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0 04:30:47
序论：在您撰写中国教育史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国父母想守护孩子一辈子，但是父母们办不到。在美国18岁的少年就会与父母分开并且开始独立，难道美国人不心疼孩子吗？
有一条坚难的路中国父母会背上孩子走过，孩子只会知道成功却不知道成功之路如何坚险。但是如果是美国父母就会牵着孩子的手陪他走过而不是代他走。要知道梦要自己扛，泪要自己尝。
中国近几年来开始重视教育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但唯唯没有重视早教，但从某方面来说早教有偏偏很重要。在美国每个有责任心的妈妈在生小孩之前都会去接收早教培育。
引言
语言的学习始终脱离不了文化的学习，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渗透文化教育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工作者们都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目的语文化的输入上，而对本国文化的输出重视程度不够，文化教学偏离了有效运行的轨道，从而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语言功底与文化素养不成正比，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在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中国文化知识的严重匮乏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低下，进而大大降低了法语教学效率，因此，在推进法语教学的同时加强中国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剖析：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及成因，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及途径。
一、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现状
“文化教育”这一概念在外语教学者眼中并不陌生，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同时还是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教学早已在外语教学界达成共识。早在1997年，贾玉新便在他的作品《跨文化交际学》中提出“语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文化教育”〔1〕，随后，胡文仲也在其1999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概论》中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密不可分”〔2〕。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交际外语教学法的不断推广，我国外语教学也开始逐步重视“目的语文化”导入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高校外语教学开始大量引入国外原版教材，课堂上大量介绍国外的文化习俗，这种将语言教学与目的语文化教学有效融合在一起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也大大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大多都存在一个通病：由于母语文化教育的长期缺失，直接导致了他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从而大大削弱了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清华大学的张为民等学者曾经针对这一现象做过相关调查，他们召集了一批英语专业本科生及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用英语转述中国文化特色话题的测试，内容囊括了中国独有的事物、名胜古迹、民俗等，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试者都不能很好地用外语表达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这一现象在法语学生身上同样普遍存在，很多学生甚至都不能用法语很好地翻译诸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更别说翻译中国原汁原味的诗词歌赋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确实存在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现象，并且已经开始严重影响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升。
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寥寥几句便可解释清楚的，可以说它是多方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素养亟待提高；其次，教师教学观念与跨文化交际理念脱轨，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最后，学校并未开设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以及教材中中国元素的缺乏。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咎于我国高校法语教学界对文化教育中“文化”的概念理解片面，过度重视目的语文化输入而忽略本国文化输出，模糊了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 “文化教学”不仅包括法国文化教学还包括本国文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时刻秉承两者并重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出各方面都合格的高水平法语人才。 “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该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标语及母语的再认识。”〔3〕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msch如是说到。
二、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经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教育对法语教学成效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将法语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势在必行，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加强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人类学家、社会语言学家Hymnes将人类在恰当的场合得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定义为“交际能力”，而随着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跨文化交际也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然而，“跨文化交际是双方的交流，而不是单方面向一方面学习。”〔4〕任何一门外语的学习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间建立一个桥梁，能让两国人民顺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才是法语教学的根本目的所在，即通过教师的不断引导逐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从而培养出能够促进中法友谊高效持久发展的跨文化交际人才。然而，在教学过程中长期忽视中国文化教育势必将会大大阻碍这一目的的达成，因此，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刻不容缓。
第二，中国文化在法语学习中具有正迁移作用。“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会无意识地将母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移植到外语的学习中去，这个过程就叫做语言迁移。”〔5〕总体来说，语言迁移分为两种：正迁移与负迁移。很长时间以来，外语教学界都将过多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对外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文化在外语学习中所起的正迁移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法语教学有效结合起来，将大大提升法语教学效率，正如刘润清所指出的：“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6〕从逻辑角度上来讲，两门语言相似度越高，正迁移作用也会越大。虽然汉语与法语分属于不同语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任何语言在结构上都是相通的，就比如法语中的？？？Aide-toi， le ciel t`aidera.？？与中文里“自助者天助”便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要将中文及中国文化与法语及法国文化的共性之处好好加以利用，便能够促进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加快他们学习法语的速度，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三、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的途径
