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0 18: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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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的艺术变化
视觉艺术在消费时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消费化，二是泛媒介化，三是消解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界限。
1、视觉消费化
视觉消费化，隐含了视觉艺术经典语言在消费时代的“白话化”和视觉图像刷新的快节奏性特质。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wwW.lw881.com从消费信息的营销理念出发，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语言和媒材由此从表述的功能中独立出来，显示出视觉艺术家在文化营销中强化感官刺激的企划策略。
在这个消费时代，传统绘画的文化叙述也常常演变为视觉快餐。比如传统文人画的荷花是“文化符号”的荷花，不论的荷花还是老缶的荷花，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表现荷花的真实性，而在于用个性化的笔墨表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或文化隐喻。在消费时代，这个“文化符号”的荷花却逐渐演变成“视觉符号”的荷花。如在张桂铭的作品中，不论荷叶、莲蓬还是水鸟、游鱼都被平面化地切割分离，作品像色彩分割派那样将碧绿、粉绿、中黄、土黄、普蓝、土红填涂在分割的块面中，以显示对象中本不存在的斑斓的色彩。这种以草书用笔编织的线与色块的构成，已无关荷花本体形象的表达，重要的是能否产生新的视觉冲撞。
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语言，笔墨是传达艺术主体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进入视觉消费时代，传统文人画笔墨不仅被还原到没有文化身份的“水墨”和“彩墨”，而且追求画面外在形式感的新鲜刺激，由此把“图式个性”作为当代中国画最重要的创新课题。所谓图式个性，是指画面整体的结构、造型、空间、视角、色调、氛围、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它强调视觉感官上的节奏、韵律、张力和错觉。①图式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主体的个性往往是隐蔽的，它呈现的是视角与视觉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周韶华就曾说：“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②在这里，作为传统艺术规范和标准的“笔墨”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2、泛媒介化
泛媒介化，一方面指视觉艺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转变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操控性，由此将当代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都作为艺术媒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视觉艺术的分类边界瓦解，各种媒介艺术特质的换位与整合。泛媒介化是消费时代艺术对媒介资源最大化利用，从现成品到人的躯体，几乎没有什么媒介不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
新时期以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换。在’85新潮美术之前，美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美术体制的功能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这种美术体制的运作模式，首先要处理的是美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美术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种政治社会美术的主要特征。’85新潮美术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而其商业性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体制渐渐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既是连接艺术与社会、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推动艺术不断刷新的手段与动力，也是艺术本体不断超越的载体。
非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意识，还促使艺术内部的界限消失，艺术变成一种无限扩大媒介的混合体。美术，已不再是国、油、版、雕唱主角，连、年、宣唱配角的媒介尊卑性；已不再单纯是架上经典艺术的形象塑造性，而是模糊不同艺术语言的边界、创造个性化的媒材乃至利用大众媒体或日常物品形成的泛图像性。获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金奖的刘俐蕴的《山水图卷》，用棉花和白丝绸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图式和意境阐释为具有现代灯光和空间的一种场景。这个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既不能归类中国画，也不属于雕塑的作品，正是利用大众性的媒介营构了幽雅、恬静、神秘而独特的空间审美境界。这个可以让普通观众自由进出的空间装置，正体现了消费时代艺术媒介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岩彩画家，胡明哲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作品却是《自然痕迹》装置，作品将不同质地的织物和纤维营构在独特的空间中，展现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装置作为新兴的艺术种类，改变了人们观赏雕塑时环绕作品的被动性，而是让人们直接进入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装置是介于环境和雕塑之间的艺术，是雕塑的环境化，是有观念和意蕴表达的环境艺术。走向媒介综合，正是技术信息化对传统架上艺术的整合。因为没有数码成像技术、没有电子影像，行为、装置、录影便难以广泛传播，甚至也不足以成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媒介艺术就是现代传媒的产物，超大型社会传媒机器和国际互联网既是这些新兴艺术的载体，又是它们的消费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才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生产速度，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消费速度。
3、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既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意识的深化，也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引发大众文化化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文化大众化的平等参与性，而大众的参与性和平等意识，必然会引导文化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者；或者说，文化生产者也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具有快餐消费特征的当代艺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的艺术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的机会。那些在生产型社会中需要高难度专业训练和学养修炼的架上艺术，日益减少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而专业技术含量少或者根本不需专业技术的装置、观念、行为、影像日渐显出其普及性。特别是数码相机、dv和拍照手机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时候，普通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画家的夙愿、一个导演的梦想、一个艺术家的名利。因此，当代艺术已疏离了人文塑造的技艺，而把具象、实物和现场作为图像的人文观念。这种文化理念正是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模式带来的文化平等意识，不仅非物质的消费是平等的，而且非物质的生产也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消费时代对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贵族身份的消解。艺术与非艺术区别的消失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最终抹平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两极。
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
从乡土大地的诗意到都市人文景观的时尚，这种作为视觉快餐式的消费时代艺术的转换，无疑都以都市文化和都市人文为主要观照对象，它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极大地区别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③与乡村相比较，当下中国城市是一种更为活跃的多元价值世界。
