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4 05: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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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本分析模式；功能翻译理论；源语文本分析；功能；翻译目的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16-02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德国功能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她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以下简称《模式》）。她的功能翻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的老师卡塔琳娜・赖斯的影响。此外，德国功能学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还包括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其核心思想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也是功能学派理论之一，她认为翻译是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1]。
《模式》中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始终是以翻译为导向的，即无论是对源语文本的文内因素还是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都要紧紧围绕翻译功能。虽然诺德在《模式》中提出的关于文本类型和文本功能的理论与赖斯、弗米尔和赫尔兹-曼塔里的理论大有相似之处，但是她的功能翻译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加注重分析源语文本的特点。
一、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
诺德深受德国功能主义的影响，她认为原文和目标文本首先是 “忠实――自由――对等”的关系。通常人们都期望翻译能够“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所有相关特点，并且期望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对等。人们习惯将对等概念等同于忠实概念，所以不遵守对等标准的目标文本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翻译。因此，逐字翻译和直译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算翻译，因为它们“过于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特点。另外，改译、自由重写和意译同样不被视为翻译，因为它们对原文处理的自由度太大。“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功能对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而是由译文目的所决定。”[2] 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往往会因过分注重翻译目的而背离原文，为了避免这种现象，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概念。
“功能加忠诚”理论是诺德针对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提出来的。曼塔里认为文本只是实现交际功能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从属于其目的，由此，她认为在翻译中目标文本可以完全脱离源语文本。然而，诺德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没有源语文本，就没有翻译”[2]。诺德注重对源语文本功能的分析，认为译者在了解源语文本功能的基础上，能够“将该功能与委托者所要求的目的语文本在目标文化中所预定的功能相比较，去除掉源语文本中那些没有用的成分”[2]。尽管“功能”对翻译过程起决定性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去原文，译者还应该对目标文本的环境负责，对翻译的发起人和受众负责，译者的这种责任就称为“忠诚”。
二、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能够帮助译者理解源语文本的功能及特点，该模式能够同时为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框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语篇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该模式注重源语文本的分析，而原文分析包括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
（一）理论基础――语篇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
语篇语言学又称 “‘语篇分析’或‘篇章分析’”[3]，其核心思想“语篇是一种交际活动，可以通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来实现”[2]也是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核心概念。翻译通常发生在交际情景中和语言单位基础上，诺德将此处的语言单位称为“文本”：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
罗伯特・博格朗和沃尔夫冈・德雷斯勒将语篇称作“交际事件”[4]。作为交际事件，其必要条件是情景，情景是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由至少两个交际参与者组成，他们能够并且自愿为某一目的借助语篇彼此交流。语篇是一种交际行为，因此，交际功能不仅是语篇的基本组成成分，它还能决定语篇的生成。
赖斯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她的翻译导向的文本类型理论，在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的基础上，她区分了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诉求文本。赖斯和弗米尔注重以功能为基础的文本类型，他们认为通过将源语文本归入某种类型的文本，译者可以决定在目标文本中要实现的功能对等层级。事实上，只有在译文目的要求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实现对等的前提下，文本类型才能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二）源语文本分析的要点
交际功能决定文本性，而文本的语义和句法特点都应该从属于交际功能。只要能实现交际功能，接受者甚至可以把语义不连贯的话语当作文本。原文中交际情景的因素决定交际功能，这些因素是文外因素。此外，与文本直接相关的因素是文内因素。
概括说来，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中源语文本分析的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文本媒介、交际场所、交际时间、交际动机和文本功能。
分析文本发送者信息在于获知发送者意图。发送者意图决定了目标文本的结构、内容及形式，此外，它与忠诚原则有很大关联。由于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的接受者的情景往往不同，在翻译中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也格外重要。文本媒介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总的说来，文本媒介决定了接受者对文本功能的预期。交际场所包括文本创造和接受的场所。语言在用法和规则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交际时间的分析也有必要。在原文分析中，译者需要对比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制作的动机，从而找出动机的差异对翻译决策的影响。文本功能因素分析文本试图实现的交际功能，由此，译者能够理解源语文本特有的功能，从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除了文外因素，原文分析还包括文内因素：主题、内容、前提、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型结构和超音段特征。
“赖斯用一个问句囊括了主题和内容两个因素：文本发送者讲了什么？”[2]前提在此处指语用的或情景的前提，说话者往往假定一个前提条件，并且认为听话者清楚它。文本构成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有章节或段落等，而微观结构通过句法结构、词汇衔接和超音段特征来标识。非语言因素包括面对面交流中的副语言成分（如手势）和书面文本中的非语言成分（如图表和商标），有时，非语言因素在传递信息时甚至比语言文本更有效。主题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汇的选择，而词汇又反映了文本的意向性、读者取向和文本功能，此外，词汇还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句型结构的分析包含“句子的建构和复杂性、主句与从句在文本中的分布、句子长度和为保持文本连贯性的连接手段”[2]。在书面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斜体、加粗体和括号等视觉方式表现出来；在口头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调位强度、转调、音高和响度的变化等听觉方式表达。
三、实用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诺德提出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是着眼于译员培训的，该模式以功能理论为基础，对于“译员培训最有应用价值的三个方面是：翻译纲要、源语文本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2]
“翻译纲要”来源于德语bersetzungsaufrag，亦可译成“翻译任务”或“翻译指导”，它多含有职业翻译的意思，指翻译发起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翻译纲要应该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以下内容：预期的文本功能、 译文接受者、文本接受时间及地点、文本媒介和文本制作或接受的动机”[1]。译者只有清楚地分析了翻译纲要，才能了解翻译目的，从而做出相应的翻译决策。
原文分析可以决定翻译的可行性、原文中的哪些信息与预定的译文功能相关及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此外，对原文功能与翻译目的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决定原文中哪些信息应该保留，哪些要根据译文的功能进行调整。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翻译问题，诺德认为在翻译教学中，首先应该区分翻译问题和翻译困难，翻译问题是客观的，与译者的翻译能力和工作环境无关，它包含“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2]。翻译困难是主观的，取决于译者个人的知识能力、翻译目的及翻译工作条件。在翻译教学中要对翻译问题做系统的研究，通过让学员在翻译过程的最初阶段认识到翻译问题，该模式可以使教学工作更加高效地进行。
《模式》非常重视源语文本的分析，因为作者认为原文分析能够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提供依据。然而，译者在职业翻译中要根据翻译纲要选择翻译策略。如果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功能相同或一致，对原文进行详尽的分析很有必要，但是倘若不同，既然译者往往是根据译文功能选择翻译策略，为什么还要求译者如此详尽地分析原文及其文本功能呢？此外，在处理原文和目标文本的关系问题上，诺德主张遵守“功能加忠诚”原则。可是“功能加忠诚”原则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若原作者的意图与翻译发起人的要求相同，这条原则便也可行。但是，“当译文目的与原文目的不同时，译者该忠诚于翻译发起人还是原作者或读者呢？”[5]
四、结语
作为功能翻译界的领军人物，诺德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翻译观念的影响。诺德支持目的论，但是又不完全赞同弗米尔的观点。根据目的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手段，然而这似乎给予了译者太大的自由，因此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来限制译者的自由度。虽然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存在些微缺陷，但是正如《模式》中的绪言所说，该模式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它是非常笼统的，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文本分析，因而可以应用于所有的文本分析；二是它又是非常具体的，可用来分析各种各样的翻译问题。”[2] 所以该书对职业译者及翻译学生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对翻译教师及翻译研究者也有参照意义，为翻译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开拓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克里斯蒂安・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张美芳，王克非，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16-78.
