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2 1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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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制度性缺陷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用于共同体内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它通过无例外地对违规行为施加某些惩罚来抑制人类交往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作为一项制度,它通过一系列规则和约束,强制人及时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抑制人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减轻或消除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同时又通过对信息披露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的约束,协调信息需求者的信息搜寻成本,保证市场稳定运作。从会计信息供应链可以发现,符合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中的管理与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责任和作用密不可分。
公司治理框架下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路径
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各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准。完善措施有两种,一是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建立独立董事评价制度；二是设立专门委员会(主要包括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以使董事会对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领导和监督具体化。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改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过于集中的局面。将国有股权适当分散持有、国有股人之间有效竞争、相互制衡的国有股持股结构。目前实施的方案之一是国有股减持,即向社会公众及证券投资基金等公共投资者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或者改变国有产权的虚置问题。对于那些处于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上市公司,可通过出让国家股、国有法人股或者资产重组方式,降低国有股权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可借鉴日本人相互持股的经验,尝试发展法人持股和机构持股,特别是法人交叉持股模式,构造稳定的大股东。完善基于公司治理的内部控制组织结构与运行体制。实行决策、执行、监督分权制衡制度,建立所有者层次和经营者层次内部控制组织。所有者层次内部控制组织代表所有者利益。向股东会委派财务董事、财务监事或财务总监,主要债务人列席董事会,董事会中建立财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或内部控制委员会,设立独立董事等。建立财务委员会作为投资中心的核心组织,对财务负责人进行制衡,提高财务决策科学性；建立的审计委员会与经营者独立,确立审计委员会于内部审计经理之间信息沟通与制衡关系,避免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层次内部控制组织主要为经营者控制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服务,为履行其经营管理责任而发挥作用,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大股东或内部人形成制衡。完善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报酬和业绩相对称的长效激励机制。其核心内容在于设法把高层经理的个人利益跟企业牢牢捆在一起,使他们享有部分剩余索取权,让其年薪取决于整个公司的经营业绩,如实行利润分成、延期奖金、增股和股票期权等激励性报酬,其中股票期权是主要的。在公司的各类人员中,职位愈高,这部分报酬的比重愈大,总经理的长期性报酬激励可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从而充分激发高层经理的努力动机。建立逆向激励契约。即通过制约因素,限制经理人侵占股东权益的可能集合,完善与经营者之问的委托契约关系。契约内容除有完备的考核指标外,要详细载明处罚条款,对未完成指标或有违纪行为的经理人员应严格按条款规定给予处罚。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做好会计人员后续教育,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等综合手段与方法进行。要加强财会人员尤其是高级财会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财会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对财会人员的管理水平,要支持和鼓励。
[关键词]外资公司；监管策略；市场准入；公司治理；偿付能力
一、外资保险公司发展的概况
(一)入世以来外资保险公司的发展
2006年已经是我国入世第五年，到目前为止，除了外资产险公司不得经营“交强险”、外资设立寿险公司必须合资且股比不得超过50%等限制外，保险业基本实现了全面对外开放。
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10月为止，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7家外资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121个营业性机构，135家外资保险机构设立了近200家代表处。2006年1—10月期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191.12亿元，占市场份额4.07%。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四个开放较早、外资较集中的保险市场上，外资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已分别占到18.15%、18.62%、10.73%和9.68%。
我国保险业开放以来，共有超过600亿元人民币的境外资金，通过设立外资保险机构或参股中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外资保险机构进入我国保险业，带动了大量保险相关资金投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使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逐步增强。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促进了中资保险公司深化改革，保险行业发展质量得到提高。
(二)外资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及监管状况
实施“引进来”战略，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强大的竞争和国际市场动荡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外资保险公司在大举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包括超范围经营、损害合资伙伴的合法权益、公司组织结构和内设机构职能不健全、向境外非法转移利润和逃避纳税以及地下保单等。例如，广州市地税机关对在广州注册登记的27家外资保险机构于2003年—2005年度纳税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后发现，有13家存在涉税违法问题，共查补税费l359万元，其中一家2005年才注册开业的外资保险机构查补税费达230万元。还有一些保险公司水土不服，经营不善。
因此，在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才能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全面开放，进一步开放的余地不大。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国民待遇已经使监管的焦点由过去如何有序地开放，到现在的市场行为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以及外资保险公司引起的特殊问题的监管。
目前我国的保险监管法律制度主要由《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组成。加入WTO之后，为满足新形势下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需要，我国先后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由此，以上四部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宏观监管。但是，从目前看，我国对外资保险公司的基层监管还存在许多“真空”地带，对外资的监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监管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保险业的财务警戒系统：IRIS和RBC
美国的保险业相当发达，其保费收入约占全球保费收入的1／3，保险监管也由美国保险委员协会(NAIC)和各州保险局共同完成。
NAIC要求保险公司有统一的财务报表及会计准则，并按时递交年度报告。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NAIC建立了一个全美范围内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包括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十年内的年度财务信息。
NAIC通过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早期警戒系统(1RIS)。IRIS主要分析以下比率：(1)资本金和盈余率；(2)总收入和净收入；(3)佣金与费用和保险费与最低资本金；(4)投资收益率；(5)保费变化；(6)准备金变化。如果IRIS对某保险公司的分析结果超出预期正常结果，州保险监管部门会对该公司密切注意，追查原因和规定其限期改正，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为强化偿付能力监管，NAIC在1993年、1994年分别对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实施风险资本(BBC)监管要求。它是借鉴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要求，对保险公司按其面临的不同风险分别规定所需要的风险资本额，将各种财务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一个最小资本金数额，然后将这个数额与保险公司经过调整的资本金比较，以确定该公司的资本金是否充足，并授权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NAIC规定保险公司必须每年提交RBC报告，根据RBC比率的范围，各公司被分成五个“行动等级”，并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
