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01: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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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合同义务的内容即缔约双方共同尽力促成合同缔结成功的义务。“在契约缔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导致合同最终不能成立的情况。如发现新的伙伴、提出新的要求等,不断的修改协议会导致合同的缔结无限期的拖延,要求对方出让某些利益或使对方承担更多的债务等。若当事人一方无力或无意缔约的情况下,恶意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损害对方的利益并且该行为有证据证明的,这就违反了协力义务。
2、告知义务
即情报提供义务,其包括:不向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义务,这是告知义务最基本的解释。如不欺诈的义务,不作错误陈述的义务等。合同订立之前重要事项的告知义务。使用方法的告知义务,主要指产品制造人应在其产品上附使用说明书或向购买人告知使用方法。瑕疵告知义务。即对物品的缺陷和不安全因素有告知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合同,如保险合同、公司认股合同、广告推广式买卖合同等,其中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负责详细陈述各种与合同的有关的情况的正面义务。
3、保护义务
即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应当善尽必要的注意义务,相互促进,保护对方人身及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同时,不得滥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胁迫对方,对对方施加不当影响或利用对方和无经验或急迫需要,而取得不当利益。即近几年在我国法院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类似消费者在商场内行走或乘坐电梯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日渐增多。如果不在缔约过失责任中规定保护义务,而要用侵权责任的规定,就会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困难,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完善先合同义务的立法。
关键词：合同；附随义务；严格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273-01
一、合同附随义务的定义
德国学者认为，合同中并非只有给付义务组成，合同把当事人联系在一个法律关系中，这个法律关系以特别的方式使人负有对另一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予以照顾以及对其应当公平行事的义务，注意义务、保护义务等是其组成部分，而且这些义务产生于合同解释的过程中，并附随于诸如买卖合同中的交付货物、支付价金等主义务；日本学者则从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实现的关系来界定，认为附随义务是对于合同目的的达成并非不可或缺的给付义务；台湾学者史尚宽、王泽鉴从附随义务产生之源的角度考察，认为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依诚信原则于契约及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之外所附有的义务。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还应当从制度价值的角度去考察附随义务，对附随义务的解释应当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人身和财产利益，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
二、合同附随义务的特点
附随义务是指依合同关系发展情形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为保障债权人给付利益的实现之义务。它体现了如下特点：第一，附随义务不是合同约定中必然存在的义务，相反，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具有或然性的义务；第二，附随义务的产生直接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但是，其产生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法律理念和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第三，附随义务产生的目的旨在使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附随义务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趋势。附随义务理论的实行，使合同的效力从依附于既定的合同之内容，扩及于合同当事人之间事先不确定的权利义务的范围。
综上所述，附随义务实乃“债之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使债权能够圆满实现，或保护债权人其他法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债务人除给付义务外，尚应履行其他行为义务，其主要的有协力义务、通知义务、照顾义务、保护义务及忠实义务”，其意是把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与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统称为附随义务。
三、我国附随义务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确立附随义务理论，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这在民法理论界已形成共识，而且也是各国立法的必然趋势。我国也顺应世界立法的趋势，在《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做出了有关的规定。但是，其规定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对附随义务的认定也各不相同，这使得附随义务不能很好的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一）在合同法总则中对附随义务做原则性的规定附随义务虽然在合同的义务群中处于附随的地位，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有时甚至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附随义务在立法上的规定很少，与合同的给付义务相比，其法律效力极低，有时甚至没有法律效力。[3]所以，将附随义务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提高对于更好的保障当事人利益的全面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细化附随义务的内容。我国对附随义务的立法主要是原则性的规定，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缺乏详细的规定和标准，容易造成合同当事人对附随义务的忽略和误解，甚至有些恶意的义务人借此逃避其应承担的附随义务。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关系的变化会导致附随义务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立法上的原则性规定可以更好的与其相适应，但是这样笼统的规定不能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附随义务的产生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可以在分则中对附随义务做列举规定，在这方面我国已有一些规定了，但是还不够。在分则列举附随义务的同时，可以将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也规定出来。还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司法队伍素质应加强。附随义务并非自始确定，其是根据具体情形，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而判定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定债的关系中是否存在附随义务及其内容如何时，也应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制约。应进一步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和法律素养。在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加强程序法的作用，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程序法的规范、限制和保障。只有这样，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审理合同的附随义务时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公平、公正性。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先合同义务/缔约过失责任/效力过失责任
「 正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全面借鉴国外优秀立法成果，结合我国实践，在立法上将合同义务区分为合同义务和合同附随义务，并在此基础上全面重构了违反合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形态体系。由于作为附随义务之一的先合同义务在我国原合同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均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合同法理论对此研究不够，实务部门也十分缺乏处理这类案件的经验。本文试对先合同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责任形态作一探析，以作引玉之砖。
一
