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6 01:14:07
序论：在您撰写历史纪录片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本文试图对目前我国电视栏目纪录片在题材选择、叙事风格、社会属性等方面的表现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电视栏目纪录片这种杂糅的新型节目形态的特性进行探讨阐述。
【关键词】电视；栏目；纪录片；特性
一、“回到眼前”——由远古部落转向现实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探险电影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安德烈·巴赞在《电影与探险》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探险电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赫伯特·邦丁随斯考特踏上大无畏的探险历程开赴南极拍片10多年后，影片《永恒的寂静》向观众描述了美丽的极地风光，随即，这类影片纷纷问世，并且获得成功。弗拉哈地完成于1922年的《北方的纳努克》一直是其中的杰作。不久，大约由于表现北极地区茫茫冰雪的影片大获成功，一大批“热带”影片和“亚热带”影片纷纷出现……[1]
弗拉哈迪的另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讲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亚兰岛人》描绘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纪录了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远古部落”的“异国情调”，这一方面源于卢梭的人本主义，他们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开化的人们是最快乐的，他们也是最不会堕落的一群”，他们认为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将人类拥有的善良本质毁损殆尽，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纪录片作品中展示异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人类在依靠直觉和传统中所学习的技巧来生存。[2]另一方面，当时大众传播还不发达，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类内容来组织影片，比较容易激起观众的兴趣，获得较好的收视率。
这是对纪录电影产生初期的题材选择的简要分析，但是当纪录片遭遇电视而发展至栏目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习惯了在《沙与海》中《流浪北京》，厌倦了在《天安门》前寻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邻居大妈怎么出现在了电视上？于是，这种讲述现实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的节目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以收视率为支撑杠杆的栏目纪录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将目光从“天涯海角转到家门口”。
纪录片的极大成功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差别，人们只需要了解邻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体会到社会转型的种种阵痛。中央电视台原纪录片编导刘春认为，90年代初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在于“购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大家不再有医疗报销；种种福利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表现暧昧性质的转移，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3]这种人心里的普遍仓皇，引起了个人心里的悲伤。在仓皇和悲伤之中，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的纪录片更像是观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状态。这个时期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型的纪录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此外，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化的媒介环境，在这种媒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接受那些大众化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传统的那种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收看会更加合适。
所以栏目纪录片创造者纷纷收起长线，把眼光放在自己身边的普通百姓身上，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经媒体抛光、放大，在受众群中形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以后在题材选择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转向情节
在叙事结构上，电视栏目纪录片更注重叙事节奏和叙事的情节性。
栏目纪录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栏目外的纪录片那样为了表现真实而把整个故事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尤其是短时长的栏目纪录片营销的就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获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吸引住观众眼球。“人们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看电视的。他们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边聊天或一边用早餐时收看电视的”。所以电视的观赏方式是那种追求消遣娱乐的软化和放松的单纯游戏过程。那种单调的长镜头只能被观众的遥控器无情地毙掉。好莱坞的商业制作技巧开始被中国纪录片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开、线索的缠绕、不懈的追查、谜底的揭晓，解说词迅速进入、主持人频频出镜，可能是一个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节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栏目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能过于缓慢。长镜头在栏目纪录片里备受冷落，一是由于栏目时间长度的限制，长镜头虽然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过程，但往往太过拖沓，不利于故事的叙述；二是因为长镜头容易让观众产生倦怠感和视觉疲劳。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渐倾向于“事件必有悬念，而且悬念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节奏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而且是与纪录片编导生计紧密相连的商业性问题。
三、“大众口味”——由深刻转向普遍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立场首先是迎合大众，这与传统纪录片的精英文化视角有很大不同。
我们说电视栏目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一）电视；（二）栏目；（三）纪录片。
电视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它的信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声画信息的直观传播。这使得电视迅速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而且电视对受众的要求不高，所以电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同时，由于电视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点，电视不适合传达深度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戏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等，目的是要获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诸如此类情趣。[4]所以电视的娱乐本性正力图渗透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领域，电视节目的深刻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注重大多数人的收视需求。
栏目化则更注重纪录片对大众的效果以及商业影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在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上，更倾向于创作一些为多数受众所喜爱的大众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题材选择上从远古部落、异域文化逐渐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凡人物；在叙事方式上着重于“讲述一个好故事”，满足人们听故事的欲望，而不是电影镜头语言的尽情展现；在主题定位上更倾向于通过表现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来映射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纪录片似乎一下子从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门口，人们逐渐从纪录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却增添了一些亲切。
而栏目所固有的拍摄周期，也使得一些纪录片达不到该有的深度，那些获奖的优秀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纪录片甚至拍摄几年、十几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缺乏这样的自由驾驭时间的权利。
中央电视台的孙玉胜说：“检验栏目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的平淡无奇，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
追求大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是栏目纪录片的必然发展趋向。
四、“委曲求全”——由个性化转向标准化
纪录片张扬的个性与栏目化整齐划一的风格存在矛盾。纪录片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探索创新、在于鲜明的个性特征。风格的多元化和形式上的灵活性对于纪录片的发展至关重要。可是，电视栏目由于具有固定的时长，一定的生产周期，规范化生产，统一的选题定位与风格定位，固定的板块模式，固定的栏目包装，纪录片要想在栏目中生存就必须去适应栏目标准化的要求，这使得纪录片创作者在开机拍摄之前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地服从于栏目定位的走向把握，对现实生活素材发展的可能与取向有着明确的态度。也就是说，对现实素材取舍与结构的安排在开机之前就已经完成，创作者摒弃了对影像暧昧潜质无休止的追寻和个人化诠释，牺牲了与观众进行平等的分享交流，力求通过全知全能的叙事结构与“上帝之音”的话语表达来架构影像权威，为受众提供比较单一、清晰的叙事主题。[5]
传统纪录片充斥着个人化的风格和意义表达，传递创作者个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创作者个性的抒发，叙事结构一般是开放式结构，事件结局和结论不是由作者给定，而是由观众根据作品所提供的事实自行判断、推理、想象。就像任远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应当省去的是结论，留下的是思考。”可在电视产品极大丰富、过剩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知逐渐麻木，他们逐渐放弃必要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为此，很多娱乐节目日趋热闹、刺激、搞笑，很多新闻节目也呈现出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特点。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大量的栏目纪录片转向了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因为人们在收看电视栏目纪录片时，更倾向于在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而不是还要浪费脑筋来猜、猜、猜，所以很多栏目纪录片采用封闭式结构叙述故事，将事件结局、结论直接表述出来。任何创作者的个性只能向栏目统一的标准看齐，受众并不想在片子中观看你的个性。
另外，栏目化运作容易培养一批固定受众，对于这些固定受众来讲，他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栏目统一的风格样式，如果创作者一味地要抒发自己的个性，而破坏了整个栏目的和谐性，就很容易使受众流失。所以，在纪录片遭遇大众传媒、被商业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让步，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成全栏目整体的标准与和谐。
综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首先是一个电视栏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它采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主要运用客观纪录的手法完成对受众的传播，它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栏目纪录片虽然力图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义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确传播意图的劝服引导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为符合电视栏目传播特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内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受众青睐，完成传播过程，实现传播效果，收获商业价值。
【参考文献】
[1]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文献[G].单万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5.
[2][5]陶涛.电视纪录片创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5、88.