[2]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2nd edition）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10-167.
[3]张美芳.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2，（5）.
音乐学已经逐渐形成具有完善体系的学科构建。各学科的研究领域、方法与思维方式也逐渐定型。一方面，这种模式的构建有利于单学科的纵深发展，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内部隐忧。约瑟夫・科尔曼在其《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一书中正是对这种隐忧发问。他认为在“分析” “批评” “民族音乐学” “表演”等诸学科间存在一种“分裂”状况――音乐理论家、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者以及表演者在各自的语境中钻研，却从未意识到相互跨越的益处。在他看来，“音乐学、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不应以它们涉及的内容来定义，而是应该以他们的基本原理与思想体系来定义……这三个学科涉及的音乐领域会有明显的相互重叠。”①科尔曼更主张三大学科能够相互进入对方的研究领域，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更为深入的对音乐的探讨，最终形成一种最具综合性的“音乐批评”。
科尔曼的构想建基于对学科间壁垒的跨越，而音乐分析作为西方音乐研究的基石及最有效的方法论，本身就具备这种扩容性。当我们对音乐分析的方法及目的进行拓展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对音乐分析意义上的拓展。而这种拓展将改变那种以了解作品文本结构及作品构建方式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观察角度，将分析的目的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观察”延伸至对“作品意义的诠释解读”。这种以文本为中心向不断扩大的方式恰恰应和了科尔曼的学术构想――从一种方法论向外延伸，逐渐地吸纳各种其他学科的方法论，从而有效地消解各学科间的壁垒，对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广阔层面上的融合，最终形成一种最具综合性的观察模式。同时这种观察模式因为其扩容过程中借鉴方法论组合的无限可能性，也使得音乐分析本身可以成为一门极具创造力的学科。
针对研究视角的发散与方法论拓展的尝试，在我国的学者中已经有不少先行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②。国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音乐学”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体现，即 “以反思的精神重构西方音乐的历史；以批评的意识再思西方音乐史学的观念及传统；以文化的诉求重新审视音乐世界的价值与意义。”③在“新音乐学”的研究范畴中，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理论分析甚至超出音乐学学科的其他文化批评理论④都被借用到对音乐现象与音乐作品的观察之中，从而真正地融合为一体，构成了科尔曼所谓的“音乐文化批评”。
在这种趋势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构建跨学科音乐分析的重要性⑤。本文同样沿着这种研究视域之路前进，将选择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作为分析文本。在分析过程中尝试回应关于“柴科夫斯基的‘性取向’与其交响曲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质询，并进一步考察柴科夫斯基及其创作在广阔的文化背景映射出的“他者”形象。通过借用“酷儿批评”（酷读）的批评方式，完成对作品的重新定位，探讨作品中隐藏的“恐同情结”，由此完成对作品的意义重构。最后将以此为出发点，讨论科尔曼所谓融合“音乐史学、音乐分析及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文化批评模式实现的可能性。
二、柴科夫斯基与“他者”意识
在研究的起点，我们首先借用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来明确作曲家创作特色的与众不同。“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宽泛地说，他者是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通过选择与确立他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确定与认识自我，主体若无他者的对照，将完全不能认识和确定自我，“自我”与“他者”并非固定，而是一种相对性的存在：在他人的注视下，主体体验到了“我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为他”的存在。没有意识中的“他者”，“我”的主体意识就不能确立。只有把自己投射出去，意识到那个想象中的“他者”的存在，才能确认“我的”存在。因此“他者”与“自我”可以自由地进行转化。
〖=DM2（〗（一）柴科夫斯基作为“他者”的四重身份
柴科夫斯基所处的正是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民族概念的崛起正是在“他者”意识的影响下催生的。在他人的注视下，主体意识开始确立，并由此形成了民族认同。当我们从“他者”意识的角度出发，会发现在柴科夫斯基身上存在着四重既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他者”体验。
1.俄罗斯民族的“他者”身份
俄罗斯民族历史起源于东欧草原上的东斯拉夫人， 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伊凡雷帝），并逐渐领导其他公国摆脱了蒙古鞑靼的统治。17世纪，为效法西方，彼得一世开始向欧洲靠拢。然而相对西欧来说，远处东方的俄罗斯始终都是一种类似“异国”的存在。而俄罗斯人同样也非常坚持自己不同于西欧的民族特性。自格林卡开始，俄罗斯作曲家就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化曲调进行创作，之后的强力集团更是将民族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同时代的柴科夫斯基自其创作的伊始，就紧紧跟随在格林卡之后，进行着将西方的音乐语言与俄罗斯精神相融合的工作。这种做法甚至曾被遵循德奥创作传统的安东・鲁宾斯坦与扎列姆巴所否定，不过却受到持有同样理念的强力集团的欢迎⑥。
2.“国际性”的作曲家