何谓先合同义务？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表述。
第一种观点认为，先合同义务指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合同成立之前所发生的由缔约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先合同义务指“契约生效前，契约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注：陈丽萍、黄川：《论先契约义务》，《中国法学》1997年第4期。）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存在以下一些不足：（1 ）先合同义务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义务？这里未作明确说明。我们知道先合同义务与合同义务是不同性质的义务。如果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生效对当事人产生的遵守合同条款的义务，那么，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都应当归属于合同附随义务范畴。因此，先合同义务是指缔约双方应遵守的附随义务。（2）将先合同义务的时间范围界定为“合同成立”，缩小了先合同义务发生的时间范围。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即产生效力，但对依法应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合同、附生效条件的合同、附生效期限的合同等，虽然合同成立并不马上产生效力，按第一种观点，这些合同成立至生效期间缔约双方的信赖义务就不属于先合同义务。显然，这在理论上是欠妥当的，也会导致这一阶段违反合同附随义务的责任形态无法确定，人为地割裂了合同法构建的责任形态体系的完整性。
第二种观点值得肯定的是：首先，它表明了先合同义务是一种附随义务；其次，在时间界点上，将“合同生效”作为先合同义务与合同义务的临界点，从而完整地涵盖了先合同义务的发生和存在范围。但该观点在逻辑上仍存在表达欠精当的缺陷。
笔者认为，先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生效前，缔约双方因缔结合同而依法应承担的彼此遵守信用的一种合同附随义务。这一概念表明：
1.先合同义务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义务，即在缔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的义务。其义务的主体是特定的。
2.先合同义务是一种合同附随义务，有别于合同义务。合同附随义务按时间点划分可分为先合同义务（生效前）、后合同义务（履行完毕后）和合同中义务（即生效后至履行完毕期间）。先合同义务即为合同生效前之附随义务。
3.先合同义务是一种法律义务，即是法律强制缔约双方承担的义务，而不是由合同双方自我约定的义务。因此，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而不是违反合同的行为。
4.先合同义务的内容是当事人间的信用关系，即遵守信用的义务。对于先合同义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学界尚未深入研究。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先合同义务就是缔约过失责任。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先合同义务导致的责任形态，其前提是对义务的违反，而违反则需以义务存在为先导，因此，将缔约过失责任与先合同义务等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事实上，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之间由于意图缔结合同而彼此向对方展示自己是有信用的，彼此也相应地信赖对方是守信用的人，这种信赖以付出自己信用为对价，正是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上，缔约双方才有可能建立特定合同关系。因此，我认为，先合同义务的义务内容就是当事人间的互守信用，背信行为即为违反该义务的行为。
5.先合同义务是缔约双方在缔约过程中应承担的信用义务。这说明先合同义务在时间范围上也是特定的。先合同义务始于何时？有无时间界点？学界尚未深入研讨。本不相干的双方由不相识到相识，由相识到相知、相熟，彼此的信用度也由弱趋强，但不管他们彼此对对方有多强的信赖感，只要他们停留在一般关系之内，没有打算也没有实际行动建立特定合同关系，任何一方由于信赖对方而付出代价造成损失的，均应由自己承担，理由是他违反了对自身保护应有的注意义务。（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 页。）所以，笔者认为，先合同义务的产生不是以当事人是否有彼此信赖感为条件，而应当以订立合同过程的发动为起始。具体而言，应以要约生效作为先合同义务产生的起点。这主要是因为要约以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才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才进入特定的信赖领域，双方当事人也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结合同的必要准备等实质性工作，对于违反先合同义务进行制裁才有实际意义。先合同义务终于何时？前面已提及，应以合同生效作为界点。当然，单就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而言，其发生、发展是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彼此影响的互动过程，本身不可能用一个时间点界定其产生、终结。但是，《合同法》设置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形态不是保护公民之间的一般信赖关系，而是保护特定缔约人间的信赖关系。因此，先合同义务的信赖关系，在时间范围上也是对应于始于缔约终于合同生效，在此期间违反先合同义务才承担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在此之外，违反信用原则，则可能导致的是承担另外的责任。
二
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有可能发生在两个时间段：一是要约生效始至合同成立止，通称为合同缔结过程中；二是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在合同缔结过程中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形态是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条件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主要责任形态。它是指缔约人在缔约过程中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除须存在违反前述先合同义务这一前提外，其构成条件还须包括：
1.缔约过程中存在过错。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因此，缔约过失责任不是无过错责任，而是过错责任。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过错的具体表现形式有：（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即缔约一方没有订立合同的诚意，假借订立合同与对方进行磋商，以获取不当利益和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2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业已存在的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进行隐瞒。例如，对权已被终止、法人已被注销、营业范围已被变更、拟交付的合同标的物已灭失等直接影响合同效力或履行的重要事实进行隐瞒。另一方面表现为故意向对方提供虚假情况，可以是无中生有进行捏造，也可以是以少报多等虚夸，这些情况足以使对方当事人作出违背其真实意志的意思表示，以实现一方欺诈性订立合同之目的。隐瞒重要事实和提供虚假情况，在实践中往往交织在一起，两者互相联系，都是欺诈的表现形式。（3 ）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里的“其他”，《合同法》没有列举，究竟包括哪些具体行为，应根据先合同义务的内容及《民法通则》“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进行把握。常见的有：1）缔约一方未尽必要的通知、协助义务， 而导致对方缔约成本增加而致财产损失；2 ）缔约一方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对方利益损失的；3）缔约一方未尽照顾、 保护义务而致对方当事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行为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43条也规定了先合同义务，即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对方当事人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的义务。缔约一方由于过错而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该项秘密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只不过这种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对方商业秘密的行为，可能是发生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也可能是发生在合同成立后甚至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如果泄露或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发生于缔约过程中，当然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由于过错而导致了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一方由于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由于对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而遭受了利益损失，是违反义务一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必要条件。如果缔约一方没有信赖利益损失，则谈不上责任成立。
