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9 22: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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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健词:自律监管证券监管证券交易所
论文摘要:目前，在我国对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越来越重视，本文在分析自律监管的优势，以及我国证券交所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完善证券交所的自律监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思考。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10多年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现行证券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市场自律监管为补充的监管制度。但由于现在政府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致使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同时自律监管的作用发挥很小，所以大力加强自律监管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笔者认为我国的自律监管应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主要力量，本文将主要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性和优势
首先，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具有更高的监管效率。证券交易所直接贴近市场，熟知市场变化，能够及时的了解证券市场中的股票的交易信息、股价的波动，发现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可以强制上市公司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自律监管及时作出调整、改变规则和措施。
其次，自律监管在作用空间上更为宽泛。法律具有刚性，政府监管必须依赖法律规范对市场进行管理，而法律不能完全调整到市场中的全部间题，由于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政府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市场中的每个角落，肯定会存在政府监管的灰色区域。所以在这些政府监管与法律规范无法调整的领域内，政府监管的效果不言而喻。而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在政府的刚性管理之外，施加道德、行业和伦理标准的约束。
再次，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性。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前线，要有效迅速的处理市场的各种情况，就决定了自律组织必须储备着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证券市场操作经验，同时要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市场中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能够熟练的运用证券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决定了自律组织相对于政府监管更具有专业性。
最后，自律监管还更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第一线，可以迅速及时地随市场作出反应，采取行动，从而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具体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独有的自律监管，把证券交易所作为我国证券自律监管的主导力量。然而现实中的证交所的自律监管职能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且存在很多阻碍其有效发挥的障碍:
(l)由十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很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2)由于股市的发展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可以大力推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沪深两地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抢夺上市公司的现象相当严重。
(3)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实行会员制不利于证券交易的公正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随之加大，容易形成市场垄断，这些都导致证交所的很多自律监管职能到不到有效的发挥。
(4)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三、关于加强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作用的思考
正如由上所阐明，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使之成其为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将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和谐构建。具体来说可以作以下方面的尝试:
(1)要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必须从监管理念上人手，从根本上消除证监会把证交所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的监管理念，树立证交所是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
(2)完善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对证交所的权利实行法定授权，进一步明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职能分工，明确证交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真正将证交所作为一层独立的监管主体。
(3)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权力。证券交易所自主决定其人事安排，比如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由其理事会选择后再报证监会批准;给与证交所更多收益方面的自。
(4)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境外的先进经验，改革我国证券交易所现行的组织形式，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
(5)为了消除地方政府对证交所的控制和干预，建议考虑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取消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切断地方政府对证交所干预的根本源泉。
摘要:目前，在我国对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越来越重视，本文在分析自律监管的优势，以及我国证券交所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完善证券交所的自律监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思考。
关健词:自律监管证券监管证券交易所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10多年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现行证券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市场自律监管为补充的监管制度。但由于现在政府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致使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同时自律监管的作用发挥很小，所以大力加强自律监管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笔者认为我国的自律监管应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主要力量，本文将主要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性和优势
首先，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具有更高的监管效率。证券交易所直接贴近市场，熟知市场变化，能够及时的了解证券市场中的股票的交易信息、股价的波动，发现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可以强制上市公司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自律监管及时作出调整、改变规则和措施。
其次，自律监管在作用空间上更为宽泛。法律具有刚性，政府监管必须依赖法律规范对市场进行管理，而法律不能完全调整到市场中的全部间题，由于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政府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市场中的每个角落，肯定会存在政府监管的灰色区域。所以在这些政府监管与法律规范无法调整的领域内，政府监管的效果不言而喻。而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在政府的刚性管理之外，施加道德、行业和伦理标准的约束。
再次，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性。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前线，要有效迅速的处理市场的各种情况，就决定了自律组织必须储备着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证券市场操作经验，同时要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市场中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能够熟练的运用证券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决定了自律组织相对于政府监管更具有专业性。
最后，自律监管还更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第一线，可以迅速及时地随市场作出反应，采取行动，从而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具体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独有的自律监管，把证券交易所作为我国证券自律监管的主导力量。然而现实中的证交所的自律监管职能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且存在很多阻碍其有效发挥的障碍:
(l)由十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很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2)由于股市的发展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可以大力推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沪深两地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抢夺上市公司的现象相当严重。
(3)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实行会员制不利于证券交易的公正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随之加大，容易形成市场垄断，这些都导致证交所的很多自律监管职能到不到有效的发挥。
(4)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三、关于加强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作用的思考
正如由上所阐明，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使之成其为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将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和谐构建。具体来说可以作以下方面的尝试:
(1)要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必须从监管理念上人手，从根本上消除证监会把证交所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的监管理念，树立证交所是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
(2)完善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对证交所的权利实行法定授权，进一步明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职能分工，明确证交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真正将证交所作为一层独立的监管主体。
(3)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权力。证券交易所自主决定其人事安排，比如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由其理事会选择后再报证监会批准;给与证交所更多收益方面的自。
(4)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境外的先进经验，改革我国证券交易所现行的组织形式，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
(5)为了消除地方政府对证交所的控制和干预，建议考虑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取消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切断地方政府对证交所干预的根本源泉。
[英文摘要]：
[关键字]：间接持有制/跨国证券交易/冲突法规则
[论文正文]：
传统上，证券是以直接持有方式进行持有、交易和交割的，我们称其为证券的直接持有制。
其特点在于证券的持有人与证券发行人具有直接的关系：投资者要么被登记到证券发行人的股东名册上，要么事实上占有不记名证券的证书。[i]在这种传统的证券直接持有制中，证券转让必须实际交付该证券的证明文书或是转让文书，这就使得交易本身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不仅如此，还可能存在着遗失、误放、盗窃或伪造这些纸介证书的风险。正是由于这些弊端促使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应运而生。在证券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割断：投资者对于证券权利的利益记载于其证券中间人（intermediary）[ii]的账簿上，后者之利益可能又记载于另一个证券中间人账簿上，如此环环相连，直到最终的某证券中间人或者被登记为证券发行人的名册上的登记所有人，或者直接持有证券证书或者其他代表该证券的所有权文书。因此，在这种证券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存在着一层或多层的证券中间人，证券权利是以簿记的方式登记于不同层次的账户上。此种证券权利的转让常以非交付的簿记方式进行，或者说不涉及任何交付，拟制交付抑或实际交付均在所不问。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支配证券交易的实体法还是冲突法均不够充分、完善，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现实。以冲突法方面的规则为例，确定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交易或证券质押的可执行性问题，传统的冲突法规则是物之所在地法，[iii]依此规则，证券交易或转让的有效性是由证券所在地的法律来确定。[iv]但是对于跨国证券交易，物之所在地法又如何能够适用于位于不同国家的多层证券中间人的间接持有制？抑或在此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采取更为合适的其他连接因素以创设新的冲突规则？对此，法律的滞后性和相关具体规则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从间接持有制下的跨国证券交易的特点入手，从国际私法的角度来分析传统冲突规则的困境，同时结合2006年7月的海牙国际私法新公约[v]来探讨制订我国相关冲突规则的路径。