另一方面，虽然创作中具有民族性格，但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又与强力集团不同。从强力集团同行们的角度来看，柴科夫斯基是具有很明显“西化”倾向的作曲家，似乎只有在他使用民歌的时候才展现出其俄罗斯性格。而柴科夫斯基认为民族性并不是音乐素材上的堆积，而是一种气质类型。他坚信“俄罗斯成分在我的音乐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民族要素在柴氏音乐里不是佐料，也不是可以塞进去的成分，而是其内在的性格。”⑦这种做法显然与强力集团不同，因此当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应用民族素材时，即得到强力集团作曲家的热情拥护（《第一交响》 《第三交响》），而当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中缺乏明显的民族风格展现时，强力集团的同行们则显得十分冷淡。于是在坚持民族化创作的同行眼中，带有“西方”倾向的柴科夫斯基同样处在一种“他者”的位置上。
3.作曲家的身份与生活圈子
柴科夫斯基的家庭属于中高级公务员家庭，其父是矿山冶金工厂的中校级总督察。因此柴科夫斯基的成长之路早已被规划好：通过念法学院，在司法部谋到一个官职，并沉溺于社交生活等待升迁。对于这一阶层的人来说，音乐作为爱好被允许，作为职业却被耻笑。因此，当他辞去公职转向音乐时，他叔叔曾这么评价他的决定：“这个彼得！这个没出息的彼得！现在他又用他的法律官职换了一支风笛！”⑧身份转换使柴科夫斯基在同学亲友的圈子中变成了异类的“他者”。这种对职业的不认同虽然随着作曲家的声誉日隆而逐渐消失，却在作曲家的暮年形成了对其最严厉的“名誉审判”。⑨
4.不同寻常的性取向
与前面三个身份不同的是，这一重身份恰巧是作曲家不愿承认的。作曲家甚至在1877年为了拒绝这种身份而选择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在这段婚姻中，柴科夫斯基的反应表现出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异于常人。在柴科夫斯基婚后给其弟弟的信中提到：“……（我的妻子）她完全可以得到我那种哥哥般的爱，至于妻子的身体，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极度厌恶了。”⑩而晚年的柴科夫斯基对于其外甥却十分亲昵，“他写给外甥的某些信件中，使用了只有年轻恋人之间才会使用的语气。”“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的爱慕超越了柏拉图式的关系。”这种秘密对于身为公众人物的作曲家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极力隐瞒，这种压抑造就的孤独感是作曲家一生的病痛：“我一生都在苦于同社交义务抗争，……我很难解释，这种痛苦从何处而来。或许是已经发展成躁狂症的显现，或许是缺少同人交往的需求；但也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恐惧感，不想向人展示我的本来面目”这造成疏离与孤独的恐惧感正体现出一种“恐同症”的病态。这种与他人情感层面相异的“他者”身份深深地困扰着柴科夫斯基，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压抑必然会在语言无法触及的音乐世界得以展现，由此形成其作品中悲剧感的来源。
柴科夫斯基具有以上四重“他者”身份，其一生正是一个不断确定与认识自我的过程。在他人的注视下，柴科夫斯基体验到了“自我”与“为他”的相异存在。在感知到被人注视的同时，明确“自我”的异类身份。而这种感知映射在其音乐创作中，以音乐为镜将其所感所思巧妙地展现或隐藏。在创作中，柴科夫斯基将“自我”投射出去，在音乐中意识那个想象中作为自我的“他者”，从而确立了比现实中更安全的“自我”存在。因此，对于柴科夫斯基“他者”身份的解读必然可以引导对其作品的观察，并完成对其音乐意义内涵的重构。
（二）柴氏音乐创作中的“他者”展现
作为拥有四重“他者”身份的柴科夫斯基，其音乐中体现出明确的异类特质。这种特质或与时代有关，或与个人有关，最终形成其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在其交响曲创作中，“他者”意识在曲调写作、体裁甄别以及结构层面这三个不同风格侧面均有明确的展示。
1.与民族乐派相异的“民族曲调”借用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柴科夫斯基一直尝试在其创作中移入民族的成分：“至于我作品中的俄罗斯部分，……我常常在开始作曲时就有意找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民歌进行加工……同俄罗斯民歌相近的曲调与和声的主要渊源”在其交响曲创作前四首中加入诸多民族元素。然而在柴科夫斯基引用民歌曲调中，原汁原味的并不多见，更多是以城市变体的形式存在。这表现出柴科夫斯基独特的创作倾向：一种并非区别，而是以相互融合为主的倾向。这种创作倾向可以理解成是由于柴科夫斯基的“他者”意识而造成的潜意识中的选择，他在不自觉中尝试回避对立，选择融合。
2.对特殊体裁陈述类型的偏爱
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创作的最大特色是将生活性的圆舞曲植入了交响曲：“柴科夫斯基从《第一交响曲》开始就对圆舞曲情有独钟，到《第六交响曲》还对它痴情不改，在此方面登峰造极的《第五交响曲》，四个乐章中竟有三个使用了圆舞曲！……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之所以不同于他人，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圆舞曲的语言交响化，再使它和交响曲融合起来。……把生活化的圆舞曲植入至高无上的交响曲，多少可以缩小它们和柴科夫斯基所关心的听众之间的距离。”在柴氏的交响曲创作中，大量应用圆舞曲体裁，而作曲家的目的或可做更深层探讨。圆舞曲本是社交舞曲，在浪漫作曲家的努力下，将之移植到大型音乐作品中。自韦伯开始到肖邦，完成了圆舞曲浪漫主义音诗化的转化。在轻歌剧与管弦乐作品中，圆舞曲则往往作为极富特征的场景性体裁存在。在柴科夫斯基之前，圆舞曲在大型管弦乐套曲的出现一般对应舞会、抒情、诗意化的形象，而柴氏对于圆舞曲的应用则远远超出了这种范围。可以设想，交响曲作为一种大型复杂体裁，带有男权或父权的象征；而圆舞曲则以柔情著称，充满女性化的特质。柴氏的做法，恰恰借用圆舞曲对交响曲进行软化，从而使一种完全男性化的体裁特质变得趋向中性。
3.对传统结构形式的谨慎拓展
柴科夫斯基对于传统父权象征的交响曲的改造不仅仅在于插入圆舞曲，同时还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了更改置换。但柴科夫斯基向来认为自己缺乏对于形式的把握：“我并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才能，却常常苦于缺乏驾驭形式的技巧，……你可以发现，各个部分的结构很松弛，总可以看出其中的间隙”。因此他对形式的拓展呈现出局部与整体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内部的频繁修饰，另一方面是整体上的符合常规。在局部主题构建方面，柴科夫斯基因无法适应德奥古典交响曲的主题结构形式，而在其创作中发展出一种新手法：放弃德奥古典式的主题陈述模式，而采用在主题内部进行展开再现的拓展模式，由此形成类似三部性结构的特征。这种创作更好地适应了作曲家对于旋律性以及感情表达的需求。但在整体乐章分布方面，柴科夫斯基只在《第三交响曲》中审慎地使用过五个乐章，而随后接下来的三部交响曲写作又退回传统四乐章框架之中。因此就结构层面的拓展来说，柴科夫斯基相当谨慎。他并没有意愿去破除传统的形式，或者说他宁可隐藏于传统之中，在细节中展现自己的特性与不同；又或者这正是其拒绝“他者”身份，遵从社会权威的一种展示。
三、《第四交响曲》：音乐文本分析
在明确柴科夫斯基的“他者意识”后，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一部特殊的作品――《第四交响曲》。我们将从“他者”角度完成一次跨学科视域的分析观察。在分析中，我们将借用一种在文学、戏剧批评领域已广泛应用的“酷读”视角进行观察。
