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7 07: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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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学科课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主阵地。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摸式。我们认为，在教师指导下的读书、思考、交流、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在这里，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交流能让学生在童心童语的氛围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发挥班级授课的忧势；练习则使知识得到巩固和积累，并转化为能力，让学生开始初步的运用。很明显，这些环节都是以学生为活动主体的。因此，如果教师的指导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步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轨道而不致陷入“发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满堂灌”的覆辙。当然，“教师指导”是至关重要且需精心设计的，否则，训练的效果就会不佳。这里，首要解决的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问题。从我省许多老师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课堂教学经验来看，先扫除障碍（生字、难词、有关背景、知识等），重点抓好识字写字；接着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大意、结构；继而精读课文（或片断），侧重语言训练；之后勤读背诵，加强语言积累；最后迁移练习，促进语言运用，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训练课的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当然，模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摸式中的后三个重要程序，做到语言训练（包括分析比较）有重点，勘读背诵（全文或片断）有积累，迁移练习有运用，那么，语言文字训练的目标不难达到。
其次，要真正落实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具体操作上应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规定。比如，40分钟的课时目标要明确单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目标要非常具体且数量不能过多，最多也不应超过三项。因此像作文训练课“教会学生按人物动作的先后顺序说。写，语句通顺连贯”的课时目标是订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课时目标却订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读为本”、多读课文是一节成功的小学语文课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语课堂的40分钟内，如果听不到琅琅的书声，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节课，学生至少应该有1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来读书，包括朗读和默读。这样，到课文教完时，我们期盼“低年级学生对全篇课文，中高年级学生对重点句段能背诵”的要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又如课堂练习，包括书面练习，每节课也都应有具体安排。现在有一种把书面练习都放在课外的不良习惯，这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小学课外的语文学习应是阅读课外读物和自由练笔，所以我们认为书面练习，包括作文一般都应在课内完成。还有，指导学习方法，这既是完成中小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读书”广自能作文”的目标所必需，也是提高语言文字训练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学法指导应该是全盘考虑、分项设计，做到有序、有机的渗透。即使眼下一时达不到，我想也应该增强学法指导的意识，做到对单元、课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学法指导，力求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学习语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在指导学法的随机渗透和专课讲授两种方法中，我们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在参与领悟、体会、总结中，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地把握祝。