一、证券间接持有制及其特点
顾名思义，所谓间接（多层）证券持有体制（indirectormulti-tiredholdingsystem）是指一种由不同证券持有层次构成的结构，由上至下，每一层证券持有层次参与者交递增多，就如同一个金字塔一样。最上层包括各国证券中央存托机构（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CSD）和国际中心证券存托机构（inter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ICSD），统一集中存托不同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集中存托机构。[vi]就证书证券而言，代表证券的实物证书托存于CSD或其指定存托处的证券保管机构。而CSD持有的记名证券则记载于发行人的证券名册中或其指定人的名下。[vii]第二层则包括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证券经纪商、证券存托机构以及一些机构投资者，他们与CSD订立证券存托合同，并在CSD开设证券账户，拥有自己账户名下的各项证券利益。[viii]这些证券中间人也被称为CSD的参与者。[ix]这些参与者名下的证券账户中，又往往包括为自己的客户或其他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证券，如此依次追索下去，直到最终的投资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券持有体系。如此一来，最终的投资者与证券托存于或记载于CSD名下的账户之间就存在着多层证券持有层次。在此结构中，证券发行人只须与一个单一的机构即CSD打交道，[x]CSD与有限数目的大型证券中间人打交道，大型证券中间人与中小型证券中间人直至终端的个人投资者打交道。
可见，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既不占有实物证券证书，其名称也不会出现在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上。CSD的账户只能表示CSD代表其各参与者所持有的证券，每一个参与者的账户同样仅能代表其客户所持有的证券。故在间接（多层）证券持有体系中，账户取代了证券证书，构成了投资者各项证券权利的基础。不仅如此，CSD和证券中间人通常采用替代性证券账户，即同一证券统一簿记，以进一步提高间接持有体系中的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效率。[xi]在此体系中，证券交易和结算系统的参与者或交易客户不得请求交付特定之证券，而仅具有请求交付其账户上所记载的相同数量和类型之证券的权利。
因此，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交易和结算仅需在相关账户上进行电子簿记即可完成，从而使证券定着或实现完全的无纸化交易。如果证券交易发生在同一个证券中间人均开设账户的两个客户之间，则只须在该证券中间人的账户上进行增减记载即可，实物证券的交付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名册上的登记或变更均为多余。实际所发生的仅仅是在该证券中间人账簿中的相关投资者的户头上特定证券数量的簿记而已，上一层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账簿上则无须任何登记。就此而言，所交易证券的事实占有或是所登记的所有权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大多数情形中，只有证券交易的当事方才确切知悉该证券的归属。如果两个证券投资者的证券中间人不同，所进行的证券交易过程则略为复杂。一般而言，这要求出售证券一方（卖方）的证券中间人、买进证券一方（买方）的证券中间人具有共同开设有户头的CSD或上一层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进行相应种类的数量的证券划拨。实际上，任何簿记式证券交易都是记载于证券交易双方证券中间人账户所共同登记的最近一层账簿上。同样，更上一层的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账簿上无需任何记载变动，实物证券证书之交付也不必进行。
证券的间接持有降低了证券交易的结算成本并减少了直接持有体系中的证券遗失、被盗和伪造等内生的风险。而且证券利益之转让仅仅通过在一个或几个证券中间人账户上电子簿记便可实现，这使得证券利益之处分，不论是国内还是跨国都更加便捷有效。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交易的时间也大为缩短，这同样显示出了比传统直接持有体系更高的效率。除此之外，由于间接持有结构中还可以采用轧差，[xii]使得证券市场的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得以提高，而且市场参与者还能够控制其信用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的交易常常是现金交收（de2liveryversuspayment，DVP）。[xiii]而对跨国证券交易而言，间接持有制更是不可或缺，它构成了国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基础框架，是开放条件下的全球证券交易的必备要件之一。
二、间接持有制中对证券权益法律性质的识别
以法律的视角观之，证券持有制的转变所彰显的突出问题在于其对证券权益的法律性质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果说法律是社会现实的理性构建，则我们现行的证券所有权的基本法律规则都是源于传统证券直接持有的实践。对于无记名证券，所有权人直接占有证券证书；而对于记名证券，所有权人的姓名则记载于证券发行人或代表证券发行人的第三人所保管的证券名册上。
无论哪种情形，证券持有人的权益应为一种直接的财产性权益。而对间接持有制来说，直接财产权的概念却难以准用。因为依传统的法律原则，混合的可替代性财产不能确定其中部分财产所有人的直接财产权。按照普通法系和民法法系在物权或是财产法上的共同法律原则，财产存托于他人之处并不会改变该财产上的任何财产权利，只要该被存托的财产没有与存托人相同财产相混和。一旦财产混和，则其法律后果将取决于保管合同的具体规定。寄存人可能仅具有合同请求权，要求返还与先前寄存物相同种类和数量的财产；或者在其寄存财产被混合时，寄存人与其他寄存人共同共有被混合全部财产抑或表现为其他形式的共有物权。
鉴于前文所阐述的效率方面的原因，托存机构为其客户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一般都是以混合形式的综合账户来记载的。[xiv]此种综合客户账户的后果就是预先排除了证券混合记载前特定证券的单个的持有者对所持有证券的直接财产权的继续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投资者要么仅具有要求交付同等证券的契约性请求权，要么是产生针对所混和证券全部共同财产权。虽然这两种不同法律性质取决于投资者与存托机构间存托协议的具体规定，但毫无疑问，如果因为证券持有体制的变迁而将证券持有人（投资者）原本的财产性权利转变成为其对于所开设账户的证券中间人的债权，将会从根本上损害投资者的权益。换句话说，投资者将完全依赖于其证券中间人的诚信和偿付能力，一旦该证券中间人不当处分证券或是破产，则投资者将只剩下没有优先性的债权甚至毫无价值。
因此在间接持有制中，立法层面上对于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所代为持有的证券的权益之性质，落脚点仍应是以财产性权益来定性，具体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形：（1）规定证券持有必须通过非替代性单独账户，从而继续强调投资者所持有的仍是一种直接的财产性权益，并可追及于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所持有的证券。事实上，若在上一层次持有中维持每一个下一层次投资者不可替代的特定账户，则在最上层的CSD账簿中就可能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特定户头，不仅如此，每一个下一层次证券持有层次中的证券交易都必须在上一层次证券持有账簿上有所反映，这不仅徒生诸多繁琐，实施起来也会因每天数以亿计的证券交易而使其逐笔登记成为不可能。对于跨国证券交易而言，非替代性账户很难符合实践要求。（2）对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以混合账户为其客户所持有的证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权或是类似的财产权利。例如，德国的《有价证券保管法》将证券的存托保管区分为特别保管和混合保管。[xvi]在证券特别保管中，寄托人保留对寄托证券的完全所有权，而对于混合保管证券，法律赋予寄托人对保管人所有的混合同种类证券享有按份共有所有权。[xvii]对于可追及到具体的可替代证券集合之部分设立质权，则质权人将视为获得该部分证券集合的拟制占有权或是登记所有权，尽管该质权人并没有事实占有或事实登记所有证券集合部分。西班牙的证券法中也承认混合保管证券的共同所有权，依该法第8~10条规定，持有簿记证券的投资者也视为拥有该可替代证券集合的共同财产权。在加拿大，证券经记人代表其客户以混合方式在加拿大CSD所持有的证券，也视作是所有投资者共同共有。对该经纪人在CSD的户头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各投资者并不具有可追及的证券利益。[xviii]（3）由立法创设的特别财产权利类别或是对名义证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权利益。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是美国1994年对《统一商法典》第8编的修订，明确以间接持有制的市场现实为客观需求，重新阐释了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权利，[xix]引入了全新的“证券绝对权”（securityentitlement）概念。依此概念，投资者不再拥有针对位于某处保管机构定证券的可追及的财产性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其具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证券中间人，投资者享有一系列权利和利益，这被形象地称之为“权利和利益集合（apackageofrightsandinterests）”。
总的看来，第一种法律性质的界定仍然以传统的证券直接持有制为基础，在实践中难以适应现今证券市场的发展需求，殊非妥当。后两种方式则反映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客观变迁，顺应了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应为可取之选。但对于跨国证券交易，各国在间接持有制中证券权益法律性质上界定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在实体法适用上的竞争性。进而言之，定性只是寻求冲突规则的逻辑起点，如何构建冲突规则以期合理地解决证券处分的潜在争议还远非明确，传统的冲突规则能否准用于间接持有制中的跨国证券交易亦存有疑问。
三、传统物之所在地法的困境
既然对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权益识别为财产性质，则根据国际私法，财产权益之归属概依物之所在地法予以解决。[xx]事实上，传统的直接持有制中确定证券权益所有权问题的准据法即是如此，各国一般是援用物之所在地法（lexreisitae）。由于证券权益在传统的直接持有制中通过纸介证书予以表彰，因此其物之所在地通常推定为证券证书的所在地，如不记名证券所在地为有关证券转让或处分时该证券证书所在地。但寻求记名证券的所在地却并非易事，不同的理论建构所产生的法律拟制也不相同。如果记名证券仍具有书面形式，一些国家便继续视证书所在地为决定性因素。[xxi]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记名证券位于登记证券所有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的被保存地。[xxii]第三种理论则认为记名证券位于该证券发行人的成立地。[xxiii]这些理论均随着证券直接持有而渐次展开，尽管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人为拟制，但基本上为证券直接持有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
然而，将物之所在地法类推适用于间接持有制中证券处分的法律冲突问题时，如何对证券权益进行场所化便成为难题。最主要的困境在于：间接持有制中，表彰证券权益的纸介证券证书已经由电子簿记所取代，特定证券权益的归属需要采取一种“透视”方法（lookthroughapproach），即透过各层证券中间人才能诉诸于证券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或是实物证券等连接因素，[xxv]但对于在间接持有制中普遍使用的替代性账户，透视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是因为投资者对于相关证券的利益仅记载于与之有直接关系的证券中间人（最近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其他层次的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上由于替代性户头的因素都不会记载特定投资者的证券利益。因此，如果投资者（或者是所涉证券的质权人）意欲在上一层证券持有层次寻求执行自己的证券利益，则在每一层次因缺乏投资者证券利益的记载而得到否定的答案。[xxvi]唯一记载投资者利益的是与该投资者具有直接关系的证券中间人的账簿，即投资者的最近证券中间人。这一困境显示出，任何试图在可替代性证券托管结构中援用“透视”理论均与冲突法的一般原则相抵触，即有关动产处分所有权问题基本上应由有关该动产之裁决可予执行的国家作出。
尤其是目前跨国证券交易的现实，“透视”理论完全无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以跨国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将在许多不同国家发行的各种证券组合进行质押以融通资金的实践为例，若依“透视”理论，融资的质权人需要为每一笔担保交易满足所涉各不同国家的担保成立要件，考虑到各国之间担保法的差异，这实质上已经排除了打包担保的金融实际所需。即使适用“透视”理论，但冲突规则的系属如何确定亦有纷争：证券发行人所在地法、证券持有人名册所在地法，抑或是证券所在地法。[xxviii]哪怕是统一的系属得到适用，但由于多层持有制的环节众多、牵涉到众多国家，具体连结点的确定仍有困难。例如，适用“证券证书所在地法”这一系属，但在每一笔跨国证券交易中查寻多层持有制中实际保存该证券证书的CSD所在地依然费时、费力，难以满足资本市场上各参与者对交易确定性的要求。这正是“透视”理论的最大弊端所在。可以想象，若适用“透视”理论，通过间接持有制进行跨国证券交易对于交易双方将不胜繁琐，任何谨慎的交易方都会仔细考究证券利益转移的各项成立要件，加上国与国之间实体法上的显著差异，跨国证券交易费用将变得极为昂贵，且造成交易过程缓慢。不仅如此，“透视”理论在不同案件中也会因法官的立场不同而生出不确定性，加上跨国证券交易往往标的巨大，便会对整个跨国证券交易体制构成内生性的障碍，进而阻碍国际资本市场健康有效地运行。
由此可见，试图在传统的冲突法框架下套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冲突规则来解决跨国证券交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不妥当，实践中也不可行。所以笔者认为，只有根据间接持有制的特点，充分考虑和尊重跨国证券交易各方在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上的要求，才能对物之所在地法进行改造并进而提出新的冲突规则。
四、PRIMA规则的提出及适用：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
1。PRIMA规则的提出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间接持有制，不论其中的证券中间人有多少个层次，任何一个证券交易的落脚点总是在证券持有者和最近的证券中间人之间的证券账户中。故一种解决间接持有制中跨国证券交易的路径，就是对传统物之所在地进行法律解释，根据不同的拟制所在地予以场所化，如证券账户、有保管该账户的营业机构、证券中间人、证券发行人或者是所涉证券权益本身。
