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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
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
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
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
经济货币论文范文二:中国经济货币化分析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
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
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
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
(一)分组教学
第一次上课时,要求学生每6—8人自动分组,推选组长,每组布置一个专题,专题一般是当前金融热点话题,要求该组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行任务分工: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筛选资料、制作与修改PPT、PPT汇报等,通过这种分组教学,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组长还要负责本组学生的考勤工作和该组各个学生完成任务情况的打分,教师和其他各组组长要对该组最终提交的成果进行考评打分,最后该组每个学生的打分就是三者的加权得分。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学生对当前金融热点话题的关注,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还锻炼了学生的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调研分析能力、表达能力,为学生进入企业奠定了良好的职业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
每次课前五至十分钟,让学生自愿到讲台上通过各种方式:新闻播报、板报、视频、PPT等解说近几天发生的金融大事、要事,并附以简要的评论;在金融机构体系和商业银行的讲述中,要求学生选择我市的某家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该金融机构的窗口设置、业务开展情况等;根据相关章节内容,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上传给学生,要求学生课后阅读,并通过提问等方式进行检测;让学生课后阅读金融方面的一些报告如《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等,并书写心得体会或读书笔记,等等,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培养了学生的金融意识,提高了学生对金融的关注度、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法是我们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运用得较多的方法,金融方面的案例非常多,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合理运用,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加深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这就要求老师在课前对案例进行精心筛选,选择最适合的案例融合到相关章节内容的教学中。比如在信用的讲授中,我们可以引入信用卡透支的案例,让学生知道信用的重要性,个人信用记录是我们的“经济身份证”;在利率的讲授中,可对我国贷款利率的放开进行解析,并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进行探讨。案例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金融理论,也使我们的教学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各种错综复杂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达到了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四)问题导入式教学
问题导入一般用在教学活动开始前,针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既可以通过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和学生感兴趣的实例导入,可也通过已学内容回顾导入,还可运用多媒体提出问题导入等。例如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讲解中,我们可以先引入《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的某段材料,让学生思考一下在这段材料中运用了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这种货币政策工具是如何调控的,有什么样的效果,从而引出接下来要讲的某种货币政策工具。问题导入式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促使学生主动思考,有利于新课的实施与开展。
二、充分利用网络,加强与学生的沟通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教学过程的生动性,促进了多样化信息的传递。在《货币金融学》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微信、飞信、QQ、电子信箱等各种沟通手段,实现课程相关资料的最大程度共享,及时答疑解惑,加强与学生的有效沟通,同时实现课后部分作业的电子化。四、改革课程考核方案为了相对准确地评判学生的学习态度,达到真实、公平与合理,在《货币金融学》考核中,我们始终采用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当学期教学实施计划,灵活设定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占比。如为了加大学生平时考核力度,提高学生平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我们可以将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设定为各占一半,将平时考核贯穿于教学始终,这样就杜绝了某些学生临时抱佛脚的心态,重视平时的学习。平时考评可以包括作业(习题、心得体会、读书笔记等)、课堂提问、课堂随机小测验、专题分组汇报、考勤、课前新闻解读、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内容构成中,为了体现层次,除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客观复述题外,还要出一些结合中国当前经济、金融领域实践问题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的主观分析题。以上考评方法,我们在每学期开课的第一次课中即对学生阐明,既是让学生明白这种考评方法的意义,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与授课教师的配合。
三、结束语
2001年,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保持了一枝独秀,这主要是近年来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尽管如此,2001中国经济增长前高后低,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呈递减态势,GDP在今年前3个季度的增长速度分别是8.1%、7.8%和7%,呈增速减缓的趋势。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第4季度GDP增长可能很难达到7%,全年经济增长将在7.4%左右;国民经济存在重新跌落到通货紧缩中的威胁。国家统计局报告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3%,其中城市下降6%,农村上涨2%。2002年,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2002年世界经济可能进入“冬季”,经济增长的平均值可能为2.4%。当前,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潮,世界经济活动的最坏情况即经济衰退不是不可能的。国际经济形势跌宕起伏,这对我国经济滞后的不利影响将在今年逐步显现,特别是使我国外贸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002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12年来最严峻的挑战。与中国经济20多年的迅猛发展相比,2002年我国经济“冬天来了”。我认为,2002年中国经济政策要靠毅力,坚定从容,打持久战;两军相逢,勇者必胜。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200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艰巨性和挑战性,“冬天来了”,也要看到“春天的呼唤”。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资本帐户没有放开,外汇储备充裕,我国不怕金融危机;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为内需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在“冬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经济的“取暖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失误的风险小,投资的社会收益有把握。国债/GDP的比例目前还不高,即使达到100%也不怕;我国利率尚未放开,“财政挤出”效应不明显。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正处于调整上升时期。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加快西部大开发、提高企业技术水平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我国是有近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扩大内需特别是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需求面临很好的时机。我国有钱(居民储蓄率高),有好项目,即使世界经济衰退,心里不慌?