纪录片的特点谈谈电视纪录片的荧屏“亮点”与“禁忌”。
电视纪录片来源于电影纪录片，而电影纪录片是与电影故事片相对立的，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确立了电影纪录片的最初风格。艾伦在《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中给电影纪录片作出如下描述：“纪录片是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弃了对电影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像人们昭示影片在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先后经历了声画两张皮的“画面加解说”、“长镜头加同期声”等阶段。形象地说，纪录片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现场直播”。“纪录”一词documentary的词根就是档案纪录。概言之，电视纪录片的特点有三：从表现对像看，取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以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真情、真景为拍摄对像和表现内容。从艺术追求看，视真实性为创作的生命，既要反映出表象的真实，更要揭示出本质的真实。从表现手法看，运用纪实主义的手法，以长镜头和同期声纪录生活的自然形态，反对摆拍和虚构。
纪录片的魅力源于所展示内容的本色自然，因而，如何营造客观真实的氛围是其面临的首要课题。
在此，有一个问题经常被误解，那就是纪录片的客观性，不少人认为，纪录片是客观纪录，因而反对创作者创作个性的表现、否定创作者对内容的解释权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也是对客观性最为肤浅的理解。“在纪录影片工作者里面有大力提倡‘客观性’，这像是一个否定解释作用的说法，这种主张也许来自战略需要，但完全是没有意义的。纪录片工作者和使用其他任何手段的传达者一样，可以进行无限制的选择……这种选择不管是有意识的抑或是无意识的，不管他承认还是不承认，都是他的观点的表现。”“通过对自己所发现的东西进行选择和并列而表现他自己。这种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意念表示。作为观察者、年代史编者，或采取其他某种立场，他都不能避免自己的主观。他要对世界提出自己的解释。”①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摘引，就是为了说明那种“纯客观”的想法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生活是极其丰富复杂的，而我们的镜头不可避免地要对所摄对象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和取舍，这就在事实上体现了创作者有意无意的诠释角度和立场，当然，这种诠释绝不是所心所欲的，而是要用镜头语言、同期声真实而含蓄地表达创作者的观念。
1、长镜头
长镜头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优秀纪录片《望长城》、《沙与海》、《最后的山神》、《龙脊》、《藏北人家》、《远在北京的家》等片里都有精彩的表现，可以说，长镜头已不单是成熟的表现技法，更是审美视野的开拓与深化。运用长镜头纪录事件过程是电视纪录片的重要特色和根本手段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长镜头几乎成了纪录片的代名词，因而长镜头运用的好坏是决定纪录片成功与否的关键。长镜头的真实在于对物质现实的不间断纪录，这是与“蒙太奇”等镜头组接手法相对立的，因为镜头的组接意味着新的意义的产生，因而，纪录片强调“跟拍、跟拍再跟拍”，反对将现实时空切割得支离破碎。摄像机好比观众的眼睛，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观察、感受所发生的一切，这种强烈的现场性和参与性使观众在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是在观看电视，这也就是纪录片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在使用长镜头时，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多样性以获取更为真实的内容，《最后的山神》采用隐拍方式从而真实纪录了大兴安岭鄂伦春老人的生存状况；《远在北京的家》采用跟拍手段将五个小保姆去北京打工的生活以真实感人的镜头语言详细记载下来；《最后的马帮》中郝跃骏在恶劣的环境下对翻越高山、穿越峡谷、雪山突围等的跟拍都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另外，还可采用抓拍、偷拍等方式捕捉细节的真实以更好地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最后的山神》中鄂伦春老人捕鱼用“大眼网”、打猎不伤幼兽的生动细节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
事实上，一个不间断的长镜头足以使特定的事件或动作能够在真实时空里结构复杂的画面，从而形成镜头语言的多义性。例如，在获奖纪录片《龙脊》中，考试的那一段长镜头，老爷爷从门外走进考场看外孙考试，然后在考场转悠，结果被监考老师劝出，这段长达3分多钟的镜头有力地表现了画面主体复杂的心理变化，起到了较好的表现作用。当然，这个极其自然、本色的镜头的获得并不是一下就可以得到的，陈晓卿为了摄录到真实自然的镜头，他首先在小寨村扛着摄像机拍了一个多星期，见什么拍什么，小寨村的村民慢慢地习惯了，面对镜头不再紧张、手足无措，因而他拍到的画面才是原汁原味的生活真实。试想，如果陈晓卿没有那一个星期的准备，他得到的只能是瞬间的真实，而不会是生活本身的真实。因此，在运用长镜头时，尽量透过平凡的生活表象揭示出深蕴其中的哲理。bbc曾拍摄过一组系列专题片——《童年》，选取了不同国家的几位儿童的成长过程，其中，中国儿童的镜头展示的是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这个司空见惯的镜头却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发人深思。
但是，滥用长镜头的倾向也令人担忧。在某些纪录片里，无休止地大量运用长镜头自然主义地罗列和堆积生活表象，缺少必要的剪裁和选择，完全是一种毫无目的的生活流，是没有中心的流水帐。镜头跟着被摄对像在漫长的马路上走啊走，甚至跟着被摄对像从厨房到厕所，尽管镜头很长、声音完整，但拍摄角度、景别、视域了无变化，始终处于机械的被动运动中，既无起伏，又无变化，任由镜头“流”下去。这种自然主义的镜头语言应该极力避免。“自然”作为一种美学风格与自然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美学的“自然”更主要的是指风格的本色、真实，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唯造平淡难”都是指的这个意思；而自然主义则是兴起于欧洲的一个创作流派，后发展为一种美学特点，主要是指事无巨细地展示。纪录片所采用的长镜头应是综合运动长镜头，其特点是：纪录生活流程相对完整，特别是事件的来龙去脉应得到较为清晰地交代。表现在画面效果上，综合运动长镜头的视角、视点、景别、景深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突破纯客观纪录的局限，充分运用构图、光线、色彩等造型元素增强镜头的美感。画面在时空里的转换自然，不矫揉造作，偶尔画面的不规范反倒强化了内容的真实感和现场感。真实清晰的同期声、现场声和画面语言的完美结合使综合运动长镜头有着更强的情节性和可视性。
2、同期声（包括采访）
电视作为声画艺术，其真实性的表现必然也要从声、画两方面来实现，同期声无疑是电视纪录片实现声音记实的最重要手段，这样才真正避免声画两张皮的缺点，不事雕琢、不加粉饰地纪录原汁原味的同期声、现场声，保持生活的原生形态。
在实际拍摄过程中，为避免镜头组接而造成的同期声效果的中断，在制作前期，应该作好充分的准备，有目的的录制一些连续的环境声等现场声，以便在进行镜头组接时将断离的同期声变为连续的同期声。纪录片《龙脊》的同期声几乎全是连续的，鸟鸣声、流水声、风声、雨声等环境声大大增加了观众的现场感。尽管事实上镜头内容有变化，但持续的同期声、现场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镜头转换带来的断裂感和生硬感。
我们强调同期声的运用，但同样强调意境的创造。《龙脊》中那悠远绵长的民歌既达到了画面转场的效果，更平添了该片的意境，旷远的歌声与偏远的山村小学相互映衬，较好地抒发了创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运用同期声时需要注意这样几点：首先，尽量避免使用背景音乐，尽管有时候背景音乐的使用会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但要记住：纪录片是纪实的，细节的失真会影响到真个内容的可信性。不要让抒情的冲动压过对真实的追求。这也是一些纪录片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要注意声音选择，纪录片作为一种电视艺术形态，毕竟是要给人看的，如果声音过于杂乱且游离于主题之外，那就失去了意义。
采访是电视记者的基本功，也是纪录片强化现场感、真实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纪实性的纪录片由于主持人的参与使采访形式呈现多样化，但由于时间限
制，因而需要作好充分的采访准备，精心选择采访对像，并认真设计问题。对于一般的纪录片而言，采访提问应该是开放式的，如话家常的聊天式采访更易于捕捉到人物的真实想法；当然，采访的“开放”是有限的，而不是漫无边际的，即使是在谈话类节目中，话题的开放性也是有限的，在纪录片里，更不允许侃谈式的采访。侃谈式采访经常是缺少准备、应付、走过场的表现，表面上轻松自应答如流，实质上是空洞无物，没有信息量，起不到深化主题、揭示人物性格的作用。但在对被批评对像进行采访时，封闭式问题的提问是必要的，如《湛江特大走私案》记者的提问就很精练。
记者：这一次走私分子给你了多少钱？
疑犯：200万吧！
记者：当时，你拿200万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疑犯：当时没想过。
记者：这么一大笔钱你当时觉得多不多？
疑犯：当时没觉得什么，不过是一张卡……现在想来，真是一大笔钱，我……
封闭式提问使被采访者只能在是与不是之间选择，假如采用开放式提问，如，“你对这次受贿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谈谈你现在的感想”等。开放式采访往往使被采访者不知从何说起，因而会云山舞罩、滔滔不绝，采访者却不知所云。特别是对被批评的采访对像来讲，会增加狡辩的机会，使采访者达不到采访目的。
此外，采访一定要质朴、平和，纪录片《热血丰碑》中，当记者采访大连造船厂电焊工黄玲华一家时，记者机敏地问其女儿：“我帮你调换一个工作怎样？”女儿说：“好哇。”采访者说：“就是接班，当焊工。”女儿坦率地说：“我不去，吃不了那个苦。”不经意的交谈中，两代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别就展露无遗。
此外，为了增强现场感和真实感，采访人一般要出镜。
3、解说
