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4 0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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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产品设计实际上也经历着与此类似的情况。1990年代以来，常听到有人感慨“中国工业产品的质量大不如前”。有些人抱怨现在的暖水壶形状、色彩千奇百怪，但很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开始漏水：“还不如八十年代的铁皮暖壶呢！”的确，七、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绿色铁质暖水壶，虽然外形怎么说也不好看，但质量的确可称得上“管用五十年”（“日丰管”广告语），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传统家庭来说，除非意外情况一般不需要更换新产品。而现在这种某个产品使用一辈子的事例却已经很难再听到。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自行车、家具、皮鞋、水暖、管材……等等几乎一切耐用消费品乃至建筑装修等等领域中。这样的例子挺多了，会使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技术退步了，“一代不如一代”。但事实并非如此，稍对中国工业在改革开放以来有目共睹的成就有所思考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此其实行内的人早已“心照不宣”——其实这是“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宜家模式”在中国市场的一种实践形式。
很多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决定了其必然在多长一段时间之内报废，其报废原因已经逐渐从“时尚”转向对大众各个阶层都同样产生影响的质量层面。这是因为过去设计师和文化理论家们所重视的“制造时尚”等等，已经几乎无法在一个“长尾营销”的时代切实地影响到那些对“时尚”不甚重视的群体的消费，而作为一个极大的市场，商家是不可能忽视它们的存在的。由此，作为对功能主义的一种修正与反驳，“有计划的废止制”作为一种设计方法论在西方设计史上逐渐明朗。毕竟，（请允许我为本行业的利益说一句“公道”的话）设计研究和设计教育的任务，一方面固然不应该忽视如何“为人民服务”等等传统功能主义层面的内容，但另一方面的确也不应忽视与设计师生存息息相关的再生产问题。面临新的市场环境和设计处境，对于“有计划的废止制”的合理利用，便内在地成了设计师任务拓展的一种必然要求。
在此之前，传统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已开始受到越来越沉重的冲击与挑战。
尽管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范式早已经衰微，但放眼整个20世纪中国，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却基本上一直是设计界的主流和理论界的共识。直到今天在设计院校的课堂上，几乎任何一部《设计概论》教材都会专门设置章节来讲授“功能”之于设计的重要性；对于功能的强调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反之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加上过去设计界总是受到建筑界“形式追随功能”等等宏大口号的影响，天然地把“功能”的对立面设定为“形式”，并且赋予了“形式”一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等方面的联想，因此“以人为本”的功能主义理论更是“得道多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其实从几个方面早已开始不知不觉地暴露出自身的局限。
首先是来自于情感方面的质疑。2003年，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的一部过时的畅销书《日用品的设计（DesignofEverydayThings，请不要误译为“每一天的设计”）》被冠以《设计心理学》的中文书名被中信出版社引进，更是曾经激发了不少人对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的认同。直到今天，这本书还被很多设计者和决策者奉为圭臬。2006年的另外一部有关网页设计的畅销书《Don’tMakeMeThink》就仍应该看作是此一学术范式之内的著作。尽管事实上《设计心理学》一书的作者，早已经开始质疑自己在上个世纪提出的这种忽视人类审美情感的极端功能主义的设计理论。在新书《情感化设计——为什么我们喜欢或讨厌日用品（EmotionalDesign:WhyWeLoveorHateEverydayThings）》（中译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引进）中，诺曼竟一反常态地承认，自己写作《设计心理学》的时候，片面地重视了功能主义设计理论而低估了“情感”在设计中可能产生的作用。
其次是对功能主义忽视审美教育、甚至误导公众审美的焦虑。进入21世纪以来，几则《脑白金》的广告，让无论审美教育程度高低的人都不得安宁，为此，还曾经发生过上海市民要求停播低俗广告、“脑白金”的企业负责人甚至还曾经当面为广告的低劣水准道歉，并保证日后更改。结果后来的“脑白金”广告依然有恃无恐，才让人明白这种“道歉”不过是一种“做秀”的公关手段。其创意构思不说也罢。然而，似乎市场在与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广告创意低速龌龊，但“脑白金”产品的市场销量却是一路飙升。一时间，在“销售额是检验广告成败的唯一标准！”等等“硬道理”的裹挟之下，人们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几乎无法辩驳的“功能主义广告理论”，甚至开始习惯于接受“脑白金”乃至其他跟风的“低俗广告”。“功能主义”开始和它的追随者们展现了其自身“悖论”的一面。眼下，中国的一批优秀的专业设计师审美素养与社会大众接受水平的“落差”已经越来越凸现为一个双方争论乃至误解的焦点问题。的确有很多迎合市场的设计师放弃专业品位而无条件地顺从甲方意志，但作为设计师，恐怕不应忘记一种对社会大众进行审美教育的艰巨的使命。
