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6 13: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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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瑞士银行和证券由瑞士联邦银行业委员会（以下简称FBC）统一监管，瑞士私营保险业由瑞士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督局（以下简称FOPI）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其中FBC又实行两级监管体系，既监管活动在FBC与授权的外部审计公司之间的监管职责的分工。
在瑞士，除了最主要的FBC和FOPI（这两个机构目前监管着大约330家银行和200多家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责还由很多监管机构承担。
（一）监管机构框架
1．联邦银行委员会（FBC）。（1）组织结构：FBC由7至11名成员组成，由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FBC在行政上隶属于瑞士联邦财政部（以下简称FDF），但独立于联邦委员会的指示。FBC基于其独立性对金融部门的各个部分的监管拥有绝对权威。（2）监管活动：瑞士的银证监管是采取两级监管体系，银证监管是基于作为国家监督机关的FBC和一些得到授权的审计公司之间的任务分工。在这两层监管体系下，FBC委托授权的审计公司进行现场审查，而自己保留负责全面监督和执法措施的权利。FBC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进行直接现场确认审查。由于大银行集团在瑞士金融体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FBC需要自己亲自对瑞士两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瑞士信贷银行（CS）实施直接监管。同时，为确保监管体系的活力，FBC对授权的审计公司开展质量控制和检查，有时FBC会直接监察审计公司对银行或证券交易商的审计程序。（3）运行费用：为了维持运作，FBC每年向受其监管的机构征收监管费。监管费的多少是比照FBC上一年度的支出来征收的。因此，监督机构的活动经费是独立于邦联的财务预算的，同时也不用纳税人承担。
2．联邦私营保险业监管局（FOPI）。FOPI受联邦委员会委托对瑞士私营保险业：寿险、意外险、损害保险和再保险进行监管。它的主要权限有给保险公司颁发经营许可；对人寿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进行审批；审查保险公司递交的年报；为保险业起草有关法律文件；代表瑞士保险业签订国际协定等。此外，作为对联邦社会保险局（FSIO）监管的补充，FOPI开始监管可以接受的健康保险。从2006年初开始，保险中介机构也纳入FOPI的监管范围。
FOPI实施监管的费用由被监管的保险公司承担，该办公室每年发票的税收额就可以完全涵盖监管当局购置的保险设施所带来的成本。
3．反洗钱控制局（AML-CA）。AML-CA行政上附属于FFA组织，AML-CA有四个部门：自律监管组织（self-regulatingorganizationsSROs）部门，直属金融中介（financialintermediariesdirectlysubordinatedDSFIs）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审查部门。审查部门协助其他三个部门完成工作设在联邦财政部财政事务管理局，负责直接或通过行业自我监督组织监管所有其它非银行系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和个人。另外根据FATF的要求成立了洗钱报告处（MROS），隶属于联邦司法部，负责报告洗钱嫌疑问题，也是瑞士的情报中心。
4．瑞士国家银行（SNB）。SNB在他的职责范围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SNB必须按照宪法和章程的规定以国家利益为首位，其首要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二）监管规则体系
瑞士监管当局的监管权利有法律保证，同时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规定。监管当局实施监管，对金融问题进行裁决必须有法律依据，严格依法执行监管行为，从法律上保障了监管权威性。
在瑞士，金融部门是多层次的，反映在金融监管规则上也是如此。瑞士联邦行政局有权参与联邦立法，除了宪法、联邦法以及联邦条例以外，监管规则架构里还包括监管当局的通告和通知。规则架构的完整性还包括指示：指示自律规则在监管范围不同程度的执行。这些指示部分是基于法律的授权委托（如股票交易的自律规则就是基于联邦股票和证券交易法），另一部分是通过达到监管机构授权的准标准化条件作为最低标准（如SFBC的某些通告）。自律规则比较贴近市场，在瑞士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层面上，有许多与金融监管规则相关的双边以及多边协议，如与欧盟、WTO/GATS的双边协议。
二、监管体制特点
（一）监管主体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
1．金融监管当局拥有高度独立性是国家金融体制健全的表现之一，瑞士金融监管拥有的高度独立性主要表现在行政独立和财政独立上。（1）行政独立。在瑞士担负银行监管职能并不是国家的中央银行，而是银行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的七名成员由瑞士联邦委员会选举产生，七名成员除主席外，其余均为兼职成员。由于银行委员会的特殊性质，银行委员会成员不能在银行和金融机构中任职，其现任成员多为瑞士著名金融专家和经济学者，每月定期举行会晤，研究谈论金融监管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每年向联邦委员会提交本年度工作报告。银行委员会的成员虽然由联邦政府任命，但联邦政府却对银行委员会没有指示权，无权插手银行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和内部事务，亦无权过问银行委员会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这种高度的自主性无疑成为银行委员会有效、充分地行使监管职能的前提。（2）财政独立。瑞士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费用不是来自联邦财政部的统一配置，而是向被监管机构收取费用来弥补监管成本，维持机构运行。并且监管当局独立编制本机构的财政预算以及财政支出，这样监管当局通过财政独立而拥有充分的监管行使职能。
2．瑞士银行委员会拥有绝对金融监管权威。FBC每年向银行公告，对银行、投资基金、证券交易的有关法律条具体阐述和解释；银行委员会有权在联邦法律框架的基础上，起草、制定涉及金融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定，经联邦委员会批准即生效执行；在监管工作中，如果遇到难以参照现有法律条款解决的问题，或根据新的国际条约必须对瑞士现行的部分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即由银行委员会牵头，会同国家银行、瑞士银行家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专家工作组，制定出相应的补充管理规定或法律条款修订草案，送交联邦委员会审批。FBC有权根据法律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是银行保密法也不能例外，但是审计公司例外，因为其信息来源需要多方面的审批，通知规定，通讯及其他机关的报告，客户或第三方、以及媒体报导等。除审计机构必须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外，各银行对银行委员会有诸多的报批义务和申报义务；各银行在一个营业年度结束的60天内必须汇总所有核心数据，直接提交银行委员会，以便银行委员会及时掌握银行业最新动态，尽早察觉薄弱环节。在银行违反银行法规以及出现其它弊端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采取措施，以维护金融秩序并消除弊端。措施的严厉程度视违规情节轻重而逐步升级，例如：指出银行的违规行为并予以警示性告诫；责令银行重新制作年度财务报告；指示银行进行机构变动，乃至明令将某人开除出银行董事会或业务领导层等。在债权人的债券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有权将审计公司人员派到该银行作为观察员，对该银行业务进行深入监督，这种监督对银行的业务有时会构成直接干预。银行出现违法行为时，银行委员会将报告给联邦财政部，由财政部对银行进行跟踪调查。在银行已不能再履行其基本义务，或对法律构成严重侵害的情况下，银行委员会将撤销其营业许可，任命清查人员对该银行进行强制性的停业清查。银行委员会必须本着公平、适度、诚信的原则采取上述措施。银行若对银行委员会的决定持有异议，可以向联邦法庭上诉，但联邦法庭一般都赋予银行委员会极大的权衡及操作空间，而且通常留置对专业问题的评判。
