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21: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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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电子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计算机产业迅速发展，在国际贸易产业中开始出现信息产品贸易、虚拟物品国际贸易等模式的产业，将国际贸易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特别是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的诞生，导致国际贸易运作方式彻底发生巨大改变，而作为后学末进的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向传统国际贸易法发出了挑战，在行业拓展规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剧烈冲击。因此，探究两者贸易运作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具有合理、有效、科学的措施，对虚拟国际贸易的合法性加以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一、 传统国际贸易、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发展现状及意义
(一)传统国际贸易法的形成及意义
传统国际贸易法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传统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更是得到了迅猛扩展。然而，国内外学者们对传统国际贸易的确切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歧异颇多。传统国际贸易法中对于国际贸易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很比较明确的说明，这里所说的贸易关系是因传统国际贸易法的主体即国家、国际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之间进行管理、协调或从事货物、技术和服务的交换活动中产生的。
一般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或个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国家在其管理对外贸易活动过程中同企业、公司或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贸易一词，从本质上讲就是买卖，其内容从狭义讲，指货物买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支付。从广义讲，贸易则包括货物买卖、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
(二)当前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发展现状及分析
随着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贸易全球化为重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虚拟物品贸易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以网络游戏等盈利模式存在，随着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按时间进行游戏收费的盈利模式逐渐被网络游戏中的虚拟道具交易的盈利方式所取代，在网络游戏中，玩家可以通过游戏特有的设计中，进行财物获取。
从本质上突显出虚拟贸易的优势，通常来说，传统国际贸易是调整各国间商品、技术、服务的交换关系以及这种交换关系有关的各种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总结。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在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领域，中国网络游戏市场已经成长为一个交易额超过百亿的巨大市场。依据专业数据显示的结构得出，虚拟网络贸易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并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而虚拟物品国际贸易是由传统国际贸易演变过来的，在交易模式上出现巨大的差别化，传统国际贸易是指营业地或者居所地分出在不同国家的人进行商品、技术或者服务之间的交易。
根据虚拟物品交易贸易的发展规律发现，其进行虚拟物品国际贸易的常规方式主要有三种：B2B模式、B2C模式、C2C模式，其三种主要交易模式是根据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国家对自身不同的虚拟物品需要进行的交易，B2B模式是指处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或者商家之间，对虚拟物品进行一种国际贸易模式的交易，而B2C模式是指就网络游戏工作室或居住地在不同国家的公司、商家与个人之间的虚拟贸易交易模式，至于C2C模式是指住所地在不同国家的个人与个人就网络游戏虚拟物品进行交易的一种交换模式。
二、 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对传统国际贸易法的挑战
(一) 虚拟物品交易的法律属性挑战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以实物交换为主体，交换的大部分都是日常所需、触手可及的物品或商品，而虚拟物品贸易却与之不同，无论是在商品、技术或服务上与传统贸易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交换的物品一般都是由虚拟网络游戏中的道具进行产业与产业、产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交易，其所在的交易平台有很大的局限性，道具物品的真实性、可靠性低，无法使交易的双方建立正常的交易关系，无法在交易的过程中产生信任，能见度低。比如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它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因为它与法律确认的现有财产形态相比较，同样具有稀缺性、可控性和价值性等特征，同样存在取得方式的合法性问题。由此可见，法律应该对虚拟物品的贸易予以保护。但在现行立法上却没有相应的规定。
现行法律中没有对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进行具体明确的规定，使得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比如在有效解决涉及网络游戏虚拟物品权益纠纷方面显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针对网络游戏虚拟物品的立法很有必要。应该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的民事权利部分增加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民事权利类型，以满足网络游戏环境下的玩家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应该直接将玩家与网络运营商的权利义务法定化，排除网络运营商单方面制定规则的特权。
当然在立法的同时应注意与现行的法律规范的衔接。这正是虚拟网络国际贸易所存在的重大弊端，从本质上与传统国际贸易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从交易模式与交易便捷层次来说，其优势是传统国际贸易无法企及的，在国外法律上虚拟网络游戏交易没有明确的法律属性规定，然而在中国国内，立法上并无对虚拟物品法律属性的明确性规定。然而在相关部门及部分学者的激烈探究中，部分人认为虚拟物品是一种物权，也有说是债权的代表，也有判断为是另一种知识产权，在国内司法过程中，司法部门将虚拟物品作为一种个人私有财产进行保护，但属于何种维权法律内容，却无从定论。在国内，只认可国服游戏上虚拟物品的交易，而西方国家的游戏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在国内，虚拟物品国际贸易在立法中的界定很模糊，没有相对明确的保护条例，因此，界定虚拟物品进行贸易交易的性质、解决虚拟物品法律属性成为虚拟贸易发展最关键的课题之一。
(二) 虚拟物品在交易风险方面的挑战
在虚拟物品贸易交易的过程中，交易者需要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与风险。目前来看，网游玩家广泛运用的交易方式有线下交易、游戏中交易和第三方信用平台交易。简单介绍一下不同虚拟交易方式存在的风险。线下交易如果要突破针对熟人交易的范围局限性，就必须承担虚拟交易中最大的风险，不管是选择同一地区的当面交易，还是通过汇款进行异地交易，玩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对于游戏中交易，玩家出售虚拟物品选择的交易对象，一般只会是一些在该游戏中确立很高信誉的商人，虚拟物品交易是建立在对对方的信任度上，不仅在交易对象和数量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样，这种方式也有很大的风险性。
但是如果换一种途径，在游戏中直接设置交易NPC，通过完全的中介角色来帮助玩家完成交易，那么，这种方式无疑是最安全的。在这方面，网游虚拟物品交易平台网游GB(Game-bay)就具备完全的优势，其研发的内嵌游戏交易NPC就是完全的中介角色。而就目前虚拟物品交易平台的安全性来说，很多交易平台都在交易流程和信用机制方面进行改进，力图创造一个安全便捷的交易环境。相对来说，网游GB的交易流程虽然和其他交易平台的交易方式有些区别，但是功能性更强，更能保障玩家虚拟交易的安全性。
(三)虚拟物品交易在支付方式方面的挑战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游戏风靡全球，虚拟物品贸易交易更是迅速发展，然而，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其良好的市场前景是众所周知的。随着国际贸易日益增长，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具有更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在传统国际贸易法下，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交易对其构成很大的挑战，从侧面而言，正是这些所谓的方式方法及模式的挑战，才会刺激传统国际贸易的迅速改善、改革。在虚拟物品国际贸易中，其主要的、常用的支付方式分为三种，即买方直接付款、银行托收和银行信用资料。