为了保证以上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标的达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第一，应精当讲解。每节课不论是思想内容的理解，还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教师的讲解都应当十分精要和恰当。当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通病，是凡事均搞“联想”、搞“发散”。“联想”、“广发散”是思维训练的极好形式，但运用必须适度，以教材允许和学生能做到为宜。第二，要精简提问。提问力求具有启发性、导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为了克服以“提问式”代替“启发式”、以多提问来酿成“课堂活跃”的弊病，硬性规定一节课中老师提出的关于内容理解上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五个，但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时反溃教师对学生的朗读、答问、提问、交流，要及时进行评价，组织学生讨论，对的肯定，错的纠正，并简述原因和方法。这是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机，最能给学生──不止于答间的个人，而是全体──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师是从来不放过这一时机的。书面作业完成后，应要求学生自我检查或互相检查，然后尽可能地有重点地在课内评价和反溃第四，有自学时间。这里的自学是指预习，朗读前的准备，回答问题前的思考，查阅资料、草拟提纲、质疑问难等学生个别的学习。这种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训练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课堂教学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体现。学生自学时，教师要巡视指导，矫正反溃。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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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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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字的传播需求是巨大的，新词层出，然而成语、方言被渐忘。汉字更是一种线条的艺术。从中国文字博物馆、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等大型汉语言文字传播项目可见，汉语言文字与交互设计的学科交叉研究前景广阔。2012年度优秀应用APP《中国古典家具》介绍明了清家具榫卯结构、工艺材料、纹样寓意等内容。它利用360°旋转展示、榫卯炸开、物理感应等交互性操作激发人们主动了解传统文化的兴趣。传统文化题材以交互手段展现，可以呈现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面貌——高艺术品质、互动性强、易用愉悦的体验感。通过对汉语言文字的传播应用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字传播的途径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受现代数字技术的冲击，印刷出版物、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在减弱。运用交互技术的APP应用、交互展示等因形式新颖、传播平台（手机、电脑）普及、内容更新迅速、参与性强等优点吸引了更多中青年用户，传播影响力与日俱增。
2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分析
对于汉语言文字的审美分析，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到，汉字有三美：意美，音美和形美，精确总结了汉语言文字的三个艺术特性。“音美”，指汉字阅读的声音美。不同地域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声音和书写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方言文化。现代化进程加快，方言文化危机重重。因此我们开展了方言文化的研究和交互设计工作。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交互专业2014年毕业设计作品《方言地图》选取传统官话为素材，摘选八句代表性的日常生活用语和趣味方言小调，进行语音和视觉元素的采集和对比，展现了分布在祖国东西南北中的方言文化。“形美”，指汉字书写的整体线条美。西方人将汉字誉为线条的艺术。汉字造型讲究轮廓方正、结构均衡、比例协调、笔画穿插得当。“书画同源”的特性，将古老文明与生活画卷以汉字的形式被传承下来，例如“羊”字以羊头造型为特征抽象为文字。经过甲骨文、篆书、楷体、至简化后的仿宋体，都保留了羊头上一对犄角的特征，形象鲜明，图文相通。“意美”，指汉字所包含的意境美。意境美，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笔者认为，汉字的音形里所蕴含的信息，通过听视觉传达给受众，在其心理上构成体验从而形成意境。因此，影响汉字意境美有三因素：汉字的音与形、受众的个体差异以及传播途径和形式。所以，古老汉字通过交互方式传播，以更符合当代受众审美方式，并焕发新的时代魅力。通过对汉字美的特征举例，可发现从视觉、听觉、心理体验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艺术设计创作的价值。视、听、心理三个层面的信息传递，也需要通过信息整合设计法，由表及里地突出中国元素，构建易用愉悦的用户体验。
3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创新设计研究
创新设计研究从立意、选材、风格方面入手，首先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引入用户体验、信息整合、等设计方法整合设计资源，用交互技术手段传播，具体来说：
3.1立意——天人合一
借鉴庄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即人与自然相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笔者认为成功的设计应该是受众和设计作品相互融合，用户愉快体验的过程。提高受众的参与程度，需做到：准确锁定目标用户，根据用户需求而设计；邀请用户作为设计师参与设计过程；成果展示本身也需要受众参与互动，成为设计的一部分。
3.2选材——深入浅出