所谓酷读，即酷儿阅读，是基于酷儿理论的一种批评方式。而“酷儿”其实是Queer一词的音译，原意为“异常的，行为古怪的”，它被长期作为描述同性恋者的贬义词汇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酷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酷儿”开始具备了新的意义。在一种自我赋名的过程中，“酷儿”成为一种开放、反归类的“类别”。首先应用在性别特征领域，着力定义一种流动性：女/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易装者、虐恋者以及认同并践行酷儿理论的异性恋者。随后这种定义扩大至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而在文学批评中形成独特的批评视角――“一种拒绝被定义，提倡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及弹性化的理论视角”，也即“酷儿是所有与常规、法理和主导观念不符的东西。它不必然特指任何东西，是一种没有实质认同……（酷儿）描绘了一个可能的视界。这一视界的确切限度和具体范围原则上不能够预先划定。
既然酷儿本身拒绝一种规范教条的定义化描述，因此当它被应用至批评领域时，也缺乏一种明确的应用方法论。而“酷读”式的批评的本意正在于此：并不是为了定义“什么”，相反正是为了定义“不一定是什么”。因此当对文本进行一种酷读式批评时，更主要的是强调对异性恋思维所看不到的主流经典作品中的酷儿印迹与另类潜能的披露和挖掘。其中最主要的是：1.探寻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特殊范式。发现被历史、传记隐藏或“清洗”掉的同性恋作家的作品，并发现其中的特殊文学主题及创作技巧以及作为一名异性恋世界中的同性恋者的独特视角。2.探讨此类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意义。观察作品中有可能存在的隐秘的对传统思维的反叛与抗拒，继而对传统意义上的主流作品进行意义上的重新定义与解读。
柴科夫斯基交响曲创作以《第四交响曲》为界。《第四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第一部获得国际承认的交响曲。作品创作的1877年适逢作曲家经历失败婚姻，同时也开始了与梅克夫人通信。作曲家对这部作品十分偏爱，在与梅克夫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作曲家为这首作品写作的详细文字说明。而关于作品的最终走向，作曲家做出了如下解释：“活下去毕竟还是可能的”。这些文字指示给分析者以指引，在大多数的评论文章中，都肯定了这一交响曲所呈现出的勇气与乐观， 也即“到人民中间去”，利用群体力量来压制个人痛苦。
然而苏珊・麦克拉蕊在《阴性终止》中给出了完全反常规的解读。她认为第一乐章中，作为主部主题的男性被象征父权的引子与象征女性的副部所挟持甚至是统摄。麦克拉蕊对“疏离感”的叙述否定了这部作品官方意义中的喜剧性。但在其论述中并没有针对她的诠释给出更多的分析例证。而通过对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部作品在乐章结构、主题构建、调性设计方面都具有十分特殊的写作模式。这些都可以作为对作品意义进行诠释的有力佐证。而这种佐证将指向两个问题，即作曲家本人的说明是否不容置疑？对这部作品的意义解读是否可以存在多种可能？
（一）乐章结构的模糊性
这部交响曲采用古典交响曲标准的四乐章结构模式。从整体结构来看缺乏新意，然而在每一乐章内部结构构思却十分精巧。四乐章构成一种结构联缀体：体现一种结构形态从模糊到清晰再回归模糊的状况。
这种模糊性首先出现在第一乐章。这一乐章整体结构为带引子、尾声的奏鸣曲式（图1）。其中主部主题、副部主题的动机都十分明显。但因为主部、副部、引子三主题的不断穿插致使全曲结构趋向混乱。
由于主部材料反复出现， 134小节处模糊了副部，使这部分出现“副部/展开部I”两种可能性。而217小节主部调性变化则让人迷惑，从而使作品类似在294小节倒装再现。由此，以段落划分，整个乐章更类似一个ABCABC的有序自由曲式。同时奏鸣曲最典型的调性服从在这一乐章中并不明显，这也削弱了第一乐章奏鸣曲结构的特质。
第二乐章至第三乐章体现了结构上的清晰性（图2）。两乐章均采用复三部曲式。其中第二乐章在结构上稍有变化，整个乐章结构为三声中部的复三部曲式。但是与A部分的双重二部式不同，再现时，这一部分变为三部性，且最后的a主题基本趋向消散，从而形成一种两头结构上的不均衡。第三乐章则是非常平衡的结构形态。
第四乐章在清晰的基础上，重新展现出一种结构上的模糊（图3）。乐章采用变奏曲作为结构主体，又通过a、b主题插入造成回旋原则的混合，由此第四乐章具备混合曲式的结构特色。
整体四乐章结构上模糊―清晰―模糊的顺序组成了全曲情节的连贯。第一乐章通过引子、副部不断对主部施加影响，造成主部主题不断游移出现，从而使奏鸣曲结构模糊。这种模糊在第二乐章得以继承，同时开始趋向清晰。第三乐章的清晰构成了一道明显的分界，展现由混乱至清晰的转向。第四乐章借由单主题变奏形式展现清晰，同时附加主题的插入，使结构重新模糊化，最后第一乐章引子材料引入，使四乐章构成一种“循环”模式，全曲成为统一连缀的结构连续体。这种连贯性在主题构建与调性安排的合力下形成隐喻意义。
（二）主题构建的同质性
麦克拉蕊将第一乐章中的三种主题形态分别赋予“强硬父权” “犹豫男性” “诱惑女性”的形象定义。依据作曲家宣称的第一乐章引子动机是全曲的胚芽这一说法，可以发现，三种主体形态的确存在一种同质性的特质。
引子动机（或称命运动机）由三种不同形态的音乐进行方式构成。x素材为同音反复三连音节奏形态，y素材为上行三音进行，z素材为下行三音进行。y、z素材中均包含小附点节奏型。这三者正是全曲主题的基本发展动力核心。
主部主题十分另类，作曲家特意标注“圆舞曲”性格用以区分传统奏鸣曲中的主部主题形态。此主题陈述后衍生成具有三部性特征的庞大段落。其中同样具备引子动机的三要素（谱例2、3）。
同时主部主题的陈述虽以bA大调为核心，但因为添加了12个半音，从而使调性不稳固。在主题陈述之后，x素材不断出现尝试帮助其矫正这种调性的模糊。因此，整个主部主题其实包含了引子的全部素材，其实是引子动机的转化。谱例4第一乐章主部主题
副部主题同样由两种要素混合构成：一种以频繁的小附点为主要形态，同时还有连绵的下行旋律线条隐伏其中。副部主题中同样包含引子动机三种素材，因此副部主题同样来自引子动机。它与主部主题本为一体两面，或者说是一种行为的两种不同选择。
谱例5第一乐章副部主题
副部主题同样帮助主部主题确立调性。在副部主题引导下，主部主题的调性逐渐明确在B大调，并转化成一段相对稳定的进行曲旋律。随后是引子动机对其进行干预。引子动机的进入及与主部动机的展开构成展开部的中心。第230小节，主部主题被打回原形。随后是主部主题与引子的追逐段落，在针对调性的矫正过程中，283小节主部主题在F大调上明确。
副部主题再现，调性服从F大调，并引导主部主题在F大调上确立。尾声中以弦乐震奏出现主部主题，回到最初调性不稳定状态。这是主部的真正再现，同时也宣告整乐章其他两主题尝试帮助其稳固调性的失败。
第二乐章的主题同样包含了引子的三种元素：Aa主题中y素材，Ab主题则包含x、z素材。B段主题则显然与第一乐章主部主题存在血缘关系。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乐章其实是对第一乐章的延续。中部B主题在混合舞蹈性因素后调性趋向稳定，正是第一乐章调性稳固失败的延续，同时也是对第三、四乐章的预示。
第四乐章同样可以看到引子主题的变形。欢庆主题与民众主题都包含引子动机的要素。而作为主要变奏主题存在的民歌《田野里有棵小白桦》，如果仔细分析，也能在其中找到引子动机的影子。