在国际交流中，我们要实现的是双边交流，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法语，但代表的是中国文化，而非法国文化，因此在法语教学中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它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是培养学生辩证的文化意识的需要，使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更加深刻地领悟绚丽多彩的、优秀的中国文化。〔7〕”而要扭转这一局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促成的，也不是只靠一方面的努力就能做到的，而是要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才能够逐渐消除的。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方参与者便是教师、学生、教材。笔者认为要弥补我国高校法语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缺失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教??的正确引导。作为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能够提供正确的引导自然是促成局势扭转的关键。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确的引导”必须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基础上：首先，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同时，教师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使其与跨文化交际需要紧密接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各个方面努力对学生进行文化渗透：既要使他们了解法国文化，又不能忽略到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使他们能够顺畅地用法语将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要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多下点功夫，笔者认为主要可以用到以下两种方法：
1.比较法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积极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去发现两种文化的异同，逐步引导他们养成从一种文化引申到另一种文化的学习习惯。比如，从词汇角度上来讲，词汇是构成一门语言最基本的单位，但也是一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同一个词汇在两种文化里所代表的内涵可能会大相径庭，这里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从一个词引申到它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相似的或不同的文化内涵。以颜色为例，中国人偏爱红色，自古以来，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吉祥、喜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红色还能够使我们联想到革命，“红心”可以指“对党的忠诚”，而在法语中 le coeur rouge 也有这一层含义。再举个例子，在讲到动物的词汇时，比较法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了，因为在中法两种文化中某些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如 chien（狗） ，在汉语里“狗”经常会跟很多贬义的成语联系在一起，如“狼心狗肺”、“狗眼看人低”等，而在法国狗与人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在法语中很少能找到诸如此类的表达。再比如，俗语谚语是最能够体现两种文化的异同的，汉语里有“沧海一粟”，法语里也有 C`est une goutte d`eau dans la mer. ，但是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茶余饭后”，而法国人则会说 entre le poire et le fromage （在梨与奶酪之间），因为法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一般在下午茶时间都会吃点水果点心之类的食物，这就跟中国很不一样了。
2.联想法
在教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一些课文，里面的内容或背景会涉及到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教师就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引导学生从一种文化联想到另一种文化。比如北外马晓宏编写的《法语1（修订本）》第15课谈到法国人的饮食习惯，教师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就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到中国的饮食，如“四大菜系”以及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甚至可以在下节课让学生分组做演讲用法语介绍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再比如《法语3》第二课里面讲到了上帝第六天创造了人，这里就可以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女娲造人、盘古变人的故事，同样的也可以组织学生用法语去讲述这些故事。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使学生在学习法国文化的同时还能够加深对我们母语文化的了解，同时还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二）调整教材内容，注重融入中国文化，使目的语文化输入与母语文化输出达到平衡。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展开的，因此教材在教学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言而喻。综观我国高校法语专业学生现阶段所使用的教材，都过度倾斜法国文化的输入，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不仅给学生传达了错误的讯息，误导他们认为学习外语就不需要学习中国文化，而且也让学生学不到如何用法语表达中国文化，导致他们这方面能力低下。这就提醒我们，要弥补教学中中国文化教育的缺失，就必须进行教材改革，在教材中注重融入中国文化，增加介绍中国文化的法语文章，使学生在课文中就能学到表示中国特色事物、风俗等的法语词汇、表达等，从而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然，在现阶段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教师可以自行选用一些替代教材，比如可以开设中国文化的相关课程，选用一些介绍中国文化的中文书籍作为教材，在课堂上积极组织学生展开如何用法语将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出来的讨论，这样也是可以的。
第三，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王宗炎曾经说过：“对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人家的文化、语言该怎么看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强国或强大民族倾向于自高自大，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不如自己，这是民族中心主义；弱国或弱小民族自卑，认为人家什么东西都比自己好，这是惧外心理。”〔8〕当前的中国已经不需要一味地去迎合他国文化，而更多需要的是尽可能输出本土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渴望学习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的法语教学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他们将礼义廉耻、仁爱礼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在跨文化交际中始终保持自尊、自强。