然而由于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交易中，因为不设计国际物流问题，因此无法提供开设银行信用政所需要的单证、如提单等。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一般经常使用的就是直接付款，卖家先交付货物。而后买家进行卖家要求的汇款方式进行汇款;也有买家先行付款，卖家根据账户信息交付货物，但是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对双方来说，都存在着支付风险。
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对传统国际贸易法提出了各个方面的挑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虚拟物品交易的可行性、交易过程、物品的合法性来源和支付方式，都无法适用传统国际贸易法的规定，拿虚拟物品来说，在传统贸易法下，其物品的真实性就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从当前虚拟物品的国际贸易形势看，有自力更生形成独特的、独立的法律规定，传统国际贸易法的不适用和虚拟物品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都是催促并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法律法规的调味品，是国际贸易中重点关注虚拟物品国际贸易的催化剂。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1]辞海（经济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3]法学辞典（增订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公约；国际贸易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渐接轨“，国际贸易惯例”一词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多。但是，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国际贸易惯例的涵义、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等问题上认识都较模糊，分歧颇大。由于国际贸易惯例对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
一、国际贸易惯例要义阐释。
《辞海》“对外贸易”一词是这样定义的：“一国或一个地区与他国或另一地区之间的商品买卖活动，即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对外贸易由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组成，亦称进出口贸易”，而国际贸易则是“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1]（P411）如果认为商品分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则这一定义并无不妥。但在国际贸易学界，占主流意见的观点是，商品专指有形的物质产品，无形的产品即是服务。因此，国际贸易的对象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还包括无形的服务。长期以来，商品买卖一直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而所谓国际贸易惯例大多指有关商品买卖或与商品买卖有关的各类服务的惯例，这也是本文的讨论对象。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是从买卖双方贸易洽商到最终履约（或未能履约）整个过程的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金融服务、交通运输等所谓服务贸易范畴，因此源于有形商品的跨国交换，并为卖方交付商品和买方支付货款提供便利或保障的有关服务也属本文的研究范围。惯例是一个经常使用却又语义含糊的词，也是一个在我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用语（国外也有类似争议）。学术界对惯例应用的普遍性和实践性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但在涉及惯例的本质问题方面，则歧见颇大。
（一）惯例是否需要成文化。
有学者认为，惯例需经过民间国际组织或贸易协会的编纂后才会有明确的内容，才能称之为惯例。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固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主要形式，但不成文的却又为人所知并广泛采用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也是国际贸易的惯例。[2]（P13）笔者赞同后一种看法。从国际贸易惯例的发展历史来看，国际贸易惯例常常起源于一些主要贸易口岸的大公司的实际做法。由于这些公司具有广泛影响力，以及这些做法本身也具有减少贸易障碍等方面的作用，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共同做法。但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手法或对同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这就难免造成地区间或行业间的贸易障碍。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组织担当了统一解释和编纂工作，这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商会编写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发展过程便是如此。但是也有一些做法由于早已广为所知并被普遍遵守或因其它原因而没有载入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如纺织界人所共知的一旦坯料被剪开即不能退货的惯例。
甚至还有一些做法曾经被写入一些组织编写的国际贸易惯例，后因歧见消失、做法统一而又被撤出成文惯例。比如，国际商会在1980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CIF术语卖方责任的表述中认为，卖方应提交清洁提单，但承运人在提单上对货物的内容、重量、尺码、品质等无所知的批注并不表明该提单是不清洁提单。但在1990年实行的新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里则没有这句话，这并不表明国际商会改变了看法，相反它正是显示了贸易界及相关各界已认同了这一点，从而无需再用文字描述了。也就是说，这并没有改变上述规定仍是国际贸易惯例的事实。[3]（P527-528）（二）惯例的法律约束力。
惯例的法律约束力指的是不管合同当事人是否明示或默示甚至没有表示是否接受有关国际惯例的约束，惯例自动约束有关当事人，即惯例具有强制约束性。《法学辞典》持的是这一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际贸易惯例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国家意志的结果，因而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法，不能对当事人进行约束。[4]（P7-8）第三种观点认为，惯例分两类：一类是不需要当事人选择都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范，一类是经过当事人选择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意性规范。[5]（P27-28）其实，国际贸易惯例不是某国立法机关制定的正式文件，也不是国家间的国际公约，因而它不是法律；另一方面，由于惯例的广泛适用性和长期实践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合约当事人对自身及他人遵守惯例的心理期望，惯例对当事人各方又有一定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一般是在当事人明示接受惯例的情况下产生的，国际商会出版的《国际贸易条件解释通则》（1990）在导言部分表达了这一观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第1条也阐述了这个意思，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但是在一项国际贸易的契约中，不可能穷尽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规定，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默示”做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第2款规定：“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认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经常遵守。”签定该公约的国家同意，何为惯例由法庭来决定。该款规定反映了国际贸易惯例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约束性（自动生效）的一面，但是这也没有改变惯例作为任意规范的特点，当事人可以通过明示的方法排除对某一惯例或某一惯例部分条款的适用。