但就目前全球性证券市场中的证券中间人的实际运作而言，任何一种场所化的努力所面临的突出困境在于：不存在一个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适用于所有证券中间人的统一客观判断标准，也因此无法达到间接持有制中证券交易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这一困境已不是一个内国的冲突规则所能化解的，而必须依赖于一个国际层面上的立法协议，构建一个新的各国共同的冲突规则，才能对间接持有制中的跨国证券交易带来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鉴于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0年开始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草拟，在“快速程序”下2002年1月拟定了《有关证券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xxix]草案的第一稿。2002年12月底，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公布了公约定稿，2006年7月美国和瑞士签署了该公约，使其成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第36号公约。
《海牙证券公约》的核心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了PRIMA作为确定间接持有制中证券交易所有权方面准据法的连接点。[xxx]所谓PRIMA规则，是指“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法”规则（placeoftherelevantintermediaryapproach，简称为PRIMA规则），这一规则得到了公约起草小组中各国专家的一致赞同，几乎没有人支持传统的“透视理论”。[xxxi]PRIMA规则反映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现实，其理论渊源也是基于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xxxii]也有人认为，表彰证券所有权的证券证书或证券账户实为多层持有制中的CSD的保管处或账簿所在地，而非终端投资者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然而，这种观点仅仅取“物之所在地法”之表，而忽略了“物之所在地法”的实质。归根结底，之所以依物之所在地法来解决物权关系的法律冲突，其合理性源于物权性质本身决定了物之所在地法方能充分有效地及于物权关系。[xxxiii]在间接持有制中，证券所有权之变动只能表现在投资者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证券账户上。[xxxiv]对此，《海牙证券公约》起草小组的专家中曾有人认为PRIMA只是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当相关证券中间人在不同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营业处时，不免仍会生出歧义，故不如径直规定“相关证券账户所在地”为好。但公约文本仍以PRIMA表述，主要的考虑是此规则也为业界所约定俗成，指的也就是“相关证券账户所在地，“实践中不会产生含混的弊端。[xxxv]另外，公约的文本也未对PRIMA限定时间因素，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
2。PRIMA规则的具体援用
具体适用PRIMA规则，主要是确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惟此才能借助该连接因素指引特定国家实体法的援用。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指的就是相关证券账户的被保管地，所以，相关证券中间人的场所化必须与证券所簿记的账户所在地紧密联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相关证券中间人的所在地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当事人的选择而事先予以确定，这便是所谓的“事先确定性（exantecertainty）”的问题。“事先确定性”实际上是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PRIMA规则，这能最大限度地贯彻跨国证券市场各参与者对于证券交易可预见性的需求。下面分别述之。
（1）相关证券中间人场所化的两种途径。相关证券中间人场所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以证券被贷记的证券账户所在地作为判断标准，因为就PRIMA的实质意义而言，正是在该相关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投资者证券账户上担保权人或受让方的证券权利得以记载并因此能够得以实施，依此看来，账户论不失为一种既切中肯綮又适当地转化传统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可行观点。
但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证券账户实际上表彰的是一种无形的法律关系，寻求其地理意义上的“所在地”仍不过是拟制的产物，削足适履仍然没有摆脱物之所在地法的窠臼。与其硬性地规定证券账户的所在地，不如着眼于进行证券账户保管活动的证券中间人具体的分支机构或营业所。因为这些分支机构或营业所本身就具有物理所在，并暗合PRIMA的本意；而且证券账户的保管活动也在该场所实施，通过实际的而非拟制的条件即可作出判断。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分支机构/营业所论”。[xxxvii]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其最终文本融合两种观点，兼采了“证券账户论”和“分支机构/营业所论”。
（2）事先确定性。首先，在跨国证券交易中引入意思自治，由证券交易当事人预先指定交易中所有权问题的准据法能够确保交易双方明确担保权益完善的必要条件，从而促进交易的可预见性和有效性，但对于如何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证券存托协议进行了法律选择或是在该证券存托协议中规定了证券账户的保管地，则该准据法或是特定保管地法应予以肯定。换句话说，证券存托协议中的法律选择应为完全的意思自治，不必与事后的跨国证券交易有任何的联系。[xxxix]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支配证券交易中的所有权问题并对抗第三人，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即便是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以支配交易的财产权方面，这种法律选择也不得对抗第三人。
对此，《海牙证券公约》在厘定相关条文时，首先对意思自治和公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就确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而言，提及“当事人意思自治”似乎并不恰当，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证券担保交易或买卖的当事人能够进行法律选择以确定该交易的所有权方面的准据法，而事实上公约在此处所要规定的则是投资者和其证券中间人能够协商一致指定证券账户保管地的问题，这与投资者与证券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于二者之间的证券交易大相径庭。为了避免使用“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可能造成的混淆，公约未使用“partyautonomy”的用语，而仅仅规定了投资者与其证券中间人通过证券存托协议或者是证券账户文件“场所化”该证券账户的可能性。[xli]在这一点上，专家起草小组认为公约是采取了“合意论”（consensualapproach）来肯定事先确定性。
其次，公约对于投资者和证券中间人的合意也进行了主观论和客观论的折衷，因此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合意以及完全依赖客观因素来决定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的观点都作了妥协。一方面在证券存托协议中投资者与证券中间人可以规定证券账户保管于某地（一般即该证券中间人某一分支机构或营业所）；另一方面，这种合意并不必然具有效力，它还受制于某种客观联系的条件，即必须能够反映出证券账户实际被保管地。这种折衷的处理既满足了间接持有制中当事人在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方面的主导，同时又能够排除某些虚假的合意，使之不致与证券账户实际保管地相冲突。
第三，此种合意须为明示，[xliv]这实际上赋予了法官在没有当事人明示的合意时可以依据一些客观的因素推定其默示合意的自由裁量权。为了细化法院的权衡因素，《海牙证券公约》还专门开列了排除考虑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1）证券发行人的成立地或组成地，或者是其法定本座地或其已登记的营业所在地、中央管理地或主营业地。（2）表彰或证明证券的证书所在地。（3）证券发行人或代表证券发行人所保管的任何证券持有人名册的所在地。（4）相关证券中间人以外的任何证券中间人所在地。[xlv]尽管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会侧重于不同的权衡因素，从而使权衡因素不能保证完全的事先确定性，但是作为当事人预先确定证券账户保管地规则的自然延伸，确有必要在当事人缺乏合意的情况下以一些客观因素代之，以达到尽可能同样的确定性目的。而同时规定不予考虑的消极权衡因素黑名单，其主旨则在于明确表明，所谓的“透视理论”在公约中被彻底予以否定。
这些具体的权衡因素归根到底还是在判断相关证券中间人或其营业所与特定证券账户之间的最密切联系，以客观标准代替当事人的合意来决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原来的《海牙证券公约》草案中还开列了可以考虑的因素，这种立法模式虽逻辑清晰，但失之繁琐，而且每一个积极的权衡因素从立法条文中看均不是决定性的，[xlvi]这样不同的法院地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反有损于公约建立此领域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之主旨，因此也受到实务中业界的诟病。从最终文本来看，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起草小组充分尊重了这种实务的取向，目前的公约文本倾向于以一个单一规则来代替所有的权衡因素开列的办法，即诉诸于签订证券存托协议的证券中间人的“依法成立地”。
应该强调的是，《海牙证券公约》不涉及各国监管部门对于证券的发售、证券中间人的资格和行为要求以及其他一些监管性措施的采取。因此，各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完全可以依其法定职权禁止证券中间人进行准据法的选择或禁止选择特定一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这构成对事先确定性的重要限制。
3。PRIMA规则的准据法支配范围
本文所讨论的PRIMA规则，主要是确定合适的法律以支配证券权益处分中的财产方面，包括：（1）证券权利质押的产生、完善以及执行。（2）所有权转让的完成或者是证券权利完全买卖。（3）各项竞争性的处分中的优先权问题。易言之，此处将仅涉及证券转让或是担保交易的财产方面，证券交易的合同方面则由合同冲突规则予以确定。就间接持有证券的交易而言，合同方面的问题不必诉诸于新的规则。
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仅仅只是涉及间接持有证券之处分的证券交易的所有权方面，而该交易的合同方面则另受其他冲突规则的支配，这同时也界定了PRIMA所指引的实体法实际所管辖的各项财产权利。当然，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与公约的实体范围是一致的。[xlviii]其中应指出的是，公约所关注的间接持有制的证券处分的冲突法问题，仅限于投资者与其相关证券中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对于整个间接持有制中越层的证券权利处分则不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xlix]而契约性权利则另受国际私法中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法规则的支配。[l]因此，公约的核心是以PRIMA作为连接因素确定准据法，适用于证券中间人持有的证券处分而导致的各项财产权利。
五、小结
分析间接持有制中跨国证券交易的特点，其在法律适用上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对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追求。《海牙证券公约》的缔结统一了当前间接持有制体系下跨国证券交易的冲突法规则，抛弃了单纯对证券账户进行场所化的传统冲突规则，以证券账户持有人与其证券中间人的关系为基点，确立了PRIMA原则。PRIMA原则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所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而这种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正是跨国证券交易的法律框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诉求，舍此，则信用风险难以控制，并会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正是在此目标下，新的PRIMA规则就支配跨国证券交易的交割、结算、担保交易的准据法提供了确定性，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证券市场地交易效率，降低了间接持有制下跨国证券交易的系统风险，从而更好地促进了资本的跨国流动。
注释
[i]当然在许多情形下，记名证券也会辅之以证券证书，但这仅是所有权之证明。换句话说，记名证券只是一份所有权文件，其交付能够产生对证券物权的移转。
[ii]证券中间人一词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持有投资者证券权益的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商（bro2kers）、银行以及其他托管人（custodians）、结算系统（settlementsystems）以及存托机构（depositories）。为明确起见，开设记载特定投资者证券权益之账户的证券中间人也常被称为是“最近证券中间人”（immediateintermediary）。相关定义可参见下文中所引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6年的第36号公约中的相关名词界定。在证券市场实务中，托管人（custodian）、分托管人（sub-custodian）、存托机构（depository）以及存托人（depositary）经常相互替代使用。在本文的讨论中，一般以托管人和存托机构作为通称，其在法律上的具体含义并无实质的差异。
[iv]对于无记名证券转让的有效性适用受担保人占有证券证书所在地的法律。而对于记名证券，物之所在地法是证券发行人的属人法或是转让时证券发行人的证券名册或证券名册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
[v]即《有关证券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为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海牙证券公约》。参见http：//www。hcch。net，2007年9月8日访问。
[vi]最早的中央证券存托机构是1872年成立于奥地利的WienerGiro-undCassenverein。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战前就曾打算设立一个中央证券存托机构（CSD），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纸张危机”后才成立了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2pany，DTC）。1999年9月，在DTC和全国证券清算公司（NSCC）的基础上，纽约证券交易所新成立了一个证券托管信托及清算公司（DTCCo。）。时至今日，DTC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央证券存托机构。国际中心证券存托机构中（ICSD）最为重要的是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其前身为Cedel）。