论文摘要：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当为蒋黼于1905年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资料》，而非通常认为的是“黄绍箕草创、柳诒徵辑补”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故此，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的年限将由1910年提前到1905年。论文对《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作者蒋黼的生平围绕其教育事业作了简介，并析明《中国教育史资料》非翻译而是原创著作，继而对《中国教育史资料》的版本、内容作了介绍，并认为蒋黼与好友罗振玉共事于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十数年，其《中国教育史资料》的内容受罗振玉有关中国教育史论文的影响至深。
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由“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为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本国教育史专著。如杜成宪等编写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即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一是学校中开设中国教育史课程。1904年，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癸卯学制’，规定经学科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教育类课程中，均设有中国教育史课程。二是有了对中国教育历史的专门研究，主要是有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中国第一本教育史著作是由‘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起撰于20世纪初、完成于1910年的《中国教育史》。类似的研究，忽略了蒋黼于1905年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上的10卷本《中国教育史资料》。该书后收人《教育丛书·五集》，并有教育世界社单行本行世。笔者认为，蒋氏《中国教育史资料》乃是由我国学者自主撰写的第一部本国教育史，早于黄、柳合著的《中国教育史》5年。由于是首部，影响中国教育史学创立的起点年限的界定，且该本各大图书馆较少收藏，甚为稀见，本文对之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
《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作者蒋黼(1866-1911)，字伯斧，吴县人，金石学家蒋清朔(字敬臣，著有《纬学源流兴废考》三卷、《洪遵泉志集证》十五卷、《选泉丛说》四卷，曾注《王子安集》)之子，与晚清著名教育家罗振玉相交好，罗氏之孙罗继祖教授在《庭闻忆略》记载其事甚详:“祖父和蒋先生订交也较早，蒋先生初字觑康，后改伯斧，在上述诸人中，祖父和蒋先生的踪迹最密。并提及罗振玉曾为蒋黼撰《墓志铭》，记述相交经过及评价曰:“予交君垂二十年，出处与共，方在淮安寓居，过从无虚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数见，当时贤达以人才询予者，必首举君以应。故予客粤中、客吴下皆与君偕，出则连较，居则接席。及君来京师，住于吾家者半岁。罗振玉给蒋黼写《墓志铭》时在之后，其时罗氏已甚不愿再提及自己以及同僚好友诸如蒋黼于教育界的贡献。事实上，蒋黼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且其行迹多与教育有关。1896年，蒋黼协助罗振玉创办了农学会，作为该会的骨干，于1897年参与创办了《农学报》，出刊至1904年末，1898年至1900年，以农学会名义参与创办了南洋公学东文学社，培养出了诸如王国维、樊炳清(字少泉、抗甫，古文家、商务印书馆编辑)、沈绒(字伯听，翻译家、巴黎大学法学博士)、萨端(字均坡，翻译家、革命者)、朱锡梁(字梁任，南社诗人、东南大学教授)等一批人才。1901年，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社，编译出版教科书及我国最早的教育类杂志《教育世界》(刊至1907年末)，蒋黼参与其事，且分期刊登《中国教育史资料》于其上。1904年与罗振玉等任职于两广学务处，参与兴办学堂等事宜。1905年至1906年，与罗振玉、王国维、樊炳清等任职于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后，任职于晚清学部，与罗振玉同为四品咨议官，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至1911年病卒。这样一位深度参与教育活动的学者，蒋黼起意撰写《中国教育史资料》便在情理之中。至于其著述，罗继祖说“著作都未能成书”，现只知在敦煌学方面与罗振玉合辑的《敦煌石室遗书》，内收蒋黼辑《沙洲文录》、《老子化胡经(残卷)》等，此外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等论文以及一些跋文。罗继祖教授因资料所限，所叙蒋氏著述颇有遗漏，据笔者调查，蒋黼名下论著尚有数种:据罗振玉在《国粹报》所言，他还有《中国货币史》(乃中国第一部货币专史，见金品元《历代钱谱目录》著录)等著作。他有关教育学的著述，除《中国教育史资料》之外，有考察日本教育的笔记《东游日记》，另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蝉隐庐新板书目》尚有《蒙学修身书》署蒋黼编撰，《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总第69号)上载有《修身教科书编篡略》，与《蒙学读本编篡略》一起只署“两广学务处稿”，应为其所撰写，《蒙学读本》未署名，疑亦为其所撰。另蒋黼在学部任职时，曾在学部图书局出版《中国教育史》，时间当在1908年左右，亦早于黄、柳合著的《中国教育史》，该本仅见著录，依理而推，或为《中国教育史资料》同书异名之作，或为其修订版，总之与《中国教育史资料》不无关系。
二
在已知的蒋黼署名或者未署名的教育类著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10卷本的《中国教育史资料》了，因其成书于1905年，堪称“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但最近出版的纪念柳治微的纪念文集中有论文，否认蒋著《中国教育史资料》为“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而认为完成于1910年“黄绍箕草创、柳治微辑补”的《中国教育史》才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理由是:《教育世界》上的大多数篇目为译稿，依次类推，刊登其上的《中国教育史资料》亦为翻译之作，译自日本，而不是原创的中国教育史著作。至此认为《中国教育史》本系原创，故为第一。那么，《中国教育史资料》是不是有日本原著在的二手的译本呢?经笔者仔细查阅《教育世界》及《中国教育史资料》，认为:第一，《教育世界》杂志上多有译篇，尤其在1901年至1903年所谓“前期《教育世界))’’，但并不能以偏概全以印象代替事实而认为《中国教育史资料》是译稿。其次，《中国教育史资料》连载于1905年，属“后期《教育世界沪，其时编译者比较集中，仅罗振玉、蒋黼、王国维、樊炳清、罗振常等数人，且经多年编辑杂志，《教育世界》杂志上篇目署名的处理还是比较规范，至少有规律可循，即:如果是译本或者节译本，不在题下和目录署原著者及译者，就附《译者识》或《编者识》之类注明;如果是有原著可依的改写本，则不署名;如果仅署中国学者之名的篇目，则一概为其著作而非译本。以上三种署名的处理情况，例子甚多，恕不举例，读者一览1904年至1907年的近100期《教育世界》杂志便知。《中国教育史资料》题下署“吴县蒋黼”，与《红楼梦评论》题下署“海宁王国维”同，又《总目》之《中国教育史资料》署“蒋黼撰”，同目《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署“以上王国维撰”，而《叔本华之思索篇》则署“译稿”，整伤如此，可证《中国教育史资料》乃蒋黼所撰而非译稿。第三，从《中国教育史资料》中的一些用词，比如“中国”、“我国”、“国朝”等来看，《教育世界》杂志上的译本中一律保持日文原样为“支那”等字样，故《中国教育史资料》非译稿。再者，蒋黼通不通日文，有无能力进行翻译还是个问题。当然，从逻辑上讲，日本早于国人捷足先登著有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作，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蒋黼，蒋黼在多大程度上依之进行改写、资料的搜集等等都是可以存议的;虽然笔者手中并无相应日文中国教育史之类的著作可供参照，但经仔细阅读《中国教育史资料》，从其内容、体例、行文，以及它与罗振玉相关教育史论文的关系(下详)等方面来看，实非翻译之作。
三
《中国教育史资料》与现在通行的章节编排不同，而是分成十卷，连载于《教育世界》杂志1905年第15至22期，总第107至114号，连载时间农历为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相应公历时间为1905年9月至12月，其时蒋黼任职于江苏师范学堂，该学堂开设教育史课程，蒋黼是否讲授中国教育史课程，((中国教育史资料》是否为学堂讲义，由于资料匾乏，我们不得而知，但与之有关则可推想而知。《中国教育史资料》发表于“教育史”栏目，此前《教育世界》杂志并无此栏目，看来是为蒋黼的这个著作特开辟的一个栏目，也说明“中国教育史资料”与“中国教育史”相比多出“资料”二字，实是被当作不打折扣的“教育史”看待的，前述蒋黼有学部图书局版《中国教育史》亦可佐证。笔者所读《中国教育史资料》为《教育丛书·五集》中所辑，页眉署“教育史”字样。事实上，《教育丛书·五集》乃《教育世界》杂志第五年即1905年全年的分类汇编，《中国教育史资料》因篇幅较大单独成册，页码内侧亦保留诸如“第十五期七十一”等字样，即丛书本与原刊杂志版一样，内容一般无二。又据((教育世界》杂志所附《本社(教育世界社)编译及经售书目》及《蝉隐庐新板书目》所载，《中国教育史资料》另有单行本行世。
