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0 07: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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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受益权；受益人；期待利益；保险金请求权
保险受益权是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权利，具体而言，它是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的请求权。保险受益权是保险法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它的范围界定以及产生、变更、消灭均直接关系到受益人的权利维护，关系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订立合同目的的实现。由于中国保险法律法规对保险受益权的相关规定较少、较粗，致使实践中产生很多争端。基于此，笔者从保险受益权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入手进行探析，希望对完善中国保险立法有所帮助。
一、保险受益权的法律性质
对于保险受益权的权利性质，中国保险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术界对此的理论探讨更是争议不断。大多数学者主张，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期待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这种权利才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①并且此项权利既可继承又可转让；②有的学者虽然承认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具有期待权的性质，但是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由于不能继承而属于身份权；③有的学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享有的是一种期待的地位而不是期待权，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由于取得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使受益权具有既得财产权的性质。④可以看出，以上观点的共性是学者们均考虑到保险合同的射悻性而对受益权进行了阶段性的分析，分别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后的受益权进行定性，只是他们对于受益权在不同阶段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保险受益权不能简单的定性，依据学者们分阶段考察的思路，笔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权是受益人的期待权或者期待利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是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于一体的混合权利。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在实践中，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某些情形发生变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可能希望变更他们所最初指定的保险受益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这种变更，赋予他们对保险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没有明示放弃指定变更权，那么法律视为其保留变更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不经过受益人的同意而任意变更受益人。在上述保留指定变更权的情况下，尽管被指定为保险受益人，但是该受益人的地位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极其不安定的，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使了指定变更权，受益人的权利也就立即消亡了。⑤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继续保留对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将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可能随时消失，无法形成法律上的权利。当然，是否保留指定变更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自由，如果他们在指定受益人时声明放弃指定变更权，保险受益人的权利也就确定下来，未经受益人同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得单方面改变受益人。此时受益人的受益权即成为一种期待权，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保险合同是射悻合同，保险人是否需要支付保险金完全取决于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受益人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真正享有受益权的实质内容——请求给付保险金等债权请求。⑥从理论上讲，保险金请求权是一种以金钱上的利益为标的的权利，具有财产价值，所以保险受益权具有财产权性质。这种财产权性质体现在：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既得的、确定的权利，包括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内的任何人不得侵害、剥夺受益人的受益权，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丧失受益权的情形，受益人即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领取保险金；如果此时受益人死亡，受益人的继承人可以继承这种权利。但是，保险受益权并非仅仅以保险金请求权等财产权内容为限，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受益人还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例如了解合同当事人、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了解查阅与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权利，这种知悉保险合同履行情况的权利使保险受益权具有非财产权的性质。
二、保险受益权的范围界定
(一)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
保险受益权是存在于一切保险形态之中?还是仅存在于人身保险，或者死亡保险之中?从中国保险法律中找不到明确答案，理论界对此也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保险受益权仅存在于人身保险中；⑦也有学者认为财产保险中也存在受益权。⑧笔者认为，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保险受益人，因为保险受益权是受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哪些险种之中存在受益人，哪些险种便是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各国法律对受益人的规定：美国保险法将受益人界定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⑨我国台湾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中国大陆《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依据以上规定可以得出，美国保险法对受益人采取狭义理解，仅将受益人规定于死亡保险中；中国台湾保险法对受益人采取广义理解，认为受益人均存在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中国大陆保险法则将受益人规定于人身保险中。
笔者认为，财产保险与一切人身保险中均应有在保险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受益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他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所指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请求保险金给付以及其他权利的权利人。依据民法原理，笔者可以这样理解：受益人是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在保险金请求权方面，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受益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自己的财产设立保险，保险事故发生后，他们既可以领取保险合同上的利益——保险金请求权；也可以约定由第三人(受益人)领取此利益，对于这种不损害国家、社会、他人利益的私权处分行为，法律不应该干预，并且我们不能排除被保险人不幸在保险事故中同保险财产一起丧身的情况。
⑩依此原理，在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中，同样可以存在受益人，只要被保险人意图通过保险合同在自己身体健康遭受损失时给予受益人一份保障。
(二)保险受益权的权利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保险受益权是指保险金的请求
权。不同法系对此问题的观点不同，大陆法系认为。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受益权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而保费返还请求权、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原则上应属投保人所有，受益人不能取得。而英美法系认为受益权包括保险金请求权、保费返还请求权、保单质押权等保险合同上的一切权利。⑾
不容置疑，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受益权的主要内容，是受益人利益的根本保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法的规定或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益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收到受益人的给付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如果保险人未及时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除支付保险金外，还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但是，在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这一财产权外，受益人还应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以保障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如受益人应享有知道自己成为受益人的权利、知道自己丧失受益权的权利；了解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其他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知道保险事故性质、发生原因、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的权利等。
对于受益人而言，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受益人不需要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就可取得受益权，但是受益人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为协助和促使各方当事人履行保险合同，受益人在行使受益权时，也必须履行一些法定的附随义务。如保险事故发生时的通知义务，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义务及时通知保险人，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再如，保险事故发生时的证明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时，有义务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以便于保险人理赔。
三、保险受益权的变动分析
作为一种权利，保险受益权也存在由于某种事实而导致权利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各种运动状态。保险受益人基于其受益人的身份而享有受益权，故受益权变动问题就是受益人身份的变动问题。
(一)保险受益权的产生
理论界认为，受益人可以由指定、推定和法定而产生。中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这是受益人的指定产生方式。指定受益人属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行使指定权的主体在指定时只需要通知受益人，而不需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受益人产生的方式中，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⑿中国台湾《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有疑义时，推定要保人为自己利益而订立，⒀这是受益人的推定产生方式，中国保险法律没有确认受益人的推定产生方式。
