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30 22: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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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教育亦称“公共教育”。国家为本国国民（或公民）实施的学校教育。一般为国家规定的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即小学和初中教育，有的国家还包括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国在1915年把初等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实施国民教育。1922年仍改为初等小学。1940年又将初等小学改为保国民学校。各乡将完小改称中心国民学校。后，不再沿用国民教育名称。
2、根据高考录取批次的不同，本科也分为一本、二本、三本，但它们同属于一个层次和等级（即本科教育层次）。同时本科又分为“重点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重点本科高校”与“普通本科高校”只是侧重不同，无本质差别，前者注重理论研究后者注重理论实践应用。普通高等教育指主要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学历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储干培养计划最具权威的措施之一,也是中国高等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方案的主要措施。
（来源：文章屋网 ）
从文化史上讲，一流的学者、教授是文化的典范。从教育角度看，他们堪称师表。教育离不开典范，离不开大师和一流的学者。如果大学没有大师和一流学者，大学的内涵就会大打折扣。
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京大学校长先生的仪态胸怀，也足可令人称道。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家，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等著作，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人的必读书。陈寅恪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学问称赞不已，认为是清代学者钱大昕之后第一人。有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大学的风范才能得以树立。
现在大师和文化典范的缺失，除了长期“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民教育。我们现在的教育就形态而言，基本上是应试教育，它使所有年轻人都朝同一个目标走去，即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通过不断的考试，最后谋得一份工作。而这一过程已经磨钝了、耗尽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何况所学知识与未来的职业内容可能大相径庭。而就所学内容而言，现在的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而且往往是陈旧的知识教育和不完全的知识教育。价值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根本阙如。其来源，开始是欧美西方的教育，后来学习前苏联，现在又转向欧美。即使其间涉及到了价值教育的某些方面，内容也相当混乱。
这样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如何建立信仰。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在教育。试想，这是怎样大的缺憾啊！
为国学正名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有三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为炎黄子孙所骄傲。但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在现代人身上存留几何？
近年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为承继和重新整合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氛围。但到底什么是国学？怎样厘定国学的义涵从而和国民教育发生关联？“国学”这个词，在中国文本载籍中出现甚早，《周礼》中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汉书》《后汉书》，魏晋时期以及唐宋，多有出现。但历史上的“国学”概念，无一例外都是国立学校的意思。例如宋代朱熹创建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在南唐时就叫“庐山国学”。
现代国学的概念则产生于晚清，是与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至少，在1902年黄遵宪和梁启超的通信中，两位维新健将讨论了是否应该创办《国学报》的问题。梁启超在写于1902年至1904年的《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再次谈到国学，说有人很悲观，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 “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而距此五六年前，即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外学、新学、西学，是同等概念；国学、旧学、中学，是同等概念。
就是说，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了国学这个概念。今天讲国学，首先要把现代“国学”的含义和古代的“国学”名称区分开来。事实上，自晚清国学的概念提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对概念本身作很多学理分疏。
1923年，之为北京大学出版的《国学季刊》写发刊词，才提出了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一词是章太炎的发明，他早年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那么什么是“国故”呢？国故就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如果对所有这些内容作研究都叫做“国学”，那么“国学”的概念便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定义难以成立。
因此，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并没有被学术界采用，后来大家一致认可的说法，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学、明代心学和清代的考据学等等。这些关乎整个学术史又非常专门的学问，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讲国学，第一次提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之所从出。“六经”的义理历来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当然还有“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经学是本源，小学是入径。在我看来，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主要构成。