设计素材，是设计要表达的内容。在信息大爆炸时代，选取设计素材的难点在于面对大数据如何去伪存真地高效梳理信息。其标准是：代表性，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体现中国文化之美；浅显易懂，能够让大众快速理解掌握。例如甲骨文，是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通过用信息整合，把古老信息转码为时令设计语言，可收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传播效果。
3.3风格——古为今用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在与世界接轨，相互融合中也要让世界看到中国设计的形象。从本质上要求必须是具有民族精神、文化底蕴的中国元素。设计上，可以考虑在视效音效方面传承发扬，形成中式风格，如水墨、剪纸等。但风格的古为今用，并不是照搬临摹，应该以当代审美眼光去粗取精，诉求文化特指和民族神韵的传达。
4设计应用
本届优秀毕业设计作品《甲骨文》选取甲骨文为题材，运用了体感识别技术创新交互体验。下文从设计背景、形态分析、交互流程、视觉风格四方面简述设计过程及成果。
4.1设计背景分析
甲骨文，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甲骨文是一种象形文字，就形象写词法的构图进行分类，可以大致分为四类：象物、象事、象意、标示。尤其甲骨文中有不少字是人的形体动作的抽象形态。例如大、伏、交、木、人、北、从、扶、休、走……我们将这些内容与动作捕捉技术结合开展了甲骨文交互展示设计研究。
4.2形态特征分析
甲骨文动作字多为独体字，一般是对一个人物的动作形态的模拟，例如大、交、木、人、走。也有不少是合体字，如从、休、扶，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动作组合的提炼。在设计中，用屏幕人体骨骼线提示和实物人偶模型动作参照的方式，吸引参观者参与交互（见图2）。甲骨文独体字“走”,像人摆动双臂跨步行走。甲骨文合体字“北”,像二人以手相助之行。
4.3交互流程
根据形态分析，我们设计了单个用户和两个用户参与的两种交互场景。参观者的肢体动作通过体感技术识别捕捉，转码为甲骨文、触发相应的视听体验。技术方面，KINECT体感装置在WindowsSDK中提供动作控制，通过代码编写结合成像技术完成一系列指令。整体交互流程，用屏幕和实物人偶模型作指引，提示参观者参与交互。参观者动作被捕捉到与甲骨文匹配，然后出现甲骨文的注释、表达相关意境的水墨动画和诗词。
4.4视觉风格
视觉风格上，动画视效呈现水墨画风格，注释诗词以丹青书写，配以清雅古乐。界面视效古典韵味浓厚，引人入胜。慢慢流动的水墨动画里，一个在耕种的农夫弯腰犁地的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人”字的由来。没有过多注释，更多的是视觉和心灵的体验，这即是以水墨动画形式对甲骨文的字义诠释。
4.5小结
以上内容是基于2014年本院毕业设计展为时间节点的交互设计作品。由于时间和技术限制，展示内容以单人交互为主、双人交互有待深入。画面视觉效果的一致性和精细度要继续完善。期望能吸取经验教训，在设计方法流程和交互体验方面继续课题的研究。
5结论
5.1主要研究观点及成果
经分析研究，形成本文的主要观点及成果：分析总结汉语言文字的传播途径和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并对其改变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以交互产品为主的新传播形式的优势所在和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发展趋势。以汉字的信息传递为主线，分析了汉字从视觉、听觉、心理体验三个方面将信息传递给受众，得出汉字独有的音美、形美和意美的艺术特征。指出造成汉语言文字展会关注度不高，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会展的观展模式由“看”转变到“玩”。汉语言文字成果以展会模式传播时，必须改变这一现状，重视交互性和体验感。提出汉语言文字传播创新设计的方法流程，以体验设计思想为基础，利用特征举例法，结合发展趋势和时代特点，用整合理论对各要素进行整合分析，最终进行创新设计。5就设计而言，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设计价值，创新传播渠道和传播形式，满足受众的传统文化需求都是当务之急。
5.2后续研究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对祖国的语言文字满腔热情满腔爱。不一往情深，就钻不进去，就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就不可能获得真知。学生学语文，也是同样的道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鲁迅先生也说过：“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生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著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学生对祖国的语言文字产生浓厚的感情，就能孜孜矻矻，深入其中，寻求知识宝藏，就能刻苦地进行训练，正确地使用。怎样激发他们热爱的感情呢？
抓住汉语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律性进行教学，引导学生认识它的悠久历史，懂得它源远流长，激发自豪感。结合课文的讲谈分析、结合学生听、读、说、写的训练，传授语言、文字、语法、修辞等汉语基础知识，分析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生动，激发热爱的感情。比如辨别字的形、音、义，不能只机械地、呆板地就某个字论某个字，要讲出汉字的特征。让学生理解汉字就是由横、竖、撇、点、捺、提、钩等七种基本笔画组合而成，不管是笔画少的，少到两画，如力、乃、又，还是笔画多的，多到二十几画，如蠢、羸、攥，都饱含线的艺术，各个部件组合得紧凑、有韵味，形体匀称，给人以图画美的感觉。汉字的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反映了这个工具表情达意的准确度和精细性，启发学生饶有兴味地进行辨别、探讨。让学生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根据史前文物资料推测，大约已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汉语字词的丰富、语言的优美、同义词近义词区别的细微，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教学时可适当采用比较的方法与英语、日语、德语等有关词语比较，比出汉语的丰富多彩，比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激发学生对中华民族、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