解说是电视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专题片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对解说的忽视，而是对解说的过分重视，或者由于解说先行所致。纪录片解说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观众、补充画面。但是，在纪录片中，解说决不可以取代镜头语言和被采访者，代替观众的审视和思考，事实上，一段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的同期声要比空洞的解说词要生动、精彩、深刻、可信得多。因而，解说不应该太满，要尽量使用镜头语言和同期声来交代事情，只在画面转场和必要的地方做出画龙点睛的说明。此外，要充分考虑到电视解说词的特点，既要浅显易懂，又要朗朗上口；既要精练深刻，还要充满感情。尽可能做到口语化、通俗化，不要让修辞的冲动盖过画面语言，产生喧宾夺主的副作用。在电视纪录片里，解说词只是画面的补充交代或画龙点睛地概括，是一种辅助语言。优秀的纪录片绝不靠解说词的华美来取悦观众，甚至可以说，解说词不应该是完整的文章，它只是语言的片段。纪录片《德兴坊》的解说既简练又本色，如话家常，娓娓道来，亲切随和，是解说的典范之作。
纪录片《最后的山神》有这样一句解说词：“在老一辈人眼里，山林是有魂灵的；而在青年人眼里，山林不过是山林。”简短的一句话，传神地将两代人在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差异说得通脱透彻，这句近乎白描的语言不是评论，而是陈述语气，巧妙地把创作者的主观情感融入平静客观的陈述中。
一些纪录片从头至尾充斥着喋喋不休的解说词，将现成的思想强行灌注给观众，使观众养成被动接受的心理定势，从而失去自己独特的鉴赏能力。甚至有些解说完全没必要，镜头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纪录片与其它节目在编辑上的最大区别是：不用特技。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纪录片一般采用的只有传统的叠化、定格、慢动作、淡出淡入、隐黑等几种手段，而像图像变形、移位、旋转、画面合成、马赛克等数码特技则不被采用。数码特技所制作出的画面只是高科技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摄像机也就不可能拍到，因而，这种画面的出现必然会破坏叙述的完整性，肢解延续的真实时空，形成虚假夸张的画面效果，产生破坏画面真实性、游离主题的副作用。特技画面的出现也就必然产生“穿帮”失真的视觉效果，从而影响观众的情绪，使观众产生被欺骗、愚弄的感觉。
任何时候都应谨记：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
相较于传统艺术门类艺术意象的深度与广度，广播影视艺术带给受众的大多是一次性消费的感官刺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包括当代社会的市场观念与媚俗心态在内的各种现实逻辑，也都无情地渗透并制约着广播电视艺术意象世界的营构，而且，这种制约和渗透更不免表现出现代消费社会中商业“零售”性的特点而使得当代广播电视艺术的意象世界依然破碎而零乱。③广播电视媒介为受众营造了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氛围：一方面削平了权威与受众之间的差距，让受众不再迷信以往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媒介又制造着更多世俗崇拜的偶像。媒介恰恰是这种“镜像”式自恋的精神麻醉剂。广播影视艺术的意象特征对传统艺术门类而言，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而以历史人文纪录片为代表的一批时代优秀作品则提供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建构范式。
二、文化自觉—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构成及特征
笔者认为，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由两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艺术表达层面，即将较为抽象的理念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这不是简单地被理解为“形象化政论”，或者“解说词+画面+访谈”的技术拼凑，而是通过艺术表现形式（表现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修辞（表层结构），将深层结构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社会核心价值观乃至哲学体系进行影像化的转述和彰显。历史人文纪录片艺术意象的第二个层次是理念诉求层面，即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和社会价值观的追求。历史人文纪录片与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最深刻的区别即在于，它们不止于让受众浅层次、娱乐化地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将影像视听感受升华为生命体验和审美意境的自觉追求。从《舌尖》系列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正试图脱离消费性的视听感官刺激与单纯的趣味迎合，而深入到更为丰富的意境审美阶段，主创者以高度主体性的审美思维主动把握驾驭作品的审美格调和思想品位，力图将个人化的自我情感体验与富有理性思辨的历史反观相勾连，由此，受众不再是媒介的“俘虏”，而开始有了自觉意识。概括起来，这些优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具有以下特征：
1.建构性特征。后现代语境下的广播影视艺术体现出碎片化、消费性的意象特征，在大众化叙事的影响下，深沉的历史精神被猎奇式的图解所消融，庄严的英雄主义被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所颠覆，充满韵味的艺术内涵被视听奇观所淹没，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解构”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片精神和文化的荒原。但幸运的是，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专业创作者，依然通过自己的作品坚守着精神家园，整和起民族精神、历史意识和人类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建构所追求的正是“诸如东方文化中的现实情怀，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情怀，在人类文化的古典时期通过无数的艺术的经典所展现出来的，某种体现着人类思想、文化、精神的终极灵魂与本质的品格与境界。”④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似乎能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所在，能预见到民族优秀传统在未来的发展希望，在对传统味道的品味咀嚼、对传统技艺的追寻和反思、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慨叹中，能让观众带着一份感悟和理性的反思，思考自己在当下的坐标和人生价值，这对于许多年轻观众而言尤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2.深度性特征。历史人文纪录片不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的解构、拼贴，它们不满足于带给观众一次性的视听感官消费，而试图追寻更为隽永的审美意蕴和深刻的生命体悟，体现出了更高的文化旨趣和理念追求。这些历史人文纪录片作品没有停留于自然主义的再现，也没有止于通过对细节的呈现以满足观众的猎奇心态，而是通过这些真实的再现，还原深埋在民情世故中的历史情怀，试图通过作品中代代相传的家族技艺或民间绝学，通过主人公几代人绵延不息的家族理想，进而彰显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在当下的珍贵价值。主创者在叙述过程中，注重大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的变迁和精神图景的演变，通过社会基层小人物的个人视角来展现历史叙述的细密的“针脚”，丰满历史大框架中那些能体现珍贵细节的“骨肉”，这样一来，个人情愫与国家民生乃至世界大同的理念水融，形成了观感体验的“叠加”效果，体现出意象的深度性。
一、纪录片中的艺术元素
（一）借鉴电影艺术，追求戏剧化。纪录片的戏剧化叙事已经成为当今纪录片的一个重要个性，它抛弃了过去那种平铺直叙的创作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表现一个相对完整和连续的矛盾冲突。
悬念。模糊而流动，如《寻找楼兰王国》中，悬念成为一个茫茫的概念，跟着摄制组走进1500年前吞噬了楼兰王国的大沙漠，我们要寻找的是什么，而将寻找的又是什么？带着一切模糊而又流动的悬念，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纪录片片题最好要有一个动词，纪录片最好是现在进行时，纪录片必须要有过程。”（司徒兆敦语）
细节。《阴阳》中阴阳与村干部耍无赖吵架的情形，《沙与海》中小女孩在沙坡上嬉戏的场景……这些生动的细节最令人难忘，只有以敏锐的洞察力对纪录片的细节进行抓取，丰满的人物、深沉的意蕴才得以表现。
冲突。纪录片关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或人与社会等深层次的观念冲突、价值冲突，纪录片在表层的事件冲突上一般进行自然化处理，以冷静客观的方式引导观众去体悟深层冲突。在《彼岸》中，掌声、欢呼、聚光灯和溢美之词所编织的世界突然倒塌；牟森筹钱排戏，孩子们留在北京苦苦等待，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合租房子要到期；牟森筹不到钱后的破口臭骂……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灵魂与现实的冲突。
（二）技术化的艺术因素
改变自然节奏。通过技术加快或减慢事件的自然节奏，毕业论文这在影视艺术作品中非常常见，同时这也是纪录片常用的艺术手法，比如在一部反映动物界追捕镜头的纪录片中，制作者在后期编辑时，把这一段实况做成了快动作，造成了一种非常规、艺术化了的时空感，更具观赏性。
音效，包括配乐和模拟音等。在《神鹿》中专门创作了鄂温克族民歌作为主旋律的乐曲，把声音弄得空旷廖远，如飘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使片子更加唯美、空灵。
模拟场面。主要运用于历史纪录片中，再现历史场景。
表演镜头。在《龙脊》中，创作者组织小孩唱山歌的镜头，潘能高背书的镜头，就是让主人公表演自己。