国民教育须传道
国学如何与国民教育挂钩？如果把经学和小学理解为国学的主要内容，问题就解决了。前面讲到了现代教育的价值缺失和价值混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传道”的内容。唐代的大儒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把“道”的传授放在第一位。“道”者为何？“道”在哪里？就中国文化来说，可以要而言之“道”在“六经”。
“六经”的文词虽比较难读，但我们有传承两千多年的“六经”的简易文本，就是《论语》和《孟子》。孔、孟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由于化作了日用常行的语言和故事，读起来亲切好懂，非常便捷。
“六经”以及《论语》、《孟子》的哪些价值理念，对我们今天尤其显得重要呢？譬如说“敬”，这里不是指“尊敬他人”的“敬”，而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始终不渝，不可动摇。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属于自我心性的内在庄严，当然不可更改，不可屈从，不可变易，也就是不可“夺”也。
“孝”的内核其实是“敬”。所以孔子论“孝”，认为常人以“能养”为孝，但犬马也“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的内在本质是“敬”。孔子是位实践思想家，对超自然的力量不做过多的评论，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对祭祀活动他是重视的，他的名言是“祭神如神在”。意即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神是否存在，他没有涉及。换言之，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是存在的，才能保持“敬”的态度。这说明他对信仰的对象并不格外关注，而是重视信仰的态度。这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国人的信仰特点，就是我所说的“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了信仰之维。至于各种礼仪，更离不开“敬”了。孔子说：“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仪的内核也是“敬”。
还有“恕”，即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陈寅恪强调的“了解之同情”。这个价值理念含蕴着极大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孟子讲的“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就是“恕”，就是“不忍”。这在今天是非常缺失的一种品德。孟子“四端说”的第二项“羞恶之心”，是指人的耻感，亦即《中庸》所说的“知耻”。“知耻”的重要，不言自明。
《论语》里记载，子贡问怎样的品性才能称作“士”？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明清时期的大学者顾炎武，更把“知耻”提升到“国耻”的高度，他说“士大夫之是为国耻”。并且和廉洁结合起来，认为一个人如果，会无所不为，而不廉，则将无所不取。廉耻是人和社会的文明尺度，这在今天就更重要了。
“敬”“恕”“有耻”这些价值理念都出自“六经”或者《论语》和《孟子》。当然不止这些，譬如还有忠信、诚敬、仁爱、中和等价值理念，也都非常重要而有现实意义，这些理念也都出自“六经”或《论语》《孟子》等最高经典。所以我主张应该在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就以“六经”和《论语》《孟子》为主。小学、初中主要是《论语》和《孟子》，编好教材，选读选学。这样，就在以知识教育为主的教育体系里面，补充上了价值教育。国学课完全可以承担这方面的内容。
高中、大学再辅之以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使“六经”的基本价值理念深入到子孙后代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识别符号。这些和现代知识的吸收，与西方的价值理念，并不冲突。人类共同的东西总是大于差异的东西，文化的未来是走向融合，走向“和而解”，而不是走向“斗而亡”。
六月的天气让人倍感焦灼，但比天气更令人焦灼的是每年都会来临的高考。
有关“英语2017年退出高考”的传闻在此之前成为大众热点，这一话题无论何时都会撬动人们的敏感神经。即使家中没有孩子参加高考，但亲戚、朋友、同事的孩子仍有可能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去年数百万大学生面临就业压力的困境今年依然在重复上演。
这不得不使我们思考，当下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从规范“幼升小”、“小升初”，到三令五申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再到高考改革，弱化“一考定终身”……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使得公众对于教育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中学教育依然无法突破应试窠臼，高等教育依然面临就业难题，这些现实问题拷问的正是教育改革的成效。
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比大学更受关注的却是幼儿园。2014年“中国教育小康指数”的调查显示，公众对于学前教育的关注度首次超过了高等教育。此前数年的调查中，学前教育从未超越高等教育，公众关注焦点的这一转移值得引起人们深思。
我们为此调研了已经开始尝试做父母的“80后”（详见本期中国教育小康指数），部分“80后”父亲希望能够给孩子创造民主的家庭氛围、和子女成为“哥们儿”，并愿意做孩子的精神导师。“80后”们普遍怀念没有学习压力的快乐童年，厌恶应试教育下的小学与中学教育模式，因此当他们做了父亲，在教育子女上会表现出一定的抗争性，即尽力延缓应试模式到来的脚步。
这种教育理念的变化，体现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爸爸去哪儿》这样的节目大受欢迎，正是击中了当下年轻一代的软肋。教育的真谛是什么？两百多年前法国文学家、教育家卢梭就一语道破：“发现儿童”。
幼儿教育的起点，不在于为未来准备多少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而是在幼儿园里，就传授给孩子自立、自足的意识，掌握与同龄者沟通、交流的能力，学会遵循一定的社会规范从事。
但令我们尴尬的是，幼儿园的教育可能会面临现实的“教育”。