目前理论争议较大的是受益人的法定产生，有些学者依据中国《保险法》第64条认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其法定受益人。⒁但是笔者认为，此条并不是关于法定受益人的规定，原因有二：(1)法定产生是指不需要当事人的约定而由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第64条在语言上并没有明确认定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就是其法定受益人。(2)依据法理，笔者对第64条作如下理解：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并且无法确定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时，保险金应当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那么保险金应当按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分配。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受领保险金后，应当在受领限度内偿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但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在受领保险金后却没有此项义务。如果把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当然的认定为受益人，将会引起遗产分配时的纠纷，所以不能把两者简单的等同起来。鉴于现实中确实存在无法确定受益人的情况，笔者建议在保险法中增加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定。
(二)保险受益权的变更
受益权的变更是指享有受益权的主体发生变更。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而意欲改变当初所指定的受益人，法律允许这种变更，但是这种变更仅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保留变更权的情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已经以明示方式放弃此变更权，那么，此时受益人已经成为不可撤销受益人，其权益受法律保护，未经受益人同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能变更受益权的主体。
学界普遍认为变更受益权的权利主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中国《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照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被保险人才是变更受益人的决定权人，变更受益权的权利主体应限于被保险人。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应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诚然，为保证合同履行，保险人有权利了解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变动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如果保险人在接到变更通知后未在保险单上做批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行为还有效。为消除保险业务操作中的混乱，笔者建议删除“保险人应为批注”之规定。
(三)保险受益权的消灭
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自身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保险受益权消灭，具体而言，以下5种情形可导致受益权消灭。
1．受益人放弃受益权。受益人因法定或指定权人的指定而取得受益权，对于受益人而言，其权利的取得为当然取得，指定权人无须征得受益人的同意，只须履行通知义务即可。既然是一种权利，受益人就有放弃的自由，受益权于受益人放弃时消灭。受益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取明示方式放弃受益权，即受益人以书面形式向保险人明确表示放弃受益权。也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以不领取保险金的不作为而形成受益权的默示放弃。⒂
2．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前已论述，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所享有的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或者期待权，这种利益或者权利是由特定身份的主体所享有，不能成为被继承的客体。所以，保险事故未发生时受益人死亡，其受益权随之消灭。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在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无须支付任何对价即可享有保险受益权，但是如果受益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其受益权依法丧失。依据中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和故意杀人行为是受益权丧失的法定情形，保险人可以因此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实践证明这条法律规定存在不妥当之处。在被保险人指定数人为受益人时，如果其中之一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保险人往往依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拒绝其余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倘若如此，善意受益人的受益权将因违法受益人的行为而被剥夺，这样既损害了善意受益人的权利，也有悖于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初衷，于法于理皆不公平。为规范现行立法，兼顾保险人与善意受益人的利益，笔者建议对中国《保险法》第65条作如下修改：删除第一款中的“受益人”；将第二款改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保险人对其他受益人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关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二者是一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正常的工作交往关系[3]也有人认为他们应当为相互联合、相互制衡的关系[4].这些提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这些提法虽不无道理，但还未完全概括两者的双互关系，我认为，二者的相互关系应为：相互独立、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互为监督。下面对此分别阐
（一）关于相互独立
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人员，其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的权利之一是“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其中“个人的干涉”不仅包括党政干部、上级领导等人士的干涉，也包括律师及其他个人的干涉。问题在于，律师作为“在野的法曹”，如果能够干预操有审判大权的法官呢？律师如何能够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呢？对此需要就独立性问题作全面的理解。实际上“司法独立”一词，不仅是指司法不应受到来自行政、社会团体等的干预，而且还应当指司法人员对自我独立。所谓独立于自我，是指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时，要除去自我，不受名利、金钱等的诱惑，要去处贪欲、去处恶念、去处私心，不惧权势，心存正义，公正裁判。总之，要以无私无畏之心进行裁判。可见，独立性也涉及到法官的伦理道德精神问题。就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而言，应为一种正当的工作交往关系，而绝不应当形成亲密无间关系，甚至发展到金钱交往等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关系，否则，法官的独立审判和裁判的公正便不复存在。
我认为，目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的因素之一，是某些律师和法官违反职业道德，形成金钱交往关系。一方面，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在诉讼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提供证据和适用法律的建议，而是为打赢官司，想方设法打通法院门路，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因请法官吃喝玩乐而出现了所谓“律师”，有的律师整天琢磨同法官拉关系、搞公关[5]，有的律师充当腐败源，利用支付介绍费、咨询费、案源费、回扣、提成手段腐蚀司法人员，干扰法官的依法办案，在败坏社会风气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6].许多律师正面临一种实在令人痛心的道德危机。另一方面，一些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甘愿自我贬低法官的崇高形象，而经常与律师吃吃喝喝，晚上在娱乐场所消磨，有的主动要求律师报销费用，或向律师介绍案件从而收取费用，或向律师透露合仪庭、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的内容，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此种状况以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7].现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打官司不如打关系”的说法，律师的作用是攻法院之关，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律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也受短到损害[8].许多人甚至对律师职业的必要性提出怀疑。
我认为，充当“腐败源”的律师毕竟是极少数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的厌恶，不应影响到对整个律师制度的重要价值的评价和认识。我们需要对整个司法界进行制度和职业道德建设、整顿风纪，对腐败份子一定要清理出司法队伍，同时对律师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和队伍素质建设，对一些素质很差的，甘愿充当“腐败源”的律师也应当清除，绝不能姑息。否则，中国律师的发展将会迷失方向，这无疑对中国法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理顺法官和律师的关系，法官和律师应当相互独立、正常交往。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和职业道德，确保二者之间的独立性和正当的交往关系。一方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遵循职业道德、始终保持独立和公正地位。法官与律师保持独立，不应受到各种金钱或物质的引诱，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律师，向当事人指定或介绍律师，或在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甚至兼职，造成角色混淆。法官也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请吃和馈赠钱物，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报销各种费用，不得要求或接受律师提供娱乐场所进行娱乐等等，这些都应成为法官的基本职业道德。法官更不得与一方的律师沆瀣一气、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律师也应要遵守职业道德、保持职业上的独立性，努力维护其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从事其职业活动时，要独立与法官，不受司法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干涉。同时也要与其委托人保持独立，不得受其委托人意志的左右。在承办案件中，不得与法官建立不正当联系。根据我国律师法第35条，律师在职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者行贿，或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律师道德规范》第18条规定：“律师不得以影响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为目的，与本案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仲裁人员在非办公场所接触，不得向上述人员馈赠钱物，也不得以许诺、回报或提供其他便利等方式，与承办案件的执法人员进行交易。”律师也不得邀请法官参与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或聘请法官作顾问等等，违反这些规定者，应当受到查处。律师在开拓业务的过程中，也不应当向当事人炫耀和吹嘘其与法官的关系，甚至吹嘘其与法官的亲属之间的关系，这样做都使律师丧失了职业方面的独立人格。只有保持相互的独立性，才能使司法保持纯洁性和公正性。
二、关于相互尊重