引导学生赏析优秀文学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祖国文学的感情。在德国，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在统一德意志语言，使德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可那时已是十八世纪未，十九世纪初。而我们伟大祖国很早就出现了《诗经》、《左传》、《楚辞》、《史记》等伟大作品，那都是公元前的事。至于公元后的文学作品，真是多如天上的灿烂群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伟大作家的作品更是在世界上闪射着夺目的光辉。带领学生学习古往今来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写成的佳作，犹如身入胜境，在无数瑰丽璀璨的珠宝中观赏遨游，美不胜收。让学生体会祖国语言文字的优美和表现力，哪怕是一首小诗小词，也有无穷的趣味。如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仅仅二十七字，绘出了栉风沐雨恬然垂钓的图景。人物、山水、草虫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色彩班谰，生意盎然，用诗词表现画的形象、画的意境的技巧令人惊叹！又如把杜甫的《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两首律诗放在一起教，启发学生从诗中的忧与喜来领会语言文字巨大的表现力。写国破之忧愁，笔笔忧，句句愁，花鸟草木皆添愁；写收复失地之喜，一个“狂”字，感情横溢，思绪腾飞。“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一联诗句，四个地名，佐之以“从”、“向”、“穿”、“下”等介词与动词，把归程的路线、飞越的神思、急切回归的心情、喜出望外的感情等等表达得淋漓尽致，发挥了很强的感染力。语言文字的奥妙无穷，有时奔腾如滔滔江水，鲁迅的《“友邦惊诧”论》中“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就是运用语言文字倾泻感情的典范，语句短促，历数罪状，犹如短枪，犹如匕首，锋利无比，发挥了强烈的战斗作用；有时洗炼如矿出金，质美意深，如《一件小事》中“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榨”字就经过洗炼之功，把车夫形象的高大、“我”内心的感动与觉醒刻画得入木三分，字虽一个，但有千钧之力。语言的奥妙远不止上述说的这些，颠倒词序，增减字数，正话反说，褒词贬用，虚实搭配，含蓄豪放，绮丽雄浑等等均大有琢磨推敲的天地；至于音韵的和谐、语调的铿锵、节奏的明愉等等可诉之于学生的听觉，引导学生在朗读、背诵之中体会语言的优美生动，培养和激发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真挚热爱的感情。
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其意义绝不局限在语言文字的本身，而是输送给学生多种营养，滋润他们健康成长。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等都可渗透于语言文字的教学之中，给学生的思想情操以熏陶感染。
汉语最根本的特点在于缺少形态变化。学俄语的人都知道，俄语有着丰富的词形变化，性、数、格、时、体、态这些语法范畴都可以靠词形变化来表示。英语的形态变化虽然不如俄语丰富，但也不少。而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是一种“孤立语”或“词根语”。“鸟飞”“飞鸟”中的“鸟”和“飞”尽管语法功能各不相同，但词形却没有任何变化。汉语主要的语法手段是词序和虚词。“老师问学生”和“学生问老师”意义不一样，因为词序不同。“父亲的母亲”与“父亲和母亲”意义不一样，因为虚词不同。汉语中词的语法功能比较宽泛。名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也可以作谓语；动词不仅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主语、宾语；形容词不仅可以作定语，也可以作状语。汉语词的兼类是重要的语法现象。“在”既是动词，又是介词，也是副词。汉语词类活用现象较多。“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类的句子几乎随处可见。
汉语的上述特点启示我们，语文教学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感。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语法规则的强制性相对较小而语言组合的灵活性较大。表达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验，依靠语感。而在阅读中；感悟的意义则更大。语感的培养，必须通过多读。多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接触大量的语言材料。只有大量阅读语言材料，才能充分了解语词的“分布”，才能学习更多的表达式，才能更好地比较和区别各种表达式的表达意义，才能了解不同表达式的不同语境。古人提倡“读万卷书”，其中就有这样的目标。二是反复地读名篇佳作。只有反复地诵读，才能更好地体悟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并反过来体悟某些表达式的特殊意义和特殊价值，才能从语音、词汇、语法的不同角度综合地体悟语言运用的奥妙和规律。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其中也应当包含这样一个语言学习的基本规律。当前，特别应当提倡朗读。要读得书声琅琅，读得痛快淋漓，读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义皆若出于吾之心”。一个从来不懂得享受朗读的学生，不会是语文水平很高的学生；一所听不到书声的学校，更不可能是好学校。