信赖利益的损失包括哪些范围？学者们均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信赖利益就是指一方当事人信赖合同成立后因合同履行可能获得的利益，利益损失就是指这种可能获得的利益的损失，因而，其赔偿范围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为限。这种观点以日本、德国学者居多。也有的认为信赖利益是指缔约一方如无对方违反义务行为而所处的状态，其利益损失则以这种状态因对方违反义务而改变所造成的损失。这种观点以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王泽鉴先生为主。（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以下。 ）祖国大陆的学者对损失的界定以及损失计算的方法也是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注：参见李国光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以下。）我认为，王泽鉴先生所持观点应予肯定，理由是：缔约无过错方完全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与对方缔结合同的，在对方也是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缔约活动时，当事人期待利益是可预测的。而由于对方违反义务使得无过错方改变了缔约中应有状态，如支付额外成本、增加了风险、身体健康受损、秘密被泄露等，这些损失是由于对方过错使当事人缔约过程中所处状态变更而生。因此，没有对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存在时，缔约一方所处状态即为信赖利益之基础。因而，我认为，具体计算信赖利益损失时就应当根据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具体分析。例如，当一方当事人违反保护义务而致对方身体健康受损害时，身体健康受损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均应计算在内；当一方当事人违反保密义务而故意泄露秘密时，则秘密泄露造成的所有财产利益损失（包括间接损失）都是损失范围。当然，我国法律关于间接损失没有一套严格的计算、赔偿标准，违反先合同义务哪些间接损失应予赔偿、哪些不应赔偿尚需根据实践逐步摸索，总结出一套适应我国社会情况的标准。
3.缔约过错行为与利益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无过错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失是由于另一方过错行为所引起，过错行为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对于因果联系的性质，有不同理解。有的主张必须是必然因果关系；有的主张除必然因果关系之外，还可以是偶然因果关系。我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缔约过错行为与利益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是必然因果关系，也可以是偶然因果关系，还可以是相当因果关系（即以一般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有发生同种损害的可能性来认定因果关系）。如果不能确认因果关系的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也就不成立。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之“过失”发生于缔约之际，因缔约过失而导致相对人的损害，如果法律任凭其发生而置之不理，则必然招致人们对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怀疑。但是，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到底何在？认识并未统一，学说和判例上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四种：（注：参见李军：《寻求公平：缔约过失制度的开创与完善》，《现代法学》1998 年第3期。）
1.法律行为说。该观点的倡导者耶林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基础是当事人后来订立的契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的磋商行为本质上已构成了一种法律行为，尽管当事人意欲订立的契约后来可能并未成立，但其缔约之际的磋商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准备的法律关系”，此种关系具有“类似契约的性质”，而缔约过失责任不过就是违反此“默示的缔结责任契约”的结果。因此，缔约过失行为本质上应视为违反约定的“先契约义务”之违约行为。（注：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2.侵权行为说。该说认为缔约上的过失是一种侵权行为，它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法定一般义务，并且完全符合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条件，因缔约过失而生损害，应依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在《德国民法典》制定后10年内，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基础的流行观点就是侵权行为说。同时，法国有不少学者援引《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关于“任何人不仅对其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而且对因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规定，支持这一说法。
3.法律规定说。该说为布洛克所提倡，他认为缔约上的过失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独立的违法行为，而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则属违法责任中一种独立的类型。因为缔约上的过失行为所违反的义务对一切人具有普遍性意义，故不应视为当事人约定义务，而应视为法定一般义务。其内容中不仅包括关心、照顾、协助、保护他人财产免遭损害的义务，而且还包括违反此义务者即构成过失。德国最高法院曾以“法律行为说”确定缔约过失责任，但后来认为其理论根据不足，遂采取类推的办法，认为《德国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也包括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因缔约上的过失致人损害，应负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源于法律上的规定。
4.诚信原则说。该说认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缔约之际应从尊重对方出发，尽交易上必要的注意，履行缔约过程中的互相协助、照顾、保护等义务，以促使合同得以善意地成立、生效至得到履行，从而实现当事人的预期目的；如有违反，应负赔偿责任。
以上诸学说中，法律行为说混淆了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关系。所谓的“准备的法律关系”，纯属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其理论基础尚不能令人信服。“侵权行为说”虽然把缔约过失纳入侵权行为法简单明了，而且确实也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但正如王利明先生指出的那样：“一方面，缔约过失所侵害的对象是信赖利益，此种利益是否属于侵权法所保护的利益，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已具有缔约关系，基于此种关系，双方具有合理的信赖利益。”如果不存在缔约关系，则一方的过失行为致他方损害，不应按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按侵权责任处理。（注：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因此， 缔约过失行为与侵权行为还是有质的区别的。“法律规定说”的缺陷在于倘若遇到法律未有明确规定者，通常由学者对该情形应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解释，学理上解释的不同，容易造成法官对判决根据取舍的左右为难，以至于得出不同的结果。（注：参见李军：《寻求公平：缔约过失制度的开创与完善》，《现代法学》1998年第3期。）笔者认为， “诚信原则说”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良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注：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至此即可以认定，受害人因缔约过失而遭受损失就可直接依诚实信用原则得到赔偿，法官也可直接凭借内心蕴涵的衡平、正义等民法精神给予受害人以支持。前文已论及，当事人为缔约而进行磋商之际，已由一般的普通关系进入一种法律上的“特殊结合关系”（即信赖关系）。由于这种信赖关系比在一般关系中更为密切，因而任何一方不注意都容易给对方造成损失，法律就对其规定较高的注意义务。当事人停留于不作为状态并不足够，只有作为义务才算达到要求，即应负互相协助、互相照顾、互通情况、保护对方等项义务。（注：参见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3期。 ）而这些义务正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笔者认为，《合同法》第42条“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十分明确地揭示了缔约过失责任行为的本质，不是其他行为而正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就解决了原有法律未能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裁判依据。
（三）缔约过失的责任承担方式
根据《合同法》第42、43条以及《合同法》第3 章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同时结合《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此外还可以适用返还财产等方法。显然这些责任方式是法定的，不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应当与过错的大小相适应。信赖利益损失完全是由缔约过失一方造成的，过错方应全额赔偿；双方有过错的，则各自承担部分赔偿数额。
