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9 09:28:45
序论：在您撰写生态文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概念
正式进入论述以前，有必要对关键词“仪俗”予以解释。首先，“仪俗”与“民俗”之间不能划等号。
根据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5］。而本文所指的仪俗则主要由仪式和习俗综合而来，强调一个民族传统性的、重复的、集体的和程式的行为和活动。之所以采取该术语，是因为这样能借鉴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广泛的理论资源，而不仅仅是民俗(文化)与文学的循环互证。在各种文化形式交流越来越频繁、各种理论的对话越来越深入的学术趋势下，固守学科边界必然是画地为牢，多学科资源的互动是研究的必然要求。除了高屋建瓴地构建了理论的可能性，仪俗批评强调文本。因为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存在的必然性，具体的文本是如何体现的、在体现的过程中有哪些差异这些问题不是沉思就能解决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研究可能性与文本现实之间的转换关系，从而得出更经得起推敲的成果。
总而言之，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仪俗所体现的民族审美内涵。之所以强调“小说”中的仪俗，是因为文本内和文本外的仪俗同中有异，不可等一视之。
循此思路则立足于文学，在文化传统与小说文本的双向交流中，探讨小说文本是如何通过仪俗来构建自己的民族审美意蕴。
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尝试以“空间”为切入点，对仪俗与民族审美意蕴进行阶段性研究。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空间批评兴起，其中的领航者是福柯、列斐伏尔等学者，他们实现了空间研究从地理学到社会学的转向。90年代后，迈克•克朗、菲利普•E•韦格勒、大卫•哈维、爱德华•W•索杰、罗伯特•戴维•萨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学者借鉴多种后现论和方法，使空间批评逐渐成为了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焦点。因此本文所说的“空间”也不同于(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域环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精神空间(无意识空间)、生态空间以及小说结构的空间形式。这里主要探讨仪俗与这些空间形式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意蕴之关系。
二、地理空间及其文化隐喻
在这个层面上，地理空间基本上等同于地域、环境。仪俗虽然跟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但仪俗也需要地域空间来表演，这一点在现实和小说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对地理空间的描述是仪俗写作的一个必然内容。如孙健忠《舍巴日》:“这里也有一弯弯镜面似的水田。水牛在田里拖着犁耙，任人吆喝，慢腾腾地走。山边寨落里，鸡鸣狗吠，人声沸沸。一幢幢木板装的大瓦房，错落有致，屋前挂满一串串红辣椒和包谷。炊烟从屋顶上升起，飘然而上，汇成一堆淡灰色的积云。好一派祥和、宁静、富足的景象。”［6］显然，这已经给读者一种静谧、悠远的审美感受。而这样的地理空间正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它熏陶着他们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感知。这是较为直接的仪俗环境(自然景色)描述所体现出来的民族美学氛围。
进一步看，正因为仪俗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作家的仪俗描写和地理空间描写才会呈现出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如果策略性简化的话，则包括仪俗与地理空间相契合和相矛盾两个层面。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中篇小说《神授》可以说是将这两个层面统一到一起的极好个案。小说讲述了放牧娃亚尔杰变成格萨尔说唱艺人，先是在辽阔的色尖草原各部落中游走，后来又被邀请到拉萨专职说唱录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草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了原本闭塞自足的草原，人们开始喜欢收音机、电视、歌舞，开始冷漠说唱艺术了，而说唱艺人亚尔杰也从开始的欣喜、激动、自豪、激情澎湃、思维活跃慢慢变得无奈、乏味、迷茫、失落和焦虑，最后是“头脑里再也唤不回那些影像，再也无法通神地说唱格萨尔王”［7］。
现在将目光聚焦到小说的仪俗空间。在《神授》中，说唱作为仪俗为文本的场域变化起到自然的过渡。因为说唱的地理空间是不断变化的，地理空间的变化伴随精神空间的差异。游走在色尖草原各个部落时，亚尔杰充满了“喜悦”、“亲切”、“快乐”、“冲动”、“激动”、“幸福”，“感觉不到孤寂与恐惧”;而来到拉萨的研究院后，说唱艺人感觉到的却是“沉重”、“嘈杂”、“孤独”、“无助”、“疼痛”、“压24迫”、“茫然”、“歉疚”、“焦虑”……显然，仪俗与两个不同空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如果将亚尔杰看作仪俗的化身，可以看出前一阶段他自由自在，后一阶段则苦如困兽。何以如此?这便引导读者对两个地理空间所象征的文化形态进行分析。很容易就能发现色尖草原和拉萨这两个空间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传统的草原文化，后者是现代化的技术文化。
从时间上看，前者代表草原的历史和传统，后者则是草原的未来。未来通常给人以强烈的希望和期待，但通过两个空间的尖锐对立，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反过来说，也就是对历史、传统的深深担忧。
澳大利亚学者DavidCarter在研究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时指出:“种族多样性和差异性，或许就是其中最深刻的多元文化的影响结果。”［8］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然而，在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碰撞随之加速，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同质化的危机。作为自己民族的代言人，作为民族文化的持有者和传承者，民族作家必然会通过文学这一形式以不同的策略构建民族认同予以应对这场危机。这正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仪俗和空间作为文化隐喻，进而思考民族文化价值、民族命运的现实根源。
三、无意识空间的酒神美学特征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出了著名的“日神”和“酒神”的区分。如果各举一个关键词以相对照的话，“适度”和“狂欢”则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适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人界限的遵守，是伦理的尺度，另一方面是对美丽外观的界限的遵守，是美的尺度。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肯定个体及其所生活的现象世界。……过度意味着一切界限的打破，既打破个体存在的界限，进入众生一体的境界，也打破了现象的美的尺度，向世界的本质回归。”［9］狂欢即过度，用“狂欢”一词是为了强调酒神精神的美学特征。整体而言，日神美学强调整体、经验、理性、宁静、优美，需要凝神静观;而酒神美学则强调混乱、激情、狂欢、神秘、冲动，期待直接的参与。
