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6 07:21:22
序论：在您撰写周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徽文化积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对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点捉摸不透,走马观花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导游员作为传播文化的大使和桥梁,应该对徽州文化系列景点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学为依据,就每一景物娓娓道来,经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话加传说”的老路,也不只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离不开对徽文化的涵义、精神内涵、现代价值的准确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义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产生于徽州,以明、清最为鼎盛和典型的影响遍及全国并流传于今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方方面面[1]。
导游认识徽文化,还要意识到徽文化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会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二)徽文化的精神内涵
要想向游客讲清楚徽文化,导游首先必须明确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
关于徽文化的精神内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给予不同的阐述。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这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其中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导游在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时应明确:徽文化的讲解应当是有关徽文化的解说和其现代价值的传播,其目的是发挥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礼教的传播,导游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导游在讲解中要弘扬徽州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徽州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此,造就了科举场上的空前盛况,其中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有“一科同郡两元”者,更有备受称颂的“同胞翰林”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中,导游还要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介绍给客人,弘扬徽州孝悌仁爱、急公好义的传统,使其在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导游在徽文化讲解中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导游讲解徽商,弘扬“徽骆驼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响和感染,进入人性升华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达到极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旅游者从行为上成为自觉维护旅游环境、遵守旅游规范、坚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导游在徽文化的讲解中,导游引领旅游者去欣赏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引导旅游者去发现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导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间族规家法中都有许多禁止乱砍滥伐、开山凿石、破坏水土的环境保护的内容,启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对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正确运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原则
虽然导游讲解的方法千差万别,各人在运用时又千变万化,然而,各种方法和技巧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徽文化导游在导游活动中也必须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一)客观现实为依托的原则
徽文化导游在进行导游讲解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都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景观为依托,传递正确的徽文化,切忌张冠李戴,杜撰史实。
(二)针对性原则
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接待方式、服务形式、导游内容、语言运用、讲解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
(三)灵活性原则
导游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大自然又千变万化,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徽文化导游必须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三、创新徽文化的导游讲解手段
导游员在领悟了徽文化的内涵和把握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导游员还要善于根据徽文化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传统的导游讲解技巧:
(一)善于确定专题
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要针对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期望值、不同特点的旅游群体或个体,选好徽文化导游专题。如徽商创业发迹专题、徽州民俗风情专题、徽派古建专题、徽州文房四宝专题,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团,首选是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规模、布局、结构、设施、装饰艺术综合评价,承志堂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华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称中国古民居中的精华和瑰宝。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盐商汪宝贵“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贵富延绵”和“读书进仕”的全部内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徽文化内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门西侧边门的上方,精雕有一个硕大的“商”字形图案,许多人须从“商”字下走入。为什么在这儿刻一个“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屋主汪定贵于清道光年间外出经商,后以贬运海盐为主业,短短几年一跃而成为徽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实乃不孝,汪定贵在盐业发财后,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官衔。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时、地)而异
导游对徽文化的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变万化、阴晴不定,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3],徽文化导游必须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对象的不同,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四)善于借题发挥