谱例9第四乐章 《田野里有棵小白桦》主题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这部作品在主题构建方式方面存在同质性特征。全曲主题基于同一引子动机构成。第一乐章引子、主部、副部虽性格各异又彼此同质。这种构建方式的同质性正是作曲家个人不同心理侧面的展示。主题的同质性昭示一种自相矛盾的痛苦。第二乐章主题与第一乐章主题间的关联是全曲整体情节连贯性的有力佐证，对民歌曲调的借用与融合则暗示随后三、四乐章的发展方向。第四乐章中民歌主题与引子同样构成同质性存在，一方面民歌与“命运”迫力同质，是一种社会权力描述。同时这种迫力来自于自身矛盾的持续与不可和解。
（三）调性设计的隐喻性
第一乐章调性发展脉络，是引子与副部双方面对主部进行的调性矫正过程以及矫正的失败。引子是明确的bA大调，它不断地强制矫正主部主题，希望能帮助其确立调性。主部主题因为添加12个半音而调性模糊。副部旋律一直稳固在bB音上，类似bb小调，随后转为同主音bB大调与bC大调/ba小调（等音代换为：B大调/# g小调）。因此，副部调性具有明确稳定的B/bB音核心。主部在二者争执下选择二者之间的折中F大调，但尾声中受到引子干预，最终退回开始时调性模糊的状态。
第二乐章是进一步矫正以及融合的过程。Aa主题延续B/bB音核心，以bb旋律小调构建。依靠旋律调式的模糊性延续之前的不确定感。Ab主题以f小调/bA大调进行干预。中段B主题，再次选择折中d小调陈述，市井旋律歌调保持了调性与旋律的稳定。再现中Aa主题与B/bB音核心也最终消散。
第三乐章在F大调与A大调中转换，通过F大调完成了与之前d小调的关联， A大调则形成了自第一乐章至第三乐章的调性连接。从严厉的bA大调转换至明亮的A大调。正是幻想中希望的表达――命运的迫近会在民众之中软化或改变。
第四乐章是最后的矫正过程。整个过程并不顺利，通过三次确立才将主题从b小调确立至F大调。第一次转化中，欢庆主题为F大调，而小白桦主题则再次出现在B/bB音核心上。第二次转化，小白桦主题与欢庆主题调性趋向一致，但仍在F/f调游移。直到第三次转化通过bA大调的逼迫，民歌主题最终在F大调上确立。
全曲的调性设计就此构成了一种隐喻的叙事过程。第一乐章主部主题的调性模糊一直存在。引子与副部尝试帮助其稳固调性，但都不成功。这种主部主题调性模糊可以为理解主人公某种特殊心理取向的无法纠正。因此这种“缠绕及矫正”并非来自外界的压迫，更多在于自身识别的困难，针对“自我”的无法明确定位。第二乐章中依旧延续了第一乐章“尝试―干预―放弃”模式。最后调性的明确可以看作是心理层面的调整与放弃。当民歌旋律确定调性时，音乐内容从内心转向外部世界，并连接了第三乐章蒙太奇式的音乐形象。A大调显然是一种幻想中的和解。而第四乐章的三次矫正，则在现实层面陈述矫正过程的困难，最终虽然看似完成了F大调的确立，但这种“确立”最终仍在一种强力干预下完成，其实回到了第一乐章展开部最后的状况之中。这也隐喻了实际上这种矫正或是定位无法成功。
定位的困难决定了全曲结尾的悲剧性。尾声中第一乐章引子动机的突然插入，截断了一种融合的过程。引子动机侵入之后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寂静段，随后的欢腾在短暂的寂静后反衬出一种情感落差。这种落差将音乐从外部重新引至内心世界：虽然外部世界依旧欢腾，但与“我”无关。作品也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营造出了巨大的悲剧性。同时，由于主题的同质性，这种截断并非是对立双方的角力，而是一种自我调整的失败，是一种自我对自我的否定。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材 德育 渗透
语文教材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很多课文都直接和德育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课文的内容本身就是很好的德育教育的素材，在教材中能找到很多种现成的内容，教师若能很好地把握这些内容的教学，对学生的德育教育是很有帮助的。
语文教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文质兼美的，语文学科本身就具有很多语文学科知识的美，如语言美、哲理美、情感美、人性美。檀传宝教授一再强调美对德育的重要意义与价值，“美让抽象的德育内涵变得形象可感、美让道德情感升华为道德需要、美让德育精神得以延续和创新”。而初中生往往被五光十色的生活所迷惑，他们中的一些人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往往以丑为美，以恶为美，再加上他们一时无法摆脱失败的阴影，会带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会产生一种悲观的心境。如我班有位学生，她生得很丑，却以为自已很美，把自己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根本不像一个学生。加上父母的过份溺爱，并受网络游戏的诱惑，在学习和生活上无法摆脱失败的阴影，经常离家出走，逃学，仍至割脉自杀。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加强文本分析，挖掘德育内容。通过教育带领学生走出那个失落的世界，重拾信心，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一、挖掘文本中的语言美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思想的外壳，是文章的表现形式。任何作家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叶圣陶指出：“文艺作品跟寻常读物不同，是非辨出真滋味来是不可能的。读者必须把握住语言文字的意义和情味才能辨出真滋味―――也就是接近作者的旨趣的希望。”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充分发掘语言文字的表现力，让学生在感悟语言的过程中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从而培养高尚的情趣。
1.利用哲理的语言教学生学会做人，热爱生活
初中的许多课文，蕴含着启迪人智慧与教诲人做人的哲理。教师要利用好富有哲理的语言教会学生做人、做事、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2.利用抒情文字教学学生体会人性美
现在的初中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个体意识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做事情很少去考虑父母亲的感受，也很少去关心身边的亲人。我在教学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这篇课文时，让学生讨论如看待父爱和母爱，讨沦后有位学生这样说；“世间最纯洁的便是母爱，她的宽容涵盖了我们一切的幼稚和无知，她的宽容更无法掩饰我们内心的自私，如果要学会爱别人，就先从热爱自已的父母开始吧！”初中语文课文有许多这样描写人性的文章。那些写出了真实、丰富、细腻的人性的课文，都蕴含着美；那些描绘出善良、富有同情心、爱心的人性的课文，都闪烁着美的光辉。
3.通过诗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