尼采将“酒神精神”的源头追溯到狄奥尼索斯庆典，这一庆典隐含着对丰产的强烈渴求。另外，尼采也认为酒神精神更多地体现在民间庆典、音乐、民歌等形式中，这启发我们从仪俗考察少数民族小说体现出来的酒神美学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尼采本人也一直强调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统摄，从来没有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也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动、神秘的内在体验以及狂欢的仪俗表演都与作家的理性把握和选择无法分开。
黄光耀的长篇小说《土司王朝》即是通过仪俗展现土家文化的酒神特征。小说第一章标题便是《血祭》，该章不仅有血祭的详细描述，更有梯玛做法、、火葬、水葬等仪俗形式，也就是说，作者在第一章就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土家仪俗。从土家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来看，土家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巫术文化内涵。不但土家民族所源起和聚居的武陵山区属于古代楚巫文化范围，从土家古代巫政一体的政治格局以及流传的神话传说等可以断定土家文化传统本质上即是巫术文化［10］。而反映土家民族巫术文化传统及酒神特征的，莫过于跳丧仪式了。族中有人过世，通常被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点在土家民族的跳丧中却不会发现，相反，狂欢的舞蹈、尽情的歌唱、放肆的笑谈以及毫不顾忌的打情骂俏显而易见。《长乐县志》记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曰‘伴亡’，于灵旁击鼓，曰‘丧鼓’，互唱俚语哀辞，曰‘丧鼓歌’。”对此，《土司王朝》的《葬礼》一章不乏精彩的笔墨。
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中，跳丧仪式在渲染情感、凸显土家文化方面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在她的《最后的土司》中，权又成了文化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的《舍巴日》、蔡测海的《楚傩巴猜想》中，巫术氛围也相当浓郁，可见，土家族文学作品中巫术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作家们热衷于此的原因除了主观的选择，更深层的却是巫术思维的深层无意识。
对于不熟悉土家文化的读者来说，这一切无异会具有神秘化、陌生化的效果。巫文化形态所体现出来的酒神精神，正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独特意蕴的来源之一。
四、仪俗空间的生态美学意蕴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能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并由此造成了地球目前越来越严峻的生态危机。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生态问题的关注逐渐升温，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科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民俗学等等。而生态问题进入文学研究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不过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的生态批评成为了显学。从21世纪以来，国内有一大批学者陆续进入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1］。“生态批评遵循的基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物质世界息息相关，互相影响。生态批评的主题就是环境与文化(特别是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12］。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在于:民族文学较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一些，加之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态观念有所不同，所以对其生态意识的揭示及研究，可以促进生态问题的思考;另一个层面，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态问题，将这些生态问题予以呈现是生态批评的必然内容。
仪俗书写是展示民族生态观念、体现作者生态思考的一个重要形式。以白族女作家景宜的中篇小说《谁有美丽的红指甲》为例，作品中生活在洱海上的渔民老海东、阿黑、白姐阿爹等人都体现出了与生长环境融洽不可分的情结。尽管他们也捕鱼，要从自然中有所取，但他们爱护这个地方，并不是单单将环境作为生存的外在因素，他们感觉自己的精神是整个地融合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白姐和海生离婚，忍受着闲言闲语但毅然勇敢地对阿黑的追求，实际上也就体现出了洱海的白族人对都市化生活的拒绝，对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快乐生活的追寻。因此，作品通过仪俗体现出白族人的生活方式，从中可看到他们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生态观念。换言之，这样一种生态价值观即是作品通过仪俗所传达出来的生态审美意蕴。
检视民族文学作品，会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即是被称之为动物小说或者说动物叙事的作品非常丰富，其中的佼佼者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朱玛拜•比拉勒、土家族作家李传峰、满族作家叶广芩、回族作家石舒清等等。在拥挤、忙碌的都市生活中，动物和市民间已经丧失了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动物要么被当作食物，要么被当作宠物，两者实际上都没有给予动物应有的尊重。而在乡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持，牛羊马猪、鸡鸭猫狗虽然也可能被杀死，但因为人和动物在一起生活，甚至可以说人的生活依赖于这些动物，因此，人和动物间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除了家禽，其他的一些动物或者是农作的时间信号，或者被族人神化。
城市化则是对这一切的破坏，在生态危机的当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置疑必然使得作家们对传统生活的重视。其结果之一，便是乡土生活的人与物关系形成对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这一点，在朱玛拜•比拉勒的《天之骄子》、《皮笼套》等小说中得到了淋漓至尽的展现。因此，对民族文学生态美学的揭示和批评势在必行，这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同时，生态危机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后者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前者也就谈不上彻底的解决。
