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22: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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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性是历来被称道的教学原则之一。
直观教学除了实物、教具之外，最实用的就是直观性的语言。
从理论上讲，语言从来都不是直观的，但好的、形象的语言可以使学生通过想象、联想进而直接地去感知事物，这就是语言的直观性。这种直观性表现为生动形象，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课堂教学中，如果教师善于运用直观语言，自然会引导学生进入教材特定的情境之中。
比如，我在指导学生阅读《语文读本》中《雨中登泰山》一文时，当读到对泰山松出神入化地描述之前，我启发学生说：“作为人，我们有你争我夺的球场竞技，有追逐嬉戏的课间游戏，有等待好友的焦灼不安，还有自我感觉甚佳的自得情态。现在，作者把这些描述统统给了泰山松，那么，这些泰山松显示了怎样的形象呢？”这样的启发唤起了同学们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他们还极有兴趣地去印证自己想象中的形象。
读到那些“吸翠霞而夭矫”的松树“在半空中展开枝叶，像是和狂风乌云争天夺日，又像是和清风游戏”时，同学们的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好像那“望穿秋水”、“斜着身子张望”的泰山松等待的正是这些莘莘学子。于是，学生很快地进入特定的教学情境中。
这种形象的、富有直观性的语言来自教师平日的语言修养，来自教师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将学生所熟知的事物，经过加工了的语言与课文知识联系起来，从而使学生易于理解、接受，加深对课文知识的感性认识。
二、趣味语言———巧妙生辉
语言有趣味，才能使学生陶醉、忘我，形成积极的学习兴趣。浓厚的兴趣又会促成积极的情感，而积极的情感将会使学生全神贯注，主动克服学习中的困难，提高学习效率。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人把趣味比作教学语言的”味精”。这种“味精“的作用是将课堂“活”起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例如，在一次公开课上，我指导学生习作夹叙夹议。其时已是上午第四节课，学生已很疲劳。我走进教室一言未发，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然后，在上端大书课题“夹叙夹议”。
这才转身说：“寺人孟子虽是个阉人，本质上还是个男的；司马懿虽有不臣之举，毕竟只是个臣子。夹叙夹议也不是属骡子的，它本质上还是记叙文，其议论是为记叙服务的，所以我们写这类文章时要注意，不能为议而议。”从我开始板书起，教室里就泛起了切切的笑声。
至此，学生的注意力已完全被我吸引过来。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说：“教育家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是幽默。”
趣味性往往是靠幽默的语言来创造的，它决非庸俗的滑稽和浅薄的哗众取宠。它应该紧扣教学内容，在用词的精当和巧妙上下功夫，创造一种幽默的氛围。
著名作家老舍说过：“我要求自己用词造句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单纯地、孤立地用一字、造一句，而是力求前呼后应，血脉流通……这样，前面所说的，是为后面打埋伏，到时候就必有效果，使人发笑。”
同时应该将谐趣和理趣结合起来，寓理趣于谐趣之中，这样才能让人觉得像品怪味豆———鲜中带辣，营养丰富：像嚼青橄榄———甜中含酸，回味无穷。
三、修饰语言———锦上添花
语言要有修饰性，就是说要使用各种修辞手段来增强语言表达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教师如能口吻生花，学生必能如浴春风，受到美的语言的感染，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爱迪生说：“最能直接打动人心灵的还是美。”
极富美感的语言，会使课堂教学产生春风化雨般的魅力。在学习《荷花淀》一文时，我们先观看了教学录像片《荷花淀》。
看过之后，我引导学生讨论其中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说到其中的“绿”，我有意识地强调：“那不是朱自清笔下醉人的绿，也不是李乐薇笔下的那片纯绿，这绿要人们用心灵去捕捉，用精神去体味，用双眼去勾画方能寻出个中真味，那么，这片绿的内蕴是什么呢？”
由于我有意识地运用了对比和词语移用的修辞手法，增强了语言的修辞性，所以，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也象受到了感染，语言也披上了美丽的霓裳：“这是充满生活希望的绿”，“这是蕴藉纯情的绿”，“这是饱含乡土芳香的绿”，“这是洋溢斗争精神的绿”……修辞本身具有动态美，运用得巧妙就会锦上添花，使教学内容“活”起来。
如此，不但能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也会牵动起学生仿学的兴趣。学生不但学得课文中知识，也会深为教师优美的语言所感染，进而能学得许多词语，学得优秀的表达方式，从而拓延了语文教学的内容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可谓是“一箭双雕”、事半功倍。
当然，教学语言既不同于一般的口语，也有别于书面语言，所以，修饰语言也要恰如其分，切忌哗众取宠，避免买椟“失”珠。
四、抒情语言———陶情冶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课堂教学不仅是用理性的光芒去照耀学生、教育学生，更重要的是用情感的浪花去撞击学生的心灵，开启智慧的大门。
可以说情感是教学中的灵魂。
正如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说：“情感所起的作用，比单纯用理智所抱的信念，比由于畏惧惩罚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都要有力得多。”
教学语言的情感表现为语言的抒情性。
那来自于对课文深刻理解的极富抒情的语言，必然凝聚着深深的情感。
而教学中这种充满了情感的“高级信息”必定能深深地打动学生的心灵，引起学生强烈共鸣。
在讲巴金先生的散文《灯》时，我描述着那漆黑的寒夜：万物是死一般的沉寂，脚下的大地仿佛在下沉，这时在我们眼前闪出几点灯光，尽管那灯似在微微颤抖，尽管它的颜色是昏黄色，但它还会使人们心中一震，因为它是光明的使者……在这个过程中先是我被那无望的感觉攫住心灵，所以语调格外低沉、冷涩。这时，我发现学生眼里也布满了迷惑不安的神色。接着，当我自己为文中的灯光一震，用充满情感的语调牵出希望之时，学生们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教学中如何使用抒情性语言使学生入情，关键在于教师必须使自己的喜怒哀乐为作品的情感所牵动，即所谓的“要使别人被感动，自己首先要被感动”。
自己被感染了，成了“局内人”，把作者的情感化作自己不吐不快的思想感情，那么我们所运用的教学语言也一定充满真实感情。
语文教学是艺术，是通过艺术化的语言创造出的艺术，只有将语文教学艺术化，才能展现出语文课的个性来。
1、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无中心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缺乏权威性统一研究机构。作为民间学术团体、中语界唯一的全国性研究机构——全国中语会及地方各级中语会，近些年来由于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它在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及影响呈弱化趋势。不少基层中语会实际上早已形同虚设。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所属教研室的专业教研人员也往往成年累月地忙于繁杂事务，忙于各类考务而难以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一线教师中的不少人或因学术造诣、理论修养的力不从心，或因条件所限而难以使研究趋向深入。在众多的语文教学专业期刊中，真正能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上独树一帜的也屈指可数。于是，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在宏观上呈“散兵游勇”状，在微观上呈“人自为战”状，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研究导向中心，也没有形成颇具实力的研究阵容，当然也就难以使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系统化，使之走向整体性与高层次。
2、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内容（课题）的无序与模糊