我们知道在诗词当中也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教育因素。教材中的诗词大都是文质兼美、形神俱佳、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的作品，它为我们进行德育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诗歌教学不仅会使学生获得美的享受，而且也使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初中生本来就难以接受枯燥的说教，诗歌以其独特的形式吸引着初中生，感召他们的内心世界，净化他们的思想和灵魂。
二、挖掘文本中的形象美
与政治课、职业道德课相比，语文课的德育教育具有独到的优势：形象性，初中学生更容易接受。形象是作家按照美的规律运用一定的艺术技巧创造出来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初中语文课本中有很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如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中用自己的生命带给别人希望的老画家，的《包身工》中命运悲惨的包身工等等。教师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加强形象感染，让学生在感受形象的基础上，受到崇高思想和优秀品质的感染、熏陶，潜移默化地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利用优秀人物感染学生
一些优秀的人物身上含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因此教师要利用文学作品中优秀人物形象的人格美、品质美，震撼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形成健康的人品。因为深刻地揭示优秀人物内心世界，剖析他们的性格特征，可引起学生审美上的共鸣，使之明确善、恶、美、丑的标准，激发他们蓬勃向上的热情和追求正义的感情，并逐渐形成优秀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
《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邹忌是位足智多谋、善于辞令、深谙君王心理的谋士，善于以小见大，动脑想办法，终于说服了齐王。从他身上，学生可以学习实事求是的态度，要练出出色的口才，遇事善于动脑的智慧。
2.利用反面人物引导学生
初中学生的文学素质相对低些，他们缺乏一定的鉴赏、区别是非的能力。面对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教师要正确引导。
某一段时期，我国的电影、电视、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两个极端，正面人物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反面人物集所有缺点和罪恶于一身。其实如果用多种角度来欣赏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就会发现反面人物身上也会有人性的地方。
3.利用乡土教材感化学生
关键词：《日常用品》 词汇 句子 修辞 语篇
《日常用品》塑造了代表传统文化的母亲和代表现代风格的女儿的不同形象，围绕如何理解和继承祖传的被子展开情节，反映了由种族问题引起的家庭矛盾。小说借母女冲突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在于深刻地认识理解其文化内涵，而不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小说体现出作者难以释怀的黑人情结和沉重的焦虑，这也是作者自我意识的彰显。
一. 词汇方面
1.形容词层面
文中第十三段是形容词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段，共138个单词，其中形容词共计13个，约占整段字数的9.4%。这些形容词都是简单词汇，其中，good一词重复使用了三次。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文中的“I”代表的是一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黑人母亲。基于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用词如此简单。此外，该段中主人公在对自己和自己的女儿进行描述时采用的是中性形容词，而对准女婿的描述时，她用mossy来形容他的牙齿，用earnest来形容他的脸，可见主人公对女婿持有偏见或不甚喜欢。
2.副词层面
整篇小说中副词并不多，always一词出现的频度相对很高。在对Dee进行描述时，接连用了多达4个always。Always不仅表示频率很高，还能辅助表达作者蕴含的某种特定的感彩。在此文段中always的频繁使用表达了母亲对女儿很多行为的不解甚至是反感。
二. 句子层面
1. 句子类型
《日常用品》中多为短句和简单句，少有长句、复杂句和倒装句。在母亲和女儿Dee的对话中，70%以上都是疑问句而且大部分是反问句，这些问句多由母亲向女儿发出且几乎都是由“Why don’t you”或“Don't you”引导的，语气非常强烈甚至是愤慨，带有很明显的责备和命令的意味，这可以很好地体现母亲对女儿不同价值观的否定，以及对女儿强烈的控制欲和指导欲，很好地刻画出母亲的威严形象和对女儿的殷切期盼。
2.词组类型
在不足一百个单词的第十一段中，介词词组就有七个，占单词数约30个，占到约整段的30%。其中，有四个是由with引导的作方式状语的介词词组。这些词组体现出Dee对待家人不甚关心，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感受，这也很形象地反映出她身上体现出的对黑人文化传统的反叛和对白人文化及生活的热切期盼和忘本式地追求。
三. 修辞方面
1. 明喻的大量使用
作者在整篇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明喻，其中大部分都是由like或as引导的，这也是对文章的叙述者――黑人母亲的文化程度的再次体现。在第十九段中有这样一句：“Hair is all over his head a foot long and hanging from his chin like a kinky mule tail”。这里是对Dee的男朋友的描述，说他的头满整个脑袋足足一英尺长，从他的下巴悬吊下来活像卷曲的骡子尾巴。明显，把头发比作骡子尾巴这个比方很古怪，可见母亲对女儿男友的形象并不满意。在第五段中有这样一句：“I can kill and clean a dog as mercilessly as a man”， 母亲把自己与男人作比，来凸显自己干活时的强悍和粗犷，她认为只有男人才能干那些很粗糙费劲的活儿，这体现了母亲潜意识里的性别差异观念。
2. 拟人的适当运用
拟人是指把物拟作人，使其具有人的外表、个性或情感的修辞手段。拟人可以通过形容词、动词或名词表现出来。第十三段有这样一个拟人句“Like good looks and money， quickness passed her by”.这里，赋予了长相，钱财和敏捷的思维以人的动作“pass by”，这样不仅使句子更加生动，达到诙谐幽默的效果。同时，也很好地流露出母亲对女儿Maggie心怀遗憾，在她看来，Maggie不如Dee那样迷人和聪明是因为运气不好，是老天对她不公。由此可见母亲看待事物的主观性，进一步体现了她的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客观地看待和分析事物。