功能主义设计理论也是与上文中我们所说到的那种“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设计教育理念联系在一起的。的确，可以说这种源自包豪斯的理念是走在“设计”行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正途上，并且也是近年来国内设计教育大幅度扩招之后所必需及时调整适应的市场导向。设计与纯艺术不同，相比较“纯艺术”，设计更多的可说是一种服务性的行业，如果说受众是设计师的衣食父母恐怕并不例外。脱离大众和市场的设计教育恐怕连毕业生的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但这里笔者更想强调的是，任何一种教学思想，我们都不应该走向极端；任何一种外来的教育理念，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由于设计体制和设计组织长期以来处于“缺席”的状态，至今没有一个能够维系起全国设计师的行业组织，因而“设计”行业在社会上没有以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发挥积极的作用，设计师不但缺乏公信力也缺乏职业认同。在很多人看来，“设计师”只是一种缺乏社会地位、为自己服务的“小工”。并且与欧美国家受众审美教育程度不同，如上所述，中国的甲方和公众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于美和真正的创意的理解与接受，相当一部分人敢于毫无顾忌地用自己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审美观念干涉设计师的创作独立性。——在这种社会对于设计行业的认知、接受现状中，倘若设计理论从业者再进一步用一种“平民化的、民主的设计立场”影响公众和圈外人士对于“设计”行业认知的话，无法保证这不会进一步助长国内各级甲方和公众自以为是的心理，从而对国内尚未成熟的设计行业带来更大的伤害。
然而，从根本上说，真正对于功能主义设计理论构成颠覆性挑战的，可能还不是商品的情感、审美等等艺术层面的属性，而是在技术层面上如何能够保证设计师持之以恒地从消费者身上获得利益和收入——这正是以往功能主义忽视设计主体的一种体现。所以功能主义自身蕴含着深刻的悖论——即一方面，“功能主义”设计理论倡导尊重产品的使用者、考虑使用中的便利性与耐用性，但同时这种“以人为本”的实践不可能做得很彻底，因为提倡产品耐用性的同时，往往容易导致对于产品设计者经济利益的忽视。功能主义理论在重视产品使用功能的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反命题，即产品的使用功能与商业功能二者很多时候互相抵牾。
【关键词】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经济独立；婚恋观
一、关于婚姻自由与经济独立
涓生和子君狂热地追求个性解放，憧憬婚姻自由，在完成了自由结合后在经济面前却表现得如此软弱和无计可施。其原因是：子君只从表面意义上接受个性解放，将奋斗目标局限于婚姻自主，局限于反对封建势力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束缚，在婚姻自主的目标实现以后，她就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家庭主妇，把操持家务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内容破裂。生活流于平庸，思想流于空虚，以喂油鸡和养狗阿随来遮盖平庸，为油鸡和房东太太明争暗斗以填补空虚。平庸和空虚使爱情渐渐褪色，导致涓生对子君逐渐冷漠，子君对涓生也失去了先前的体贴，甚至子君因为怕官太太取笑而把难得吃的羊肉喂狗，使得涓生感到自己在家庭里的位置是在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子君为失去油鸡和狗阿随而颓唐、凄苦和无聊，并因此和涓生的感情走向破裂。
子君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但狭隘的个性解放的爱情小舟是经不起社会风浪冲击的，涓生虽然略为清醒一点，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和创造，失业以后能检讨自己，但由于经济上的窘迫，他对子君的感情减退得非常迅速，他以超过她的冷漠对待她，把子君看作自己的累赘。鲁迅正是通过主人公经济困顿方面的原因，充分展示了狭隘个性解放思想使子君和涓生结合，狭隘个性解放思想又使他们在经济压迫下离异而酿成了悲剧的原因。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是五四以后青年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影片从正面着力表现的不是黑暗势力的破坏和迫害，而是涓生和子君冲破阻力获得了自主婚姻后的社会迫害的继续存在，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物质矛盾导致自主婚姻破灭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指出了婚姻自由不只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只有经济的解放才是婚姻自由解放的根本。
二、关于经济权利与婚姻家庭
（一）经济的丧失改变了子君