以上分歧的主要表现是学者们对一些英文单词的解释不同，特别是对custom、usuage的理解差异。有人认为custom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而usuage则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也有人认为custom没有约束力，应译为习惯，usuage有约束力，应译为惯例。还有人有其它的看法。其实，翻查一下国际商会的出版文件我们会发现，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考究，在不同的文件中可能采用不同的词，甚至在同一份文件中也可能使用不同的用语。比如，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使用的是custom和practice,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使用的是usuage,而在《托收统一规则》使用的则是rule一词。可见，国际商会对惯例的用词并不看重，他们重视的是某一术语或某一做法在商业实践中的状况，只要这种术语或这种做法广为人知（widelyknown）和被业者经常遵守（regularlyobserved）,它们即是惯例，而不管在国际商会或其它组织的出版物中用何词来描述它们，或有没有见诸文字。至于惯例对当事人有无约束力，则要看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惯例定义为：在国际商品贸易和与国际商品贸易有关的服务实践中形成的，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遵守的任意规范。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
如上所述，国际贸易惯例有成文和不成文之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惯例有两个渊源：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与不成文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指的是经过某一组织编撰和公示的规范化文件。编撰国际贸易惯例的主体可以是一些有影响的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也可以是民间的国际组织，如波罗的海黑海航运公会；还可以是能对市场起到主导作用的商事组织，如通用汽车公司，它们的产出物因而也相应地表现为具有一定法规性质的文件。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一般依据过去已有而且现在仍然流行的商业做法而作出，其主要行为特征是必须有一个宣示的过程，因为比制订规范文件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广为人知。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之一，原因主要是多数国际贸易惯例从本质上讲就是国际商业习惯做法的一个演进形式，而且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过去活跃在跨国或者说超国家或地区利益之上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通过编撰和公示之后变成了国际贸易惯例。今天的习惯性的商业做法还在重复着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惯例的渊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步入认识的误区，或者认为惯例仅表现为成文化的规范，或者认为只能从过去的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中寻找惯例。这两种僵化的认识不能反映现实，因而也不能指导发展中的国际贸易活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国之内或地方性的商业习惯做法也有可能演变成国际贸易惯例，这主要取决于该习惯是如何整合（incorperated）到国际贸易流程中去的。
例如，美国西海岸港口的码头工会为保护自身利益向集装箱货主收取近乎落地费性质的杂费，这种杂费被各国班轮公会列入班轮运价或班轮条款，因而这种做法就成了有关业者之间的国际贸易惯例。承认惯例的习惯做法渊源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惯例的性质，因为从国际贸易惯例中体现的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大都可以从习惯做法当中找到源头。从商业道德的视角看，所有国际贸易惯例都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川流不息的国际贸易活动的一套伦理体系，借助它可以形成关于对对方行为的预期；通过它的应用———即对己对人的约束，各方在此体系下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区分、履行和保障。这套伦理体系的强化就形成了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而未成文的惯例则归于国际商业习惯做法一类。
国际贸易惯例和国际商业习惯做法虽同为国际贸易惯例的渊源，以对现有的国际贸易惯例的贡献而论，由习惯而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后者在当今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开始显露出重要性。
三、国际贸易惯例与其它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国际贸易惯例与国际贸易公约。
由两国政府或多国政府签定的有关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称为国际贸易公约。从公约法律约束力的角度，可以将国际贸易公约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公约；一类是任意性的公约。前者包括调整国家间经贸关系的一般性公约及约束某一具体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公约，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上运输合同的《汉堡规则》。强制性的公约要求缔约方或接受公约的国家在本国的法律与公约冲突时，修改本国的法律，使之符合公约的规定；而且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时以国际公约为准据法。既然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法律约束力大于国内法的效力，强制性国际贸易公约的效力当然优于没有取得正式法律地位的国际贸易惯例。但是，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的关系则不同。
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主要指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几个公约，即1964年的两个海牙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及二者合并而成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些公约遵循合同自愿的一般原则，允许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采用或排斥这些公约的规定，即可减损公约条款的效力。在同为任意性规范的层面上，国际贸易惯例与任意性的国际贸易公约十分类似，但是两者的法律地位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对此《，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均有明确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虽未在这方面作具体规定，但它是由前两个公约发展而来的，据此也可认为该公约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惯例与上述3项公约的规定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惯例的规定。
（二）国际贸易惯例与国内法。
一般而言，国际贸易惯例是在与本国利益无冲突的领域发展起来的，其所规范的领域大多与本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重叠。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贸易惯例可以对国内法的不足起到补充的作用。但是，各国对国际贸易惯例拾遗补缺作用的态度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干脆把国际贸易惯例纳入本国的法律体系，使之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如伊拉克和西班牙就把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解释通则》引入国内法。采取这种作法的国家不多，多数国家一般按照直接适用或间接适用的途径运用国际贸易惯例。直接适用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法院或仲裁庭依据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进行裁决。法国、丹麦等国家采取这种方法。这些国家一般承认国际贸易惯例独立于国内法律体系之外，国际贸易惯例可直接应用于国际经贸往来，无需国内法的指引。与采用直接适用的国家相比，采用间接适用的国家更多，我国也是采用间接适用的途径。间接适用指的是国际贸易惯例不能脱离国内法而独立运用，必须经过国内法的指引，而且国际贸易惯例的应用有赖于国内法对国际贸易惯例明示或默示的接受。明示接受指的是在国内法中明文规定，对特定的民事关系可采用国际贸易惯例处理。默示接受则是指在某国的国际贸易活动和法律实践中普遍采用国际贸易惯例，从而可以推断该国认可国际贸易惯例的。
我国采用的是明示的方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海商法》等都明确指出，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有人据此认为，我国法律的效力高于国际贸易惯例的效力。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国内法关于国际贸易的规定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国际贸易惯例不可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规范，但可与任意性的规范不一致。因为国际贸易惯例广为人知并被经常采用，只要当事人未明示拒绝惯例的适用性，国际贸易惯例就自动成为合同的一部分，尽管这部分并未以文字形式在合同中表示。然而，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则没有自动成为合同一部分的效能。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惯例虽然是国内法的补充，但其效力仍优于国内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四、国际贸易惯例对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这里所讲的合同，指书面达成的合同。对于口头达成的国际贸易合同，我国不予承认。对此，我国在1986年核准《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时已表明了这一点。
