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6 15: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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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脉，顾名思义，即人际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现代汉语词典》对人脉的解释为：“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有的学者根据人脉的来源或形成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从哪里获得，将人脉分为六类：血缘人脉、地缘人脉、学缘人脉、事缘人脉、客缘人脉、随缘人脉等。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根据人际关系在满足人们需求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把人际关系简单地分为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情感方面（如关爱、温暖、安全感和归属感等）的需求；而工具性关系主要满足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是个人因某种需要或目的与不很关联的他人所建立的某种时效性关系。无论是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它们都是个人正常、健康、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另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的类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权力依附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权力网”；利益相关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专业网”；情感交融型的人际关系，有人可以据此结成“人缘网”。前两种人际关系主要受理性逻辑支配，维系这两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披着情感“外衣”的权谋和利益；最后一种人际关系主要受“情绪逻辑”支配，维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人格认同。
二、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认知的问卷调查
（一）问卷设计与调查
基于上述人际关系类型，结合大学生实际生活、学习等情况，我们设计了与大学生相关的21种人际关系调查问卷，试图通过调查得出现代大学生心目中应该重视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考虑到当今社会中所谓的“拼爹”观念盛行，我们在问卷中先预设了三个关于“拼爹”的问题，用以考察大学生对该问题的相关态度。经过前测和优化，人脉关系被调整为23种，每个问题设计了6个选项：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说不清。最后收集了答卷大学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包括：性别、来源地、年级、是否做过班干部、是否独生子女。根据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驻新乡五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总体。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结合各自院校的特色选定了各具代表性的共40个专业，然后从每个专业中任意选择一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平均每个专业分配25份问卷，要求按照男女生比例来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63份。
（二）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对预设问题的调查结果解读
问题一：有人认为现在是个“拼爹时代”，你认为？该问题的设置是为了考察大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从结果来看，认可（36．8％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正确”和“正确”）明显高于否定（21．5％的学生选择了“不正确”和“很不正确”）的认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高达41．6％的学生选择了“说不清”。问题二：“拼爹时代”中的“爹”你认为是（可多选）。对于“拼爹时代”所谓的“爹”，“用得上的关系户”认可度（36．7％）最高，然后是多选“有钱人、有权人、用得上的关系户”（26．4％）。或许大家觉得“有钱人”、“有权人”可以是“用得上的关系户”，但后者不一定都是前者，只要对自己有用，就应该受到重视。问题三：与我无关，主要还得靠自己。该选项意在考察学生对将来步入社会工作与生活时的一种态度取向。结果显示，作为相对高素质的大学生，被调查学生在靠自己发展方面的肯定性取向上占有绝对大的比例（68．2％）。说明关系固然重要，但也不是人人都有关系，或者即使有关系也不一定能用上，真正有用的还是自己。同时四分之一强（25．9％）的学生选择“说不清”，说明大家对当前个人决定自己前途的能量方面不再充分自信，处于矛盾之中。
2．对各种人际关系重要性调查结果的分析
我们将问卷中的问题按照“重要”与“非常重要”选项选择结果合并解释为“相对重要”，然后合并“不重要”与“最不重要”选项解释为“相对不重要”。通过对比发现，排列前6位的人脉关系竟然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大学生心目中这些人脉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与相对不重要性是非常稳定的。后面的人脉关系相对有些错位，但相差也不是非常明显，基本上都在相邻或隔一个位置的顺序上出现，说明大学生对这些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有细微的分歧，但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因此，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尝试着将大学生心目中的人脉关系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家人”、“同学中的交心朋友”、“舍友”、“有知识的亲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上大学前的同学”6种人脉，认为相对重要的超过了六成人数。与预料一致，家人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不管是在哪个领域，说明最直接的血亲浓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无以替代。各选项中，“说不清”1人，“很不重要”3人，“不重要”8人，“一般”64人，这相对于153人的“重要”和734人的“非常重要”显然不成比例。选择前者的学生更多的可能是出于对自我顽强奋斗非常看重，或者有些个人的原因在里面。“交心朋友”位居“家人”之后占第二位，证明了学生对于这种纯粹友情的珍视和对这种关系之于自己重要性的高度认可。“舍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除了家人，还会有谁能够和自己同屋共眠3～5年？所以这种感情是永远难以割舍掉的。可能因为调查对象是大学生的缘故，大家对“有知识的亲戚”的信赖程度之高有些出乎预料，彰显了学生对知识重要性的认可与依赖。尽管当前社会现实日益证明“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不靠谱，但相对于当前日益异化的社会来说，知识的力量永远是正作用。金钱和权力只能给予你一时的帮助，而有知识的人对一个人的指导、示范或塑造作用影响的是人的一生。“共同爱好”是大学生走到一起寻找快乐的最直接的因素。一起运动、郊游、看球赛、打游戏、去图书馆等等，这些爱好为彼此之间的大学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很多值得回忆的精彩瞬间。此类朋友的重要性也得到多数学生的认可。作为曾经在一个“战壕”内艰苦奋战的“战友”，53．2％的学生依然惦记自己原来的同学，认为比较重要。这里面其实包括了发小（问卷后面的列举中很多人列出）、小学、初高中同学。这份感情的确值得珍视。第二大类以相对重要性比例在半数（班主任或班级导师为49．6％，这里视作半数）及以上、六成以下为标准，包括“专业课老师”、“有权的亲戚”、“上大学前的老师”、“恋人的家属”、“班主任或班级导师”5种人脉。作为专业课老师，我们在看到结果之前真不知道自己会在学生心目中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真的有些不安。当前社会外在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强，能坐冷板凳的人实在太少了。结果还算令人欣慰，近六成（59．3％）学生认为“专业课教师”相对重要，一来说明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很看重，二来也说明学生比较认可专业课教师的授课等相关能力水平。鉴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权贵思想的根深蒂固，“有权的亲戚”得到大学生的重视绝对无可厚非。
众多的“萝卜招聘”现象无不强烈昭示着现代社会依然是有权人的天下。上大学前的学习生涯在中国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历程，学生们由几乎一无所知经过老师们的不断灌输，掌握了考上大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很多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恋人家属”选项是前测结束后增加的，数据（51．1％）显示其重要性深得大学生的认可。现在高校中的“班主任或班级导师”，通常由专业课老师担任，主要负责学生们专业学习方面的事情，基本上是个虚职，没有什么实质性利益。但这样往往容易使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更畅快和有效率，很多老师还是非常负责地去履行自己的导师职责的。所以调查结果（49．6％）显示该角色的认可度比较好。第三大类以30％～50％的重要性比例为标准，包括了“辅导员”、“有钱的亲戚”、“邻里”、“老乡校友”、“院系领导”、“大学其他同学”、“院系干部中的朋友”7种人脉。“辅导员”的角色在当前的高校当中日益重要和奇特，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和辅导员相联系，甚至学习也受其很大的影响，为之“翘课”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结果显示认为相对重要的占了相对多数（44．2％），选择一般的占了35．6％。在将来的社会中生存，得到“有钱的亲戚”的支持和帮助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43．9％的人选择了“一般”，41．5％的人选择了“重要”和“非常重要”，说明在大学生的心目中，金钱的力量在考验着大家的生存观念。只有10．9％的学生选择了“很不重要”和“不重要”，且后者比例占到了9％。中国是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差序格局的社会，“邻里”之间的关系曾经那么亲切与和谐。