三
如前所述，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也可能发生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这一时间阶段。大多数人都认为，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这一阶段如果违反合同附随义务，致合同对方当事人利益损失，依法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但这里的责任形态是什么，学界却有不同理解。
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但我认为，所谓缔约过失之“缔约”应是指合同的订立过程，缔约过失之“过失”应是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过失。合同已成文，显然已经终结了订约过程。所以，合同成立之后至合同生效之前，一方当事人违背先合同义务致对方利益损害的行为，不属于缔约过错行为，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那么，在缔约过程中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过错发生但其效果延续至合同成立之后，是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例如，缔约时一方隐瞒重大事实与对方订立合同，但合同是经批准方可生效的合同，结果在审批时因发现合同违反规定未被批准。对此，有的同志认为既可以依缔约过失责任处理，也可以依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特殊责任处理。我认为，不管缔约过失的效果是产生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还是产生在合同成立后，甚至产生在合同的履行期间，只要该过失产生于缔约过程中，均应按缔约过失责任处理。因此，在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这一期间，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附随义务，肯定不应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还有人认为，这一阶段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应按违约责任处理。但我认为，违约责任以合同生效为前提，违反的是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此处所指合同虽已成立但尚未生效，适用违约责任没有基础；再则，这里违反的是先合同义务，即法定的合同附随义务，而不是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所以，对于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适用违约责任也是错误的。
既然不能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也不能适用违约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形态只能是一种特殊的责任形态。考虑其过错发生于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笔者称其为效力过失责任。
所谓效力过失责任乃指合同成立后至合同生效前一方当事人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使对方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形态与缔约过失责任同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成立条件均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均要造成一方信赖利益损失且有因果关系。此外，它还有自身的特殊性：
1.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必须是发生于合同成立至生效期间。前文已论及，先合同义务始于要约生效止于合同生效。合同成立即生效是普遍现象，合同成立不生效是特殊现象。效力过失责任即为在这一特殊现象中平衡双方利益而创设，因而，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过错行为就只能发生在合同成立至生效这一期间（或过程）。这一点也是效力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最重要的区别。
2.效力过失责任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样态有其特殊性。依《合同法》规定，合同成立不立即生效的情况有：（1）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的合同；（2 ）当事人约定附生效条件而条件尚未成就的合同；（3 ）当事人约定附生效期限而期限未届至的合同。这些合同成立后，待其生效须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这一期间双方当事人虽然尚不受合同约定内容之拘束，但合同既然已成立，当事人之间也就不同于缔约过程中的关系。就信赖关系而言，双方已是特定或定型了的合同双方，负有更高的诚实信用义务。合同成立后，往往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作充分准备，一方违背这一义务，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较之合同未成立时更大的损失。这一期间，违背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表现通常有：（1）恶意阻止合同生效，如不报批准、不办理登记手续；（2）过失导致合同无法生效，即基于重大过失使合同生效条件丧失；（3 ）违背协助、告知、保护、保密等义务，致对方利益受到损失；（4 ）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如恶意促使或阻止条件成就等。
效力过失责任的责任承担也是以损害赔偿、返还财产为主要方式。
四
在理解、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效力过失责任时，有几个概念应当注意严格区分。
缔约过失责任与效力过失责任。这两者同属于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在合同责任体系中，缔约过失责任与效力过失责任是衔接关系，（注：合同责任体系包括缔约过失责任、效力过失责任、违约责任、违反后合同义务责任等。）责任构成要件基本相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过错发生的阶段不同。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缔约过程中，效力过失责任发生于合同成立至生效这一特殊过程中。大多数合同成立之时也就是合同生效之时，因而缔约过失责任可以适用绝大多数合同缔约过程，而效力过失责任则只是少数合同中的特殊责任形态。
后合同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当包括:
1、 合同履行已经终止。
2、 一方当事人没有依法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后合同义务。
3、 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
4、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应当存在因果关系。
5、违反后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主观上存在过错。对违反后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是否主观上存在过错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由其证明其没有过错,否则其主观上存在过错。
《合同法》虽规定了后合同义务,但对违反后合同义务的民事法律后果,却未做出具体的规定。按照学术界通说的观点,违反后合同义务仍然应当按照违约责任处理。
《合同法》第九十二条列举了通知、协助、保密三种后合同义务内容,但是后合同义务的完整内容不仅仅以这三种为限。通常,后合同义务的内容还应当包括注意义务、说明义务、照顾义务、忠实义务和减损义务等等。后合同义务的应当内容根据交易习惯确定,合同的具体内容不同,相应的后合同义务也不会相同。
1、通知义务。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合同终止后,一方当事人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例如: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卖家应将房屋的有关重要事项及时告知买家等。
2、协助义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应当帮助、配合对方当事人处理合同终止后的善后事宜。例如,房地产买卖合同双方不仅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需要互相协助对方,在房屋产权过户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也需要协助另一方当事人办理后续事宜;在一般的消费品买卖合同终止后,销售者还负有售后服务义务;供应的机械设备运行中出现技术问题,供货方应当给予买方技术支持、协助排除故障等。
3、保密义务。保密义务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合同终止后,合法接触、掌握、使用国家秘密的合同当事人,对于保密期内的国家秘密,无权向第三者泄漏。其次,合同终止后,当事人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再次,除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保密的特定事项,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不得泄漏。例如:劳动合同解除后,一方到另一与原单位业务相竞争的单位工作,不得擅自利用原单位的技术秘密;技术开发合同终止后,工程技术人员负有不得泄露公司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秘密等。
【关键词】后合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后合同责任