就整体看，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从专家到教师，都想在攻克语文教育这一难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但是，如果对近十几年来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现状作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即可发现，在这理论研究空前活跃的另一面，却又给人以浓重的扑朔迷离之感，面对令人头晕目眩的语文教育思想，一方面是理论研究者各执一辞，认定自己的观念是“五岳独尊”；另一方面是在第一线工作的语文教师多数对此难以接受且深感无所适从。今天强调布鲁姆目标分类教学的着手成春，明天宣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神奇妙用；今天说语文教育要以德育为主，明天称语文教育要以工具性为重；今天说语文教育要限制科学主义，弘扬人文主义，明天讲语文教育要使塑造健康人格与发展语文能力同步。对写作教学有研究的，认定写作是语文教育的第一要素；对阅读教学有探索的，强调阅读能力是语文能力的核心内容。甚至在教材的选文比例问题上，直到今天仍然争执不休。有人坚持当代语文教材要削减文言文分量，有人则认为教材选文要以文言文为主。时至今日，只要认真阅读各类语文报刊的若干文章（其中包括一些专家学者的大作），我们仍然会强烈地感受到各种语文教育观念的无序与模糊。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有迷惘者站出来，求教于莘莘研究者——语文到底该怎么教？语文教师到底该如何当？那将是怎样一种场面呢？笔者在此绝无非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之意（笔者也曾涉猎其中）。学术昌明，从来都是有益无害的。只是认为，在这旷日持久、莫衷一是的争鸣之中与争鸣之后，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没有一个中心机构来对这些学术性见解进行哪怕是初步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再研究工作，以致使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包括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难以发现这异彩纷呈的各种学术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难以使这些零散的教育理论观念臻于整饬。结果，它们也就很难对语文教育实践起具体而有效的指导作用，有时甚至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我们完全可以静心想一想，长期以来，各类专业报刊上发表的语文教育理论文章怎一个“多”字了得，其中不少文章确有一定的甚至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充其量或则由权威报刊转而载之，或则引起部分读者当时情感上的共鸣和认识上的趋同，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就如同天女散花般地烟消云散了。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重大损失，这种零散、无序的格局如果得不到改变，损失仍然会继续下去。
3、对语文教育专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单向性
若干年来，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界对叶圣陶、吕叔湘以及于漪、魏书生等许多专家学者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艺术进行了热烈的研究。但时至今日，还仅仅限于对这些专家学者的单（纵）向研究——研究一个个具体对象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语文教学艺术，却没有对其进行横向的比较、分析、综合与提炼。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甚至尴尬的现象：尽管中国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群星璀璨，但我们却至今没有能够使之融会贯通，使之珠联璧合，进而使之成为建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石，成为指导当代中国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南。这样下去，中学语文教学就永远不会形成合力，也就永远不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4、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
若干年来，语文教育理论如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样，存在着一种理论功利主义倾向。一方面，某些所谓高层次理论文章并非来自直接或间接的语文教育实践，而是源于某些理论研究者的“纯智力”，往好处说，它们只是一种语文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贵族文化”，是一种堆砌新辞、大而不当的“思辨哲学”；另一方面，有些文章又走向另一极端，它们只是一种夸大的、带有不少主观想象和虚构成份的直接经验或实践过程的描述，缺少（恐怕也无力进行）切中肯綮的理论阐发。这两类文章给人的总体感受是华而不实。许多时候，它既不像作者与整个中语界教师群体的娓娓而谈，也不像作者与语文教师个体的思想（学术）交流，而仿佛是作者旁若无人般的自言自语。这样的文章，或则昙花一现，或则自赏孤芳，实在没有什么研究和实践价值。
此外，还有些文章善于重弹老调。一些在语文教育界已经取得共识或不被多数人所认可的问题，至今有人还在喋喋不休。如“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写作方法”，“学习语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语文知识”，对于这些浅薄的、不被多数人所认可的说法，实在没有必要再去争鸣、去商榷。
“临床”作为医学术语，源于医学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临床医学”是相对于基础医学、靠实地诊断治疗病人的医学。教育学人由此获得启迪，主张在师范生培养中融进临床学理念，以突出教师教育实践能力的案例性、现场性和动态性。“临床教育学”概念由荷兰学者提出，后在日本、美国发展较快。1988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设立“临床教育学”专业，2000年田中孝谚著作《理解儿童:临床教育学的尝试》出版;日本多所大学设置“临床教育学研究中心”，聚焦教育实践，展开教育、医疗、心理等多学科参与的“临床教育学”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有教育学者提出相关概念并产生积极影响，柯南特主张由“临床教授”负责指导和评价师范生教学实习，古德莱德呼吁加强“临床教授”队伍建设。这些理念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美国“蓝带小组”研制出了“临床实践型教师”培养模式，特别强调候选教师的临床经验。
1．基于“临床教育学”的教师教育研究成果
我国以“临床教育学”为命题要素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以译介性内容为主，较有影响的有两篇:刘燕红、周琴发表在《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8期上的《美国临床实践型教师培养模式述评》，钟启泉发表在《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9期上的《从巴赫金的语言哲学看“临床教育学”———日本教育学者浅沼茂教授访谈》，前者概述美国2009年以来临床教育学应用与发展，重点介绍“临床实践型教师”教育模式的研究背景、研制思路、主要内容等，对我国深入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钟先生的访谈文章涉及理论视野较深广，其中介绍临床教育学三基轴概念:“现场性、实践性”，聚焦医学中“实地”特征;“病理性、问题性”，聚焦医学中针对“病人”个别性;“发现性、批判性”，基于“临床”的引申义。此三基轴构成彼此独立的三维空间，虽然逻辑关系不甚清晰，但基本揭示了近年来临床教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及特色，为研究者提供一个鸟瞰临床教育学整体面貌的工具，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基于临床教育学的教师教育研究，国外体现为“在实践中”“指向实践”“为了实践”的教育模式，以英、法、日、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国内聚焦于教师实践性知识及其获得途径的研究，钟启泉、陈向明的研究成果具有引领性影响。我国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现场性、实践性”问题的研究，而缺乏对“病理性、问题性”现象的关注;有些研究即使涉及学校存在的“教育的病理”或“病理的教育”领域，也多数是着眼于对教育教学中“已然”的“问题”“病理”进行归类、总结，为之寻找“治疗”手段，并形成带有共性特征的诊疗方案。而临床教育学则注重教育教学问题的个性化内涵研究:如果时间、地点和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诸多教育因素不同，则其“现场性、实践性”内涵必然不同，可能出现的“问题”“病理”也将各有不同。教师要充分认识儿童成长环境的复杂性，对中小学生行为、心灵的“病理”有一定的敏感度;善于预测或发现学生学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如“焦虑、困惑”等心理问题，“逃学、欺凌”等不当行为，以及校园“轻生案”“案”等，对此能够适时寻求恰当的引导、教育等规避策略和方法。总之，师范教育不可能为教师提供教育教学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教师只有增强反思能力、发展教育智慧，才能妥善解决复杂教育教学情境中的“旁逸斜出”或“突发事件”。