[vii]如在美国，其股票公开交易的大公司股东名册往往只显示一个持有机构名称：即CEDE&CO。登记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中83%、NASDAQ上市交易股票中的72%，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债券中的91%。CEDE&CO。就是DTC所使用的指定人名称。
[viii]有些国家，如瑞典和芬兰，除了证券中间人外也允许投资者直接在CSD上开设账户。而在挪威，本地投资者还必须直接在CSD上开设证券账户。
[ix]例如，DTC有600多个参与者，Euroclear则大约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1900多个参与者。
[x]有时候也可能是两个或几个CSD。
[xi]可替代性的概念对于确保证券的流动性至关重要，而且，可替代性也极大地降低了证券托管的管理成本。有些CSD和证券中间人也可为其参与者或客户开设非替代性的证券账户，在加拿大，这也被称为“客户名证券”。
[xii]轧差是指一个清算系统中的交易方或参与者之间就相互头寸或债务的协议对冲。
[xiii]在现今的证券结算方式，即为同时以电子簿记的方式交换资金和证券。现金交付避免了证券卖方交割了证券却收不到买方资金的风险，同样也免除了买方支付资金而收不到证券的风险。
[xiv]综合账户（omnibusaccounts）指的是投资者有关证券之间之利益仅记载于保存投资者账户的最近中间人的账户上。该最近中间人仅在一个单一账户上（即“混合账户”）持有所有投资者的证券利益，亦即在该混合账户上并未包括单个具体投资者的身份和权利，故在这种结构中的投资者账户又被称之为替代性账户（fungibleaccounts）。与之相对应的是溯源性账户（traceableaccounts），指的是投资者利益不仅记载于最近中间人的账户上，而且独立于该账户上中间人自身的证券利益包括该中间人所的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即特定投资者的身份和利益均以分账户在每一个中间人的账户中予以存留，故喻之为非替代性账户（non-fungibleaccounts）。
[xv]RandallD。Guynn，ModernizingSecuritiesOwnership，TransferandPledgingLaws，AdiscussionPaperontheNeedfor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CapitalMarketsForum，SectiononBusinessLaw，InternationalBarAssociation1996，at29-30。故而，需要另行构建一种保障机制使投资者在最近证券中间人破产时仍享有受保护的权利，通常的做法是强制要求证券中间人的风险准备金机制。
[xvi]参见1998年德国《有价证券保管法》（Depotgesetz）第2条规定。
[xvii]德国《有价证券保管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混合存量的共同所有权以及在保管人在混合证券当中的管理权。
[xviii]ChristopheBernasconi，TheLawApplicabletoDispositionsofSecuritiesHeldThroughIndirectHoldingSystems，HagueConferenceofPrivateInternationalLaw，PreliminaryDocumentNo。1ofNovember2000，at25。（以下简称为
[xx]参见黄进：《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67页；徐冬根、王国华、萧凯：《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6页。
[xxi]此时，该证券证书也视作代表投资者利益就象流通票据一样。
[xxii]这种理论视证券持有人名册的簿记入册而不是占有证券证书赋予证券的法定权利。
[xxiii]此种理论的基础是，公司仍是一种法律拟制，故创设该实体的法律应予以适用以决定有关公司之利益的有效转让。
[xxvi]FidelityPartners，Inc。v。FirstTrustCo。，1997U。S。Dist。Lexis19287，No。97Civ。5184，1997，WL752725（S。D。N。Y。，1997）。在该案中，一个判决债权人寻求执行判决债务人通过间接持有制所持有债券利益，该债券在纽约可予偿付，但该判决债务人的利益却仅记载于位于菲律宾的某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法院拒绝了在纽约的债券执行。此种类型的诉争也常被称为是“上层附加”诉争。
[xxix]PreliminaryDraftConventionontheLawApplicabletoCertainRightsinRespectofSecuritiesHeldwithanIntermediary，Prel。Doc。No。8，February2002。这与公约的最终文本的措词完全一样。
[xxx]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5条。
[xxxi]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5条。
[xxxii]同前注23，黄进书，第355～364页；同前注23，徐冬根、王国华、萧凯书。
[xxxiii]参见[英]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725页。
[xxxvi]瑞士《国际私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动产物权的取得和丧失，适用物权取得或丧失所依据的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的法律。公约起草小组则认为限定时间因素没有必要，而且对于优先权的问题，限定时间因素反而会徒增困挠。同上注。
[xxxviii]SeePrel。Doc。No。6，November2001Draft；又可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
[xxxix]有关意思自治的范围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绝对的、无限制的法律选择，另一种主张则相反，认为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须与合同有实际联系。英国似乎是绝对意思自治的代表，“仅仅因为案件的其他事实表明合同与所选择的法律之间没有联系，英格兰法院便否定明示选择的效力，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案例。”[英]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0页。赖特勋爵在维他食品案中也肯定了这一点。SeeVitaFoodProductsInc。v。UnusShippingCo。Ltd，（1939）A。C。277CP。C。但应该注意的是，英国同样有大量的判例承认了防止当事人规避客观上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是为了规避其强制性的规定，无论该法是英格兰法还是外国法，法院都不会承认该选择的效力。”同前引莫里斯书，第1121页。事实上，即使是在维他食品案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至少是法院地法，而且英国的商事法律是很完善的。“从这一点看，不需要合同与选择法之间有真实的联系这一规则，仅仅表明所有法官都根据他们熟悉的法律来作出判决这一自然的、积极的倾向。”同前引莫里斯书，第1122页。因此，从英国的所谓绝对意思自治的立场具体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当事人“合理预期”对其意思自治的一种潜在限制。
[xli]当然，勿庸否认的是，投资者与其证券中间人协商一致，预先达成证券账户所在地的合意，对于投资者与殿后他人之间的证券交易会产生反射效果。因为按照公约中的PRIMA原则，该保管证券账户的证券中间人所在法将支配投资者以后有关该证券账户中的证券交易。
[xliii]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1款。
[xliv]同上注。
[xlv]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6条。
[xlvi]该条在March2001Draft中的英文用语是“maybeconsidered”
[英文摘要]：
[关键字]：间接持有制/跨国证券交易/冲突法规则
[论文正文]：
传统上，证券是以直接持有方式进行持有、交易和交割的，我们称其为证券的直接持有制。
其特点在于证券的持有人与证券发行人具有直接的关系：投资者要么被登记到证券发行人的股东名册上，要么事实上占有不记名证券的证书。[i]在这种传统的证券直接持有制中，证券转让必须实际交付该证券的证明文书或是转让文书，这就使得交易本身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不仅如此，还可能存在着遗失、误放、盗窃或伪造这些纸介证书的风险。正是由于这些弊端促使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应运而生。在证券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与证券发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被割断：投资者对于证券权利的利益记载于其证券中间人（intermediary）[ii]的账簿上，后者之利益可能又记载于另一个证券中间人账簿上，如此环环相连，直到最终的某证券中间人或者被登记为证券发行人的名册上的登记所有人，或者直接持有证券证书或者其他代表该证券的所有权文书。因此，在这种证券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存在着一层或多层的证券中间人，证券权利是以簿记的方式登记于不同层次的账户上。此种证券权利的转让常以非交付的簿记方式进行，或者说不涉及任何交付，拟制交付抑或实际交付均在所不问。
然而，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支配证券交易的实体法还是冲突法均不够充分、完善，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现实。以冲突法方面的规则为例，确定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交易或证券质押的可执行性问题，传统的冲突法规则是物之所在地法，[iii]依此规则，证券交易或转让的有效性是由证券所在地的法律来确定。[iv]但是对于跨国证券交易，物之所在地法又如何能够适用于位于不同国家的多层证券中间人的间接持有制？抑或在此种情况下是否需要采取更为合适的其他连接因素以创设新的冲突规则？对此，法律的滞后性和相关具体规则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从间接持有制下的跨国证券交易的特点入手，从国际私法的角度来分析传统冲突规则的困境，同时结合2006年7月的海牙国际私法新公约[v]来探讨制订我国相关冲突规则的路径。
一、证券间接持有制及其特点
顾名思义，所谓间接（多层）证券持有体制（indirectormulti-tiredholdingsystem）是指一种由不同证券持有层次构成的结构，由上至下，每一层证券持有层次参与者交递增多，就如同一个金字塔一样。最上层包括各国证券中央存托机构（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CSD）和国际中心证券存托机构（international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ICSD），统一集中存托不同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集中存托机构。[vi]就证书证券而言，代表证券的实物证书托存于CSD或其指定存托处的证券保管机构。而CSD持有的记名证券则记载于发行人的证券名册中或其指定人的名下。[vii]第二层则包括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证券经纪商、证券存托机构以及一些机构投资者，他们与CSD订立证券存托合同，并在CSD开设证券账户，拥有自己账户名下的各项证券利益。[viii]这些证券中间人也被称为CSD的参与者。[ix]这些参与者名下的证券账户中，又往往包括为自己的客户或其他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证券，如此依次追索下去，直到最终的投资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券持有体系。如此一来，最终的投资者与证券托存于或记载于CSD名下的账户之间就存在着多层证券持有层次。在此结构中，证券发行人只须与一个单一的机构即CSD打交道，[x]CSD与有限数目的大型证券中间人打交道，大型证券中间人与中小型证券中间人直至终端的个人投资者打交道。
可见，间接持有制中投资者既不占有实物证券证书，其名称也不会出现在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上。CSD的账户只能表示CSD代表其各参与者所持有的证券，每一个参与者的账户同样仅能代表其客户所持有的证券。故在间接（多层）证券持有体系中，账户取代了证券证书，构成了投资者各项证券权利的基础。不仅如此，CSD和证券中间人通常采用替代性证券账户，即同一证券统一簿记，以进一步提高间接持有体系中的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效率。[xi]在此体系中，证券交易和结算系统的参与者或交易客户不得请求交付特定之证券，而仅具有请求交付其账户上所记载的相同数量和类型之证券的权利。
因此，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交易和结算仅需在相关账户上进行电子簿记即可完成，从而使证券定着或实现完全的无纸化交易。如果证券交易发生在同一个证券中间人均开设账户的两个客户之间，则只须在该证券中间人的账户上进行增减记载即可，实物证券的交付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名册上的登记或变更均为多余。实际所发生的仅仅是在该证券中间人账簿中的相关投资者的户头上特定证券数量的簿记而已，上一层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账簿上则无须任何登记。就此而言，所交易证券的事实占有或是所登记的所有权并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大多数情形中，只有证券交易的当事方才确切知悉该证券的归属。如果两个证券投资者的证券中间人不同，所进行的证券交易过程则略为复杂。一般而言，这要求出售证券一方（卖方）的证券中间人、买进证券一方（买方）的证券中间人具有共同开设有户头的CSD或上一层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进行相应种类的数量的证券划拨。实际上，任何簿记式证券交易都是记载于证券交易双方证券中间人账户所共同登记的最近一层账簿上。同样，更上一层的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账簿上无需任何记载变动，实物证券证书之交付也不必进行。
证券的间接持有降低了证券交易的结算成本并减少了直接持有体系中的证券遗失、被盗和伪造等内生的风险。而且证券利益之转让仅仅通过在一个或几个证券中间人账户上电子簿记便可实现，这使得证券利益之处分，不论是国内还是跨国都更加便捷有效。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交易的时间也大为缩短，这同样显示出了比传统直接持有体系更高的效率。除此之外，由于间接持有结构中还可以采用轧差，[xii]使得证券市场的资金周转速度进一步得以提高，而且市场参与者还能够控制其信用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间接持有体系中，证券的交易常常是现金交收（de2liveryversuspayment，DVP）。[xiii]而对跨国证券交易而言，间接持有制更是不可或缺，它构成了国际证券市场一体化的基础框架，是开放条件下的全球证券交易的必备要件之一。
二、间接持有制中对证券权益法律性质的识别
以法律的视角观之，证券持有制的转变所彰显的突出问题在于其对证券权益的法律性质产生了直接影响。如果说法律是社会现实的理性构建，则我们现行的证券所有权的基本法律规则都是源于传统证券直接持有的实践。对于无记名证券，所有权人直接占有证券证书；而对于记名证券，所有权人的姓名则记载于证券发行人或代表证券发行人的第三人所保管的证券名册上。
无论哪种情形，证券持有人的权益应为一种直接的财产性权益。而对间接持有制来说，直接财产权的概念却难以准用。因为依传统的法律原则，混合的可替代性财产不能确定其中部分财产所有人的直接财产权。按照普通法系和民法法系在物权或是财产法上的共同法律原则，财产存托于他人之处并不会改变该财产上的任何财产权利，只要该被存托的财产没有与存托人相同财产相混和。一旦财产混和，则其法律后果将取决于保管合同的具体规定。寄存人可能仅具有合同请求权，要求返还与先前寄存物相同种类和数量的财产；或者在其寄存财产被混合时，寄存人与其他寄存人共同共有被混合全部财产抑或表现为其他形式的共有物权。