广义的合同责任应包括实际违约责任、预期违约责任、合同无效责任、缔约过错责任（ 或称为先契约责任） 和后合同责任（或称为后契约责任）。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该法虽然没有相应规定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责任条款， 但规定义务就意味着责任， 后合同义务的不履行， 就必然发生后合同责任。
一、后合同义务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一）后合同义务的概念
后合同义务属于合同附随义务的一种。按照传统的合同法理论，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之后， 合同即告消灭， 当事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 按照现代合同法的观念，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之后， 因为过去合同关系的存在和原合同履行中的特点， 当事人之间并不因此就毫无关系。由于原合同中的某些义务具有延续性， 仍将合同终止后的当事人连接在一起， 当事人之间仍负有为或不为的义务。如果一方当事人不顾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滥用权利， 就可能对另一方造成损害。[1]依照诚实信用原则， 只有将附随义务履行完毕， 债权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才能免受侵害， 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才真正消灭。这就是合同后契约阶段的附随义务， 称为后合同义务， 又称后契约义务[2]。
（二）后合同义务的理论基础
后合同义务的理论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 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重现。根据传统合同法理论， 无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无合同义务， 合同关系终止也就导致合同义务的终止。即“无合同，即无义务；无义务，即无责任”。随着民法上作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领域地位的确立， 导致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也从契约履行领域扩展到契约成立前的领域， 乃至契约终止后的领域， 从而使得前契约义务和后契约义务在立法上得以确立。后契约义务和前契约义务一样， 一般情况下不是基于契约的约定而是基于合同法的强制性规定产生的， 故它通常不是合同上的义务， 而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
二、后合同义务的类型
（一）通知义务
它指当事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应当将合同终止的有关事宜告诉对方当事人。比如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 当条件成就时， 一方主张解除合同， 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而致合同不能履行， 需要解除合同时， 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当事人主张抵销的， 应当通知对方。
（二）协作义务
是指当事人有帮助、配合对方当事人处理合同终了善后事宜的义务。比如非继续性合同解除后， 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溯及既往地消失， 需要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 当事人应协助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合伙合同终止后， 当事人间相互协商合伙财产的分割；销售商应对买受人介绍所销售物的使用、保养等方面的知识。
（三）保密义务
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终止后， 对于了解到的对方当事人的秘密， 不准向外泄露。比如雇佣合同终止后， 受雇人应当对雇主的商业秘密等情况负保密义务；技术许可合同终止后， 被许可方不得泄露技术秘密；保密义务还包括当事人自己在合同终止后不得使用该技术秘密。
（四）不得同业竞争义务
竞业禁止是指负有特定义务的工作人员在任职期间或者离职后一定期间内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其所任职的企业同类的营业。这种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于《公司法》之中。如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其所任职的公司同类的营业。”作为后合同义务的主要内容的竞业禁止， 它也是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 因而它是基于雇主对雇员绝对信任的要求， 也是基于雇主对自身利益高度保护的要求， 是一种对推定损害事先防范的制度。
（五）照顾义务
即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为其创造必要条件的义务。如技术转让合同终止后转让方应为受让方提供技术指导及很好利用该项技术的有利条件，使受让方尽快地全面掌握该项技术而获得相应利益。
此外，还有保护义务以及我国《合同法》第412条、第413条规定的处理善后事务的义务等。[2]
三、后合同责任
（一）后合同责任的含义
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后契约阶段的附随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的补偿损失的责任。这就是后合同责任，也叫后契约责任[3]。后合同义务不履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害， 是产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因之一。例如当事人将标的物送到指定的交付地点， 但是没有及时通知对方接收， 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债务人已经交付，致使合同的标的物受损， 这种损失就应当由没有履行附随的通知义务的债务人承担[4]。
（二）后合同责任的构成
按照合同责任构成的共同要件， 结合后合同责任的特点， 后合同责任由损害事实、违反义务的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等要件构成。
第一， 损害事实。后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 首先必须具备损害事实的要件， 只有违背后合同义务的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的损害事实， 才能构成损害赔偿责任。后合同损害赔偿责任的损害事实， 应当是财产的损害事实， 包括财产的现实减少和财产利益的丧失。
第二， 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后合同义务是法定的义务， 这是《合同法》第92条规定的内容。当然， 附随义务也可以约定， 当事人在合同中可以约定在合同履行终结后， 双方当事人还要履行某种附随义务。这种约定的附随义务， 也是后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不履行， 就是对上述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当事人没有履行， 或者不适当履行； 法定的通知、协助、保密义务没有履行或者没有适当履行。这些都是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
第三， 因果关系。在后合同责任中， 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只有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是造成损害事实的原因、损害事实是违反该后合同义务的行为造成的结果时， 才能构成后合同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 主观过错。构成后契约损害赔偿责任， 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主观过错的确定上， 应当实行过错推定。没有过错就没有赔偿责任； 违反后合同义务的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 则推定有过错， 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四、后合同责任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它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区别。首先，从时间上看，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前契约阶段，而后合同责任产生于后契约阶段。（下转第107页）
（上接第105页） 其次，赔偿的损失不一样，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信赖利益损失，是一种信赖利益的赔偿问题；而后合同责任是合同终止之后当事人违反后合同义务产生的责任，并非信赖利益的赔偿，而应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
（二）它与违约责任的区别。首先，二者产生的时间不一致，前者是在合同效力终止之后，在不存在有效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发生的；后者则是产生于合同有效期间，以生效的合同为前提。其次，二者产生的基础不一样，当事人承担后合同责任是对后合同义务的违反，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则是对合同给付义务的违反。第三，二者的责任形式也有很大不同，违约责任形式有多种，并且当事人可以约定责任形式和损失赔偿数额或损失计算方法，而后合同责任不存在当事人约定，其责任形式主要指赔偿损失。故此，也不应将两种责任等同。