2．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发展新趋势
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实践指向研究，以裴娣娜、倪文锦、王荣生等学者及大批语文教改一线专家为代表，其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语文建设》2013年首期发表《聚龙宣言》，开启了大规模的“真语文大讨论”，全国语文人针对新课改以来语文教学“少慢差费”“假大空杂”的积弊，进行了全面反思和重构。2014年以来，《语文建设》又相继推出系列讨论专题，如“将国学融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以语言文字运用为本”“文本解读应以文本为本”“语文知识是语文学习之本”“继承并弘扬古代优秀语文教育传统”等，并且集中刊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前期成果，包括语文教育改革的总体构想(任翔)、语文教育语用观的核心理念(曹明海)、语文教育改革的整体设计(李宇明等)，还有语文教育评价(倪文锦)、语文教师教育(靳彤)、语文教材改革(顾之川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语文建设》2014年第6期、第7期、第8期)。这些都是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前沿成果，无疑应该成为语文教学论课程优化建构的重要元素。
3．“临床教育学”视域下语文教学论课程优化研究的意义
临床教育学强调实践性、跨学科性，其隐喻意义在于:临床医生在决定治疗病人时，一般运用艺术的、非形式的、质性的方略，是不能量化的。基于临床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优化学科教学论课程，将使高效开展教师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在职研修工作拥有源头活水。当前，业内人士已经关注“临床性”，普遍重视教师实践能力的打造，但往往强调了可操作性，却淡化了学术性;流于急功近利的机械训练、低效模仿，解决的都是“已然”“应然”问题;侧重于打造知道“怎样教”，却淡化了要理解“为什么这样教”，忽略了要反思“还可以怎样教”。借鉴临床教育学“三基轴”内涵特征，突出对“或然”“将然”问题的研究，体现了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导致教育环境的复杂对教师的新要求。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特殊性质，在人终身发展中奠基性的重要地位，以及学习内容和任务的高度综合性、实践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情境更为复杂，不确定因素更多;同时，母语教育对于“立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任重道远的使命，对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更高。因而，开展临床教育学视域下的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研究，更具特殊意义。2013年国家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志最近指出:“广大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引领学生健康成长。”(《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9月9日)因此，进行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研究，对于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培养出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从而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具有实效性、时效性，也有一定的前瞻性。
二、语文教学论课程优化建构的目标定位及主要内容
1．目标定位
借鉴临床教育学“三基轴”内涵特征，贯彻《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三个基本理念;以“回到原点”为突破口，着力研究“学科”“知识与能力”“学习与发展”几方面的原点问题，以语文学科为凭借和依托，以语文教学事实为基础，以提升语文教师临床实践能力和教育智慧为旨归。
2．主要内容
(1)遵循“实践取向”理念，突出“现场性、实践性”特征，研究当代语文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内涵、特征及获得途径和策略，聚焦于“语文教师知识”，包括语文学科知识、语文课程知识、语文教学知识。语文学科知识。学科知识，是教学实践的主要原料和依据;知识与能力，是教学实践的两个基本支点;语文教师知识首先应该指向“语文学科知识”。语文学科知识，即学校教育课程中的语文课程学科知识，由文字、语言、文学、文章等多门学科综合改造、遴选、提取而来，这些知识力求精要、好懂、有用，以适应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需要，后来被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称为语文基础知识，与语文基本技能“听说读写”并列，构成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双基”。语文课程知识。随着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从关注“教学层面”走向关注“课程层面”，已经成为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把握课程的整体性，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自觉。语文课程知识，即把语文学科知识转化为语文课程内容的知识，其基础内容仍然是语文学科知识，但又不是单纯的语文学科知识的直接呈现，而是对它们进行加工、重整、变更，使其形成课程知识，即指向语文教学目标、在学校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学习，而且是可以教、可以学，值得教、值得学的语文知识。语文课程知识内容指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实现什么目标”，指向语文学科教学目标知识;二是“拿什么来实现此目标”，指向为了实现此教学目标，要运用哪些语文知识;三是“怎样教才能更好地实现此目标”，指向将采取哪些方法、策略来呈现、传递这些语文知识，使其能够转化为语文能力，形成学生的语文素养;四是“何以知晓是否实现了教学目标”，指向如何通过检测、评估学生语文知识的掌握程度，来判断教学目标实现的效度。语文教学知识。198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L．S．Shulman)提出“教师知识”的概念及其理论框架，由七个组成部分构成:学科内容的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一般教学法知识、关于学习及其性质的知识、教育情境的知识、教育目标与价值的知识，其中“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PCK)最受重视，它是“学科的科学内容与教学论的合金”:教师将学科内容转化和表征为有教学意义的形式、适合不同能力和背景学生的能力，是综合了学科知识、教学和背景的知识而形成的知识，是教师专业知识的核心。由于学科教学知识(PCK)具有专业独特性、个体发展性、多元整合性、实践生成性等特征，因此，该部分的重点是语文教学知识(PCK)如何获得，难点是语文教材内容教学化和语文教学设计个性化。理想的语文课程体系应该是:课程目标内容化(国家)———课程内容教材化(专门机构)———教材内容教学化(教材编者、教师)———教学设计个性化(教师)。我国2011年修订版语文课程标准仍然属于“能力型”标准，缺乏课程内容;而当前的教材基本属于“文选型”教材，在“教材内容教学化”方面还有待提高，这必然增加语文教师“备课”的难度。据业内研究者粗略统计，70%的语文课堂教学问题，是源于教师研究教材和把握教材的欠缺，问题大多处在弄不明白究竟要“教什么”。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教材内容教学化”不到位有很大关系。“教什么”“学什么”比“怎样教”“怎样学”更重要，这是有效教学的重要前提，也是有效教学的原理之一。