消费时代视觉艺术所转换的文化视野，在审美意象上，往往以都市人物和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审美角度上，往往从原来的“城市作为恶之象征”的批判性姿态转换为日常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李孝萱，刘庆和、田黎明、周京新和何家英所表现的都市人物，都不再是从物质生活上否定都市文明的概念。刘小东、忻东旺、毛焰、石冲的作品注重以当下都市人物形象为表现对象，他们以平凡、本真、贴切和自然的视点审美凡俗人生。“他们不是英雄，虽然不过是平庸的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的作品以庸常生活为关注焦点，不是描绘飞扬的人生，而是表述安逸和劳作的永恒。他们的作品关怀和欣赏那些都市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新型阶层农民工的生存努力和为了生活所作的退让，即使这种努力是琐碎的，这种退让是阴暗的。喻红、申玲、刘曼文的作品还以性别生存为文化命题，切入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生存的真实境遇与艰难处境。生活在当下都市的女性，表面看来已拥有更多的权益，可以接受教育、丰富思想，也有获得工作、自立的机会。可她们的真实境遇仍处于劣势，在没有获得真实的性别平等地位以前，她们不过是“有美的躯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被动者”。
消费时代这种艺术观照对象和受众主体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命题，自然也造就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精神俯视的物欲化转向和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等方面。
1、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是美术在消费时代从审美教育的认识关怀，转向审美休闲的娱乐性关怀。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实是：’85新潮美术之后，美术从政治的美术、社会的美术、文学的美术、责任与工具的美术，回到形式的美术、语言的美术、本体的美术和文化的美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美术创作逐渐走向大美术的媒介整合，逐渐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这种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和文学角色的淡化，意味着美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的边缘而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④它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扮演认知说教的角色，而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态并通过与金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因此，作为文化消费的视觉艺术，在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与受众的亲和性与娱乐性。消费时代最典型的艺术，都不是那些被动性的经典艺术种类，而是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这种人文关怀的目的，也是游戏化大于审美教育化。正是从消费文化的游戏化角度，你才能在威尼斯异域情调的文化之旅中，解读蔡国强获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国际奖的《威尼斯收租院》时空错置与文化错置所形成的游戏性的冲突和对比；你才能在欧美休闲一族的女士们中，体验在异质文化圈书写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新语言”的趣味性；你才能在宗教信仰与仪式最浓郁的国土，阐释谷文达人发装置《联合国》在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产生的游戏图腾的文化反响。这些作品无关于生活、情感，无关于个性、风格，也无关于形式和美感，它们运用的修辞手法，诸如复制、挪用、戏仿、反讽，几乎是讽刺与幽默综艺晚会最常见的娱乐手段。由此可见，这些作品的非审美性，更多的是站在漫画化、喜剧式的游戏角度，把重大的、严肃的、甚至是深刻的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化解在幽默的戏谑与机智的娱乐中。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本来是沉重的，但消费时代的这些新媒介艺术却把它变得像相声、小品里的段子似的轻松和愉悦。这正是消费文化大众化的典型表征。
2、精神俯视的物欲化
精神俯视的物欲化，使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失去了悲壮的意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视觉艺术是“欲望的感性显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用精神的“低姿态”与生活对话。世俗的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重要。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导致了以往社会那种精神诗意与神圣的失落。它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往往是忽视或者放弃精神、情感的诉求，消解生产型社会艺术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批判。罗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老妇》（又名《欧米哀尔》）以艺术的严肃性表达了悲剧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用凝固性的雕塑语言表达的真、善、美的道德批判中，“老妇”形象通过创作主体的“精神俯视”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反而获得了精神净化。而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瞿广慈的《英雄》，把本是“英雄”的形象日常化，那里已没有“英雄”非凡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只有挟裹在诙谐戏谑中的玩世不恭。罗丹的《老妇》和瞿广慈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审美变化，揭示出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已发生了从理想、忧患、崇高的精神悲剧性，向实利、诙谐和休闲的精神玩偶性的转换。
被商业殖民化的视觉审美，把“美”作为欲望的感性显现。精神俯视之所以物欲化，是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分不开的。在生产型社会，人们一方面更多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清贫的物质困窘而用丰赡的精神作为补偿。如果说，生产型社会强调的往往是艺术的生活化，在强调艺术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因现实社会物质的困窘而使艺术与生活分离、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只有通过艺术的“超越与理想化”，才能达到逼近而超越生活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那么，在消费型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因物质产品的消费性特征而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酷似艺术审美的人生境界。⑤可见，精神俯视的物欲化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特性与形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诗意”的物质和审美化生活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维度，当审美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时，物质困窘社会的艺术人文关怀，就从精神俯视转化为精神的“低姿态”。
3、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
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以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的。马克思曾在为创作《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以物的信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他认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⑥显然，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英雄”和“理想”在消费时代的失落，揭示出“个体关怀”在现代文明中凸现的社会价值。在生产型社会中，物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生活的消费，因物质贫困而产生对富裕生活与社会平等意识的向往，因物质贫困也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类意识是生产持续性发展的必要社会意识，“精神俯视”的忧患意识也是生产型社会最典型的人文关怀。只有物质的贫困，才有精神的苦难；只有精神的苦难，才有理想和英雄。可以说，类意识和精神俯视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根源。群体利益，形成群体伦理的道德规范，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上的人文关怀，也以道德批判作为主要的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生产型社会以“真”和“善”为道德批判的审美判断。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因社会物质的变化而发生社会意识的某些转化，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人”从群体的物质依赖中独立出来，物质的丰赡使个体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实质，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因此，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从类关怀到个体关怀，作为类意识象征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失去了语境，个体意识、普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艺术表述的主题。