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引用国际惯例的方法有3种：其一，引用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或其它民间组织的条款或术语，如买卖双方以CIF价成交。普遍认为，采用了某一成文惯例的条款或术语，对该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应以该惯例为准。多数情形下，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但也存在对某一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不只有一个国际贸易惯例的情况，并且各惯例的解释不一致。如没有对具体采用哪一惯例作出规定，这时候的解决方法一般是以与合同最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所采用的国际惯例作为依据，而判断这一点往往是不太容易的。比如，对贸易术语FOB的解释就有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美国进出口商会等机构制定的《1941年美国对外贸易定义修订本》两个惯例，这两个惯例对卖方交货地点等方面的解释差异很大。为防止事后买卖双方当事人就采用哪一惯例产生争议，合同当事人最好在采用条款或术语的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哪个国际惯例。其二，采用国际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标准合同，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关于成套设备和机器的出口合同、伦敦谷物交易协会制定的关于谷物买卖的合同。标准合同对合同全部或大部分条款都作了规定，一般只留出当事人名称、货价等项目供当事人填写，当事人可通过协商对印定的条款作出修改或补充。这类合同试图囊括有关合同关系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从合同的签定到合同的履行、解除和违反合同的救济的整个过程。由于在大宗货物的买卖中广泛采用标准合同，标准合同事实上已成为当事人普遍遵守的权威文件，是国际贸易惯例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三，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接受某一惯例的约束，这种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别：（1）合同中采用了惯例规定的条款或术语，并且合同对这些条款或术语的解释与惯例的规定相同，或合同直接引用惯例条款或术语并未另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惯例与合同的规定并无二致。（2）合同中某些条款与惯例的规定不一样，此时应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以合同的规定为准。（3）合同中对某事项未作规定，但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会遇到这些问题。此时，当事人应按照惯例的规定履行合同或对合同救济。
在上述情形以外，即当事人未在合同中明示遵守国际贸易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则采用下列两个标准：表示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主观标准；以国际惯例为标志的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似乎体现了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愿的原则，但如当事人未在合同中以文字表示他们的意愿，以后在当事人发生争议时，其真实意思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举证或判断的。可以想见，在实践中应用主观标准进行操作的难度很大。因此，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中往往采用所谓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即是国际贸易惯例。采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客观标准甚至也不以合同当事人知晓为条件。这就是说，即使合同当事人没有表示接受惯例的约束，同时也未明示拒绝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国际贸易惯例亦可自动地解释和补充合同并对合同当事人构成约束。
参考文献：
[1]辞海（经济分册）[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李双元。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实务新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3]法学辞典（增订版）[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论文摘要：中国入世时承诺如果国际贸易中一方初始上诉权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那么在所有情况下，应有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所有行政复议都不是终局性的，都要赋予当事人提请司法审查的机会，让法院享有终局裁决权。按目前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明显与入世时承诺不符。而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能，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当前由普通法院行政庭实施司法审查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发展了的形势需要，外贸救济的司法审查主体应该由专门的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实施。
1建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的必要性
1.1履行我国入世承诺的需要
我国在加人WTO的法律文件中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井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审查程序应包括给予须经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上诉的机会，且不因上诉受到处罚。如初始上诉权需要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该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关于上诉的决定应通知上诉人，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应以书面形式提供。上诉人还应被告知可进一步上诉的任何权利。”
1.2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
中国现在在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中位列第三，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举足轻重。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中国和别国的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加。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从传统的反倾销发展到反补贴、安全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以及卫生、防疫等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于进口贸易摩擦，我国国际贸易救济立法与实践成绩斐然。现在基本上建立了以《外贸法》为核心，以《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这对维护我国公平的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是国际贸易行政救济措施，但司法救济措施却只有2003年实施的最高院的三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我国法院开展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司法审查的需要。
1.3我国现行的法院体制不能充分满足变化了的涉外行政诉讼需要
人世以后，我国行政诉讼工作将日趋复杂而严峻，主要表现有:
(1)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根据我国的人世承诺，凡是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终局等原来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最后都要纳人到司法审查的范畴。
(2)涉外行政诉讼的增多。人世后，进出口贸易额大增，大量的外国企业、公民涌人国内市场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数量和范围的扩大，这使得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五花八门，诉讼当事人更为复杂，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加复杂。