（二）重监管人员的高素质培养
瑞士监管当局一直注重人才的培养，每年投入大笔资金用于行业培训，造就了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员。不但如此，它们还从国外招纳大量人材，以弥补本国市场上人力资源短缺的弱点。瑞士监管机构的就业人员一向以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而著称，成为了瑞士监管机构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大法宝。同时高素质的监管人员也提升了监管当局的权威性以及监管能力。
（三）监管法律体系完整，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保障
瑞士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表现在法律领域上，同时也表现在法律结构上。
1．瑞士目前的法律体系涉及瑞士现行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银行，证券，投资，私营保险等，瑞士于1934年公布了《银行法》，按规定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监督管理瑞士银行是否依法从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和银行经营范围的逐渐扩展，瑞士又相继颁布了《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以及《银行和储蓄银行规则》、《外国银行管理规则》、《投资基金规则》、《交易所和证券交易规则》和《洗钱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瑞士监管当局作为国家监管机构所拥有的权限和各被监管机构必须履行的接受监管的各项义务，在各个金融领域使得金融监管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瑞士金融监管当局行使监管职能有不同层次的法律保障，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宪法、联邦立法的保障，如瑞士七大法律如《银行法》、《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法》、《投资基金法》、《保险监管法》、《洗钱法》，这样就从高层次上保证了监管的权威性。同时还有各种细则性法规，如《银行自有资本条例》、《银行流动资本条例》等又为监管当局的监管提供精确的法律尺度，保证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瑞士的分业监管以及两级监管体系形成了一套对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立体监管制度，同时打击黑钱和各种恐怖融资活动。此外，加上监管主体的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法律的保障使得瑞士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保持了瑞士作为国际著名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瑞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数字，瑞士的金融业掌管着全球三分之一的私人境外资产，几家著名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世界同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虽然瑞士的监管体系对瑞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际监管政策背景的改变以及国内金融的动态发展，瑞士现行的监管体制逐渐暴露出了不足，主要表现在首先有些监管规则的适用非常良好，但是缺乏法律基础，如审计公司的审计程序，以及洗钱报告处的信息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样就减弱了监管主体的权威性；其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新兴实体和集团实体的出现，比如银保集团等，在目前的分业监管体制下对该类新兴实体和集团就存在着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问题；再者，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比，现行的监管手段单一，效率不高，不适应防范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风险防范的需要；监管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而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以及对被监管机构的不公平对待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同时瑞士为了稳定其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的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同时瑞士金融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各种新兴集团实体出现，创新的节奏加快，跨境资金流动加速，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压力增强，以及应国际协定和监督标准要求等。为了稳定瑞士的金融中心，加强其国际地位，需要紧跟当前的发展，重新审查和调整现行金融市场政策。
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对金融市场极其重要，它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增加国内外公众信心。假如没有合适的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瑞士的金融中介机构就无法在国际规范的环境中运作，那么瑞士的金融中心就无法生存。因此针对动态环境，不断优化监管架构是不容置疑的。这个结果使得监管当局不仅具有额外义务，而且必须改善和简化现有的监管框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金融监管与金融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2.陈威华.瑞士税收环境宽松、监管体系严格.中国税务，2003(11)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一、金融监管体制概述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结构的总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基本要素：首先是体制参与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核心是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置、职责职权的依法定位；其次是如何监管，即为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体制的各种参与者按照一定方式有规律地相互作用，以完成特定的目的。可见，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涉及到对金融监管机关组织构成、职权的分析、金融监管机关对金融机构作用机制的分析等。