(2)坚持“育人为本”理念，注重“病理性、问题性”特征，改变一味重视“已然”“应然”问题的研究惯习，重视语文教育教学中“或然”“将然”问题的研究，旨在提高语文教师的实践能力，促进其形成语文教育智慧。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教师教育必须从“教书匠的训练”走向“反思性实践家的成长”，课程实施需要由“定型化教学”走向“情境化教学”，教学研究需要由“技术性实践”走向“反思性实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由“教育理论实践化”走向“教育实践理论化”，语文教学论课程的优化必须在此前提下进行。要广泛吸纳“真语文”大讨论的研究成果，探索怎样建构有效、高效的语文课堂，注重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获得和教育智慧的形成。特别要研究怎样锻造教师的“专业品性”，引导语文教师形塑自我角色，恪守专业伦理，习得专业知能，养成实践智慧，促使其提高对学校教育教学中“或然”和“将然”的“问题”的洞察力和敏锐度，增强驾驭教育教学中“突发事件”的能力。语文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必须进行自我角色的形塑，了解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善于通过母语文化的熏陶浸润，促成儿童心智的良好发展。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品性，才能避免在教育教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怠惰心理，甚至出现“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的逃避行为;教师“不愿做”比“不会做”更亵渎“传道授业解惑”的为师之本，更有损于教书育人的大业。拥有优秀专业品性的教师，对教育教学中“或然”“将然”问题，不仅具有敏锐度，还具有责任感;他们对待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能够使日常“保健”“预防”与“临床治疗”合理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适应当今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的需求。传承母语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文教师更加责无旁贷。
(3)体现“终身学习”理念，强调“发现性、批判性”特征，体现当代教师“反思性实践者”的专业属性;聚焦于语文高效课堂的建构，即语文课堂技术(基础)———语文课堂技艺(桥梁)———语文课堂艺术(境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前教授唐纳德•A．舍恩(DonaldA．Schon．)20世纪80年代提出，教师要从技术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实践中反思和探究，树立“反思性实践者”的专业形象，他指出，“反思性实践者”是实践情境的研究者，是实践知识的创造者。“反思性实践者”体现了当代教师的专业属性。波斯纳认为:“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充其量只能形成肤浅的知识。”他提出教师成长的公式:经验+反思=成长。罗赛尔、科萨根指出:“训练只能缩小专家教师与新手教师之间的差异，而反思性实践或反思性教学，却是促使一部分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教学实践的过程，不是合理技术的应用过程，而是在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的实践性问题的解决过程，是要求高层次的思考、判断和选择的决策过程。反思，是在实践中提升理论的重要途径。就反思策略的生成机制而言，可以分为“外辅式”“内发式”两种，前者是经由教师教育者引导而学会反思;后者是由师范生、准教师进行自我澄清。对准教师而言，“内发式”反思难以自动生成，需要在教师教育者的指导下逐渐形成并提升反思能力，因而“外辅式”策略在教师职前培养中更加重要。国外教育研究者通过初任教师与熟练教师的比较，揭示了熟练教师的实践性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第一，不仅在课前、课后进行反思，而且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即兴地思考丰富的内容。第二，能够积极地、感性地思考教学，即在教学中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展开推理，发现并解读教与学的问题与意义，并从该问题与意义出发探寻教学的其他可能性，以求得实践性问题的解决。第三，不限于教师的教，能够置身于学生的种种立场来反思教师自身的教学，能够多角度地把握教学事件。第四，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根据教与学的语境，从教材内容的关系、其他学生思考的关系上来做出相应的思考与判断。第五，能够发现教学中的种种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断地重建教学所固有的问题框架。任何课堂实践都是技术与艺术的对立统一。教学兼具技术性与艺术性，教学是一种有效的实用技术，但在教学过程中包含了艺术的要素———直觉性、创生性、即兴性、表现性;无论哪一种教学方法，即便是电子计算机辅助教学，也必须有“艺术性”。建构语文高效课堂，就是使语文教师努力从教学技术向教学艺术迈进，其发展的逻辑思路可概括为:语文课堂技术(基础)———语文课堂技艺(桥梁)———语文课堂艺术(境界)。第一，语文课堂技术，即指那些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并且被固化、定型，具有普适性的教学观念、操作流程、方法手段等，它是浓缩了语文教学实践经验的精华，是静态化了的语文教学智慧;课堂技术是高效课堂的起点，是高效课堂不可或缺的“底座”，因此，必须强化语文课堂技术的训练与掌握，为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打牢基础。第二，语文课堂技艺，即指在熟练掌握语文课堂技术的基础上，个性化地理解、迁移、改进和重组现成的语文教学技术，使其更适应当下的教学情境，更符合自己的教学需求的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课堂样态;语文课堂技艺，是语文教师基于自己的专业积累，进行反思性实践的专业提升的成果表征。课堂技艺，是“有效课堂”到“高效课堂”的过渡带，具有桥梁作用;追求语文课堂教学技艺，可以避免对名校名课的“模仿秀”，回归语文真味。第三，语文课堂艺术，是高度自主化、个性化、弹性化的语文教学形态，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完美教学境界。教学艺术表现为优秀教师对教与学的整体性理解和知行合一的行动样态，这些思维和行动特征已经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个人哲学。研究语文教学艺术的特征与形成，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重视中国教师本土的思维和行动特征研究，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情境化和默会知识等方式进行研习;如优课研究、案例剖析、反思性模仿等方式，还可以采用师徒制、做中学、角色体验等途径，促成语文教师教学经验的生长与升华。
1.我国应用文教学的岁月变迁
早在春秋时期作为一个教育大家，孔子就对应用文教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观点。直至秦汉时期，公文就开始运用于封建朝代的日常统治中去，大臣都必须学会使用，唐宋时期经济发达，政治也较开明，应用文的内容、形式、文字技巧等都较前有所发展。明沿袭宋，清沿袭明，只不过对于文体分类更加细致。应用文在中国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总体是一种相延续的前后承接关系，掌管文献命脉的阶层将应用类文章的写作教学提升到国家教育教学的一个板块中去。阎立钦作为中央教科所所长救曾经提出过，“国语是川流不息的民族生命的体现，应站在时展的高度来审视语文，尤其强调语文应重视实际运用，开放课堂与生活的联系。”他提出的观点可以被认为应用文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应该有一席之地，语文教学中实际运用比纯理论的文学知识更有意义。广东省高考2009年的语文教学试卷中有十三万考生得分为零，批改中发现很多考生直接将答案空着未填，该题题干为＂有关机构对我国不同群体通过电视获取科技信息的情况调查，提供了两张不同的图表，让考生根据不同的两张图表反映的情况补充下，给出一段文字。文字里面有三个部分空缺内容，学生不可以用数字表达，但是意思必须连贯。出现如此糟糕的情况大大出乎所有教学者的意料。教师们纷纷提出：应用文教学必须得到充分重视，不能空有文学没有语言，提出应用文得文种在将来的实际生活中才是最多被使用的，这种特质是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应用文教学必须提到语文教学的常规中来，并大大丰富应用文教学的内容。鉴于此，许多语文教师都提出：必须改革语文教学，改变只要“文学”，不要“语言”的现象。提出应用文才是学生将来使用最多的文种，这种特质是文学作品不能比拟的，强调必须改革应用文教学的形式，丰富应用文教学的内容。时代在进步，随之而来人们的思想、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等等都在变更，应用文写作教学的理念也在随之转变。教学时，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方式必须不断的用新的观念去启迪学生的思维，选择最适合时代和学生使用的文种进行教学。在日常教学中，也努力做到从教师要教到学生要学。