《中国教育史资料》以典雅的文言书写，如前所说全书10卷，146页，竖排，每页13列，每列不计空格33字，书中多有列表，全书计约6万字。书中认为:“中国教育之兴，距今四五千年前，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但其时因文献匾乏，“记载简略，其详不可得闻”，故“今言中国教育，断自周始”。尽管认为从逻辑上讲，中国教育史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周至今，中国教育约可分为三大时期。周之时，学校偏于乡里，人民莫不就学，是为‘学校时期’;汉重乡举里选，学校虽立，不过选举中之一途，魏晋及南北朝皆因仍汉法，是为‘选举时期’;隋唐以后，专重考试，而选举之制废，历千年以至于今，虽考试之法不同，然大校无甚变易，学校之设不过科举中之一阶级耳，是为‘科举时期’。‘学校时期’考实行，‘选举时期’采名誉，‘科举时期’重文词，此中国教育沿革之概略也。’，但全书分卷没有按逻辑顺序，而是大致以历史朝代为断:卷一为《绪论》与《周》，卷二《秦》，依次为《汉》、《三国至隋》、《唐》、《宋》、《辽金元》、《明》、《国朝》，至卷九，卷十为附录《历代之藏书》，为便于了解《中国教育史资料》体例、内容，特列表说明如下:
[关键词]：文化与人格理论 中国国民性 儒家思想
所谓国民性，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总体表现出的品性，即一个国家国民最普遍表现出的人格类型，是对一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的特征的概括，故针对正常人格而言。这种品性，既源于种族特征的不同，也可来自后天遭遇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各个国家中不同的国民性。国民性与典型人格类型不同，其分析不需太多田野调查实践与复杂数据，具有普遍概括性和笼统性，故较易实行。
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二战时期曾一度兴起。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西方文化的渗入，现代中国的国民性已变得较为混杂难以表述，甚至某些已与中国古人的文化精神相背道而驰，西学的传入与过度应用更使现代中国国民性格不具有了中国本土的代表性。本文仅从中国古代儒学角度对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进行分析探讨，从信仰体制、道德准则和人格培养三方面将国民性概括为忠君爱国、仁义至上和中庸之道。
一、信仰体制：忠孝统一
从信仰体制上看，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以信仰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作为全民性的国家宗教。其宗法观念与天人合一观念从信仰层面进入到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对国民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人普遍重视家族观念，祖先意识强烈。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不仅体现在中国人祭祖的隆重仪式上，更表现在中国人“以孝治天下”的观念上，这早在先帝舜时期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中国十分重孝，一家中若是出现孝子，则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与赞扬。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就以“孝”作为最基本的选拔标准，由众人推举，称“举孝廉”。中国儒家传统“十三经”中就有一部十分重要的经典――《孝经》，是关于孝的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人家族传统中，是以父权至上的宗法制，一般重大事情都需要向父亲请教过问，包括婚姻问题，大多是父母包办，即使是自己的意愿也需事先请示父母，征得同意方可进行，否则就会有被社会指为不孝而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如此重“孝”，包括统治者也宣扬孝道，以孝治天下，以得到支持与维护。中国人认为，以孝为先，有了孝，人民自然会归顺于君主，孝是忠孝仁爱信义等基本道德的根本所在。“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也。”《论语》中的此言正是体现了“孝”的一系列好处，孝子极少有犯上作乱背叛君主的想法。由此可见“孝”是忠君爱国思想的前提。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忠孝二者相统一的观念，也是国民性之一大特点。
二、道德准则：仁义之上
前面讨论的中国人所重视的忠孝观念，但这种忠孝观念是以仁义的道德准则为前提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曾说过，忠孝都要“以义为先”。不符君子道义的事万万不可做，而这道义的前提就是符合“仁”。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实现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仁”是最重要的品格，万事都应符合“仁”复归于“仁”。“义”则由“仁”衍生而来。所谓仁义礼智信都是以“仁”为根本的。孔子主张回归“仁”的道路是“克己复礼”，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回到礼的道路上来。西周时期即已制定形成的周礼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应的。“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这其中就要以统治者实行“仁政”作为基础。实行仁政，人民就会温顺并且厚道，像先帝尧舜时期就是如此。
且君子也应以仁为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儒家主张有志之士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仁义道德理念。孔子认为，“恭而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样即可实现仁。仁不仅应作为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统治者的根本统治手段，更是作为了百姓庶人一切道德准则的基础。
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这可谓是对接近仁的状态的外在表现的较为细致的描述了，也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一大特色。中国人普遍具有老实内敛，逢人不爱张扬，遇事不爱争抢的特征，却给人一种温和敦厚的亲近感。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中更是普遍具有“仁”的特性。辜鸿铭先生认为中国人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温良，这主要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这也是“仁”在国民性格中的一大体现。
三、人格培养：中庸之道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人才的培养，不似西方教育那般重视专业技能培养，而是更重形而上的气节与道德观念的树立。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是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对“君子”的推崇也成为中国社会中普遍的人格完善标准。
所谓君子，可用“中庸”来概括。“君子不器”，君子尚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经过历史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气节，体现在忠君爱国的观念中。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可见中庸的品质在中国人中具有神圣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并形成一种价值趋向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用孟子的话概括，这是一种“浩然正气”。
中国古代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后来的教育中，也体现在在童蒙教育。所谓童蒙教育，指中国古代7～12岁的教育，即洒扫应对等基本礼仪和伦理道德的学习。其作用不可忽视，是为后期儒家系统教育、为日后学习君子之道打下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格气质初步奠定形成中的重要一环。