然而现在社会的转型使得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部分异化，尤其对城市社区里生活的学生来说，邻居之间的陌生是正常的事情。但对于更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邻里关系依然具有很多美好的记忆，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老乡”这个词曾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词汇，老乡彼此之间的照顾感觉很贴心。随着大规模的扩招，大学内老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彼此间的感情和关系就显得淡漠起来。45．2％的学生选择了“一般”。但也有30．8％的人选择了“重要”，地缘因素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院系领导”之于大学生的重要性，从结果来看，36．1％的学生选择了肯定的一面，低于认为“一般”（39．6）的学生比例。事实上，从培养和就业的角度，院系领导对学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主要从课程设置和就业推荐等方面显示出来，不过学生似乎觉得影响不直接。除去交心朋友，大学中的其他同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高达52．1％的学生认为其对自己将来的发展重要性一般。学生会干部似乎是积累人脉的很好的圈子，然而有近半数（47．9％）的同学认为这种关系对自己的重要性一般。但从“重要”（28．7％）与“不重要”（10．8％）的对比来看，还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前者，证明可用之处还是有的。最后是第四大类，重要性认可比例在30％以下。包括“公共课老师”、“加入社团的朋友”、“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普通朋友”、“经常交往的网友”5种人脉关系。“公共课老师”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太好，事实证明也不算很差，至少选择相对重要的学生比例（26．7％）超过了认为相对不重要的学生比例（20．4％）。另外还有5．2％的学生处于纠结状态，表示“说不清”，近半的学生（47．6％）选择了“一般”。这里面的原因不应该单单归结为教师的问题，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等因素也是影响学生评价的重要方面。大学生社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群体，相关的文章也很多。此次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加入社团的朋友”的重要性认可度一般（51．5％），或许很多人进到社团之中更多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相关能力，而对于结交朋友的作用看得相对较淡。当前大学生社团日益权力化和势利化趋势也对大家交到知心朋友有所影响。对于“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多数人（48．1％）持中立态度，否定（23．8％）与肯定（22％）意见基本持平。显示目前的学生对这种人脉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太自信，毕竟在社会职场中这种关系相对较淡。区别于同学，大学生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经过一定交往，彼此之间会成为“普通朋友”，但这种关系因缺乏长久的联系而相对较淡。但其中有17．4％的学生认为这种关系还是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帮助自己的往往是普通朋友。“网友”在当前信息时代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很多人素不相识，通过网络聊天结为朋友。但大学生对这种关系持有非常否定的认可度。即使设定为“经常交往的网友”，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反序）也都位居人脉序列的最后一位，这种结果值得思考。
3．大学生总体信息的意外与正常结果
当前女生更容易考上大学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探讨，我们在调查时特地强调了按所选专业的男女生比例来发放问卷。可能这次调查的工科院系相对较少，女生比例大些还可以理解。但结果显示，总体比例中女生高达63．7％，的确出乎所料。即使是工科类院校，男女比例也依然女生高出。此次的数据再次证明高校中男女生比例的确有些失常。相对于男女生比例，对于普通高校来说，农村生源占据了77．8％的绝大多数，应该是正常的事情。除去函授生，其他的在校大学生应该全是90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然而数据却显示独生子女比例仅仅为8．2％。统计显示，来自城市（包括县城）的214人中只有53人是独生子女，占到24．8％的比例。而749名来自农村的学生中只有26人是独生子女，仅仅占到3．47％。
三、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及网络构建
（一）对大学生四类人脉的分析
第一大类6组人脉中，除去“家人”和“有知识的亲戚”两组，其他4组全是大学生同龄人，而且都是贴心和亲近的朋友关系，凸显了大学生对同代人中具有亲密友情的人脉的深深依赖。而前两者都具有血缘关系，家长最为亲近，亲戚也血脉相连，这种血缘人脉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亲情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而有知识亲戚的重要性远高于有权和有钱的，突出了大学生潜意识中对知识的高认知心理。第二大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大学生的长辈，而且其中包含了3组老师人脉。从第一层最为核心的血缘和友缘人脉过渡到第二层的长辈人脉，可以看出大学生似乎对这些人脉有某种直接而强烈的内在需求，老师提供知识，有权的亲戚或许可以提供岗位，恋人的家属则可能提供将来最为重要的家庭基础。第三大类的人脉则表现了大学生的一种纠结心态，这些人脉看起来不很重要，却又似乎都不可或缺。“辅导员”在大学里基本上掌控了学生可以获取的除知识外的其他所有资源，但许多普通学生又的确与之打交道不多。“有钱的亲戚”在当今“众多大山”的社会里或许可以提供最为“万能”的支持。远亲不如近邻，“邻里”所具有的特殊情分似乎永远不该忘记，但人们虽然对于现今社会“防盗门”的社区生态防盗功能不敢过于相信，但它隔开邻里亲情却作用明显。“老乡”，曾经多么亲切的称呼，现在却偶尔要提防，因为太多，否则最容易出现问题。“院系领导”本该令人尊敬，但现今的行政化大学时代，他们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尽管本应是但绝非领导的中心，所以他们似乎有些遥远。“大学其他同学”太多了，想要记住真的很难，但当他们帮助自己的时候真应该心怀感激。院系干部中有朋友吗？“学生干部”好像早已适应了钩心斗角的行政化生态而忘记了这里是服务学生的。最后一层的人脉关系似乎显示了无关紧要的感觉。很遗憾，“公共课老师”被大学生放到了这一层，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的定语吧。大学生社团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值得思考，否则“加入社团的朋友”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人力资源理论中似乎强调“打工或实习中结识的朋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管理层及以上人脉，但大学生将其置于接近最后的位置，有些较难理解。“普通朋友”和“经常交往的网友”本身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吧，否则他们为何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位置？
（二）对大学生人脉网络的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第一大类人脉关系可以称为心理依赖层，显然其处于整个网络的核心地位。第二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存支撑层，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第三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生活辅助层，这些人脉在人的一生当中或许真的可以提供某些甚为重要的帮助。第四大类人脉可以称为社交边缘层，这些人脉只是有些交往，在大学这个时代这些人真正的重要性似乎难以体现也无从考量，至少从数据上显示其地位如此。
四、简单讨论
（一）关于概念表述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表述用语不多，且不统一，使用最多的是“纠纷”、“医闹”、“闹丧”和“医患冲突”，也有使用“医疗暴力”的。所谓纠纷，是指争执不下的事情，不易解决的问题，而纠纷的过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谓“医闹”，是指患者家属、亲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殴打侮辱医护人员、打砸财物、设置障碍等手段，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并从中牟利的行为。2006年7月10日，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医闹”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面对有争议的医疗结果，患者（死者）家属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货币。所谓“闹丧”，俗称“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发生是其引发的基本前提，其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发生地可能与医院毫不相关。如发生在农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冲突”一词的本意指近身袭击，同时也包括：直闯、碰撞、冒犯、争斗、矛盾等意，当然也含心理冲突；现代词意上的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对抗过程，分为意识和物质两种，意识以认识为基础，所以是无形的，物质的冲突是可见、有形的。“冲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败对方，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双方必须有直接的交锋；冲突双方追求的目标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冲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规则、规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危法性。冲突的类型包括：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群体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等；从方式和程度上划分，有辩论、口角、拳斗、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因此，综观已经被曝光发生在医院内的“那些事”，用“医患冲突”来表述应是最为恰当的。