2、国内外关于职业教育应用文教学的研究：
国外应用文教学与国内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观念、方法及手段的不同。在教学中外国的教师会比较注重学生的主管感受，以学生的主管感受为主，启迪学生的主动性思维，让教学充满了乐趣。但总体来说，应用文教学在国外则倾向于通过实践性较强的情境模拟教学法来实现。较多国家对应用文教学都十分重视，按照学生的实际需要对应用文教学做出最优质的改革，希望学生能够真正做到会写会用。在教学时，组织学生参与创新和趣味练习，以刺激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发达国家在应用文教学中尽量都会运用真实案例，去进行模拟学习和演练，借助真实环境，使学生直观接触应用文。例如，应用文写作比较枯燥，教学就可以从一些较有趣味的文种入手，象广告语的创作，充满个人色彩的学结，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海报类。又如一些现实感较强的文体，尽量采取真是环境演绎的方法来完成。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张，按照国家自身的需要改革应有文教学，尽量做到能够适合社会发张和国情需要，培养实际写作的能力。亚洲的韩国，对应用文写作有关的研究不太重视，相对的教学也没有那么重视所以关于应用文写作的论文和书几乎没有。而同样在亚洲的日本其现行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学生一定要能够写出最新、最准、最客观传达社会信息的的应用文。浅议职教应用文教学的岁月变迁及地位在日本语文考试中取消了相对传统的作文写作改为应用文写作或是应用短文写作。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两国的做法早晚会体现出不同。笔者认为提高应用文教学的能效，必须明确如下问题：应用文教学的意义；学生需要应用文教学的原因；社会对应用文教学的需要；应用文教学面临的现状。最终，改变应用文教学中的尴尬局面，让学生乐意学、感到有必要学，使应用文教学“活起来。
二、应用文教学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
在职业教育中，应用文教学的重要性与应用文本身的重要性密切相关。应用文教学自古以来就应该作为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它的独特性，决定它在教学中的与众不同。它可以帮助学生在教学完善自己的个人能力，让学生和社会早日接轨提供支持技能，这也决定应用文写作教学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应用文教学在职业教育中的实用性职业教育应用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能够熟练的掌握和写作应用文，尽快融入社会并服务于社会。这个目标对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文教学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与普通教育下的学生只需掌握基本类型的应用文相比，职业学校的学生必须能够做到切实结合本专业，学习与其专业能够紧密结合的文种，并做到熟练运用。所以职业教育中的应用文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语言上，应用文教学反映的都是发生在社会各个方面贯穿于整个社会活动，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会产生影响，如何分门别类的针对不同专业教学，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常规应用文写作的语言还相对简单，专业应用文的语言就比较冷门、难懂，导致应用文教学就不仅仅是常规应用文教学的完成，对专业课的教学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比如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就必须完成审计报告、预算报告、结算报告等文种的写作。贸易类专业的学生则必须学习与贸易相关的外贸信或者是英文类的邀请函。专业类应用文的教学，不仅帮助学生学会了应用文的相关知识，还可以同时学到一些专业术语，对专业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2、职业教育中应用文教学与语文教学的关系
孔子编篡的《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以应用文为主的文章总集，它收录了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多篇文献，该书也可说是应用文最早雏形的产生。按照应用文的特点，其实用性是与其他文学类作品不同的主要标志。应用文需要处理的事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的将应用文的概念、种类、格式都一一讲清，不仅教师难教，学生学习更难，忽略了应用文的实用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对职业教育而言，应用文教学却长期无法受到重视。如此状态，对于学生语文知识体系的完整也是一种遗憾。应用文写作的产生实际上是为了弥补文学作品无法做到的一些方面，它能够帮助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琐事，维系人们之间的公务或私事的沟通。应用文单位或个人在工作、学习、生活上经常使用到的解决问题或困难，处理公务或私事的文种。广义应用文除了包括了日常的应用文和专业类的应用文两个大的文种。比如商业贸易类应用文、行政公文类应用文等等。在职业教育教学中，应用文与普通语文教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普通语文教学主要的三大类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从区别上看，首先格式上看，三大文种在写作中都没有具体的要求。格式相对比较灵活，只要达到所需的效果即可成文。而应用文在写作上格式上都比较固定，不同的文种格式也有不同。普通书信类都必须具有称谓、正文、署名、日期等。这些内容位置都是固定的，有约定俗成的格式。第二，从内容看三大文种的内容多种多样，或为记叙人物、事件、景物，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或者片段；或者说明一种事物，解释一种科学现象，说明一个科学理论；要么是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或针对某一事物、现象的见解。这三类文种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应用文则不然，其是专门从解决问题出发的。第三从语言上看，语文教学是以记叙、议论与说明为主，其语言要么生动、灵活，充满感彩；要么科学、周密、严谨地表现出事实或理论；要么是为了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获得他人的认同。而应用文的语言必须明确、质朴、简洁、庄重，并根据不同的文种经常使用一些专业词汇或特殊词汇。但是两者之间又有紧密联系，所有的文种教学都隶属于语文教学范畴，是语文教学的分支。教学都必须通过语文教学的基本方法来完成。应用文教学也必须通过语文教师的讲授，让学生对应用文一步一步的了解。让应用文的特点、格式，都充分理解和掌握，最终对应用文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最终能够写作出合适的应用文。这种教学方法和其余三个文种的教学方法是基本相同的。
三、总结
目前对于初中语文教师的教育技能要求很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强调语文教师的创意教学的能力。创意教学的时代意义在于突破语文教师传统教学模式、适应知识经济社会需求、提升学生学习动机兴趣、应对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其重要理念在于：活泼多元、主动参与、资源运用、班级互动、学习动机与问题解决。创意教学即建立健康、积极、活泼、创新的教育体制，促使学校落实创造思考教学，使“教学有创意、学习有兴趣”、“学生能将创造力与生活结合”，“培养一流、优秀的人才”。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初中语文教师必须体会到创新的意义，并积极应用于日常教学工作上，面对不同的学生、情境，随时变化语文课程教材的设计、教学方法的使用、与教师成长的途径，以发掘出最佳的教学策略，应用于日常教学工作上。
二、初中语文教师教育技能的提升策略
（一）采取自我导向学习，促进彼此专业素养