(二)台湾地区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经验
台湾地区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历史并不长。台湾是在岛内保险市场发展了二十多年后才逐步对外开放的，其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次开放和90年代的大规模开放两次。80年代中期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促进了保险业的开放进程；1990年，台湾仍然严格限制进入岛内的外资公司的具体条件，防止外资进入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直至1995年，台湾才全面开放保险市场。
尽管引入了外资保险公司，但台湾本土保险业却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站稳脚跟，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台湾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限制进入岛内保险公司的资格，对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进行严格审核监管，防止不合格的外资保险公司给岛内保险业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十分重视保险业的法制建设，早在开放之前，就对相关的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做了充分研究，这些规定对稳定市场开放秩序、促进保险市场平稳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一直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控制对外开放进程，使岛内保险业主体能够获得较长时间发展成熟的机会，进而得以增强自身的抗衡能力，有效地避免市场份额的流失。
(三)俄罗斯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
1992年11月27日，俄罗斯审议通过《保险法》，俄罗斯保险市场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外国保险公司在俄罗斯境内不能从事保单中介和服务，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外资公司和俄罗斯本国保险公司进行了相应的业务合作。俄罗斯联邦政府于1993年2月26日又签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在俄罗斯联邦设立经营商业保单的跨国公司》的法令，进一步向外资开放了保险市场。外国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俄罗斯保险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和退休金的建设中，促进了俄罗斯保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但是俄罗斯保险市场过快、过急地向外资开放，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加剧了资本外逃。俄罗斯《保险法》规定外资保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仅为200万卢布，过低的市场准入门槛使层次不一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加大了监管难度。由于保险市场改革缺乏配套的资本市场改革，大量资金流人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
三、对外资保险公司监管的“三支柱”
外资保险公司蜂拥而人对我国保险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保险监管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的观念逐步增强，监管服务意识不断提高。为适应保险市场开放和发展的需要，保监会建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但对外资保险公司监管可以有侧重点。
(一)市场准入与市场行为监管
在市场准入方面，目前《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规定：合资保险公司、独资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且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
为了引进资金雄厚、经营稳健的外资保险公司，对于外资保险公司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短期内不会有变化，因为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程度已经很大，市场准人的限制是保证公平竞争与稳定经营的基础。
但是从长期看，固定的资本标准会不适应市场的变化。今后的发展可能要借鉴美国保险公司资本金的“RBC"标准，设立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需要的基于风险的资本金标准，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市场行为方面，针对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的违规经营问题，一方面要对数据真实性进行自查，尤其要加大对基层机构的内审稽核力度，对于假报表、假数据、假赔案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另一方面，要联合海外特别是港澳地区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严厉打击非法销售地下保单活动，防止资本外逃和洗钱行为，维持保险市场有序发展。
(二)偿付能力监管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提出的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的原则，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应该和强化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要求结合起来。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监管框架必须设定资本和负债的匹配要求，并能够对风险做出敏感反应。
目前，保监会对偿付能力不足和监管指标超标的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包括：要求提交解释报告、增资扩股、监管谈话、限期整顿等。这种分类管理的层次过于简单，界限也有些模糊，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对不同财务状况的保险公司实行更细致的分类管理，遵循“优松劣紧”的原则，提高监管的灵活性和效率。
(三)公司治理结构监管
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关键在于确保董事会对总体决策负完全责任并保证公司按照适当的业务和财务实践标准进行有规划和审慎的经营。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确保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保险公司的生存发展负主要责任的制度体系，以明确保险公司内部决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强化，促进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更好地合作。
四、走向国际化的保险监管
我国保险业全面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在这种背景下，保险业务、保险机构、保险风险都开始国际化，由此产生了保险监管国际化的要求。我国作为新兴的保险市场，保险监管制度与国际监管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实现国际化的监管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构建完善的法律规章体系和会计、审计制度，联合其他监管机构是当务之急。
(一)构建严密的监管规章体系
我国的保险监管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阶段，在制定适合市场环境的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国内的保险监管法规虽然在内容上已经基本符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颁布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保险监管法律和规章体系。特别是各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之间还缺乏协调，有些规定不尽合理。特别是，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时滞性，跟不上实际保险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得很多市场行为无法可依，例如网络保险法律的空白就给监管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目前，《保险法》正处在第二次修改中。今后的方向是建立一个既适合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监管需要、又符合国际惯例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我国内外资保险公司经营和监管活动纳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化轨道。
(二)完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