子君是单纯的。为了能与涓生在一起，子君毅然走出家庭和亲人断绝关系，为了获得婚姻自主以牺牲亲情为代价，为了和涓生生活在一起，与家中没有了联系。但是与涓生同居后，她的生活空间变得非常的窄小，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只有涓生，为了这同居的婚爱，她表现出空前的无畏，虽然只要一出现在公共场所便会抢遭冷眼，然而她竟一无所视，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子君是狭隘的。子君和涓生同居之后就一直在家里，只做一些煮饭烧菜之类的家务事，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专职家庭主妇。她没有什么爱好，开始还会听涓生讲述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后来则连这么一点热情也丧失了，更不用说去阅读书籍了。子君是盲目的。随着经济上的窘迫，子君长时间受压抑而丧失了求生的意志，她被涓生的变化困惑了，面对涓生她除了点头就是沉默，终于不得不离开涓生。子君是悲哀的。诚然，子君的沉默导致了悲剧，但这并不否定她身上的闪光点，她有着强烈地反抗意识，她对于爱情是忠心的，对于这个家她也是极为珍惜的。
（二）为争得物质生活的涓生
涓生对爱情的追求，在灰色的表层叙述背后，始终纠缠着对希望、绝望和虚妄三者关系的心灵搏斗。涓生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是热情的，表现出他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敢作敢为，他藐视封建势力，大胆地热恋，大胆地同居，与种种迫害和压力抗争，在家庭遭遇挫折生存遇到障碍时，他敢于承担起责任而开始自己的挣扎。然而涓生的情感是复杂的，实现了婚姻自由与子君同居以后，他表现出的是一种对生活的厌倦，正当有些怯弱的子君向他寻求爱的支持时，他冷漠，他背叛了共同爱情，他对子君的离去又极度地自责，婚姻的死亡把涓生从希望与期待中抛入了寂静与空虚，让他感受到了无尽的悔恨和痛楚。影片的隐喻和象征呈现出人生追求和物质需求的二重结构，离开了物质需求，生命、爱情、觉醒，一切都在终极的意义上归于虚空，在现实面前呈现出不真实，而由这样的虚空唤起的自责和忏悔恰恰成为涓生探索新的人生路或作绝望的抗争的心理力。
三、关于躁动时代婚恋悲剧的原因
（一）封建伦理道德导致了婚姻的悲剧
涓生和子君的反抗只是希望得到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这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但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他们是不允许有叛逆者的，他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谁也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封建伦理道德，于是涓生和子君便是生活在了这样一种遭人白眼的孤立而孤寂的环境里，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封建势力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抑人的个性，涓生的失业说到底就是封建伦理纲常势力所导致。“雪花膏”添什么谣言，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和同居违背了封建伦理纲常，子君的叔子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纲常，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时，就是因为违反了封建伦理纲常而被托词拒之门外的。走出了这一步，社会就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既然违背了封建伦理纲常，最后只有被逼迫而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这是多么的可悲啊！社会流言似虎，涓生和子君的同居招来多少白眼，激起多少议论，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社会不给他们爱和婚姻的自由空间，他们只有抗争，否则就只有灭亡，企图得到永恒的自由，只有彻底一切沉滞腐朽制度，争得独立的经济权利。
（二）缺损的爱情观导致了婚姻的悲剧
涓生和子君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不同，不同的爱情观决定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目的，决定了他们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最终导致各自不同的归宿。浪漫使涓生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不无他意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涓生的爱子君，是仗着她的逃出这寂静和空虚，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乃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色彩，爱是生活的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这乃是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掩盖的一种不愿负责任的自私、怯弱与虚伪，是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大男子主义的心态流露。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分离，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由于社会环境对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不得不承受起社会和金钱的双重压迫，面对家庭物质生活的压力，在经受了一番艰难的折腾后，他终于明白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不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婚姻的自由解放。