徽州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徽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徽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黄山市及其周边地区,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形象化、可观性的徽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客人讲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从而让客人去认识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徽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徽文化讲深讲透。
参考文献:
[1]高寿仙.徽州文化[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182-211.
[2]徽州文化[EB/OL]./article/huixueyanjiu/2008-05-28.
[3]杜炜,张建梅.导游业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0-223.
婺州南宗从创建孔氏家庙始，后经历朝历代不断拨款修葺，至清末年间遭焚烧破坏，到民国初期重建已有880多年的历史。正如刻在家庙门柱上的对联“脉有真传尼山发祥燕山毓秀，支无异派泗水源深桂水长流”所说，孔子的后代们在燕山（榉溪山名）一带像桂水一样源远流长。婺州南宗的发展将儒家文化在江南之地进行着广泛的传承，同时也经历着文化的变异和演变。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与传播
早在春秋战国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已经被称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取得了“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明显表现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儒家文化是何时进入的呢？在吴越贤者的《越绝书》以及赵晔的《吴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贡这个人物，二书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并认为“子贡被认为和孔子是唇与齿的关系，相去不远，其角色就是亚圣”[3](135)。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时期已经进入了浙江一带，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宋时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榉溪，由此奠定了中国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建立对儒家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直接的联系，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对当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潜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确立之后，孔氏后裔们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传承孔子儒学文化，对内忠孝持家、教儿育孙，对外开办学堂，教授邻里。据《榉溪家谱》记载，“杏园书塾当时由山东曲阜携带的书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评事公端躬和松阳县丞孔挺公曾在此开檀教学”。[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们还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个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们谨记先人教诲，如“九思堂”“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论语•季氏》，孔子所倡导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榉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学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出“仁”、“义”、“礼”、“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们以“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4](170)为宗旨，人人都恪守着儒家的“礼”，传播着“仁”，促进了南北的区域认同，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吴越文化语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发展和变异
吴越文化指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时代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沪地区及皖赣之一部分。吴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润泽了江浙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变、崇文重教、务实趋利”[5](1170)。而儒家文化则是存在于北方的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农抑商、尊礼重教、守成求稳、重义轻利”。[6](74)两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交流，而随着孔子后裔的南迁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开始更加密切的联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学术繁昌之地。宋元以来，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都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榉溪孔氏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他们对榉溪孔氏十分敬仰、评价很高，对婺州南孔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据《磐安县文化志》载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为丹山书院山长孔克英（榉溪人)撰写墓志铭。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孙，元朝学者，宋濂曾在金华山听其讲学，并说道“缙绅方满座，而府君扬擢古今，陈义甚高者，盖忻然无倦色”[1](65)。在儒家文化与吴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几百年间，它们相互影响具有吴越特色的大儒辈出还涌现了南宗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多个学派与学说体系。他们所倡导的“义利双行”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已经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吴越文化的单纯体现了，而是在吴越文化语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发展传承的同时也经历文化的变异。这种变化更适应吴越的文化语境，更符合当地民众的精神诉求，同时这种变化何尝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横移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也没有产生“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时儒家传统文化在保持正统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与吴越本土文化和谐共荣的独特性。正如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体系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吴越文化这两支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它们互相存在，互相撞击、互相融会、互相补充，从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刚柔互济、绚丽多姿、绵延不绝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曲阜阙里的区别与联系