上述特点还告诉我们，语文教学应当重视虚词。如果说语文教学还应当让学生学一点语法的话，那么虚词便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词序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靠语感，而虚词的使用则理性得多。另一方面，虚词，特别是连词在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日常口语。只有学好虚词，才能自如地运用书面语，并提高口语的水平。而且，虚词的使用与思维的发展关系密切。当然，虚词的教学也应当是动态的，结合语用实际的。比如副词“才”，可以以“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为例。这句话表达了对焦裕禄同志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让学生去掉“才”试试，立刻变得冷冰冰的；再换一个“已经”试试，更糟糕，好像嫌他活得长了。这样学生就能生动地领悟到恰当使用虚词的重要。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着很强的历史继承性。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大量古代汉语的因素。不必说句法结构的基本格式“主—谓”和“动—宾”贯穿古今，也不必说“天”“地”“山”“水”“生”“死”“上”“下”这些基本词汇活跃始终，单是具体的表达方式就很多。现在常用的“瓜分”“血祭”和古代汉语“一狼犬坐于前”“寨中人又骛伏矣”中的“犬坐”“蛰伏”都是名词作状语，“发扬光大”“严肃党纪国法”中的“光大”“严肃”是古汉语中形容词用作动词这种表达方式的继承，“天地之间”“为语言的纯洁而斗争”中“之”“而”的意义和用法与古代汉语完全一致，这样的表达式仍然非常能产。就连作为现代汉语一般词汇的大量双音词，其词素也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词汇。
从这一特点出发，必须重视文言文的教学。文言文教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在于提高他们的现代汉语水平。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可以了解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种文化积淀又可以成为他们运用现代汉语时的宏观语境。那些文言文读得多学得好的人，在运用现代汉语时，也往往多一份雅致和凝重，少一份苍白和飘浮；多一份精练和轻灵，少一份芜杂和笨拙。教材的选文，如果说现代文应当多选优秀时文，那么文言文则应当多选传统名篇。文言文的教学更应提倡诵读，让学生在诵读中体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境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境界，领悟孔孟的庄重与热烈、老庄的智慧与洒脱、墨家的思辩与求实。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课外可进行对联鉴赏和属对练习。属对是一种充分体现汉语特点、集语音、词汇、语法于一身、沟通古今的极好形式。
作为汉语书面符号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使用，与汉语少形态变化、多同音词的特点有关。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是字形有意义。从符号的编码系统来说，汉字符号是多码的。它不仅有音码、义码，而且有形码。符号的编码越多，信息量就越大，给人的刺激和联想就越多；同时，掌握的难度也越大。汉字的多码性至少决定了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是初学难，另一方面是对于汉语书面语的易解、多解和深解。
鲁迅曾说：“写山曰‘嵯峨''''；状水日‘澎湃''''；‘蔽芾葱宠''''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涵，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1.识别和品味汉字。
小学阶段要求认识3500个左右的汉字，掌握汉字的音、形、义。对于增添或更换部首、偏旁等的衍生字，要以“会读”为标准；对于一些易混淆的形近字，着重要求“能写”；对于一些表意不明、不便记忆的文字，要帮助学生理解。在做好汉字识别的基础上，由读入手，反复品味，体会汉字的音律美和情意美。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恰当安排朗读、默读、精读、略读、通读等，引领学生走入汉语的语音世界，通过“读”让学生体验作品语音的艺术表达，在语音流动中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和自我情感。对汉字语音有了初步的整体感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品位言语声律所特有的审美意味。教师应首先通过朗读规范字音，与默读穿行，激发学生的初始情意反应；而后进行精读细品，将情意反应由外在表达转向内在体味；最高阶段是诵读，达到学生主体与言语表达课题的自然融合。
2.言语形式的初步体验。
古代文学非常讲究音律的艺术表达效果，要求言语表达要此起彼伏协调搭配，体现言语的韵律美。不同的声律能够传达出不同的调质美感，激发不同的情感反应。如阴暗低沉的字音让人伤感，响亮清脆的字音让人喜悦，圆滑轻快的字音描绘水流，铿锵急促的字音形容马蹄声等。教师应充分唤起学生主体与言语韵律一致的情意反应，去体味这些言语表达的深层意义。韵律之外也要关注言语流动的方式，即节奏，它体现在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缓急配合而成的起伏变化。言语节奏是作品审美情趣的表现，能够强化情感表达，达到一唱三叹、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音律的协调、节奏的有致给人带来深刻的审美感受和情意体验，教师应在学生准确把握音准、初步感受言语音律之妙后，引导学生融入语音所传达的情意世界，在诵读中反复玩味言语作品的文脉、气韵，为深层次的阅读提供心理预设。