（二）关于历史划定
《南方周末》报曾以“中国医疗暴力史”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国的医患冲突历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为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致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因视网膜脱落疗效不满的患者包季厚。对医患冲突的历史划定，至今并没有权威的论述，但仅以2001年为划分而论史显然其“史”太短，准确地说也只是本世纪的“史”。仅从建国开始计算，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医患冲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现在如此严重而已。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为例，当被强制“结扎”的妇女因故死在手术台上后，以“兴师问罪”、“吊民伐罪”为特征的农村“闹丧”事件便自然发生，医院被砸、医生被打亦是常事，笔者就曾亲眼所见死者家属将“大队长”（现称村委会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场景，而对因“闹丧”引发的纠纷冲突，笔者在1991年参加的江西省社科课题成果中就有论述。
（三）关于成因分析
就医患冲突事件引发的原因，对现有论述分析后可用符号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医院医生的不良医术、过度治疗、不负责任等等，谓之“活该”；另一面则是痛斥对医生的犯罪行为是丧尽天良，谓之“暴徒”；更深层次的则是结合我国的医改政策、医疗资源、相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等进行理性分析，呼唤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将医生和患者在利益争夺中推开，从而真正避免冲突悲剧的发生。由此看来，国家医疗制度、医疗政策层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会诚信才是治本之策。
（四）关于破解之术
在国家医疗制度层面解决之前，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医患冲突应积极寻找破解之术，这已形成社会共识。其中，以实行“咨询、受理、调解”三免费的第三方调解方式已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为患者及家属所接受。以江西省南昌市为例，《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自2011年12月26日实行以来，共调解结案467起，结案率100%，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4年2月20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也曾进行了报道。“第三方调解”为医患矛盾冲突竖起了防火墙，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减压阀”。面对医患冲突，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之责的公安机关也在不断研究、创新化解之术。如江苏常州市公安局的“三听三算三调”法（即：听患方、听院方、听第三方；算法律账、金钱账、亲情账；联动处置、社会协同、重点掌控）；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公安分局的“六步法”实现了医患纠纷“零闹事”（即：常擦“清凉油”树牢维稳意识；用活“顺风耳”准确掌握信息；装好“减震器”，强化法制宣传；构筑“包围圈”，周密收集证据；狠出“杀手锏”把握时机严打；施展“组合拳”；联动化解争端）。就公安机关而言，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决及时打击各种涉医非法行为，打击职业“医闹”应是治本的关键之术。医患冲突是世界性现象。在寻找破解之术时，也应考察、借鉴他国经验。美国：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每一万名医院工作人员每年大约碰到八起非致命性质的攻击，约为一般职业的四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暴力：医院的职业风险》，建议医护人员要善于与患者及其亲友沟通。目前全美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同时还加大了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同时，一些医院还对医护人员了一些行为指南，如不要透露个人联络信息、不要用强烈的灯光和色彩刺激病人等。以色列：以色列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所掌握的4047宗暴力袭击医护人员个案中，39%与医护人员的行为有关，29%与病人有关，16%与医院管理有关，因此该国在呼吁医护人员不应该遭受暴力对待的同时，也要求医护人员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去解决矛盾，防止暴力冲突升级，在管理中应避免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医院过分拥挤等，并规范了医院管理和运作标准，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矛盾。印度：医院会聘请身材健壮、手臂上有纹身、看上去有足够震慑力的保镖站岗，防范闹事家属。英国：请设计公司组建了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服务设计师、急诊室顾问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的专家进行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使患者产生激动情绪、辱骂医护人员，甚至产生肢体冲突的原因，结论为患者不理解临床语言和操作流程，甚至对为什么有人比他们后来却先看上医生而产生不满，为此他们优化了看病流程，使暴力事件减少了一半。法国：法国是医疗事故频发的国家，每年平均30万－50万起，可法国同时还是医疗事故诉讼最少的国家，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法律体系不支持由于医疗事故或过失引起的诉讼。但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利益呢？它另有一套医疗事故获赔偿的法律手续，不过手续极为繁琐，患者及家属没有十足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往往会半途而废。俄罗斯：与许多国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取“法律优先”，该国多项法律都贯穿了一条铁定原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及家属可拿起多部法律维护权益。
二、关于社会生态
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以生态经济为重点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生态问题，如今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已更加活跃，其研究领域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如“生态宪法”、“生态化意识形态”、“政治发展生态化转向”等，大家对生态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扩展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领域。党的十最终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可以肯定的是，医患冲突是我国当下不良社会生态现象的自然反应，治理医患冲突就是治理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
（一）对部委文件的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于2012年4月和2014年4月出台了有关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和意见,二者对比后不难看出，仅两年时间，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其一，从卫生部、公安部二部发文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五部委联合发文；其二，将殴打、杀害、伤害医生由原第四款提前置首款；其三，增加了严格控制的危险物品的种类和等级；其四，首次将职业“医闹”列入打击对象；其五，在执法程序上，从一般性警告到可依法驱散、依法带离；其六，在执法过程上，要求公、检、法“快”字为先，并对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这六大变化，折射出我国社会生态病象的加重。
（二）社会学启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也称作“社会系统”。“社会”与“社会系统”两个概念当然有侧重点的差异。社会是最为本源的概念，它等同于“人类社会”，更侧重于人群的聚集、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系统更侧重于社会是一个体系，强调社会的“有机体”特点，强调它是一个有机整体。依据社会说，社会具有六大特点：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是以人的交往为纽带；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依据对社会的解读，不难发现，医患冲突双方本都是社会不同分工的组成部分，由于“疾病”的存在而必须产生交往，而交往或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视角和利益之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问题，问题积累导致冲突频现和升级，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社会病态现象的一种了。诚然，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本文讨论的医患冲突显然属于狭义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国外学者主张的二维分析法把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归结为：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我国社会学家则归结为：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情况；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失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当前我国正发生的医患冲突完全符合这四个指标要素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其社会问题应是少量存在，良性互动的，其社会生态是一种良性、健康、令人愉悦的状态；反之，则是恶性、毁坏性、令人失望的状态。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简单事件的定性描述，冲突的多量存在和恶性反复只能证明我国社会生态不良状况的客观存在，所以单纯治理医患冲突的个案远非能真正治理不良社会生态的全部。