中庸之道同样表现在礼上。儒家主张以礼治天下，礼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乃至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原则。它处处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中和色彩，建立在天人合一观念基础上，体现了中国人高尚的修养，也是中庸之道的一种外在表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古代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文化与人格理论的视角下所探见的中国人国民性具有忠孝统一、仁义至上、中庸之道三者合一的特性，不仅体现在传统的等级宗法性制度中，更体现在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普遍文化群体中。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与品格特征，区别于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如今我们更应弘扬这种文化特性，弘扬中庸之道，选择传统并适合我们国民性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这有中体西用，才能使中国人得以重新闪耀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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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辜鸿铭著.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关键词：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 失语 文化导入 跨文化交流
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吸收，当今已成为多元文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中。多元文化是与单一文化相对而言的，指在某一区域或阶层中同时有多种文化存在，这些文化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联系。在我国英语教学中融入母语文化的教学，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还能有效地促进母语文化与英语之间的双向交流。然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问题严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及具体表现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文化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对英美文化进行学习。人们也不再争论在学习英语时是否需要学习英语文化，而是讨论如何学习英语文化、教师应该怎样教。然而，近年来，西方文化在我国非常盛行，尤其是在校园中。学生们已经开始适应吃快餐的生活，过西方的节日，喜欢说唱音乐。学生作为年轻人，对西洋事物感兴趣并没错，这也是因为他们学习英语时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然而，如果让学生使用英语来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介绍时，他们却哑口无言。我国之所以要对广大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国与国际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一方面能够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英语这门世界语言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风俗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英语教学是为了双向交流。然而，当前许多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英语文化时，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能用英文侃侃而谈，但是当外国人对我国文化感兴趣时，他们却无法表达本国文化，这不仅让外国朋友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让国人感到担忧。英语教学本要进行跨国交流、双向文化交流，但是当前的情况却是单向交流，这也表明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存在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对目的语文化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母语文化。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具体表现
1.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孤立
在学习英语时，语言知识往往会发生迁移，发生正迁移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如果发生负迁移，则会阻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升。在学习英语前，我国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使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英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受到母语交际能力的影响。而人类交际的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以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能够促进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是英语知识发生正迁移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目前的英语教学中，往往没有关注这种正迁移的作用，而把重点放在了英语与汉语交际模式的差异上，在此进行研究必定会产生负迁移，导致母语正迁移的影响效果逐渐丧失。即便是英语与汉语文化相异，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一些俗语中就能看出来这些共性，如：“花钱如流水”英语为“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血浓于水”英语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英语与汉语之间还是有较多相似地方的，可以此为突破点，打破英语与汉语之间缺乏往来的现象，把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避免中国文化受到孤立。
2.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
在英语教学中，由于教材中的内容有限、教学方法需要改变等问题，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崇洋思想，日益严重。与英语文化受到的特殊待遇不同，在英语课堂中，汉语文化却受到冷落，没有获得与英语文化平等的地位。所以，学生在生活中往往谈论着国外的文化，而对我国自身的文化却了解不多。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国际交流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但是如今当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大量融入西方文化后，中国文化的含量几乎空白。在国际交流中，这种负面的影响作用更为严重。前国家副主席曾经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感到痛心，他说我们的学生无法用英语表达一个“早饭吃了什么的”简单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用英语如何表达“包子”“油条”“稀饭”等。而当外国人想要询问儒教文化时，我们的学生却是空有满腹经纶，但就是不能正确表达，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孔子的英文译名。如此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任务就更无从谈起。所以，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缺失的现象必须引起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改变外语教育的错误观念，要坚持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目前，比较可喜的是广大英语教师以及英语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并且都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着手解决该问题。
二、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意义