消费时代是一个艺术个体关怀和个人化时代。艺术创作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艺术家实验新的创作载体与形式的跑马场。录像、摄影和数码技术在记录与表达个人感受时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与心理需求十分吻合，他们以纪录、拼贴、复制数字处理等不同方式构筑的图像世界，既捕捉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营构了自我满足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人文关怀，往往不是对公共人文精神或人文问题的切入，而是“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正像波伊于斯（joseph beuys）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油脂椅》显然不会产生公共性的人文意义，那“黄油”和“毛毡”所产生的人性温暖，只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把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观念与语言追求便再所难免。而个性化观念与语言追求，也将赋予艺术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视觉审美体验。这种对于都市人的个体意识关怀和全新的个体表达方式，更适应与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种不是以人类命运拯救者的“精神俯视”面目出现，而是以各自个体的平等性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生发的一种“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所显现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是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所扩大的私密空间的信息传播、所提供的全球共享的个体终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与网络在扩大“自我视角”的同时，也复制着“自我视角”。电脑晶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预示了这个充分享有“个性”和“民主”的时代，恰恰因高度的标准化物质消费而酿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某种类型化。即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导致非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唯其如此，消费时代所呈现的“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才具有艺术人文特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自我视角”的人文意识，是对人类命运“精神俯视”的消费化，而艺术的人文关怀作为人性的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
在消费时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还转化为文化关怀。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艺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成为隐藏在全球性市场经济背后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国际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消费市场流通日益频繁和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文关怀，都共同面临着文化错置与文化解读问题。因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转换为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化、传播媒介、大众阶层的形成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文化”，一种适应当代社会的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系列。艺术文化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不是独立的语言作品或审美对象，而是一种文化形态。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以不同肤色的人在中药浴缸的混浴，所表达的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这个行为装置也存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是作品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复杂作用下的产物，而作品凸显的意义，也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公众阅读行为。像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审美上解读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一样，当艺术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文化关怀时，艺术作品既有审美因素，也有非审美因素，不存在单纯的“艺术”或“文化”，而是一体化的实存。当代艺术的概念也因此演变为“艺术文化”概念，并与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非艺术文化之大文化语境构成互动关系。
总之，当下中国艺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因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艺术人文特征的某种变化。这种新型的人文特征，既具有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共同性，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占有的份额，又具有消费时代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和时代性。
①见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②周韶华《上官超英的特写意象结构》,《美术》2000年第4期｡
③参见杨扬《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④参阅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转向》,《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
把艺术的堕落归结为货币的腐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如果说货币带来了艺术堕落,那么艺术所赖以生长的社会体制也同样能带来艺术的堕落,因为它们都是不带任何主观意志的中立物。对于货币的偏见其实主要来自使用的行为方式以及使用者的价值立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唯一可以被统一认可的游戏规则就是用货币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没有其他更为中立的方式。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交往方式,货币所带来的也必然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与文化。当我们在评判、描述以及交换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将货币这一客观事物作为关联媒介,从逻辑上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
在当前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艺术品的成交价格不断被刷新:奥地利的克利姆特作于1907年的《黄金画作》拍出了1.35亿美元的高价;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元的高价成功拍卖,创造了华人画作拍卖的纪录;保罗?塞尚的作品《玩牌者》更是令人咂舌,成交价格为2.5亿美元。拍卖价格的高昂当然与拍卖的操作(或炒作)程序有关,但毋庸置疑的是,艺术品作为商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已经成为消费社会里展示货币的场所,完全可以放在市场语境中加以解读。货币与艺术的进一步紧密勾连,并不是艺术的末日,因为如果我们回溯一下现代艺术概念确立的过程以及艺术寻求独立性(艺术自律)的进程,就会发现货币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与今日的状况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一般认为,现代艺术系统是直到18世纪才开始确立起来的,克里斯特勒(PaulOskarKristeller)在其非常着名的文章《艺术的现代系统:一种美学史的研究》①中,详细考证了西方艺术概念的演变以及确立的过程。在克里斯特勒看来,有很多因素导致了现代艺术概念的确立,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而又互相联系的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业余爱好者对艺术兴趣的不断增长,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是新兴艺术市场体制的确立。这两个因素之所以如此重要,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专业的批评家很容易受到自己知识背景的局限,而业余爱好者只是为了对艺术作品进行欣赏,不需要太过专业的艺术知识,这样反而具有优势,使得这些爱好者能够在不同的艺术门类间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寻找到不同艺术的共同特性。而业余批评家的崛起又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②只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投入到艺术品的交易中,艺术品的市场才会逐步由私人委托体制向匿名的潜在购买者体制转变。转变的结果就是艺术家不再是为某一特定的个体消费者或资助人创作,不用考虑特定消费者的特定要求,而是面向市场,按照自己的观念、审美趣味来进行创作。③因此,一种脱离实际目的考虑的、以艺术家个人的自由创造为核心的现代艺术观念应运而生,艺术在成为商品的同时,更大范围地面向市场及潜在消费者。对于这种现实境况,伊格尔顿有着非常精到的分析,他说:“当艺术成为一种商品的时候,它从教堂、法庭、国家等传统的社会功能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市场并获得一种自主性的自由。现在艺术不再服务于特定的观众,而是服务于一切有欣赏趣味并且有钱买它的人。它的存在不以任何人和事为理由,可以说它是为自己而存在。它是‘独立的’,因为它已经被商品生产所淹没。”