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对有关纠纷进行裁判，各类纠纷必须依法官的裁决才能最后解决。因而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应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应受到律师的尊重，如果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律师不能尊重司法的权威性和尊严，则很难使当事人和一般民众产生对司法的敬重和信赖。所以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律师要严守法庭纪律，不得损害审判机关的威信和名誉，甚至要求律师在从事职业宣誓时要宣誓尊重法院。律师在庭审中必须尊重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尊重不是对某个人的尊重，而是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者的尊重、对国家司法权的尊重。如《意大利诉讼法典》第89条规定：“在向法庭出示的文件或对法庭所作的陈述中，诉讼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不得使用无礼或无根据的言词”。我国《律师道德规范》第21条也规定：“律师应当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尊重法官和仲裁员，应当遵守出庭时间，提交法律文书期限及其他与履行职业有关的程序规定。”《律师法》第35条也严格禁止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在庭审活动中，也必须向法官忠实作出陈述，不得隐瞒重要事实，提供虚假证据。这些都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从实践来看，律师不尊重法官甚至藐视法官的现象并不多见，除了极个别曾经在法院工作过的法官转任律师职业的人，可能对法官“摆老资格，对法院审判工作强行干涉[9]”，或极个别素质很差的律师对法官出言不逊，甚至污骂法官的情况以外，一般的律师对法官是十分尊重的，甚至出现某些律师因惧怕得罪法官而在法官面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如果律师不尊重法官，不仅会直接影响律师直接承办的案件的结果，而且会影响律师的生计，因此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律师对法官的尊重不应成为问题。
在律师和法官的相互尊重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法官对律师不尊重。此种不尊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律师意见的不尊重，甚至无视律师的作用。尤其是受原有的超职权的审判方式的影响，法官过多地行使职权，使律师很难发挥作用。许多法官对律师采取一种“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归辩、判归判，对律师提供的证据和意见，根本不做认真地分析、评价和听取。二是某些法官对律师的人格不尊重，表现在接待律师时傲慢无礼，在法庭上对律师失言努责，或尖刻叽评，使律师无地自容，某些法官出庭迟到，更改开庭时间不通知律师和当事人。三是某些法官违反规定，拒绝律师要求阅卷等方面的正当权利，甚至出现在法庭上因律师直言而被轰出法庭的现象。这些行为虽发生在极少数的法官身上，也会造成不良影响。
从律师和法官在法律职业上的相同性及渊源上相同性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应存在上述隔阂。一些学者分析，法官对律师不尊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官同律师之间在学识、经历、渊源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情感的差异。法官和律师来自于不同的渠道，许多法官未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这样“因两类人员没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工作背景，也不存在制度化的交流渠道，因而奠定了两种职业阶层互不认同的心理状态上法官总是比律师更为优越[10]”。此种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认为许多法官不能认同律师职业，也不十分确切。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虽然从总体上不如律师，但许多法官具有不少司法实践经验，且法院系统也十分重视业务培训，经过多年的实践培训，许多人已逐渐掌握了必备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和法官不存在专业知识上不能沟通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司法人员转任为律师，或因为许多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进入法院，职业上的沟通和所谓“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是存在的，我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少法官存在着一种不恰当的认识，即认为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是“官”，而律师只是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是民间人士。官与民之间本不应当有对等。法官是诉讼中的指挥者和裁判者，律师毫无疑问应听从法官的支配和指挥。在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人身依附和官本位的国家，产生上述观点是不奇怪的。但这种观点的支配导致了某些法官不能准确理解自身的角色，并在工作上常常对律师不够尊重。实际上，法官虽为审判人员，但只是中立的第三者，与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本不存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裁判者是根本不能成为支配者的。至于法官和律师，同为司法工作者，谈不上所谓“官”与民的区分。如果存在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律师和法官都是维护国家法治这架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徐显明指出：“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对法官、检查官的尊重程度表明法治的程度。相同的道理，法官、检查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了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法官如果不尊重律师，法官也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而法官的受尊重和律师的受尊重，都缘于他们对公正的职业追求[11]”。法官应当充分意识律师职业在法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尊重律师，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意见，认真分析律师所提供的各种证据和材料，仔细参考律师提出的法律适用意见。同时对律师的享有的正当权利和人格尊严给予充分尊重。对律师应当态度和蔼、礼遇，这些都是一个高素质的法官所具有的品德。当然，律师要获得他人的尊重，首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纪律，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
三、关于相互合作
所谓相互合作，是指法官和律师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裁判的公正方面，应当密切切合作，积极协作。我们已经探讨了律师在保障裁判公正和司法正义中的作用，由此表明法官的审判活动绝对需要律师的配合。法官的思考方式应是“兼听则明”，其作出的大多数裁决应是在对薄公堂、两造辩论的基础上作出的，律师的意见毫无疑问对法官的正确裁判有着极大的帮助，但实现此种配合，首先需要在制度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原有的超职权式的庭审方式中，律师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压抑，而随着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的庭审方式，而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也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处分自由和调解自愿，这些都为律师充分发挥其在法律知识方面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舞台。律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案件的研究、提供证据、提出法律适用的建议以及自身的法律知识的培养方面，而绝不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所谓与法官拉关系，搞攻关上。从制度上发挥律师对司法裁判的配合作用，还应当在许多方面作出完善。例如，应当从制度上要求法官在判决书详写理由、回答律师提出的意见、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意见应当在卷宗中详细记载等。只有从程序上不断完善，才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
律师在发挥配合作用的同时，应当随时以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为目标，而不能为了追求金钱而屈从于委托人、被告人的非法的要求。律师与当事人之间也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与当事人之间完全成为金钱的雇佣关系，成为当事人不当要求的传声筒，律师不得故意曲解法律、无理搅三分、甚至纵容当事人作伪证，混同“讼棍”之列。如果律师不能追求法律的实现和正义，则律师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配合公正裁判的作用。同时也败坏了律师的形象。当然，我们强调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相互配合，绝不是说两者意见应完全同一。法官只能听取律师的意见，而不能唯律师意见是从。同时法官也不能强求律师与其意见一致。个别地方的法官无视律师的诉讼地位，片面强调律师应与审判、公正机关的配合，要求律师的辩护意见必须保持在或判决的范围内，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未能发挥配合的效果，反而有害于司法的公正。
我国审判方式方兴未艾，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加强以及其他司法改革措施的实施，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其在配合法官公正裁判方面的作用也会更为显著。
四、关于相互监督
如前所述，律师制度设立的作用之一在于对法官行使审判权实行某种制衡，尽管由于法官握有审判权，而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或人，其制衡作用难以有效的发挥，但这样的制衡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需要从制度上促使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另一方面，在监督法官正当行使裁判权、确保司法廉法和公正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律师协会（ABA）为规范法官的司法行为，专门为法官制订了《司法行为守则》，该守则成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法官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律师协会可向有关纪律惩戒机构检举或指控。而法官的选举、任命、留任等，都要听取律师协会的意见。因为外界一般并不深知法官的情况，而律师协会对此极为了解，因此律师协会的意见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各级律师协会在对律师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尚未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更谈不上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发挥律师协会在监督司法行为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必要的。
关于法官对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目前尚未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少人认为，目前律师的地位与法官相比相差很大，如果使法官享有监督律师的权力，则更会加剧两者的地位差距。我认为，按照权力相互制衡的原理，法官对律师的制衡是以律师自身或通过律师协会可以对法官进行制衡为前提的。由于法官与律师之间不存在着任何支配关系和隶属关系，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的权力制约问题，因此既然律师可以或通过律师协会制约法官，法官当然享有对律师的活动进行制约的权力。而建立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正是廉法司法、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
法官对律师的监督，主要应体现在对律师是否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以及是否遵守职业道德方面的监督。遵守法定的诉讼程序是律师应尽的基本义务。律师如果违反职业道德，如乱收费、收费后不提供必要的服务、向法官行贿或要求当事人向法官行贿、提供虚假证据、藐视法庭等，法官是最为了解的，因此，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律师，法官应当主动向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协会检举，一旦查证属实，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吊销执照[12].我们认为法官对违反职业道德的律师应有权向有关机构提出处理意见，但在这方面，不应当向英美国家那样赋予法院直接惩戒律师的权力[13]，因为中国的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关系与英美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使法院享有惩戒律师的权力，将会严重妨碍法官和律师之间的权力平衡，影响律师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制订法官与律师廉洁执法、职业的具体准则，并规定了检查监督制度[14]，毫无疑问，这是互相监督的具体的重要步骤，但关键问题，如果保证这是行为准则能够得到有效的遵守，律师和法官能够真正在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和廉洁勤政方面相互进行有效的监督。
[注释]
[1]法官法第2条。
[2]律师法第2条。
[3]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和律师的关系”载《律师与法制》97，8.