因此，民族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等情感和价值观才异常吸引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重中之重。
五、少数民族小说的空间结构美
最后，仪俗还可以赋予小说结构以空间形式，从而形成文学形式上的空间美学价值。回到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上来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通过仪俗的展演改变地理空间从而推进故事，这一点类似于旅行小说以地点变化来结构全篇。但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旅行小说的空间变化虽然推进了故事，但各个空间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随意的。《神授》则不同，每一次表演，每一次表演空间的变化，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也都参与了整体意蕴的表达，这其中又以文化空间、精神空间的对立作为核心的线索。因此，小说不是以时间变化而是以空间转换推进叙事进程。
同时，如上面所分析的小说不同空间的共时并置、说唱表演的反复呈现、狼意象的多次重复等艺术手法都使得该文本的空间形式复杂而独特。当然，还需说明的是，作者并没有抛弃时间结构，草原和拉萨两个空间的对立也是时间上不同内涵的对立。总结而言，作者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转换凸显时间变化，同时也用空间融合激化对立、深化主题。而之所以能实现这一切，作为藏文化仪俗的说唱表演是关键。
通过这一个案可以发现，所谓结构的空间形式，指的是作品不再采取传统的、单一的按故事发生、发展、、结局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通过叙述顺序的打乱、意象的重复、主题的并置、不同空间的组合、故事时间的停顿等多种方式，让作品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立体化。正因为这种立体化，文本具有了多重的阐释途径，显得更加含蓄隽永，从而具有了空间美。除了《神授》，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舍巴日》，则利用文化个体将土家文化发展的不同时代并置;而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经由神话传说、巫术仪式，将不同历史空间、巫术空间、现实空间巧妙组合，同时也借助仪俗将不同视角共时组合，形成文本独特的审美张力。类似的作家举不胜举，扎西达娃、阿来、张承志、郭雪波、朱春雨、娜朵、田瑛、董秀英……随手可列一大串，可见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当前，网络文学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从文学性、哲学性和美学性研究转向媒介和传播方式的研究过程，这不光是研究网络文学的转型，更是整个文学和当前文化的一种华丽蜕变。这种转型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也愈发增快。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媒介表现形式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和明显的。很多专家学者开始重视网络文学这一新型的形式研究。今年的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引用了“有权但不能任性”，是“有钱就任性”的网络语言表达方式一种演化，相信这一句话将获得今年中国最具人气的奖。学术界更是集中研究新媒介对当前文学的作用。虽然专家们一些看法还不够统一，但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网络文学这种新型的媒介文学将在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大背景里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淘宝体等一系列的网络语言习惯将改变中国语言结构新格局。对网络文学这种转型期阶段的科学判断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网络文学本身经过二十多年的文学性、哲学性和美学性的研究，已经考虑探讨的足够全面和系统了，其发展空间有限，拓展领域不足，但是传播和新媒介研究还存在很多研究空白需要填充，研究的方面还相对丰富。第二方面的理由是，网络这一新媒介是当今社会热点，而且这种热度将产生更高温度。文学的研究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要从媒介这个新的角度去探讨，去分析。媒介这个新的研究突破口将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极。因此网络文学的转型研究将势在必行，其研究转向将朝着传播媒介等角度发展。
二、研究角度拓展
网络文学瓜分了中国文学的新格局，其研究也是开始从新洗牌。近两年来网络文学发展低迷，甚至有向着低俗、恶搞的不良方向发展。究其缘由，二十多年的传统研究逐渐束缚了网络作品的创作。同时网络文学的媒介研究流于表面，创作者很难深入挖掘媒介这一拓展空间。所以，媒介生态学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将成为网络作品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将给网络文学注入新的活力。这种新角度的拓展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结构研究。媒介的自身结构课题将是网络文学探讨的新领域，在进行自身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开展与传统文学的传播结构进行对比，寻求网络作品媒介结构存在的特征。这将成为新的研究角度之一。其次，导向研究。媒介的传播形式不同，文学作品的媒介导向是不同的。媒介形式和文学的关系研究，一方面是媒介形式对文学的导向研究，另一方面是文学对媒介形式的反作用。最后，媒介本身对文学表现的研究。网络这个新的媒介平台将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有无影响，对表达效果有无影响。
三、结语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其一，文学史串讲;其二，作者及其创作介绍;其三，作品的阅读体验;其四，运用文学批评方法解读作品。这种传统的程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忽视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直接得到的是“鱼”，而非“渔”，致使作家用灵魂和生命书写的经典作品成为一堆需要死记硬背的基本常识、一串符码、一项智力游戏，文学的趣味和其传递的生命观、自然观、社会价值荡然无存。略萨说:“文学是一个人、一个公民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好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搭建了桥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离，我认为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职能之一。一个现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会，文学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来，不是文学无用，而是教的人和学的人需要重新审视文学这门崇高的学科，重新将文学拉回现实轨道，正视社会问题。