字幕的运用。大大小小的字幕除了对事实做以补充说明外，还能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创作者的思想感情，产生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每一部纪录片，无不是创作者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与思考的结果，同时纪录片又是纪实的艺术，它不是呆板、机械的原生态纪录，而是“创造性的利用现实（”格里尔逊语），加之近年出现的困境，执着于纪录片创作的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对“纪实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他们动用越来越多的艺术手段--视觉的，听觉的；文学的，哲学的；音乐的，美术的和种种技术手段——字幕、叠画、翻转、快切等来实现他们对素材的重新塑造，来提高纪录片在真实基础上的艺术欣赏性。
艺术元素、艺术倾向是“非实有的客观事物，它是人们以审美的方式创造出来的‘现实’、‘真实’、‘客观世界实有事物自然形态’的类似物或象征物，是创作者内心意象的物化，在作品中以艺术形态出现的东西。”（1）但它并不会降低纪录片的真实性，因为纪实主义毕竟不等于纯自然主义，如果纪实因素不是艺术审美的创造物，不具有艺术表现功能，纪录片便不具备生命力，它只能是教条主义的附庸。
二、纪录片艺术化倾向的原因
纪录片摆脱技术主义的束缚，走向艺术的殿堂，并呈现艺术化倾向的原因很复杂，我们分析和归纳出以下几点：
首先，同纪录片的发展背景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开始于对“真实”的信仰和捍卫，凡是能破坏事实和镜头原生态的一切手法都是不被采用的。因而中国纪录片的诞生便是用镜头毫无创意的对现实的摹写，或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的说教，夸张过分地运用长镜头，用“纪实主义”代替“真实”，而如此理念下制作的片子却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于是新纪录运动开启了对“真实”的探索，在“真实”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观念与价值的问题，正是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决定着我们对“真实”的认同和“批判”，对“真实”的进一步反思势在必行，于是各种艺术元素开始被运用于纪录片的实验，我们用“实验”精神在拓展摄影机于拍摄者之间的美学关系，我们欣喜地发现，艺术元素的加入使我们有表现独立的可能并使我们摆脱了对纪实的顶礼膜拜，我们的独立制片人制作出了更具观赏性、更具市场价值，却并未违背真实性的纪录片，纪录片中艺术元素的增加是我们纪录片运动探索征程中的必经之路和美妙的插曲，艺术并不违背真实，二者的结合才使其具备了双重审美属性。
其次，同影视技术的发展有关（2）。从媒介形态看，电视、电影是光、影、色彩构图、造型、音效等元素组合的结果，即使是最纪实的内容也有艺术的特性。在技术层面上，纪录片一般只使用最基础的视听元素“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尽管如此，纪录片制作者也总是努力寻求最好的角度和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如今，数字化技术已全面进入编辑系统，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创作者的操作空间提高了画面的采集、储存、编辑和传播的效率，方便了艺术化的加工。
再次，同纪录片的生存困境有关。纪实主义在形成浪潮并达到一种巅峰状态之后，职称论文 逐步走向反面“任何一种把某种拍摄技法和风格式样提高到根本原则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在不久就会被后来的经验所否定，纪实也是同样”（3），其在电视屏幕上的泛滥，对于各种电视节目形态的无孔不入，必然换来观众目光的游离，在经历了短短几年的奇迹之后，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遽下降，这使得纪录片人不得不反思，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艺术化聚焦了他们的目光，艺术化使纪录片更具观赏性，冲击着观众的视觉、听觉，并因为艺术的恒久性而使其生命力焕发。同时，市场化的生存运作也使纪录片制作打破传统的抽象、教条模式，而在娱乐化趋势的冲击下，向着更具视觉、听觉欣赏性的方向靠拢。
最后，从哲学角度看，这是纪录片制作中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不断冲突、调和的结果。“理性主义要求一种概念、判断的思维方式，要求根据逻辑形式推导”（4），因而对于纪录片而言，它就要运用电视的物质手段把客观世界实有的某些事物按原来的状貌和存在方式如实地记录下来，在作品中以客观事物的自然形态出现，它作为对事实的反映和纪录，不能脱离它成为纪录片本身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电视纪录片纪录的是人的生命轨迹，是人的一段历史，是对人的尊重”（陈汉元语），人是纪录片的永恒主题，观众渴望看到人在社会生存中的价值，渴望看到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而人又是社会性存在，都存在于一种社会价值之中，因而我们无法摆脱理性的约束，理性主义要求纪录片回到人群中去，而不是站在虚无的空中楼阁观望美景，它要求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揭发现实问题和人的问题，关注现实，关注人。然而，纪录片创作者又正是想通过真实记录的方式对人性、社会、贫穷、不为人知等进行暴露并回归自然来表达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或道德理念，它高扬人的主体性，编织灵魂的神话，“个人是可能性的无限储藏所”（5），“它把理性和艺术节制看作是一种情感束缚，把作家的主观情思提到首要地位，是对异化了的人性的一种复归，追求自由奔放和无拘无束的美，并试图在自然中追求一种永恒的精神”（6），因而在浪漫主义的观照下，纪录片的艺术倾向便不难理解，而从深层次看，纪录片也正是冲动与判断的结合，是理性与浪漫的辩证统一，而正是这样的矛盾，真正反映了人的精神内在矛盾的对立，而它们的每一次和谐皆会产生令人弥久难忘，具有恒久生命力的优秀纪录片。
在《阴阳》中——黄土、高原、枯井、农民，这是对现代文明人来说多少有些遥远和陌生的自然世界的回归；阴阳先生——“是寄予了创作者理想主义的一种对“父亲”形象的批判，同时他又真实表现了农民在苦难中麻木地求生，人性又如何被苦难压抑和扭曲，对“父亲”形象严厉而又痛苦的批判，对土地和在这之上卑贱地生活着的人们酸楚而痛苦的爱”（7），这正是理性和情感激烈的矛盾的交织，他无可辩驳的理性写实主义却有着浪漫主义的情愫，在纪录片中无可抑制地流露人性、自然理想及主观性。真实与艺术共同构筑人类生存之境的美--纪录片！
参考文献
（1）《第一现实与第二现实——试论电视纪录片的双重审美属性》徐浩然
（2）《好看与真实：电视新闻艺术化的界限》宋苏晨张欢
（3）《再论纪实不是真实》钟大年《现代传播》1995年第2期
（4）（6）《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理性非理性批判》冯玉珍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但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连刚出生的婴儿见到特写人头都不会产生半分恐惧,不会认为那是被割下来的人头在说话。人类视觉文化的基因就是如此微妙而惊奇地被承传下来。在当时没有同步摄录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电影都是默片。就像我们看到的卓别林电影一样,早期的纪录电影统统是默片。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记录图像,后来靠打一点儿字幕,说明这是什么内容及人物对话。这一阶段纪录片的代表人物是弗拉哈迪,其代表作是《北方的纳努克》。再后来,为说明剧情在放映电影时使用扩音器现场配音解说,便出现了解说词,为说明画面内容服务。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把配音灌录到一格一格的画面中,随着灌录声音质量的提高,从而出现了那种“画面加解说”的结构方式。由于格里尔逊第一次采用这一技术,后人就把这种方式制作的纪录片叫做“格里尔逊式”。可见,纪录片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电影摄影机时代拍摄的纪录片主要是“画面+解说”式,没有同期声。这种以解说代替现场声,主要靠解说和片断画面组接来反映事物的纪录片,其主观性较强。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能够同步收录画面和声音的摄像机,记录现场音响不再成为困难,纪录片面貌由此发生很大变化:大量运用同期声,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趋向全面,既有画面,又有现场声。这是科技进步再次对纪录片形态变化的促进。而此时,西方观众已不愿再看解说词多、主观性强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了,他们希望多一点想象的空间,尤其作为纪录片,收视对象主要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由于他们有更加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希望纪录片更多地能够启迪人的思想而不是给出一个封闭的答案,他们希望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思考和理解得出答案,不愿意被传播者关闭思想的大门,于是出现了“真实电影式”纪录片。这是纪录片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结构形式是实录人的谈话或策划辩论场面,用同期声替代解说词。它比格里尔逊式显得客观一些,但过分依赖同期声和强调主题又限制了它的发展。真实电影式很快被“直接电影式”所取代,由此进入纪录片的第四阶段。直接电影的特点是“纯粹记录”客观生活,不干涉事件发展,保持事物发展的原貌及其多义性。这是对格里尔逊式的彻底颠覆。但是,时间一久,人们对直接电影又感到厌烦了,嫌它太长,节奏太慢,提不起兴趣。这是由于直接电影式过分依赖长镜头、坚决抵制蒙太奇造成的。
蒙太奇是作为可以自由组合时空、创造虚幻而出现的,后来它遭到纪实派的抨击,说它可以造假,不能保持客观生活的原汁原味和完整真实等等。直接电影讲究“纯客观”和“生活流”,于是同蒙太奇理论相悖的长镜头理论出现了。但是这种影片耗时太长,为了忠实记录一个场面,往往半天没有一个冲突点,一两个小时的片子看完可能不知所云。于是观众又觉得厌烦了,到20世纪80年代又催生出个人追述式(也叫自省式)纪录片,这是纪录片发展的第五阶段。个人追述式纪录片可以有记者出现,可以有主持人出镜,可以请当事人讲述,可以转场过渡,因而大大压缩了时空。从创作手段而言,个人追述式是前四种的包容和集大成者,既博采众长,又有所创新。