曲阜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与衢州南孔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迁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榉溪。同为孔子圣地，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广泛关注而婺州南宗却鲜有人知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强调“礼”，且“礼”在国家秩序方面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现为长子嫡孙制。孔子的嫡派后裔们有一个世袭封号，世袭封号西汉元始元年开始，当时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到宋仁宗至时期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历代衍圣公都成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为孔氏后裔的两支孔氏族人分别定居衢州与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无疑是朝廷与社会认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时期从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们希望南宋统一国家、收复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9](91)，可见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这种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让爵时期发生改变，之后衢州南宗经历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复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也还衢州南宗一个倍受关注、广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们恪守“礼”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诲，不争名夺利，儒家思想的“谦”、“和”或许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层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榉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传承着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统。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庙的对联中所说—“支无异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两支派系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同时也与曲阜阙里保持着血脉相连的沟通。据记载，“榉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谒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参加大典”（见榉溪孔氏家庙内前言介绍）。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孔济中一行北上谒林，曲阜宗长孔思凯《赠孔济中还南稿》诗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孙枝绍祖德修同。金衢岁久成家业，湖海心诚谒圣容。祖宴醉归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风。还期南北同思勉，宦泽书香万古隆。”[9]婺州与衢州的孔氏后裔们不仅在孔氏家族事务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深刻广泛的交流。其中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们与衢州的学者最为密切，他们的交流推动了儒家文学在江浙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婺州南宗与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阙里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南北文化之间的融合，同时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亲情。
二、婺州南宗：“活”在古村落中的儒家文化
（一）扬州方言地域特征与民歌音乐风格
由于扬州的地理位置处于中部，所以其他地区对扬州方言产生了些许影响。扬州方言音色甜美，这也是使扬州民歌在风格上都适用于各个地区的原因。主要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扬州民歌的曲调大都以是以级进和小跳为主，节奏稍微平稳，但在主要突出的地方就会有大跳跃的音符出现，让人记忆深刻；曲式曲风的多变，至扬州民歌的结构都是小巧玲珑，单一乐曲的题材由上段和下段构成，但所有的乐曲结构形式都存在许多变化。
（二）扬州方言在扬州民歌演唱中的反映
扬州地区的民歌丰富多彩，每首民歌都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需要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歌曲的地方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演唱者的演唱一定不能没有了地方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唱歌的关键在于唱。扬州各个地方言不同，唱出来的字韵感觉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扬州民歌在演唱中就是对扬州方言中的字做了很好的处理。比如歌曲《茉莉花》中“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的“白”字，“我有心采一朵戴”的“戴”字，都是用扬州方言来演唱的。还有一些口语化的运用，一听就知道是扬州民歌。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嘴上常说的像“姑老太”、“哪块”、“歇脚”、“甩上天”、“懒泥浆”、“伸懒腰”等等，就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有些民歌例如《扬州号子》中：“缈窗捂在外，请问一声姑老太，哥哥上扬州奔哪块”；“烂泥浆”，都唱出了扬州本土特色，更能体现出原有味道。还有许多在特色民歌中的衬词，他需要演唱者在表演过程中把衬词的韵味唱出来，口腔要保持到位，当你听到“杨柳青子青儿虐”“拔根芦柴花”人们就能感觉到扬州民歌的风韵了。比如《拔根芦柴花》中衬词的繁多，使这首歌的曲调变的轻松欢快，更具有扬州民歌的独特韵味。
二、扬州民歌的地域题材特色
扬州民歌的再一次繁荣时期是在明清的时候。皇帝为稳定和恢复当时社会的现状，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大力发展生产的措施，大力整治淮河、运河，用来方便农业灌溉；扬州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扬州民歌中得到了体现。在扬州民歌中便出现了描写爱情，劳动以及风土人情等题材。对于扬州的民歌来说，以爱情为题材的歌曲是长久流传的主题，被人们一直吟唱，在多年以来保存在扬州民歌里，这类民歌有着扬州人的生活情形和和扬州人创造爱情的历史气息。《八段景》是清代描写夫妻相亲相爱的生活，以竹子来代替。这一类题材的传统民歌还有《小小花伞真好看》、《打樱桃》、《墙内开花等郎来》等。扬州是一个位于南方多雨的城市，辽阔的土地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长江和运河贯通以后，大范围的开发利用当地水资源，不断的扩大耕地面积，推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纺织业、制茶业、编织业及其它手工业的发展。在对生产劳动的表述上，扬州民歌也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题材。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人情，扬州也不例外。扬州人喜欢在重阳节的时候登高。在这一天，有很多人都会爬上一些高山、塔等高处，看看美丽的景色，没有去登高的人就会在家里吃点重阳节做的糕点代表自己在节日里登高了。《眼看到重阳》就是这个题材的民歌，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扬州元宵节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那万众欢欣的各色彩灯。
三、扬州民歌的地域音乐特色