根据监管主体的多少，金融监管体制可分为一元化监管体制与多元化监管体制。前者是独家监管型，即只有一家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实行高度集中的单一型监管体制。后者是多家监管型，即执行金融监管的机关为两家或两家以上共同分工负责进行金融监管。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根据监管权限在中央与地方的划分的不同，又可分为一线多元监管体制和双线多元监管体制。实行一线多元体制的国家或地区，金融健全权力集中于中央，在中央一级又分别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关负责监管。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以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为主题开展工作。实行双线多元体制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制国家，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代表。其基本框架如下：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
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中，美国的监管体制被公认为是最健全、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FinancialService8Actofl999)，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金融服务产业的新纪元，美国金融监管也最终形成了现行的双线多元监管模式。这种新的监管体系顺应了金融服务业混合经营、金融集团的发展趋势，在制度上实现了金融监管的创新。由于美国处于世界头号金融强国的地位，因此。对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考察研究，将在构思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策略等方面提供诸多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复杂，联邦和各州都有权对银行发照注册并进行监督，即实行双轨银行制度。在联邦一级，有财政部通货监理局、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大银行监管机关。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银行监管机构。现分述如下：
(一)通货监理局
通货监理局是美国资格最老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是根据(国民银行法)于1863年建立的。只有向该局注册的银行才能称为国民银行。通货监理局在技术上受财政部指挥。不过实际上它的活动与财政部没有正式联系_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通货监理局的主要职责是审查国民银行的注册和分支行的设置，审核银行的合并，收集国民银行业务的统计数据，并进行与国民银行体系有关的各项经济调研工作；制订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并组织贯彻执行；检查国民银行的资本营运、贷款结构和数量、存款安全程度和贷款利率水平等经营情况，对经营管理混乱或违反金融法规要求的，有权命令其停业，进行清理整顿，有权撤换国民银行的正副行长和高级负责人员。通货监理局每年需向国会报告工作情况。
(二)联邦储备系统
联邦储备系统是根据1913年(联邦储备法)成立的，该系统有以下3个机构：
1、联邦储备委员会
联邦储各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金融政策，此外还要规定金融规章、制度，监督管理下属的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业务。监督货币的投入与回笼：执行有关管制银行控股公司活动的法令，并作为联邦政府的人。
2、联邦储备银行
每家联邦储备银行都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由参加的会员银行认购。所有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都必须是会员，而在各州注册的银行则可以自由参加或退出。
3、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联邦储各系统中指导公开市场业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每四至五周在白宫开会一次，决定公开市场的方针政策，通过买卖政府证券、联邦机构证中国改革券和银行承兑票据以及买卖外汇等办法来调节市场上的银根。此外，还设有供咨询的顾问委员会。
(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于1933年。其宗旨是为了保险存款。防止个别银行的信用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而设立的。按规定，只要是联邦储备系统中的银行都要求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未参加联邦储备系统的州注册银行是否参加保险可以悉听尊便。该保险公司的职责除了接受存款保险外。还包括审核检查批准投保银行的经营范围。设立分支行等：考虑投保银行送交的统计、报告；帮助面临破产的银行调整经营方向，组织清理和安排银行破产时资产清理。债务偿还等。为了保证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保险存款得到偿付，解除向银行挤提的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享有在紧急情况下向财政部借入资金的权利。
(四)州银行当局
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州注册银行。这些机构同时管理州内其他金融机构，如储蓄存款协会、信贷和金融公司等。一般来讲，它们的具体职责范围基本与通货监理局一样，各州之间略有区别，共同责任如下：批准新银行的成立，开设或关闭分支行机构，以及控股公司在州内的业务范围：审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帐册：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保障消费者与贷款者的利益。一般州的监督机构对银行的监督采取放松态度，许多银行都愿意向州银行注册，纽约市区银行尽管业务遍及全世界，但它们大部分是州注册银行。基本框架如下：
从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各金融监管机关互有分工，各负其责，各有自己管辖的范围和重点，但各机关职责互相交叉重叠之处是明显的。例如，国民银行须接受通货监理局的监督，但所有的国民银行必须假如联邦储备系统并且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因此，国民银行属于三个不同的联邦监管机关的管理职权范围之内。那些参加存款保险的州会员银行必须同时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银行监督机关的检查和监督，分别向三个金融监管机关上交经营报告和统计资料。