由于各国的会计制度和惯例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国家公司财务信息的可比度很难实现。对于反映保险业特殊性的保险会计制度，其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保险机构，并且与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保持一致。保险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应该满足相关性、实效性、可靠性、可比性、一致性等会计要求。我国保险业也正在朝这方面努力，自2007年1月1日起，保险业将统一执行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
此外，为确保保险机构遵守会计制度和有关规定，遵守内部控制程序，应当建立有效的外部审计、内部审计和保险精算制度。还要建立规范统一的保险统计指标体系、报表体系和报送制度，统一业务数据统计口径。这样才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公众对保险市场的信心。
(三)加强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
入世以后，面对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新趋势，保监会在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0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并于2006年10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IAIS第13届年会。2005年，加入了国际养老金监督官协会(I0PS)，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保监会还加强了与亚洲保险监管机构的交流。2005年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监督官讨论通过了《亚洲区域保险监管合作北京宣言》，为今后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保险监管合作打下了基础。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机构，保监会还需要研究借鉴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的各项保险监管原则、标准和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我国保险业实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
一、金融工程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思想
个人以及机构在金融活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投资股票市场所面临的个股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等。这些金融风险对于不是从事金融业的公司而言往往是难以驾驭的，也是不愿意承担的；即使对于专门的金融机构，也并不是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我们可以设想，对于一家主要从事国内业务的商业银行，它愿意承担关于本国货币的一定的利率风险，但是因为不熟悉国际业务，所以一般不愿意承担汇率风险。因此，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机构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承担相应的风险（同时具有潜在的收益），而金融工程就是一种具备如此功能的机制。金融工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银行界，当时有的银行建立起专家小组，对客户的风险进行度量，并应用组合工具进行结构化管理。这一类工作被称为金融工程。随着金融创新的兴起，人们对金融工程的认识迅速拓宽，现在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来解释金融工程，即金融工程是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它所用到的金融工具，主要是近年来出现的期货、期权以及互换等各种衍生证券。金融工程的核心思想是利用这些基本的金融工具，或是它们的组合，如期权期货等，达到处理金融风险的目的。一般有两种结果：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即风险；用确定性的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即不利的风险。
二、保险的起源以及基本思想
保险是人们规避风险的主要手段，我们可以从保险的起源看出来。另外，寿险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社会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同时，保险业也制定了许多严密的规则。这样，一方面使得保险公司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证，更重要的是，使得人寿保险为社会所接受。在此，我们不局限于各种保险的细节问题，而是从保险的核心出发，探讨保险这个行业处理风险的基本思想。
我们以寿险业为例，考虑它的社会定位以及它处理风险的方式。寿险是为了满足个体规避失去劳动力或死亡时所带来的风险而出现的一种保险形式。而风险有两种：生存与死亡。简单的讲，生存的风险就是指个体本身的生存（养老）问题；死亡的风险是指如果个体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他的死亡或者丧失劳动力，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下面，我们详细地说明保险业是如何规避这两种风险。
1.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风险
对于个人而言，他需要在具备劳动能力期间，进行一定的积累以备将来丧失劳动能力时维持生活。但是，他面临一个风险，即他并不知道自己能生存多少年，如果积蓄太少并且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康，那么，他的积蓄就不够维持他的生活；反之，如果积蓄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太多的话，他虽然不必为老年的生活发愁，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往往意味着青年时期生活质量的下降。总之，如果完全依靠个体，没有人会知道多少积蓄是适当的。生存年金保险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将这个不确定性的风险用一个确定性的支出来解决。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趸缴或者分期交费的方式，购买一定数量的生存年金。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在失去劳动能力时，还会有固定的生活来源。这就是将不确定性的风险用确定性来代替。
2.用确定性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
在保险中，财产保险，寿险，以及健康险等多种保险都是以确定性的小的损失，即所缴的保费来代替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损失。我们还是以寿险为例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对于一个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死亡会对家庭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死亡保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家庭可以为其主要劳动者购买死亡保险，这样，如果在保险期间发生意外，家庭则可以获得相应的保险赔付，从而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如果一切正常，缴纳的保费不会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收益。保险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人们可以将不确定性的损失（大的，且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用确定性的损失（小的）来代替。
三、金融工程与保险的定性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金融工程与保险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在此用一个表来说明一下二者的关系（详见表1）。
表1金融工程与保险的比较
附图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金融工程与保险的目的来看，二者都是处理、规避风险的手段，只是它们的标的物不同。同时，它们本身并不能创造出社会价值，只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已。换言之，如果一辆购买了保险的汽车发生车祸而报废，尽管它的所有人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是社会财富确定是减少了一辆汽车，只是这个人规避了车祸造成的财产损失；同样的道理，有人可能因为持有一份期货的多头而获利，这并不能说明社会财富的增加，因为持有这份期货空头的人会因此而蒙受损失，我们只能讲，持有期货多头的人在此风险的处理上是妥当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对于持有期货空头而遭受损失的人，我们也并不能认为他没有正确地处理风险。因为从他的公司整体来看，持有该期货的空头，可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或者是在这方面出现损失的同时，他在另外的交易中取得了超额的利润，也就是整体规避风险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没有人会对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得到保险赔付（即一切平安）而感到不快。因此，将衍生金融看作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我们才可以理解并容许在财务中出现由进行衍生金融交易而带来的损失，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为企业支付的另外一种“保费”。
其次，金融工程与保险处理风险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都是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或用确定性的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这两种基本的思路。这两种方法是规避任何风险的基本方法，而风险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处理风险工具的不同。因为金融产品与实物资产以及人具有不同的特性，从而决定了处理金融产品风险的衍生工具必然同保险产品不同。事实上，因为实物资产与人具有不同的特性，也使得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再次，由于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并不具备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的特性（即当数量足够多时，会出现频率的稳定性，也就是满足大数定律），因此，不可能出现象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可以将所有风险都承担的机构。但是，在金融市场中，大家对于同一个风险有不同的偏好，因此中介机构可以撮合双方达成交易，并用各种手段确保不会出现信用风险，期货交易中的盯市方法是最典型的一种。二者的特性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定价基础，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定价工具。