（三）它与侵权责任的区别。虽然后合同责任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责任，似乎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相同，但后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也很明显。首先，后合同责任产生在具有信任关系的特定当事人之间，双方当事人基于刚刚终止的合同，相互间仍存在某种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后合同责任存在的前提；而侵权责任人之间不须有信任关系，侵权责任不以债权人与债务人有信任关系为要件，且大多数也不存在信任关系。其次，后合同责任要求当事人之间对对方的照顾、保护等注意义务比侵权责任人之间的注意义务要强得多，后合同责任人之间相互尽注意义务的程度要求高，它要求做到一个善良人应有的注意，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注意义务；而侵权责任人之间注意程度要求低，不需要有特别的注意义务，也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注意义务。再次，它们的责任形式不同，后合同责任主要是损害赔偿，还可以是继续履行，义务人不履行后合同义务时，可强制义务人履行；侵权责任形式有多种，但不存在继续履行的责任形式。所以，后合同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
五、后合同责任的独立性质
（一）后合同责任是不同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5]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都难以周全地涵盖合同终了时的过失，难以给受害人以公平合理的救济，而缔约过失责任亦不能解决该问题。因此，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建立起后合同责任制度来对合同终了阶段的关系予以规制。现代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顺应实践的需要而建立起这一法律制度。后合同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它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其他债务不履行责任共同构成民事责任体系。
（二）由于后合同责任的成立，便在责任者与权利者之间形成一种债的关系。因此，后合同责任也是一种独立的发生债的根据。它是一种法律直接规定的债，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权行为、合同、缔约过失共同构成债的体系。后合同过失请求权也是一项独立的债的请求权，受害人可以直接依据后合同过失请求有过失的一方承担责任。
六、后合同责任的方式
凡符合后合同责任构成要件的， 就应当承担后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的方式， 与一般的损害赔偿责任基本相同， 主要的是损害赔偿， 其次是继续履行。
（一）损害赔偿。后契约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赔偿内容， 就是财产损害赔偿。凡是造成财产损害的实际损失， 都应当予以赔偿。
（二）继续履行。在约定的后契约义务不履行时， 还可适用继续履行的责任方式。对于约定的后契约附随义务， 当事人没有履行的， 如约定保修、退还等后契约附随义务不履行的，可以责令义务人继续履行。
总之，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后合同义务， 当事人仍然必须切实履行。如果当事人没有履行， 或者不适当履行，给对方造成财产损害的， 应当承担后合同损害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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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是指合同当事人所承担合同义务的来源不仅限于当事人意思表示合致，而且还来源于其他方面，如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的强行性规定、法官解释等。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表现为以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合同义务群的形成。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是现代合同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对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合同法的研究多关注合同权利及其实现机制，对合同义务来源进行专门研究的却为数不多。作者不揣浅陋拟对该现象作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期请多多指教。
一、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形成过程
合同义务是合同法乃至债法的核心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 “合同法是义务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是关于人们因其所涉及的关系和交易而对他人应承担义务的法律。” 义务的来源有若干种，可以根据不同的方法进行分类，“例如，可以根据义务产生所基于的社会关系将其分类，由此，将它们分为个人对家庭成员所承担的义务、邻居之间的义务、基于雇佣关系所引起的义务等等。但是在法律传统上，将义务区分为自我设定的义务和外部施加的义务己成为基本分类。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合同法属于规定自我设定义务的法律的一部分。” [1]（P1-2）显然，合同法是规定自我设定义务的法律，合同义务起源于合同当事人自愿接受拘束的意思表示，当事人意志是合同义务的最重要的来源。但是通过对合同法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作为合同义务的来源在整个合同法的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始终处于支配性的地位。
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这决定了在古代合同法中缔约当事人的意志不能成为合同义务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古代合同法注重习惯和身份。“在古代社会中，合同所起到的作用很小，因为，义务通常被认为源于习惯和身份，而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2]（P2）其次，古罗马的法律行为，“注重形式而轻意思表示。当事人要使契约有效，订约是必须履行一定的方式，也就是用法律规定的语言，作规定的动作，否则即使双方完全合意，其协议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最初的罗马只有要式契约。契约中最早采用的是‘铜块和称式’（per aes et libram），也就是‘要式买卖’和‘要式现金借贷’前者用于移转物的所有权，后者用于借贷。其次为口头契约（contractus verbis）由债务人以一定的语言向债权人承担约定的义务。如‘解放宣誓’（jus jurandum）‘嫁妆宣许’（dictio dotis）和‘要式口约’（stipulatio）”。其中“要式口约”适用范围最为广泛，逐渐取代后者。但“要式口约”必须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每多不便，于是出现了文书契约（contratus lifteris）。以上契约，均重在缔约的形式。[3]（P706） 可以说，在古代合同法时期，合同的义务不是来源于缔约人意志，而是来源于合同的形式，当事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接受约束，而是受到形式的约束。
到了18、19 世纪，合同法进入古典合同法时期（即近代合同法时期）。之所以称之为古典合同法是因为，“虽然很多英国合同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现代法律的基本原则大部分在18和19世纪才得到发展和阐释。这些基本原则，或许更多的是法院对合同问题的普遍处理方法，可以确切地被认为是合同法的传统或古典理论。 [4]（P7）”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受到当时自由经济、自由主义哲学和自然法影响，在合同法中极力推崇缔约人意志的地位，契约自由原则得到完全确立。在这一时期，当事人根据个人自由意志订立的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既便是国家意志也不能随便干预。自然地，基于身份社会的 “合同”和代表着国家干预的合同形式主义原则也趋于衰落，合同当事人意志成为合同义务的最主要的来源。
古典合同法是建立在一系列虚幻的假设基础之上，如完全的抽象人格、经济的完全自由主义等基础之上，决定了古典合同法的一系列原则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古典合同法的许多原则和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为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对近代合同法作了诸多的改进，合同法进入了现代阶段。这时，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纷纷向契约自由发动了进攻，反映在合同义务的来源上，造成了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正如有学者言：现行合同法以主给付义务为规范对象，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由远而近，逐渐发生从给付义务，以及辅助实现给付利益及维护对方人身和财产上利益为目的的附随义务，组成了义务体系。现代合同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合同关系上义务群的发展。[5]（P75） 《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6]（P49） 可见，现代合同法中合同义务的来源已经不再局限于缔约人的意志，而是呈现出以诚实信用、法律的规定等为补充来源的多元化态势。
二、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根据两大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和立法实践，现代合同法形成了以缔约人约定，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的规定等为基础产生的合同义务群。合同义务群是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三大类。
（一） 给付义务