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管的格局。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制，而中国金融监管也形成了现行的多元化监管体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分业监管。按照金融监管的分工，银监会主要负责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大银行业为口径，银监会成立了监管一部、二部、三部、合作金融监管部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自上而下相应设立了省局，市分局、县(市)办事处体制。而证监会和保监会则分别负责证券、期货、基金和保险业的监管；内部设立了相应的监管部室，自上而下则建立了相应会、局(省、市、计划单列)的体制。银监会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着重加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负责金融体系的支付安全，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其基本框架如下：
四、中美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中国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异同，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一)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
因为各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各异，信用发展程度不同，各个国家的监管模式相当多样化。而且，各国金融经营模式和其监管模式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可能实行统一监管，采用混业经营的国家也可能继续分业监管。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是有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而中国和美国采用的都是分业监管模式，虽然两国的经营模式不尽相同，但监管体制仍然坚持分业监管的模式，也就是将金融机构按金融市场划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领域，在每个领域分别设立一个专业的监管机构负责全面监管。美国自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银行业走向了全能化，但是其监管体制仍然维系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伞状监管，它不仅存在不同金融业务的监管主体还存在着不同级政府设立的监管主体。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由货币监理局、美联储和存款保险公司三大联邦级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共同负责。证券经营机构主要受联邦政府法的管辖。而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基于证券交易法设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和证券业协会等履行监管职能。美国的保险机构则由所在各州保险监管局负责。中国的分业监管情况在前面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但是，分业监管模式也存在很大的弊端，如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差，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地带：监管机构庞大，监管成本较高，尤其针对全能银行进行的分业监管，容易产生重复监管问题。
(二)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
按照监管主体的标准划分，金融监管模式可以分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功能监管按不同金融业务的种类进行监管，如银行业务、保险业务、证券业务分别由一个监管主体的不同职能部门或由不同的监管主体按照不同的业务领域进行监管。对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均由同一个监管者监管。目前实践中的功能型监管模式表现为三种模式，即统一监管型、牵头监管型和伞形监管。1999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允许金融控股公司通过设立子公司的形式经营多种金融业务，如存贷款、保险承销和经纪以及投资银行等。但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并不开展业务，其主要职能是向联储申请执照、对集团公司及子公司进行行政管理。对应金融控股公司这种伞状结构，美联储被赋予伞型结构监管者(UmbrellaSupervision)职能，并且与财政部一起认定哪些业务属于允许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的金融业务。在伞型监管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部分由财政部货币监管总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监管，证券部分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保险部分由州保险监管署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保险监管署被统称为功能监管者(FunctionalRegulators)，如图4所示。
机构监管则按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中国目前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监管模式。这种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表明，除中央银行负责宏观调控外，其他几个监管机构都是集中于相对行业的微观规制层面，选择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及时达到监管目标。有利于提高“机构监管”的效率。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从其实际运行以来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统一了监管框架，加强了监管专业化，提高了监管效率，而且还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的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但是，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迅猛，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五、结语
【论文摘要】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定核.英国金融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金融参考，2000，7.