（三）冲突视角下的社会生态核心问题
如同治理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导致医患冲突加剧的社会不良生态的核心问题，但笔者以为社会信任、职业医闹和管控无矩是核心问题。由于腐败、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楼跨跨”等诸种现象的真实存在，信任危机已在诸多领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社会学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已成事实，如此，医患双方特别是患者对院方的不信任是自然要发生的。以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职业“医闹”是将医患冲突推波助澜的重要灰黑色力量。职业“医闹”的主体鱼龙混杂，但绑架社会，唯恐不乱是其行为的重要支撑点，如同将他人拐骗至矿井杀害，再反闹矿主出钱摆平“事件”一样，其行为令人发指，不能容忍，公安机关理应依法对其严惩。近10余年来，媒体、学者、公众等对弱者、弱势群体的解读甚多，已是人皆言弱势，当医患冲突发生后，受同情弱者心态的驱使，相关部门对患者、家属及职业“医闹”违法行为的沉默无形中强化了违法犯罪的心理，由此花钱买平安、忍气呑声是必由之路.管控无矩是纵容，不愿执法、不敢执法更有损神圣的国徽。
三、结语
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亦是生态价值观对于人类的物质、制度、精神层面不断渗透、改善的动态关系。换言之，生态文明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应当达到的文明程度: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形成了生态行为文明与生态产业文明;人类在改造社会过程中应以环境介质的保护为基础来处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即形成了生态制度文明与生态管理文明;人类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处理的主观与客观、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应当秉承环境伦理观念，即形成了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不协调现象，是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据中科院测算，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5%，而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的矛盾仍然扩大，环境损害更是给社会各主体的环境权益及环境权造成了严重损害。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中，是确保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唯一路径。经过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可以得出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二者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了10%的显著性水平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明了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及对外贸易是“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换言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及污染破坏会制约生态文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工业化发展所增加的技术研发投入有利于控制环境损害，故应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大环境修复力度、增强环境管理制度，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决定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只有将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融合，即向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转型，才能够正确认识和解决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存在问题，确保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对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思考
所谓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即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融入到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中，融入到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化价值观中。发展生态文明，就是建设与自然界良性互动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将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发展生态文明应当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及循环性等基本特征，换言之，需以宏观的视角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审视，立足于自然与人类发展全局的综合性视角促进各学科交流，发展清洁生产与低碳绿色经济，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降低环境损害，以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进步，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应当具备以下基本要求:第一，以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系统为立足点，即发展经济社会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的容量限度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发展方式应当顺应自然界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善待自然，爱护自然，将生态保护观念融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如产业发展、考核标准、生活消费、制度设计等等);第二，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宗旨，即坚持从整体主义的视角来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坚持可持续发展;第三，以发展生态文化为重心，促进生态保护理念的传播，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使得生态伦理观在人类社会中树立。具体而言，生态文明发展模式集中表现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产业发展与生态文化建设三个方面。
(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是国家在宏观层面推动生态发展的表现。生态文明制度具体包括社会发展评价制度和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两方面。所谓社会发展评价制度，即符合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及奖惩机制。政府的行政规划应当具有整体性、长远性、综合性，尤其对于涉及生态安全、长远发展的问题或事项，应当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容纳限度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把资源消耗、生态效益、环境损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政府在编制开发利用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并对建设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同时，应将生态保护纳入行政考核标准，把环境状况作为行政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并把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确保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的实施。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建设，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环境基本制度完善，如生态修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确保对环境损害进行救济，对于受损的生态系统结构及功能进行针对性的修建和恢复。明确生态修复的责任主体和参与主体，明确各主体的权限责任分配及协调合作机制，明确生态修复的对象并科学的进行分区和规划，对于生态修复的财政拨款及其他来源资金建立专项基金，明确构建生态修复管理机制、生态修复监督机制及生态修复激励制度，完善生态修复规划制度与评价制度。同时，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健全生态补偿的协商机制，加强生态保护及恢复治理的力度。
(二)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是生态文明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表现。循环经济，即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实现能力利用效率的经济。把环境保护与产业布局相结合，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布局、限制排污总量等方式，将生态保护理念融入到产业发展中。鼓励企业向高科技、低污染、低能耗的产业转型，确保高耗能、高污染的设备及产业链被及时淘汰。提高新兴产业项目在产业结构的比重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例，发展节能产业及生态能源循环产业，刺激以能源资源产业为中心的多元化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应强化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维持企业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动态平衡。鼓励循环经济的发展，鼓励企业进行低碳绿色生产，开发高新技术推动能源行业发展，鼓励企业开发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及再生利用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行清洁生产，不断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鼓励企业加大对于自然资源的循环式开发利用，开发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技术，鼓励第一公共部门(政府)、第二私益部门(企业)及公众的良性互动，以充分发挥各主体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引导规划作用，提高企业的资源环境意识和公民的绿色消费意识，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良好社会氛围。