关键词：美术教育；国民素质；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美术作为“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的精神生产不容忽视，美术教育更是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课题。美术在这个领域里可以发挥很大能量，各类美术品种在人们的工作和学习中，在衣食住行的每个角落，如我们的服装有服装设计、家居离不开建筑装饰设计、生活和生产用具要有产品造型设计，所有这些无时无刻不在灌输审美教育。这对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从艺术生产自身的角度来讲，美术教育在提高全民素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重要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在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消费，作为必须，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虽然马克思这段话是针对物质生产活动来讲的，但也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可以说，生产和消费也是艺术活动过程的两个要素，是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共同组成了艺术活动的全过程。在这里，艺术生产即艺术创作，其产品为艺术品，艺术消费即艺术欣赏。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可否认，艺术欣赏也是有层次的。作为一种精神享受，它和物质消费也存在着质的区别，这种区别，突出和集中地表现在艺术欣赏本身不仅仅是一种纯消费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因此，真正的艺术欣赏同艺术创作一样，同样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同样对欣赏主体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和要求，即欣赏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审美能力。欣赏主体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真正进入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获得艺术审美愉悦体验，完善自身素养。
美术教育可以陶冶情操，有利于国民健康人生观的培养。黑格尔说“美是人类最早的老师”，“美的教育具有解放思想的品质。”因为人类从孩提时代就通过美的感官去认识世界，接受教育，它不仅足以陶冶性情，而影响着人的世界观――增进自觉性，求得自我解放。美的形象教育在美育中有特殊的效用，它和说理教育不同，具有恳切真挚的情愫，所以能摒弃强制性，牵动人的心灵，通过启发良知，从而起到诱导作用。
美术教育有利于国民良好道德观的形成。鲁迅先生说：“美术可以辅翼道德。美术的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迷人的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以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益趋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乃安。”鲁迅先生的这段话透彻的阐明了审美教育辅助道德教育的性能和重要意义，同时又特别指出审美活动对人的精神气质的深邃影响。纯粹装饰性的各种美术设计，也同样起着培养人的优美情操，崇高志向的作用。
先生有“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提倡利用美术知识美化自我。我们知道，健康的宗教信条也是以真善美为导向的，所以先生主张从胎教入手，一直到婚丧嫁娶，都要以美育的原则来对待，以利于陶冶人的情操。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都在幼儿园，小学开设美术课程，作为灌输美育的一个环节，大学也在普遍开设各种美术选科。这里的所说的美术选科自然是不包括专门美术院校在内的。我国制定的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其中美育既有自身的教育内容，不但在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在成人、老人教育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也有利用艺术改造人性人心的主张。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乐教”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如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与精神失衡之间的矛盾。艺术在以往的历史中确实起到了提高人的趣味的作用，使人从粗野的状态中走出来，走向文明，它也能够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分裂，人性自身分裂的问题。美术教育中的人同自然之间那种和谐的关系，就是我们学生将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依靠，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是完整的，成功的。学术是无尽的，学生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始终运用良好的心态面对生活，面对生活以及学习中发生的任何问题，合理适当的予以解决。那么我们的学生在心理上是健康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所以养成良好的，美得心态是美术教育的延伸教育，责任很重大。
关键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杂技表演教育、定位、特性
杂技教育是以培养杂技表演人才为最终目标。杂技表演人才是典型的特殊技能人才。依据“素质结构分析法”将现代社会中人才进行分析后发现，体育竞技人才和艺术表演人才与其它类型人才相比，其受教育程度水平相对较低。换言之，体育竞技人才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坚强后盾，有系统化的教育体系。而杂技表演教育则不同，它没有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处于一种孤独状态，几乎没有受过专业性训练和系统化教育。而其它表演艺术人才也有相应的专业院校对其进行系统化、专业化教育。面对当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宏观教育战略目标和重大教育科学命题。杂技表演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只有在解决这些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分析杂技表演教育的特性
1、特殊性。杂技表演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一种，但是与其它职业教育相比较，它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又为明显。它的生源不是优质生源，而是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学生，甚至说有一大部分是小学生。因为杂技表演学习特殊的职业技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掌握特殊技能需从小坚持训练。换句话说，杂技表演教育也是以初等教育为起点的职业教育。
2、连贯性。杂技表演人才特殊技能的掌握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训练出来，
这也突显了其层次间联系的重要性，从而为掌握特殊技能创造条件。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内部教育通道，才能够为“一贯制”的学制 形态奠定基础。