世界上既没有万能的监管模式，也没有最优的监管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根据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状况和开放的程度来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选择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模式能相对降低监管成本，同时进行较有效的监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金融市场变得复杂，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形成一种既满足国内监管需求又不影响国际合作的独有监管模式。满足成本收益分析。政府监管是基于提高全体国民福利而进行的监管，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监管机构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指相对于其他模式来说，改变制度所带来成本的降低或者利益的增加。提高金融监管能力。金融监管模式仅仅是一个架构，最终完成监管的依然是监管机构中的人员。对监管机构进行简单的拆分或者合并式的改革，监管能力却没有显著提升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有效的监管模式不仅对监管能力的要求更高，而且能对监管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模式并非越复杂越好。复杂的监管模式看似能够面面俱到，更加有效地应对不同的金融风险，但是复杂的层级关系会大大降低监管机构之间信息沟通的效率、监管人员行为和监管程序的规范化程度。尽可能降低监管模式的复杂度正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监管信息的沟通机制。资源的共享可以直接降低成本，避免重复研究和数据采集，也为发现监管空白、多头监管和监管重复提供可能性。良好的信息沟通也能促进监管合作，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和监管标准不统一。以市场力量为导向建立监管体系。监管者要站在金融市场中金融创新的前沿，发现隐藏在日趋多变的金融产品和业务中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顺应市场发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制订。一国的监管体制改革涉及多方利益集团的碰撞、协调甚至妥协，即使每个监管机构都能运行起来，但是把它们汇总起来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这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综合各方因素平稳过渡，不可急于求成。以上原则并不能囊括金融监管体制中所有的规律和标准，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金融监管模式与本国金融市场发展状况的一致性，并要随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复杂程度的加深而进一步变化，灵活把握，趋利避害。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一行三会”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典型的分业监管，监管领域确定而单一。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着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金融稳定、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外汇管理和反洗钱活动。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形成较晚。从2003年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以来，我国制度性的缺失、改革相对滞后和经济金融体系的不断深化发展等，导致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现象严重。一方面，分业监管格局不能完全覆盖一些新型的金融机构，可能促使其将某一特别的服务项目或产品置于监管成本最低或监管最宽松的领域，从而产生“监管套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不是统一监管，各个部门的协调性无法提高，在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的情况下，造成大量的重复监管。金融监管措施落后、监管知识不足、水平不高，导致效率偏低。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综合化水平正在迅速提升，现行的金融机构准入审批制度早已不能满足现实的监管需求。同时对应复杂多元的金融混业背景下的法律规则尚未健全，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跟不上金融业的发展。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金融市场部分领域无法可依，信用制度、评估制度尚未建立，全面的、深层次的监管法律也未及时更新。另一方面，监管的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不配套，监管规定普遍缺乏科学的量化标准，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操作性不强。金融监管缺乏独立性。我国虽已建立了系统的监管机构，制定了较健全的规定，但是缺少严格遵守规则的执行力，往往某些行政手段就可以打破金融监管，那么监管规则就形同虚设，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大量混业经营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监管当局管控混业经营风险的能力受到巨大挑战，既不能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也不利于本国金融机构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难以与国际大银行开展竞争。针对消费者的保护规范有局限性。当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存在利益冲突时，监管者往往偏重于保护强大的金融机构方而忽视弱小的消费者，无法创造和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保险机制的缺乏使消费者在面临巨大风险时得不到基本的保护。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进建议