自我导向学习是一种历程，个体能够采取主动态度、分析自己学习需求、建立学习目标、鉴定学习资源与发展学习策略，这种学习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语文教学中，特别重要。自我导向的学习是学习者具有积极、主动的学习风格，选用适当的学习策略，并能对自己的学习结果进行评鉴的过程。例如，可以采用阅读模式，阅读与语文教学工作有关的知识、论文、期刊、报道、网络资源等。其次，书写是提升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事实、推论等书写下来，与同事讨论、分享后，加以反省。这种活动不仅可以使教师从经验中学习，察觉隐含于其中的信念、假定、理论、甚或是偏见，而且可将理念加以试验，由此发展并深化语文教学知识。因此，教师的成长与学习可以是自我导向的学习。语文教师要自己引发学习动机，并独立持续进行各种学习活动。而且能够运用基本的学习技巧，安排适当的学习步骤，并有效运用时间进行学习。
（二）利用网络学习，建立网络学习社群
就语文教师而言，网络学习是教师的另类空间，网络学习是多样化的，例如虚拟学校、远距教学、网络教室等等，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学习型态及终身教育的机会。计算机网络上学习的具体途径相当多，首先要发展科技信念，如相信网络沟通便利、能善用科技搜集信息等等。其次，可用视频会议方式，进行同步学习，如开会或学习，让网络上的使用者，可以同时看到画面，听到声音。另外，要提供不同主题的讨论，让教师能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多元化思考，并以学生为中心，设置课堂脉络情境，这有助于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将不同讨论主题应用在教学实务上。
（三）运用行动研究，落实课程与教学革新
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行动研究是语文教师改进教学与辅导、课程发展、促进专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行动研究包括由语文教师个人独立完成的“个别行动研究”和与其它教师合作的“协同行动研究”。行动研究核心即是反省，反省是促进专业的手段，甚至是专业的本质。专业人员就是运用反省来构思问题，设计与评鉴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教师主体思考下，教师可以发出声音，与同事相互讨论教育议题，澄清自己信念与价值。
三、结语
一、以形索义
以形索义，是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的本义的训诂方法。运用以形索义的方法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字形要能反映本义，本义要与字形切合，即要能证明造这个字时，是根据这一意义来构形的。为达此目的，我们所依据的字形应是较古的文字。二是探求本义必须参证于文献语言，即本义不仅要与字形结合，还必须是在文献语言中有过用例。参证文献语言来探求词的本义，可以避免望形生训。下面我们运用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军霸上。”高中语文第二册注：“军，驻军，动词。”余行达主编《古代汉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非判断句中，名词如做谓语，活用成了动词。如：‘沛公军霸上’，‘军’做谓语，意为驻军。”
中学语文和余行达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把“军”解释为“驻军”，但前者以为“驻军”是“军”的固定义项，而后者认为“驻军”是“军”的临时意义，即名词“军”活用为动词时所临时具有的意义。孰是孰非？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军”字的形体结构分析来予以说明。
《说文》：“军，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车，兵车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字从车，从＠①，会意。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由此可见，“军”本为动词，本义是“包围”。将兵车围成一圈时，当然是表示军队驻扎下来准备宿营，因此，“军”引申有“驻扎；驻军”义。是谁将兵车围成一圈呢？当然是军队，因此：“军”又引申有“军队”义。由此可见，军的“驻军”义和“军队”义都是由本义“包围”引申出来的。既然“军”本为动词，那么“军”表示“驻军”义时当然就不是“名词活用成动词”了。由此可知，语文课本的注释是正确的，而余行达主编的《古代汉语》的解释是不准确的。
二、因声求义
因声求义，是通过对汉字声音线索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它主要是用来推求语源、解释联绵词和解决文字上的通假问题。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古音（即上古音）为依据，因为绝大多数的同源词在上古时已经形成了，训诂学里说某字与某字音同或音近，也是就上古音而言的；二是以文献语言为依据，以避免滥用声训而流于主观臆断。下面我们运用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来考证一条词义。
归有光《项脊轩志》：“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
高中语文第五册1984年版和1987年版皆未给其中的“借”字作注，其他古文选本亦不注。似乎“借”就是现在的“借进”。其实不然。归有光为什么要把借来的书入满自己的书架呢？这合情理吗？按，“借”上古属铎部精纽，“藉”上古属铎部从纽，因此“借”可以通“藉”，为叠韵通假。例如《诗·大雅·抑》：“借日未知。”《汉书·霍光传》引《诗》作“藉”；《荀子·大略》：“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借贼兵也。”《战国策·秦策》：“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粮者也。”“藉”本义是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说文》：“藉，祭藉也。”既然是垫物，他物便可置之其上。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由此可知，“借书满架”就是“藉书满架”，直译就是“置放的书排满了书架”。
三、寻规律以求词义
寻规律以求词义，是通过探寻古代汉语里词的内部构造、词的产生与发展和词义演变等规律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通过探寻古汉语词汇的内部构造规律，我们可以避免把古文中两个单音词误认为是一个双音词的现象；通过探寻古今词汇之间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古语词的意义；通过探寻词义演变的规律，我们可以了解某个词在古代具有哪些意义，为什么会具有这些意义，可以了解同源词的孳乳情况，可以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情况。运用寻规律以求词义的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以古训为依据，这是因为作古训的先代学者，尤其是“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注：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343页。）；二是注意词义的时代性，因为“古代汉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古代汉语范围内，各个时代的词义是有差别的，不明乎此，则往往可能导致以后起之古义解释更早之古义。下面我们运用寻规律以求词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史记·屈原列传》“不获世之＠②垢。”高中语文第六册注：“不沾染尘世的污垢。”
按，这种解释虽文意可通，然“获”并无“沾染”义，此属望文生义。《广雅·释诂三》：“获，辱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五》对这句话是这样解释的：“获者，辱也。言不为滋垢所辱也。”课本亦采此说。
四、明语法以求词义
明语法以求词义，是通过语法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或句意的训诂方法。杨树达先生说：“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近则益觉此二事相须之重要焉。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注：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序例》，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运用明语法以求词义的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和句意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注意古今汉语语法的区别，二是注意对古汉语语法进行断代研究。下面我们运用明语法以求词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初中语文第一册注：“何有于我哉，哪一样我能有呢？这是孔子自谦的话。”
按，这种解释盖本于朱熹《论语集注》。朱熹云：“‘何有于我哉’，言何者能有于我也。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也。”然而这种解释既不合古汉语语法，又有悖于史实。下面我们仅从语法方面来解释。
