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0 00:09:27
序论：在您撰写文学现象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自卢新华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以后，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学命名现象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渐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知青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乡土小说”、“新历史小说”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文学”、“青春文学”、“新感觉小说”、“新体验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新世纪文学”、“玄幻文学”、“开放文学”、“新状态文学”、“行走文学”等等，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命名中，文学研究者对命名的热衷可见一斑。这种狂热的“命名情结”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对作家的命名上亦是如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文字女巫”……这些命名一个比一个具有“诱惑性”，这种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满足了某些批评家们的“命名情结”，而且成为了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成为了我们描述文坛现状所无法避开的词汇。
一般来说，对文学的命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事先的“预设”，一种是事后的“归纳”。“预设”式的命名，是对一种还没有完全显出，而只是初露端倪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带有相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是一种预言性的文学命名。“归纳”式的文学命名，是对过去的，或正在发生而已经相对稳定的文学形态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是对经过历史筛选和实践检验的文学史实的理性思考和总结，是对一个时段的文学比较接近学理的身份确认。回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历程，为文学命名，着实有一种名称蜂起，时不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气象。我们不否认适当的文学命名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命名是必需的，但正如“万物皆有度”，对文学命名过分的狂热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盲动性和时政化，不但不利于文学研究，反而会把文坛搞得纷乱芜杂、名目林立，给研究者造成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使得研究者目眩神迷，以至最终造成文坛的混乱不堪。
穿透这种狂热的文学命名现象，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文学命名的狂热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文学与经济的挂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场化”成为了衡量事物的一个无形的标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这种“精神食粮”也在所难免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与市场经济建立了联系，进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了增加作品的销量，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从而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一些作品就会被冠之以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名字。
其次是文学圈与娱乐圈的联姻。随着文化市场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等等，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娱乐界了。
一、“80后”作家群的出现原因
1.《萌芽》和“新概念作文”是培育园地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很受“80后”的欢迎。1999年1月,由它发出的别出心裁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由原来的无心插柳变成了柳成荫。在一些着名作家和高校学者的评选下,从最开始简单的作文比赛和被名校录取到现在捧红一批又一批的“80后”,它所带来的效应是出乎意料的。大家发现原来作文可以走出课堂模式,随意发挥和创造,有自己的独特思维和语言风格就可以。于是大批的“80后”涌进了这个“新概念”。“新概念”成为“作家生产线”。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这个队伍中走出的闪耀星星。还有太多的人或许没有他们那么惹眼,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并通过各种出版渠道跻身于“作家”行列。
2.网络文学的发展
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自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一炮走红后,人们开始将视线转移到网络。网络给原创文学提供了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写作。新浪等网站举行的文学大赛都显示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很多畅销书的封面看见“本年度网络人气小说”“年度新浪网点击率最高文学”的字样。据《扬子晚报》2006年4月5日报道,19岁的男孩林千羽凭借处女作《逍遥,圣战传说》一举拿下了2006年新浪原创文学大赛前半段文学状元的桂冠。北京朝华出版社宣布,将用100万元打造林千羽,让他成为“80后”中新一代领军人物。在这个自由的土壤上,“80后”们从中涌现了出来,蓬勃发展,不断壮大了“80后”作家群的队伍。
3.文化消费能力的增强