论文摘要摘要：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同时，虽然初步建立了会计监管体制，但并未实现对会计的有效监管。文章针对现行会计监管体制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希望对完善我国会计监管体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所裨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会计监管体制出现了很多缺陷，如监管不力，效率不高等诸多新问题。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应通过制度创新，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会计监管体制。要实现会计监管体制创新应通过对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标准和监管责任的创新来实现。
一、会计监管主体的创新
（一）我国会计监管主体的目前状况分析
从我国目前状况看，会计监管主体总体上坚持“政府监管-行业监管”的二元监管模式。就目前的监管模式而言，一方面表现出监管主体较多而造成监管的效率降低，甚至形成“监管真空”。各级政府的财政、审计、税收、工商行政管理等诸多执法监管部门从自己的职能出发，自成监管体系。这样不但未强化会计监管职能，形成相互配合的监管体系，反而使会计监管本身应有的权威性有所削弱，降低了监管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角色无处不在，行政干涉尤为严重。
（二）会计监管主体的创新，重在创建监管主体
1、创建三位一体化的会计监管模式。会计监管主体是会计监管活动的执行者，作为会计监管主体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摘要：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没有什么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具有法定的权威和强制力，可以对违法的被监管者实行强制制裁。从这两个条件可看出，政府作为会计监管主体，虽然具有和任何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存在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府对会计监管也无法发挥出理想的效果。同时我国的行业自律组织规则不健全，也不可能像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行业监管。因此要解决好官僚性和制度性的矛盾新问题，可寻找能弥补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缺陷的市场组织，这种组织可由财政部和行业联合授权成立，并不存在垂直关系的独立“第三方”来充当，创建“政府监管-独立监管-行业监管”的三位一体化的会计监管模式。
2、创建基于三位一体模式下的独立“第三方”。这种独立“第三方”和政府、行业自律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摘要：组织行为的效力主要依靠公众信用和国家最高财政机关赋予的权力来支撑和维持；这种组织不是像市场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由于该组织的资金主要依靠自己筹集或国家财政拨款等，在资金的来源上，切断了独立监管机构和资金提供者的直接联系，可以避免资金的提供者干预独立监管机构的正常运行。因此由权威独立性、目标公允性和经济独立性三者之间权衡成立的独立“第三方”，可以逐渐形成以独立监管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的监管模式。在形成“政府监管-独立监管-行业监管”的三位一体化监管模式后，以财政部为代表的政府组织应适当放权，制定好职业技术规则，同时政府利用强制性和权威性优势对独立“第三方”和行业监管组织实行“再监管”；独立“第三方”可利用其权威性直接对注册会计师和企事业单位会计的执业进行监管和审查，促使他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以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主的行业监管组织，制定具体的职业规则以弥补官方规定的不足并对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认定，监管独立监管以外的活动。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三种监管力量并非相互独立，以独立监管为主也不是独霸监管，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监管的。比如摘要：政府可以对于独立监管“第三方”的监管结果进行再监管和再审查和接受独立“第三方”无法完成的非凡监管任务，从而提高行业的监管效率。
二、会计监管内容的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内容的分析
会计监管内容是指在会计监管活动中，监管主体对监管客体实施监管活动的范围。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管内容不仅包括监管单位会计的会计行为，还包括监管从事会计工作的相关人员。即从会计凭证、账薄等会计资料的生成到会计报表的形成这一过程，也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会计资料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等都纳入监管范围之内。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我们应充分地看到，过分强调对会计活动过程的监管会使得监管的成本过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会计监管内容的着力点分散，监管不到重点,形成“高成本-低效率”的模式。
（二）会计监管内容的创新，重在监管关键环节
对企事业单位会计的监管范围应该把着力点放在以财务会计报表为载体的会计信息上，重点监管非凡经济业务的处理和各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对轻易造假的关键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对国有企业及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单位直接监管。比如摘要：在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限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对资产所有者的监管，明确界定各部门的检查权限，确定各部门的检点，落实好对会计事务所的再监督和再管理，以高效率和低成本为原则，实现监管工作的高效率。同时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最终产品，审计意见是审计报告的核心，其正确和否决定着审计报告的质量。所以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以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为目的，着重监管审计报告。同时在保持和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能力方面，会计监管主体也应着重监管资格认定、考试准入、后续教育等关系到注册会计师执业能力的关键环节。