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作品是一个矛盾逻辑的产物，追求的是真实的虚构和冷漠的抒情。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矛盾对撞中产生，在矛盾中发展，故意以麻木冷漠的态度，裸地向阅读者昭示小说作品纯属虚构。而在后现代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常常采用反讽的手法，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含蓄化地表达，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对读者形成了明显的感觉冲击力。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就是通过矛盾对立的统一结合，打破有形与无形的传统界限，将其糅合在一起，在矛盾碰撞与火花激荡中将作者的感情加以宣泄，并将这种感觉和思维模式借助文学的途径传递给读者，传递给世界大众。他们大声地向世界宣示，这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不用文学手段表达的，文学并非清高地独立于世，而应该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真真切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学表达的认识，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和范畴，创作的形式也有了较大的突破。美国作家冯尼格在其小说作品《绝佳的早餐》中，直接采用图画这一画面感最强的方式，将作品中难以言表的思想内容进行表述，拓展了读者的思维空间，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小说家库夫在《临时保姆》中，将小说的要素进行了划分和打乱，108个独立的片段单元使得小说的内容更为抽象，却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片段进行欣赏等等。这就是后现代文学艺术家们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在他们心中，艺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将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阐述和发展。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冷漠孤独的法国新小说和充满嘲讽意味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
二、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消费趋势分析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社会的现代性影响，主要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产物。其鼎盛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这一思潮影响，在西方当代文学中又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投射诗、具体诗、语言诗等在内的不同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最早兴起于法国，其后扩展到整个欧美；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最早也是始于法国，继而漫延到整个西方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源于美国；魔幻现实主义则由拉丁美洲开始，继而影响到整个世界文学；具体诗产生于德语国家和拉美国家，而语言诗则兴于美国；元小说的兴起地域要广得多，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以及阿根廷等欧美国家。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这些形成于欧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很快就影响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并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形成了相互碰撞、影响和渗透。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将消费对象逐渐锁定于文学的附加值上面。这种消费模式虽然并没有改变文学作品的使用价值，但却经过包装加工，大大改变了其内在的价值。人们就是借着此种消费方式，来提升自我的存在感和认同感，强调自我或社会地位的确认和证明。当今社会，所有的社会消费或者说经济消费，特别是文学的消费，都有一种欲望性消费的趋势，追求的是没有内涵的，肤浅的快餐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身体或精神上的暂时性的获得和压力释放。
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费现状的反思
文学对于人类自身来讲何以如此重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文学所具有的基本意识形态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都是无法被抹杀的。文学的后现代性是当代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特征，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属于文学共生与发展的产物。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是整个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产生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转性。首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的多元性，使世界文学呈现出各个流派多元发展的态势，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其次，受高科技发展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必定是利大于弊。虽然网络文学是对精英文学的化解，但网络文学的快捷性和娱乐性可以加快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速度，在当代人快速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网络文学对后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第三，电子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虽然是对纸质图书市场和印刷业的极大冲击，但是，图像式和网络式的文学作品对于人们的视觉可以产生更加强烈的冲击力并以更加快捷的传递方式传递给读者和观众。因此，以图像和网络形式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新颖的表现形式无疑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消费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唯有消费才有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二定理。消费将原本高处不胜寒的，只属于贵族阶层欣赏的文化，向社会底层的文化素养不高的民众展开了双臂。在这里，无论高深还是肤浅，无论庸俗还是高雅，所有的文化、文学内容都被打碎打乱，并重新柔和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所有阶层都欣赏和喜欢的文化形式。同时，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的消费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需要浓厚的文化积累和创作灵感的碰撞，同样，文学的修养也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累加和积淀。但是随着消费趋势的大行其道，直接就导致了文学作品的程式化生产，追求的是快速，以满足消费者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以迎合大众，追求庸俗肤浅的商业化过程，对于文学的价值提炼和积淀是非常不利的，偏离了健康、积极的方向。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对于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读者来讲，进行了消费至上，甚至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输出，从而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
四、结语
[关键词] 当代文化 文化消费 当代设计艺术
一、文化的美学特质
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有观念性和教化性之意，在西方，“文化”一词产生于拉丁语，原意是对土地的耕种。中西方的解释虽有所区别，但它们都把“文化”分作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财富。就精神形态而言，文化可分为文字性文化（文学）和视觉性的文化（艺术）。由此可见，“文化”是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本身就包含着艺术，艺术自然而然孕育着“美”（即艺术的审美性）。