特定给付是合同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具有双重含义，在不同的合同关系中，有时指给付行为，有时指给付效果。给付义务可以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所谓主给付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有的、必备的，并能决定合同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方承担的交付其物并转移所有权义务、买受方承担的支付价款义务均是主给付义务；所谓从给付义务，是指主给付义务以外的，不决定合同类型，但债权人可以独立诉请履行，旨在使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义务，如出售名狗应该同时交付该狗的血统证明。从给付义务可以基于法律明文规定、当事人约定产生，也可以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或者补充契约的解释而产生。
给付义务还可以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分为原给付义务和次给付义务。原给付义务，又称为第一次给付义务，是指合同中原定的履行义务，如根据房屋租赁合同交付房屋或支付租金的义务。次给付义务，又称为第二次给付义务，是指在原给付义务与履行过程中因特殊事由演变而生的义务，主要情形有二：一是因原给付义务给付不能、给付迟延、不完全给付而生之义务，此种损害赔偿义务有替代原给付义务者（如给付不能，第二二六条），亦有与原给付义务并存者（如给付不能，第二三一条）；二是契约解除后所生恢复原状义务（参阅第二五九条）。以目前通说，次给付义务亦系根基于原来债之关系，债之关系的内容虽因之而改变或扩张，但其同一性仍维持不变。[7]（P83）
（二）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Nebenpflicht）是大陆法系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有关义务的一个相当重要理论。附随义务是德国学者在探讨合同给付义务及其履行时首先提出的，它是合同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应当承担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由于此种义务是附随于主给付义务的，因此，称为附随义务。附随义务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为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的附随义务和为维护相对人人身及财产利益的附随义务。前者主要体现为通知、照顾、忠实、协助、说明、不为禁止营业的义务；后者主要表现为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和加害给付。相应地，附随义务也就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促进主给付义务的实现，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辅助功能）；维护他方当事人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保护功能）。
我国对这几种义务均有规定。《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是为实现债权人给付利益的附随义务的规定。《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是对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另外，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实际上是肯定了先合同义务。因此，可以说，我国合同法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附随义务体系。
（三）不真正义务
所谓不真正义务是指在合同关系中非违约方的损害减损义务。“债之关系，除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外，尚有所谓的Obliegenheiten（暂译为不真正义务，亦有称为间接义务）。Obliegenheiten为一种强度较弱的义务（Pflichte geringerer Intensitat），其主要特征在于相对人通常不得请求履行，而其违反并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仅使负担此项义务者遭受权力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而已。” [8]（P47）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亦规定了不真正义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不真正义务与合同约定义务是有区别的：其一，不真正义务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它是一种法定的义务，而合同约定的义务则由当事人双方事先约定而产生；其二，不真正义务也是一种隐藏性义务，当不具备损失、瑕疵等条件时，该义务可能不会发生，而合同约定的义务只要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就必然发生；其三，不真正义务是违约情况发生时非违约一方的义务，而合同约定义务都是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故此也称其为不真正义务；其四，不真正义务不会产生履行请求权，而只产生请求损害赔偿的后果。法律上设置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尽量减少由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实现合同公平和公正的目标；平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尽量避免社会财富不必要损失和浪费，保障社会财富不断积累。[9]（P46）
三、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理论基础
研究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研究非约定义务产生的理论基础，因为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大量非约定义务的产生。有学者认为确定非?定义务的依据在于合同性质的要求、合同关系中的国家干预性、社会道德观念的法律化、市场交易关系的渐变以及不断满易双方利益要求的效果。[10]（p42-43）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指出了合同义务来源的具体根据，并没有回答非约定义务或者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作为现代合同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实际上是为克服近代合同法中契约自由的虚幻性和契约正义的形式性，真正的契约自由和实质正义而出现的。无论合同法以何种形式规定非约定义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民法中的实质正义理念，其根本理论基础则是现代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本是道德原则，后成为伦理性法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民事活动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以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诚信原则还要求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11]（P165） 20世纪以来，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合同法中至高无上的帝王条款。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明确宣称：“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由于诚信原则的确立，不仅打破了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为中心的封闭合同体系，同时“带动了其他如‘情势不变条款’、‘交易基础消灭’和‘权利滥用’等一系列新的一般条款的确定，从而以一般条款作为一个整体，把利益衡量原则带入了私法的理论和（更重要的）实践当中，对立法、法律解释和司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2]（P24-25） 我国合同法第6条也规定的“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
首先，给付义务向非约定义务扩张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根据的。给付义务向非约定义务扩张，主要表现为给付义务（主要是从给付义务）开始由源于合同当事人约定，趋向源于法律规定或者法官的诚信解释。合同解释包括对争议条款的解释和对未规定条款的补充解释。在合同解释过程中，特别是对合同进行补充解释时，实际上就是用法官裁判的方法肯定了缔约人也许并不存在的意思，从而，通过法官解释的途径实现了合同义务的扩张。我国合同法第125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诚实信用是法官进行解释的理论基础之一。
其次，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附随义务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主要是人身和财产利益，当事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应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伴随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兴起以及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合同相对性原则被突破，合同义务也打破了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范围，附随义务随即产生，其功能在于使当事人的权益获得完美实现，以体现法律公平正义之终极目的。在当今学界，关于附随义务的理论根据是诚实信用原则并无争议。我国现行合同法第42、 43、60、92条更是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是附随义务的理论根据。