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自古以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人并非自以为是的主宰者，而是依赖自然而存在并循环往复的。敬畏与禁忌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唯一态度。然而，从笛卡尔时代开始，人类确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之后，便将自然物质化为可以征服并加以利用的对象。于是，人类开始高举理性的大旗，驾驭科技的战车对自然进行无尽蹂躏与索取，企图创造人超越自然的神话。终于，我们的大自然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扩展，淡水资源匮乏，物种加速灭绝……人类行为正在使自身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加速走向灭亡。而于20世纪末渐成显学的生态批评，则试图对处于自杀困境中的人类进行重新探索，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闭樊篱，为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新的路径和可能性。
王诺认为:“生态批评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一种和谐的、整体的、多样化、互蕴共生的关系，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定位自己的一种方法论。生态批评作为理论是新兴的，但是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和生态联系在一起的。从神话时代到宗法时代，再到现代时期，人类在世界整体结构中的角色始终是贯穿文学的一个主题。在神话时代，人是渺小的，只不过是宇宙世界最微小的造物而已。而每个民族的创世神话都是以神为本，讲述作为自然象征的神的故事，人对于自然世界不可窥知，不可操纵，只有顶礼膜拜。这个时期的文学样式如祈祷词、颂歌，甚至诗歌和戏剧等都讲述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在宗法时代，自然只不过化身为圣人、上帝、耶稣甚至真主等，而人与这种最高秩序之间依然延续下与上的关系。即使人类社会过渡到了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现代社会，浪漫主义田园精神依然成为人类的理想家园。在我国有“采菊东篱下”的情怀，在英美有梭罗和华兹华斯对朴素田园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用文学的思想武器来重塑人们的自然观是非常可行，而且势在必行。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却又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们或许无暇顾及那些与生活相去甚远的诸如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但却不得不正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迫切问题。生态文学可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现状，重新发现自然的崇高与瑰丽，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观念，从而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作为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和引导作用的教师，应该将生态理念贯穿教学的始终。首先，教师要在介绍文学课程的过程中将文学的社会价值、文学作品的生态内涵灌输给学生，并简要介绍关于这门崭新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如“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文本”“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等概念;其次，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了解生态批评新动态，熟读生态文本，在教学过程中，旁征博引，理论与文本结合，有目的性地培养学生的“绿色”思维。再次，为了使文学适应社会，加之文学课时量的削减，教师可以对传统的内容，如作者简介、小说要素分析、文学理论少讲或省略不讲，而应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生态文本，引导学生品味鉴赏，仔细琢磨，用心感悟，从而启发其智性，陶冶其情操。
二、生态文本的挖掘与重读
1．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读当前，英美文学课程普遍面临课时削减、内容压缩的现状，而文学课程的性质决定其必须进行外延的扩展。笔者所任教学校英美文学课每周2课时，且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各开设1学期，实际授课中只能挑选其中一部分作品进行讲解，对于其余作品都要求学校以观看电影或课外阅读的方式进行。比如笔者在讲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引导学生重点欣赏总纲里的环境描写:“春雨给大地带来了喜悦，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美丽的自然撩拨万物的心弦，多情的鸟儿歌唱爱情的欣欢。”自然催生万物复苏(包括人)，而万物相互依存，和谐欢快，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可见，乔叟是一位具有自觉生态整体观的诗人。莎士比亚作品繁多，思想深刻，但一般只重点讲授《哈姆雷特》，引导学生阅读欣赏主人公的“独白”是重中之重，以此认识人文主义者宣扬的虚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视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幻象最终只能导致报复和悲剧。弥尔顿《失乐园》中对地狱丑陋不堪、悲苦绝望的描述难道不是人类失去家园后的预言吗?人类岂不是真正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自然吗?而鲁滨逊的经历却又一次让我们目睹了人类如何占有土地，挖掘自然，利用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神话。及至最亲近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家，“自然崇拜”被“视觉化和原型化”了，读者通过阅读欣赏以自然为主题和意象的诗作，可以真正体悟自然作为人类向导和保姆的功能，体验自然的瑰丽与伟大，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续被工业文明割断的本真的关系。从奥斯汀以后的文学主要以小说为主，无论是《傲慢与偏见》还是《简爱》，虽然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审美，但依然可以凸显自然之美对故事发展的重要性。现代主义作家基本都具有反现代文明倾向，劳伦斯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自然之子，只有在和自然的交融中人才能流露出其本真完美的状态，而工业文明束缚下的人都是畸形扭曲的。美国文学虽然只有400年历史，却因独特的经验，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浓郁的生态或反生态气息。在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和梭罗笔下，生命与自然、自然与精神合二为一。