总之，保险与金融工程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处理风险的工具，并且处理风险的方式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所处理的风险标的物不同。保险是处理实物资产与人为标的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工程是处理以金融产品为标的的风险工具。正是因为标的物的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二者在表面上存在着差距，但就其本质而言，金融工程就是“金融保险”。事实上，保险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只是因为保险业的成熟，例如严格的监管，程序化的条文，才使保险业规避了这些风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通过对保险与金融工程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在中国发展金融工程是必要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工程与保险的作用是相同的，只是标的物不同。因此，发展金融工程，使得金融机构可以规避、转移金融风险，这是建立完备的金融市场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1金融控股公司概述
控股公司分为纯粹控股公司和经营控股公司。前者通过持有其他企业的股票以控制和管理为唯一的经营目的，后者则除此之外本身还从事经营。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有效的综合性金融组织形式，它有以下几种优势：
（1）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将其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广泛的业务中，利用己有的分支机构和销售渠道开展新的业务品种。
（2）业务多元化优势。金融控股公司最根本的好处还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方便客户。金融控股公司能够为广大客户提供十分便捷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和适应网络时代要求的“网络金融服务”。
（3）风险分散优势。金融控股公司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金融家的格言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或可以用另一种业务的收益来弥补，从而增强了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4）金融创新优势。金融控股公司给金融机构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则是金融创新，它使得金融部内部各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并衍生出新的金融业务，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2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情况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类是试点改革起步较早的金融控股公司。如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中国光大集团，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国际信托三大金融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的股权。2002年底，国务院己批准，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
第二类是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独资或合资投资银行，向金融控股集团转变。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成立的子公司，通过涉足投资银行业务拓展业务领域，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
第三类是地方政府办的金融控股公司。比如广东省政府主办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集团公司，到20世纪90年代后，己发展成为大型金融集团，投资参与了3000多个项目，进入金融、证券、贸易等工业生产的几十个领域，其集团资产规模达到了200多亿元。
第四类是近几年在股市增资扩股中，出现了产业资本控股银行、证券等多类金融机构的企业集团。比如云南红塔集团在保持主业发展的同时，不断将资本注入金融领域。此外还有宝钢、大庆石油、山东电力、海尔、新希望集团等均有投资控股股份制商业银行。
3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风险隐患
3.1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
这是金融控股公司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最大问题。所谓内部关联交易，指的是集团成员之间发生的资产和负债，这些资产和负债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或有的。这些关联交易会妨碍公平竞争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使监管当局难以了解其风险。
3.2系统性风险
在分业经营体制下，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能发生危机或破产，但其危害和影响仅限于其自身。而金融控股公司可能因一个或几个公司发生的局部风险而形成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集团公司处于风险之中。系统风险对金融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影响极大，这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3.3信息披露失真的风险
由于集团内部法人主体间的交易可能会夸大集团成员的报告利润和资本水平，从而导致公开信息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在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国家从事不同的业务，各行业的会计准则和各国的会计制度、会计年度存在很大差别，不利于集团管理层和监管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集团的会计财务信息，加大了控制和监管的难度。
3.4不同监管部门共同监管造成监管“盲点”
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子公司的业务涉及多个行业，不同行业的监管标准、监管方法、监管重点各不相同，各监管当局难以相互理解，彼此之间又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因此很难掌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从而产生监管盲区。另外，出于逃税、逃避监管或者其他方面的动机，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往往遍布各个国家，而各国金融监管的要求又不尽相同，如何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跨国监管合作也就成为摆在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面前的一个难题。5银行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由于关联交易的存在，使集团内部资金调拨十分容易。出于盈利动机，集团内的银行可能会将一部分资金通过集团内的证券公司投入资本市场。如果缺乏风险控制，过多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就会推动股市大幅度上扬，造成股市“泡沫”风险。
4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对策
4.1对市场准入的控制
为保证金融业的安全稳定，金融监管当局应按照《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和《巴塞尔协议》推荐的指标体系制定一系列的量化准入指标，如资本总额、资本充足率、资本流动性等。金融机构只有达到上述标准才可向监管当局提出设立申请。此外，监管当局还应将拟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以及各子公司是否建立了健全、有效的内部自律机制作为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
4.2监管当局应尽快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预警机制
金融控股公司可借鉴美国CAMELS系统，设立一系列金融控股公司的预警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能力、盈利性、流动性等等指标。金融控股公司按监管当局的规定上报各种财务报表和资料，由监管当局根据预警指标进行评估，并将金融风险及时反馈给金融控股公司，根据对该公司的风险预测做出警告、限期改正、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理。
4.3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
首先，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是合理设置组织结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机构由决策机构、经营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三部分构成。三个机构形成高效的决策系统、有效地制约监督系统、科学的考核评价与激励系统。二是理顺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确立母子公司的权利、责任和义务，防止母公司超越权限干预子公司的业务等，保证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和法律。