“何有”即“有何”，其中的“何”是疑问代词作前置宾语。“何有”在古代汉语里又是一种表示反问的习惯说法，其意思较灵活，可以根据上下文意而译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舍不得”、“有什么关系”等。下面仅以“何有”作“有什么困难”讲为例来加以说明。
《左传·僖公九年》：“入而能民，土于何有？”杜预注：“能得民，不患无土”因此，“土于何有”就是“得到土地有什么困难呢”。
《论语·里仁》：“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何晏集解：“何有者，言不难。”因此，“何有”就是“（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
《孟子·梁惠王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朱熹集注：“何有，言不难也。”因此，“于王何有”就是“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困难呢”。
至于“何有于我哉”，《论语注疏》云：“此章仲尼言己不言而记识之，学古而心不厌，教诲于人不有倦息。他人无是行，于我，我独有之。故曰‘何有于我哉？’”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与上篇‘为国乎何有’、‘于从政何有’、‘何有’，皆为不难也。”值得注意的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1978年版）对这句话注释为：“在我这里有什么呢？这就是说，这三件事我都没有。”而在《古代汉语》（修订本）里则改注为：“对我来说有什么呀？也就是说，这三件事对我来说都不难。”由此可见，“何有于我哉”就是“（这）对我有什么困难呢”。
五、由修辞以求词义
由修辞以求词义，是通过修辞方式分析来探求和诠释词义或句意的训诂方法。运用由修辞以求词义的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或句意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注意区分修辞方式与一般表达方式，二是注意参证于史实。下面我们运用由修辞以求词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司马光《训俭示康》：“人皆嗤吾固陋。”高中语文第二册注：“嗤吾固陋，嗤笑我固执不大方。”
按，这里的“固”不宜取“固执”义，因为穿着朴素根本不存在是否“固执”的问题，只是可能让人误解为“吝啬”。“陋”有“吝啬”义，例如《吕氏春秋·节丧》：“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李白《赵公西侯新亭颂》：“俭则不陋，丽则不奢。”“固”有“陋”义，即“吝啬”义。《广雅·释言下》：“固，陋也。”《论语·述而》：“奢则不逊，俭则固。”意思是，奢侈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吝啬。由此可见，“固陋”在这里是运用了同义连用的修辞方式，即“吝啬”的意思，“嗤吾固陋”，就是嗤笑我吝啬。
六、据史料以求词义
据史料以求词义，是依据与古代社会生活有关的史料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运用“据史料以求词义”的方法来探求和诠释词义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兼及“旁证”。我们在探求和诠释某个与古代社会生活有关的词语的意义时，最好尽量从本文或本书以及作者的其他作品中去寻找史料来加以训释，这便是内证；同时还可以从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品以及后代撰写的反映同一时代历史的作品中去寻找史料来加以训释，这便是外证；也可以从较早或较晚的作品中去寻找史料来加以训释，这便是旁证。二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史料。社会生活是发展变化的，前一时代的典章制度到了后一时代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种现象也必然反映到语言中来。因此，我们要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某些史料，以避免“以今证古”或“以古证今”的现象。下面我们运用据史料以求词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贾谊《论积贮疏》：“岁恶不入，请卖爵子。”高中语文第三册（1984年版）注：“年成坏，不能纳税，（朝廷）卖爵位（来增加收入）、（百姓）卖子女（来度过日子）。不入，指百姓纳不了税，卖爵，汉朝有公家出卖爵位以收取钱财的制度。”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注：“请卖爵子：请求卖掉自己的爵级或儿子。秦汉时有赏赐爵级的制度，因此百姓也可以有较低的爵级。这种爵级可以转卖。”
“卖爵”的主语是“朝廷”还是“百姓”？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孰是孰非？我们可以据史料来求词义。首先，汉代百姓是可以得到爵的，其得爵的方式主要有三。一是赐给。据《汉书·惠帝纪》载：“孝惠即位，赐民爵一级。”二是用钱买。《汉书·惠帝纪》：“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三是“入粟受爵”。这是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的主张，“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汉书·食货志上》）。其次，百姓得到爵级后，是可以转卖的。《史记·文帝本纪》：“后元六年，大旱，蝗，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索隐》引崔浩：“富人欲爵，贫人欲钱，故听买卖也。”可见《古代汉语》的注释是对的。后来1991年出版的高中语文第四册改注为：“请卖爵子，（百姓）用爵位和子女换钱（以度荒年）。汉朝，人民的爵位可以买（包括由政府手中买）卖。”这就注对了。
七、考异文以求词义
考异文以求词义，是通过比较、考究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中用字的差异，或原文与引文用字的差异，或同一材料在同时之书中用字的差异，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考异文以求词义的方法主要用来解决四个问题：一是订正误字，二是辨识异体字，二是明了通假字，四是同源字的通用和同义词的替换来诠释词义。运用这种训诂方法应遵循正确分辨异文材料的原则，即要正确分辨异文材料的类别，不要把异体字、同源字、通假字、同义词等当作误字处理，也不要把通假字当作同义词、同源字处理，等等。下面我们运用考异文以求词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词义。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高中语文第一册未给其中的“以”字作注，其他有关古文选本亦未作注，似乎它与介词“以”相同而无需作注。其实，无论用介词“以”的哪一种用法来解释此处的“以”，都不妥当。按，“以”通“似”。从异文材料来看，《汉书·高帝纪上》：“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以或作似。”《史记·高祖本纪》作“皆似君”。从古代训诂材料来看，《玉篇·人部》：“以、似，二同，像也。”从语音方面来看，“以”上古属之部喻纽，“似”属之部邪纽，因此“以”可通“似”，为叠韵通假。由此可见，“以秦王之威”，意思是“像秦王那样的威风”。
八、用逻辑以求词义
用逻辑以求词义，是运用逻辑推理并遵循逻辑思维规律来探求和诠释词义的训诂方法。这种训诂方法主要用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侧重于探求和诠释语言中的词义，即词的概括义；一是侧重于探求和诠释言语中的词义，即词的具体义及语境义。运用这种训诂方法应遵循充分占有文献语言材料的原则。下面我们运用用逻辑以求词义的训诂方法来讨论中学文言文中的一条注释。