子君是的爱情观是现实的，现实的爱情观决定了子君对婚姻的态度。子君全力以赴地寻找自由爱情，寻找自由婚姻的归宿，为了实现目标她无畏，对子君而言，爱乃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在她看来仅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纯洁的，他们彼此依偎，互相鼓励，勇敢抛弃世俗的眼光决意逃脱那个沉滞的社会，一往情深地去追求共同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可悲的是他们同居之后，许多弱点在社会和物质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显露出来，由于生活的压力接踵而来，在生计面临断绝的困境中涓生自如的心情没有了，自私和虚伪的心理膨胀起来，爱情也在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淡。如果说爱情观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存在差异和隔膜而难以长久相爱的话，社会的压迫和金钱的困扰则更加剧了这种差异和隔膜，并导致了他们思想情感的分歧冲突，走向破裂，走向崩溃。他们从轰轰烈烈充满生机开始，以凄凄切切的悲剧结局。值得庆幸的是，在爱情理想的追求与生活所作的抗争中，涓生从浪漫走向了现实，从幼稚走向了成熟，向着新的生活跨进。
（三）经济的困顿导致了婚姻的悲剧
人的生理生存的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需求，每个人希望在一生中要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解决生存的生理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归于空谈。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最起码的也要有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他们在任何时候的当务之急都必须解决物质需求这个问题，只有解决了物质需要然后才有机会让爱情更加牢固，才能维持婚姻的存续。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有着很深的土壤，但是没有了物质基础，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终究也悄然凋落。
在除了社会根源和他们双方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原因之外，物质的缺乏使他们失去了斗志。当涓生被辞退的时候，子君原本的无畏变了颜色，涓生也只能忙碌于那求生的道路，先前的那些轻松没有了，由此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由于无端地陷入了经济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他们不能忘却经济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那么地重要。生活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一切，肚子问题，饥饿问题同样得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是难走了很多。
四、关于鲁迅婚恋观给我们的启示
安德列•巴赞说过：“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①按照他的观点，一切艺术都以人的参与为基础，惟独在摄影(像)中，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因此由摄像机记录的电视“影像上不再出现艺术家随意处理的痕迹，影像也不再受时间的不可逆的影响”。②影视艺术被称为第七艺术，它和文学、绘画、雕塑、音乐、建筑、戏剧这些艺术门类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更依赖科学技术的发展。借助于摄像机的魔力，电视把影像和声音再现于屏幕之上。影像和声音的还原保证了再现现实生活的逼真。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能够再现本真的历史。
然而，电视剧创作的本体阐述是多重的，它既是科学意义上的叙事记录，又是人文意义上的叙事虚构。科学与艺术似乎正好相反，纪录的纪实性意义只是说明电视媒介的重要特征——摄像；虚构的意义则说明，创作主体利用电视媒介并把握其特征实现艺术目的。创作者们总是以自己的头脑和经验，有意图地进行选择、概括、提炼、有序化和典型化。主体在多种心理机制(心理结构、逻辑图式、情感模型、具体心境)综合作用下的体验与感受必然倾注、渗透到作品中。电影符号学家麦茨将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影视文本的运作是现实、梦、幻想的三重奏。在现实、梦、幻想的三重组合关系中，每个成分都有不同的作用，但虚构行为的作用最为重要。麦茨说，“没有戏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影片。要么，就只有纪录片、报告片。”③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电视剧艺术。任何历史故事，即便是声称最忠实于原生态历史的艺术创作，在本质上都只能是对历史进行的审美化、有序化的选择、整理、重塑，是一种艺术的虚构。因此，任何历史故事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本真历史等同，电视剧中的历史故事不是对历史的直观反映或镜子式的复现，它是经过主体加工酿造的历史之酒，是主体化了的历史变形，是心理化了的历史折射。