到了第六阶段,即新纪录电影阶段,又是在前五种创作手法上,运用最新的技术成果,把三维动画、现实模拟和情景再现巧妙融为一体,不但维护了纪录片的文献价值,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性镜头缺损的遗憾,修复了叙事断点,增强了纪录片的娱乐性。总而言之,新纪录电影就是借助综合艺术手段,有背景、有动画、有模拟、有演播室、有精彩的现场镜头,利用高科技手段加以融合,在保持纪录片原汁原味基调的同时,适当穿插背景介绍、人物访谈、动画模拟和情景再现,保持叙事的情节化和悬念性,让观众在那种视觉的起伏和流畅之中领受纪录片的魅力。这是纪录片目前所处的创作阶段。
2003年,央视《发现之旅》栏目播出战争纪录片《狙击手》,该片讲述的是发生在1950年朝鲜战场上的故事。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所谓联合国军不断向中间地带扩展阵地。交战双方的距离越逼越近,彼此阵地相距仅三四百米,最近之处只有区区百米。尽管志愿军中没有配备专用的狙击步枪,但是普通步枪同样具备射杀对手的能力。一个名叫徐世祯的志愿军连长挺身而出,单枪出击,一天之内,毙敌7名,为处在被动局面中的志愿军开辟出冷枪狙击的独特战法。该片独特的再现历史的手法,受到观众的欢迎和业界的关注。之后,央视重新投资拍摄了新版《狙击英雄》。2004年与观众见面的这部作品完全不同于《狙击手》,一方面去除了旧版中冗余的水分,把全部笔墨放在抗美援朝战场,并且篇幅由原先60分钟扩充为90分钟,更多的志愿军神现身讲述他们的传奇经历。其中狙击英雄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击发 442次,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张桃芳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争中的神话。为真实还原那场远去的战争,2003年冬,摄制组远赴内蒙古拍摄外景,在零下30度的严寒冰雪中,再现了当年朝鲜冰天雪地的战场气氛。相比于《狙击手》,《狙击英雄》的故事更引人入胜,战争场面更惊心动魄,把人们带入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该片播出后,获得更大成功和广泛热议。
与以往的纪录片不同,《狙击英雄》大量采用故事片拍摄手段,搬演手法几乎成为它的主要结构方式和叙事方式。这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什么是纪录片”的理论判断。正因为如此,它曾遭受“这还是纪录片吗”的强烈质疑,同时相当多的人又表示“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此种风格的纪录片还有《复活的军团》和《1405,郑和下西洋》等。于是,人们强烈地感到,在纪录片发展的第六阶段,创作章法有点“乱”,仿佛进入了一个“怎么拍都行”的时代。这是因为,在新纪录电影阶段,纪录片创作在整体性超越既往模式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构架新的理论体系,实践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整装上阵了。然而,新阶段纪录片的创作难道真的没有不可逾越的操作底线、真的没有必须尊重的价值准则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答案又不是现成的,需要人们探索和寻找。
抱着这样的目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于2005年2月1日至5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及评价标准研讨会”。这是中广协会首次举办关于研讨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会议邀请胡智锋、冷冶夫、张以庆和笔者作了专题报告。30多位来自全国的纪录片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纪录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过程。认为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纪录片往往在记述一段事实的同时,还要渗透和表达对某种理念的评价,使得纪录片已不完全是“客观记录”,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但总的来看,其文献价值仍然是最核心的部分,理念只是依附于其上的附着物。也许任何影像记录都不可能完全回避主观意图的流露,但纪录片创作尤其要求这些理念、倾向的表达应当在记录过程中自然形成,而不是先预设主题而后再筛选画面做附证。也就是,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不是将思想处理成画面,而是通过画面去思考”[2]。
会议认为,通常所说的纪录片,是指一种艺术地展现真实场景的纪实性节目形态。真实是其核心,为此,创作者不仅要用摄像机记录客观世界的一个存在、一个片段、一个流程,记录未加操纵的现实,还要充分调动影视手段,多角度、多方位地深入挖掘素材,对历史影像、文件档案、照片实物等进行加工处理,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藉以给观众提供一个评价社会的基点、一种真实的人生历练、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3]依据其表现题材,可以分为历史类纪录片(含人物传记和重大革命题材纪录片)、人文类纪录片(含人类学纪录片和当代社会纪录片)、自然类纪录片(含环保纪录片)三大类。
会议认为,不论当代纪录片在创作风格、创作手段上发生多大变化,既然称为纪录片,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这便是不可改变的价值准则,改变了它,就不再是纪录片,而蜕化为“纪实性娱乐节目”。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是,纪录片的文献价值不仅在于它保存和重现了历史,是具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极富价值的“文献”。一方面,它是过去一段历史的影像再现;另一方面,这段影像历史是纪录片人眼中的历史,必然附着了时代的烙印,使“历史成为了当代史”。诚然,任何一部纪录片都有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基础,客观第一性,主观第二性。因此,纪录片创作是一个通过对大量事实进行观察,进而选择具有文献资料价值的材料精心搭建的过程。主观也好、客观也好,纪录也罢、再现也罢,都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和规范。尽管纪录片人最不愿接受约束,但也必须遵守属于纪录片的基本准则,因为任何艺术形态创作的自由都不是无限的,都有该艺术门类特有的规定性,需要创作者“带着脚镣跳舞”,也正是这些特有的规定性的存在,才构成艺术园地的多姿多彩。
会议认为,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正处在百花齐放的时期,总体态势良好。但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撞,带来价值、理念的巨大差异,往往使一些纪录片人,把握不住时代坐标和艺术杠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伪纪录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制作手段支持的背景下,中国纪录片的实践,亟待一部“理论圣经”的诞生。由于纪录片评价的复杂性,以及与会者观点的多元化,会议最终没有制订出纪录片的评价标准,留下了一个也许不能算做遗憾的遗憾。其实,学术争鸣,贵在多歧,不急于出台一个“标准”,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最后,会议责成笔者和迟航、吴煜、陈嵩牵头组成课题组,以这次会议研讨成果为基础,调动全国学术力量,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尽早完成一部能够指导当今纪录片创作的理论著作。
当我们欣然领命的时候,并没感觉到这项工程有多么浩大。而一旦进入案头准备工作,便发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空洞,无论放入多少填充物,其基础部分都很难露出地面。但是,巨大的责任感驱使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为此几乎搭进了我们所有的节假日和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而且一干就是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搜遍了目前报刊上登载的所有关于纪录片的论文,翻阅了十几部国内外有关纪录片的专著。力争把已有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做到知己知彼,志在实现理论突破。正因为受到这些大量繁琐而又不能不细心对待的工作的制约,使得这本业界要求“尽早完成”的著作,有些姗姗来迟了。但是迟来也有迟来的好处,可以尽可能多地吸收纪录片人面向新世纪的理性思考,吸收后来诞生的几部经典纪录片的创作经验。比如,《故宫》(2005年)和《圆明园》(2006年)这两部纪录片在三维动画技术的运用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恐怕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也很难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再比如,《森林之歌》(2007年)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自然类商业纪录片,结束了国人只能看外国自然类商业纪录片的历史;还有《铭记》(2008年)这部全面记述汶川大地震遇难者家庭悲欢离合故事的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无论从何种角度讲,这几部纪录片都堪称当代中国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的评析,不但丰富了这本书的例证,也极大地提升了它的理论高度。
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的外国文献资料始于1895年,止于2006年,参阅的国内文献起自1949年,截止2008年,纵贯中外纪录片发展史103年。一个专业而庞大的写作团队支撑起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其中不乏著名专家教授、优秀纪录片导演、业界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当我们精心向广大读者捧出这部36万字的书稿时,依然不敢相信,这就是业界当年对我们的期许和托付――指导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理论圣经”吗?很可能不是,甚至是南辕北辙。由于能力和眼界所限,我们在令人失望之余,诚挚地期待您的严厉批评。