(3)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复杂化。我国承诺国内法律要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所以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将被清理、修改、废除，如果是由于法制工作的相对滞后，将造成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法律适用上的模糊和混乱，由此也必然造成我国行政诉讼的错综复杂。
2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之管辖权
中国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是出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的需要，因此，将来建立的中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受案范围应以中国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贸易争议为限，但并非一切的贸易争议均由中国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贸易争议交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所管辖，而把因合同争议所引起的纠纷排除在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之外。这是因为第一，我国2007年的进口贸易总额达到21738亿美元，同时我国也成为全球与别国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将外贸合同案件也交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那么国际贸易法院就会因案件过多而无法承受;第二，我国已实行统一的合同法制度，若将内贸合同案件与外贸合同案件交由不同的法院去审理判决，可能会影响合同法的统一贯彻执行。因此，由外贸合同争议所产生的纠纷仍应归由普通法院所管辖，而应把在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归由国际贸易行政法院管辖。具体来说，人世以来，虽然中国努力把命令干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引导型政府，但是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痕迹依然很明显，这显然与中国的人世承诺不符。如果单靠政府自身意识之转变来兑现人世承诺，没有外在的监督力量，这个转变的过程将会是非常漫长而且缺乏效率的。因此，通过建立国际贸易行政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行使司法监督权将会极大的促进这一转变的过程。
一、国际贸易发展的显著特点
1.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世界贸易走过20世纪九十年代前几年的疲软后,1994年开始出现强劲增长。随着世界生产量增长率的提高,世界货物出口量增速也相应提高。1990～2000年世界货物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4%,高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增速。1995年世界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随着全球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世界贸易量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8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了9%,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达到8.8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增长了16%,达到2.10万亿美元。
2.服务贸易、高科技产品与绿色产品贸易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其年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国际货物贸易。1996年,国际服务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强。2008年国际服务贸易总额达到2.10万亿美元。
3.跨国公司的作用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数目剧增,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并且开始结成新的战略联盟。这对于加剧国际分工的深化、促进国际市场的统一、推动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向纵深展开。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科技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和开放政策盛行,使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世界金融市场连成一片,全球和各国对外贸易系数不断提高,世界性经济传递加速,相互依存加深。但由于各国经济上的差异,经济部门和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再加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范围扩大,竞争手段日益多样化、科技化。
5.新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转,为今后的全球贸易提供了最基本的规则,并负责实施多边贸易协议,定期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统一处理贸易争端,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它不仅强化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规则,管理协调的范围更加广泛,还建立了透明度更大的贸易争端调解机制,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意味着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新时代的开始。
6.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出于相互合作、发展经济、提高谈判和竞争力的需要,80年代以来,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强。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启动。1994年1月1日,美、加、墨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994年12月10日,美洲34个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美洲首脑会议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原则宣言》。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区域合作已被提到议事日程。
二、发展可持续贸易的对策
1.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在我国开展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坚持以可持续贸易为发展战略,离不开政府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宏观导向作用。一是积极参加国际环境与贸易领域的活动,加强相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贸易大国的优势,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坚决抵制绿色保护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合作中,熟悉其环保立法和贸易政策,深入研究WTO相关的环保条款和规定,从而尽量避免绿色条款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在我国无端遭受绿色壁垒时,可以使用适当的法律与经济措施来保护自己。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与贸易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环境管理。我国现行的贸易法中的环境法规,仍存在诸如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配套的监督机制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为了适应全球性的绿色浪潮的需要,就要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加强立法,使我国的贸易环境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加大经贸活动中对国际环境和资源公约及环保标准的宣传力度,发挥全社会的舆论和监督作用,做到执法必严。三是结合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基本国情,积极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贸易产品结构。必须及时改变传统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坚持可持续贸易发展战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社会、生态、经济效益为中心,通过开展贸易,大量引入国外先进要素,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立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四是积极推行环境标志制度,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实现环境成本的内在化。超级秘书网
