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5 11:10:20
序论：在您撰写近代史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聚敛功能
由于资源和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在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资金的盈余方和资金的短缺方，资金的盈余方有很强的投资需求，资金的短缺方有很强的筹资需求，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及其灵活多样的交易形式，高效的运作机制满足了不同的投资者和筹资者的需求，金融市场强大的吸引力使众多的闲散资金闻风而来，经过金融市场的运作以后，投资者的资金转化成了筹资者的资本，小规模的闲散资金转变成了大规模的生产资金，金融市场的聚敛功能使资金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进行分配，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配置功能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里的水可以看成是资金，资金的逐利性使资金总是寻找价值洼地，以便获得高额利润。所以说资金总是“流向”那些最有发展潜力，最能为投资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产业和行业。以货币资金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在利率机制的引导下，在交易者的互相竞争中很好的放大了资金的这一特点，金融市场的配置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在利益的驱使下被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科技聚集区的代名词，很多年轻有为的创业者们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于这些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仅仅靠着创业者的一腔热血与热情，是缔造不了硅谷神话的，正是由于风险投资者们大胆的对于未来的投资才换回了一个又一个创业奇迹。中国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就是在风险投资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2005年8月百度已经成功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三）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首先，金融市场具有直接调节作用。在金融市场大量的交易中，投资者为了确保获得高额的回报，在进行交易之前，一定会利用一切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做出投资决策，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效益高的投资对象，才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而且，投资对象在获得资本后，只有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发展势头，才能继续生存并进一步扩张。否则，它的证券价格就会下跌，继续在金融市场上筹资就会面临困难，发展就会受到后续资本供应的抑制。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总是能够通过证券价格的上升与下跌准确反映出企业的盈亏状况，进一步引导投资者的资金流向效益好、有增长潜力的微观经济部门，因此，金融市场通过其特有的引导资本形成及合理配置资源的机制首先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进而形成一种对宏观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例如，2011年，中国的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事件一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其违背社会道德的做法，也在金融市场上得到了体现，其股票价格连续两天跌停，使双汇集团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也逼迫双汇集团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挽救。其次，金融市场的存在及发展，为各国政府实施对本国宏观经济的间接调控提供了条件。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或者过冷的现象时，中央银行就要通过实施货币政策来对本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影响，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和利率等政策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些政策都必须要借助于金融市场才能发挥效果，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对各微观利益主体产生影响。此外，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市场，政府通过国债的发行及运用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引导和调节，并提供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也对宏观经济活动产生着巨大影响。
（四）反映功能
关键词:次贷危机;经济图景;贷款信用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与原因
我们知道，美国经济的70%依靠私人消费，而且相当比例是负债消费。在那里，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等，贷款现象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几年，为刺激房贷，贷款公司提供了优惠利率、零首付(历史上标准的房贷首付额度是20%)、甚至头年不付利息等优惠措施，使一向自信的美国市民包括那些低收入人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贷款公司取得了惊人的业绩。为分散风险，他们找到知名投行，推出了CDO(债务抵押债券)，让购买债券的持有人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在有利可图的低利率环境下，低风险的高级CDO很快卖了个满堂彩。对冲基金在全球利率最低的银行借钱后大举买入风险较高的普通CDO(普通CDO利率可能达到12%)，仅利差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同时，对冲基金还把手里的CDO债券抵押给银行，换得数倍的贷款，追着买投行的普通CDO。投行再把CDO投保创造出CDS(信用违约交换)以降低风险。CDS也卖火了。投行在CDS基础上又创造一个CDS基金(“三毛”基金)，把先前赚到的一笔作为基金，放大数倍(例如10倍)地首发。这时，人们认为，买入1元基金，亏到0.90元都不会亏自己的钱，赚了却每分钱都是自己的!“三毛”卖疯了。于是，各种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由于这批产品在OTC市场交易，法律上也未规定需要向监管者报告，无人知晓它们究竟卖了多大规模，这样就形成了2001年末以来，从贷款买房者到贷款公司、各大投行、各个银行、对冲基金，人人都赚的情形。美国房地产一路飙升，根本没有出现还不起房款的事情。
与之相伴的是，美国的利率不断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同时，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这使那些收入根本不高的购房者还贷负担大为加重。房价下跌也使得他们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于是又出现了2006年底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保险公司和银行相继巨额亏损报告，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