在11月25日举行的2005北京文艺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年轻一代的文学消费能量不可忽视。他认为,“80后”一代的特点就是文化消费能力特别强,“他们是独生子女,赶上了我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他们要买书,于是郭敬明变成了文化英雄;他们要玩游戏,于是陈天桥变成了网游大亨;他们要看电影,于是《头文字D》卖座……他们的文化消费力量越来越强大。”张颐武说,随着这代年轻人的崛起,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市场也逐渐形成。“青春化写作”崛起并占据了文学市场的重要位置,引发了文学领域的许多变化:首先是作家“换代”,原来走红的王朔等人渐趋沉寂,而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人开始崛起。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就曾采用少女作家春树的形象,并将春树、韩寒等人作为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一代文学代表人物。
4.媒体的炒作
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开始用各种方式吸引受众。明星化、偶像化、文学圈的娱乐化,都是“80后”走红市场的另一个外在因素。他们接受采访,举办签售,各种公众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林千羽被媒体冠以“韩寒第二”的头衔(他本人对此不予认可),可见媒体的炒作的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非同小可。韩寒,郭敬明等一而再地出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他们的名声一方面是自己成就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关注和炒作。
二、“80后”作家群特点
1.自身特点
在他们成为“作家”之前,他们是属于“80后”。他们有“80后”的普遍特征:缺乏斗志,希冀安逸;有“拜金”意识;个性张扬,相对逆反;富有一定的创造力;重视感情,心理素质较差。同时他们相对更加自恋和张狂。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复杂。写作源于生活,他们在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生活,可能他们比一般的同龄人更有生活体悟和经历,他们内心比较敏感,思维比较活跃。郭敬明曾在上海电视台的一档采访节目中说自己和很多“80后”的孩子一样,有美好的童年、亲情、友情,并承认他的作品很多都有自己的生活影子。但当问及他的抄袭案时,他立即表示不愿回答,并要求在播出时掐了这段录像。他的任性和脆弱也体现了“80后”典型的性格特点。
2.作品特点
(1)在创作内容上,除了郭敬明的《幻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既有漫画感,又有童话感,让所有的同龄人都勾引起那种久违的感觉外,80年代后大部分都呈现着类似的面貌:校园的快乐和压力、家庭的破“80后”作家群文学现象的初步研究朱咏梅碎、纯真的友情、朦胧复杂的爱情、边缘生活、伤感、低靡的情绪……诸如此类。由于读者都是同年龄层的,因而比较能引起情感的共鸣。
(2)在语言上有自己的风格。郭敬明的语言风格比较明朗,但同时又很华丽。张悦然的则比较阴郁、细腻。以他们俩为代表,导致后来出现了太多的模仿形式文字。现今许多“80后”将校园生活的草样爱情写得犹如韩剧般的泡沫,幼稚而轻佻、浮华,网络文学的粗糙也在其间起了影响作用。
(3)在塑造人物特点上,他们都很局限地将自己,或身边人的喜好特点赋予其中。这是比较缺乏创造力的。在自己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主人公喜欢穿白色帆布鞋,喜欢棉质体恤,等等;同时由于他们的成名带来的富裕生活或本就有的富裕条件,他们在作品中也时常透露出一些小资情节。对各种品牌东西的轻描淡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他们的物质欲和金钱欲。人物性格特点比较简单,没有前辈作家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度。
(4)在文体形式上,大都以小说形式和散文形式出现。在结构安排上也出现比较特别的,如蒋峰的《惟以不永伤》。
(5)在思想上,“80后”很少能表现出主题思想的深度。这和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涉足社会生活有关。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故事情节如何曲折动人,而在于是否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形象所内含的社会意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能以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去吸引人、感染人和感化人,这是作品取得艺术成就的首要之点。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作者)长期生活的积累、历史积累、知识积累和审美积累的结晶。“80后”的作品大都是校园青涩的爱情和对人生的迷茫,没有大的典型意义。
三、“80后”的真正天空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十年”,这是生命的规律,不可逆转的人生大势。“80后”作家群现象是一个趋势。所谓“存在即为合理”。当然不是说对这个现象无须争议。张颐武说:“在这一代影响下的文学市场中,青春化写作的一朝成名动摇了原有的文学秩序,文学的概念和价值判断的标准面临冲击。很难想象,当今文学市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居然是一些少年人。这些几乎毫无写作经验的少年人的试笔之作,往往会被成年人视为肤浅的自我表达,却受到了和作者同样年轻的读者的追捧。”着名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在他的《倾斜的中国文学界》(见《江苏作家》2003年第3期)中指出:“当前我国文学界出现了‘大人文学’和‘小鬼文学’之间的倾斜”。所谓“大人文学”指的是由成年作家创造的文学;所谓“小鬼文学”,指的是由少年作家写出来的文学。当前一些成人作家的作品出版难上难;然而,一些少年作者写的作品却“火”得不得了。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流传一时;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等作品成为各大书店销售量第一,他们的知名度竟远远高出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其他少年写出的作品也全都成了“卖点”。在中国文学史上,个别少年曾在年幼时写出过一两首较好的诗作,但少年写出高质量的小说的却从来不曾有过。因为这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学积累,还得益于创造性的艺术才能,这都不是一个少年所能做到的。陈辽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小鬼文学’当家,这是我国文坛的悲哀,也是我国文坛的讽刺。这一倾斜,更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当前生态环境的不正常。”