3、独立性，从上述两点不难看出杂技表演教育与其它教育关联性不强，但是也恰恰突显了杂技表演的独立性。鉴于这个特点并不代表杂技表演教育与其它教育完全隔绝，反言之，它需要足够的开放性才能够促进去自身发展。
二、教育界、杂技界不懈努力
为了改变杂技表演教育这种落后情况，杂技界和教育界相关人员进行不懈探索，在他们的推动下，杂技表演教育重视度呈现出上升趋势，笼统的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杂技培训班到杂技学校的转变
在上文中讲述到，传统的“职业培训”型的杂技表演人才所表现出来的培养方式，使得杂技表演人才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同时杂技表演教育也是我国现代义务教育史上的空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经过不懈努力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市马戏学校，同时这也是我国第一所专业化办学的杂技艺术中专院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杂技表演教育朝着学校化和正规化方向发展
2、学制期限延长。纵观杂技学校的历史，在兴建指出，对于学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总体上来说是偏短，由起初的4年制发展到后来的7年制，在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学制的延长呈现出规律性特点，同时也是杂技表演教育自身规律的展现。
3、层次的飞跃。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各方面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高校扩招表现由其明显，全社会受教育水平也逐渐提升。与此同时对杂技表演人才也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高校与杂技班合作，共同培养特殊技能的人才，才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三、分析杂技表演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定位
1、创建杂技表演教育体系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全面性”的重要体现，而国民教育体系的本质属性即是全面性。普遍性也是它的重要属性。普遍性顾名思义它所特指的方面极为广泛，可以说覆盖各个地域、各个产业、各种职业。杂技表演教育尚未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从整体出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有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自然也不乏有面向少数人的教育。例如：以人才类型为例，培养知识性人才、知识技能型人才、技能知识型人性其所受教育程度都是不相同的。而培养特殊技能型人才所受教育程度与知识型人才相比明显更少，这是受社会各方面因素影响如：人才需求量，在在特殊型人才中，杂技表演教育与同类艺术教育相比，其受程度更低，不可否认，杂技表演在愉悦观众、亲和观众方面是不能够与其它艺术表演比较，但这根本原因还是社会行业、相关职业体系对杂技表演教育定位不明确所造成的。
2、根据相关权威调查得知，杂剧团的演员都是以“化妆工”的身份存在，究其根源这些关键性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行业、职业结构对杂技表演认识不全面，而主要性因素是杂技表演没有受到人们关注。正如张翼先生所说：“教育是一个比较恒定的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起干预作用的变量。”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教育也这个变量也因为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有所变化。但是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水平的高低。杂技表演教育致力于培养特殊性人才，但是其受教育水平低下，又怎么会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受到各行业的关注呢？正是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存在才决定了杂技表演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
结语：杂技表演教育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学校教育建设系统，杂技表演教育具有教育、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属性，其意义重大，不仅继承传承了我国优秀文化，还为社会输送了特殊型人才。社会上各行业也应对杂技表演教育重新认识，摒弃以往那些偏见，为杂技表演教育在当前社会形势下获得更好的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任静. 当今杂技艺术的发展与创新[J]. 杂技与魔术. 2014（01）
[2] 周云芝.情景情感表演对杂技艺术发展重要性分析[J]. 杂技与魔术. 2014（02）
[3] 徐娟.杂技编导艺术初探[J]. 杂技与魔术. 2013（02）
作者简介：
杨曦 1983 09 06 女 研究方向 论杂技表演
国民教育香港德育 2012年7月29日，大批香港市民带领子女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制定并计划采用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参考材料《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简称《中国模式》）。游行于下午3时开始，有人手持“撤回染红洗脑教育”标语，并高呼口号，沿途不时有市民加入。有家长表示，他们并非反对国民教育，而是担心课程内容偏颇，造成对学生的“洗脑”，因此要求撤回该科目。据官方统计，游行起步时有1.9万人，最高峰时达到3.2万。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么多香港市民如此齐心协力进行游行，国民教育在香港的实施果真如此举步维艰吗？
一、“国民教育”是否应该存在
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殊地区。自1840年第一次后，香港被英国占领，直至1997年才回归祖国的怀抱。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香港接受的是英国的子民教育，被灌输的是“世界公民”的理念，而在国民教育方面却一直是空白。
那么，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有何区别？《大英百科全书》把公民教育的任务描述为：“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去判断和了解居住环境，同时学会怎样与别人相处。公民教育的另一目的是使人们认识政府结构和运作程序，公民义务和权利，同时也便于人们去判别和了解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英殖民时代对香港的教育着眼于对公民素质的培养和完善，而缺少对公民的国民身份和归属感的教育。为了改善这种状况，香港政府于2010年明确提出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目的在于推广国民教育在香港中小学的施行。香港政府授权的国民教育委员会将此次国民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加深学生对国家认识及国民身份认同。