但是,我认为,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严重问题,要防止历史性失误。过去三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逻辑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没起作用;第二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没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起作用;第三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有100%把握确定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不能因为我国经济总体健康成长,就放弃检讨货币政策的得失,单纯以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银行有双重目标,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一心难以二用”。央行在金融监管上花精力太多,没有集中精力于货币供给量这个货币政策的终极调控目标。在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金融监管超前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分强调金融风险,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的情况下,从而货币供应量严重不足,中国经济严重“供血不足”,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增长需要。货币政策应迅速转为积极,放松金融监管力度,保持银行系统的正常贷款功能,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
货币政策的严重问题具体体现在四方面:首先,由于过去三年的通货紧缩和今年物价回升乏力造成的,2001年11月通货紧缩重新出现,导致实际利率过高,严重抑制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社会民间投资增长有效启动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终目的,货币政策要配合。低的实际利率不一定启动投资,像美国经济目前的困境一样,但高的实际利率一定压制投资;第二,近期货币供应量增长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去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八点五个百分点,比去年年底低三点七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低二点六个百分点。11月,狭义货币(M1)余额为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4%,增幅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今年前11个月,现金累计净投放127亿元,比去年同期少投放295亿元。第三,从2001年9、10月份开始,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了,货币供应量下来了。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11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仅增长10.9%;最后,1至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2%,比年初有所降低,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据初步统计,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2%,增幅比上月增加0.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1月末余额为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增幅比去年同期高6.6个百分点,比去年底高6个百分点。
降低实际利率可能选择是人民币的降息。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2.25%,扣除利息税后实际为1.8%。国内降息的呼声很高。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日前指出,人行没有减低利率的方案。戴相龙的这句话暂时为降息划上句号。我基本同意戴相龙行长的看法。的确,人民币的低利率政策已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2002年降息政策的操作空间仅有0.5个百分点,人民币降息的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有限,降息意义不大,担心我国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况且零利率是在经济实在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中国1996年至1999年连续降息的背景是防止经济出现大幅滑坡。可是,降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是十分明显。1996年至1999年中国连续七次降息,并没有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赶出银行,而是持续攀升。从投资来看,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的国有企业对利率是很不敏感的,而对利率较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则由于制度性原因融资较为困难。
目前文献关于现金持有的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动机理论。凯恩斯在其经典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货币需求动机可以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机动机(Keynes,1936)。交易动机指“由个人或业务交易而引起的现金需要”而储存现金,由于现金等价物转化为现金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关成本,因此,为满足企业日常的经营运作需要储存一定量的现金,减少相关的交易成本。预防性动机是指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现金流风险,抵御未来现金流可能出现短缺或者不确定变化。而投机动机则是指保留部分现金,在商业投资机会到来时抓住机会进行相关投资。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交易成本模型,从边际成本概念出发,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量是由现金短缺的边际成本和持有现金的边际成本曲线所决定的。后续的Baumol(1952)、MillerandOrr(1966)提出和修正了现金库存模型。第二类是权衡理论。该理论的代表者是KrausandLizenberger(1973),它认为现金持有可以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现金持有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便是最佳现金持有量。权衡理论模型是在借鉴交易成本模型基础上对现金持有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它没有将信息不对称、委托等问题纳入研究的范畴。
第三类是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上面的权衡理论提出企业持有现金应在现金持有收益与现金持有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该理论是从股东最大化目标来持有现金的,但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人并非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来行事,人即企业的管理层会偏好持有更多的资金来降低企业风险,从而巩固自己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JensenandMeckling(1976)从成本理论出发,提出自由现金流假说,即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为企业的管理层谋取更多私人利益。根据现金持有的上述三种理论,学者们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Opler等(1999)通过对1971~1994年期间美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成长性强的公司、现金流量不稳定的公司以及小型公司倾向于持有更多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而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企业、大型的企业通常持有较少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Faulkender(2002)以美国1993年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小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美国小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现金持有量与财务杠杆、公司成立年数、研发投资等正相关,而与规模、收入等负相关。Harford等(2008)检验了现金持有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差的公司比治理好的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更高。他们发现,公司治理较差的公司,管理层往往容易将现金用于低效的并购等支出,导致较低的公司效益。Pinkowitz等(2006)采用价值回归模型,基于35个国家1988~1998年的数据研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更强的国家,现金持有量与公司价值呈更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胡国柳和蒋永明(2005)发现企业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现金等价物、财务杠杆以及公司年龄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杨兴全和孙杰(2007)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量在不同的行业中存在着显著差异,产品市场竞争强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张人骥和刘春江(2005)从股权结构、股东保护程度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现金持有量随股东保护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辛宇和徐莉萍(2006)从公司治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微观治理机制越好,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低,即公司治理结构越好,现金持有水平就越合理。