三、会计监管标准的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标准的分析
会计监管体制的标准就是实现会计监管的“尺子”以及实现监管的手段，目前我国的会计监管标准主要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制度》、《注册会计师法》等。从总体上看，通过这些会计监管标准的监管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新问题摘要：有的会计法律法规对会计监管的规定较为笼统，对经济业务活动只有定性的要求，缺乏定量要求，缺乏可操性。我国至今未出台一部有关会计方面的民事责任赔偿法，迄今为止，监管部门很少把会计信息的制造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纳入刑事责任的范畴之内，民事赔偿更是微乎其微。
（二）会计监管标准的创新，重在健全监管法规
我国现有的会计监管法律突出表现为偏重对违法违规者行政、刑事责任的追究，忽视对遭受损害的投资者的民事赔偿，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造假的成本很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违规者的侥幸心理。因此立法机关要创建一个有效监管的法治环境，以形成一套多层次、多方位的会计监管标准体系。会计监管标准创新有摘要：
1、立法方面尽快明确地把会计信息的制造者，管理者，监督者都纳入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提高《会计法》的可操作性，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对违规机构和人员依法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支持受害投资者向相关责任人提出民事诉讼并要求赔偿。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性差异较大，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具有适应自己特色的《会计法》实施细则和相应的会计行政规范。
2、随着市场经济向法制化方向发展，法院无疑将成为有关会计案件的裁判机构，所以积极推进司法介入，建立财税专业法庭。并且可以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成立专家鉴定委员会，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同法医鉴定等司法鉴定报告一样，成为法庭的有力证据，同专业法庭一起裁决有关会计案件，这也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
四、会计监管责任创新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管责任的分析
会计监管责任主要包括对监管主体和监管客体的责任约束。从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上看，对于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缺乏有效的责任约束，而是更多的强调对监管客体的责任约束，甚至有些经济法规对监管客体的约束也相对模糊，如摘要：《会计法》第四条规定摘要：“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单位负责人，是指法定代表人或指直接负责单位日常经营活动的单位负责人。在实际操作中，一旦会计信息失真，首先追究的往往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这种定位对会计人员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是会计职责不对称的表现。并且国家给予政府行业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制定权，却没有明确政府制定低效或者无效法规时应该承担的责任，显然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
（二）会计监管责任创新，做到权责对称
从理论上、法律上重新界定有关会计责任，从法律上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的第一负责人是对本单位工作全面负责的高层管理者，这样从法律上防止了“角色易位”。会计责任必须坚持权责一致和权责对等原则，做到会计资料谁认定谁负责，实行会计责任逐级转移的办法。即会计报表一旦被上级部门或有关负责人认可或审批，认可的部门或个人就必须要对该报表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负责，下级部门和个人可不承担负责。同时建立必要的会计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划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具体界限，以保证监管权责对称。在现实中，高层管理人员权限过大，和会计人员责任不对称，甚至有关负责人对自己的责任熟悉不够深刻，认为会计信息质量只是会计人员的新问题，而又出于种种目的，指使会计造假。所以建立必要的会计监管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划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具体界限，以保证监管权责对称。
参考文献摘要：
1、陈汉文.注册会计师职业行为准则探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马骏.体制不协调和监管瓶颈摘要:我国会计监管体制的演变及路径选择[J.会计探究,2005(10)．
3、张建儒,王玉梅.完善我国有效的会计监管机制新问题探究[J.改革探究,2004(6)．
本文作者：白冬梅工作单位：三江学院
我国成品住房的发展沿革