扬州民歌的旋律特点就是柔和而又刚劲，扬州的传统民歌分为两种，一种是俗曲，它是清明时流传到现在的，但途中经过多次修改，最终演变成特定的曲牌。一种杂调，是指人们在劳动或节假日，用来娱乐的小曲。这类民歌的旋律特点是音域比较小，音乐上的情绪起伏不大，但是曲调非常委婉动听。在扬州历年的节日里，通常会有歌曲表演的演出，其中表演“花鼓”，“花船”。表演的歌曲节奏欢快跳跃，其为了增强歌舞的表演性和制造欢快的气氛。在扬州的乡村，春秋时节忙种是流行一种号子：插秧号子，它的曲调宽广，其中衬词比较有特色，丰富的描写出农忙时的情形，田园风味较浓厚。“在扬州民歌中，润腔与衬腔衬词的合理运用使民歌更具有地方特色”。[2]润腔在扬州民歌中的应用非常广，在扬州小调中，润腔的流动感能够很好地刻画扬州民歌的优美意境。润腔在田秧号子中的点缀，同样给民歌增添了很大的艺术感染力；扬州民歌还与地方戏曲音乐的融合，使扬州艺坛上先后产生了香火戏、花鼓戏、维扬戏、评话、清曲等各色各样的戏曲艺术形式。在演唱中，演唱者都是表情丰富，情绪到位，极好地表现了歌曲的感情内容，有时候还会随着歌曲起舞。
四、结语
目前高校必要的文化素质培养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提升，这也为龙舟文化在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的基础。
龙舟文化的起源与内容
1龙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龙舟运动起源于两千多年前，其传说各不相同，但归根到底都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随着龙舟运动的兴起，龙舟文化也随之产生，有研究者认为，龙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一是人们对“龙”的信仰与崇拜，即俗文化。其二，随着龙舟竞渡在民间的不断发展，逐渐升华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象征，即“精英文化”阶段［3］。其三，商品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龙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所谓“龙舟搭台，经贸唱戏”等等均体现了“商品文化”的价值内涵［1，3］。
2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
浩瀚无际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龙图腾奠定了龙文化的根本基础，其中以水生态环境为依托的龙舟竞渡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深受人民大众所喜爱［4］。龙舟竞渡是图腾文化———龙为外型设计改造，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是在不断融合嬗变中形成的多层次、多文化的复合体。龙舟竞渡以其所具有的精彩纷呈，颇具民间特色，融观赏、竞技、娱乐和协作等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决定了龙舟竞渡运动的大众化属性［5］，龙舟文化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与大众基础。龙舟竞渡是生态文化，龙舟竞渡所依托良好水生态环境，激流勇进，两岸呐喊此起彼伏，为其生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生态与人文基础［6］。
龙舟竞渡运动在宜春学院发展的现状
高校正在成为龙舟运动的一个重要营地，越来越多的高校龙舟队伍参与比赛的意义，并不简单的是要取得多么好的成绩和名次，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这是对龙舟运动人口参与面的扩大，是对龙舟运动技术含量的提高，是对传统龙舟队伍的一个挑战，是将龙舟文化更好、更全面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的龙舟队将会促成龙舟运动的一次全面飞跃和提升，同时作为一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活动，龙舟运动一直以来多在民间活跃，随着中国龙舟协会对龙舟运动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龙舟运动已经呈现出了新的面貌，龙舟运动本身具有的魅力，比如团队精神的培养、坚强毅力的锻炼等吸引了很多高校学生，促成了龙舟在一批高校起航。
高校在人才、知识等资源上相对比较集中，这对开展龙舟运动比较有利，另外，高校在训练中也会从专业角度对龙舟的技战术、训练手段等进行研究，这也是对龙舟运动的进一步提高与发展，并赋予龙舟运动以更新的文化内涵，经过这个提高过程，再进行推广，对龙舟运动的发展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7］。现代与古老，科技与传统的结合是项目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自然转换现象，一个运动项目、一种文化不断前进需要在总结传统的基础上引入现代的元素。
尽管高校龙舟运动的开展与认同只是近若干年的新事物，尽管首次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赛艇与龙舟分会成员只有区区十所大学，但到目前为止，高校龙舟运动已经蓬勃开展，相关高校龙舟文化与技术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经常组队参加全国各种龙舟赛事活动的高校也越来越多，充分体现了高校开展龙舟运动的优势［8］，龙舟运动因高校的参与会越来越具有活力，其发展也越来越快，龙舟运动已成为大学生十分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随着龙舟运动在高校的开展，龙舟文化也慢慢开展起来，许多大学生通过龙舟文化的熏陶，改变自己的不良嗜好，成为品学兼优的当代大学生。
龙舟竞渡运动在宜春学院延续与发展的措施
1开设龙舟文化选修课
高校是一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与中学相比较，大学生具有自主选择学习的权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有关龙舟文化的选修课程，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广泛涉猎民族传统文化，拓宽知识面，增强综合素质与能力，为适应21世纪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打下基础。同时龙舟文化公选课的开设，也为教师施展才能，传播知识，为学生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促进学科交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2开设龙舟文化传承与发展知识讲座
目前，许多高校每年都会抽出大量时间与经费为本校学生开设各种知识讲座。龙舟文化在高校作为一个新兴的科目，尤其迎合了当前大学生思维活跃，民主意识较强的特点。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项目的代表，龙舟文化教育可以考虑采取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提高的“自主式”教育模式，积极引导学生阅读研究龙文化与龙舟文化，探索龙文化与龙舟文化的渊源，体会龙舟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时，广泛招募龙文化热爱者积极参与龙舟训练与竞赛，引导大学生体会龙舟竞赛中体现出来的团队协作精神，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的思想。这也是龙舟文化在高校发展的意义所在之一。
3举办校园龙舟文化节
在端午节期间，开展维持一周的龙舟文化节等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如学校龙舟队征集队标，鼓励教师和大学生积极参加设计，并评选出1，2，3等优秀奖，给予奖励;开展龙舟文化有奖知识竞赛，不但可以宣传龙舟文化，还可以让学生积极主动地了解并喜爱龙舟文化;举办龙舟文化知识展，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到场参观与学习交流;举行龙舟下水仪式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了解龙舟运动与龙舟文化;组织学生参观当地富有民族特色的龙舟比赛，通过观看比赛，让学生了解从龙舟运动中提炼出来的龙舟文化的真正含义。通过举办各种有关龙舟文化活动，在高校校园内掀起一片“龙舟热”。让更多的学生去喜欢并主动地传播龙舟文化。
4举办高校龙舟友谊比赛
我国已有50所左右的高校成立了龙舟队，在每年的端午节期间完全可以举办高校龙舟友谊赛。通过比赛增进了解，同时也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交流的平台，了解彼此学校与周边城市的文化;同时，有龙舟队的学校的学生会更加关注自己学校在比赛中所取得的成绩，渐渐就会从关注发展到喜爱，并积极主动的去传承与发展龙舟文化。
关键词:体育史;体育文化;欧洲;中世纪;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G8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21-05