(三)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既然社会生态学是协同发展论的科学基础，那么，为了创立和实施协同发展战略，首先就应当建立起有关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态观念，亦即社会生态观的优先确立。
(一)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
人类群体(社会)与其生态环境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态关系或社会生态系统，它是既有生态的自然属性，也有生态的社会属性，还有生态的经济属性这样三重性质的客观现实存在。生态的自然性或自然生态，是生态关系(系统)的自然存在状态，如与人类群体相依共存的植物生态系统、动物生态系统、微生物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社会性或社会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社会存在状态，如人类社会创建起来的实业生态系统、运载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民居生态系统、军兵生态系统、管控生态系统等等。生态的经济性或经济生态，它是生态关系(系统)的经济存在状态(是社会生态的又一重要形态)，如生态经济领域的生态生产力系统、生态生产关系系统、生态资源配置系统、生态经济基础系统、生态经济效率系统、生态经济价值系统、生态经济流通系统等等。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全人类参与的全球生态(地球生物圈或生态圈层次)，还是部分人群参与的区域生态(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城乡复合生态层次)，都被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通称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或者被归纳到“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之中了。
(二)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
社会生态的协同发展，自然是构成“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三大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同步发展即协同发展了。显然，这里的社会生态协同发展，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其中包括社会生态的系统协同发展、社会生态的时间协同发展和社会生态的空间协同发展等诸方面的协调同步与统一运作。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社会生态研究阐明，社会生态系统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平衡状态即进入社会生态平衡时，该系统才能有效地实现协同发展。否则，协同发展就无异于纸上谈兵了。
(一)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平衡态
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大体保持均衡，从而维持着该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这个社会生态系统便达到了生态平衡的状态，亦即进入了社会生态平衡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旦由于物资、能源和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根本满足不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就进入到了供小于求这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反之，当物能信息的供给所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需求时，该社会生态系统便进入到了供过于求的另一类社会生态的失衡状态。德国功勋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将一切“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统称为“自组织着的系统”。那么，何以并无外力作用，系统却能自我组织起来呢?这显然是因为“系统的各部分之间互相协作”，即各子系统之间“通力协作的结果”。社会生态系统就是这种“自组织着的系统”，它的各组成要素即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无需外力的作用，而是靠自身的“互相协作”或“协同工作”，就能够不断地自行产生即“自组织”起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的“社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不言而喻，这种人类社会生态平衡的系统状态，就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平衡态。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平衡论
1．系统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的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均衡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只有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统统都达到了生态平衡状态而不是生态失衡状态时，各个子系统之间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任一生态失衡的子系统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子系统一道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2．时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历史发展阶段，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历史发展阶段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3．空间协同发展与社会生态平衡。为了达致社会生态平衡状态，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其物资、能源和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也必须保持相对稳定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亦即社会生态平衡态。当社会生态系统的各种空间拓展状态，都达到了生态平衡态而不是生态失衡态时，各空间拓展状态以至整个社会生态系统，方才能够实现协调同步地均衡发展即协同发展。否则，生态失衡的某空间拓展状态是断然不可能也无法与生态平衡的其他空间拓展状态一起协同发展的，从而自然也就没有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哲学
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问题，不仅和人类社会的生态观念及自组织平衡态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社会生态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经过升华，将会不断地丰富与深化社会生态哲学，而社会生态哲学对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则将发挥指导作用。
(一)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认识论
生态系人即身处生态系统中的人，它们和社会生态系统，分别成为社会生态研究的认识主体(研究者)和认识客体(研究对象)，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正是这对认识论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协同运作或协同发展，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生态认识，能够沿着社会生态实践社会生态认识再社会生态实践再社会生态认识的正确路线和方向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下去。不言而喻，社会生态认识论正是生态系人对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必然结果，亦即生态系人与社会生态系统这对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不断协同运作即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社会生态协同发展论在向唯物主义认识论升华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生态认识论的指导。
(二)协同发展论与社会生态辩证法
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还存在着各子系统之间协同运作的自组织矛盾运动，它成为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
1．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社会生态系统客观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这样两种基本的辩证关系:前者是人天关系，后者是社会关系。然而，无论是人天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它们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达到并维持其和谐共存的相关性或相关度时，才是良性循环的最佳相关性或度，由此方能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正因为如此，社会生态系统对立统一的辩证相关性或度，便是其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否则，社会生态系统就根本不可能协同发展。