[4]参见张思之：《律师，公正与调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5]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6]参见杜钢健：《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6页，第145页。改革，1997年。
[7]蔡定剑“走向法治，敢问路在何方”第402页。载刘海年主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402页，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版。
[8]丁燮富：“正确处理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9]参见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34、261页。
[10]杜钢健、李轩：《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第194页。
[11]徐显明：“试论法治构成要件”载刘海年第233页。
[12]参见：“厉行司法改革、维护司法公正”，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
绿色物业是房地产开发商在建造过程中的建筑美学目标的体现，并且要以生态平衡为基础，运用多种绿色技术和使用可再生能源，低消耗、零污染为特征建立起来的符合人性的绿色居住环境，核心体现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满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能简单地用物业价格来衡量。绿色物业管理思想要求在住宅小区设计过程中，将大自然、小区与居民统一纳入到一个系统里面，不单单考虑居民的生活与住宅小区之间的关系，还应特别强调居民与小区环境的自然融洽度和小区整体环境的和谐。这种思想将物业管理从单纯管理型转变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多方面综合的管理，并且成为评价一个物业管理企业品牌以及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指标。在对住宅小区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绿色物业管理要推行人性化管理的思想。绿色物业管理要将自然环境、社会人文关怀与生态住宅小区融为一体，采用绿色的方式进行管理。因此，绿色物业管理不仅要关注小区居民不同层次的需求，维护其根本利益，更要关注人才的培养，真正将绿色管理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在此基础上还要关注住宅小区的精神文明建设，确保小区居民的安居乐业。
绿色物业管理的要求
首先，绿色物业管理在其小区设计时，除了要使用建筑学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还要加入生态学、心理学与生物学等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同时，要将多种物质方面因素与精神层面的因素相结合，从而在小区将来的使用过程中，能够做到小区能源与其他物质因素的良性循环，达到与自然、生态的平衡，建造一个低消耗、无污染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住宅小区。所以，绿色住宅小区最基本的标准如下：小区用的建筑材料须是无污染、能自然降解的；小区采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拥有科学合理的全面绿化，有益于保护与平衡附近区域的生态；根据生态经济学的开放式闭合循环原理设计出无废物无污染物的小区生态工程；富有生态文化、精神文明以及艺术内涵。其次，建造绿色物业时，应利用可持续发展原则，并加以生态学原理。参考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正在研究制定的相关绿色生态住宅小区的技术导则，绿色物业大致应满足如下要求：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业主对住宅小区总体环境满意率应高于80%；各种污染源，包括生活污水应实现达标排放；做到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达到国家安静小区相关标准，无噪音扰民问题；小区环境整洁，包括各种公共设施保持完好，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无露天市场和违章建筑，无乱贴乱画以及无焚烧引起的污染空气的行为；小区绿化达标，包括小区的绿化面积在35%以上，无毁绿现象，小区内有适当的休闲娱乐设施；使用环保型物品，比如提倡使用有环境保护标志或者节能标志的空调、冰箱等环保电器，小区内不得使用一次性发泡餐具；小区居民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包括能自觉遵守环保法规，能自觉采取节水、节电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环保行为，而且自觉爱护小区内的公共设施。最后，绿色物业管理为了最大程度上方便居民，要提供人性化的“零干扰服务”，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要充分了解居民的切实需求，并做全面细致入微地调查，能够做到“JustInTime”的实时沟通，做到即时服务为居民提供帮助和服务；在居民没有相应的服务要求的时候，能够收集居民各方面的未来需求，防患于未然。在不干扰居民正常生活的同时，保证居民小区的正常运转；要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管理与服务。通过收集居民的职业、年龄、籍贯、业余爱好、风俗习惯、工作特点及出行习惯等信息，将居民分类、分层，来挖掘用户的隐形需求，在满足居民一般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供特定或者某个居民的特殊需求。
绿色物业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
在规划与设计阶段就要以绿色建筑为标准，要把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和降低能源消耗放在首位。进入开发阶段要依据国家地方相关的绿色标准，同时借鉴国内外相关的成功经验，制定住宅小区绿色建筑的设计标准、施工标准、考核标准，并利用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使用节能环保的新工艺、新技术和绿色材料。将绿色观念贯彻到整个规划设计过程当中，并且利用地方气候与人文特点，尤其是日照与风力资源，将住宅小区的能源消耗绿色化，并且对建筑物的光、热、声等自然因素进行系统调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居民的生活污水和小区内收集的雨水全部输入到水处理站，经过净化、过滤等处理，用作住宅小区内的灌溉、喷泉等景观，最大限度降低水资源的消耗，达到生活污水的零排放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有效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例如，小区内利用新型热媒介太阳能，能够降低热水的二次污染。市场上普通的太阳能热水器，是通过集热器将太阳辐射收集起来，转化为热量直接作用于水，加热后的水保存在水箱中，这样就带来了二次污染。
二新型的热媒介太阳能，通过集热器将太阳辐射收集起来后，经过循环系统再进入到居民家中的热量交换器中，这样一来，加热后的水就储存在热交换器中，从而避免了普通太阳能热水器管里全是冷水的问题，解决了热水二次污染的问题，提高了太阳能的利用率。通过小区照明的绿色化，降低对能源的消耗和成本。通过对小区内照明系统的总体与科学的设计，优化传统的公共照明系统，采用节能环保、光效高、稳定的照明设备，最大限度地降低小区用电，达到小区绿色照明的目的。主要是对小区进行分块化、区域化，从而能够根据不同特点进行最有效的统筹安排。比如，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安排公共照明时间的长短，使在不降低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做到照明系统资源消耗的最小化，同时将成本降到最低。关注科技的发展，优先选择与物业相关的高科技设备与产品的使用。如，物联网的使用，通讯网络入户以及各种信息的共享等。绿色物业要全方位为居民提供高科技服务，应用智能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将小区的安全管理、公共设施管理、监控管理等一体化，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一、关于盘问的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这种情形包括以下四种：（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
同时规定，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作出决定；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能作出上述决定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在执行《人民警察法》过程中，公安部对如何理解、执行盘问、检查又作出了如下具体规定：依照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执行追捕逃犯、侦查案件、巡逻执勤、维护公共场所治安秩序、现场调查等职务活动中，经出示表明自己人民警察身份的工作证件，即可以对行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盘问、检查。检查包括对被盘问人的人身检查和对其携带物品的检查。经盘问、检查，对符合第九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将被盘问人带至当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县（市）公安局或城市公安分局，填写《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经该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继续盘问。
上述是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盘问”的相关规定，从《人民警察法》及其解释看，盘问的主体只是人民警察，被盘问的对象是行迹可疑、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盘问与《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视为自动投案”情形之一“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中的“盘问”具有明显的不同。根据《解释》的规定，盘问的主体应是有关组织和司法机关，而对被盘问对象，仅指形迹可疑人。这里的“司法机关”除了公安机关之外，还应包括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派出单位，如公安派出所、检察室、派出人民法庭等。而“有关组织”的具体对象，该《解释》中没有明确规定。笔者以为，“有关组织”应当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如党政机关、权力机关、军事机关等，也包括城乡基层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还包括形迹可疑人所在的工作单位等，笔者以为，根据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的原则，这里盘问的主体应作宽泛理解。
二、关于盘问的法律后果
盘问作为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之一，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根据上述《人民警察法》的规定，盘问通常会引起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公安机关在实施当场盘问后，如果没有法定情形需要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二）如果有必要继续实施盘问的，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他强制措施的，应当在法定的期间作出决定，并应严格履行相应的法定手续，这种情形就进入了刑事诉讼阶段。
在司法实践中，盘问容易与讯问引起混淆。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讯问是刑事诉讼必经的程序，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就案件的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的一种司法行为。讯问与盘问具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讯问不同于盘问，讯问的对象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而盘问可对行迹可疑或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适用。
一、典当的概念及其特点