鉴于前文所阐述的效率方面的原因，托存机构为其客户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一般都是以混合形式的综合账户来记载的。[xiv]此种综合客户账户的后果就是预先排除了证券混合记载前特定证券的单个的持有者对所持有证券的直接财产权的继续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投资者要么仅具有要求交付同等证券的契约性请求权，要么是产生针对所混和证券全部共同财产权。虽然这两种不同法律性质取决于投资者与存托机构间存托协议的具体规定，但毫无疑问，如果因为证券持有体制的变迁而将证券持有人（投资者）原本的财产性权利转变成为其对于所开设账户的证券中间人的债权，将会从根本上损害投资者的权益。换句话说，投资者将完全依赖于其证券中间人的诚信和偿付能力，一旦该证券中间人不当处分证券或是破产，则投资者将只剩下没有优先性的债权甚至毫无价值。
因此在间接持有制中，立法层面上对于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所代为持有的证券的权益之性质，落脚点仍应是以财产性权益来定性，具体可分为下列三种情形：（1）规定证券持有必须通过非替代性单独账户，从而继续强调投资者所持有的仍是一种直接的财产性权益，并可追及于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所持有的证券。事实上，若在上一层次持有中维持每一个下一层次投资者不可替代的特定账户，则在最上层的CSD账簿中就可能会出现数以万计的特定户头，不仅如此，每一个下一层次证券持有层次中的证券交易都必须在上一层次证券持有账簿上有所反映，这不仅徒生诸多繁琐，实施起来也会因每天数以亿计的证券交易而使其逐笔登记成为不可能。对于跨国证券交易而言，非替代性账户很难符合实践要求。（2）对证券中间人或存托人以混合账户为其客户所持有的证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权或是类似的财产权利。例如，德国的《有价证券保管法》将证券的存托保管区分为特别保管和混合保管。[xvi]在证券特别保管中，寄托人保留对寄托证券的完全所有权，而对于混合保管证券，法律赋予寄托人对保管人所有的混合同种类证券享有按份共有所有权。[xvii]对于可追及到具体的可替代证券集合之部分设立质权，则质权人将视为获得该部分证券集合的拟制占有权或是登记所有权，尽管该质权人并没有事实占有或事实登记所有证券集合部分。西班牙的证券法中也承认混合保管证券的共同所有权，依该法第8~10条规定，持有簿记证券的投资者也视为拥有该可替代证券集合的共同财产权。在加拿大，证券经记人代表其客户以混合方式在加拿大CSD所持有的证券，也视作是所有投资者共同共有。对该经纪人在CSD的户头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各投资者并不具有可追及的证券利益。[xviii]（3）由立法创设的特别财产权利类别或是对名义证券集合的共同所有权利益。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是美国1994年对《统一商法典》第8编的修订，明确以间接持有制的市场现实为客观需求，重新阐释了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权利，[xix]引入了全新的“证券绝对权”（securityentitlement）概念。依此概念，投资者不再拥有针对位于某处保管机构定证券的可追及的财产性权利，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其具有直接合同关系的证券中间人，投资者享有一系列权利和利益，这被形象地称之为“权利和利益集合（apackageofrightsandinterests）”。
总的看来，第一种法律性质的界定仍然以传统的证券直接持有制为基础，在实践中难以适应现今证券市场的发展需求，殊非妥当。后两种方式则反映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客观变迁，顺应了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应为可取之选。但对于跨国证券交易，各国在间接持有制中证券权益法律性质上界定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在实体法适用上的竞争性。进而言之，定性只是寻求冲突规则的逻辑起点，如何构建冲突规则以期合理地解决证券处分的潜在争议还远非明确，传统的冲突规则能否准用于间接持有制中的跨国证券交易亦存有疑问。
三、传统物之所在地法的困境
既然对间接持有制中的证券权益识别为财产性质，则根据国际私法，财产权益之归属概依物之所在地法予以解决。[xx]事实上，传统的直接持有制中确定证券权益所有权问题的准据法即是如此，各国一般是援用物之所在地法（lexreisitae）。由于证券权益在传统的直接持有制中通过纸介证书予以表彰，因此其物之所在地通常推定为证券证书的所在地，如不记名证券所在地为有关证券转让或处分时该证券证书所在地。但寻求记名证券的所在地却并非易事，不同的理论建构所产生的法律拟制也不相同。如果记名证券仍具有书面形式，一些国家便继续视证书所在地为决定性因素。[xxi]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记名证券位于登记证券所有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的被保存地。[xxii]第三种理论则认为记名证券位于该证券发行人的成立地。[xxiii]这些理论均随着证券直接持有而渐次展开，尽管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人为拟制，但基本上为证券直接持有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法律框架。
然而，将物之所在地法类推适用于间接持有制中证券处分的法律冲突问题时，如何对证券权益进行场所化便成为难题。最主要的困境在于：间接持有制中，表彰证券权益的纸介证券证书已经由电子簿记所取代，特定证券权益的归属需要采取一种“透视”方法（lookthroughapproach），即透过各层证券中间人才能诉诸于证券发行人、证券持有人名册或是实物证券等连接因素，[xxv]但对于在间接持有制中普遍使用的替代性账户，透视理论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是因为投资者对于相关证券的利益仅记载于与之有直接关系的证券中间人（最近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其他层次的证券中间人或是证券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上由于替代性户头的因素都不会记载特定投资者的证券利益。因此，如果投资者（或者是所涉证券的质权人）意欲在上一层证券持有层次寻求执行自己的证券利益，则在每一层次因缺乏投资者证券利益的记载而得到否定的答案。[xxvi]唯一记载投资者利益的是与该投资者具有直接关系的证券中间人的账簿，即投资者的最近证券中间人。这一困境显示出，任何试图在可替代性证券托管结构中援用“透视”理论均与冲突法的一般原则相抵触，即有关动产处分所有权问题基本上应由有关该动产之裁决可予执行的国家作出。
尤其是目前跨国证券交易的现实，“透视”理论完全无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以跨国证券交易中投资者将在许多不同国家发行的各种证券组合进行质押以融通资金的实践为例，若依“透视”理论，融资的质权人需要为每一笔担保交易满足所涉各不同国家的担保成立要件，考虑到各国之间担保法的差异，这实质上已经排除了打包担保的金融实际所需。即使适用“透视”理论，但冲突规则的系属如何确定亦有纷争：证券发行人所在地法、证券持有人名册所在地法，抑或是证券所在地法。[xxviii]哪怕是统一的系属得到适用，但由于多层持有制的环节众多、牵涉到众多国家，具体连结点的确定仍有困难。例如，适用“证券证书所在地法”这一系属，但在每一笔跨国证券交易中查寻多层持有制中实际保存该证券证书的CSD所在地依然费时、费力，难以满足资本市场上各参与者对交易确定性的要求。这正是“透视”理论的最大弊端所在。可以想象，若适用“透视”理论，通过间接持有制进行跨国证券交易对于交易双方将不胜繁琐，任何谨慎的交易方都会仔细考究证券利益转移的各项成立要件，加上国与国之间实体法上的显著差异，跨国证券交易费用将变得极为昂贵，且造成交易过程缓慢。不仅如此，“透视”理论在不同案件中也会因法官的立场不同而生出不确定性，加上跨国证券交易往往标的巨大，便会对整个跨国证券交易体制构成内生性的障碍，进而阻碍国际资本市场健康有效地运行。
由此可见，试图在传统的冲突法框架下套用物之所在地法的冲突规则来解决跨国证券交易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并不妥当，实践中也不可行。所以笔者认为，只有根据间接持有制的特点，充分考虑和尊重跨国证券交易各方在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上的要求，才能对物之所在地法进行改造并进而提出新的冲突规则。
四、PRIMA规则的提出及适用：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
1。PRIMA规则的提出
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间接持有制，不论其中的证券中间人有多少个层次，任何一个证券交易的落脚点总是在证券持有者和最近的证券中间人之间的证券账户中。故一种解决间接持有制中跨国证券交易的路径，就是对传统物之所在地进行法律解释，根据不同的拟制所在地予以场所化，如证券账户、有保管该账户的营业机构、证券中间人、证券发行人或者是所涉证券权益本身。
但就目前全球性证券市场中的证券中间人的实际运作而言，任何一种场所化的努力所面临的突出困境在于：不存在一个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适用于所有证券中间人的统一客观判断标准，也因此无法达到间接持有制中证券交易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这一困境已不是一个内国的冲突规则所能化解的，而必须依赖于一个国际层面上的立法协议，构建一个新的各国共同的冲突规则，才能对间接持有制中的跨国证券交易带来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鉴于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0年开始了相关国际公约的草拟，在“快速程序”下2002年1月拟定了《有关证券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xxix]草案的第一稿。2002年12月底，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公布了公约定稿，2006年7月美国和瑞士签署了该公约，使其成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第36号公约。
《海牙证券公约》的核心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了PRIMA作为确定间接持有制中证券交易所有权方面准据法的连接点。[xxx]所谓PRIMA规则，是指“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法”规则（placeoftherelevantintermediaryapproach，简称为PRIMA规则），这一规则得到了公约起草小组中各国专家的一致赞同，几乎没有人支持传统的“透视理论”。[xxxi]PRIMA规则反映了证券间接持有制的现实，其理论渊源也是基于传统的物之所在地法原则。[xxxii]也有人认为，表彰证券所有权的证券证书或证券账户实为多层持有制中的CSD的保管处或账簿所在地，而非终端投资者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然而，这种观点仅仅取“物之所在地法”之表，而忽略了“物之所在地法”的实质。归根结底，之所以依物之所在地法来解决物权关系的法律冲突，其合理性源于物权性质本身决定了物之所在地法方能充分有效地及于物权关系。[xxxiii]在间接持有制中，证券所有权之变动只能表现在投资者的相关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证券账户上。[xxxiv]对此，《海牙证券公约》起草小组的专家中曾有人认为PRIMA只是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当相关证券中间人在不同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或营业处时，不免仍会生出歧义，故不如径直规定“相关证券账户所在地”为好。但公约文本仍以PRIMA表述，主要的考虑是此规则也为业界所约定俗成，指的也就是“相关证券账户所在地，“实践中不会产生含混的弊端。[xxxv]另外，公约的文本也未对PRIMA限定时间因素，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
2。PRIMA规则的具体援用
具体适用PRIMA规则，主要是确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惟此才能借助该连接因素指引特定国家实体法的援用。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指的就是相关证券账户的被保管地，所以，相关证券中间人的场所化必须与证券所簿记的账户所在地紧密联系。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相关证券中间人的所在地可以通过证券交易当事人的选择而事先予以确定，这便是所谓的“事先确定性（exantecertainty）”的问题。“事先确定性”实际上是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引入PRIMA规则，这能最大限度地贯彻跨国证券市场各参与者对于证券交易可预见性的需求。下面分别述之。
（1）相关证券中间人场所化的两种途径。相关证券中间人场所化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以证券被贷记的证券账户所在地作为判断标准，因为就PRIMA的实质意义而言，正是在该相关证券中间人所持有的投资者证券账户上担保权人或受让方的证券权利得以记载并因此能够得以实施，依此看来，账户论不失为一种既切中肯綮又适当地转化传统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可行观点。
但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证券账户实际上表彰的是一种无形的法律关系，寻求其地理意义上的“所在地”仍不过是拟制的产物，削足适履仍然没有摆脱物之所在地法的窠臼。与其硬性地规定证券账户的所在地，不如着眼于进行证券账户保管活动的证券中间人具体的分支机构或营业所。因为这些分支机构或营业所本身就具有物理所在，并暗合PRIMA的本意；而且证券账户的保管活动也在该场所实施，通过实际的而非拟制的条件即可作出判断。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分支机构/营业所论”。[xxxvii]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其最终文本融合两种观点，兼采了“证券账户论”和“分支机构/营业所论”。
（2）事先确定性。首先，在跨国证券交易中引入意思自治，由证券交易当事人预先指定交易中所有权问题的准据法能够确保交易双方明确担保权益完善的必要条件，从而促进交易的可预见性和有效性，但对于如何规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仍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证券存托协议进行了法律选择或是在该证券存托协议中规定了证券账户的保管地，则该准据法或是特定保管地法应予以肯定。换句话说，证券存托协议中的法律选择应为完全的意思自治，不必与事后的跨国证券交易有任何的联系。[xxxix]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事人自由选择法律支配证券交易中的所有权问题并对抗第三人，这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即便是某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以支配交易的财产权方面，这种法律选择也不得对抗第三人。
对此，《海牙证券公约》在厘定相关条文时，首先对意思自治和公约所要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就确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而言，提及“当事人意思自治”似乎并不恰当，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证券担保交易或买卖的当事人能够进行法律选择以确定该交易的所有权方面的准据法，而事实上公约在此处所要规定的则是投资者和其证券中间人能够协商一致指定证券账户保管地的问题，这与投资者与证券交易的另一方当事人选择法律适用于二者之间的证券交易大相径庭。为了避免使用“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可能造成的混淆，公约未使用“partyautonomy”的用语，而仅仅规定了投资者与其证券中间人通过证券存托协议或者是证券账户文件“场所化”该证券账户的可能性。[xli]在这一点上，专家起草小组认为公约是采取了“合意论”（consensualapproach）来肯定事先确定性。