虽然两者审美取向不同，爱默生更倾向于借助自然表达思想，而梭罗却是将自然本身视为生活的本质，视为他的亲人和朋友，他的《瓦尔登湖》不单是为在物质文明中迷失方向的人指明道路，也传递着和谐的生态主义整体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只有在森林里、在河边才不需要清教主义的遮羞布，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而代表文明和科学的齐林沃斯却是虚伪、狂妄、灵魂的谋杀犯。《白鲸》和《老人与海》两部小说都可以作为反生态文学中的经典，并且交相呼应，尽管两部作品在最后都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做了毁灭性的预言，但其立场和主旨却基本是反生态的———人类都企图通过征服生养自己的自然的方式来彰显其价值和尊严(亚哈对白鲸的疯狂报复，圣地亚哥老人与马林鱼和鲨鱼的搏斗归根结底都是为弘扬“人”的价值，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企图主宰世界的妄想)。马克•吐温和维拉•凯瑟都映射了人与自然应该相融相契。《荒原》更是将现代文明的荒芜推到极致，人类面临的不单单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丧失，更是精神世界的支离破碎，艾略特为现代文明奉上一曲挽歌，更为生态破坏后无处依存的人类进行了预言。“文学和批评的功用绝不仅仅是局限在人类内部，它还可以通过人而作用于非人类，作用于整个世界。”文学就是要通过其语言魅力和思想内涵唤醒人类沉睡的灵魂，启迪人们的智慧，实现文学与社会接轨。
2．生态阅读的误区当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进行生态审美，对于一些生态或反生态思想突出的作品和作家似乎已经形成诸多的固定模式。比如，《圣经》是奠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思想根源，是具有反生态倾向的;莎士比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杰出代表;海明威用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虚妄与残暴;《瓦尔登湖》是一部最好的生态文本。这种定式思维固然可以启迪学生，但却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忽略了每一位作家和作品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生态视角的重审和重评应当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避免孤立化、简单化和以偏概全的片面倾向。”作为课堂的引导者，教师必须以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作品的创作语境，另一方面要全面顾及作者思想的多面性和矛盾性。每一部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表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圣经》和古希腊神话被认为西方文明两大源头，渗透到每一部文学作品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圣经》在宣扬人类中心论的同时也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上帝毁灭罪恶之城索多玛、诺亚方舟、自然万物有灵论等等不都传递了人应善待彼此、善待土地、善待非人类生物的生态意识吗?古希腊罗马神话通过神和英雄的故事张扬了人的力量，也反映了原始氏族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哈姆雷特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代表的悲惨结局难道不是一个反讽吗?鲁滨逊凸显了人的理性与征服欲望，但鲁滨逊热爱自然，并未以毁灭自然为代价满足自己膨胀的欲望。经典文学作品蕴含丰富的思想，教师在进行生态解读时，不能一叶蔽目，忽视其本身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不能断章取义，将作品孤立化、简单化;更不能被定式思维束缚，片面地看待问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云南诗人于坚从书写家乡开始，在一系列诗歌创作中，对于自己出生成长的那片红土不断吟唱与赞美，从最早的《滇池月夜》、《故乡之秋》到《丽江的荒》、《大理石记》、《滇东北》、《雄狮大峡谷》、《秋天我在泸沽湖》、《在秋天的转弯处我重见怒江》等倾注了对自然的无比崇敬和热爱。在苍山洱海的行走，成为诗人精神的朝圣之旅。诗人写到：像是走在诸神的庙宇/一进苍山我就变得虔诚/。诗人不断游走在云南大地上，向我们描绘出那片神奇土地的绝妙风姿。在诗人的笔端，自然中的一切都成为着力表现的对象，阳光、河流、草木、鸟兽，它们的美具有神奇之力，净化诗人心灵与精神。在《阳光下的棕榈树》中诗人将棕榈树喻为春天之水洗净的手指，抚摸着大理石一样光滑的阳光，这种表述，已不仅仅是写作者语言层面单纯的技巧，还呈现出对自然的一种亲近姿态，例如在诗歌末尾，“这修长的手指，希腊式的手指，抚摸我，使我的灵魂像阳光一样上升。”诗人完全走进棕榈树的领空，体验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愉悦，享受自然赋予的美，从而自身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提升。在《赞美海鸥》中，于坚写了一群由西伯利亚迁徙来滇的海鸥，诗中写到：“它们穿越国家与国家的围墙，降落在南方以南，革命/可以改造国家/思想/甚至宣布上帝已死/但革命/无法改变一只海鸥越冬的路线/它无法像旧俄国的皇帝/流放/。诗人由国家、社会、历史的纷繁变迁，慨叹其作用力之于自然万物的微小。意味深长的是诗人最后的那句表述：“一只海鸥就是一次舒服的想象力的飞行/它可以引领我抵达/我从未抵达的/但在预料之中的天堂/抵达/我不能上去/但可以猜度的高度。”
诗人或许道出人类的诗意与哲思的起点，这就是与自然万物身心合一的交融，将自身作为其中的一个分子，这种守望使人类走向精神的高地。于坚将日常生活中人们容易忽略的自然元素都写入诗中，挖掘自然寄予人类的福祉。于坚写到：我记得那束阳光/它在我生病的日子/天天来探望我/每当黄昏它就轻轻地进来/它是怎么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它摸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眼睛/它流进我的四肢使我感到舒畅/仿佛变成了一株植物/。诗人要诉说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中，才会追寻到自身生命的音符，找到生命的居所。在《一只蝴蝶在雨季死去》、《避雨之树》等诗中，于坚一再表达着这一主旨，其实就是延承着古代庄子的自然观。庄子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限，将两者平等待之。他告诉世人，要常常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滋养人类精神家园的甘泽。于是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彭祖、灵龟、椿树这些相生的个体生命，不分彼此，融为一体。于坚诗歌写作呼应着庄子思想中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这也是文学长河里中国古人自然观的现代演绎，它绵延不绝，进一步衍生为中国文人的精神人格。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一个世纪多以来，人类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中是更为冷酷地向大自然索取所需。