典当一般是指将个人财产交付给他人，以作为某项债务的担保，有关的财产可以实际地或推定地交给承典人。承典人一般占有典当物，可以使用典当物并取得孽息，典当的期限一般较长，过期则视为绝卖。从典当物的所有权上看，其部分权能如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和一定限度的处分权、如再典当，租赁等也转给了承典人。这种典当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用益物权，带有民间互助的性质，习惯上称为典卖。
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典当业与典当人之间发生的典当关系，一般具有如下特点：
1、大都是以典当物为抵押，向承典人借款；2、借款有息，利息较高，并收取典当物的保管费；3、承典人不得使用典当物和获得孽息；4、典当期限内承典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处分典当物；5、典当期限较短；6、典当物价值一般大大低于实价，称之为典价，典当人借款不得超过典价；7、动产一般交承典人保管，不动产一般不交承典人，而以产权证照留置于承典人处以示担保；8、均有过期不赎视为绝卖的约定。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这种典当关系与民间的典卖不同，不是同益物权，而是一种特殊的担保物权，它具备担保物权一些特征：1、它是从物权、随借贷之债存在而存在，随其消灭而消灭；2、它是一种他物权即在典当人或第三人财产上设定；3、承典人有权排除他人对典当物的干涉，享有追及权、特定的处分权、优先受偿权等。说它是一种特殊的担保物权，其特殊性就在于典当合同都有一个共同条款，即到期不赎，视为绝卖。这一特征却是与一般担保物权有着明显差异的。处分担保物偿还债务时，其价额不足债务额的要补足，超过部分要返还债务人。而典当关系中的绝卖条款却是规定到期不赎，典当物即为承典人所有，而不论其价值是否超过债务额。典当物作价一般低于实价，一旦绝卖，承典人就可以获得大大超过其债权数额的补偿。
在实际生活中，典当一般可分为动产的典当和不动产的典当。动产典当一般要交付典当物，也就是说要将典当物的占有权转移给承典人，由承典人保管，这基本相当于担保物权中的债权。不动产典当一般不转移典当物的占有，仅提供该不动产的产权证照做为担保，这相当于担保物权中的抵押权。
二、典当与典权的区别
典当是指设定动产质权，即指出典人将其所有的合法物品交付特定的承典机构以获取典当金，于约定的期限内返还典当金及利息而赎回典当物的行为。在典当关系中，主体分别为出典人和承典人。出典人为个人或某个社会组织，承典人则只能是专事典当业的特定机构。典当以出典人向承典人交付典当物为成立要件。典当双方按照法律的规定，约定典价、期限及赎回办法，并按照约定各自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典当合同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合同，与典权关系颇为密切。典权是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使用收益的限制物权。其中，支付典价的一方为典权人或承典人，另一方为出典人，不动产为典物。现在所称典当，与旧日的典权，已有了质的区分，不再是同义语。首先，从权利性质上看，传统民法一般认为，典权属用益物权，即典权人支付典价，占有出典人的不动产而加以使有和收益的权利。据此定义，典权要素有三：1、支付典价；2、占有不动产；3、使用和收益。这是典权的基本法律特征，典当的特征有些是与典权相似的，如支付典价，占有财物。但两者的标的物类型完全不同，典权标的物限于不动产，即土地、房产等，而典当的出质物只能是动产。在对标的物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目的上，两者也大相径庭。典权之占有，是为了加以使用和收益，如耕作土地以获得收成，占有房屋供其居住或通过出租获取租金。而现今的典当机构对典当物并无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其占有权仅能作为付出典价后获得返还的担保，因此，在物权性质上，两者均属限制性物权，但典权属于用益物权，典当属质押担保，应属担保物权的范畴。对划分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标准多有争议，笔者认为，应在于标的物的用途。凡以物的使用价值为标的为用益物权，相反，以物的交换价值为标的，而确保债权实现的，则为担保物权。此外，典权者，除典价外，并无利息，而典当关系中的承典人在收回典当金的同时，还有权获得利息。由此亦可见二者的区别。尽管典权之内容也可认为具有某种担保的因素，但究其实质，毕竟只能将它归于用益物权一类，与典当所属的担保物权应为不同性质的权利。
其次，从主体上看，在典权关系中，对承典人的资格没有法律上的限制，可以是任何有民事能力的公民或法人，而典当关系中的承典人一般只能是特定的社会组织即典当机构。
再次，在权利内容上，典权关系中的承典人，对占有物除自己使用外，还有权将其出租、转典或抵押，典当机构则仅负有妥善保管承典物的义务，无权将典物加以使用、出租或向第三人设定债务担保。至于标的物损坏或灭失的后果，在典权关系中，若系不可抗力因素所致，承典人的典权与出典人的回赎权便同归于消灭或部分丧失，而在典当关系中，承典人对出典人的回赎请求无权拒绝，应按成立典当时对标的物的估价向出典人赔偿损失。
另外，标的物的回赎期限长短不同。典权制度中对典物的回赎期限较长，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规定：“典契未载明期限，经过30年未赎的，原则上应视为绝卖。”典当期限即借款期限则较短，一般是几个月不等，逾期不能偿还借款本息的，出质物则为死当。
三、典当法律关系的性质
我国担保法对作为担保方式之一的质押，列为专章作出规定，而典当与质押的特征几乎一致，两者均起到对债务的担保作用，都以交付动产标的物为其行为特征，均为实践性法律行为。在英语里Pledge一词，既可用于典当之义，也可用于质押之义，并且事实上，在普通法里，典当与质押并无严格的区分。《牛津法律大辞典》对典当定义为：“将个人财产交付给他人，以作为某项债务的担保。”而对质押定义为：“由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移转某项财产的占有权，并由后者掌握该项财产，以作为前者履行某项支付金钱或履约责任的担保”。从定义上几乎没有区别。质押辞条下还进一步说明：“最常见的质押是当事人与当铺老板所进行的交易。”担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动产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动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据此可以看出，典当实际上属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是一种担保物权，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在典当活动中，设定动产质权的一方为押当人，另一方即取得动产占有权并借款于押当人的是质权人或债权人，一般是典当行，移交的动产为当品；在质押担保中，“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移交的动产为质物”。从典当作为质押借款这一债权债务关系来说，押当人即出质人亦可称为债务人，另一方质权人也就是债权人，当品即是质押物。因而，典当与质押实为同一类法律关系，应当根据担保法有关质押的法律规范来对典当关系进行调整。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物权篇，那么担保物权的实现依据何种法律规定呢？民法通则的债权篇内规定了抵押权，笔者认为，抵押权的规定作为处理典当纠纷的法律根据是合适的。前面已论及，典当实际上属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而典当合同实际上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当然适用抵押的法律规定。但是，典当合同中的绝卖条款却没有法律规定可循，而且由于该条款导致的超过债权数额的补偿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和我国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一种不正当收入，不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而只能依民法通则关于抵押的规定按债权的实际数额受偿。由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精神一般是否定债务法偿期届满，抵押物的所有权移转于抵押权人的约定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典当这种抵押借款的特殊性，而不存在绝卖就不存在典当；因此，处理典当纠纷时，只能作为抵押借款来处理，适用的法律只能是与抵押借款有关的法律规定，即我国的担保法，据此可以定义，典当应属与担保法规定的抵押、质押和留置并列的一种担保物权。
四、对典当关系的法律调整
对典当业某些方面的管理尽管已有个别行政规章作了规定，也有个别地方出台了对典当业的地方性法规，但就全国而言，典当的立法仍基本上是空白，许多地方的典当业几乎是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依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做法在运作。司法解释至今也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典权，而无对典当业的规范具有指导意义的解释。为了保障典当业的健康发展，使其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发挥它特有的融通作用，并通过规范来尽量减少或杜绝这一行业所极易产生的弊端（如变相高利贷或成为销赃的场所），基于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典当法律关系的特征、性质的结论，国家有必要制订专门的法规或补充纳入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如民法通则、担保法）来对典当关系进行法律调整，其应当包含对典当业进行管理的行政性规范，调整出典人与承典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以及对典当活动中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制裁的行政和刑事法律规范几个方面。
我国目前的典当业实际上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活动，即一种质押借款活动，属金融业务范畴，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接受金融机构的主管部门即人民银行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其机构的设立应经人民银行批准。其他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均无权批准成立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一律视为非法机构。同时，典当业从事的活动又决定了它属于一种特殊行业，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其开业和日常经营必须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管，对此，法律均应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典当中有关典当物的估价原则及与典当金之间的比例，典当金的利息幅度、手续费的比例等问题，也不能完全交由当事人合意。立法上应有一些原则性和限制性的规定。如典当金的数额不得低于典当物估价的多少，典当金的利息不得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的多少等等，都应通过立法进行规范，以防止出现变相高利贷，也可使对于典当机构获利的合法性的评价有一个界定的依据。至于典当机构设立的条件、程序、从业人员的资格，允许或不允许作为典当物的类型、典当机构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也应通过立法来明确规范。
典当是典当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典当特定物品取得（支付）典当金并定期回赎的民事法律行为，典当须达成合意。典当机构与出典人就典当物的估价、典当金数额、利息、典当期限等内容的合意，通常以当票为载体得到证明。作为双方确定典当关系以及出典人赎回典当物的书面凭证，当票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出典人和承典人；典当物的名称（品牌、型号）；典当物的数量和状况；典当物的估价；典当金的数额及利息或利率；典当期限等。典当当事人进行典当活动，必须遵守有关法律，出典人对出典物的权利瑕疵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承典人在必要时，也应对典当物品的合法性进行查询或要求出典人出示证明，对于承典的物品，承典人有义务进行妥善保管，承典物品因其保管不善而致使其毁损或灭失，应由承典人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担保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由于我国目前典当业刚刚兴起和恢复，虽在经营机制操作规程和管理办法等方面尚待法律法规的补充完善，但在审理典当纠纷案件时，也并非无法可依。民法通则关于债、借款及担保的法律规定，经济合同法中关于借款的法律规定，担保法尤其是第四章质押部分都是审理该类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典当合同中，质权人对质押物享有逾期处分权，当押当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时，质权人可依法将质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并在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根据担保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质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由此可见质押物不足以清偿全部借款本息时，债务人仍应就其不足部分负担偿还义务。