二、言意转换，体验言语语意
1.组织概括。
语言文字运用的大师水平是把厚书读薄，长文读短，段落读成句子，句子读成字词。自三年级开始，概括能力的培养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教师应努力探究多种教学模式，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策略，合理引导，使学生的概括能力在反复的阅读训练中得到巩固和提高，做到适度有常、通达圆融。在三年级学生初次接触组织概括时，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模式进行练习设计。模式一，给出重点词语和连接短语，使学生能够借助台阶“跳一跳”进行语言组织，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模式二，针对脉络清晰的课文，从让学生概括一个句群、一个自然段开始，一点到面，更好地掌握文章的脉络结构。模式三，有些课文题目的课题基本概括了主要内容，从课题入手也是一种锻炼概括能力的方法。模式四，针对较难的文章，教师可在黑板上板书摘要的重点词或者线索结构，将学生分析感悟之后的理解填入，水到渠成。
2.学会复述。
只有充分理解内容、切实把握要点，运用有组织、有逻辑的语言，才能做好对课文的复述。复述是重要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学习、运用、发展语言的训练场。复述课文不同于背诵课文，复述要在理解课文重点内容的基础上，有序组织语言，按一定的逻辑，清楚、连贯地叙述课文中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情节、背景等内容；既要遵循原文，又要发挥自主性，恰当地运用课文中优美的语句，用自己的语言完成对课文内容的创造性复述。以《蝙蝠和雷达》为例，教师应设计几个递进的问题。1.蝙蝠是靠什么探路的？并设计表格，记录在不同的试验方法下铃是否发出响声，得出蝙蝠探路的方式。2.蝙蝠的嘴和耳是怎么配合探路的？引导学生梳理关键词并画出示意图，结合图示总结探路过程。3.科学家是怎么模仿的？让学生结合图示和重点词进行描述。学生充分地动脑、动手、动口，探寻复述的角度和顺序、语言选择。
三、由意入情，体验言语情感
1.反观情景体验。
言语作品在基本语意的表达之外，还在情感、哲理、人生追求、生活趣味等方面给予人类永恒的关照，也因而具备了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体验言语作品情感的关键在于达到读者与作品情感的统一，在于实现感同身受的过程。情感是发于内而表于外的东西，而言语形式是最好的情感外化手段。教师应帮助学生把握和理解蕴含作品内在情感的言语形式，深入其情其境，体会作者言语表达中的深情厚意。在解读文本时，学生总会带着自身特有的情感准备，甚至形成言语理解的心理定式，倾向于以前接触过、或是当前他们所深信不疑的东西，不可避免地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同化言语表达。这种以“有我之境”投射个人思想感情的模式，不仅使学生的自我情感得到适度宣泄，更让已有的情感体验升华了作品的底蕴和内涵，在由此及彼、彼此相容的复合式反观言语情境中，促进学生自我内心世界的成长。
2.驾驭情景体验。
在阅读教学中，首先要做好文学鉴赏工作，即前文所说的文本理解、言语品位、情感体验等，之后就要将教学重点放到促进学生能力发展和身心成长上来，这是教师开展语言文字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生已经融入作品，切己体察了言语语境，但如何跳出文本所营造情意世界的樊篱呢？一方面将言语情境纳入自我促进的轨道，力求这些阅读行为价值的有效生成；另一方面由此及彼，对言语情意进行深层剖析和意义探寻，体验言语作品韵外的别致。教师不应止步于学生与言语情境世界的相融相感，更应将这种和谐共振的情感体验化为自己“知、情、意、行”各方面的素质。学生的情感发展和体情能力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与所阅读的内容加以融合，促成自我情感阅历的增长。教师和学生不应在言语情境体验中过度迷失，应有教学检测的自我驾驭能力，客观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四、提升境界，体验言语“意蕴”
1.理清文路，点拨文眼。
进行阅读训练时，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出文章的脉络结构，是高年级学生必须具备的一种语文学习能力。五年级是一个过渡期，也是培养理清文路这一学习能力的关键一年。比如，在执教《黄山奇松》第二课时时，教师可以在课始设计这样几个问题：1.初读文章第一段，你认为黄山被誉为什么？它以哪四绝闻名于世？2.文中描写了哪几种松树？第一个问题是重温第一段的内容，学生很快就能回忆起来。第二个问题，学生通过浏览全文，“迎客松”、“陪客松”、“送客松”几个关键短语浮出水面，凸显了“三大名松”是黄山闻名的“奇松”，为学生把握课文的整体脉络指明了道路。文眼阅读法，即抓住文章题目中蕴含的双眼，捕捉文章的核心和灵魂。教师在《黄山奇松》的授课中，可扣住“奇”字展开教学，提问学生黄山“奇”在哪？黄山三大名松“奇”在哪？带领学生潜心观察，交流感悟。
2.体会言语主体人格境界。
课堂教学是学科课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主阵地。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摸式。我们认为，在教师指导下的读书、思考、交流、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在这里，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交流能让学生在童心童语的氛围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发挥班级授课的忧势；练习则使知识得到巩固和积累，并转化为能力，让学生开始初步的运用。很明显，这些环节都是以学生为活动主体的。因此，如果教师的指导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步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轨道而不致陷入“发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满堂灌”的覆辙。