（一）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保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教学中，对比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能够加深对二者共性的认识，这也利于英语学习。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将英语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并非通过英语学习重新对汉语文化进行认识。学习英语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对汉语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通过英语对各种文化进行的理解都是以汉语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可借助自身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英语的理解;可增加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降低负迁移，提升英语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学习中融入母语文化，也是英语语言学的需要。
（二）培养国际文化交流能力的需要
在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了解英语文化环境，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具备了国际交流能力，就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来，英语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追捧先进科技，热衷西方文化，甚至产生了西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交流，是文化的互相传递。交流的双方都应该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有所了解，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正常进行。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直非常注重和培养的，然而在教学中，如果仅仅重视了英语文化的教育而忽视了母语文化，那么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只能进行单向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并非真正的双向跨文化交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在强调英语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汉语文化。另外，在英语学习中加入汉语文化的学习，学生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加深，也能够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无意间就提升了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如果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只关注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学习，会造成学生在使用英语时不能够表达出中国文化，或者表达效果较差，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平等、互利的跨国文化交流的要求。
（三）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要求
学英语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也要学会用英语将我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要求，不仅在于在跨国交流中能够双向交流，更在于能够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进行传播。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把西方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尝试使用英语表达我国的灿烂文化，将我国文化传播出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语学习者在表达西方文化时比较流畅，而表达中国文化时，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一方面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但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所以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就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我意识，避免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后产生崇洋的思想。同时，广大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要注重培养使用英语表达我国文化的能力，做到用熟练的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国人都不能够用英语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又怎能让世界来了解我国文化？
三、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的措施
（一）在教材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英语教材对英语学习者具有引导作用，也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依据。但是，英语教材内容的设计长期以来只关注到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引荐的内容。当前的英语教材当中，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英语国家文化而展开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文章会略微提及中国文化，造成教学中缺少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课程内容，而此方面的英文资料又比较欠缺。长此以往，英语学习者对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接触得较少，这就造成了无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所以，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英语教学单一性以及片面性的局面，让英语教材中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英语教材中要增加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要涉及多个方面，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教材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我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相关英语文章获得。这样，通过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加入，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学习统一在一起，让学生掌握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就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英语教师一方面承担着英语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身上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英语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母语文化的了解，使用英语来传承中国文化。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向学生介绍英语语言文化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将中国文化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既要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教师要将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汉语的正迁移作用。且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如何使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教师在向学生推荐优秀英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版，这样学才能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区别，同时也能够提升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另外，杂志、报纸、电影等多种媒体都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学习中。