2.在可持续贸易的战略选择中,企业的责任与义务。一是大力推广绿色营销观念。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企业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打破传统上对污染的末端治理方式的局限,加强源头控制和全过程控制。绿色营销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的新型营销观念,要求企业应该根据环境保护标准来选择生产所需的技术、原料、制造工艺、产品设计和包装工艺,以及用后废弃物处理等整个生产、销售、消费的过程。二是积极开发各种绿色产品。我国企业应该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同时还要注意学习国外先进的环保经验,将环保思想融入到整个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在绿色营销策略的指导下,开发出对环境无危害或危害极小,有利于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的各种绿色产品。三是认真借鉴学习国外相关行业的绿色经验。我国出口企业坚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起步较晚。如果能够认真研究国外同行的绿色案例,积极学习绿色管理,大力引进绿色技术,无疑会使我国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企业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更少的代价,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可持续贸易之路。四是加强激励机制,吸引绿色型人才加盟。一方面,绿色型人才熟悉国外的绿色法律法规;另一方面,绿色型人才懂得如何进行绿色管理,开展绿色生产。因此,绿色型人才的引入,可以使我国出口企业成功避开国外的绿色壁垒,真正将发展可持续贸易的思想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与开发；实践性教学模块。
为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进行整合与开发。课程整合指的是对课程设置、各课程教学的目标、教学设计、评价等诸要素做系统的考察与操作，即用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研究教学过程中各种教育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分化了的教学系统中的各要素及其成分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由于课程整合是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实践形式就是一种教学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依托和丰富的存在形式。
一、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与构建。
（一）“以岗为纲”，设置和构建专业课程。
“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新的职业观。在常规教学中，大多以大纲规定的目标为尺度衡量教学效果的好与差，所以“以纲为本”的教育思想一直限制着教育者的思维。“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的思想与其相反，它站在职业岗位的角度“以岗为纲”，通过对岗位的共性与个性的研究，制定出与岗位专业技能、专业理论、文化素质完全一致的教学纲目，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才能深受一线岗位的欢迎。
1.在教学上对岗位能力四要素的要求是不同的，对知识与素养的要求是了解，然后再理解，对一般能力的要求是掌握，而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是熟练掌握。
2.正确处理基本素质、一般能力与职业能力三者的关系。从短期看，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主要来自职业技能。但从长期发展看，知识与素质教育是基础，是基本功，基础不牢，专业难精。一般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毕业生成长的关键能力。因此，必须长短兼顾，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
3.国贸专业主干课程体系设置应以提升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综合职业能力是由基本素质能力、业务能力、协调能力、谈判能力、交际能力、口才能力、应变能力及处理法律纠纷能力等合成。合成过程是通过每一门课程内容教学得以完成，但课程本身具有缺乏弹性的特征，即课程有自身的学科知识体系且存在时滞性，须将课程的“刚性”尽可能柔性化，增强课程的灵活性。课程的取舍或更新，都要依据职业技能、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来确定。课程整合不是一个简单拼凑过程，而是要从基础和专业课程中寻求其内在结构、内容等方面的异同点，严格以职业能力或岗位能力为主线进行整合，遵循各课程间递进式关系，循序渐进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专业技能课程体系。
（二）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设置的思路。
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应以国际贸易行业的岗位对人才的知识与素质，一般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要求来确定，主要包括四大模块：即11国际商务英语，含商贸英语、商务英文函电、英语口语等；21国际市场营销，含市场调研与预测、营销策划、推销理论与技巧、商务谈判、经营管理等；31电子商务，含计算机操作技能、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电子单证交换技能等；41国际贸易业务技能，含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报检、报关实务、国际货运与保险、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这四大模块中各有众多的课程组合，而前面三个模块的课程都是为后一个模块打基础或为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业务素质服务的。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必须避免各模块各门课程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要保证国际贸易专业骨干课程的教学不受冲击和挤占，这就必须对各模块的课程进行整合，打破原学科的系统性，避免各课程内容的重复。可将相关联的课程整合为一门课，例如，“推销技巧”与“商务谈判”就可整合为一门课，电子商务的几门课可整合为一或两门课。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的“国际金融”课，可采取开讲座的方式，只侧重讲解与外贸紧密相关的内容。“国际商法”课程要打破原学科体系的框框，专讲其他专业课未涉及到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例如，WTO规则，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有关托收、信用证的国际惯例等，相关课程已涉及到了，没有必要重复开设，可采取专题讲座方式讲授一些与国际贸易业务紧密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这既节省大量课时，又达到扩展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知识的效果。又例如，“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同样需要与“国际贸易实务”进行整合，删除与“国际贸易实务”重复的内容，专讲各种业务单证知识和单证制作的技能，把教学重点放到指导学生缮制业务单证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直接上岗从事单证业务打下扎实的功底。另外，其他的课程也都可考虑进行必要的整合。至于如何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进行整合，是一项具体而系统的工作，需要分别做出详尽的方案，这里不再赘述。
二、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开发。
依据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和“以岗为纲”的教学要求，为适应市场对各种专业人才必须持证上岗的需要，国际贸易行业先后出台了外销员、报关员、报检员、跟单员及单证员等资格证考试制度，凭有关机构认可发放的资格证书才能持证应聘上岗的普遍做法，应指导学生积极应试，并通过相关的资格证的考试，这是应用型高校应尽的职责。专业资格证通过率的高低，这是评价一个应用型专业教学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为此，针对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毕业前普遍要求参加有关资格证的考试，学校应组织开发有关资格证考试的“报关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报检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及“单证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等的编写和组织辅导工作，并使这些教材能有效发挥指导学生应试，大幅度提高考试的通过率。这是国贸专业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学院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市场培养大批的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急需。
三、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采用“四模块”实践教学模式。