但唆话并不一定都会让人厌烦，有时也会有奇趣。例如有一段单口相声的开头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正月十五半拉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听后就会让人会心一笑，并不烦，它说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嘛。
唆话写成文章，也有出奇制胜者。例如某地二郎庙碑刻上的文字《二郎庙记》：“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一棵大树，人皆以为树在庙前，我独以为庙在树后。庙内设钟鼓二楼，晨钟而暮鼓，钟声嗡嗡，鼓声咚咚。十里之内皆能闻焉……”板着面孔看这篇碑记，多会给人留下空洞无物、废话连篇的无聊之感，但若以娱乐的精神，加上故作严肃、深沉的语气来读它，岂不有趣哉！
唆话写成诗，如果处理得好，也会营造出一种很有诗味的意境，幽默其中，自有一番情趣。例如明人冯梦龙的幽默小品集《古今谭概》里，有首题为《宿山房即事》的诗中说：“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全诗文字流畅，音韵和谐，四句二十八字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孤僧归，掩柴扉。半夜时，子规啼”。但细细读来，这种用词上的唆与重复，把和尚的孤夜独眠的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文坛大家也有此种大作，真的是很有趣。
在明代文学史上，特别受人注目的是“主张型”的文学团体所引起的文学争论。这些文人集团和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有其鲜明的特点：
（1）各有一套较为明确的文学主张，其结合不是停留在创作实践上的趣味相投，而是趋向理论观点上的人以群分，完成了文学实践的流派向文学理论的流派的过渡。
（2）不论高喊“复古”的口号，还是打着“反复古”的旗帜，主观上都有比较强烈的革新意识，希望能革除前弊，使文学创作符合各自心目中的规范。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文学 “”现象 关系
叶舒宪先生在他的专著《与狂狷》中对“”这一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演变和影响做了深入而生动地描绘，特别是考察了“”现象对人的人格与人类社会的特质起到的难以磨灭的作用。叶先生的书主要是人类学方面的探索，在这里，本论文要做的是研究“”与文学之关系。文学中的确存在着“泛化”的现象。比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查泰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K”、《简・爱》中的“罗切斯特”、《红楼梦》中的“贾政”、《寒夜》中的“汪文宣”、《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河岸》中的“库文轩”、《源氏物语》中的“源氏”等等。他们或者是自身为“作者”（或者是“隐含的作者”？）所“”，显得羸弱不堪；或者是为“批评者”所“”，其形象在读者面前变得猥琐不堪；又或者是为“作者”和“批评者”合谋“”，身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
对于文学中存在的“现象”，学界中确也有人注意到，但都是就单个作品中存在的“现象”进行解读。比如，在国内就有陈坤的《“去势”与“”：张爱玲对男性的书写》（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张大伟的《“”悲剧的多维反思》（山东文学，2004年第2期）；罗玲的《被他者后的自我变异：从拉康镜像理论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专刊）；李金博、张进德的《被的女儿性：从贾府丫鬟们情感世界的集体失落看红楼梦的悲剧主题》（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葛荣玲的《被的英雄：对孙悟空与哪吒故事的一种新解读》（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魏智渊、原晓喻、温鸿博的《被了的人性世界：评潘军小说》（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袁方的《传统文化和自我内在引导对人的“”：与之比较》（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2006年第9期）；潘志明的《金斯顿小说中的双重批评功能》（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王建成的《青春期症的焦虑：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性启蒙》（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肖敏《试论新世纪文学中“情结”的文化隐喻：以、和为中心》（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卷）；徐静的《威廉姆斯剧作中暴力的极致：强斯・维恩的》（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段建军的《羞涩、遮蔽与：的文化解读》（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孙祖平的《和漂泊的生命诗意：话剧观后》（上海戏剧・杂说，2009年第12期）；王博《还是救赎：现代性的危机与困惑：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巴金的所传达的生存焦虑》（学理论，2010年第24期）；李玲《以女性风情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叙事立场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博雅的《最美丽的丧失是对理想的：对的文本细读》（安徽文学，2010年第12期）；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美学：评从到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张媛的《男性历劫和女性的双重主题：试阐的男性写作视角》（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韩冷的《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京派男子的焦虑》（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等等。