四. 篇章语境方面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从黑人母亲的角度展开叙述。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不如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那样客观，但是后者不及前者那样具有感染力。阅读过程中，读者很容易将自己主人公化，化身成为那位黑人母亲，因而能更深切地体会到黑人母亲对女儿的不解和失望，但同时又不甘于妥协，极力想改变女儿已形成的价值观。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冲突仅仅是一个缩影，作者真正想反映的是非裔黑人在寻根文化、伤痛文化与现代白人文明的冲击与涤荡中的苦痛挣扎和文化身份认同，构拟出一幅在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面前迷惘和抗争的画面。
参考文献：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李明栋.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
[2]郭瑞娟.文本类型理论与旅游资料英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0)：98-100.
[3]郭尚玫.简析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J].北方文学，2012(11)：116.
【关键词】绘本作品；文本分析；教学活动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11-0030-03
【作者简介】华希颖（1972-），女，上海人，南京晓庄学院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
在幼儿园早期阅活动中，越来越多的教师选择使用绘本进行教学。当前，有关绘本教学的研究正逐步深入，但随之产生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在一些公开课的观摩活动中，执教者往往对绘本作品内容的阅读一带而过，而更热衷于表现作品附带的“多元发展价值”。于是，让很多教师困惑不解的是，绘本的教学有点像“美术活动”，有点像“社会活动”，甚至还有点像“科学活动”，但好像已经不是“阅读活动”了。
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样式，绘本能表现广泛的人类文化活动，它对儿童（包括成人）的确有着多元发展价值。就文学的价值和功能而言，公元前六世纪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说，认为文学可以使人的精神感动奋发、了解社会生活、增进社会交往、怨刺上政。西方文论也认为文学可以净化、愉悦人的心灵，介入社会生活、实现精神的替代性满足等。在当代文论中，通常把文学的这些价值和功能概括为审美、认识、教育及娱乐功能。[1]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绘本同样具备文学的这四种功能，对儿童成长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幼小的孩子通过阅读感到心情愉悦、身体舒适快乐、精神自由，这体现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而当他们带着这些身心的感受去认识天地万物、生活世界，同时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发展和成长时，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也随之实现。
因此，儿童文学的各项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它们以整体的方式综合发挥作用。其中，认识和教育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儿童的审美感受和阅读体验。换言之，文学乃至儿童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的达成有其特殊性，必须建立在审美或娱乐功能的基础之上。
在幼儿园教育领域，教育者的身份使得我们十分重视文学作品和绘本教育功能的实现，但是对教育功能如何实现却仍需尊重文学活动自身的规律。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在《艺术论》中谈到，文学艺术活动通过作品唤醒读者体验过的情感，而读者可以在文学活动中用动作、线条、色彩、音响和语言传递并表达出来。[2]在幼儿园文学活动及绘本教学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激活幼儿已有的情感体验，并鼓励幼儿用语言、表情、肢体动作、声音、涂画等方式欣赏或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在当前幼儿园绘本教学活动的设计中，一线教师存在着教育目标（功能）优先、认知目标（功能）优先的思维定势，不尊重文学活动开展的特殊规律。表现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就是忽略对绘本作品基本内容的阅读，淡化或无视幼儿的审美体验，急于实现绘本作品中附带的“多元发展价值”。 诚然，绘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早期阅读材料，可以促进幼儿阅读能力的发展；作为一种课程资源，也可以引发生成主题活动，它的确具有多元价值。但是作为幼儿园语言领域的集体教学活动，教师首先应该尊重作品、尊重文学艺术活动自身的规律，以真正实现绘本对儿童的多元发展价值。
尊重作品，意味着教师带着孩子初次接触绘本时，要让幼儿充分与文本内容沟通、对话，唤醒、激发幼儿已有的审美体验，从而自然实现绘本的认识及教育功能。
对绘本教学活动的设计而言，尊重作品意味着教师在设计之前首先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充分理解作品内容，对文本的各个要素，如作品主题、画面特征、人物形象、语言特征、情节结构等进行深入剖析，这些文本要素的分析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均密切相关。在下文中，我们就来详细论述文本分析与教学的关系。
一、作品主题的分析
对绘本主题的把握决定了一个教学活动的基本方向。通过多次绘本教研我们发现，一些教学活动的严重失误往往是由于对作品主题的误读引起的，而幼儿教师文学素养的欠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一部文学作品意义的呈现，需要读者通过文学接受过程加以具体填充和再建，而这也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文学能力和经验对文本所提供的信息进行相应的选择、填充、提炼和重组。[3]如果读者的文学能力有限，那么他们对文本的接受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阻隔，作品主题的解读就会出现问题。
例如在绘本《第五个》中，作品通过五个残缺不全的玩具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等待看病的经历，表现了一种克服恐惧和焦虑情绪、最终战胜自己的勇气。但是如果有些教师把作品的主题误读为教育孩子看病的时候要排队，做一个遵守秩序的好孩子，那么在他们的教学活动中自然就会往道德教化的方向上走。