再次，不真正合同义务的理论根据也是诚实信用原则。不真正义务实际上指的是合同关系中非违约方的损害减损义务。在合同关系中，如果一方违约造成另一方损失，非违约方面对损失扩大而坐视不管，待以后向违约方请求损害赔偿，这显然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更是一种滥用自己权利的非诚实信用行为。所以，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非违约方的不真正义务，违反该义务，就其扩大的损失丧失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可见，不真正义务的理论基础也是诚实信用原则。
四、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对合同法的影响
（一）契约自由更加真实
有观点认为，契约自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契约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契约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契约神圣和契约相对性。[13]（P37）根据这种观点，只有缔约人在充分、自由协商基础上缔结的合同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产生具有类似于法律的效力。这种理想状态当然值得向往，因为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和对个人人格的尊重。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建立在理想的自由经济理论、自由主义哲学、自然法学基础上的古典合同法契约自由原则带有许多虚幻色彩。近代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体系建立在两个基本判断基础上：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而所有这些经济实体，实力大致相当。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互换性，民事主体在市场交易中，位置频繁互换，在这个交换中作为出卖人和相对人发生交换关系，在另一个交易中则作为买受人与相对人建立交易关系。[14]（P5） 既然民事主体建立在平等性和互换性基础上，不会导致不平等的结果，国家自然就可以对其活动采取放任态度，让他们根据自由意志进行交易，并肯定缔结的契约的法律效力，这就形成了古典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但是，这种契约自由原则所实现的只能是形式正义。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完全的平等性和互换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特别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政治稳定、经济平稳发展的自由资本主义理想状态被政治动荡和经济急剧变化所取代，平等性和互换性的基本前提荡然无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坚持古典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结果只能是导致不正义的结果。所以，现代合同法对古典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进行了一系列修正，用诚实信用原则匡正扭曲了的契约自由原则，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就是这一修正的表现。
那么，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是否侵蚀了契约自由原则？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使契约自由变得更加真实。正如前文所述，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主要反映为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的产生，而这些义务主要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官的诚信解释产生，这表面上似乎压缩了缔约人意思自治的空间。实则不然，附随义务中的先合同义务、合同履行中的协助义务、后合同义务的目的，无不以缔约人真实意志的实现为最终归宿。先合同义务是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为保护缔约人的信赖利益而产生，意在防范心怀不轨、恶意订立合同的缔约人，；合同法规定履行过程中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保证了缔约人在自由意志基础上订立的合同得到履行，缔约人的期待利益得到实现，实际上也反映了契约自由原则的要求；后合同义务中，根据交易习惯产生的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也是为了巩固缔约人在合同中获得的成果。不真正义务实际上也是从消极的方面保障缔约人期待利益的实现。另外，尽管合同义务来源已经多样化，但是，从总体上说合同义务主要还是约定义务，法定或依诚信原则产生的义务通常在合同约定内容不明确或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产生，主要起补充的作用。因为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当事人的约定不违反强行法和公共道德，这种约定就是有效的，且具有优先于法律规定的效力。[15]（P372） 可见，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保证了契约自由的充分实现，而不是侵蚀了合同法的存在基础—契约自由。
（二）合同法上责任体系更加丰富
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化的合同义务群。根据民法理论，义务是产生责任的前提，义务的性质决定责任的性质，研究义务之根本目的在于确定责任。正所谓：“债务之本质在于责任，亦即债务系为责任所包含，债务为肉，责任为皮，去之皮，肉不存，是故，在债权法之认定下，有债务必有责任，无责任之债务，系一种空洞之概念，失其法律上之价值。”[16]（P234） 因此，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间接结果就是更加丰富了合同法的责任体系。
关于合同责任的界定问题，学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崔建远教授认为：“合同责任就是违约责任，它是指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由于缔约过失责任成立时不存在合同关系，所以，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违约责任，都不包括违反先合同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17]（P7）王利明教授认为：“如果将合向责任定义为合同上的责任，而不是仅指违反合同义务所产生的责任，那么，合同责任就是一个比违约责任更为广泛的概念，它除了包括违约的责任以外，还包括如下几种合同上的责任：变更、解除合同所产生的责任；保证责任；非违约方未尽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义务所应负的责任。”[18]（P28-30） 作者认为，上述论断无疑都具有其道理，但是在现代合同法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背景下，合同法上的责任体系也应该予以整合：应该根据合同义务的种类来确定合同法上的责任。根据合同义务分为约定义务和非约定义务的分类，可以将合同法上的责任作为最高层次的概念，下一级设违反约定义务的责任和违反非约定义务的责任。违反约定义务的责任（合同上的责任）下设各种由于违反有效合同的责任，包括变更、解除合同所产生的责任、保证责任、非违约方未尽到防止或减轻损害的义务所应负的责任等。违反非约定义务的责任下设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缔约过失责任、违反保护义务的责任、违反后合同义务的后合同责任等。总之，在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背景下，合同法上的责任随之多样化，在承认对于这些多样化责任应该予以整合的同时，合同法上责任体系更加丰富确是不争的事实。
（三）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界限变得模糊
根据古典合同法理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产生的依据不同，违约责任产生根据是缔约人约定的权利义务，侵权责任产生根据是法定的权利义务，但是，现代合同法中这一论断已经不再精确了。首先，随着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趋向的出现，一些特殊的侵权行为如产品责任、医疗事故、专家责任等的发展，合同关系出现了大量非约定义务，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发生竞合的现象大量涌现，已经很难确定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界限了。其次，附随义务中的一些义务种类，很难区分其究竟属于给付义务或侵权法上的义务，如附随义务中的保护义务（Schutzpflicht），论其性质相当于侵权行为法上的社会安全义务（Verkehrssiche-rungspflicht Verkehrspflicht），与给付义务的关系较远。[19]（P40）这就造成了违反保护义务的违约责任已经不再是纯正的违约责任，而是极类似于侵权责任。
显然，随着合同义务来源多元化的发展，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再像近代民法中那样泾渭分明。正如《二十世纪契约法》中所言：“契约关系似乎已经开始向外延伸到与侵权法上的一般关系（不特定的人对特定义务的违反，而在契约关系中则表现为特定的人对不仅以合同为基础的义务的违反）难以截然区分的程度，从而使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之间的壁垒行将解体，并使19世纪精心构筑起来的完整而封闭的契约法体系摇摇欲坠。有人说，契约法不是正在走向死亡，就是将被吞噬在侵权法古老而常新的范畴中去。”[20]（P1） 这种说法固然有点危言耸听，但确实反映了现代合同法中随着合同义务来源的多元化，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界限愈发模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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