据香港有关机构的调查显示，1997年之际，香港浸会大学一项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44％的人则觉得自己是“香港人”。2007年十周年之际，同样的调查，29％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37％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2012年10月的调查中，其中一题要求受访者回答自己属于哪一类人，四项选择分别为“中国人”“香港人”“香港人，但也是中国人”以及“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调查发现，42％的受访者选择自己是“香港人，但也是中国人”，23％的人选择纯粹“香港人”身份，22％的受访者称是“中国人，但也是香港人”，觉得自己纯粹是“中国人”的受访者只有12％。由此可知，香港市民对“中国人”这一国民身份认同感有待提升。
对一个国家而言，国民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香港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感的现状显示，国民教育在香港的开展势在必行。
二、香港“国民教育风波”问题何在
既然国民教育如此迫在眉睫，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通过对香港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教育方式中，书本教授，灌输为主。港英时代，香港政府对华人教育实施“不干预”政策，香港第一个教育委员会在1848年教育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对香港传统华人学校（私塾）和中文课程不予干预。由于教育政策的宽松，各学校组织不同的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的生活，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到知识，这种方式培养下的香港学生逐渐形成普世的价值观念、多元的文化视角和批判精神。而目前提到的香港国民教育教授途径均以书本灌输为主，由于巨大的文化背景差异，想要在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显著的香港推行灌输教育，必然会出现严重地“水土不服”现象。这警示我们要想更好的推行国民教育，教育方式必须改革。最好的方式便是潜移默化，让学生在无形之中接收到教育。潜移默化是一种需要较长时间的教育，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而要“润物细无声”。
教育内容中，历史教育缺失。回归前的香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殖民教育，是一种去国家化的“疏离”教育，它长期坚持轻中重英的政策，限制甚至取消母语教育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致使当时的香港人历史知识欠缺，对祖国了解有限，甚至不甚了解。如果一国国民连国家的历史都不清楚，何谈爱国？此次香港国民教育的内容侧重点放在了介绍当前的现状，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面，而对香港中小学生的历史教育相对缺失。
三、香港“国民教育”该如何开展
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史，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国民教育。
就美国而言，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国民教育，第一，爱国主义。美国对国旗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几乎所有的学校每天都要进行升旗仪式，甚至在礼帽、头巾、围裙、旅游鞋和圣诞用品上都不乏星条旗图案。第二，自由主义。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在教育方面，美国教育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这种双主体思想促使师生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学会思考，学会创造。第三，实用主义。该思想要追溯到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他反对传统德育过分重视知识的传播和灌输，提出个人在实际经验中获得道德观念和行为。第四，分析主义。教育不在于会说，美国人不太接受空洞的说教，喜欢以一种实证的方式去理解他们关心的问题。
新加坡教育部于1997年开始在所有学校中推广国民教育，其首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增进对新加坡近代历史的了解，加强对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局限的了解，培养学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此，要求教师在每一门正式课程中必须渗透国民教育，通过参观主要国家机关和公共设施培养学生对新加坡所取得成功的自豪感，强制学生参加社区服务活动，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那么，应该如何让香港市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呢？
首先，从教育方式来看，改变说教的授课方式，采取形式多样的学习方法。信息化社会，网络四通八达，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查资料，搜集相关课程资料，让学生互相分享自己的成果，在分享中收获更多的知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等有更深刻的了解。
其次，是教育内容问题，要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值得欣慰的是，香港特区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2013年7月3日表示，教育局要求香港所有提供主流课程的中学都要在初中教授中国历史。
不得不承认，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在14年后，试图强力推进国民教育，必然困难重重。总之，国民教育在香港势在必行，认清此次国民教育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不足，对之后香港国民教育的推行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刘乃强.公民教育研究文库\[C\].2012.449-451.
\[2\]郑治祖.斥国民教育洗脑论黄玉山：学生有知情权\[N\].香港文汇报，2011.
学校教育制度，是国民教育制度的核心，是国民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教育制度的实质。
学校教育制度是国家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它制定得是否正确和完善，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的实现，关系到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