长期以来,欧洲中世纪那“半梦半醒的一千年”忪元500-1500年)被学界视为体育史上的“黑暗时代”,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外皆有。美国当代体育史学家莱斯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前苏联的体育理论家萨莫奇科夫也认为中世纪除了骑士体育没有其他体育可言…。我国也有不少体育史学者断言“欧洲中世纪体育处于长期的停滞和倒退的状态”,“体育在禁欲主义的桎梏下不可能得到发展”,认为欧洲“在中世纪经历了体育发展的黑暗时代,体育呈现出一种全面衰退的状态”,以及“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独领、独树一帜的风光无限文化形式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已荡然无存”和“黑暗的中世纪宣告了高扬肉体旗帜的竞技体育文化与身体教育的低落,球类文化随之湮灭”等。欧洲中世纪体育真的是“全面衰退”和“荡然无存”吗?
1 欧洲中世纪早、中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当然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其实,早期基督教,并不主张轻视人的身体,但是在基督教全面传人希腊和罗马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基督教为了在迎接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挑战中赢得胜利,努力寻求各种思想和哲学来完善自身的教义,这里面就包括了希腊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将物质、灵魂、思想、太一相分离,身体(物质)被当作是远离上帝的,并且是灵魂产生“恶”念的基础。这种思想是柏拉图“二元论”的发展,当被基督教融入自己教义以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轻肉体,重精神”被当作中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中世纪神学思想有重要影响的米兰主教奥古斯丁正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体育被当作是满足人们欲望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基督教价值观所否定,以至于人们将参加体育活动当作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另外,中世纪人们对于死亡和末日审判的畏惧,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灵魂的纯洁而忽略身体的健康。
基督教的上述体育观给欧洲中世纪早、中期体育文化致命一击,以至于当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国教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几乎消逝殆尽。例如,基督教排斥那些与赌博、血腥搏斗、有联系的体育活动,赛马、浴室体育活动等均遭禁止。公元325年,君士坦丁还下令禁止举办角斗士比赛。若有违规者,将受到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厉处罚,在当时教会的一张通知上就写道:如果有人在节日、礼拜或是圣诞节的晚上去参加游戏、赛马或戴假面具,要处以7年之内禁出,每天鞠躬100次,祷告两百次的处罚;又如,基督教奉行“一神崇拜”,取缔“古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会”之类的异教活动。在这样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体育活动很难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以致于从公元5～12世纪,欧洲体育一直处于最衰落的状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是社会价值观外在的逻辑结果。当基督教被罗马人接受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肆无忌惮的放纵自己的欲望,开始走向了“禁欲主义”的道路。另外,文化制度冲突也是造成古罗马、古希腊体育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在宗教崇拜的冲突上,基督教绝对的“一神崇拜”,这在旧约“十诫”里面有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古希腊体育文化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神话之上的,当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这种体育文化显然没有容身之地了。
2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体育文化
中世纪早、中期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对体育的歧视,使得体育一度萎靡。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近700年间,是欧洲体育的衰落时期。基督教对体育的遏制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衰落状况。然而,如果全面、历史地看问题,中世纪后期具有时代特征的骑士体育,特别是市民和农民的体育活动,仍然为近代的体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随着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及社会的进步,欧洲体育开始复苏,并从此跨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基督教体育观的变化首先是对身体的“正名”。其中,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说,由于灵魂和身体都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不得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对二者都要加以爱护。此外,肉体也不再是灵魂的监狱,而是灵魂的工具和贮藏所了。这些理论为关心和锻炼身体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并迎来了中世纪后期体育文化在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及物质层面上的全面复苏、更新和繁荣。
2.1 体育文化的观念层面
1)不平等与平等的观念共存。
历史学家们习惯将中世纪的社会分为3个等级,第1等级是教士,即是祈祷者;第2等级是贵族,即是战士;第3等级是劳动者。教士由于宗教地位成为了第1等级,而贵族则由于自己拥有世俗地位而成为了第2等级,这是与中世纪长期“神”权至上不可分离的。然而,中世纪的贵族因为自己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特殊的社会使命,而成为了体育活动主要参与者,这是根源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体育权利不平等的表现之一;以骑士体育为主导的中世纪体育比赛当中也极力排斥其他等级的人参加,这是源于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体育不平等;性别上的不平等,例如,在骑士体育教育中,重男轻女的特点和中世纪欧洲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一致的,女孩子从出生起,就被认为是家庭的负担。
虽然有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在中世纪发生,中世纪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平等观念,那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赵文洪将它归结为3个方面,即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徒身份面前的平等和在部落成员资格面前的平等。在中世纪基督教“平等”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非常重视比赛的规则,如果有违规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中世纪体育的平等观念更加倾向于赢得比赛的权利均等方面,这样的社会现象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首先,中世纪体育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状态,受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排斥;其次,中世纪体育的重头戏――“骑士体育”,是在战争需要的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这导致很多政治因素的掺入,以至于参与机会均等这一重要的平等观念被人们忽视,不过这在中世纪晚期,骑士制度衰落之后,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为近代欧洲体育平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依据。