其次，应加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防火墙”的设计，防止金融控股公司与附属机构利用关联交易转嫁证券交易风险。美国《1999年现代金融服务化法》对银行控股公司内部的‘防火墙”作的制度安排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的“防火墙”制度应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机构分离。要求集团必须通过下属的独立法人机构来从事多元化金融服务，以使一个机构经营不善导致的资本损失不会由其他机构来承担。二是业务限制。对内部交易施加一定的限制，应要求内部交易必须在市场条件下进行、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限制等，以防止内部交易风险利益冲突。三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制定限制措施。如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内部自行向证券公司资款等。
4.4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可能会存在关联交易，因此，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不可或缺。金融控股公司应定期、充分披露有关集团运作、各子公司尤其是银行、保险、证券子公司的业务经营、财务状况，还须向监管当局报告有关控股公司对风险集中进行确认、监控和管理的制度和政策。这些不仅可以使市场能够对金融控股公司做出准确的评价，强化其内部约束及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而且有利于监管机关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行为实施有效监督，维护投资者、存款人利益及证券市场正常秩序。
4.5确立金融监管总局，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建立了不定期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其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和保险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协调银行、证券和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交流监管信息，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问题。但三方联席会议远不能满足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求，笔者认为，今后我国应该建立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金融监管总局，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满足即将到来的混业经营时代需要。功能性金触监管的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莫顿最先提出的，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即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它较之机构监管，能够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且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这些很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4.6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完善
首先，抓紧制定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及其配套法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业务范围、法律地位、金融控股公司与从属公司以从属公司之间的关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使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其次，尽快修改《公司法》，取消对公司转投资行为的限制，对包括控股公司在内的关联企业作出专章规定。第三，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反垄断控制，实现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并维护客户、消费者合法权益。第四规制金融控股公司之购并行为。对此可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反垄断法之规定。第五，修改《证券法》，就如何隔断金融控股公司成员间的风险传递而在其间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制度做出明确规定。
4.7是设立控股公司援助机制
使控股母公司成为其附属银行的力量源泉，随时准备在遇到支付危机的时候提供附加资本。现在，一家附属银行遇到问题，甚至申请破产，承担清偿存款者责任的是银监会，而控股公司股东不会受到惩罚。因此金融控股公司要承担起附属银行力量源泉的责任，可对银行起双重保护作用，有利于提高金融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苏珊.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问题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3）
项目管理信息化的作用
在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平台上，项目经理或管理者可以即时查看各项作业的信息和进展情况，也可以随时查询统计项目的实际成本和预算成本的偏差，从而及时发现问题采取应对措施。尤其是在总承包项目过程中,分包和采购成本十分复杂,且施工现场各种材料、设备种类繁多,项目部即要掌握清楚材料耗量情况和设备使用状况,又要及时了解各种结算信息，任务繁重。但由于采用了动态地成本管理，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统一地平台进行信息的采集和管理,随时随地动态地掌握项目的成本信息。系统可以提供预警服务，提醒管理者注意项目成本是否有超支的趋势，从而及时地对项目过程进行调控。这样的成本管理能够真正地降低项目的风险，有效地控制项目的实际成本,从而创造更大的效益，避免了传统的管理模式中，由于项目管理者无法动态掌握成本信息，而造成控制滞后的现象。
某公司经常会碰到多项目同时建设的情况,如何协调好所有项目,保证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成本对项目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借助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管理者可以在系统中随时获取人力资源数据、财务实际成本数据等，方便其协调公司的人力、财力等资源。例如某一个员工已经参与了其他项目，且工作量达到饱和，那么系统就会发出提示，请管理者挑选其他资源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当某一个项目进度滞后,系统会发出预警,管理者可据此分析滞后原因,如果是人力缺乏,管理者可以从系统上纵观全局,来平衡调配资源,合理安排项目的权重关系，以保证各个项目的顺利进行。通过信息化系统可以将传统的主观判断提升至精确化的信息管理阶段，有效地保证项目按照进度计划运行，合理安排资源，尽可能地节约企业成本。
项目管理信息化系统还有利于企业历史数据库的积累。每个项目完成以后，会产生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数据，将这些数据加以分析保存，当面对新的类似项目时就可以从积累的数据库里抽取出来进行分析和比对，如成本数据、工时信息等，不仅方便市场报价，也有利于项目经理借鉴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降低项目风险，节约项目成本。
项目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对策
1）加强对项目管理信息化的认识。项目信息化不是买几套软件，达到办公自动化就算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新的管理理念体现在系统中，实现多种信息的整合管理，形成企业项目整体协同的一个平台。
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中，项目经理往往都是把项目计划和成本预算放在脑袋里，中间过程没有监控或调整，等到项目结束时也缺少总结。项目经理只关心项目进度，对完成该工作实际消耗的人力、财力成本却并不重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成本处于失控状态，这样很难保证项目的精确管理。只有将各类成本数据放入到系统中，各部门依据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协调工作，形成严密地逻辑流程，才能够保证参与人员及时地了解项目的状况。可以这样说，项目管理信息化并不一定能提高项目管理者的能力，但能帮助项目管理者提高工作效率。只有项目管理者本身领悟了项目管理的理念，辅助以信息化系统才能使工作事半功倍。
2）提升执行力度。在很多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企业有一套综合管理系统，但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信息化无法得到有力地执行，只个别部门在系统上实现了小部分功能。这主要是由于在公司应用信息化系统时，是直接将原来的手工业务处理方式计算机化，而并没有对部分在信息化条件下不合理或不完善地流程和制度进行优化和变革。信息化的建设不单是流程的自动化，而是需要对管理模式和业务流程进行优化，其涉及到公司的各个层面，要想取得一定的成效，需要企业决策层推动信息化管理的坚定决心和各部门的全力参与。
3）提高系统的可操作性。信息化系统的可操作性也是推动信息化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一个信息化系统操作不方便，那么员工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熟悉和掌握这一新兴的事物的同时，很容易从心理上产生厌烦或抵触情绪，逐渐形成不合作心态。因此开发的项目管理系统是否能够真正适用，还需要研发人员与公司的各部门管理人员深入细致地沟通，了解用户需求，减少系统的漏洞，增加系统的稳定性，给员工在操作前提供专业性地培训和咨询，帮助员工了解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尽快地解决用户提出的问题，这样才能协助公司更好地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