纵观次贷危机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松变紧的政策调控环境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经历13次降低利率之后，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仅1%，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30年固定按揭房贷利率从2000年底的8.1%降到2003年的5.8%，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使得浮动利率贷款和只支付利息贷款这类创新产品滋生并占总按揭贷款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场的火暴使富人们更加放肆地挥霍，穷人们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两年时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提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升到5.25%。利率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而且，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住房市场开始大幅降温。随着住房价格下跌，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通过抵押获得融资。受此影响，很多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借款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银行等贷款提供商降低贷款信用门槛是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简报”网站编辑罗伯特·瓦拉赫在形容次贷危机爆发根源时这样说:“只要你还喘气儿，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就敢想方设法借给你钱。信用不好?没问题!无力偿还月供?也没问题!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须证明文件就可抵押贷款的时代。”即使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形势下，为防止吓退次贷借款人，华尔街变本加厉疯狂放贷，甚至仅依据借款者自己填报的虚假收入就可放贷，次贷款额还可以大于总房价。降低放贷门槛，必然导致回收资金的风险升高。
部分金融机构利用房贷过度证券化转移风险是导致危机的表象原因。在低息环境下，次级房贷衍生产品客观上的投资回报空间，不仅使放贷机构在股市上一倒手就将债权转让给其他投资者，还吸引了美国以及全球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投资者。被无限放大的证券化规模究竟多大可谓深不见底，使得危机爆发时影响波及全球金融系统。
二、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当前，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与美国如出一辙。美国次贷危机无疑给国内金融业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如果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教训，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管理和监管，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爆发，保证经济金融平稳运行。
第一，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许多的居民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财富，银行系统也曾想出各种吸引人们借贷款买房的“高招”。比如，深圳的银行推出了“双周供”，可使借贷人缩短还款期，少交利息，很受炒房户欢迎。又如“循环贷”，允许人们将商品住房抵押给银行而获得一定的贷款额度。这样，借贷人买越多的房产，就能获得越多的贷款额度，产生以房养房的现象，更受“炒房户”追捧。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现象，但是，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继而导致许多“炒房户”因交不起利息而违约。如，深圳一居民用首付购得一套房，又用这套房抵押购得第二套房首付，再租出第一套房来交付两套房每月所贷房款额。一旦银行对房贷和利率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违约，所以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应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的意义。对新兴的金融产品，要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和相对应的监管和调控手段。
第二，做好国内按揭贷款巨大风险的管理。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就在于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推出了前松后紧的贷款产品，给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进行了住房按揭贷款。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要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适度提高贷款首付的比率，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要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2007年下半年，央行与银监会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补充通知》。该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市场准入的提高，区分房地产的投资与消费，提高房地产投资者的门槛。这两个文件公布后，国内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很大变化，不少房地产市场投资者开始退出市场，快速扩张的银行信贷开始减缓。: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10］a.郑绍宗：《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铭》，《考古》1981年5期；b.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混合型经济模式中，中国企业家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模式的片面和单一已经显而易见。由于相当多的企业家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使得企业经营行为处于原始的摸索状态，更多的是处于主观冒进状态，缺乏应有的科技理性。
企业设计的首要任务是科学地认识处于改革大潮中经济、文化等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特点和规律，找到自己的坐标和设计的基准线。企业的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发展能力都取决于企业质量，企业设计的基础任务首先是提高企业质量。企业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企业的结构性缺陷所导致的。企业设计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企业内部的结构进行全面的调整，将企业的感性管理上升到理性管理的高度，使企业具有健康的身体。