自从人类制造工具、发展生产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形态的创造和完善的追求。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等打制石器来看，其功能与形式之间有明确的关系。到新石器时代，石器采用磨制工艺，精巧细致，但仍以功能为主（如鬲、鼎、盆、盘、壶等，有的壶还增加了盖、提梁、钮等细节）。这一时期的日常工具的功能设计比较合理，造型也较完整，从中体现了设计艺术注重功能性的理念。所以有些工具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在研究动物的活动和人的有目的的劳动之间的区别时，得出美学的重要结论：“人也是按美的规律来制造”。而到奴隶社会，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使用的工具在满足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增加了许多图腾和装饰纹样，表现了人类对审美的追求。因此，“文化”在人类的生产劳动中产生就具有美学的特质。作为美的艺术形式，以最初的满足功能到功能与审美并重的设计艺术就与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二、当代文化消费观下设计艺术的转向
1。转向物质形态的消费文化
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便进入后工业社会即后现代时期，文化发生了转向——由形象代替语言，这成为文化转型的标志。由于现代人对于由文字组成的经典文学名著阅兴趣的减弱；对陶器、青铜器、雕塑等人类古老艺术形式的身体直接感受力日趋下降；对传统的一些艺术形式的欣赏耐力的丧失等情况的存在，人们再如同阅读小说那样吃力的阅读青铜器时，审美趣味就发生了变异，因而各种文化形态均被简缩为视觉文化或影像文化。 “形象就是商品”说明视觉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联系。有人说，现代社会中只有儿童和真正的艺术家仍具有强烈的身体直接感觉，而大多数人的身体直接感觉已简化为简单的占有感。在经济冲击下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在经济搭桥、文化唱戏社会趋势下，文化成为产业，艺术成为消费品。“设计”是一个工业概念，设计在西方在15世纪以来一直被使用。从根本上说，工业设计和设计师是随着欧美的工业革命及社会的需要出现的。随工业产品的机械化批量生产，产品生产的分工不断细化，使工业设计者、制造者和销售者之间相分离，设计师开始成为工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调节人，从而在设计活动中有了“市场”的概念。设计的物质形态范畴表现为：设计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市场”而存在，设计的产品来充分满足“消费文化”的物质需求。
2。转向精神形态的艺术化倾向
从美学观点来看，真正的文化中的美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存在于设计制作器物时思想情感的感性直观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存在于以语言、文本为主体的文学和以线条、色彩、节奏、韵律为主体的艺术之中。由于物质形态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变，如广告、电影等大量的电子媒体和机械复制手段的视觉形象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既艺术对文学的压制，已经成为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
文字性文化、视觉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文字是叙述性的，其意义的呈现需要一个领悟的阅读过程，文字的形象性和美感因素在意义理解之中，比起视觉性文化来显得次要一些。而视觉文化则是结构性和空间化的，其意义的呈现是通过色彩、线条、形式和结构的空间组织来完成，传达信息和美感是瞬间的。产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知觉结构作用于人们的视觉世界，当这种知觉形式和结构具有某种和谐、秩序之时，他们也具有了审美形式的特征，并与设计产品的功能因素、技术因素和美感因素一起，展示其审美文化的特征。以广告为例，广告是工业产品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沟通的重要环节，在“市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告由最初的“广而告之”的实施告之作用，到成为商业广告整合策划的一部分；广告由传统的依靠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四大宣传途径之上又增加了网络、媒体等视觉手段，构成以视象、听觉、文字、意念为一体的视觉形象，文字少了，独白少了，从而代表精神文化的艺术转变的视觉形象在设计艺术的实践中完成了。
3。审美具有了生活化的倾向
费瑟斯在谈及后现代文化的历史中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后现代艺术的到来，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层次差异消弭、后现代主义艺术通过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否定最终否定了艺术自身。艺术形态和美感结构不再是一种远离生活和对抗生活的神圣精神世界，在视觉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艺术已经不再是高雅的、纯粹的、审美化的文化活动，越来越接近生活化、大众化——即已经进入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时代了。
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生产形式的大量出现，艺术改变了他的生产形式，手工业制造逐渐瓦解。手工艺运动并不能阻挡时代前进的车轮，传统艺术的崇高地位逐渐被颠覆，一些公认的“美”的“无价”的传世之作都可以进行机械复制，能够使其具有“美”的特征，使无价变有价，成为商品。在这一时期，艺术的美学理念向工业技术的退却和妥协，反映了设计艺术和美的标准与现实生活的物质化形式的界限逐渐消失，正如杰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说：“美感的产生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设计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是一种将艺术的审美性完全建立在时间之上的行为，是一种将至美因素融入到物质形态产品来满足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大众需要的行为。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兴起的“波普艺术”把以往那种体现反抗世俗化生活的现代艺术转变成了一种拥抱生活的艺术，追求用日常生活中最为通俗的形式、色彩结构，形成一种大众化、市民化的风格，充当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文化英雄。与此同时，它也把表现创造性风格的设计艺术转变成满足世俗化需要的生活化艺术。从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角度来看，它的文化英雄角色无疑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把一种新的美学活力注入应用到时尚领域和设计领域。
三、当代文化消费观下设计艺术的发展趋势
1。在发掘、掌握、运用好本土的传统民族化元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本身文化和艺术的修养，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与所在国家的民族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设计而言，传统艺术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审美形式，设计的对象和主体正是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传统艺术形式的保护和创新、挖掘和提炼是做好设计一个重要的途径。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虚空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存在于物化了的艺术形式之中，象国画、戏曲中的黑白、虚实，象已渗入血脉中的的对中国红的喜爱，象对祥云、龙的图腾的认可等等。因此传承民族的传统艺术是丰富我们视觉艺术语言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是我们寻找和发现新的视觉语言、创造新的视觉文化的源头。
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土壤，要及时保护我们的文化财富，并对其挖掘、转化、提升，同时还要具有国际眼光。以三国文化为例：1991年初，日本学研出版社推出了《三国志》上下两册，以图片解释历史，仅一个半月内就销售了40万部。在漫画方面，横山光辉所绘的《三国志》，连续畅销3年，其总销售量竟达到3000万册。日本还运用现代传媒，生产各种有关三国的电子产品。如电动玩具方面，《三国志I》、《三国志II》在日、美两国就销售了76万组。它提醒我们必须要充分发掘掌握运用好我们文化财富的了。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说过，设计是人类创新最基本的灵魂，中国的设计界欠缺什么？缺少像日本的宫崎骏这样既有创新精神又有民族责任感的世界级大师。日韩创意产业的成功给我们的启发是既要模仿，又要超越，要在创作中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元素，这些均源于自信，自信是根。
2。及时沟通与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借鉴、运用好世界性的设计元素
全球化不等于全球的同化，而是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中国需要世界各国的文化，世界也需要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市场，沟通是互通有无，是双向的，但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迷失自我，要始终在立足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吸收和借鉴。