2．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动力源泉。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互相协作，进而产生出新结构和新功能的系统，不就是哈肯所发现的“那些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获得新结构的系统，即组织着的系统”吗?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协作即自我组织，也就是该系统“本质自身中的矛盾”。正是这种内在“协作”即“自组织”的矛盾运动，成为了社会生态系统“一切运动和生命力根源”，自然也就成为该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发展这一“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亦即动力源泉了。
(三)协同发展论与生态生产力论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精准定义。笔者查阅了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高见，更倾向于认同学者谷士刚博士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中的正确性部分，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生态的重大意义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
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
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
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
（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
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
（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
（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三、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
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
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
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
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则是城市生态系统和社会的一种融合，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建立起来的，包括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自然网络和更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关系的网络。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群体与生存环境的有机结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共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系统进化的必然产物和最高形态，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与任何生命系统一样，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也具有其特有的系统结构与功能以及控制规律。社会生态的系统性质既存在于结构方面，也存在于功能方面，还存在于系统效益方面，这就是社会生态学的结构系统性、功能系统性和效益系统性。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与其结构相适应的四种基本功能：社会生产功能、能量流动功能、物质循环功能和信息传递功能。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由社会要素和环境要素构成，其中，环境要素包括理化、生物及人文等各类因子，而社会要素则由各个阶层、各个类别的社会人组成。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通过自然力和社会力实现，自然力是自然界的各种能量，而社会力由经济杠杆、社会杠杆和文化杠杆三种作用力构成。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控制规律可归纳为三大原则：竞争、共生和自生。竞争原则强调对有效资源及可利用生态位的高效合理利用；共生原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及不同种类间生物个体与整体间的公平与共生，以维持系统稳定；自生原则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应付环境变化的一种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循环与行为维护系统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稳定。
如果把人类看成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组成因子，那么人类因子无疑是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子。人类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属性，这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征。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交换、循环时所产生的关系总和，即生态关系，是人存在的基础，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总和，即社会关系。人的自然属性对城市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渐减弱，而人的社会属性却越来越多的在人的各项活动中体现，人类也正是作为社会人在城市中扮演主角。人类与其所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人类通过自身的各种行为作用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超越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时，便会破坏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关系，产生人为灾害，造成各种生态危机，从而阻碍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当人类认识自然的水平超过人类改造自然的水平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相互协调，保证了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作，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对应的，自然界对人类呈现的亦是双面性：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提供时空资源和物质资源，当这些资源得到合理分配和协调利用时，自然界促进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若自然界发生自然灾害时，则阻碍人类及社会的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合理，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占有量产生极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若长期得不到调整，会进一步拉大人类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差距，从而产生极大的社会和生态矛盾，矛盾的不断激化就会产生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在现代社会的分配机制未得到完善之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资源的占有量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便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阻碍因素。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掠夺欠发达国家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拉大了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了民族矛盾，激化了地区冲突。不发达国家常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从而陷入了“生态经济”的恶性循环中，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两种危机都会阻碍人类及社会的发展，应该全面地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采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可持续发展手段，科学地解决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解决生态危机应从人类社会的总体高度来考虑问题。许多社会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其本质根源是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为了消除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根据不同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办法：计划生育、有限生产及建构生态文化等。然而，这些办法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科学技术，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的稳定和繁荣；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高度综合和合理竞争，共生与自生能力的有效结合，生产、消费与还原功能的协调，社会、经济、环境的耦合，时、空、量、构、序的统筹，最终实现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社会危机也应从根本问题入手，合理分配资源，实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注重社会关系协调，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时地调整人类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合理分配资源，减小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距，推动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注重软环境的构建，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生态的社会性及设计的人文性等。