五、完善典当法律规定的立法建议及处理典当纠纷的原则
综上所述，典当作为质押借款所具有的法律特征，证明典当实际上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据此，建议立法将典当确立为与抵押、质押和留置这几种法定担保方式并列的又一种法定担保方式。
绝卖是旧社会典当业的典型特征，具有高利贷剥削性质，我国法律对典当合同中的绝卖条款是否禁止无明确规定，但该条款违背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和我国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属于一种不正当收入，因此，建议立法禁止典当合同含有绝卖条款，若有违背，应依法确认其为无效条款，不受法律保护。
鉴于典当业的特殊性，对于典当机构的违法经营活动应明确规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如明知是赃物或窝藏、销毁或转移，视其情节，应对典当机构责任人给予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对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利息，或从事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或者以其他方式牟取非法利益的，应分别依照金融法规或工商管理法规进行处罚。
典当业在解放后长时间被禁止，是由于它具有明显的高利贷剥削的性质，这种性质集中表现在高息和绝卖两方面。现时出现的典当业，不应是历史的简单重复，不应当也不允许保留高利贷剥削的性质。因此，在处理典当纠纷时，要慎重而又稳妥。一方面要保护典当业的合法利益，支持其发挥新的融资渠道的作用，以利拾遗补缺，另一方面，要限制典当业的不正当收入，切实保护典当人不受高利贷剥削和合法利益不受损害。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及时处理。此类纠纷，事实一般比较清楚，审理较为简单明了，拖长审理时间对双方都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
2、合理确定利率。目前典当业的利率不等，一般较高，应参照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原则规定掌握和处理。
3、动产典当，一般由承典人保管，应当适当收取保管费。不动产典当，一般不交承典人保管，而由典当人自行保管，承典人收取保管费不合理，不应保护。
旅游环境是指在旅游活动特定的区域或范围内各种因素的存在状况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范围而言，它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和相关的旅游依托地；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包括旅游资源状况以及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自然和社会文化两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旅游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普遍存在的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本文首先描述了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考察了旅游环境保护的种种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学者关于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旅游持续发展和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以及旅游环境质量的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以期寻求发展与保护这对矛盾对立面的完美与和谐的统一，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一、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矛盾对立
众所周知，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环境；而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发展又给旅游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因此，对旅游环境不妥善管理和系统保护，势必影响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旅游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1．旅游对环境的破坏。
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可供观赏的山川湖泊、名泉瀑布、名胜古迹、森林资源，动物资源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损害和污染。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问题已得到旅游界的相当重视，在此本文不予赘述。旅游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来自游客的破坏，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的游人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对环境危害的另一来源则是外来投资商及当地旅游部门的大规模开发活动，这种破坏在第三世界旅游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更甚，消极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损害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首先，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对旅游资源做过度性、掠夺性的开发；其次，是对景区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对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疏导或价格调控等管理手段；再次，旅游发展过程中，景点开发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病态膨胀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如何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赖以持续发展的环境成为旅游界急需迫切解决的课题。
2．旅游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旅游主管部门与实业部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均已形成共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国自1973年始先后频布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对外开放地区环境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文物保护法》，以及1992年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后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等等规定都不同程度地与旅游环境保护有关，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行政管制体系。在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旅游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环保行政主管与实业部门精诚合作、联手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不尽令人满意之处。
对旅游环境有效保护的制约因素可作如下几方面的归纳：
①旅游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健全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旅游区大多数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指出：“对未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计划部门不办理设计任务书的审批手续，土地管理部门不办理征地手续，银行不予贷款；凡环境保护设计方案篇章，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查的建设项目，有关部门不办理施工执照，物质部门不供应材料，设备；凡没有取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的建设项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办理营业执照”。然而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31条规定：“刻划涂污和损坏国家保护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部门或文物所在单位处以罚款或赔偿损失。”其中何谓“尚不严重”，罚款赔偿如何界定，都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容易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加之一个时期以来，旅游区没有权威性的环境保护机构，往往一个旅游区分属几个部门主管，形成旅游部门、环保部门多头领导，各自为政，互相扯皮，条块分割的现象，不利于旅游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开展。
②重产值、轻环境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对基层企业领导者和经营决策部门来说，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一直是个两难选择。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中，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③环保经费紧张
各级财政拨给的保环专项经费和业务费用相当有限，加之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许多该收的环保费没有按规定如数加以征收，再加上污染治理欠帐太多，导致许多环保治理项目没有资金保证，环保工作无法实施，形成恶性循环。许多旅游区的环保部门除了有一两台陈旧简陋的监测设施外，多数无钱添置其他基础性设施和配套设施。对于旅游区内排污情况难以进行常规分析，环境规划、环境趋势预测往往也因没有监测依据而无法进行。
④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生态意识不强
我国许多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座落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仍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过着原始的伐薪取暖、辟地种田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其居住地被开发成旅游点时，居民们或破坏生态或猎杀动物以供纪念品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旅游经济收入。居民低弱的生态意识也反过来影响了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旅游区内随地乱扔纸屑、果皮、对文物乱涂写等不文明行为很是普遍。
⑤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问题远未从理论上和管理上得到解决。尤其是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和景区，旅游旺季时，长期“人满为患”。关于客容量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在第二部分作详细论述，在此故略。
前文提到的旅游环境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诸类问题加剧了旅游与环保的矛盾，使保护主义者和实业部门的冲突，游客和目的地居民的冲突以及居民之间的冲突更加恶化。