其次，公约对于投资者和证券中间人的合意也进行了主观论和客观论的折衷，因此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合意以及完全依赖客观因素来决定证券中间人所在地的观点都作了妥协。一方面在证券存托协议中投资者与证券中间人可以规定证券账户保管于某地（一般即该证券中间人某一分支机构或营业所）；另一方面，这种合意并不必然具有效力，它还受制于某种客观联系的条件，即必须能够反映出证券账户实际被保管地。这种折衷的处理既满足了间接持有制中当事人在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方面的主导，同时又能够排除某些虚假的合意，使之不致与证券账户实际保管地相冲突。
第三，此种合意须为明示，[xliv]这实际上赋予了法官在没有当事人明示的合意时可以依据一些客观的因素推定其默示合意的自由裁量权。为了细化法院的权衡因素，《海牙证券公约》还专门开列了排除考虑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1）证券发行人的成立地或组成地，或者是其法定本座地或其已登记的营业所在地、中央管理地或主营业地。（2）表彰或证明证券的证书所在地。（3）证券发行人或代表证券发行人所保管的任何证券持有人名册的所在地。（4）相关证券中间人以外的任何证券中间人所在地。[xlv]尽管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会侧重于不同的权衡因素，从而使权衡因素不能保证完全的事先确定性，但是作为当事人预先确定证券账户保管地规则的自然延伸，确有必要在当事人缺乏合意的情况下以一些客观因素代之，以达到尽可能同样的确定性目的。而同时规定不予考虑的消极权衡因素黑名单，其主旨则在于明确表明，所谓的“透视理论”在公约中被彻底予以否定。
这些具体的权衡因素归根到底还是在判断相关证券中间人或其营业所与特定证券账户之间的最密切联系，以客观标准代替当事人的合意来决定相关证券中间人所在地。原来的《海牙证券公约》草案中还开列了可以考虑的因素，这种立法模式虽逻辑清晰，但失之繁琐，而且每一个积极的权衡因素从立法条文中看均不是决定性的，[xlvi]这样不同的法院地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相反有损于公约建立此领域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之主旨，因此也受到实务中业界的诟病。从最终文本来看，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起草小组充分尊重了这种实务的取向，目前的公约文本倾向于以一个单一规则来代替所有的权衡因素开列的办法，即诉诸于签订证券存托协议的证券中间人的“依法成立地”。
应该强调的是，《海牙证券公约》不涉及各国监管部门对于证券的发售、证券中间人的资格和行为要求以及其他一些监管性措施的采取。因此，各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完全可以依其法定职权禁止证券中间人进行准据法的选择或禁止选择特定一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这构成对事先确定性的重要限制。
3。PRIMA规则的准据法支配范围
本文所讨论的PRIMA规则，主要是确定合适的法律以支配证券权益处分中的财产方面，包括：（1）证券权利质押的产生、完善以及执行。（2）所有权转让的完成或者是证券权利完全买卖。（3）各项竞争性的处分中的优先权问题。易言之，此处将仅涉及证券转让或是担保交易的财产方面，证券交易的合同方面则由合同冲突规则予以确定。就间接持有证券的交易而言，合同方面的问题不必诉诸于新的规则。
以《海牙证券公约》为例，仅仅只是涉及间接持有证券之处分的证券交易的所有权方面，而该交易的合同方面则另受其他冲突规则的支配，这同时也界定了PRIMA所指引的实体法实际所管辖的各项财产权利。当然，准据法的适用范围与公约的实体范围是一致的。[xlviii]其中应指出的是，公约所关注的间接持有制的证券处分的冲突法问题，仅限于投资者与其相关证券中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对于整个间接持有制中越层的证券权利处分则不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xlix]而契约性权利则另受国际私法中有关合同法律适用的冲突法规则的支配。[l]因此，公约的核心是以PRIMA作为连接因素确定准据法，适用于证券中间人持有的证券处分而导致的各项财产权利。
五、小结
分析间接持有制中跨国证券交易的特点，其在法律适用上最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对确定性和可预见性的追求。《海牙证券公约》的缔结统一了当前间接持有制体系下跨国证券交易的冲突法规则，抛弃了单纯对证券账户进行场所化的传统冲突规则，以证券账户持有人与其证券中间人的关系为基点，确立了PRIMA原则。PRIMA原则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所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而这种法律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正是跨国证券交易的法律框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诉求，舍此，则信用风险难以控制，并会产生“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正是在此目标下，新的PRIMA规则就支配跨国证券交易的交割、结算、担保交易的准据法提供了确定性，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证券市场地交易效率，降低了间接持有制下跨国证券交易的系统风险，从而更好地促进了资本的跨国流动。
注释
[i]当然在许多情形下，记名证券也会辅之以证券证书，但这仅是所有权之证明。换句话说，记名证券只是一份所有权文件，其交付能够产生对证券物权的移转。
[ii]证券中间人一词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不同种类的持有投资者证券权益的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或证券经纪商（bro2kers）、银行以及其他托管人（custodians）、结算系统（settlementsystems）以及存托机构（depositories）。为明确起见，开设记载特定投资者证券权益之账户的证券中间人也常被称为是“最近证券中间人”（immediateintermediary）。相关定义可参见下文中所引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6年的第36号公约中的相关名词界定。在证券市场实务中，托管人（custodian）、分托管人（sub-custodian）、存托机构（depository）以及存托人（depositary）经常相互替代使用。在本文的讨论中，一般以托管人和存托机构作为通称，其在法律上的具体含义并无实质的差异。
[iv]对于无记名证券转让的有效性适用受担保人占有证券证书所在地的法律。而对于记名证券，物之所在地法是证券发行人的属人法或是转让时证券发行人的证券名册或证券名册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
[v]即《有关证券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为行文的方便，以下简称《海牙证券公约》。参见http：//www。hcch。net，2007年9月8日访问。
[vi]最早的中央证券存托机构是1872年成立于奥地利的WienerGiro-undCassenverein。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战前就曾打算设立一个中央证券存托机构（CSD），但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纸张危机”后才成立了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2pany，DTC）。1999年9月，在DTC和全国证券清算公司（NSCC）的基础上，纽约证券交易所新成立了一个证券托管信托及清算公司（DTCCo。）。时至今日，DTC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央证券存托机构。国际中心证券存托机构中（ICSD）最为重要的是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其前身为Cedel）。
[vii]如在美国，其股票公开交易的大公司股东名册往往只显示一个持有机构名称：即CEDE&CO。登记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中83%、NASDAQ上市交易股票中的72%，以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债券中的91%。CEDE&CO。就是DTC所使用的指定人名称。
[viii]有些国家，如瑞典和芬兰，除了证券中间人外也允许投资者直接在CSD上开设账户。而在挪威，本地投资者还必须直接在CSD上开设证券账户。
[ix]例如，DTC有600多个参与者，Euroclear则大约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1900多个参与者。
[x]有时候也可能是两个或几个CSD。
[xi]可替代性的概念对于确保证券的流动性至关重要，而且，可替代性也极大地降低了证券托管的管理成本。有些CSD和证券中间人也可为其参与者或客户开设非替代性的证券账户，在加拿大，这也被称为“客户名证券”。
[xii]轧差是指一个清算系统中的交易方或参与者之间就相互头寸或债务的协议对冲。
[xiii]在现今的证券结算方式，即为同时以电子簿记的方式交换资金和证券。现金交付避免了证券卖方交割了证券却收不到买方资金的风险，同样也免除了买方支付资金而收不到证券的风险。
[xiv]综合账户（omnibusaccounts）指的是投资者有关证券之间之利益仅记载于保存投资者账户的最近中间人的账户上。该最近中间人仅在一个单一账户上（即“混合账户”）持有所有投资者的证券利益，亦即在该混合账户上并未包括单个具体投资者的身份和权利，故在这种结构中的投资者账户又被称之为替代性账户（fungibleaccounts）。与之相对应的是溯源性账户（traceableaccounts），指的是投资者利益不仅记载于最近中间人的账户上，而且独立于该账户上中间人自身的证券利益包括该中间人所的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即特定投资者的身份和利益均以分账户在每一个中间人的账户中予以存留，故喻之为非替代性账户（non-fungibleaccounts）。
[xv]RandallD。Guynn，ModernizingSecuritiesOwnership，TransferandPledgingLaws，AdiscussionPaperontheNeedforInternationalHarmonization，CapitalMarketsForum，SectiononBusinessLaw，InternationalBarAssociation1996，at29-30。故而，需要另行构建一种保障机制使投资者在最近证券中间人破产时仍享有受保护的权利，通常的做法是强制要求证券中间人的风险准备金机制。
[xvi]参见1998年德国《有价证券保管法》（Depotgesetz）第2条规定。
[xvii]德国《有价证券保管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对于混合存量的共同所有权以及在保管人在混合证券当中的管理权。
[xviii]ChristopheBernasconi，TheLawApplicabletoDispositionsofSecuritiesHeldThroughIndirectHoldingSystems，HagueConferenceofPrivateInternationalLaw，PreliminaryDocumentNo。1ofNovember2000，at25。（以下简称为
[xx]参见黄进：《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367页；徐冬根、王国华、萧凯：《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86页。
[xxi]此时，该证券证书也视作代表投资者利益就象流通票据一样。
[xxii]这种理论视证券持有人名册的簿记入册而不是占有证券证书赋予证券的法定权利。
[xxiii]此种理论的基础是，公司仍是一种法律拟制，故创设该实体的法律应予以适用以决定有关公司之利益的有效转让。
[xxvi]FidelityPartners，Inc。v。FirstTrustCo。，1997U。S。Dist。Lexis19287，No。97Civ。5184，1997，WL752725（S。D。N。Y。，1997）。在该案中，一个判决债权人寻求执行判决债务人通过间接持有制所持有债券利益，该债券在纽约可予偿付，但该判决债务人的利益却仅记载于位于菲律宾的某证券中间人的账簿上，法院拒绝了在纽约的债券执行。此种类型的诉争也常被称为是“上层附加”诉争。
[xxix]PreliminaryDraftConventionontheLawApplicabletoCertainRightsinRespectofSecuritiesHeldwithanIntermediary，Prel。Doc。No。8，February2002。这与公约的最终文本的措词完全一样。
[xxx]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5条。
[xxxi]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5条。
[xxxii]同前注23，黄进书，第355～364页；同前注23，徐冬根、王国华、萧凯书。
[xxxiii]参见[英]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24～725页。
[xxxvi]瑞士《国际私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动产物权的取得和丧失，适用物权取得或丧失所依据的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的法律。公约起草小组则认为限定时间因素没有必要，而且对于优先权的问题，限定时间因素反而会徒增困挠。同上注。
[xxxviii]SeePrel。Doc。No。6，November2001Draft；又可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
[xxxix]有关意思自治的范围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主张绝对的、无限制的法律选择，另一种主张则相反，认为当事人的法律选择须与合同有实际联系。英国似乎是绝对意思自治的代表，“仅仅因为案件的其他事实表明合同与所选择的法律之间没有联系，英格兰法院便否定明示选择的效力，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案例。”[英]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0页。赖特勋爵在维他食品案中也肯定了这一点。SeeVitaFoodProductsInc。v。UnusShippingCo。Ltd，（1939）A。C。277CP。C。但应该注意的是，英国同样有大量的判例承认了防止当事人规避客观上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强制性法律规定的重要性，“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是为了规避其强制性的规定，无论该法是英格兰法还是外国法，法院都不会承认该选择的效力。”同前引莫里斯书，第1121页。事实上，即使是在维他食品案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至少是法院地法，而且英国的商事法律是很完善的。“从这一点看，不需要合同与选择法之间有真实的联系这一规则，仅仅表明所有法官都根据他们熟悉的法律来作出判决这一自然的、积极的倾向。”同前引莫里斯书，第1122页。因此，从英国的所谓绝对意思自治的立场具体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当事人“合理预期”对其意思自治的一种潜在限制。
[xli]当然，勿庸否认的是，投资者与其证券中间人协商一致，预先达成证券账户所在地的合意，对于投资者与殿后他人之间的证券交易会产生反射效果。因为按照公约中的PRIMA原则，该保管证券账户的证券中间人所在法将支配投资者以后有关该证券账户中的证券交易。
[xliii]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4条第1款。
[xliv]同上注。
[xlv]参见《海牙证券公约》第6条。
[xlvi]该条在March2001Draft中的英文用语是“maybeconsidered”
在上述基础上,本文通过对我国证券交易所治理结构现状的分析,提出我国证券交易所公司化的必然性,并设计了一套公司化改制的具体方案。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证券交易所逐渐由传统的“会员制”的治理模式向“公司制”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一股证券交易所“公司化”的浪潮。新型交易系统的出现和电子交易的兴起,消除了交易所的进入壁垒,彻底颠覆了传统“会员制”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同时,外部竞争环境的加剧,使会员制“一员一票”决策机制的弊端和冲突日益激化,在外部竞争和内部矛盾激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公司化”改革成为传统证券交易所的唯一出路。