社会生态学
1社会生态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大部分生态类学科研究的重点仍属自然学科的内容，但采用自然学科的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显然并不合适，所以有必要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生态问题，由此产生了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与周围环境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从社会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的生态学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学科，即人类社会的生态科学。当前社会生态学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①社会学方向，即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着重研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模式变化和空间组合；②行为科学方向，即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研究生物的社会行为；③人类生态学研究方向，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研究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社会生态学包含社会向度和生态学向度两个向度：所谓社会向度，是指分析生态问题和寻求构建理性生态社会的社会视角；所谓生态学向度，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启示和指导人们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社会生态学的认识主体是与生态系统共存的社会人，认识客体即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学将人类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整体性和交叉性的综合研究。
2社会生态学的研究目的。“人和社会因素在社会—自然系统中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自然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取决于人所选择的自然资源利用战略”[3]。在前苏联社会生态学家马尔科夫看来，社会生态学的目标从对自然过程的简单描述逐步过渡到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即通过对环境的管理促进生物圈转化为智力圈。“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人，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4]。我国的社会生态学者丁鸿富等人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社会生态问题，并对其概念和演化机制做出阐述：生物之间互为环境。对于人类来说，地球上所有生物组成的生物圈是人类的生物环境。人类本身在生物环境中栖息繁衍，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减少和消灭人类已经或可能发生的、对人类自身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种种不利甚至有害的行为，从而逐步自觉地建立和维护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平衡。
3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原理，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效益大于它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三部分的总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优化的核心是整体最优，即在实现系统整体与长远最优的前提下，兼顾各个局部与眼前的效益。
首先，社会生态学呼吁道德再生。社会生态学认为，无论是人口、科技和文化，还是经济、生产和消费，都是社会本身的构成要素，它们的发展和运行都受到社会存在本身的观念影响和制约。只有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深刻认识人类社会本身，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人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
其次，社会生态学呼吁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形成“生态社会”。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是具有独特社会意识的大自然的组成部分，生态危机是人类作用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人类自身亦有损害。如果在生态学原则基础上沿着生态路线重建社会，将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城市生态系统整体最优效益。
社会生态学注重人和环境的关系，把社会和自然看作是在统一的完整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追求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本质统一，也即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生态社会发展的内在目的就是使自然世界的存在不再外在于社会，使生态的社会存在与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人自身利益的实现，还必定要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5]。
空间规划
1空间、规划及空间规划的基本概念。在城市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空间一般被理解为“生存空间”，即物理空间和人类使用功能的合成，包含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规划是从长远和全面的角度制定发展目标，并对现有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使用的配置、城市空间的组合、交通运输网络的架构和城市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空间规划是“主要由公共部门使用的、影响未来活动空间分布的方法，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功能关系的领土组织，平衡保护环境和发展两个需求，以达成社会和经济发展总的目标”[6]。空间规划包括了每个层面和各个空间相关的专业区域的公共手段。由此可见，空间规划的实质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通过对各种空间发展引导和控制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实现人类对其所在环境的作用与影响。
2空间规划的手段。空间规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技术手段，尽管没有一个全面、综合的理论可以概括，但规划工作者却有着非常广泛的专业方法：传统的概念设计、专业规划，以及新兴的基于项目的规划、相关人参与性规划及各类合作性规划等。
社会生态系统的空间规划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规划仅仅对城市的用地布局、景观环境及城市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在提出建设生态社会的发展目标后，空间规划也融入了一些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的要素，注重对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纲要指导下，空间规划应汲取社会生态学的内容，关注人类社会及其所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城市的生态问题，并用研究城市生态系统的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建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环境之间和谐发展的稳定生态格局。
1全面发展—深化理解空间规划的概念。很长时间内我国一直没有以“城市空间规划”命名的规划类型，而城市规划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城市的空间布局，以致于很多规划工作者认为把城市规划的成果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就是城市的空间规划。长期以来，人们对空间规划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空间形态的表达是大多数物质规划与设计的终极指向，所有的意念与价值都由它来承载，因而要求所有的规划设计体现出精确和肯定的空间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空间仅仅注重城市空间的物质空间，忽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经济性，所以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容偏重于空间的艺术布局和技术处理，对于空间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缺乏关注。这种不考虑经济、社会及生态等要素的单纯的物质空间规划无法引导城市空间的发展，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共生格局的形成。
尽管城市空间规划的直接对象是城市物质空间，且其规划成果常常由城市空间布局的变化与调整来体现。但城市空间规划的依据并非仅仅来源于城市的物质空间，而是基于城市空间的多种组成要素的综合研究。“因此，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容不仅是空间布局(表现为土地利用的状态)，还包括相应的空间政策。空间布局中包含了对社会、经济、生态和技术等内容的思考，空间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直接体现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政策指引，它的实现需要各种影响到空间演变的政策的协同”[7]。
空间规划应将各个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的理论引入到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中，提出城市综合空间发展的新模式及其规划调控手段，包括从社会学角度阐述社会—空间互动的总过程和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生态系统—空间规划的理论与方法，通过规划行为控制城市空间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促进城市空间协调发展。