二、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周期循环模式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点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旅游环境质量变异涉及游客行为、心理、社会文化、居民参与程度等许多不可控因素，因此，可能在某个微观的具体时间断面上，呈现出无规则的特征；但是从旅游景点的宏观历史发展看，游客到达人数与景点演变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周期循环规律。下面本文想借助RICHARDW.BUTLER博士的旅游景点周期循环演变模式，通过分析游客人数与景点发展的关系，来提出相应的景区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设想。
1．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
BUTLER博士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旅游地理系教授兼主任，在长期从事安大略省北部乡村旅游景点发展演变的研究之后，于1980年在《CANADIANGEOGRAPHER》刊物中发表题为“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OLUTION:IMPLICATIONSFORMANAGEMENTOFRESOURCES”一文，并由此提出了旅游景点历史演变模式，按时间发展和游客到达人数，BUTLER把一个旅游区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六个过程：即，开发、参与、发展、巩固、萧条、重现活力（或衰亡）等（如图1示）。
根据进入游客的数量，旅游者类型特征以及旅游设施的发展状况，这六个过程又可归纳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含开发与参与两部分，吸引的游客以少数先锋型旅游者为主，如探测旅游者、嬉皮士、流浪汉等；少数当地人参与旅游活动；该阶段旅游人数少，设施设备简陋，游客或搭帐野营或借宿当地人家中，此时的旅游发展仍处在自由无序状态；旅游对环境尚不构成威胁。第二阶段包括发展，巩固和萧条三大部分，其主要特征是大量游客涌入，景点吸引各种类型的旅游者，尤其以大众旅游者为多，中、高档宾馆数量不断增加，旅游设施设备趋于齐全；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游人大量涌入对环境的威胁日前明显。第三阶段是产品的更新开发阶段，此时的旅游者仍以大众旅游者为主，在数量上可能呈上升趋势、也可能呈下降或衰亡趋势，但无论游客数量的多寡，齐备的旅游基础设施已饱受折腾，旅游环境质量和景点的吸引力已明显下降，旅游人该地区文化和环境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管理上的弥补措施，如关闭大修、开发新产品，恢复环境吸引力等，该景区的旅游发展尚有回光反照的可能；否则该景区就从此走向衰亡了。
2．景区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
从对前一部分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一个景区的历史发展演变、景点的质量和吸引力都与该景区的环境保护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一个景区的旅游环境保护，也应和该景区的发展演变相对应，呈周期循环保护状态（如图2）。
A.环保开端A．开发E．萧条
B.系统保护措施实施B．参与F．再现活力
C.持续保护c．发展g．衰亡
d．巩固
在景区的开发，参与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游客和当地居民卷入的人数少，远未达到旅游区的容量，旅游发展未有系统管理的存在，该阶段旅游对环境的破坏虽不明显，但已存在，因此应作为景区环境保护的开端（A），有关部门应对该阶段已存在的环境破坏现象做及时的观察和研究，以便科学地、合理地预测和估计该景区今后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景区设施建设，以及大量游人介入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程度，范围和有效保护的重点难点，为该旅游区今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环保依据。强调环保开端阶段在一个景区发展中的意义尤其重要；因为该阶段的环境破坏常常因其“微不足道”而被忽略，而后却给人带来“为时已晚”的遗憾。
当景点经历迅速发展，巩固到萧条阶段时，系统的旅游环境保护措施应及时跟上，这是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的第二阶段（B），该阶段游客对景点的需求呈急剧上升趋势、游人大量涌入，旅游区容量常常处于临界范围内，设施呈紧张状态，加上相关的开发和建设，旅游发展对景区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若不妥善保护和管理，环境质量和景区吸引力就会一落千丈；因此，该阶段及时系统的实施环保措施是景区旅游持续发展的关键保证。
景点的发展在历经了萧条阶段之后，可能由于旅游实业部门更新产品、加强营销手段、提高产品质量，而重现活力；也可能由于各种努力的失败而从此走向衰亡。但无论如何，对一个景区周期循环的环境保护，不会因景区衰亡阶段的到来而结束；因此，该阶段对景区环境的持续保护（C）是景区旅游得以持续发展的实现。
上述提到的旅游区环境保护完整周期的三个不同阶段，可能会因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需要差异、旅游心理和行为、以及地方文化和居民参与的不同程度，而在微观上体现出不同的特征；但从旅游景区发展演变的整体而言，旅游景区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的三个阶段能从动态的角度、宏观地描述景点历史发展演变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从动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周期循环保护划分为环保开端、系统保护措施实施和持续保护三个阶段的提法，和从静态的角度，把旅游环境保护的实际状态划成不足状态，饱和状态和过度状态之说，在管理方法论和具体措施实施上，可以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3．旅游环境保护周期循环模式存在的理论问题
Butler的旅游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自1980年提出后，西方许多学者曾多次把它应用到旅游景点或旅游产品历史发展演变的实际案例分析和研究中，并在理论上和经验数据上对原模式作了进一步的发展（Hovinen1981，Lundgren1983，Meyer-Arendt1985，Keller1987，Strapp1988）。在众多的文献中，1987年DouglasPearce对西班牙阳光海岸的考察研究发现，景点幼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之发展演变与游客数量、旅游环境、景点的城市化和产品资源的商业化不无密切关系；而在这诸多影响旅游景点吸引力的因素中，游客人数的多寡和环境质量的好坏，对延长景点的寿命，起着最直接的使用。与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景点相比，成年期游客的大量涌入和旅游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使西班牙阳光海岸迅速进入了衰老期，加上环境保护措施没有及时跟上，致使该旅游地永远失去了回春的机会。类似的景点发展演变在我国也很普遍。邵学文在《旅游区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旅游学刊》1990）一文中，从Butler的旅游景点发展演变模式出发，针对江苏省淮阴市旅游区的特点和现状，分析了该市旅游区的发展过程。该文作者把旅游区的各个景点按性质和特点进行分类，阐述了各个景点在开发、成长、成熟、停滞、衰退或回春等五个阶段所呈的状态，探讨了近十五年来作用于景点演变发展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把旅游景点环境周期循环保护构想嵌入景点历史发展演变模式乃是对景区旅游环境宏观管理的尝试，是对景点旅游环境质量的一种全面管理和保护设想；但它仍然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即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的定量界定问题。景区容量临界范围没有定量界定，不利于对景区超容量接待现象在管理上进行宏观调控。例如，衡山绝顶祝融峰，总面积477平方米，按人均占用8平方米，每人游览15分钟，每天开放12小时计算，日合理环境容量为2862人次，而实际上每年旅游旺季（7—10月），日均游人为4600人，人均占地仅5平方米；游人最多的时候竟高达一天3．1万人次，人均占地仅0．73平方米。厦门的鼓浪屿日光岩，游人的平均占地经常不足2平方米。我国的许多旅游景区，这种超容量运转现象极为严重，致使景点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大大地降低了景点的吸引力，缩短了寿命。
虽然不同旅游区游客超载情况因地而异，各地旅游景点控制超载的措施各有高招，其中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如黄山对旅游旺季游客超载现象通过交通调控、外部调控、经济调控，景区调控等管理手段，收到可喜效果；但依笔者陋见，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问题，旅游学界，旅游规划开发部门以及环保科学界还有必要从单位时间内进入景区人数、单位空间内游人占有游览面积及其与景区的实际游览总面积比例关系的角度，调查研究、获得经验数据、并对旅游区容量临界范围作出定量的界定，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为各地旅游区解决环境超载问题提供可循的依据，以宏观地实现对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的有效保护。据笔者涉猎，对旅游景区容量临界范围的统一标准定量界定问题，在西方旅游发达国家的旅游研究文献中尚不得见，笔者相信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在解决景点超载问题以及对旅游环境实现有效保护方面，将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故在此把问题提出，求教于方家。
三、关于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的思考和建议
旅游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旅游发展得以永续的前提和保证。保护和恢复我国旅游环境的良好状态，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要通过综合治理。
1．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旅游环境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因素更复杂，因此，有关立法部门应尽快制订和颁布《旅游法》、《旅游环境保护暂行规定或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便和已有的制度配套完善。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依法守法来保护和治理旅游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来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和管理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做到有法必依。
2．加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宏观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应多谈“防”，少谈“治”，突出“防胜于治，防先于治”的管理思想，使旅游环境保护工作宏观地贯穿旅游规划、开发，发展和巩固等各个阶段，规划时，应通过科学合理的环境预测和估计，对环保的点、面可能造成破坏的程度和范围以及景区超载情况的有效调控等问题进行宏观管理，应切实避免旅游开发与发展中重产值、轻环境的短期行为，避免“亡羊补牢”式的管理手段。
3．提高环保意识、实现主客参与管理
旅游环境保护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管理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全体参与；因此，通过法制观念教育、全面观念教育以及长远观念教育，来提高全民族乃至入境游客的旅游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持续发展旅游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旅游开发和发展似乎没有完全掌握和充分尊重居民对发展旅游的认识，缺乏对居民直接参与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鼓励。
4．增加环保经费
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大事。在目前国家财政吃紧、困难较大的情况下，各级有关部门应采取多渠道、多途径筹资办法，以保证充足的旅游环境保护经费。比如，在旅游环保管理上，收好、管好、用好各种排污费；对景区开征适当的旅游资源维护费；此外，地方政府要积极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不断增加经济后劲，以保证逐年增加旅游环境保护的投资。