确定高等教育学与其相关学科亲疏关系的实质是“学科间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学科间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该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论著等各种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对高等教育学权威期刊论文的引文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统计，根据引用频度（比例）确定相关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的亲疏程度。本文的学科分类是以现有的学科门类为基础，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分为4类13个学科。即教育科学类3个：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心理学；人文科学类3个：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类5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自然科学类1个，理工农医等所有自然科学归为1个学科；其他学科1个，未纳入上述学科类别的其他文献。本文的主要数据源为华中科大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该刊是国内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刊物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其论文能代表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状态与水平。为了解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还选择了6个相关学科的权威刊物，对其2010－2012年的论文引文进行了统计。6个学科及其刊物分别是：经济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文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历史研究》，哲学———《哲学研究》。前三个属于社会学科，后三个属于人文学科。此外，为探讨高等教育学对整个教育科学的贡献，我们还对《教育研究》2010－2012年论文的引文进行了统计。
二、主要数据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量
从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载论文4517篇（不包括短讯、动态、通知等），引文35302条，篇平均引文量7．82。从表1可以看到，无论是引文数量还是篇均引文量，30年来总体都呈显著增长趋势，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吸收已有知识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分布
从表2看，高等教育学自引率达到45．61％，普通教育学排名第二，为23．56％。作为教育学的两个“同门兄弟”，普通教育学在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担当高等教育学第一相关学科，理所当然。社会学和哲学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达到7．36％和6．74％。社会学是一门对人和社会进行综合性、总体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与多门人文社会学科有交叉性。从宏观社会学角度来讲，高等教育系统属于整个社会体系的一个分支，现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已经趋于成熟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往往能为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帮助。而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的最普遍的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比例在2％到3％之间，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也较为密切。历史学对高等教育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高教理论一般说来是从高教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两者关系可表述为“论从史出”［5］。文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法学低于2％，与高等教育学的关系相对疏远。文学不被重视与高等教育学长期以来对“科学化”的执着追求密切相关，自然科学比例低的原因是两类学科鸿沟巨大，法学比例垫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和研究长期滞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比例竟排在倒数第三，我们认为，这绝非合理现象。众所周知，普通教育学从创建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自觉地利用了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心理学一直成为与普通教育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学从一开始就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这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更多的是体制、结构、制度等宏观问题，对人才培养的研究相对忽视，造成高等教育学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学备受冷落就不足为奇了。高等教育学与心理学关系的疏离，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研究的难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引文的学科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新学科在创建初期，由于学科知识和理论尚在形成中，学科自引率是比较低的，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会呈现上升趋势。从表3看，30年来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印证这种现象。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关系的变化耐人寻味。高等教育学创立初期主要借鉴了普通教育学框架、理论及概念，因此20世纪80年代普通教育学对高等教育学影响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来自普通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构建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摆脱普通教育学的影响，高等教育学引文中普通教育学的比例随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之外其他相关学科（简称“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令人费解之处。从我们的经验判断，30年来，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21世纪后，多学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学者的青睐，但我们的统计显示，其他学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没有明显增长。
（四）部分相关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2010－2012年，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6学科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数量为102条，仅占6学科全部参考文献数（70700条）的0．14％，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同一时间，高等教育学论文引用6学科文献2229条，达到高等教育学参考文献数（10323条）的21．6％。“衡量一门学科地位的标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学科。”［6］0．14％的数据反映了高等教育学的薄弱现状，更是它在学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实写照。有学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学在引进知识的同时也对外输出知识”，如“通过实践哲学命题进而反哺哲学”，“向社会学提供了特殊社会关系的内容养分”［7］。可惜，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五）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
由于难以选择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没有统计普通教育学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情况。我们对综合性权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论文8445个引文进行了统计，发现教育学论文引用高等教育学文献的比例为17．25％。这表明，年轻的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教育科学）重要的知识来源。
三、主要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