证券交易所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证券交易市场的组织者和一线监管者。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易所的运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步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分化、大重组的时代，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交易所从传统的会员制组织转向公司制企业。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给全球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加强了交易所的竞争力，巩固了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地位。
全球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传统上，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为会员制的商业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1）组织的所有权、控制权与其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权相联系；（2）组织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3）会员集体决策机制，一般为每个会员一票，而不管其在交易所占的业务份额有多少。
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由分散股东控制的公司制。在公司制下，企业控制者和决策者可以不购买或使用企业产品，所有权、控制权与交易权不挂钩。交易所允许客户之外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对企业有投票权，也允许非会员成为其客户。交易所不需要留存所有的利润于企业之内，绝大部分利润通常是分配给股东的。公司制的目标理想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从内容上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非互助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分散所有权，除向原有会员配售股票外，
其余的股票将发售给新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投资大众，使交易所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能充分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使用者的利益。
其次是分离所有权和交易权，任何符合资金和能力标准要求的国内外机构均能直接进入交易系统，从而使交易所所有者和市场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正式分离。
最后是挂牌上市，一方面使交易所的所有权进一步分散化，另一方面又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便利筹集资金，同时提高交易所运营的透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所纷纷放弃传统的互助组织形式，转而改组为公司制，并迅速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许多原来采取会员制的交易所已经或计划
采取公司制。目前，除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各大证券交易所纷纷改制并上市（见表一），而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几度考虑改制方案。
第二，新成立的交易服务机构都采取了营利性的股份公司结构，如“自营交易系统运作机构”（PTS）和“另类交易系统”（ATS）。
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的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造，以适应证券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是近十
多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交易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传统的交易所在成立时普遍采取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交易所经营处于垄断地位下，会员制的组织方式对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最小，会员可通过互助组织控制服务价格；二是会员制交易所适应了交易非自动化的需要，
由于交易大厅空间有限，不可能将交易权给予所有投资者，因此，须对进入市场的资格加以限制，将交易资格分配给固定的会员或席位。
近十多年来，交易所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竞争使传统的互助组织失去存在基础，最终导致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向公司制转变。具体来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有如下几个原因：
1、竞争挑战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资本市场全球化加剧了传统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2）由于技术进步，另类交易系统对传统交易所构成巨大威胁；
（3）监管体制变化鼓励竞争，如美国证监会1999年作出两个决定，允许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在不满纽交所服务的情况下可转到纽交所的竞争对手纳斯达克上市，并允许电子交易系统申请成为交易所，并自由交易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
激烈的竞争对交易所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一，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不复存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所之间不断激烈的竞争使金融中介控制交易所服务价格的需要和能力下降；其二，激烈的竞争迫使交易所采取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商业治理结构，否则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2、交易自动化使交易所失去采取会员制的必要。会员制是技术不发达的产物，适应了交易大厅的需要。在自动化的市场，进入市场没有任何技术障碍，投资者可在任何地方买卖任何一家交易所的股票，投资者直接交易的成本较低，从而减少了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也就是说，交易自动化使得交易所的产权可同会员资格分离，交易所无须采取互质的会员制。
3、会员制交易所筹资成本高，不适应交易所发展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为对抗另类交易系统的竞争，交易所对技术设备的投入越来越大，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过去10年中对技术投资20亿美元，纳斯达克计划在今后6年中对技术投资6亿美元。因此，交易所需要进行再融资。会员制不能通过发行普通股，进行股权与交易权脱钩的股票融资。相比之下，公司制交易所有较大的优势，它可以发行股票并上市，通过引进外部股东进行融资，其筹资成本较低。
4、会员日益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与集体决策效率低，使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竞争能力下降。
公司化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角色的挑战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证券交易所以其对交易环境和市场的专业化知识及对市场异常现象的快速反应，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监管服务。
交易所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确立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监管问题，最重要的是转制后以营利为目标的交易所能否较好地处理利益冲突，以较高标准履行自律监管职能和维护公众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剧原来交易所固有的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非营利的目标下，交易所在收入方面可能仅关注满足预算，但在营利目标下，交易所可能要求收入除了满足预算要求之外，还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率。
在交易所对利润的追求中，利益冲突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激化：（1）减少投入监管的资源；（2）交叉补贴，即当交易所的监管和商业运作都能产生收入，且收益率存在差距时，监管的资金可能再投资到交易所的商业活动中；而且，一些客户（如提供交易服务的另类交易系统）仅使用交易所的监管服务，但交易所将对这些客户的收费投入到交易服务中，加强同它们的竞争，这样，这种交叉补贴就扭曲了竞争；（3）非经济定价，即在交易所试图扩大其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时，可能会将价格定在较低水平，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开展监管活动；（4）导致执法不严，如当某些客户对交易所的收入贡献很大时，或当暂停并调查一些交易非常活跃的证券的交易可能会影响交易费收入时，交易所可能不愿意对这些客户或异常证券交易行为采取严厉措施；（5）加剧交易所与其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当交易所监管对象恰好是交易所在某些业务方面的竞争对手时，在交易所营利目标下，利益冲突会更明显。
第二，交易所上市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当转为公司制的交易所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筹集资金等目的而上市时，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交易所本身固有利益的冲突。交易所上市可能使其对其他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复杂，歧视性的监管待遇更可能出现。在交易所对自己进行上市监管时，需重新审视其监管行为。
第三，影响交易所的公益性质。一个高效、公平和透明的证券市场对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一个良好运作的交易所具有公益性质。而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交易所则可能会有损于交易所的这一公益性质。