在需求满足之际，却往往滑向贪婪，走向一条强硬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加紧了向自然索取的步伐，常常以征服者、胜利者的姿态面对自然，而这个苦果，人类只能自己吞咽下去，森林毁灭、水土流失、灾害性气候频现……这一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纵观世界，自然环境危机近年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类为无法逃脱灾难恐惧惊慌失措，殊不知文学早已给人类敲响过警钟。19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叙事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早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渔夫放生的金鱼，一次次地满足了渔夫老婆的索要，从满足生存需要的木盆、新房，到满足其虚荣心成为贵妇人、女皇，攫取的、胜利的喜悦使老太婆的贪念无限膨胀，最后要成为海上霸王，进而统治海洋，这种狂妄的姿态，对大自然的不尊重，竟与人类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时，对大自然的残酷掠夺不谋而合。古老的童话故事对人与自然间的主次关系和潜在的排序规则的叩问，是文学深层忧患意识的表达，人类的意志难道一定要凌驾于自然其他生物之上？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却要成为自然的主宰，最后的结局，或许要比童话故事结局中那只破木盆更为惨烈。
二、对生态自我的关注
人类的自然活动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也涵盖着人与人的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的成员之一，在自我发展中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这也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必备条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推进，我们从自然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资源、能量，然而生态问题的也日益严峻。当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关注，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反之，人类对它漠然置之，也是对自我的戕害。汤因比在《人类和大地母亲》一文中说：“人，大地母亲的孩子，不会在谋害母亲的罪行中幸免于难。”迟子建在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对人性异化、扭曲的忧思与对自然资源过度掠夺的反思，表达了她对当代社会生活中人“生态”的强烈关怀。小说的明线以主人公“我”排解丧夫之痛游走乡野城镇为线索，暗线勾勒自然生态恶化。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小说中，“我”自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车祸中丧生的丈夫，痛不欲生，夜晚常常无眠而离开喧闹的城市，试图在游走中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然而旅途中由于山体滑坡，不得不停靠在一个有二十多家煤矿的小镇乌塘。作者对乌塘的自然环境书写寥寥几笔却力透纸背。乌塘的色调是灰黄色的。乌塘的雨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肮脏的雨了，可称为“黑雨”。雨由天庭洒向大地的时候，裹挟了悬浮于半空的煤尘，雨便改变了清纯的本色。
乌塘人因而喜欢打黑伞。众多的打黑伞的人行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让人以为乌塘落了一群庞大的乌鸦”。人类对自然地疯狂掠夺，导致自身的生存空间的日渐萎缩与丑陋。而自然生态的恶化也会以更强烈的反作用力报复人类。生态破坏的恶果最终也使人自身走向失衡的空虚与颓败。乌塘煤矿因过度的采掘而事故频出，于是寡妇众多，当地便把和矿工结婚的女子嫁人称为“嫁死”，小说中写到，一部分外乡穷女子嫁给矿工，就“单等着他死”，就为了获得高额的死亡赔偿金，“嘭———”地一声，矿井一爆炸，男人一死，钱也就像流水一样哗哗来了！生态的危机、能源的危机，紧随其后的就是人类自身的精神危机。人类的情感走向极端的利益化之后，面临的就是人类自身灵魂的迷失，人性的扭曲。小说中的蒋百嫂在利益的驱动下掩藏了遇难丈夫的尸体，从一个贤惠的妻子变成了浪荡的癫妇，夜晚成为她的梦魇，就如恩格斯警告说过的那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实际已经超越人类痛苦的表象，直达生命的内核。小说的题目所喻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既是某个人的夜晚，也是所有人的夜晚。“现代性的持续危及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即使进入现代社会，面对自然的危机，我们人类自身无一能够幸免。生物链的终端就是人类的自身。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中，孤单的外星球的小王子在命运的旅途上寻找生的价值，陪伴他的蛇、狐狸牵引着他感受爱的真谛，生命的斑斓。他遇到的第一个生物是一只毒蛇。但小王子是纯洁且善良的，蛇并没有伤害他。后来，小王子遇到一只小狐狸，小王子用爱驯服了小狐狸，小狐狸也把自己心中的秘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作为礼物，送给小王子。小王子没有被虚妄的成人的世界所征服，而最终寻找到自己的理想，即连结宇宙万物的爱。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要塑造一种生态人格，才能找到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
三、对生态社会的建构
生态文明发展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它最后要抵达的是一个良性循环、全面发展的生态社会，这也是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新的发展方向，而文学通过它丰富的想象、强烈的人文精神，如何在此过程中找到自身的发展契机又能有利于自然生态的健康系统和动态的发展，已然为我们绘制出来这份绚丽的图景。《论语•先进》中孔子的四位弟子侍坐，应老师的要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公西华各说了一番富国强民、建功、立业的理想，孔子只是微微一笑。轮到曾皙，他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的话描摹出人类顺应自然，享受自然，进而形成的群体间美妙的生命体验的理想，他道出了人回归自然本真的生命追寻，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想往。而夫子赞叹感慨地说：“吾与点也！”把这种人生理念推向了新的高度。不单单兼济天下、造福苍生是人类生命价值崇高的体现，除此还有对充满诗意、返璞归真的简单生活的归依。原始的儒家的教育理念给我们的是丰富多元的人类社会愿景，它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合理、和谐的个体生活，放手对权力、名望、地位的追逐，从完善自身为起点，去建构一个人类理想的生态社会。当代文学作品中，汪曾祺在小说《受戒》中将这一梦想写到了极致。荸荠痷作为佛门领地，展现的却是凡人生活的自然场景。