四、结语
我国进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能够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弘扬我国文化。但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非常严重，英语学习者往往能够使用英语表达英语语言文化，但是却无法表达出中国文化，这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教会学生学会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同时还促进了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也实现了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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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介绍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玄奘大学讲座教授高明士先生著《中国教育史》一书主要内容，分析此书与大陆同类著作的异同。认为：高明士先生的教育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向历史学的靠拢。同时，《中国教育史》一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中国传统教育“庙学化”的新观点。这些都是高明士先生对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另外也对《中国教育史》一书的印刷错误、史料观点提出了若干商榷的意见。
一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玄奘大学讲座教授高明士先生著《中国教育史》，2006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定价新台币300元。是书属于《国立台湾大学通识课程教学参考资料丛书》之六，或可以理解为台湾高校之教育史教材。高明士先生作为历史学者，他的教育史研究自然与历史发展的脉络相合，《中国教育史》一书的写作思路亦是将教育史融入历史轨道之中。这也是近年来大陆教育史学者倡导的方向之一。比较高明士先生的大作，与大陆教育史专著，在章节布局、研究方法、乃至行文措辞上的确有迥异不同之处，极有观瞻借鉴之必要。以笔者之浅陋，粗略翻检大陆教育史综述类的文章，似乎鲜有提及港台学者之成果者。又因高明士先生此书大陆难得一见，故特作评介如下。是书主要内容依据高明士先生自著《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间或采集毛礼锐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等书。全书分“引言”、“导论：传统中国教育的发展与特质”、“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从‘学’到‘庙学’的教育”、“帝王学”、“私学”、“‘庙学’教育制度的普遍化”、“书院的‘庙学’化”、“传统教育与治统的关系”、“庙学制的崩溃与近代学制的建立”、“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十一个章节，以及相应标题下的附表共十二张。按照教学进度要求，每一标题讲授1到2周，全书共计用18周讲完。
二
高明士先生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分析的结论性认识是：“广义而言，一部中国教育史，可说是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中国教育史》一书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研究和论证。
第一讲“传统中国教育的发展与特质”从整体阐释晚清学制改革前，即所谓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演变趋势梗概，上限是秦汉。书中描述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中国教育史，正面看可以说是教育沦为政治附庸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教育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与政治控制的过程。”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中国古代教育“庙学”化过程。两种叙述互为里表。更具体来说，就是：“汉以后诸朝的国家教育，是实施‘王化’、‘教化’的政治教育……汉以后国家接着双管齐下的方式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的手段，其目标就是要控制思想。”
第二讲“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这一部分弥补了上一讲对先秦教育叙述的遗缺，分析了《礼记·学记》、《管子·弟子职》和孔子、孟子和苟子的教育思想。另外例举了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颜元等人。不过这一部分并未超越毛礼锐等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既有成果。
以下第三讲“从‘学’到‘庙学’的教育”、第五讲“私学”、第六讲“‘庙学’教育制度的普遍化”、第七讲“书院的‘庙学’化”、第八讲“传统教育与治统的关系”、第九讲“庙学制的崩溃与近代学制的建立”共六讲实际都是围绕“庙学化”的命题的展开。高明士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从官、私学两方面都体现出庙学的含义。从外在的组织架构上看：“庙学的园地，由两个空间构成，一为祭祀空间，一为教学空间。”从礼制规格上看：“但中国的庙学，则直隶于国家，皇权至高无上，孔子虽是庙中主神，在礼制上不敌皇家的宗庙”对于庙学现象的实质，高明士先生指出：“在教育意义下，孔子以及配享等诸先贤，藉庙制将知识与教育的权威性提升至神格，已超越世俗的王权。”也就是说，儒家在言天失败后，转而用孔子的神格地位来压制世问皇权，即儒家强调的道统，且道统要高于治统的原则。同时庙学制的影响还波及了韩、日等国：“庙学制的确立。可以说是东亚诸国传统的共通基本要素之一……笔者(高明士自指)将这种文化的共通现象，称之为‘东亚教育圈’。
第四讲“帝王学”部分是书中比较特殊的一章，它跳脱了庙学命题的限制，回归实证。这一部分，将太子东宫教育与帝王经筵教育合为一种，兼论及帝师地位的下降。高明土先生认为帝王学的内容：“帝学的演变，由礼学而经学而史学”自来大陆教育史著作未有提及“经筵”者，即便是专门苗春德先生主编的专著《宋代教育》也未论及经筵，此实为大陆教育史研究一大盲点。高明士先生之作正可以补齐空白。
第十讲“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属于地方教育史，分别历数1600以前、荷兰时期、郑氏时期、清朝时期、日本时期和1949以后的台湾教育情况，其中在1949以后部分使用大量官方数据，是研究台湾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
三
总览全书，笔者以为，高明士先生的大作具有如下特色和学术贡献：
首先，与大陆教育史、乃至历史学者贯彻的阶级分析学说相异，高明士先生秉承的是台湾历史学者自五四以来的实证主义学风，史料运用自如、严谨，结论依据充分，分析史料透彻。就教育史来说，高明士先生有充分积累，其著作如《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中国传统的政治与教育》、《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等书，早为学界所认可、推崇，因此这本《中国教育史》是高明士先生水到渠成的作品，更兼具了由浅入深的效用。
其次理论的高度，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就是抽象理论和认识难以上高度、上层次，今高明士先生潜心研究后提出的“庙学化”命题，正是对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宏观的、结论性的认识，对认识中国教育，尤其是传统教育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后是高明士先生的行文和写作。实证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逻辑严密，推理有力。也自然要比单纯地根据标题、结论，返回头寻找史料以为呼应，更能说服人。比如高明士先生起手先从“学”的字义开始论述，正是陈垣先生“史源学”精神的体现。作为教材，《中国教育史》更多关注的初学者，研究性还不甚突出，想来高明士先生的几部大作，必然更加纵笔自如，文采飞扬。
但所谓金无足赤，《中国教育史》还是有微瑕若干，有些属于排版印刷，像“引言·参考书目”中，高明士先生自己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竟然漏掉个“度”字；再有“第五讲私学·教材与教学·第四阶段：清中叶，特别是戊戌维新后”一段文字：“……历速天主教及其经文传说”，“速”当为“述”；以及“第四讲帝王学”：“宋世翰林学不领他局”，此处漏一“士”字。而有些则是病句了，像“第四讲帝王学”中的“唐朝制度在国史上是最令史家称颂是东宫组织承袭南北朝”一句，句意不通。近年来大陆学风浮躁，出版学术专著亦质量滑坡，不想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亦不能免俗，盖这鱼鲁之讹，从古至今都不能消弭?