2)尊重生命的观念。
我们知道古罗马帝国疯狂的角斗比赛是被后人所唾弃的,可是这对古罗马人来说实在是习以为常。这
一差别就是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之一,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对于人们的欲望采取放纵还是节制的态度,当然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的节制态度已经做过头了。“神权”的至高无上是基督教又一重要特征,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只是上帝的“被造物”,这样人们不再有任意侵犯或是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这与古罗马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带给了中世纪新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中世纪体育的规则,在这些规则当中非常重视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体育活动一开始就有这一特点,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与社会的文化逐渐融合,自然而然慢慢就被打上了这一印记。由于这一观念可能致使很多人因为担心体育造成的伤害而拒绝参与体育活动。13世纪以后,比赛的规则开始逐渐完善起来,对于参加人数、比赛形式、比赛装备都有所限制和规定,大大减少了比赛的伤亡数,比赛的过程也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看来,“以人为本”的体育思想在中世纪后期也能找到了它的胚胎。
3)挑战精神。
勇敢是中世纪骑士精神里重要的内容,勇敢更是挑战精神的体现。中世纪的一部文学作品中曾经描述过骑士是如何渴望参加竞技和比武的,“我是一名骑士,骑马出行,寻找一个男子,像我一样武装起来,愿与我格斗。他要是能打败我,就会提高他的荣誉;我要是能战胜他,就会被看作英雄,我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骑士的这种行为也成为了市民的榜样,很多城市居民效法骑士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
4)规则观念。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有一套自己完整的价值观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强调规则是基督教文化战胜罗马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基督教维持自身体系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世纪欧洲社会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人们注重遵守社会的规则,以确保自己不受上帝的惩罚。体育也不例外,我们从中世纪体育规则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中世纪一些体育项目的规则越来越详细,人们在比赛场上的各种行为和比赛的武器受到了限制,裁判在比赛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4世纪时,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与近代的运动会比较接近。
5)友谊观念。
在基督教文化当中非常强调信徒之间的友好关系。在马太福音中明确地记载了这一事实,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只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母亲。”相互尊重的观念在中世纪骑士教育当中很受重视,尊重和保护弱者,是教会大力提倡,也是孩子们经常被告诫的事情。弱者不仅指妇女、儿童、孤寡,也包括僧侣、修士和贫弱的人们。在中世纪骑士比武中,锋利的武器必须刺到对手的头部或胸部,也可以是刺到盾牌上。如果骑士伤了对方的手、腿或是坐骑,它便得退出比赛。此外裁判可以没收他的战马和武器。这无疑体现出了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中互相尊重的一面,这也是与基督教提倡“爱人如己”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中世纪骑士体育教育中也是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对此,历史学家布洛克赫夫评述道:“中世纪骑士们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野蛮的力量也变得受人尊重,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骑士们谦虚的人格,而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战斗中的态度。”
2.2 体育文化的制度层面
1)骑士体育组织。
中世纪的骑士充满了神秘和魅力。其实,他们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实质上却是军人,他们的脑子里装的不是《圣经》,也不是祈祷词,而是“战斗”,他们的武器不是说教,而是利剑和长矛。中世纪骑士体育组织隐藏于骑士军事集团中,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体育组织。而骑士团出现于中世纪的期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自1096～1099年结束后,建立起4个十字军国家。在穆斯林虎视眈眈之下,十字军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于是,罗马教皇组织起几个僧侣骑士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3大骑士团,即善堂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虽然还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组织,但是它们积极组织骑士开展比武、健身等体育活动,仍可视为欧洲中世纪最早的军事体育机构,为后来的欧洲军事体育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2)市民和农民体育组织体系。
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最初主要是在宗教节日或普通节日里自发地进行。但是随着市民及农民经济力量的加强,社会束缚的不断减弱,自身认知的不断发展,他们的体育活动逐渐有组织地进行。1l世纪就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体育组织,如1042年比利时的根特击剑协会、1299年英国的草地地滚球俱乐部、1399年弗兰德(法比交界地区)射箭联合会等。这些体育俱乐部是近代体育组织的雏形,也是中世纪体育组织发展的重要果实。
3)有关体育的一些规章制度。
11世纪起开始成立的上述几个击剑和射箭联合会已按类似行会章程的原则开展活动,联合会的成员必须在一定的日子参加体育训练活动,由队长负责检查武器和指导训练。14世纪时,骑士比武大会更加成熟,有一套严格的比赛规则和章程。章程对参加比武者的资格、比武的方式和规则、胜负的判定和赏罚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另外,14至15世纪好几位英国国王都颁布过有关射箭、足球等的法令。这些规章制度无疑是欧洲近代体育法制化的最初依据。
2.3 体育文化的物质层面
1)骑士的体育活动。
骑士的体育活动主要指骑士教育中的体育、骑士比武及其他体育活动。中世纪的教育主要有修道士教育、骑士教育、行会教育等。其中骑士教育中包含了丰富的体育活动。骑士教育的幼童阶段主要是以宗教教育、道德教育为主,儿童也在成人的引导下做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例如板羽球、毽球、皮球、滚木球、跷跷板、踩高跷、户外奔跑、打闹、翻跟头等。侍童阶段,封建主们在自己儿子7岁的时候,便将其互送或是送到“国王”那里去学习,14岁以前跟从女主人,在这个时期,教学的内容是针对战争的需要进行各种身体训练和赛跑、角力、拳斗、射箭、抛掷重物、使用木棒和大刀等技能训练。15岁到21岁做男主人的侍从,也是扈从阶段,这是培养一名优秀的骑士最为重要的阶段,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了骑马、游泳、打猎、投枪、击剑、游戏(含下棋和球戏)、吟诗和舞蹈等所谓的“骑士七技”。除此之外,少年准骑士还用大量的时间练习徒步或骑马冲刺,长距离跑等实用军事技术。
此外,狩猎(含放鹰猎鸟)、跑、跳、投、角力、游泳、马球、圆舞、踢踏舞和骑士比武等也是骑士们的主要体育活动,其中骑士比武是骑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骑士比武在法国和普罗旺斯兴起,11世纪末,骑士比武由这里向外传播。作为当时最受社会欢迎的竞赛活动,骑士比武大会迅速在欧洲风靡了起来。骑士比武的时间一般是在基督教的宗教节日里进行,例如圣诞节、复活节、万圣节等等;骑士晋封,大贵族家的婴儿洗礼、婚礼,著名骑士、圣徒纪念日也是举行比武大会的时间。比武时间有长有短,长可达几个星期,短则只有几个小时。13世纪以前比赛场所非常