5．加强科学研究
旅游科学是一门以应用型见长的交叉学科，旅游环境保护涉及到的学科面很广，因此，在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工作中，应开展多学科、深层次的调查研究，以便更科学地对旅游环境进行综合保护和治理，使旅游得以持续发展。
6．抓住时机、大力开发生态旅游
随着生态意识的普遍提高，旅游者本人将成为旅游环境保护的重要角色。由旅游者直接参与环境保护的乡村旅游，绿色旅游等等生态旅游形式是当今公认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旅游与环保矛盾不能共存的理想的旅游形式，是世界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有许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适时适地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有利于旅游环境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
总之，旅游发展不应把自己同旅游环保敌对起来，环境有效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相信在全民环保意识日渐提高的今天，通过有关部门对旅游环境的宏观保护和综合治理，我们的旅游资源一定能够得以持续利用，旅游业一定会真正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项“朝阳产业”。
参考书目：
1刘汉洪、彭旺元：《南岳衡山“旅游公害”及其防治对策》，《旅游学刊》，1991，6（1）：35—38。
2刘振礼：《旅游环境的概念及其他》，《旅游学刊》，1989，4（4）：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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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斯·道林（Ross.K.DowLing）：《从环境适应性来探讨旅游发展规划》，《旅游学刊》，1993，8（6）：50—53。
5傅文伟：《发展旅游与环境管理》，《旅游科学》，199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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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楚义芳：《超载、旅游污染及其控制》，《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1，（1）：58—61。
8黄成林：《黄山旅游旺季游客超载调控措施研究》，《经济地理》，1992，（3）：38—41。
开展法律风险管理工作，既是法治烟草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也是行业发展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日益复杂的要求，作为法律风险管理的有效载体，法律风险管理体系能够以主动管理和预防管理的方式加强法律风险控制，不断提升北京烟草管理水平和信誉，实现效益最大化，更好的促进北京烟草平稳健康发展。
二、法律风险管理流程
法律风险管理流程包括法律风险识别、法律风险评价和法律风险应对三个流程。
(一)法律风险识别
开展法律风险识别前要明确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即对法律风险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予以确定。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分为外部法律风险环境信息和内部法律风险环境信息。构建法律风险识别框架是开展法律风险识别的一项关键性的工作。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构建法律风险识别框架，主要根据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识别: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组织机构设置、法律风险源、法律风险发生后承担的责任、不同的法律领域等方面。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角度或不同角度的组合，开展法律风险识别框架构建工作。企业组织机构设置大多根据企业主要的经营管理活动进行设置，一般采用企业组织机构设置与不同的法律领域(如合同、招投标、劳动用工等)相结合进行法律风险识别。按照相应的法律风险识别框架，可以采用表格、座谈等方法来进行法律风险识别，确定分类、编码、命名规则，并列明风险描述、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法律后果、应对措施等信息，最终形成法律风险清单。
(二)法律风险评估
法律风险评估是指在对法律风险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后，按照法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等因素对法律风险进行不同维度的排序，根据管理需要对法律风险进行分级。法律风险分析要采用构建法律风险评价模型、相关领域专家建议和企业经验来综合评定，要注意与企业内外部相关人员的沟通，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同时要注意克服各类意见的局限性。法律风险可能性分析一般包括外部监管执行力度、内控制度的完善与执行、相关人员法律素质、利益相关者的情况、相关工作的频次等内容。
(三)法律风险应对
法律风险应对是指企业依据法律风险的具体性质和企业对法律风险的承担能力对法律风险实施控制的行为。法律风险应对包括选择应对策略、制定实施应对方案、监督和检查三个环节。法律风险应对策略包括规避、控制、转移风险、接受风险等。企业的选择一般为规避、控制风险，或者选择不同策略的组合。制定实施法律风险应对方案。制定应对方案前一般应该对应对现状进行评估，找出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为制定法律风险应对方案提供指导。法律风险应对方案一般应包括确定应对措施、实施法律风险应对措施的机构、人员安排、时间安排、资源需求和配置方案、报告和监督检查的要求、责任奖惩等内容。应对措施是法律风险应对方案中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内容，通常包括以下几种类型:资源配置类、制度流程类、标准指引类、技术手段类、信息类、活动类、培训类等类型。应对措施可以采取单一类型，也可以采取组合形式。对重大风险的应对一般采用组合形式，且采用的类型数量会比较多，以便能起到更好的应对效果。对制定完成的法律风险应对方案责任部门和人员应按照方案认真执行。监督和检查。企业要及时发现内外部法律风险环境的变化，及时监督和检查法律风险管理的运行状况，做好风险管理绩效评估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持续改进，形成闭环管理。
三、建设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一)目标和原则
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是全面评估法律风险，理顺工作流程，完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风险控制能力，建成一套科学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形成科学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实现北京烟草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北京烟草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原则:要坚持服务中心原则，与行业行政执法和生产经营管理各项活动、各个环节有机融合，妥善解决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要坚持全员参与原则，明确职责与责任，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员工参与法律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长效机制;要坚持重点管理原则，重点管理行政执法和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大法律风险，制定重大法律风险应急预案;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法律风险管理要结合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北京烟草整体管理水平相适应，注重实际效果，稳步推进;坚持持续改进原则，根据行业内外部法律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实现法律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二)加强组织领导
要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规划实施，形成各级领导层层抓、法规部门牵头管、各部门和全体员工齐参与的格局和氛围;要明确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法规部门的牵头作用，负责沟通协调和指导推进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工作;要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认真落实员工岗位法律风险管理责任，在日常业务中全面落实法律风险管理的各项要求;要建立奖惩考核制度，明确责任追究;要充分发挥外聘人员在法律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法律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不断提升队伍建设水平。
(三)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
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实现风险管理职责和程序的制度化、体系化。要不断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借鉴法律风险评估的结果，不断修改完善有法律风险的管理制度;强化法律风险控制流程，在事前、事中、事后等环节设置管理措施，使各岗位人员明确其相关的法律风险点和控制措施，实现法律风险管理的流程化;对存在法律风险控制盲点的业务或环节要及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填补管理空白。
(四)理顺风险管理工作流程
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流程，认真做好法律风险识别、评估、应对等具体工作。要不断健全完善沟通和报告流程，在各个层级保持有效的内外部信息沟通，提高沟通的效果和管理效率。要不断健全完善重大法律风险应急管理流程，制定重大法律风险应急预案，明确法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法律风险预警信息，明确应急处理的机构、流程、应急资源等内容，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反应、有效处置。要不断健全完善法律风险管理评审流程，建立定期综合报告和重大事项特殊报告规定，及时开展法律风险管理评估，不断提升管理体系运行水平。
(五)建设法律风险管理文化
企业全面法律风险管理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风险管理应当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优秀的法律风险管理文化，能够促进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逐步推进，保障法律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建立优秀的法律风险管理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领导层对法律风险管理工作的态度和管理理念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采用多种方式对职工开展风险管理意识、理念、技能和具体流程的培训，树立全员责任的理念，使法律风险管理的意识能够转化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动，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氛围;要培养行业法律风险管理的专门人才，不断提升法规部门和人员的业务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为企业的各项活动提供法律支持;要加强一般的普法宣传和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将法律风险管理工作与各项业务活动有机融合，力争使全体员工做到积极学法、谨慎守法、熟练用法。
(六)开发法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