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是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的关键。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课程体系实施来实现，课程体系由模块构成。根据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应配置如下四个实践性教学模块：
1.课程认识实习模块，巩固基础知识。
课程实习安排在各门专业课程内和学年中的寒暑假，主要是指专业课程内（也包括专业基础课）的实践环节，目的是使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巩固所学过的知识，把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起来。例如：当讲述国际贸易政策，特别是进出口商品政策中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时，为了更好地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关税变化，说明当前国际经济中“关税壁垒”日益弱化的特征，而非关税壁垒，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收集有关中国企业“反倾销”、“绿色壁垒”等情况的相关数据，分析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非关税壁垒”的现状，并尝试提出一些对策。经过这样的训练，理论已经完全转化为生动的实践教学，学生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学会如何用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2.校内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模拟实习环境。
校内实习一般安排在三年制的第三到五学期，目的是使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研究问题和开拓创新的能力。可以分为：
（1）课程实训项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市场调研实训、国际市场营销实训、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报关实务实训、外贸单证实训、电子商务实训等。在《外贸单证实务》与《报关实务》课程中，会有很多进出口贸易的单据，教师在教学中尽量收集企业常用的单据类型提供给学生，使学生获得逼真的实训效果。同时，尽可能贴近业务和实际，收集实际的案例，这样不仅使学生有亲切感，而且非常实用，让学生学得踏实。
（2）考证实训项目。结合“双证书”制，要求学生获得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的报关员、单证员、报检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对国贸专业的学生进行为期2周的考证实训，一方面利于提高学生的考证通过率，另一方面普遍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3）专业综合实训。《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是集本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专业基本技能、职业素养于一体的综合实训课程。利用外贸综合业务实训计算机模拟软件系统，对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期2周的综合训练，其中涵盖了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报检、报关实务、单证实务、托运与投保、国际货款结算等多项专业技能。通过对整个业务流程的运作和全套单据的制作，让学生掌握从分析市场环境开始，到完成市场开拓，同外商建立起业务关系的整个流程。具体以进出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具体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为背景，针对进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草拟、进出口商品成本核算、出口报价与还价、交易条件的磋商、进出口合同的订立、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验通关、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单证的缮制、审单付汇，验货收货等主要业务为序进行训练。同时，在实训中要求学生通过因特网去寻找出口的商品和客户，自己设计产品目录、宣传网页和出口营销方案。通过这样集中的训练，学生对三年的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的认识，强化了前面学过的知识，又通过这种模拟训练，培养了学生在未来实际工作中的职业能力，使学生既具备上岗就可以较好地上手工作，又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3.校外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全真的实践。
实习基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协议式的，主要是同外贸企业或工商企业订立实习协议；另一种是非协议式的，主要是到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如海关、商检局、商务局、港务局、国税局等。一方面，建立几个稳定的协议式的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和外贸企业架起了一座共同发展的桥梁，既便于学生对即将从事的工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便于外贸企业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非协议式的实习基地，如组织或鼓励学生参观港口、码头、仓库、生产车间，让学生看到真正的货轮、火车车皮、大型拖车、集装箱、堆场、货物包装方式、海关监管场地等实物。鼓励学生直接找船运公司、保险公司、海关和检验检疫局咨询相关问题。
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也可归入这一模块。毕业实习的考核主要依据学生的实结，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意见及指导老师的不定期抽查结果加以确定。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三年制的第六学期进行，由专业老师负责论文的指导、答辩和成绩考核。
论文内容摘要摘要：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对争端方进行司法审查，其对象主要是以各成员的抽象办法为主，如行政行为、贸易管理行为或办法，涉及的是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新问题。本文以此为基础，探索了国际贸易纠纷司法审查对象在适用中存在的新问题，以期促进国际贸易纠纷的解决。
在WTO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审查各国政府行为的情况，包括审查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制定等。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明确WTO体制下的司法审查对象，可以防止WTO各机构，确保争端解决机制严格地在WTO法规定的范围内运作。
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包括国内和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本文中提到的司法审查是WTO体制下的国际司法审查，即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国际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根据WTO《有关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DSU）进行的处理成员间贸易争端的国际司法程序活动。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针对的是被审查行为的性质，如违宪审查、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等。通过审查该类行为，判定哪种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而所解决的是被诉主体及其行为的可诉性新问题。
在国际贸易纠纷中，争端的成员方一般将争议提交WTO寻求解决。WTO协议中对司法审查，并不明确所审查的行政行为或外贸管理行为的性质究竟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但也没有限定是具体行政行为。由于WTO成员的国内法院处理贸易行政案件时，更多的还是以国内法规为裁判依据，并不会直接适用WTO相关规则。即使是从国际规则方面考察政府政策或抽象规则，对国际规则的识别，除非是直接违反国内法律，否则也会作出有利于本国政府的解释。对于抽象的法律规定提起司法审查，就需要WTO体制规定国际层面的司法审查。
国际法层面上的司法审查结果，是WTO/DSB对其成员之间贸易争端的结果，表现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WTO下针对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审查成员的外贸管理权时审查其行为或办法是否违反WTO国际规则，进而判定该规定是否构成贸易自由障碍。这就要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首先审查被诉成员的相关立法规定和办法是否违反GATT/WTO规则，涉及更多的是成员相关办法的违反和非违反性。
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对象
（一）审查对象的范围