简易,几乎可以说是纯自然环境,比赛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集体混战,二是单人决斗。13到14世纪比赛场所逐渐规范,比赛场主要设在城市内的广场,或是野外空地。周围用栅栏围起来当做竞技场,并且设有安全区,参赛者可以在比赛过程中随时进入安全区休息或是处理伤口,对方此时不能再进攻。场地四周是装饰好的看台包厢,供贵族和民众观看欣赏,通常还有乐队演奏,增加氛围。从上述骑士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特征与嬗变,我们认为骑士体育是连接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桥梁,是抗争欧洲宗教灵肉分裂二元对立学说的有力武器。
2)市民及农民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欧洲市民及农民的体育丰富多彩。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如足球、棒球、板球、壁球、网球、台球、高尔夫球、橄榄球、链球、射箭、击剑、拳击、划船、国际象棋、西洋双陆棋、斗牛、滑冰、滑雪、赛跑、跳远、摔跤、赛马、跳舞杂技等,在他们当中得到了保留,并且随着时代和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在宗教节日或是其它节日里面得到开展。骑士比武也被城乡群众效仿,变成了一种民间娱乐活动。在城市,骑士比武被市民们以娱乐的形式加以再现,他们以木桶代马,以扫帚代枪矛,以篮子代盾牌,相互对打。这里再以意大利的埃里莫拉游戏为例,所有市民分成两批,每一批由若干小队组成。竞赛通过使用木制武器,大家一齐动手,有时选出两人对打。大家头上戴有头盔,面部用结实的藤条网防护,胜利者可以得到奖金。在威尼斯和其他沿河城市,常常举办象征夺桥头的“桥上假战”。在农村,农民们用猪、牛作坐骑,用连枷作武器,表演骑士的马上单人打斗。中世纪后期,城市和乡村的活动渐渐的起来,赛跑、跳远、投石、投棒、摔跤、舞蹈和各种球戏在城市都大受欢迎。在儿童中,则流行抽陀螺、捉迷藏、越脊跳、放风筝、踢石球、打水漂、弹玻璃球、掷骰子等游戏。历史证明,中世纪市民及农民的许多体育项目都是近代体育项目的萌芽。
3)教士的体育活动。
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体育是无用的,并且浪费人们的精力,但是很多教士并不以为然,他们还时常把体育活动与自己宗教思想相融合。地掷球是在中世纪受神职人员喜欢的一种球类运动,这种球类运动被赋予宗教意义,神职人员把球要击倒的目标比喻成魔鬼,如果击球者成功击倒“魔鬼”,那么就代表了他的罪过可以被洗清。另外,一些著名的教士也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加尔文就非常喜欢散步、投铁圈和地掷球等。耶稣会的教士们也开始反对体罚,注重体育活动了,并大力提倡骑马和各种游戏活动。匈牙利著名体育史学家拉斯洛・孔曾注意到,教会对一些民族在体育问题上都较为宽容。如“日耳曼人春节进行的比武会,诺尔曼人一年四季都在开展的对打,爱尔兰人从632年到1169年时举行的那些无所忌讳的竞技会,都从未被视为违背教规而遭禁”。此外,从基督教中分裂出的东正教就并不过分提倡禁欲。圣徒保罗就很爱体育运动,且技艺超群。根据亨勒尔・基尔米斯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可知,中世纪粗野的网球和足球正是经教士们的改革才变得文明起来,并得以推广。
4)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
欧洲中世纪一些地区出现了正规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如1290年法国出现了最早的室内网球场。英王爱德华三世(1312～1377)也在王宫中修了一个网球场。公元12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斯纳莫斯在描述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打马球时,顺便提到了马球场和用皮革制成的、苹果般大小的马球。当然,这一时期在体育场地设施及器材方面还有不少改进与变化,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欧洲中世纪并不是像过去误解的那样是“身体敌视化”的黑暗时代,其体育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早、中期的衰落状态并不是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的全部。中世纪晚期独特的骑士体育和丰富的大众体育才是其典型代表。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积极的“中间时代”。近代体育的萌芽和发展都离不开灿烂的欧洲中世纪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
[1]岸野雄三[日],体育史学[M],白澄声,李建中,胡小明,译,北京: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1982
[2]郝勤,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3]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孙葆丽,试论基督教禁欲主义及其对欧洲中世纪体育发展的影响[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2,15(1):13-18
[5]杨,论中世纪基督教对竞技体育的影响[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2):5-8
[6]王润斌,熊晓正,杨麟,古代西方球类文化探微[J],体育科学,2010,30(2):83-91
[7]尼尼安・斯马特[美],世界宗教[M],高师宁,金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圣・奥古斯丁[古罗马],忏悔录[M],应枫,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9] Van Dalen D B. The idea of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G]//Zeigler E F.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o1900, London: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 217.
[10]童昭岗,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11]戴维・波普诺[美],社会学[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基督教圣经咄埃及记[Z],二十章四节,2007,
[13]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14]来晓雷,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体育[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5
[15]赵文洪,中世纪欧洲的平等观念[J],世界历史,2004(1):40-48
[16]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z],十二章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节,2007
[17]倪世光,欧洲中世纪骑士的培养和教育[J],历史教学,2003(1):47-50,60
[18]拉斯洛・孔[匈],体育运动全史[M],颜绍泸,译,北京:中国体育史学会,1985
[19] Broekhoff J. Chivalric education in the middleages[G]//Zeigler E F.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Education to 1900, London: Stipes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226
关键词：贵州；民族文化；特色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083―03
一、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贵州加强了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造了适应市场需求的贵州民族文艺品牌。贵州旅游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20多年中，由于没有适合旅游者的晚间娱乐活动，“贵州旅游”这个品牌一直存在文化含量低、旅游活动要素缺失的重大缺陷，来贵州的旅游者只能“日游神奇山水”而多感不够尽兴。没有日常性的旅游文化演出，使贵州旅游业收入体系不完整，损失巨大，并且不能有效地宣传贵州，影响贵州旅游业的整体形象。2005年，被热切盼望多年的《多彩贵州风》这个文化品牌终于诞生了。这台演出一经问世，就取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响热烈。