无论时生怎样变化,担负记录时代变迁的纪录片的根本使命都不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大众文化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总体价值趋向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除了继续关注普通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话题,精英文化渐渐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或者说,进入21世纪,中国纪录片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手法,都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代。新世纪诞生的几部优秀作品向世人昭示一个真谛:中国纪录片人心中不仅有理想、有良知,而且有实力、也有能力把握好创作的底线。
注释:
[1]《影像中国》已由新华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2]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关键词：文化传播；地域题材纪录片；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51-004
纪录频道的成功开播，优秀纪录片引发的热议，现象级纪录片所带来视觉盛宴及广泛关注，使得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呈蓬勃之势，其中的地域题材纪录片也持续升温，在展现自然风貌的同时，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誉度、认知度和影响力。[1]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纪录片传播文化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地域文化纪录片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对地域文化进行“重塑”和“他塑”；在价值重构的同时，调节社会秩序、保护民族文化基因，联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其次，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在审视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的同时，发挥着传播文化的现实价值。同时，全新的文化传播环境、媒介融合的变革等因素，颠覆了既有的纪录片创作和传播方式。本文通过对多部国内外热播纪录片进行梳理和解析及访谈纪录片创作团队主创人员，认为地域题材纪录片应从以下五个文化传播方面加以强化。
一、弘扬文化的创作内涵
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使得纪录片在弘扬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胜枚举，党的十以来，在文化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入了协调、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推动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纪录片人理应创新思维，于细微之处深刻体悟与觉察当下生活现实、周遭发展、文化脉动、精神风貌，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次次骤然即逝的历史瞬间、一场场猝不及防的惊人转变，于宏大叙事中体现细致入微，从局部真实中梳理整体认知，从现实中体察出本质，做到既弘扬文化，亦能够揭示文化内涵。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农村，人口不断削减，传统文化亦随之逐渐消逝。电视纪录片作为视觉媒介的产品，通过议程设置，重新建构现实世界。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展现了200多个村落，将儒家文化融入镜头并贯穿全片始终，通过纪实、记者互动等方式，关联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在《城北社区：孝德永彰》这一集中，为了照顾养母，外出打工的李维俊辞职回家这一举动，传达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优良传统。同时，《记住乡愁》多次宣扬了重归故土、再建家乡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顿的精神慰藉，让人们体会到回归传统村落，既是身体的回归，也是心灵的回归，弥合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割裂，唤醒身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纪录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记录了这一文化的起源、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代表性历史人物和事件实现了地域题材纪录片文化寻根的重要价值。纪录片《第三极》摄制组经过500多天的长途跋涉，足迹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处秘境，摄取美景的同时，向观众展现了当地居民最朴实、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发挥纪录作品视听语言的优势，促进了边缘文化现象的传播。纪录片《大黄山》摒弃风光片的桎梏，从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现具象黄山之美，进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载的文化、历史，蕴含的智慧、灵感，深度开掘了山地纪录片创作观念，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显在优势。纪录片《沙与海》中的牧民刘泽远，他和后代虽然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态度、生存理念，这些不同均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理念变迁。地域题材纪录影像的表达，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记录、重构，关照自然环境的同时，亦联接了人物与自然，提炼并传播了独有的地域文化。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静的视角，通过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孟金福呈现了其在居住方式变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大兴安岭地区即将消亡的文化现象。
二、反思文化的创作“自觉”
纪录片如果仅仅反映现实图景、单纯地记录社会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纵观一些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现象的同时，蕴含了思辨和质疑的批判精神，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周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反思。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时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联接多种文化，进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反思，体现了其创作过程中的“自觉”。
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纪录片中的“文化自觉”大多停留于“虚构”与“纪实”表现形式的争论中，忽视了纪录片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固化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思维，于其本身所要体现的“文化自觉”也是相背离的。纪实能够呈现事实，而虚构则能将文化内涵创作性地蕴含于影像之中，凸显区域文化与艺术的张力。其次，在“文化自觉”的理论框架下，不仅要记录文化外观，更要深刻表达其所依存的文化结构；在展现和描绘文化的同时，注重地域文化的时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维构建文化图景，揭示文化内涵。因为，只有“自知”，才能“自觉”。纪录片《纽带》运用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协调兼顾海外汉学者的性质和趣味、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受众对历史纪录片的审美期待等多种因素，是纪录片创作者高度文化自觉的产物。
纪录影片《消失的村庄》中吕氏父子所居的村庄，正如中国若干的偏远村庄一样，成为老人与儿童的留守地，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男女则随着经济大潮奔向城市；而迁徙令的颁布，后代对城市的认同和向往，使村落从物质和思想层面不断衰败直至瓦解。地域题材纪录片以真实的事件，微观的人的视角，讲述了地域因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思想的变迁，通过深入记录和旁观审视，更有利于观众透过镜头反思发展着的中国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高度相联。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不但展现人文风貌、地域特点，更应该深刻刻画人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观念变迁，塑造区域文化图景，探索经济发展机遇。英籍社会学家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强调：“当代文化展示已经从严肃的官方描绘转向民间。”[3]而纪录片也不仅是顾兹曼眼中的“相册”，更是一张文化名片，一张避免被误读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丽中国》被誉为一张递给世界的“中国名片”。如果说《美丽中国》是一张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一张中国自己递向国际的“饮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渗透于中国人生活各个层面的美食为中心，折射了与美食相关的人和事，蕴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这样的“名片”越来越多，才能更为客观、理性、多角度地展现出丰富立体的中国。