欧美电影海报设计的商业娱乐性很强，注意吸引人的眼球。欧美电影海报像是野兽派画家与后现代艺术的结合，用最纯粹、原始的色彩，最夸张、荒诞的意象拼贴出一件件冲击你视觉的艺术作品。如：用简单却难忘的图形元素设计表现面孔与人像的电影《艺妓回忆录》的海报；用暗色调及简洁图形——黑暗中的眼睛和脸直击心灵，引起观众的震颤的电影《惊声尖叫3 》的海报；用灵动的色彩元素表现自然的美景的电影《海上钢琴师》、《碧海蓝天》的海报等。近年来中国的电影海报在借鉴国外作品同时又提炼本国传统设计的元素，再加上特色的创意，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海报，是既有典型中国化设计元素又有世界性设计语言并把二者结合得很到位的经典性作品。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吸收西方现代优秀设计成果，继承和发扬中国的设计传统，有效地调动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创建出中国的当代设计艺术体系呢？要用大爱去做最好的设计，设计是为全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做的。设计要在通往美的道路上的不断创造，未来艺术设计应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国际化语言特征，应该寻求合而不同，独联融创、共存悠存。
参考文献：
[1]（英）迈克·费瑟斯通 刘精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艺术[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钱凤根：现代西方设计概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3]托马斯·芝勒：走向科学的美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中国居民消费率数据的三个主要来源及特征
在当前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居民消费率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其具体推算方法和特征如下：第一个来源是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结构中相应的居民消费与GDP数据比例推算，简称为支出法（下同）。其核算方法用公式表示为：居民消费/支出法GDP。由于该方法中推算涉及的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获取直接、来源权威，且保证了统计口径一致，使其成为衡量宏观居民消费率最常用的方法。在实际分析中，大量学者（李姝，2002；董辅祁，2004；何刚，2005；刘尚希，2008等）基于此得到的数据，给出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和存在下降趋势的判断。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该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如会受到国家统计核算体系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许宪春（2004）指出，统计核算的调整和完善会导致GDP和居民消费统计数据的变化，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的变化。第二个来源是根据31个省市自治区支出法GDP核算与结构数据的加总进行推算，简称为地区加总法。其核算方法用公式表示为：ΣCiΣGDPi，i=1,2,…，31其中，分别表示31个省市自治区，Ci表示各地区的居民消费，GDP表示各地区GDP1。该方法数据获取没有前一种方法那样直接，不过还是比较容易获取，而且数据的统计口径一致，因此在宏观层面数据难以直接获取或存在误差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且有效的方法。如白重恩、钱震杰（2009）在推算劳动收入占比时，采用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具体利用省际收入法GDP加总数据进行处理。但在分级核算体系下，该方法的准确性直接受到地区统计核算因素的影响。第三个来源是将微观家计调查数据与宏观支出法GDP数据结合起来进行推算。具体而言，是利用微观家计调查得出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数据，通过加权推算出居民消费数据，然后与支出法GDP相比得出居民消费率，简称城乡加权法。其核算方法用公式表示为：POPfarmCfarm+POPcityCcity支出法GDP，其中POPcity与POPfarm分别表示为城乡人口数，Ccity与Cfarm分别表示对应城乡家计调查的消费支出。该方法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有效减少了统计核算因素对数据的影响，但加权得到的居民消费的口径比定义的小2，且加权的居民消费与支出法GDP的口径存在不一致。在宏观层面数据难以直接获取或存在误差的情况下，这种推算数据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如余永定、李军（2001）推算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时，采用类似的方法，具体利用家计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然后乘以城镇居民人口数而得到。根据以上三类方法得到的1978~2010年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如图1。总体而言，以上三个来源各有优缺点（具体见表1）。就核算方法的特点而言，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数据获取比较简单，且统计口径一致，是衡量宏观居民消费率最常用的方法，但它们分别受到国家、地区统计核算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统计核算体系正处于调整与完善的时期，这一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城乡加权法受到统计核算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即居民消费的统计口径与GDP核算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很有可能导致居民消费被低估。就数据的状态和变化趋势而言，支出法与地区加总法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2006年以来的这段时期内基本一致，但其他大部分时间段内支出法的数据大于地区加总法数据，这是由于分级核算体系造成的。其中，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两者下降的幅度相差不大，从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各地区加总法下降幅度较小，而支出法下降幅度非常明显。在整个时间段上，城乡加权法的数据都小于支出法的数据，但两者的变化趋势很一致，即除2000年前后，两者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三个指标的统计数据特征也有很大的区别，从均值水平上看，支出法为45.54%，大于地区加总法约2.7个百分点，大于城乡加权法约3.6个百分点，从波动水平来看，支出法波动中等，方差为5.53，地区加总法波动最小，方差为5，城乡加权法为6.1。可以看出，均值水平和方差上，三个数据都显示了较大的差异。这充分表明，由于来源的不同，导致了三个数据的状态和变化趋势彼此存在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也进一步表明三个来源的居民消费率数据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差。
数据修正模型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数据来源的居民消费率数据有着不同的状态和变化趋势，且都存在误差，不能准确反映居民消费的实际情况。而实际的居民消费率是不可能直接观测到的，因此如何修正以上数据，从而减少和消除误差，使之更能精确反映真实的居民消费率，本文借助加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分析。（一）加权法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尽管都存在误差，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真实居民消费率的状态和变化趋势。基于此，本文引入Aruoba等（2011）分析GDP统计核算数据的加权法，构建一个组合的居民消费率，该数据的特征是其误差比组合前的原始数据的误差都要小，也就是说组合后的数据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真实居民消费率。考虑到口径的一致性，本文选取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consc=λconse+(1-λ)consw+ut（1）其中consi，i=e,w,c分别对应支出法、地区加总法和加权法居民消费率（以下简称加权法），λ为权数，处于0与1之间。则（1）式表示加权法居民消费率为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的加权平均，故称为加权法。当λ=1时，加权法等价支出法；当λ=0时，加权法等价地区加总法。因此，λ的选取成为此模型的关键，本文以测量误差的方差最小的标准确定。首先，根据（1）式得到三个居民消费率与真实居民消费率的测量误差关系为：ec=λee+(1-λ)ew（2）其中，ec=cons-consc，ee=cons-conse，ew=cons-consw，分别加权法、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与真实居民消费率的差，即测量误差。cons为真实的居民消费率。（2）式显示加权法的误差为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误差的加权平均。进一步令E(ec)=E(ew)=0。对（2）式左右两边求平方期望，可得：E(ec2)=λ2E(ec2)+(1-λ)2E(ew2)+2λ(1-λ)cov(ec,ew)（3）左边即为组合消费与真实消费的均方误差（即方差）。本文参考RyanGreenaway-McGrevy（2011）的做法，使（3）式达到最小（鉴于此，加权法也可称为均方误差最小法）。求极值可得最优λ为：λ*=σ2w-σewσ2e+σ2w-σ2w=σ2w-ρσwσeσ2e+σ2w-2ρσwσe。（4）其中，σ2i=E(ei2)，i=e或w，σew=Cov(ee,ew)，ρ=Corr(ee,ew)。最后，本文根据支出法和地区加总法数据计算σ2e=E(ee2)=2104.512、σ2w=E(ew2)=1860.881与ρ=0.922，此时可得最优的λ*=0.115。当λ*=0.115时，（1）式为consc=0.115conse+0.885consw，则通过此关系式得到加权法居民消费率的结果如图2所示：（二）方法拓展：状态空间模型以上加权法能够有效减低统计核算数据带来的误差，但无法剔除统计核算体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其准确性仍存在问题。