第二，民族文化旅游宣传进一步到位。平塘县的大型音乐情景剧《玉水不夜天》的开演、“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多彩贵州民间能工巧匠大赛”等活动，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利用注入了新的元素，并且推动了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
第三，乡村旅游得到了有效发展。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体目标是把贵州省建设成为自然风光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旅游大省。屯堡文化旅游景区、岜沙苗族文化旅游景区、肇兴侗族文化旅游景区、兴义万峰林乡村旅游景区等民族文化旅游区域得到进一步支持和发展，尤其是建立了一批具有先进理念的生态博物馆，满足当代对古老文化传统既要保护又要发展的要求。
在开展民族村寨旅游活动中，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学艺术得以挖掘利用，如屯堡地戏、布依族的“八音坐唱”等，一方面增加了乡村旅游的文化含量，提高了游客的游兴，另一方面加强了民族艺术的传播。
然而，目前贵州省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不平衡。
虽然目前贵州省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有2600多个，并且数量在逐步增加，也树立了一些典范，但开发利用明显不平衡。主要是地区间的不平衡，民族文化旅游仍然集中在黔东南地区的雷山、台江两个县，其次是“后起之秀”黎平、从江、榕江旅游区，其它地方则较少有开展；尽管有关部门设计了六条蕴含民族文化旅游元素的精品旅游线路，但实际上没有一条是能够完整地被广大旅游者采纳，究其原因，一是大部分旅行社和游客为节省旅游成本，选择了部分线路中的部分内容；二是旅游设施不完备，除了交通的原因以外，旅游住宿的分布极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仍处于较低水平。
目前，贵州省开展乡村旅游的地方仍然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初级阶段的“农家乐”形式，民族文化演出也基本是简单的歌舞表演，而其它的文学艺术形式以及纺织、刺绣、蜡染等几乎没有展示；出售的工艺品种类少、质量不高、价格高，不能很好地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因此，虽然乡村旅游游客数几乎占了全省游客总数的三成，但旅游收入却只占了全省旅游总收入的8％左右，效能较低。
第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异化现象”。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一些“假民俗”表演和假冒伪劣民族旅游商品的出现。民俗活动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之上，适当进行艺术加工是可以并且必要的，但一些“民俗表演”的编排、演出中，由于业者不懂得这些民族文化真正的审美价值，错误迎合旅游者的庸俗需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异化，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成为失去自我甚至媚俗的“大杂烩”式的“假民俗”。
二、合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打造贵州民族文化旅游
如何使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体系更加健全，从而保证贵州特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做到如下几点：
(一)适度开发与适当“反哺”并举。
首先，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必须坚持“细水长流”的原则。民族村寨既不能完全封闭起来，也不能完全一下子放开，政府在这方面的引导、控制作用非常重要。对旅游资源的评价要以空间容量、经济容量、社会容量、生态容量为标准，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生态容量。与之相关联的旅游环境应以同样的标准评判。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了贵州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却忽视了它的脆弱性，更极少顾及旅游环境的承载力。现在，文化旅游者人数已大大超过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接待能力，一些村民疲于应付，对旅游者越来越麻木，甚至厌倦；在一些地方，商品意识被空前放大；思想状态的改变还导致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出现断层现象。应对这样的危机，除了制定合理承载量，采取限量办法外，对游客应当进行适当引导、教育，要使他们了解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
其次，对于民族文化，旅游业必须补偿性地利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是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中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中要有意识、有组织地搞好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论是“博物馆”内，还是“博物馆”之外，对民族文化，应有专人研究、整理、培训、传授，使之不致失传。这决定了旅游业对民族文化生态必须尽到“反哺”的义务，要有必要的投入。只有适度的“反哺”，才能实现民族文化旅游的长久发展。
(二)尽快提高民族文化旅游水平。提高民族文化旅游水平，一是使开发利用的结构趋于平衡合理。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可以降低大众旅游热潮对于部分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冲击力。目前出现的冷热不均现象，除了交通、住宿等条件制约外，一些旅行社不了解、不推介或推介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二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深度开发，使民族文化旅游真正打文化牌，提高旅游品质，满足游客越来越高的旅游需求，并且实现开发利用效能的提高，增加旅游收入，实现政府、游客、旅游目的地群众的共赢。三是对于民族文化演出和旅游纪念商品两个市场，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对于纯粹的假民俗表演应当坚决取缔，并且重罚；对于一些有瑕疵的民俗表演，应当加以监管，促其改正。旅游纪念商品是满足游客审美需求的重要物质，其对于游客旅游满足感的重要性往往超过民族文化演出，需求量大于民族文化演出，影响力也高于民族文化演出，因此更应重视。
赵翼与扬州
莫友芝扬州访书
夏之蓉文学思想研究
扬州文库提要述评
刘师慎墓志铭所述其死因分析
《天义》对秋瑾案的反应
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
试论姚文田《广陵事略》
清末民国江都区仙女镇木业概况
我的私塾生活
乔莱出生年代辨误
清初界画家李寅考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校正
阮元与礼祀洲、礼东洲(世业洲)
《(雍正)扬州府志》之《风俗志》研究
瘦西湖的文化内涵(上)——瘦西湖文化研究之二
露筋祠传说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江都彰墅庙十王图壁画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关于弘扬扬州古琴文化的战略构想
《太平广记》所见唐代胡商:以扬州为中心
秦淮海“东园”何处?——兼与徐培均先生商榷
博学于文——刘宝楠《论语正义》论礼及习礼
古代扬州城市经济生活特殊形态考察——明清扬州夜市考析
张潮在扬州的刻书事业
汪舸生平考探
京师大学堂文学教习桂邦杰诗文辑论
吴仲坰和他的篆刻
一表英风怎能潜藏绣幕——读《游丝词》
焦循《曲考》初探
《扬州文库》收录稿钞本稀见文献举隅
“竟陵八友”与《文选》
瘦西湖的文化内涵(下)——瘦西湖文化研究之三
扬州诸氏盐商述略
吴邗沟故道与邵伯埭方位考
扬州大树巷小盘谷与两位园主人杨晟;86-94
从文化视角看瘦西湖的景观特色——瘦西湖文化研究之一
竹西谜艺,独步一时——扬州灯谜文化古今谈
高凤翰遗珍——南博孤本《春草堂诗订》述评
关于第三版《辞源》“钉鞵”一词引用书证的商榷
对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思考
阮元《山左金石志》的学术价值及影响
阮元关于子弟教育之家训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末宦官在扬州——《扬州文库》中的晚明宦官活动
阮元《定香亭笔谈》的版本与学术价值
李雯为摄政王多尔衮捉刀致史可法书考论
《儒林外史》笔记——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六十周年
生命的艺术感怀——扬州“二马”研究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