罗琦和许俏晖(2009)从大股东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制度因素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性质对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有着正相关关系。孙进军和顾乃康(2010)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来研究我国现金持有行为,静态实证结果证实了权衡理论与理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而动态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具有均值回归的趋势。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企业内部特征的视角研究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较少从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同样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对不同微观主体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不是基于市场原则,而是基于社会关系等非市场原则,目前这方面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文献比较缺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会通过多种渠道来影响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等)与信贷渠道。国内融资环境与国外有较大差异,企业融资渠道少,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得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远远高于证券市场(Allenetal.,2005),而银行业又是极易受政府管制和影响的行业,在国内企业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主导资源配置的金融背景下,货币政策通过银行的信贷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当执行紧缩货币政策时,银行信贷供应量将会减少,迫使银行减少贷款,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所以如果货币政策从紧,从预防性动机出发,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假设1: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产权性质的影响转轨经济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等原因,私有产权企业在很多方面遭受制度和政策上的“歧视”,银行更“偏爱”国有企业(GordonandLi,2003)。虽然近几年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但整体而言,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仍无法享受平等待遇。一方面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着一种隐性的担保(Faccioetal.,2006),当国有企业面临违约担保时,政府会出面帮其解决,因此违约风险低;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更容易获得国有企业的信息,信用评估成本低。同时在政府的干预与协调下,支配着我国当前金融体系的四大国有银行更容易把信贷资源配置给终极控制人同样为政府的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产权企业更容易通过融资渠道获得货币资金,从持有动机角度来看,国有产权企业应该会相对持有较少的货币资金。但是,国有产权是一种共有产权,所有者的缺位导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为严重,已有的文献普遍认为国有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的问题更为突出,而根据前面的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我们认为国有产权企业由于问题的存在,其管理层基于私利的考虑(如在职消费、降低经营风险等)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而且这在货币政策宽松、外部融资约束减弱的背景下更为明显。假设2:由于管理层问题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更为明显。
(三)货币政策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政策环境成为了影响私有产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私有产权企业为了寻求正式制度缺失下的替代性保护机制,纷纷向政府靠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各级人大、政协委员(Lietal.,2008)。众多的研究文献发现,私有产权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之间建立的政治关系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信贷资源,使其更容易获得相关的税收优惠以及土地、市场准入等稀缺资源,并且在特殊的时期,这种政治关系可以为私有产权企业提供隐形的政府担保。所以尽管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但是与政府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可以凭借这种关系获取相对多的信贷资源,而缺乏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了面对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假设3:相比于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无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会更多地持有货币资金,并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04~2011年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年度数据①。我们根据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了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企业政治关系背景无法确定的样本;(3)剔除数据缺少以及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8374个。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来自深圳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CSMAR数据库。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关数据当中,银行家信心指数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银行家调查报告》,货币供应量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私有产权企业的政治关系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以及互联网等。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为了检验前面的假设,我们设定了基本的回归方程:CASH=α+β1MP+β2CC+β3CPC+β4X+β5Industry+β6Year+ε在方程中CASH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具体是以货币资金年度均值除以资产总额来衡量,同时为了使数据更具有代表性,我们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采用了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DCASH)。方程中解释变量MP是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我们采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其中MP1表示银行家信心指数,该指数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调查数据,我们用它来衡量货币政策的紧缩程度。该指数在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代光伦等(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MP2表示M2发行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差。GDP增长率用于衡量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增速,M2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的供应水平。二者之差越大,则发行的货币超过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越多,当前的货币政策也就越宽松。MP3是我们基于特定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环境定义的我国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的虚拟变量①。本文对关系资本的定义区分为产权归属关系(CC)和政治关系。其中政治关系变量(CPC)主要考察董事长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以其是否曾经或现在在人大、政协或者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任职来定义是否存在政治联系。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定义虚拟变量为1,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为0。X是由多个控制变量构成的向量,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货币资金持有的一些因素: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有形资产比(TANG)、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Shl)等。此外,我们还加入了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控制不同行业和年份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的影响。