此外“第十讲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中的标题有些问题，其二级标题日“一、清代以前的台湾教育”，之下三个三级标题日：“(一)16o0年以前的台湾——原住民与海盗时期”、“(二)荷兰时期(1600至1661年)”、“(三)中国时期(1661至1895年)”，显然，1895年的下限与“清代以前”矛盾了。
在我国相关的教学部门中，已经很明确地对高校的英语专业的教学和备课进行了详细化的规定，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对大学的英语课程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高校需要将西方文化的相关课程选择为选修课，同时还必须要开设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专业课程，使得学生可以掌握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其目的是让学生在外国一些文化历史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巩固。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范围的影响，英语在世界范围之内的重要性也在不断的增多［1］。《剑桥英语语言百科全书》中指出，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将近一半的国家将英语纳为本国的语言中，并且一些国际组织也已经将英语列为世界的通用语言，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其发展。随着政治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加快，同时也出现了“单极化”的发展趋势和模式，而目前我国高校英语教学过程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处于发展的阶段，学生在跨国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还相对较为薄弱，并不能将本国的文化用英语表述出来，使得“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更加严重［2］。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主要包括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具体上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意义、地理背景等相关的领域。高校英语在教学过程中首先必须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和弘扬，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因此，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利用调查问卷、询问测试等方式对高校英语授课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有效地提高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质量，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
二、“中国文化失语”的现状
跨文化的交际是双向进行交流的，学习和了解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认同中华文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学生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几乎都不能用英语准确地对中国的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表达。据相关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对于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可以叙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一些自己从未涉及过的东西却很少了解。这就说明了在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对英语文化的强调太过于重视，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的传承出现缺失的现象，尤其是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3］。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如果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语言也失去了本身的意义，那么就会失去语言的寓意。因此，学习英语文化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是为了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流。同时，在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处理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也会影响本土的文化。在高校教学的过程中，对英语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使得高校学生也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三、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的对策
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在复兴中华民族，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梦的要求也较高。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在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传播和分享的过程中，英语教学的工作人员有必要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授给学生，从而可以有效地加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1.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范围的文化历史中的人，对文化会产生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和未来都有一定的认识。在对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英语相互结合，从而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播和对外弘扬，采取英语创新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映的措施，不断地培养高校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2.教学素材
在教学的教材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不仅仅需要侧重对中美文化背景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注重一些国外作者撰写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章，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并且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教材中。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不仅仅要吸收一些外来的文化，还必须要对中国的特色用英语进行有效的表达，以此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弘扬传播。总的来说，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以学生为主，并且以课堂实践为主要的目标，努力营造一个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平台［4］。
3.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创造学习的环境。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交际活动可以有效地对学习的人提供一定的基础，这种机会可以使得学生在课堂环境中对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使用。老师必须要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对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化背景和社会的相关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对比。
4.明确中国文化教学的目的
虽然在我国高校英语学习中，在教学大纲中对英语教材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却没有很具体地将相关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和对比，从而使得管理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零散性，并且整个的教学系统的目标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的模式，从而导致高校的英语老师对教学的活动仅仅是依靠个人的爱好。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入和渗透，使得对整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都缺乏了一定的整体的感知，从而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态度。因此，相关部门必须要对高校英语教学进行明确化。
5.规范英语课程教学
在对欧美一些国家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学习使用的课程教材是具有兼容性的教材，在进行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设置一些独立性的课程，这样就可以将本国的文化更好地融入到其中，从而可以使得本土文化可以传播的更好。除此之外，在我国高校英语课程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课程的质量，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