我们在教学研讨中还发现，不仅文学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幼儿教师对作品主题的理解，一些教师还会故意无视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随意放大或利用作品的某一段细节，而把它作为教学的重点。例如同样在绘本《第五个》中，有的教师发现作品中有“进去一个，还剩四个……进去一个，还剩三个……”的语句，就认为可以利用其进行数学活动，根本不理会作品自身想要表达的含义。
二、画面特征的分析
绘本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艺术样式，是由图画和文字共同来完成叙事抒情、表情达意的任务的。绘本中画面前后页之间的关联及其叙事性特征，使得幼儿可以通过对画面的直接观察来理解作品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活动及审美情感的表现等。仍然以绘本《第五个》为例，其画面的基本特征是：随着人物心情的变化，作品画面的色调从昏暗转向明朗，并用环境中吊灯灯光的移动衬托作品人物的心态。画面中玩具的表情刻画细腻传神，逼真地表现了玩具们就医时恐惧不安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就可注意引导幼儿从画面色调转换及细节刻画中去观察、预测人物的情绪变化。
而在绘本《我的连衣裙》中，其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通过朗读的音韵节奏感与画面相结合，构成音画相映成趣的节拍，使得画面呈现出奇妙的音乐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朗读作品和翻书的动作配合起来，尤其那些无需发出声音的画面，静静地和幼儿一起体验音乐中休止符的美妙。
三、人物形象的分析
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会影响教师的教学进程。由于目前很多幼儿园使用的绘本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例如爸爸妈妈的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父母形象有不少差异。我国儿童文学作品中传统的勤劳、善良、甘于奉献的母亲形象，与国外众多绘本中会大叫、发脾气、赌气，有自己的乐趣和爱好的妈妈形象相差甚远。如何理解这样颇具挑战的人物形象，如何通过这些丰富、饱满、立体的圆形人物向儿童还原生活和人性的立体与真实，是值得我们每位绘本执教者深思的。
当然，在一个教学活动中，教师所要做的不仅是自己准确把握作品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帮助幼儿感受、体会人物形象的所思所做所想。例如绘本《第五个》中受伤的小玩具们一开始沉浸在害怕与恐惧之中，但最终都凭勇气战胜了自己。那么教师可以通过自身的角色转换，适时地从教师的角色转换成作品中的玩具形象，和幼儿一起体验小玩具们紧张、害怕的情绪，并分享最终战胜自己的快乐。
四、语言风格的分析
幼儿园语言教育十分重视幼儿表达能力的培养。幼儿教师也试图通过绘本教学让幼儿想说、敢说，激发他们丰富的语言表达。然而，对于不同语言风格的绘本而言，对幼儿语言发展的目标，以及教师自身语言表达的要求也应该是不一样的。
在语文教育中，大致把语言表达的风格划分为叙事、说明、抒情、议论四种。幼儿文学作品的语言，大都具有鲜明的叙事性特征，所以教师常常注意培养幼儿描述一个故事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以帮助他们慢慢形成一种叙事的结构。在绘本教学活动中，教师通常也高度关注幼儿描述事情发生状况及过程的语言表达，并尽量鼓励幼儿用丰富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描述。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绘本的语言风格以说明性的表达方式为主，常表现一些有趣的自然科学现象或社会生活现象，如《昆虫躲猫猫》《小痂》等。那么，教师自身在教学活动中的语言特点就应进行转换，以简洁、准确、清晰的语言表达为主，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也不宜过多鼓励表达的丰富性和想象力。而在一些长于抒情的儿童散文、诗歌类绘本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需注意自身语言表达的艺术感染力，以契合作品特有的语言艺术风格。
此外，当绘本作品的内容可以激发幼儿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教师要放下心中固有标准答案的束缚，鼓励幼儿用议论性的表达方式去质疑、反思作品的内容，让孩子们想说、敢说。同时，教师自己也可以作为读者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以激发儿童更深入的议论和讨论。
五、情节结构的分析
对故事性作品情节结构的分析，深深影响着绘本教学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还是以《第五个》为例，这个绘本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推进式以人物心理变化为线索，作品中小玩具们波动起伏的情绪变化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那么，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的现场就可以通过营造人物形象情绪起伏变化的心理氛围，来推动整个教学活动的进程。
有些绘本的情节结构复杂，有多条叙事线索，那么教师有时就要舍得放弃一些叙事情节，在一次活动中以一条叙事线索为主展开教学活动。典型的案例是《我砍倒了一棵山樱花》的教学活动。由于作者同时在作品中叙述了和童年伙伴在乡村山野的游戏、砍倒山樱花树的来由、童年禁忌、山民捕猎等多条线索，教师就不必急于在一次教学活动中把作品所有的内容都传递给孩子，以免使幼儿产生杂乱纷呈的阅读体验。而且，作品中消极灰暗的叙事情节（如山民猎杀野生动物）也不宜向孩子充分展示。
总之，当教师拿到一个绘本时，先不要急于进行活动设计，首先应把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对作品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主题、画面特征、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及情节结构进行深入剖析。这是尊重作品，组织和开展绘本教学活动的前提，也是一名幼儿园语言教师的基本职业素养。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对小说《醉汉》的“问题式”文本分析
摘要：本文从问题式的文本分析分法对于文本中的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出小说友谊将父子的位置进行了颠倒，从而使文本具有了更多的意义。
关键词：不可靠的叙述者 反讽 人物位置的颠倒
作者简介：徐亮，湖北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方向研究生；徐一玲江苏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方向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