对一些经典作品的经典式解读（这里主要指社会历史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对作品的解读）也不令人满意，这些解读充分体现了作者与论者对于作品主人公的“双重”。例如，对我们所熟知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三部作品进行的解读。这三部作品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三部力作，分别代表了三位作家创作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作品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家庭生活的题材，反映了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人性的光辉与沦丧。三部作品都写了关于女性出轨，最终导致家庭破裂的故事。故事情节的相对简单决定了作品在叙事层面上的技巧舍弃与精神层面上的着重探讨，这也将这几部作品从“通俗”的沟壑拉了回来。这样的追求也使得文论家在批评这几部作品时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精神层次的探讨，也许这也正是作家们所希望的。然而就是在精神层次的讨论上，批评家们也多是将焦点集中在家庭伦理层面与女性身体和精神自由追求的表现上。传统的社会伦理批评家们将作品故事的发生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上，很少关注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情感的发展变化，而现代女权主义者则将目光过分地投向女性性心理与追求自由的方面。
当然，批评家们在三部作品上的关注点还是有所差异的。在《安娜・卡列尼娜》上，作者成功的将批评家们的目光吸引到他在作品中的喋喋不休地议论上，虽然读者比较厌烦作者的这种“拖沓”的叙述风格。对于安娜的出轨的评论，批评家们大多忽视了作者的原意，从而将其归结为卡列宁的官僚本质与无聊的个性上，或者是将安娜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过分推崇。而对于《包法利夫人》来说，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开创性也引起了批评家们的广泛关注，有些文论家甚至认为这部小说实际上是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在精神的层面上，人们总是将同情的目光播撒在爱玛的身上，认为她的出轨是因为包法利先生贫乏的精神，是可以原谅的！毫无疑问，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引起的争议更大，女主人公对于性的觉醒与追求使得女性主义者们倍加推崇，而对于作者将梅勒斯作为查泰莱夫人的性启蒙者则显得不以为然，她们觉得女性完全有能力自己觉醒。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们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表现出来的作者对于工业时代机器对身体的损害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笔者阅读这三部作品时，给自己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女人的出轨与丈夫的可怜，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的不幸，然而，批评家们却有意无意的将其忽略了。我们注意到，研究三部作品中的三位丈夫的文章很少，从同情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对女权主义的规避。但我们必须尊重原作，尊重我们最初的感觉，从文本出发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为那些被的丈夫重新立言，重塑他们的形象。
综上所述，我们从对于单个中国或外国作品的一些研究性文章来看，它们分别涉及到了男性、女性、身体残缺、精神、多重等各个方面。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从这些文章的覆盖面来看，它们涉及到了古今中外的各个时代的作品，所以，不难发现，“泛化现象”在文学中应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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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大师们这种“美极生哀”的感受，用美学思想很难解释。从美学的创作规律来看，艺术家在创造美时，追求的是至美原则。画家要画出“标新立异”之作，文学家要写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文，音乐家要发出“天籁之音”……艺术创作就是对美的不断攀登、超越、创新，把作品的美挖掘到极致，达到美的最高境界。艺术家们的这种唯美追求，获得了“美不胜收、炉火纯青、鬼斧神工……”等等最高级形容词的赞誉，然而，当艺术家们被这些美誉的光环笼罩时，他们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心理学角度看，艺术家们这种“美极生哀”的感受，是他们对事物的“绝对化要求”使然。因为追求完美的心理，久而久之会使人产生极端情绪，这种情绪会使人无法接受客观现实与主观愿望的相悖。艺术家在创造美的作品时，他们的审美目标会越来越高，在这高目标的牵引下，他们的心里，只有不断地提升，无法接受衰落。然而这又与客观规律不符，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川端康成和这些艺术大师们，当然也懂得这个自然法则，他们知道美好的事物在达到极致后，就会出现可怕的衰亡过程，在艺术家看来，衰亡是对美的亵渎，他们无力阻止，无法挽救，所以“哀伤”。
这些艺术大师们，对美的“绝对化”的期待所引起的审美逆转，在哲学思想看来，是量变导致质变的结果。哲学的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首先从量变开始，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艺术大师们在建树自己的艺术成就时，每达到一个高度都是一次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艺术家们就是这样执着追求，不断超越，把自己一步步推向艺术的顶峰，然而艺术追求是无止境的，可是艺术家的创作生命是有限的。哲学思想认为，事物发展、上升到它的最高状态以后，本质上会出现缓慢的下降、衰落运动。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所以，艺术家们的创作在达到他们自己的极限高度后，他们的创造力就会发生逆转。艺术生命也有春夏秋冬，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对那些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们来说，当他们年老智衰，力不从心，再也无法超越自己曾经创造的艺术高度时，他们的心境是凄凉的，正如凡高在结束自己生命之前所说“悲哀永在我心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川端康成在看到盛开的、美丽至极的海棠花时感到哀伤的缘由了。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艺术家，也包括川端康成，他们在无法吞咽这份哀伤时，选择了结束生命的方式与艺术诀别，悲壮地谢幕。
当然，艺术家们的自杀现象，也并非是单一原因，他们的人生就像他们的艺术创作一样，是复杂而多元的。但是他们对事物的极致追求所造成的极端心理是他们不能“悠然下山去”的主要原因。