其次，通过纪录片塑造地域乃至国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相对强势地位，因此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是其塑造中国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国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给了西方媒体更多的机会。《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发达英语国家的主流媒体及知名的播出机构的纪录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分析了他者视角下“中国崛起论”、“中国”等观点的建构。撇开观察视角、内容本身的局限，单从诸如《中国人要来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国人如何蒙骗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耸听的片名中，我们解读到西方主流媒体并未能呈现真实中国，展示中国国家文化所蕴含的应有之义。因此，纪录片应发挥其题材内容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的传播力较强的优势，勇于担当讲述中国国家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内涵、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
发展中的国家、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令我们能够客观审慎地记录、呈现、审视乃至传播我们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需要更多的平台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具体而言，纪录片应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因素及传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同时，纪录片的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尊重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规则的同时，还需要把握纪录片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遵循纪录片市场规律，在技术层面满足国际市场标准，在内容层面继续深耕与打磨创作者的讲故事水平。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与市场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戏剧性、逻辑性强，兼具娱乐化的同时，给受众以很强的代入感，这些创作规律需要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吸纳和创造性地运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他者”视角的纪录片作品《超级中国》在尊重跨文化传播规律之下，能够以悬念的方式揭晓并解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多重原因，堪称跨文化传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讲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国家的形象在有效传播中得以塑造。
四、构建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尹鸿教授认为“提升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价值观的输出” [5]纪录片《的诱惑》在当时被誉于“散文诗式”的纪录片佳作，但在今天看来，夸张的抒情、空洞的解说不仅难以吸引受众，更难以表达文化之精髓。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而言，摄像机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仅记录文化、表达文化，同时也阐释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环境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在国际市场已成功打开局面，要作为国家“软实力”一个窗口，还需要把握当前时机，加强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持续不断输出精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我国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在纪录片传播过程中，将获取影展资格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传播目的进而迎合西方国家视点，将会失去纪录的品格，遑论“软实力”构建。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6]《望长城》堪称当时纪录片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却习惯于抛弃受众意识，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宏大”姿态，难以以受众、市场接受的创作思维构建文化软实力。除了技术的发展，《望长城》是创作思维的焕新。创作团队在中日合作中，大胆摒弃观念的窠臼，将《东方老墙》文本、“画面加解说”的桎梏抛出“长城之外”，将直观感性的语言融入恰当的文化传播，堪称彼时纪录片创作的一股清流。纪录片通过视听语言吸引受众，激发其感性想象与理性思考，较之博物馆式的展示，生动而直抵人心，传播面更广、效果显著。然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从感性到理性，是认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众更乐于在视听愉悦、情感共鸣之后，于“润物细无声”之中接受或领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意识的感召作用。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环境及文化的认同与共识，形成了这个民族所共通的记忆和历史，借助文化的纽带构建文化软实力。可见，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应借助技术手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协同文化的创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构建文化中蕴含的软实力。
五、创新格局下的思维革命
如果说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纪录片从“小众”走向“大众”，那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以“颠覆”性的飞跃，重构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体的时代，“传者”与“受者”的概念几近模糊；“草根媒体”平台的涌现，丰富了资源，降低了门槛；利益的裹挟、唯“用户眼球”商业格局，使得文化传播在互联网的思维框架之下，专业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终将不保。全新的媒体环境、多变的智能设备、新兴的媒介组织，用户主体意识的强化、信息化进程飞速发展，对于地域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传播迅速、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乃传统媒体无法超越，然而浮躁的传播环境之下，更加需要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以审慎的态度书写文化，以专业的精神传播文化。纪录片《大秦岭》通过逼真的景像还原展示了秦岭文化，并以专业的视角解读地域文化，取得了显著效果。诚然，艺术创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终极目标。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者应充分发挥纪录影像的具象连贯、生动完整等方面的优势，从对地域人文地理风貌的展示中传播地域文化，建构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学者刘洁在《活态：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存续》文章中认为：“……传统文化也是活态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现实生活剥离物。……‘活态’已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7]基于“活态传承”的视野，在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应止于描述和记录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关照历史与当下、人与周围的环境同时，创新思维，以媒体人应有的专业策略，重构我们的认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独创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联系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纪录片的创作者也应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及合理性。对于地域文化的叙述，是在国家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其选题的范围、创作的视野不应受地域的影响，以一种全局思维，无论在理论研究框架还是在实践创作模式上，耦合当下文化，发挥纪录片这一片种的优势，促使我国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达到更为理想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闫伟娜.纪录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3，（4）：32―37.