一、交易所公司制与会员制
1.会员制。会员制是指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围绕会员展开的一种治理模式,会员制证券交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服务于会员,而会员一般也仅限于证券交易所的客户。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制是按照“一员一票”的原则确定的,证券交易所各种利益也是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则分配。
2.公司制。公司制是指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完全按照公司的形式展开。公司制证券交易所最主要的特征是以赢利为目标,追求证券交易所利润的最大化。公司制证券交易所的股东没有任何限制,可以是市场参与者,也可以是完全与市场没有任何联系的人或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是根据股东拥有的股份多少,按照“一股一票”的原则确定。
二、交易所公司化现状199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由会员制改制为公司制,开启了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改革的先河。考虑到证券交易所治理模式的复杂性,公司制改革不仅仅是指证券交易所从会员制改制为公司制,也包括形式上是公司制,实际上是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通过采取放开所有者范围限制,允许交易所股份自由转让,取消交易权与所有权之间联系等措施,从治理结构上真正转变为公司制。1998年,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不仅改制为公司制交易所,并在自己的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全球第一家公开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在此后不到3年内,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新加坡、香港、伦敦、德国、巴黎等亚太和欧洲区内主要的交易所先后在自己的交易所公开上市。
三、交易所公司化的绩效
1.改善交易所决策效率。在市场结构、竞争程度和技术日益变化的环境下,决策的速度和弹性对交易所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公司制有利于减少决策环节,增强决策的及时性和灵活性,提高了交易所对市场和客户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会员制下的“一员一票”制的决策方式被公司制下的“一股一票”制所取代,使决策更能体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目标,避免了会员制下会员利益与交易所利益间的矛盾和冲突。
2.改善交易所的竞争模式。公司制改革带来的最突出变化体现在,证券交易所改变了会员制下仅仅是会员利益延伸的传统定位,彻底摆脱了会员利益对证券交易所发展的制约,获得了服务于股东利益的独立地位,表现出更加积极进取的发展趋势,这集中体现在技术投资、产品创新、市场营销等方面。例如,德国交易所在1993年开始实行公司制后,开始着手对其有数百年传统的大厅交易方式进行了改革,力推新一代电子化竞价交易Xetra系统。在整个90年代后期,其电子交易平台经历数次升级,交易接口不断推广到整个欧盟区,交易平台上可交易的证券品种也不断增多。到2000年底,来自欧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431家银行、证券经纪商和机构投资者连接了Xetra系统的接口,Xetra系统上交易的股票接近5800只,几乎囊括了所有欧洲交易所上市的主要股票,另外还包括数量众多的认股权证、ETFs(交易所交易基金)等。目前德国交易所的Xetra系统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交易平台。
3.改善交易所投资者结构。由于电子化交易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影响,现代证券交易所的发展不仅仅是依靠会员,而且还要依靠范围更广的其他市场参与者。证券交易所公司制改革可以突破会员制在所有者范围上的限制,可以将其他对交易所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市场参与者和战略投资人引入到股东队伍,共同分享证券交易所发展的成果,从而留住这些对交易所至关重要的市场参与者和战略投资者。
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1993年改制时,按照50∶50的比例向会员和发行人分配股份;丹麦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1996年改制时,按照60∶20∶20的比例向会员、股票发行人、债券发行人分配股份;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1996年改制时,向会员、机构投资者和发行人分配股份。德国交易所2001年初则利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机会,为了配合德国交易所国际化战略,新股重点针对海外金融机构,特别是向美国的金融机构配售,为德国交易所的海外业务拓展建立股东基础。
4.改善交易所的管理机制。交易所的公司化改制有利于对管理层形成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交易所的管理效率。在公司制的治理模式下,可以通过股票期权的激励方式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利用股东回报率、盈利增长率、股东增加值等具体的财务指标对其工作绩效进行衡量。同时,公司制交易所的上市也将使管理层受到来自市场和监管机构的约束。市场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财务要求同样适用于改制后的证券交易所,这将对管理层施加有效的市场压力,使其工作更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
四、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
1.政府主导下的“会员制”现状。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治理结构是政府主导下的“会员制”模式。从法律地位上来说,从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交易所章程》、1991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1993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到1997年国务院证券委正式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其中的条文都明确规定了我国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法人地位。在《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中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该《管理办法》对证券交易所规定了如下的治理结构:(1)证券交易所设会员大会、理事会和专门委员会:(2)会员大会为证券交易所的最高权力机构;(3)理事会是证券交易所的决策机构,由七至十三人组成,其中非会员理事不少于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超过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会员理事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非会员理事由证监会委派。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至二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由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4)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一至三人。总经理、副总经理由证监会任免。证券交易所中层干部的任免报证监会备案,财务、人事部门负责人的任免报证监会批准。虽然法律赋予了我国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法人地位,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
一方面,从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所经历了一个由无序竞争到行政垄断的过程。在交易所建立的初期,地方政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沪、深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开始出现业务上的频繁摩擦和消极竞争,证券交易所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全国“遍地开花”,导致监管机制面临极大的挑战和系统风险。为此,中央政府以统一监管架构、整顿市场秩序的方式介入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管理,从而以行政垄断的行为替代了市场的无序竞争。1997年8月,国务院决定,沪、深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地方政府不再行使管理权。另一方面,从交易所的出资和实际控制权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国家未投入任何资金,交易所职能以会员缴纳席位费的一部分作为注册资金的来源,所以交易所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中无“实收资本”一栏,但在工商登记时注册资金为3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注册资金为政府借款,后以历年盈余归还,目前以全部席位费作为实收资本。但由于有关法律制度不明,席位费的性质尚不能确定,导致交易所与会员的财产关系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法律保障。而证券交易所主要领导职位的任命权和公司上市的审批权均由证监会行使和决定。这些方面都说明了,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导下的“会员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会员进行出资、使用和控制的“会员制”。
2.我国证券交易所改制的必要性。竞争环境的变化和交易所对产权、职能、创新等方面的需求,构成了我国证券交易所进行变革的必要性。(1)
适应竞争的全球化。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技术和制度的压力下,交易所行业已经由自然垄断走向全面竞争。世界各地的交易所都在采取以经营业绩为主导的新理念,谋求继续生存的空间。虽然我国的金融业还没有全面开放,但是全球金融的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指日可待。而目前,我国的现货交易所和期货交易所都存在功能高度重叠、缺乏竞争和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效率较低的现象,无法适应全球化的竞争需求。通过改善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可以使其从行政导向转换为市场导向,激发交易所自我竞争、自我创新、自我发育、自我重组的发展战略,提高交易所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改制也为交易所的进一步上市奠定了基础,从而有利于拓展融资渠道,增加技术开发和创新力度,促进我国证券交易所走向全球竞争的舞台。(2)解决“所有者缺位”带来的低效率。尽管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没有明确的出资权的规定,但是总体来说可以认为是国有产权为主。国家作为终极所有者导致的“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国家是全体人民的集合体,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其本身无法履行作为终极委托人的职责,只有通过行政科层组织来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然而缺乏明晰的产权,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造成工作中的低效率。(3)明晰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职能分工。从国际惯例来看,证监会主要监督整个证券、衍生工具市场的法律执行情况,包括上市公司的发行信息披露、公司并购等,并对券商、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予以处罚;交易所则负责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披露、防止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对市场参与者的一般违规行为进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处罚。然而,在我国现行垂直、集中的监管体系下,中国证监会承担了许多本应由交易所来承担的工作,一方面导致自律组织和主管机构之间的角色错位,另一方面又导致某些环节出现监管真空,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超级秘书网
3.我国证券交易所改制的具体策略(1)政府主导原则。交易所的体制性变革就是要打破行业内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需要由现有秩序中的改革力量来推动。而现有的秩序是属于政府主导性的,因此,推动这一改革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否则任何改革难以取得成功。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在人事任免、产权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主要由政府进行管理,交易所的公司化就是要对这些方面进行较大的变革,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2)证券市场层次化。交易所的改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竞争,提升综合实力。但是,我国目前的现货、期货市场都存在功能重叠、主导定位模糊、产品结构单一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按照国外的模式进行合并和公司化改革,其结果只能是“弱弱联合”,不仅不会带来整体绩效的提高,还会因垄断的形成而降低竞争的效率。要建立竞争性的交易所市场体系,首先就要建立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不仅有利于为不同层次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渠道,也有利于建立服务于不同行业和市场的交易所,从而实现交易所产品和竞争的多样化。(3)证券交易所公司化。交易所产权关系的明确和股份化,是其公司化的基本前提。根据我国交易所建立和发展的历程来看,国有股权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对交易所进行股份化改革时,应考虑交易所在证券市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地让渡部分国有产权,最终实现交易所的公司化。这个过程可以参考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经验和教训,将部分国有产权在交易所会员之间进行分配和置换,根据会员在交易所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大小进行股权的转让,切实保证交易所会员的利益。