(三)描述性统计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而言,样本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占期末总资产的比率为0.21,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比率非常高,现金资产超过全部资产的五分之一,而国外的研究发现英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9.9%、西班牙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约为7.14%,这种差异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较多的货币资金,这可能与我国的融资环境有关。同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标准差为0.17,表明我国不同公司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有较大的差异。从我们也可以发现国有产权控股企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占58%,国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私有产权企业中有41%的企业具有政治关系,反映了我国企业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比重为50%,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较高的负债比率,财务风险比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6.55%,说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样本较好地代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我们首先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是回归结果。回归模型(1)、(2)、(3)中分别选取了银行家信心指数、M2-GDP增长率、是否紧缩作为衡量宏观货币政策的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采用公司实际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三种指标均显示,宏观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融资难度的增加,企业会增加货币资金持有量以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持有的货币资金水平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强,流动性资金更为充裕;有形资产比重越高的企业,由于其为债务融资提供实物担保或抵押的能力比较强,从而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所以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相对要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越多,这可能与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有关(罗琦和许俏晖,2009)。
(二)产权性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是产权性质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表4的结果显示,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作为被解释的变量,产权性质变量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国有产权企业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现金持有的理论,与假设2的预期相一致。
(三)政治关系与私有产权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反映了私有产权企业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私有产权上市公司中,企业具有的政治关系会显著降低企业的货币资金持有,后者无论是以货币资金持有水平还是去除行业均值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来衡量都是如此。这一结论表明,由于拥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相比较于无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具有融资的便利性,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不需要持有过多的货币资金以预防各种不确定性,而没有政治联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则会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以更好地应对经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这同假设3的预期是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波动与企业货币资金持有:关系资本的影响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宏观货币政策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政治关系对企业货币资金的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此我们进一步探究货币政策对企业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具有政治关系与否的企业组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产权性质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由于信贷资源的减少,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都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从预防性动机来看,其都会持有更多货币资金以应对不确定,因此其货币资金持有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当货币政策处于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与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此时私有产权企业可能会减少货币资金的持有,因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使得企业没有过多持有货币资金的预防动机,但是对于国有产权企业而言,根据现金持有理论与自由现金流理论,管理层可能基于私利持有更多的货币资金,并且这种现金持有的行为在外部融资约束小,融资更便利的时候更为明显。所以的检验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国有产权企业相比于私有产权企业会显著地更多持有货币资金,而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其二者货币资金持有行为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其中的原因与国有产权企业存在更为严重的管理层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考虑不同货币政策下私有产权企业政治联系对货币资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具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对私有产权企业货币政策持有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即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会显著地更少持有货币资金。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由于信贷资源减少,私有产权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但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那些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凭借密切的政府关系获得稀缺的信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从预防性动机来分析,其持有货币资金的水平要低于那些没有政治关系而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而当货币政策放开时,由于银行可信贷资源的增加,私有产权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缓解,在融资相对便利的环境下,政治关系在企业融资中的边际效用可能会下降,因此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是否具有政治关系的私有产权企业在面临融资约束的差异上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所以基于预防动机的货币资金持有水平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差异也会显著低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的差异。这与假设3的分析相一致。
五、研究结论
