现为受不同文化影响的人，采取的翻译策略各不相同，以“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为例：杨译：Quiteamodelofwifelysubmissionandvirtue,aren’tyou?Onlyyoucarrythisobediencetoofar.霍译：Imustcongratulateyouonyourwifelyvirtue-thoughImustsaythatinthiscaseyouarecarryingwifelinessalittlefar.毋庸置疑，杨、霍二人翻译的各有千秋，霍把“三从四德”一词译为virtue，省译了“从”的内涵，把“贤惠”一词译为wifeliness，无形中提升了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但翻译的也是文从字顺，用奈达的同构理论来看也是形神皆备，但从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角度看，杨的翻译更能反映源语文化的特征，表达原文的真实意义，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异域风情，从差异中获得新知，还能保护源语民族的文化特色，丰富译入语的文化，特别是在当今英语文化主导全球的文化潮流的背景下，意义愈加非凡。
（二）心理文化差异
心理文化指人类的思维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信仰、心态等[2]。其中思维方式的差异在翻译中举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诞生于爱琴海域的海湾、岛屿之上，农业耕种条件差，商业贸易相对发达，但变幻莫测的大海不断的干扰着当地的商业贸易，迫使他们开始认识宇宙自然，而宇宙自然的规律又往往是抽象存在的，这就孕育了最早的历史理性主义文化，高度重视逻辑推理，相信只有遵循正确的逻辑步骤才能求得真理。而我国占据了整个亚洲东部最大的可耕种土地面积，小农经济发达，工商业、科学技术相对滞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从自然现象中悟出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观念，再加上佛教思想（认为静默、沉思、等待，真理会自然而然地显现）的影响，共同催生了中国人用系统、全局把握事物的整体性思维。
二、文化影响下的翻译策略宏观翻译策略：
（一）洞察文中的文化内涵。
有些文章中的文化符号比较明显，我们可以一眼辨之，有些则比较隐晦，需读者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不然写者有意，听着无心，其中的内涵只能埋没。例如：Life,aseverybiographyandobitIhaveeverreadconfirms,iswhathappenswhenyouaremakingotherplans.文化积累不多的人看普普通通，但如果是列侬的歌迷或有相当的背景知识，他一定能辨出，这和BeautifulBoy中的Lifeisjustwhathappenstoyouwhileyou’rebusymakingotherplans.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归化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入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异化法则是“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归化和异化旗鼓相当，不分轩轾，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好的译文是归化和异化的完美结合。
三、微观翻译策略：民族特色词的翻译
（一）直译法
用拼音直接写出单词或用英语直接翻译。例如：剧名《刘巧儿》可直接译为LiuQiaoer、风水译为（Feng-shui）、麻将译为（Mah-jong）、功夫译为（Gongfu）。
（二）异译或增词进行解释
例如：若有必要，在译松、竹、梅岁寒三杰时，可把它们的寓意进行增词解释。得陇望蜀若译为covetSichuanaftercapturingGansu意思可能不能有效传译，这时就可异译为Themoreonereceives,themoreonede-sires。
四、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