WTO规则约束的对象是政府,所调整的是政府间的宏观经贸政治关系,以政府间贸易政策和实践的协调为其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DSB是WTO在实践中为解决贸易争议而设立的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它明确规定了其司法审查对象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所受理的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它所接受的案件是以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为诉因的。将司法审查对象区分为审查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依据是DSU第3条第8款和第26条第1款。DSU第3条第8款规定摘要：“凡出现违反涵盖协定规定应承担的义务的情况下，该行为就被视为构成了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表面证据。这表明，正常情况下可推定为摘要：违反规则就对该涵盖协定的其他当事成员方产生了有害影响，在此情况下，要由被告方举证反驳诉讼”，即为违反之诉。第26条第1款则规定摘要：“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表述的不违反之诉”。
根据GATT1994第23条第1款的相关规定摘要：凡任何一个缔约方认为，它依本协定直接、间接预期的任何利益受到抵消或损伤，或者实现本协定的任何目的受到妨害，而这是由于摘要：（a）另一缔约方未履行其本协定的义务，或（b）另一缔约方采取的任何办法，不论其是否和本协定相冲突。
根据以上的规定，（a）项为违反之诉，是指方指控或认为被诉方国内法规或行政办法和其承担的WTO体系下某项协定义务不一致或者违反了协定义务。而（b）项为非违反之诉，是指方认为被诉方的国内法规的实施或者行政办法的结果导致其在WTO协定下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损失或减损，或者认为损害了协定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即使对方办法不和“本协定相冲突”或“存在任何其他优势”，即使不违反GATT/WTO法律规定，亦可作为的理由或“诉因”。可见，DSU基本上沿用了GATT第23条的规定，把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作为其司法审查对象的范围。
（二）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区别
通过分析DSU可知，适用违反之诉是基于保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而在GATT/WTO多边贸易法律制度设置“非违反之诉”，最原始的指导思想是“利益平衡”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通过采用GATT未明确禁止的贸易办法（即所谓“灰色区域”贸易办法）而损害或破坏贸易谈判和减让表现产生的相互利益。
因此，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基于损害、依据WTO有关协议产生的正当利益而提起的，而它们的区别则表现在摘要：
产生的原因不同摘要：违反之诉是违反协定义务而造成伤害，其根据是禁止违反条约义务和具体承诺；而非违反之诉是必须实施了办法而导致损害，但并不一定违反协定义务，其根据是禁止剥夺合法预期利益。
举证责任不同摘要：举证责任在哪一方，对能否胜诉具有重大影响，成为诉讼程序中的决定性因素。在国际贸易纠纷规则中，明确规定了违法之诉和非违法之诉的举证责任。对于违反之诉而言，DSU规定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而对于非违反之诉，方应提出详尽理由以证实有损失或损害存在。
救济手段不同摘要：根据DSU的规定，在违反之诉案件中，若裁定有违反WTO义务的行为，违反方有义务停止违反WTO有关规定的办法，并采纳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建议。在非违反之诉的裁定中，被诉方主要是补偿，即争端当事双方“做出相互满足的调整”。
（三）对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的规定
1.对违反之诉的规定。绝大多数国际贸易纠纷涉及的是违反之诉。WTO项下，如《补贴和补贴办法协定》、《和贸易有关的投资办法协定》、《装运前检验协定》、《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等，明确规定在违反适用协定下承担的义务都被视为构成利益丧失或减损的案件中，可直接适用于GATT1994第23条（a）来解决争端。
2.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非违反之诉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基础上摘要：政府希望从贸易协定中获得的利益，可能为另一政府毫不相关的并可容许的行为所抵消，而有关行为是在制定协定时不可能合理预见的。各国进行对外贸易时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非违反之诉的设立可以更大地拓宽争端解决的领域，便利于各成员解决争端。在WTO的立法过程中，“非违反之诉”被适用到其立法领域，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及WTO对GATT1994的各项补充协定中，如反倾销反补贴、海关估价等，但对《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则规定了其对GATT1994第23.1（b）和（c）的非违反丧失和减损的适用期限。在此重点介绍GATS规定及TRIPS协议的规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在“非违反之诉”方面大多仿效GATT的规定。具体而言，对“非违反之诉”的诉因规定在两个条款中摘要：在GATS第23条第3款里明文规定摘要：“凡任何成员方认为，按本协定第三部分规定，一成员方在具体承诺中计入给另一成员方的可合理预期的利益，在采取任何和本协定不相冲突的办法而受到抵消或损伤时，可求助于DSB。”而GATS第6条第4、5款则规定摘要：“为保证有关资格必备的条件和程序、技术标准和许可条件等办法不致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障碍”，“在一成员已作具体承诺时，该成员不得以不能合理预期的方式来适用许可证和资格必备条件、技术标准，使具体承诺受到抵消或损伤。”可知，GATS在争端解决方面直接引入GATT争端解决机制，包括非违反之诉在内。
《和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并未明确规定有非违反之诉，只是在TRIPS协议第64条第2款规定了对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的适用期。即摘要：自《WTO协定》生效之日起5年内，GATT1994第23条第1款(b)项和(c)项（非违反之诉和情势之诉）的规定不得适用于TRIPS协议下的争端解决。何时适用并没有规定，也就不可能利用非违反之诉解决国际知识产权争议。
国际贸易纠纷司法审查对象在适用中存在的新问题
非违反之诉是WTO的一项非凡诉讼机制，由于GATT/WTO未作更明确规定，其作为WTO协议的一部分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成为一项极富争议的机制。
（一）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趋于模糊
虽说WTO各协议大多规定有非违反之诉，但规定极其模糊。对于GATS和非违反之诉，由于GATT本身对非违反之诉的规定在措辞上比较模糊，这也就导致GATS在依靠GATT争端解决机制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非违反之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在服务贸易谈判中没有“关税制约”的概念，每一成员方在“逐步自由化”原则的指导下，递交一份包括市场准入承诺表和国民待遇的条件和限制在内的“非凡承诺时间表”。这样也就冲淡了各成员方可合理预期的利益，对于非违反之诉的使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而对于TRIPS而言，由于对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设置了期限，在使用效力新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模糊，实践中也就不可能适用非违反之诉解决国际知识产权贸易争议。
（二）对于“非违反之诉”机制的启动存在不同立场
争端解决实践中，争议成员根据自身的利益，对于非违反之诉机制选择了不同的立场摘要：“克制主义”和“激进主义”。“克制主义”认为非违反之诉应该有所限制，并要求最低限制地运用非违反之诉。这是为了避免非违反之诉机制的负面效应，从而维护WTO规则的导向性。而“激进主义”则认为针对一成员方所采取的办法是否违反WTO协议这一法律新问题时，该成员方无须花太多精力去判别应当提起何种诉讼，而是直接提起非违反之诉。基于“激进主义”，非违反之诉被认为是“独立性模式”，这样就很轻易导致非违反之诉机制的滥用。所以确立非违反之诉机制的目的在于填补WTO协议的漏洞并对关税减让的原始利益进行重新平衡。因此，将非违反之诉视为“克制主义”而予以启动，只将其作为对违反之诉的一种辅质的权利救济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控制那些GATT未明确禁止成员方使用的办法，防止由于这些办法的实施而事实上损害其他成员方从关税减让中获得的利益，从而进一步鼓励和促进各成员继续实行关税减让，达到货物贸易自由化。
涉及WTO协议的争议,最终都会归结到对某个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办法。而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要求建立一个可以适用于各成员方的独立的行政救济机构；建立一套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救济程序，从而为有关的当事人提供可能救济的机会；对当事人的或申请给予同情的考虑并提供充分磋商的机会，同时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并告诉其有上诉的权利。因此，明确WTO下国际贸易纠纷的司法审查对象是违反之诉和非违反之诉，充分利用WTO项下的相关协定，非凡是DSU来解决贸易往来中出现的争端，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进行和纠纷解决。
参考文献摘要：
1.孙南申.论世贸组织体系下的司法审查对象[J.社会科学，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