可见，以学校决定教学大纲，教师决定课堂进度、课堂内容，教师在主导地位、学生被动学习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教学阻碍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背离了外国文学的最初教学目的。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是教学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目的就是学生学习到知识；教师是客体，是教学活动开展的组织者，为学生服务；教学是载体，也是传输带，将本没有关系的教师和学生本来联系起来。因此，一个有效的外国文学教学过程，应该是教师、学生、教学和谐发展的过程。
二、传统文学教学的改革趋势：生态教学
1、生态教学的兴起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词汇οικοs，指“住所”或“栖息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rnstHaeckel提出“生态学”，主要指研究动植物、环境之间的关系及相互的影响的一门学科。时隔100年，1966年，美国教育学家阿什比（E.Ashby）将生态学基本原理与方法应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中，提出“高等教育生态学”概念；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克雷明•劳伦斯CreminLawrence在其《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教育生态学”这一术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人与环境、发展的重视越来越高，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教育生态学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生态学研究队伍更为庞大，例如美国学者C.A.Bowers出版《生态公平和群体教育》（2001年）（EducatingforEco-justiceandCommunity）等几部著作，研究内容既涉及微观课堂生态，也涉及对教育、文化、生态危机等宏观教育生态。（范国睿，2000）。
2、发展健康有效的生态教学模式
针对传统教学中的一些弊端，为更好促进我国外国文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教学，而良好的外部能够推动内因更好的转变，因此教学活动的各个参与者都应积极做出努力。
（1）创建积极有效的生态化教学环境
国家教育部层面和地方教育机关层面，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上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和调控教育发展的总方向。国家从宏观上改革教育制度、转变教育理念。国家教育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核心机构，是否制定符合全民需求的教育方针、制度决定着我国整个教育发展的动向。因此，国家教育部应准确把握文学教学改革方向，改革应试教育模式，推进全面性和人性教育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地方教育部门在不违背国家宏观的制度和理念，根据本省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文学改革措施。高等教育机构层面，人员上，积极引进先进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教学培训部门，定期对教师进行考核；设备上，积极配置和更新教学设备，竞标高端、先进教学设备，例如开展网络空间学习，建立外国文学学习的资源共享平台，以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学安排上，要打破原有的固定性，教师采取轮流制，教材采用推荐制，大班课可改为小班课，充分体现教学的灵活性、人文性。例如，H老师原本只是大学一年级的文学阅读课，每年使用的教材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美国文学阅读教程》一书。进行改革后，学校允许外语学系或文学院可以根据本院的师资情况，组织专门的外国文学教学组，可分为英语文学教学组、日语教学组……，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组员的人数，每组教师以轮流的形式去给不同的年级上课；教材的选定实行教师推荐、学生决定的方法。在学生第三课堂方面，学校增加在聘请文学大家到校讲座的力度，并鼓励学生社团举办外国文学知识竞赛、书籍推荐、兄弟院校文学交流会等课外活动。师资管理上，学校定期对专业教师进行培训，要求教师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充电”；下方权利，课堂上，教师自己少说，让学生多说，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自主学习空间，激发学生对文学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
（2）构建“点—面—点”的教学模型
长期的“二元化”发展，使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在公共财政的支出方面偏重城市，农业发展享受的公共财政投入较少，农村地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由于缺少必要的硬件设施，农村地区的许多生产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就直接就地排放了。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严重，水体污染问题较突出，河流、水库、湖泊萎缩，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优质资源在大量流失，城乡间发展的差距逐步加大。
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及生态意识有待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短，各种文化教育设施匮乏。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生产技能素质方面较弱。另外，其法律意识、科技意识及生态环保意识也有待提高。从长远看，良好的生态环保意识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潜力和动力，要具备这一竞争优势，就要从提高农民素质处入手，逐步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加以解决，将严重削弱中国农村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上问题的产生表面上是由于技术手段不完备、环境法制不健全、经济活动不合理等因素造成的，但如果深入分析深层次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产生以上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发展理念、体制、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造成的。其中生态文化建设在农村各个相关领域的缺失及不完善，是形成以上局面的重要原因。
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的主要途径