从企业的内部看，健康企业是由科研、工业、贸易和金融四大支柱支撑的，如果出现某一方面的偏差，企业根基就会出现动摇；从企业的外部看，企业的产业结构、资本组合结构更需要建立科学的体系；从企业管理方面看，产权的明晰化、资本的人格化、企业的现代化、市场的全球化等都十分重要。企业结构的设计就是要对内外诸多因素进行明晰的定位，建立科学的结构。
科技力设计
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国策。对于企业来讲，将科技作为企业的驱动力也成必然趋势，企业的发展战略要变纯粹的市场驱动为科技驱动，即知识驱动。
海尔集团早已实施了“科技驱动”的发展战略，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结构式：变以往的生产与市场的单一结构式为现在的科研、生产和市场的结构式，使科技成为市场的动力。
海尔集团的科研机构按照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科技张力来确定产品的生命周期，引导着产品市场的发展，同时用新技术自行淘汰产品，在产品尚未完全进入衰落期时，已经在生产线上取消了该产品的生产。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间，因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紧缩信贷规模，部分企业和个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金短缺问题。民间融资借此契机得以迅速发展，民间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9月至2010年期间，货币政策波动较大，但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线，国家存贷基本利率经过了6次调整，减幅累计达到0.418%。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三次以0.25%上调，从而抑制了贷款需求。一些企业在经营困难急需资金时，却遭遇到了银根收紧的难题。货币政策呈现“紧”、“松”、“紧”的频繁变化，而信贷规模又是计划管理，这种国家宏观政策上的不可预测性，使多数私营企业难以适应，给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冲击。
我国货币政策一般是“逆经济方向行事”，也就是说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信贷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降低贷款成本，非正规金融的信贷规模也随之增加。但经济在宽松的政策中仍处于低迷状态，借贷资本一般会流向实体经济这些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部门。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货币供给，借贷利息上升，正规金融信贷成本上升，更多借贷需求者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此时经济处于高涨状态，因此借贷资本更多会流向房地产等那些收益高、风险大的非实体经济部门。
非正规金融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评价一个阶段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通常通过统计数据指标来反应，如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存贷款流量、利率变化等。由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忽略掉，影响了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正确评价。一是对利率的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由国家确定，而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非正规金融信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而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卖方市场，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水平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那么单凭正规金融机构利率并不能真正全面反映我国金融运行情况，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也造成相当大的阻力。
二是对货币流通速度测算的影响。评价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如果政策制定者未能有效预测或在估算其变动幅度时出现小的差错，都可能使货币政策效果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可能使本来正确的政策起到反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一些非存款金融机构也具有了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从而使得以商业银行为中心设计的货币控制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现实中，大多数非正规金融交易是以现金方式进行的，大规模的现金交易势必会导致统计过程中的现金漏损率的增加，从而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测算。非正规金融的现金交易并未被纳入到官方统计范畴内，也很难被准确计量，这都增加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流通量控制难度和货币政策的制定难度，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实施与综合评价。
三是对融资总量与投资方向的影响。非正规金融体系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显著特征是高利率，民间的闲置资金和正规金融体系中相当一部分的沉淀资金被高利率吸引到非正规金融中去，从而导致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出，这些脱离了政府监管的资金与民间资金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隐形融资市场。由于非正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活动未被纳入国家统计和监管范畴，大量的民间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用总量被隐性放大，国家对全社会资金供给结构和总量无法准确把握，从而影响国家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正确判断。
非正规金融对金融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货币政策效果的衡量集中于正规金融市场，而对于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非正规”不等同于“非法”，但对其监管缺失和定位不清晰使其往往容易诱发非法集资、非法放贷等非法金融活动，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民间借贷存在较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不利于国家在资金上进行宏观控制，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
以高息揽存、非法融资为特征的地下钱庄，都以数倍于国家合法利率的高利率吸纳资金，并高息放贷；个别担保机构、典当行、房地产中介机构违规办理垫资还款、短期资金拆借等金融业务，极易诱发偿付危机。非正规金融体系的组织制度缺乏规范化，业务管理混乱，抗风险能力较弱且风险意识淡薄，对投放的信贷资金用途几乎没有约束，尤其是当正规金融体系进行信贷收缩时，大量的资金通过非正规金融体系流入到投机性的交易活动中，如股市、楼市的投机性买卖。这些都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和调控措施，非正规金融体系内在的金融风险一旦释放出来，很容易造成金融秩序混乱，影响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
”,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