进一步，考虑到真实居民消费是一个不能被直接观测到的指标，本文借鉴RyanGreenaway-McGrevy（2010）状态空间模型分析GDP统计核算数据的方法，研究真实居民消费的状态和变化趋势。根据三个来源居民消费数据之间的关系，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其量测方程为：const=rconst+ε1t（8）wconst=β1rconst+ε2t（9）其中，const、rconst及wconst分别表示支出法、真实居民消费与城乡加权法居民消费，ε1t及ε2t表示观测误差，都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其方差分别为：σ21及σ22。从（8）、（9）式可以看出，状态空间模型把真实的居民消费作为未知观测变量，支出法与城乡加权法为观测值，观测值受到统计核算因素的影响存在误差。进一步，支出法核算的居民消费是对真实居民消费的观测，故（8）式中回归系数为1，考虑到由抽样等因素造成的测量误差，其含义表示支出法居民消费为真实居民消费与观测误差之和；（9）式中，考虑到支出法与加权居民消费存在很大的差异，且城乡加权法核算的范围小于真实居民消费核算的范围，故量测方程（9）中包含一个回归系数β1。另一方面，还需要对随机干扰项与的关系进行设定。考虑到加权法与支出法居民消费是按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核算，且加权法居民消费不受统计核算调整的影响，故可令两者的误差项不具有相关性，即cov(ε1t，ε2t)=0。完整的状态空间模型还需要包括状态方程。一般而言，状态方程是一个可包含外生变量的滞后回归模型。本文认为未知观测量即真实居民消费为带有截距和趋势项的时间序列过程过程，故可建立如下状态方程：rconst=β0+β2t+rconst-1+vt（10）其中β2，β1表示未知参数，t为时间趋势项，Vt表示随机干扰项，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其方差为σ23，且与上述随机干扰项ε1t及ε2t不相关。本文利用1978~2010年的数据对（8）、（9）、（10）组成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其中城乡加权法居民消费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和国研网数据库，支出法居民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估计的方法为卡尔曼滤波法。运用eviews7.0软件，输入下列关系式：@signalcons=sv1+[var=exp(c(1))]@signalwcons=c(2)*sv1+[var=exp(c(3))]@statesv1=c(4)+c(5)*@trend+sv1(-1)+[var=exp(c(6))]其中@signal表示信号方程，sv1为状态变量，即未知真实居民消费，var为相应干扰项方差，其等号后面表示方差的形式；@state为状态方程，@trend为趋势项。根据以上输入，得到的结果见表2。其中，列（1）显示c(4)及c(5)系数不显著，故考虑删除截距项或趋势项，其结果见列（2）、（3）。进一步，假设加权居民消费与真实居民消费差异不大，即令c(2)=1。得到的结果见列（4）。为了判断哪个结果较优，还需要对以上模型结果进行检验。从列（1）、（2）、（3）发现，c(2)系数接近于0，因此需要检验c(2)＝0是否成立。利用Wald检验，结果都显示拒绝其为0的假设，因此认为c(2)不等于0。进一步，对列（4）中假定c(2)=1进行检验，同理，结果认为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其为1的假设。故认为列（3）为较优的结果因此本文根据列（3）的估计结果，选择平滑方法4对真实居民消费进行估计，估算结果再除以支出法GDP得到居民消费率。此时的居民消费率称为滤波后的居民消费率（简称滤波法），结合其他两个居民消费率的数据，结果见图3。图3显示，2000~2010年滤波法的居民消费率下降了10.21个百分点，支出法的居民消费率下降12.63个百分点，前者比后者下降幅度少了2.43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2000年以来支出法居民消费率夸大了的下降幅度和趋势。（三）综合修正模型的构建以上分析显示，利用加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处理，结果都是从不同方面接近真实的居民消费率。其中加权法是把原来两组存在误差的数据组合，得到更能有效反映真实情况的数据，但仍会受到统计核算体系等实际因素得到影响；状态空间模型是将真实居民消费率当作未知观测量，构建模型对未知观测量进行预测或估计，不断逼近真实值，而且能有效减小实际因素的影响。基于此，为能结合两者方法的优点，并保证修正后数据的更具有稳健性，本文建立以下模型：rconst=λ0+λ1consct+ut。其中rconst表示状态空间模型得到的居民消费率，是对真实居民消费率的观测，有效减少的某些实际因素的影响，但无法完全剔除所有影响，因此还存在着随机的波动；consct表示加权法的居民消费率，由于加权法使结果的方差最小，因此有效剔除大多数随机干扰因素的影响，但可能受到其他趋势性因素的影响，在此用λ0表示；λ0、λ1都为待估参数；ut为随机干扰项。利用加权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所得的结果，本文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加权法居民消费率和状态空间模型居民消费率并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可以进行以下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为：rconst=-1.639+1.073consct（11）std（1.926）（0.044）***R2=0.949，其中“***”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其中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差，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49，但（11）的回归结果中，常数项λ0的结果不显著，因此剔除常数项λ0，得到的结果如下：rconst=1.036consct（12）std（0.039）***R2=0.949拟合优度为0.949，λ1系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成立。因此利用（12）式对居民消费率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简称为回归法如图4所示。图41978~2010年不同来源的居民消费率进一步，本文对三个方法修正的居民消费率统计特征进行比较，详见表3。结果显示，在均值、方差和下降幅度三个方面，三个居民消费率存在差异。从数值上看，回归法的结果位于滤波法和加权法之间。具体而言，回归法的方差（27.08）比滤波法（30.59）低3.51，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滤波法结果的波动性；回归法的均值（44.71）比加权法（43.71）高1个百分点，从而减少了某些实际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回归法综合了滤波法和加权法的优点，更有效的反映真实居民消费率的状态和变化趋势。
本文作者：种煜晖贾媛媛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的五种纠纷解决途径中，仲裁与诉讼因其裁决主体、裁决规则、裁决结果等方面的严格要求而有着最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且相对于诉讼而言，仲裁方式解决消费者纠纷还有其省事、省钱的简易性优点。正因为如此，在对消费权益受损后选择何种途径救济的调查中，选择仲裁解决纠纷的消费者比选择诉讼的还要多（分别是0.3%与0.1%）。总结起来，仲裁解决消费争议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消费者的角度评析。对消费者来说，仲裁解决争议具有廉价、快捷、公正的特点。首先，在仲裁费用的收取方面。仲裁费用相对于诉讼费用来说比较低廉。根据消费者争议标的额一般较小的特点，消费争议仲裁案件的收费不宜太高，如浙江省通过人大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小额消费争议仲裁可以免收或减收仲裁费用，广州市也在《消费争议的特别规定》中加以明确，消费争议仲裁案件收费标准，以50元为起点，并根据《仲裁收费办法》减半收取仲裁费用，如果当事人确有困难的，还可以申请延缓或免交仲裁费用。其次，在仲裁员的选任方面。仲裁员的选择可以体现双方的意思自治，且实行“专家断案”的方式，有利于保证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依赖的、精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德高望重的专家作为自己的仲裁员，双方还有权共同选定双方都依赖的第三名仲裁员作为首席仲裁员。如果双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其中一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或者双方选定的仲裁员与其中一方当事人有私下会见、接受请客送礼等现象的，当事人就可以请求该仲裁员回避，另外再换仲裁员。从选任仲裁员的要求上，更具有专业性，更有利于保障仲裁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再次，在仲裁程序的效率性方面。仲裁程序实行一裁终局原则，没有严格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当事人可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择仲裁机构。而诉讼实行两审终审，还有抗诉、再审等制度和严格的地域管辖、级别管辖规定。尤其是小额的消费争议因其标的额较小、案情较简单，还可以比一般商业仲裁的最长期限（四个月）还要缩短，弹性较大。如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消费争议仲裁办法〉中规定，7000元以内（含7000元）的争议在受理后，应在45日内进行调查并仲裁结案。因此仲裁的一般程序相对于诉讼来说普遍比较简便、灵活，结案迅速，便于迅速、经济地解决消费者纠纷。而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中也可以由仲裁庭对纠纷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则要及时裁决。