2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系统的发展。尽管由于城市空间作为城市活动的物质空间载体与城市的各项要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受到格外的关注，但并不能将城市的物质空间布局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唯一着重点，因为城市的各项物质性、非物质性要素不仅对城市空间产生重要影响，其本身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亦同样对城市发展有着深刻影响[8]。因此，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景观等各项因素都应当成为城市空间规划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的空间规划都以建筑空间、公共空间为主体对象，城市生态因素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考虑则更少。
生态环境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城市发展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原则。但生态环境并不只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某些特定的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与之密切关联的城市自然及人文景观实际上还是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对独特自然和人文景观环境的维护与提升。城市空间规划应该吸收生态学的方法，构建一个基于生态学理念的城市用地空间结构，营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积极运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基本状况和条件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即根据区域内景观资源、环境特征及发展需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特性，从景观的独特性、多样性、功效性、宜人性及美学价值入手，分析某一景观类型的资源质量及其与周围景观的关系，以确定这一类型对该用途的适宜度[9]；在此基础上，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各项用地与建设做出更为合理的安排，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并能动地调控城市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使之和谐相容和可持续发展。
3健康公平—引入社会生态学理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的体现，更是城市社会、经济及文化的综合表征，社会因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空间规划中，社会因素往往被忽略。而社会生态学认为，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造成的，要创建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就要建立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良好关系，除了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之外，还需要关注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及其环境，即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
传统城市的社会空间往往根据居民的社会地位、宗教关系与信仰等来划分，现代城市由于工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社会空间的划分往往与居民的职业、身份及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我国大多数城市正处于人口急剧增长与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大量新型社会空间，如高档住宅区和棚户区等在城市边缘区快速形成；另一方面老的社会空间在旧城改造与更新的过程中面临解体和重组。随着住宅商品化、私有化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贫富分异所形成的城市居民社会空间结构调整将成为引导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调整与重组的主要方式[9]。从合理引导城市的社会空间发展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空间规划，要对城市的社会基础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居民的阶层、职业、迁移、年龄、文化水平、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等，以及居民的空间分布，在分析、确定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展与城市综合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策略性建议，作为城市空间规划的组成部分。
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和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或“纺锤形”社会是比较稳定和理想的社会。201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要达到城市社会生态高标准—“安居立业，让城市成为更多人的生活家园”这个目标还需要不懈努力：一方面，国家应进行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规划师应借助空间规划的手段创造合理的社会空间，以促进社会结构的更新。
对资源的分配与再调配是空间规划对社会空间发展引导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对城市各级中心、公共空间及绿地系统的配置。按照等级区分，级别越高的中心享有越多的资源与权利，这样会造成地区间差异的急剧扩大，从而破坏社会结构的平衡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创立和引导多中心发展、扶植低等级中心的方式，采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资源调配、空间发展引导等手段来减少因城市中心地区位差异造成的社会空间分化。按照规模来分，城市公共空间包括服务于城市的大型公共空间、服务于社区的中型公共空间和服务于邻里的小型公共空间。大型公共空间一般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和举办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所，其规划建设往往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对于改善市民生活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型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更多基于公共健康的考量，但由于服务半径等问题往往造成市民使用的不便；小型公共空间具有方便到达和形式灵活等特点，对于提高城市宜居性和适应现代公共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中小型公共空间的建设常常被忽视，这对于提高城市宜居性极其不利[10]。在空间规划的过程中，面对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中小型公共空间建设不足的情况，应尽可能完善公共空间体系，合理分配各类公共空间的建设资源，改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
4以人为本—合理组织城市功能。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飞速发展，当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发展速度时，城市发展就会缺失许多生态、文化及社会元素的植入，导致不同的城市病态现象的出现。
城市功能主义是病态现象之一。功能是城市空间的基本要求，在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规划师特别强调城市的功能性，往往遵循“形式必须服从功能”的理念，将住宅当成“住人机器”，将城市当成“增长机器”，背离了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城市发展一味追求效率，而缺乏人文情怀，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出现[11]。例如，目前我国的很多工业区、开发区的建设过于注重城市的单一功能，而忽略了人的感受和需求，使得文化、娱乐、休憩、运动及交往等活动很难进行。为了创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空间规划应合理组织城市功能，即优先考虑城市的基本功能，包括城市的交通、居住、工作和游憩等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及城市运作密切相关的功能；慎重处理城市现有的特殊功能，塑造城市的特色和形象；考虑城市自身的发展，开发城市的新功能并妥善处理新旧功能之间的关系。
《雅典》提出了城市的四大活动，明确了人及其活动与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人本主义思想，要求规划师把“以人为本”作为规划设计的前提和目标。在微观层面上，空间规划以创造舒适幽雅的城市环境空间为主要目的，主要体现在对人本身的生理、心理需求的尊重和人文关怀的增加；在中观层面上，空间规划着眼于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的社区环境，主要体现在具有强烈归属感的社区空间设计、反映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创造融洽的邻里环境；在宏观层面上，空间规划力求创造有机的城市结构，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城市规模控制和有机的城市更新，满足人们的日常活动需求。
以人为本还体现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在进行空间规划时，应充分考虑规划主体的切实利益和协调各种利益间的矛盾，通过在规划设计和管理过程中对公众参与的强调，提高公众对规划的满意度，创造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空间。
5新规划理念的运用。土地混合使用、功能混合、TOD开发和PPP模式等新规划理念的运用可就近满足居民需求、促进邻里交往、降低机动车使用频率，引导城市迈入良性循环[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