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监管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就
有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必须指出，这种利益冲突并非必然的，相反，外部竞争的压力、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合理的自律监管模式将有效化解监管冲突。
首先，公司制交易所具有提供优质监管服务的动机和能力。从动机上看，公司制交易所像普通商业企业一样，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吸引业务。也就是说，交易所只有有效监管市场，使市场公正、透明、有效，才能吸引更多的上市企业和投资者。再者，由于对违规行为进行货币化处罚可构成交易所的收入来源，将强化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所进行处罚尤其是货币处罚的动机，从而使监管更能够落到实处。最后，交易所股东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交易所声誉，也将对有利于会员但却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
从能力上看，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更新监管的硬件设备，如计算机系统，从而能够提高监管水平，并设法平衡监管成本和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市场反应迅速，能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修改监管规则，更新监管标准。
第二，交易所间的竞争可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公司制交易所加强监管。进一步，如果交易所上市而变成公众公司，就必须严格符合一些标准，尤其是信息披露标准，这将使其运作更透明、更规范。
第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消除潜在的目标冲突。一般地，为化解利益冲突，公司制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1）设立有公共董事，以增加董事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能性；（2）对持股比例予以适当限制，如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曾规定个人所拥有的交易所股份不得超过5％（2000年10月扩大到15％），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规定，除非获得安大略证券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持有的未偿付股份不得超过5％；（3）加强交易所决策的透明度，如要求公布有关规则、行动和决策等；（4）交易所的商业活动和监管职能相互独立，如在交易所内部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和监督交易所的监管职能，或直接担起监管职能。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一个新公司－－ASX监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加强交易所监管活动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有独立的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
第四，选择合适的自律监管模式有助于消除利益冲突。在交易所公司化后，可供选择的自律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4种：
（1）内部分离模式，即交易所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市场运作，另一个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如那斯达克改制上市方案中就将其监管部门NASDR分拆组成一个专门的机构；
（2）监管分工模式，如Euronext，将监管分为会员监管和交易监管两部分，把与市场无关的所有自律功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机构，而各个市场则负责本市场的运作监管；
（3）分拆模式，即将交易所监管职能分拆出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自律监管机构；
（4）部分自律监管功能转移模式，即将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监管权限，或将对上市交易所的监管权限移交给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如英国将其上市审核权转移到金融服务局，香港证监会设立专门的部门把香港交易所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监管，同时在香港交易所面临利益冲突时，监管其他上市公司。
以上4种模式各有利弊，交易所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自律监管模式，以最大程度地化解交易所自律监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启示与借鉴前已述及，会员制在交易所发展初期促进了交易所的成长，但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会员利益的冲突已威胁到会员制交易所的生存，导致全球交易所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公司化浪潮。公司制交易所反应更迅速，服务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且在决策时不必担心有利益冲突的会员的抵制，不拘于现状，并能有效化解监管冲突，是交易所未来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组织，也不是股份公司制组织。从法律上看，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如《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但事实上我国证券交易所没有自主利益的载体，因而也不是自律性管理的独立法人，它更多地是一个执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法规与行政命令的执行机构，可以说是既非会员制、又非公司制的“第三种模式”。
近年来,中国保监会就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尝试建立中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2003年3月,中国保监会重新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明确规定了监管指标的计算方法和有效范围,即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由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与分项监管指标共同构成。
非寿险公司的综合性监管指标仅有一个——偿付能力充足率,其计算公式为:
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偿付能力额度/法定偿付能力额度)×100%
分项监管指标共有11个,涉及到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资金运用能力、偿付能力与财务状况等方面。若保险公司有4个或4个以上监管指标值超过正常范围,中国保监会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系列相应的监管措施和改进方案。保监会针对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分别设计了两套分项监管指标,非寿险公司的分项监管指标见表1。
《新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2001年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其监管指标管理规定》,标志着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将成为我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部分。然而,该套指标体系自使用以来,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我国的保险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是在借鉴美国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监管指标的设计是否合理有效、是否符合我国保险业的实际?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实际验证。
二、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有效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监管指标对偿付能力的解释应该与真实的偿付能力状况基本一致,即分项监管指标与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一致性。如果监管指标不能对偿付能力状况作出有效说明,又如何对未来偿付能力状况作出准确的预测呢?现行的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指标是否能解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本文将建立模型对指标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一共选取了我国21个非寿险公司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逐年计算它们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其中,选取少于5年财务数据的保险公司有8家,分别是:美国联邦(2003-2005年)、三井住友(2001-2005年)、太平财险(2003-2005年)、太平洋财险(2003-2005年)、平安财险(2003-2005年)、中华联合(2003-2005年)、美亚深圳(2002-2005年)、三星火灾(2003-2005年)。选取6年(2000-2005年)财务数据的保险公司有13家,分别为:东京海上、民安深圳司、民安海口、丰泰上海、美亚广州、美亚上海、皇家太阳、永安财险、华泰财险、华安财险、大众财险、中国人保、天安财险。以一个年度的统计结果作为一个样本数据,一共统计了100个样本数据。所有数据源自《中国保险年鉴》2000年至2005年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统计结果
样本的具体统计结果见表2。