论文摘要:本文从货币职能出发,分析了代表货币内外价值的价格与汇率,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怪”现象,阐述了汇率对国内价格的传导机制。最后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经典的“汉堡包理论”分析,得出了当前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的关系。
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综述
(一)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马克思强调,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并不产生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输入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时通过汇率、行情表及商业经营者之间的通信联系,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动与之相适应。由于贵金属是当时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也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所决定的汇率就是两国金币的含金量之比。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用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给出一个解释,采用的模型是经典的“汉堡包理论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麦当劳,在中国和美国生产汉堡包,汉堡包的定价: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个汉堡包定价为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生产一个汉堡包的定价为1美元。由于生产技术、工艺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样的,同时联系商品的价值,就会有:中国的一个汉堡包=美国的一个汉堡包;那么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说,就是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1美元的购买力,一个汉堡包值4元人民币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说,4元人民币与1美元进行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当然,这只是简化,以便讨论。但是这个时候外汇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合理应该是1:4,那么,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也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被高估了,为了使汇率能真实反映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就必须进行调整。基本的调整方法有三种:A汇率变动,从1:8调整到1:4(人民币对外兑美元升值);B调整中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4元人民币提高到8元人民币(物价上涨);C调整美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1美元降到0.5美元。这里A、B、C三种调整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超级秘书网
本文认为,由于我国持续国际贸易顺差,国际储备大幅度增加,由于经济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人民币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并且有持续下去的趋势。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外的资本由于利差和汇兑差的吸引,大量进入我国包括房市、股市等领域。由于我国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大量热钱进入我国后,央行为了对冲大量外币资产,必须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造成流动性过剩。具体转到国内购买力上,就表现为包括资产、消费品价格在内的大幅度上涨,从而出现购买力下降,人民币国内贬值的现象。
综上,压抑的对外升值会加剧对内贬值。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特征造成了货币在国内贬值的倾向。而且,考虑到劳动力供应、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轨、内需提振以及经济的强势性等因素,这一现象很可能具有长期性。这一新的货币现象给予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挑战。因而,需要树立中长期目标,大力鼓励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扩大在国际市场本国产品的定价权。此外,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综合运用诸如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基准利率,通过买卖央票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币值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电子货币的出现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来就是观念货币和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特点;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像实体货币一样,也受国家法律制约;电子货币与流通中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它的数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状况决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控制的。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货币供给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就形成货币供给;不进人流通,就不形成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与否,不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多少货币,而在于有没有交易,有没有货币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创造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给。有了交易和信用,不仅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后构成货币供给,就是由购买者、销售者和金融机构自行创造的汇票、支票和电子货币,只要进入流通,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同样是货币,也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主要是由贸易和信用决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决定的。那么,说电子货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和控制,这既不了解什么是货币供给,又夸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根源还是在于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错误表述。
论文摘要:电子货币的出现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来就是观念货币和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特点;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像实体货币一样,也受国家法律制约;电子货币与流通中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它的数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状况决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控制的。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超级秘书网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货币供给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就形成货币供给;不进人流通,就不形成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与否,不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多少货币,而在于有没有交易,有没有货币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创造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给。有了交易和信用,不仅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后构成货币供给,就是由购买者、销售者和金融机构自行创造的汇票、支票和电子货币,只要进入流通,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同样是货币,也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主要是由贸易和信用决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决定的。那么,说电子货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和控制,这既不了解什么是货币供给,又夸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根源还是在于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错误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