产业生态化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涉及到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建立良好的生态文化来转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持久的内在发展动力。生态文化建设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主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1.积极完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为产业生态化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在推进农村产业生态化发展工作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制文化建设，特别要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规来规范产业发展。在制定各个法规过程中应注重与其他相关法规的融合配套。另外，因为生态问题往往带有不可逆性，制定的法律法规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来规范相关产业的生态化发展。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环保法规的过程中还应与相关的行业组织密切合作，使政府出台的法规能有更好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政府购买模式仍是西方各国广泛采用的支付生态补偿的最主要方式。日本和瑞典的《森林法》规定由国家对被划为保护林的所有者给予补偿。美国颁布的《露天矿矿区土地管理及复垦条例》规定，矿区开采实行复垦抵押金制度。此外，美国还在1990年首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和建立生态补偿制度促进生态建设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应加强环境影响的量化技术和货币化技术建设，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
2.完善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科学规划地区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应建立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首先，要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应把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加入到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绩效考核中，用科学的绩效观来评价政府绩效，绩效评价要把绿色GDP、人口、资源、环境等多项指标考虑进去。其次，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必须把生态建设列入其中，应大力改善农村的交通、水、电、通信、文教及医疗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统筹规划。政府部门应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积极推进农村地区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使相关产业能够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
3.推广绿色经营，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正在积极探索建立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以适应低炭环保的要求。绿色经营是指把绿色环保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出发，从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补充中获得盈利的一种经营方式。绿色经营解决方案能在帮助企业控制成本的同时，有效降低环境负荷，真正实现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应通过税收减免、绿色信贷、减排补贴等措施积极推动乡镇企业开展绿色经营。在一些大中型企业开展绿色经营更能起到明显的成效。一家国内大型物流企业采用IBM的解决方案后，每年物流成本降低了20%，并实现了碳排放量减少10万吨。绿色经营解决方案不仅能使企业节能、高效，还能帮助企业在形象策划、产品开发、商标设计、广告等商务活动中渗入生态理念，更好的诠释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4.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拓展行业自律。国内有关研究统计显示，农村地区的合作经济性专业协会约占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在农村地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完善和拓展行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应积极鼓励各专业协会制定本地区行业企业及个人共同遵守的适应生态文化建设需要的行为规范，强化企业及个人经营行为的自律，促进地区内或行业内部的行业自律，避免恶性竞争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地区或行业内部的整体利益。制定引导相关行业、产业的实现生态化发展的措施。乡镇企业的环保问题是当今农村生态建设重要环节。农村行业协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当地企业的生态文化建设，向企业提供必要的环保信息和建议，协助企业建立起企业生态文化的教育和培训制度，倡导企业开展IS014000标准认证工作，使其生产工艺及设备，产品的运输、贮藏、处理、使用和弃置等多个环节适应生态发展的要求。逐步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使相关产业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5.完善生态园区建设，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应通过政府主导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生态园区，将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使科技成果利用效率得到提高，促进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已达到70%-80%，我国目前仅为42%，从长远和根本上看，先进适用的绿色技术对产业的生态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应该充分利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设施农业技术、核农业技术、多色农业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和引进吸收和普及利用，促进生态科技文化的繁荣发展。通过发展高科技农业，推进农村相关产业生态化发展。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多级农业产业化风险保障基金，建立和完善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推进农业产业生态化经营。政府部门应与相关科研机构建立了协作机制，每年把影响和制约农村相关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重点问题以课题形式下达给相关科研机构进行研究，并积极推广科技成果实际应用及ISO14000认证和清洁生产工艺。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