文学艺术这种“美极生哀”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很多见，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比如：当官的在辉煌一时后，很难忍受“门庭冷落车马稀”，即使普通人在时过境迁，大势已去后，也会感伤自己的暮秋。那么，这种哀伤情绪怎样克服呢？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哲学思想认为：由于量变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事物才能保持其原有的性质，所以，当我们需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时，就必须把量变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就是说，人们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态度，要从容冷静，注意分寸，掌握火候，收放适度，不偏激、不极端，注重过程，淡泊结果，在取得成就，进入巅峰时，要清醒、理智地看待成功，要知道花开花谢是自然规律，物极生变是对立统一规律。虽然对正在衰落、下降中的事物来说，前途是暗淡的，但是，一种事物的下降往往是另一种事物的上升，从上升的事物中又可以看到光明。
文学艺术能够创造美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缤纷的色彩；哲学思想可以提炼智慧，让人们理智、快活地生活。我们不妨把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珠联璧合，让我们的生活始终都有美丽、理智和阳光。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花未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一、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二、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之间的逆反过程。刘勰强调文学鉴赏过程的实现要以情感投入为前提，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然，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而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鉴赏者通过阅读与创作者也才有了潜在交流的可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鉴赏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豪爽》言:“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引文所载，晋朝大将军王敦与曹操一样，有着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故常常吟咏曹诗来宣泄一己之情怀。南宋文天祥读杜甫诗时，亦有同样的切身体验。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至于刘勰将“知音”作为文学鉴赏活动的目的，强调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更是精到之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云:“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意谓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单从别人的诠释中领悟杜诗。揭示了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又是相区别的。就创作者而言，应先“情动”，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辞发”，并把它体现在一定的文辞形式中;就鉴赏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触的应是作品的文辞形式，然后“入情”，通过它来领会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谓“沿波讨源”。二者的过程虽然相反，但文辞形式这个要素对于创作者和鉴赏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实现打动和教育读者的目的;鉴赏者只有仔细考察文辞形式，才能较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终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断。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文学的创作问题，刘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论及，提出了“三准”之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所谓“三准”，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前面三个步骤，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当的文辞形式来表现它。与“三准”说不同，刘勰《知音》篇的“六观”，是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的。鉴赏者接触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辞形式，因此必须通过文辞形式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观”之外，刘勰还指出了关于鉴赏者的鉴赏能力问题。他说:“事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弃?”刘勰认为，能否真正做到觇其文而见其心，关键不在于作品的深奥难鉴，而在于鉴赏者“识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刘勰便把鉴赏者主观方面的能力问题作为鉴赏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来。正因为在文学作品和鉴赏者之间，鉴赏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的问题。所谓“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是说由于鉴赏者“识照”能力不够，导致文学作品鉴赏中典雅深奥的作品遭弃，而平庸浅薄的作品却得以兜售的不良现象。在刘勰看来，这是由于鉴赏者修养、识见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鉴赏者自身鉴赏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提高鉴赏能力，才能正确地进行鉴赏并且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充分显现出它的艺术魅力。至此，刘勰的《知音》篇为我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情动辞发”是该系统的重要前提，鉴赏者“披文入情”是关键途径，“觇文辄见其心”则是鉴赏活动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