交易所的公司化改制,最终是走向公开上市,引进积极的战略投资者和普通的投资大众,实现股东结构的多元化。在上市的过程中,应吸取国企改革股权部分流通所带来的教训,实现股权的全流通,减少后遗症的发生。(4)监管职能的明晰。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和上市必然同样带来商业性与公共性职能的冲突问题。为此,应首先明确交易所自律监管和证监会的公共监管的职责范围,减少“交叉监管”和“真空监管”的可能。可根据国际经验和管理,使证监会的监管重点放在监督市场法规的执行情况、规划市场发展等方面,交易所则集中对交易管理、会员管理、产品创新的管理,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公正、透明和高效的市场运作环境。对于交易所改制和上市后,造成的监管利益冲突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易所改制的经验,通过部分监管与业务分离、建立新型自律监管组织或监管权利移交等方式,保证监管的市场效率、公平和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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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客户”规则与“产品适合于客户”规则既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了解你的客户”规则要求证券商调查客户情况，而不考虑推介的特性；“产品适合于客户”规则要求证券商了解所推荐的证券，而不考虑客户的经济情况。这种分析实际上也是美国学者对于当时美国自律组织对上述两个规则进行分别规定的一种概括和总结。也就是说，当时证券业界尚缺乏对适合性规则的统一规定。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证监会对上述两个规则作了一体化的规定。但是美国证监会仍然对上述两个规则的具体内涵分别进行阐释。值得指出的是，“了解你的客户”规则与“产品适合于客户”规则虽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在实践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证券商在判断向投资者推介的某种证券是否适合于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投资需求时，需要事前了解和掌握投资者的基本信息，否则无法确定是否适合于投资者。
适合性规则的诉讼地位
在一些情况下还包括疏忽，即行为极为不合理，明显偏离了普通义务标准。尽管某些风险不必告知，但这种风险必须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理性的人都能意识到。适合性规则作为美国证券业界的行为准则，尽管在推介证券时证券商违反适合性规则的责任受到限制，但证券商在私人诉讼中因违反适合性规则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日益受到业界的密切关注。折扣商一直游说主张在未向客户推荐证券时免于承担法律责任。而综合性证券商也同样对未推荐股票时承担责任怀有敌视态度。尽管法庭实际上也否定因违反适合性规则而产生的诉讼，但多倾向于投资者依照联邦法和州法的反欺诈规定、信义义务和疏忽理论来追究证券商的责任。事实上，适合性规则作为责任依据的情形也在增加。即使明显不利于证券业，但其本身作出的一些仲裁裁决认定折扣商在未推介证券时也对客户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其依据就是适合性规则。尽管推介是作为责任的前提条件，不过普遍的看法是由业界控制的仲裁对投资者的赔偿要求持有偏见。在司法实践中，违反自律组织的适合性规则不构成诉讼的原因通常得到法庭的支持。在ColonialRealty公司案件中，法庭认定，要求其成员执行公平、公正交易原则的自律组织规则不构成诉讼原因。在Buttrey案件，尽管法庭认定具有保护公众投资者的405规则可以成为诉因，但同时也提出：“我们并不认为声称违反405规则本身就是可诉的。”法庭进而指出，该案件所指事实构成欺诈，因而可以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在Utah State大学案例中，犹他州大学根据证券交易商协会、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股票交易规则提讼。其基本理由和主张包括：（1）对犹他州大学资产而言，过于投机并无适当的收入记录；（2）购买量过大；（3）成交量小；（4）购买的股票属于越权行为。法庭认为证券商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法庭认为，犹他州所声称的事实均不构成欺诈，而其自身的越权行为并不能视为经纪商的过错。因而驳回了诉讼请求。尽管如此，适合性规则也与欺诈案件有密切联系。在Cash案件中，原告声称证券商没有遵守证券交易商协会规定的适合性规则。法庭认为，尽管这种违反规则的行为可能并不构成责任基础，但在反欺诈诉讼中与确定证券商对客户的义务密切相关。其他的一些法院尽管不愿认定违反适合性规则的行为构成诉因，但也认定其证据作用。在Kirkland案件中，法庭认定：（1）证券法6（b）和15A（b）（6）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法律意图构成诉因；（2）证券交易商协会的公平行为规则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405规则不构成诉因；（3）公共政策对私权救济有不利影响，证券交易商协会应被限制制定保护投资者的规则。但法庭也补充道，这些规则的违反可以检测证券欺诈诉讼。同样，在Miley案中，法庭不认为纽约证交所、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规则构成诉讼，仅要求陪审团在确定Miley账户是否存在过度交易时将违反规则的行为作为系列因素之一加以考虑。法庭认为，上述规定是评价投资者的账户的操作是过度还是合理的很好的方法。法庭裁决称，采纳上述有关规则作为证据是恰当的，因为这些规则反映了证券商的行为标准。总体而言，适合性规则作为反欺诈术语是不明确的。这是因为该规则以客户为基础，而这些基础必然会发生变化。故意和信义义务都是关键要素：（1）信义义务要素。证券商是否负有信义义务是一个事实问题。在Avern Trust案件中，法庭认为欺诈问题和信义关系的违反代表事实问题和陪审团决定的可信度问题，因而法庭判决支持了证券商。这是因为证据表明投资者的行为与他所声称的对金融的无知和信任信赖不相符。投资者提供的账单显示他对投资有浓厚的兴趣并了解投资的性质。投资者也了解证券商作为承销商的身份；（2）故意要素。依据10（b）和10b－5提讼须具备故意要求。在Clark案件中，法庭认为明知推荐的证券不适合于投资者构成10（b）项下的诉讼原因。单纯的疏忽大意并不足以构成故意。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信义义务违反并不一定等于一定构成欺诈。在Shamsi案件中，法庭否决了投资者所声称的未授权交易和不适合投资构成欺诈的主张。法庭认为，尽管证券商违反投资者的指令和最佳利益规则的行为可能构成信义义务的违反，但该行为并不构成10（b）和10b－5规则下的欺诈。但是，在Brown案件中，第二巡回法庭认为违反适合性规则的诉讼构成10b－5规则下的诉讼，不过原告须主张被告有实质性不实陈述或遗漏，而且被告有证券买卖的欺诈或欺骗故意。原告还须证明：（1）证券买卖不适合投资者的需求；（2）被告知道或应当知道证券不适合投资者；（3）被告向投资者推介或销售了证券；（4）被告的实质性或重大性虚假陈述与证券的适合性有关；（5）原告对被告的欺诈行为合理信赖。另外，依据自律组织规则，一些法庭将违反适合性规则的诉讼作为陈述遗漏案件或欺诈行为案件，或者是作为虚假陈述和未披露重大事实，即证券商遗漏了对投资者适合性告知。投资者要证券商欺诈性地为其账户购买了非适合性证券，须证明：（1）存在推荐行为，或者为其完全授权账户购买的证券并不符合投资者的目标；（2）存在故意欺诈或完全忽略了投资者的利益；（3）对账户存在控制［7］586。例如，在Leone案件中，58岁的原告Leone女士是一名电传操作员，独居，并赡养其父，因而希望有一个安全的收益。原告将其积蓄41万3千美元委托给经纪商。该经纪商承诺，原告在5年内能够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并可以每年享受3万美元的免税。该经纪商劝说原告投资于商品期货、期权。然而，原告的期望落空。5个月后，原告账户减少到24万美元。2年以后，仅剩6万美元。法庭认为，原告的成立，并认定经纪商推介的证券不适合于客户。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美国证券业界对于违反适合性规则承担法律责任持抵制态度，而且司法机关也对适合性规则的诉讼地位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在司法实践中证券商违反适合性规则也可能成为诉讼的原因。具体而言，违反适合性规则的诉讼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构成证券欺诈。由于证券商对投资者构成欺诈须符合证券法的规定，因此证券商违反适合性规则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这主要是因为适合性规则是一种自律规则，没有成为联邦法律上的义务，因而其效力受到减损。当然，如果州法有明确的规定，则投资者可以依据州法提讼；第二，证券商的法律责任。如果构成证券欺诈，那么证券商违反适合性规则造成投资者损失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一些州法甚至规定欺诈交易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例如，南达科他州对于惩罚性赔偿就有明确的规定，而且也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但是一些州法对于惩罚性赔偿持否定态度。例如，在纽约州立法中，法庭和仲裁员被禁止裁定多重赔偿。
论文摘要:目前，在我国对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作用越来越重视，本文在分析自律监管的优势，以及我国证券交所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完善证券交所的自律监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思考。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10多年来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现行证券监管模式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市场自律监管为补充的监管制度。但由于现在政府监管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致使出现政府监管失灵的现象，同时自律监管的作用发挥很小，所以大力加强自律监管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主要有三方面组成，即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笔者认为我国的自律监管应以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为主要力量，本文将主要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性和优势
首先，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具有更高的监管效率。证券交易所直接贴近市场，熟知市场变化，能够及时的了解证券市场中的股票的交易信息、股价的波动，发现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可以强制上市公司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对自律监管及时作出调整、改变规则和措施。
其次，自律监管在作用空间上更为宽泛。法律具有刚性，政府监管必须依赖法律规范对市场进行管理，而法律不能完全调整到市场中的全部间题，由于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政府监管不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到市场中的每个角落，肯定会存在政府监管的灰色区域。所以在这些政府监管与法律规范无法调整的领域内，政府监管的效果不言而喻。而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可以在政府的刚性管理之外，施加道德、行业和伦理标准的约束。
再次，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性。证券市场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前线，要有效迅速的处理市场的各种情况，就决定了自律组织必须储备着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际的证券市场操作经验，同时要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对市场中瞬息万变的具体情况，能够熟练的运用证券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有效的规避市场风险，达到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决定了自律组织相对于政府监管更具有专业性。
最后，自律监管还更符合成本一收益原则。证券交易所处于市场的第一线，可以迅速及时地随市场作出反应，采取行动，从而降低监管的成本，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
二、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具体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独有的自律监管，把证券交易所作为我国证券自律监管的主导力量。然而现实中的证交所的自律监管职能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而且存在很多阻碍其有效发挥的障碍:
(l)由十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很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2)由于股市的发展能给当地政府带来巨额的税收，可以大力推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加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沪深两地交易所之间竞争激烈，相互抢夺上市公司的现象相当严重。
(3)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实行会员制不利于证券交易的公正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随之加大，容易形成市场垄断，这些都导致证交所的很多自律监管职能到不到有效的发挥。
(4)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三、关于加强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作用的思考
正如由上所阐明，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职能，使之成其为我国证券市场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将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和谐构建。具体来说可以作以下方面的尝试:
(1)要强化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必须从监管理念上人手，从根本上消除证监会把证交所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的监管理念，树立证交所是我国自律监管体系中的主要力量。
(2)完善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证券交易所自律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组织形式，对证交所的权利实行法定授权，进一步明确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职能分工，明确证交所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真正将证交所作为一层独立的监管主体。
(3)赋予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权力。证券交易所自主决定其人事安排，比如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由其理事会选择后再报证监会批准;给与证交所更多收益方面的自。
(4)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境外的先进经验，改革我国证券交易所现行的组织形式，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
(5)为了消除地方政府对证交所的控制和干预，建议考虑在合适的时机逐步取消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切断地方政府对证交所干预的根本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