当然，“教师指导”是至关重要且需精心设计的，否则，训练的效果就会不佳。这里，首要解决的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问题。从我省许多老师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课堂教学经验来看，先扫除障碍（生字、难词、有关背景、知识等），重点抓好识字写字；接着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大意、结构；继而精读课文（或片断），侧重语言训练；之后勤读背诵，加强语言积累；最后迁移练习，促进语言运用，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训练课的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当然，模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摸式中的后三个重要程序，做到语言训练（包括分析比较）有重点，勘读背诵（全文或片断）有积累，迁移练习有运用，那么，语言文字训练的目标不难达到。
其次，要真正落实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具体操作上应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规定。比如，40分钟的课时目标要明确单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目标要非常具体且数量不能过多，最多也不应超过三项。因此像作文训练课“教会学生按人物动作的先后顺序说。写，语句通顺连贯”的课时目标是订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课时目标却订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读为本”、多读课文是一节成功的小学语文课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语课堂的40分钟内，如果听不到琅琅的书声，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节课，学生至少应该有1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来读书，包括朗读和默读。这样，到课文教完时，我们期盼“低年级学生对全篇课文，中高年级学生对重点句段能背诵”的要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又如课堂练习，包括书面练习，每节课也都应有具体安排。现在有一种把书面练习都放在课外的不良习惯，这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小学课外的语文学习应是阅读课外读物和自由练笔，所以我们认为书面练习，包括作文一般都应在课内完成。还有，指导学习方法，这既是完成中小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读书”广自能作文”的目标所必需，也是提高语言文字训练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学法指导应该是全盘考虑、分项设计，做到有序、有机的渗透。即使眼下一时达不到，我想也应该增强学法指导的意识，做到对单元、课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学法指导，力求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学习语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在指导学法的随机渗透和专课讲授两种方法中，我们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在参与领悟、体会、总结中，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地把握祝。
为了保证以上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标的达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第一，应精当讲解。每节课不论是思想内容的理解，还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教师的讲解都应当十分精要和恰当。当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通病，是凡事均搞“联想”、搞“发散”。“联想”、“广发散”是思维训练的极好形式，但运用必须适度，以教材允许和学生能做到为宜。第二，要精简提问。提问力求具有启发性、导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为了克服以“提问式”代替“启发式”、以多提问来酿成“课堂活跃”的弊病，硬性规定一节课中老师提出的关于内容理解上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五个，但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时反溃教师对学生的朗读、答问、提问、交流，要及时进行评价，组织学生讨论，对的肯定，错的纠正，并简述原因和方法。这是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机，最能给学生──不止于答间的个人，而是全体──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师是从来不放过这一时机的。书面作业完成后，应要求学生自我检查或互相检查，然后尽可能地有重点地在课内评价和反溃第四，有自学时间。这里的自学是指预习，朗读前的准备，回答问题前的思考，查阅资料、草拟提纲、质疑问难等学生个别的学习。这种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训练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课堂教学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体现。学生自学时，教师要巡视指导，矫正反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