在我国商品房交付存在毛坯房与成品房两种类型并存的状态。过去之所以会出现毛坯房，主要是福利分房时代的产物。当时，房屋的建造成本均由国家承担，限于财力，国家不可能给所有房屋都装修。当时，一级、二级房屋的交房标准都是水泥地面、水泥墙裙。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虽然当时分到手的房子产权并不属于自己，但人们通常会在拿到房子之后，打掉原先的水泥墙裙、水泥地面等，重新装修。后来，有人提出干脆以毛坯房交房，以免造成浪费。在福利分房的制度取消之后，这种以“毛坯房”交易的习惯却沿袭下来，这造就了今天毛坯房占领大部分商品房市场的现状。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逐渐改革，市场逐渐认识到了发展“成品房”的重要性。1994年，原建设部印发了《住宅工程初装饰竣工验收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住户对住房再装饰的要求，克服由于家庭装饰管理薄弱造成的房屋结构破坏、影响使用功能、妨碍邻近居民生活，以及大量浪费等”；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强对住宅装修的管理，积极推广一次性装修或菜单式装修模式，避免二次装修造成的破坏结构、浪费和扰民等现象”；2002年，为了贯彻《关于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提高住宅质量的若干意见》，建设部又编制了《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其根本目的在于“逐步取消毛坯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规范装修市场，促使住宅装修生产从无序走向有序。坚持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贯彻节能、节水、节材和环保方针，鼓励开发住宅装修新材料新部品，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高效率，缩短工期，保证质量，降低造价”；200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装饰装修管理的通知》，提出“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新建商品住宅一次装修到位或菜单式装修模式。要根据本地实际，科学规划，分步实施，逐步达到取消毛坯房，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全装修成品房的目标”。目前，北京成品住房占新建总量的30％、上海约占50％、广州占70％多，深圳力争在2010年底前，实现成品住房销售率100%。成品住房在新建住宅总量中的比例逐渐加大，市场份额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快速增长。成品房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普通的市、县、乡级等中小城镇里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处于市场空白状态。以上现状这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决定的：其一，住宅市场上毛坯房已经成为交易主体，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取消原来的毛坯房以成品住房取代需要一段时间；其二，推广成品住宅需要相应的政策激励以及税收优惠，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优惠政策，消费者购买成品房的成本会大于购买毛坯房；其三，由于缺乏成品住房的质量标准以及相应的监督保障措施，住房的质量尤其是装修质量难以保证，消费者投诉的情况较多。从市场监督的角度来看，虽然成品住房的发起者是政府部门，但是政府部门在住宅的监督管理上并没有能走在市场的前列甚至缺位，这也是目前市场上成品住房的投诉尤其是关于装修的投诉特别多的原因。
成品住房装修的监管管理体系的缺陷
成品住房虽然提出的已经较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市场监督管理机制缺失，形成了成品住房“裹足不前”的状况，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必须建立完整的市场监管体系。在我国，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是：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基础，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实施政府主导、多主体分层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市场监管模式。其中，政府在市场监管中起主导的作用。良好的监督管理体系需要建立完整的监督管理体制以及配套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前面的内容正是在这样理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成品住房及其装饰装修监督管理的组织机构以及相应管理制度，综合前文的内容，可以分析得出目前成品住房的监督管理体系存在以下的问题：（1）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成品住房及其装饰装修的内容应当属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其在各地的组织机构管理，其内部不同的机构负责管理成品住房及其装修不同环节的内容。例如，房地产开发监管负责房地产企业的资质、市场监督、交易合同等，建筑市场监管负责建筑企业的资质、市场监督、安全质量管理等等。但是对于装饰装修环节而言，有的地方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以江苏省的组织结构为例，装饰装修市场的质量监督由江苏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总站负责管理，但是同时又存在江苏省装饰中心负责装饰装修企业资质、质量安全的管理。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其他地方。（2）在制度建设方面。从前文的内容可以得知，现有的法律法规等虽然没有明确界定是针对半成品住房或者成品住房，但是无论从住房交易、招标投标、质量管理等方面而言，都是以毛坯房为基础的。现有关于成品住房的交易、招标投标、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截止到目前为止，只有政府部门的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地方出台的一些关于装修质量标准，并没有专门针对成品住房交易、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规定。目前，除重庆市于2008年出台了《成品住宅装修工程技术规程》、2010年江苏省颁布了《成品住房装修技术标准》外，还没有针对成品住房的一整套监督管理体系。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开放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杨有振.金融开放、创新与监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