[2].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4）：102―106
[5]张国涛，张陆园，杨宾.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提升：理念与路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影视高层论坛综述[J].现代传播，2014，（12）：136―137.
【关键词】《藏北人家》 人类学 纪录片
人类文明史经历了畜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大致过程。《藏北人家》选取的主人公是居住在藏北高原上一家普通的游牧民,该片的题材和主题远离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文明,边缘化的题材本身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使其具有了人类学研究的文献价值。
《藏北人家》描绘了一幅幅古老文明形态的图画,记录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向现代文明过渡时的心灵轨迹。通过记录一家人的生活场景不仅展示了中国当代多元交存的文明状况,而且捕捉了文明演进的某些瞬间。同时,将边缘题材置于与之共时的现代文明语境中审视,对过去时态的文明形态的现在时关注,为处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的过程中的人们,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契机。
一、《藏北人家》的人类学意义
《藏北人家》记录了一种边缘文明形态下的普通人家生活。与现代文明相比,正因为它的滞后才得以显示出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形态。滞后的文明形态在现代文明的覆盖、牵引之下,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保持了文明的原生性。
在这神秘的藏北高原念青唐古拉雪山之衅,美丽的纳木湖,生活着一群牧民。其中有一户,男人叫措达,妻子叫如锥,他们有7个孩子。措达一家有200只绵羊和山羊,40多头耗牛,1匹马。靠放牧这些牛羊过活,经济收人在藏北属中等水平。他和当地牧民一样,用卖羊毛的钱,购买政府供应的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全片通过拍摄措达的放牧生活以及牧民们独特的饮食、起居、婚姻、祭神、审美、嬉戏等,真实记录了藏北牧民独特的生存方式。这种真实再现的手法让我们对藏北高原的文化风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对于异族生存状态的记录,对观众而言有陌生化的效果,对深处现代文明下的人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而《藏北人家》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吸引。
《藏北人家》的本意在于通过纪录,向人们展现人类文明状态的演进中的过去时,使其具有厚重的审美感。藏北高原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刮大风,夜间温度通常在0℃以下,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选择这平均海拔几千米以上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生存之地,他们的生存方式在外人看来原始而又艰难。它让处于这一文明形态之外的人们,从措达一家的生存状况中或许更能体会到关于生命的本质意义。正因如此,作者王海兵才将该片定义为最早拍摄的人类学影片。他认为:“我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学的,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拍纪录片的时候。也没有研究过专门的书籍,从一些杂志上了解了一些。1990年拍摄《藏北人家》,可以说,是不自觉地运用了人类学的眼光在创作。后来,在我拍完《藏北人家》以后,接触到‘影视人类学’的概念,有评论说《藏北人家》是影视人类学的作品,也有国外的纪录片制片人向我提到影视人类学并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同时还向我约稿拍这方面的片子,因此我就特别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时候,才接触到“‘田野调查’的字眼,才知道国外还有影视人类学这样的学科以及这方面专门的电影节。我觉得,影视人类学的创作方法和我的创作观念很对路,就开始自觉地以人类学的眼光来丰富我的创作,可以说,从选题到制作,我受人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①
二、纪录片引发的思考
关于人类学影片、电视片拍摄实践中的“虚构”与“真实”,一直是纪录片争议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都各持己见。如陈景源认为,真实性是人类学片具有核心意义的特征,人类学影片的真实性应体现在真实人物、真实事件、真实环境、真实内涵四个方面。构成人类学影片独立风格的基本要素为:科学真实性、直接形象性和信息完整性,三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离开它就没有人类学影片。对于拍摄者而言,真实性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就不是合格的。
“真实”这个概念似乎永远与纪录片理论纠缠不清。作者为方便拍摄,与助手搭建了一个帐篷,似乎措达成了摄像机面前的“表演者”,从拍摄的角度看,有的场景如拍一家人如何剪羊毛,或许会有“组织拍摄”的嫌疑。虽然影片追求纪录片的真实,但影片呈现的始终只是现实的局部或某些方面。纪录片试图通过真实来建构影片与历史的关系,达到“真实再现”的目的。历史纪录本身是依靠镜头去建立的,是建构起来的。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一个发现的角度去看历史。所谓“真实再现”,其实考察本质就是影片能否建构与历史的和谐关系,“真实”不在于创作者是否用了纪实手法,纪实手法拍下来的,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更有欺骗性。我们探讨真实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时候,更重要是看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是基于什么样的纪录良心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就必须重新强调纪录者的立场和道德良心在纪录片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唯一能够保证纪录片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东西。纪录片导演面对拍摄对象的时候,要用一种谦虚和敬畏的态度。”②自有纪录片以来,不同年代的电影人及电视人都在为有效实现真实与纪实而不懈努力、执着探寻。时至今日,真实与纪实依然是个悬而未解的难题,而纪录片则因此发展着、丰富着。笔者认为,纪录片更应该想着如何在影视手段的表现范围内,提高纪录片的认知功能,使其尽量在追求“真实”的目标驱动下,探索人类生存空间的深度与广度,以增进人类透过影像来了解过去、探寻未来、感悟人类生存的意义。
虽然《藏北人家》具有人类学影片的要素,但王海兵并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的拍摄并不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只是他的拍摄思想带有一种朴素的人类学思想。影视人类学片拍摄的早期,强调拍摄的客观和真实,并用客观和真实这种标准来要求评价人类学片的拍摄工作。客观和真实引申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人类学家在拍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客观、超然或客位的态度来反映被拍摄对象,并避免在人类学片中带入拍摄者的情感和偏见或避免影响被拍摄者。“纪录片是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不经过虚构,直接反映生活的一个片种。”③它从现实生活本身选取典型,提炼主题,通过电影影像再现生活。在这一前提下,纪录片可以把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因素融成一个艺术整体,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活的光彩、生活的气息、生活的节奏,使生活现实得到如实反映。然而纪录电影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生活,而是创造性地利用现实,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剪裁;可以运用适当形式,把不同时间、空间的生活素材,根据特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王海兵的《藏北人家》在拍摄方式、镜头运用、结构安排等方面,以及影片在主题和人文意义等层面打破了此前纯粹纪录式的制作方式,片中融入了一些故事情节和其他的艺术手法。无论是在故事片中采取“纪录”手段,还是在纪录片中运用“虚构”策略,都表明作者自我反省意识。从王海兵的影片中我们能够感觉到有一种浑朴自然的美。运用人类学的观察视角进行记录拍摄,片中包含着真实的人,真实的言谈、举止。除了具有人类学意义外,它还具有较高的审美意味、引人深思的社会伦理意义以及较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学价值。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异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仪式的真实影视画面声音,有一种“原生”的张力,令人惊奇。“这些通过不同内容、不同层次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来的文化、生活样态的记录片,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类生活和文化遗迹的“活化石”,极具研究参考价值,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某种启迪意义。”④■
参考文献
①孙黎,《人类学与电影电视纪录片》,中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
②吕新雨,《当前中国纪录片发展问题备》,academic.省略/academic_xsjd_view.jsp?id=4150
③许南明:《电影艺术辞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4
④张同道:《大师影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