其二，对经营者来说，仲裁的不公开性对其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比较有利，能够减少舆论、行政指导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还可以防止商业秘密的泄露。消费者提请仲裁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纠纷，救济和恢复自己被侵害的消费权益，只要获得较为公正的解决方案和结果就可以了，并不期待公开的程序或者严格复杂的程序。在仲裁中，只要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要求提出具体的答复和处理意见，消费者一般不会摆出对抗到底的姿态，经营者一般也不愿为争议失去主顾、破坏与消费者的友好关系，更不愿意通过公开的审判程序与消费者对立，可能还会引起舆论的关注，造成更严重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损失。这种初衷使得双方都愿意采用不公开的仲裁程序来解决纠纷。目前，很多省市的仲裁委员会都设立了消费仲裁中心，以快速解决涉案金额较小的消费争议。如上海仲裁委员会小额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一两个月就可以对消费争议做出有效裁决，相对于消协更具权威，相对于法院更加高效，收费也更加低廉。以上海仲裁委员会小额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为例，受理案件每件最高收费不超过800元，争议金额1000元以下的案件每件收费仅100元。
作者：秦喆 单位：辽宁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保费征缴绩效对比分析
历年医疗保险费征缴情况对比分析近年来，各级地税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密切配合，建立了扩面征缴联动机制。2011年，全省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20.1万人，比2006年增加1160.8万人。其中，城镇职工1499.4万人，城镇居民620.7万人，分别比2006年增加540.1万人和620.7万人。2011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率达到98%，比2006年增加1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2个百分点。2011年，医疗保险费征缴收入达到252.7亿元，比2006年增加163.3亿元，年均增加32.7亿元。2.2各征缴部门征缴情况对比分析目前，实行地税部门征收的地区（包括地税、社保机构共同征收地区）有7个，实行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地区（包括地税、社保机构共同征收地区和地税部门委托社保征收地区）有8个。地税部门征收地区2011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率达到96%，比2006年提高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4个百分点；征缴收入161.7亿元，比2006年提高107.4亿元，年均提高21.5亿元。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地区2011年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率达到99.3%，比2006年提高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基金征缴收入67.2亿元，比2006年提高41.2亿元，年均提高8.24亿元。各征缴部门征缴效果对比分析近年来，地税部门依托地方税征收体系，坚持税费并举的原则，加大医疗保险费行政征收力度，在单位保费征收方面成绩显著，但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体制不顺，各级地方政府是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而地税部门实行本系统省内垂直管理，在征收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职责不清、地方政令不畅等问题；二是特殊群体征缴难度大，当前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参保群体复杂程度明显加剧，地税部门对于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镇未就业居民、农民工、大中小学生及学龄前婴幼儿医疗保险费的征收存在一定难度，这也是造成医疗保险费征缴二元体制及其各种模式的根本原因。医疗保险费征收是医疗保险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与参保登记、缴费基数核定、个人账户管理、待遇支付结算等环节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因此，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保费，能保证制度的完整性和体系的严密性，使参保、缴费与享受待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能对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履行缴费义务有很强的制约性，而且对维护参保人员的权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尤其是在解决无单位群体参保方面具有明显的职能优势。在实际工作中，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地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并且依靠劳动保障监察和社会保险稽核提升行政征收强制力，依托经办大厅以及银行、街道、社区等广泛的外延服务平台提供方便快捷的缴费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认可。以上分析显示，辽宁现行征缴体制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和缴费率同步增长，征缴收入呈现连续上升势头。但在医疗保险二元征缴体制的各种模式下，社保经办机构实际征收的地区要多于地税部门征收的地区，地税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征缴能力基本相当，社保经办机构略占优势。
提高征缴绩效水平的建议
保费征缴是保证医疗保险制度稳健运行的根本前提。基于以上分析，现从如何完善征缴体制和在现行体制内如何提高征缴绩效提出两方面建议。完善医疗保险费征缴体制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医保费征缴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事业发展的瓶颈，特别是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各项配套法规、规章将会陆续出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征缴问题。因此，理顺征缴体制是国家不容回避、必须触碰的重大问题。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不是简单、孤立的收费，而是与制度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牵一发动全身。社会保险费由谁负责征收不是取决于哪个部门或机构的特殊权力，而是取决于谁能保证医疗保险制度整体运行达到最优效果。针对目前二元征收体制格局，国家应当根据社会保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理性思考，尽快决策，切实维护社会保险制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统一性。因此，建议尽早进行顶层设计，抓紧完善医疗保险费征缴体制，明确征缴主体，我们倾向于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医疗保险费。同时，无论由谁来征收保费，都要在明确征收主体的同时，进一步理顺管理职能，明确法律责任，建立依法征收、依法缴费的征缴机制。在现行体制下提升征缴绩效提高征缴绩效水平是系统工程，非单纯依靠征缴本身能够解决和考量，需要社保部门拿出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加大扩面缴费力度。遵循“大数法则”，只有足够大的覆盖面才能保证足够多的资金来源，从而有效分散和化解制度运行风险。目前，医疗保险未保、漏报、断保现象严重，其主要原因是政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郑秉文认为，“一个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强制力如何，而在于吸引力如何。制度如果没有吸引力，就是让公安局来征都没有用”。下一步应在提高政策吸引力方面下功夫，比如根据基金支付能力提高统筹基金支付比例，把基金结余控制在合理范围；全面实现一卡通，实行医疗保险费自动续缴，针对不同群体制定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的参保缴费办法，等等。通过强化政策激励，引导各类群体自觉、积极、长期地参保缴费。提升基金筹集管理使用效率。提高征缴绩效，必须提升基金管理和使用的整体效率。一是在现行征缴体制框架内，通过明确征缴责任、加强绩效考核、强化部门配合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征缴力度，保证费源稳定并逐步扩大。二是加强对征缴和支付的稽核监管，推动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努力寻求提高基金使用效益与降低基金风险的平衡点，建立基金支付预警机制。三是提高医疗保险统筹层次，在完善市级统筹的基础上逐步向省级统筹过渡，增强基金的统筹调剂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四是健全公共财政体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五是研究医疗保险基金增值办法，探索将历史结余的医疗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家法律或政策允许的投资渠道，实现最大程度的保值增值。健全管理服务体系。医疗保险费征缴绩效需要社会的评价，而社会评价来自于外在的感受。因此，必须加强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体系建设。要以信息化为支撑，着力创建服务方式多样化、管理服务一体化的经办管理服务新格局，提供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一是扩大社会保险经办服务网点，拓展银行、邮局、街道、社区等外延服务网点，使医疗保险参保缴费窗口离群众最近。打破行政区划或隶属管理的限制，实现任何一个服务窗口都可以受理同一统筹地区不同行政区划和隶属关系参保人员的社保业务。二是实行综合柜员制，引入自助式服务模式，推行网上医保业务，使参保人员通过柜台、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随时随地办理参保缴费业务。三是提高各级医疗保险窗口的服务水平，推动标准化建设，树立一致的服务形象，打造优良的服务品牌，提高参保人员对医疗保险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