对100个样本的统计结果表明,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1的样本有81个,占样本总数的81%;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的样本有19个,占19%。统计结果初步显示,毛保费规模率、速动比率和认可资产负债率这三个指标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偿付能力状况。为了更好地反映出监管指标的有效性,本文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作进一步分析。
(三)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问题。对模型的设计如下:
(1)因变量,本文选取偿付能力充足率(Y)作为因变量。若偿付能力充足率大于1,则偿付能力充足,定义其值为“0”;若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则偿付能力不足,定义其值为“1”。
(2)自变量,选取《新规定》中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作为自变量。由于数据难以全面取得,只取11个监管指标中的10个作为自变量,舍弃了融资风险率指标。
模型使用的软件工具是SPASS11.5。
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时,对自变量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很敏感;如果多重共线性程度较大,回归结果也会受到影响。表3是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部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中度相关,如X1与X2、X3与X4等;个别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如X9与X10。进一步检查自变量之间的容限度和方差膨胀因子,变量之间的容限度都比较大,多数都在0.5左右,最小的为0.128,基本排除自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可能。
在排除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后,本文采用ENTER(全回归方式)将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回归结果见表4-6。
表5是观测量分类表,分类精度为100%,说明方程的识别率比较高。但是否10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识别率都比较高呢?表6给出的回归系数Wald检验值很小,很难拒绝虚无假设,并不能说明白变量的作用,必须比较包括每个变量的模型与不包括这个变量的模型,用对数似然值的变化进行检验。
为了显示每个自变量的作用,本文再一次检验不包括各个自变量对数似然值的变化情况,使两组自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模型。其中,前一组就是原来的10个自变量,采用ENTER方式进入模型;后一组是各个自变量,采用Forward:conditional方式(前进法)将各个自变量分别带入模型,其目的是将第一组中没有解释作用的自变量剔除。本文一共进行了10次回归,结果显示:在模型嵌套的回归方式中,自变量X1、X4、X5、X6和X8都从最终回归系数表中一一被自动剔除了;而如果将X2、X3、X7、X9和X10这5个自变量剔除,则对数似然值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见表7),说明在这10个自变量中,X2、X3、X7、X9和X10对模型的分类结果具有显着意义,不能被剔除。
三、结论及改进建议
(一)实证结论
1.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保费收入增长率对偿付能力状况的解释并不显着,而自留保费的解释作用却比较显着。这可能是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影响了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1的样本中,如果剔除中国人保、太平洋财产的相关样本,自留保费增长率指标在整个模型中的解释作用会更好。由于中国人保、太平洋财产两家非寿险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其目前的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与早期的粗放经营有关,与保费增长无关。而余下的新兴非寿险公司发展正处于迅速扩张阶段,业务增长过快使得保险公司的承保金额增长和赔付责任加大,从而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偿付风险。因此,保费收入增长率和自留保费增长率指标对新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的作用更为重要。
2.毛保费规模率指标反映了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对其承保责任的保障程度。无论是根据指标范围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是指标的有效性实证结果,均表明该指标具有有效性。该指标之所以有效,其原因可能在以下两点:一是毛保费规模率的设置合理,符合我国保险市场的特点。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的实际资本不能保障其日益增大的承保责任,是导致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二是我国非寿险业的情况比较特殊,大部分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小于零。根据保监会的规定,若本年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零或负数,则毛保费规模率指标值为999%。因此,大多数偿付能力不足的样本,其毛保费规模率指标值都为999%。该指标值的特殊化,也可能是实证结果显示指标有效的原因。
3.偿付能力额度变化率指标被证明有效性不高,在有效区分两类样本模型中的贡献并不大。相关性分析表明,该指标与毛保费规模率、认可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比较大,这可能也是影响指标在整个模型中有效性的原因。如果剔除毛保费规模率、认可资产负债率两个自变量之后,偿付能力额度变化率对模型的作用会增加(见表8)。我们不能认为该指标对偿付能力充足率没有说明作用,只是模型中存在比该变量更为有效的指标,因此在回归过程中,更有效的变量将该指标剔除了。
4.实证结果表明,两年综合成本率指标和资金运用收益率对模型的贡献不大。前文已述,我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营管理问题,因此这两个指标对偿付能力的解释能力较低。
5.实证结果表明应收保费率指标非常特殊。对于偿付能力充足的样本,该指标值一般都符合保监会的规定;而偿付能力不足的样本,该指标值却超过了正常范围。这一统计结果与最初指标设计的意义背道而驰。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性、小规模、新兴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处于迅速发展的业务扩张阶段,应收保费率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而那些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很高,应收保费的大量增加根本威胁不到它们的偿付能力,因此该指标的监管作用不能得到发挥。
6.速动比率是衡量非寿险公司短期偿付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非寿险公司的业务期限较短,该指标对非寿险公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实证结果也表明该指标在模型中较为重要。认可资产负债率被证明也是有效的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标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认可资产负债率的计算公式与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仅仅是相对数与绝对数的差别。保监会对该指标的正常范围设置也十分合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凡是该指标超过正常范围的样本都是偿付能力不足的样本。认可资产负债率的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也一致,该指标对偿付能力的解释作用较好。
综上所述,我国的非寿险市场比较特殊,非寿险公司的地域发展和规模大小的不平衡性明显,因此,理论上有效的监管指标对我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解释作用并不一致。根据实证分析和统计结果,我国地方性外资非寿险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强,指标值的大小变化只会导致它们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发生变化,并不会导致偿付能力不足。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保险公司中,中国人保、太平洋财险和平安财险的经营已进入一个稳定阶段,它们偿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早期的粗放经营、固定资产过多导致的认可资产绝对数额小于认可负债;毛保费规模率、速动比率、认可资产负债率和资产认可率这四个指标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意义较大。而其他的新兴保险公司正处于扩大市场份额的业务扩张阶段,偿付能力不足往往是由于实际资本的增加跟不上承保责任的增加造成的;除了以上四个指标外,保费增长率、自留保费增长率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影响更为重要。而应收保费率、两年综合成本率和资金运用收益率的有效性比较差,对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影响作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改进建议
根据上述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条改进建议。
1.删除相关性过高的指标,尽量减小指标之间的自相关影响。应对目前的监管指标进行适当筛选,构建新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使分项监管指标对偿付能力状况反应较为敏感。在利用现有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对现在和未来的偿付能力状况进行评价和预测时,要特别注意指标的相关性。如果某年度有4个或4个以上不相关的指标超过正常范围,必须引起更大的重视,因为这种情况要比4个及4个以上相关指标超过正常范围严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