海登•怀特认为，任何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相对应的一个重新结构的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统。“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④电视剧中的历史故事在其本质上是对于历史的一种电视语言的阐释。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规则，它是与所处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历史故事的叙述不可能是超然的、绝对的，必然与其具体语境有关。作为视听形象出现的电视剧中的历史故事是叙述者在当时语言、生存状况下重述历史的尝试，就其本质，再现着当时特定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动作过程，而不是所述历史时空的真实。温别尔托•艾柯在《电影符码的分节方式》一文中说：“信息的传达必然取决于信息发送者组织信息的方式，而信息的接受者必然按照社会通行的约定性规则接受信息。”⑤电视剧中的历史故事留给观众的并不是关于历史的自然的真实印象，“形似性”不存在原物与影像之间，只存在于影像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观念之间。
历史在时间上已成为过去，同时又延续到现在和未来。历史并非纯粹的客体，而是历史真实与我们理解中的历史真实之间的相互交融。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⑥伽达默尔将这种历史称为“效果历史”。历史故事所展现的正是“效果历史”。历史故事既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积，也不是历史规律的机械演绎，而是站在当代的角度对过往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独立的思考，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中，俯瞰历史长河，描写历史画卷。处在历史进程中的我们，历史视野注定了不可能完全再现历史真实，我们与历史永远处于一种张力中。然而历史又是开放的，它没有死亡，它不仅属于昨天，而且也属于今天和明天。历史的叙述并不仅仅指代怀旧，而且也植根于现实的热情，通过理解者与历史的辩证对话，从中可以达到新的理解。正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历史的叙述，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这也就是说，任何历史文本都必然地反映着当代史。对于电视剧而言，任何一个历史故事都不可能超然于所处的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故事都指涉着当代人的情感与认知，折射出讲述故事年代的浮光掠影。(二)
新时期以来，在新思潮的催生、滋润下，影视创作与时代和社会同步，经历着旧的裂变和新的生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与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相生相伴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换，使历史故事的叙述呈现出新的历史观念的演化和多角度审美追求的趋向。
1.主流文化的传递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创作者极力表现了“改革皇帝”——雍正，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人生。雍正面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提出“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人治”和“民生”思想，勤政敬业，日理万机，惩治腐败，倾力改革，一扫其在民间记忆中杀人无数还兼搞文字狱和密奏、黑箱政治的形象。主演唐国强一语道出了拍摄该剧的现实意义，“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雍正当年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依然在做，像反腐倡廉等，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当家难啊，国家要强大，经济要发展，有些事情不做不行。”⑦显然，类似的历史故事以“再现”中国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己任，以奋发昂扬的基调、深沉博大的历史感来撼动观众的心，体现出强烈的宣传和教化观念，表露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趋向，达成了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默契。
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是中国电视荧幕上又一热闹景观。在20世纪90年代改编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中，令人欲罢不能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身上所附载的传统文化谱系中的“忠、孝、节、义、礼、智、信”，是对主流文化整合大众心理过程中明显力不从心的一次鼎力相助。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中以儒道互补为主导，多种它类文化共存的多元复合体，具有非同凡响的凝聚力和整合力，这与主流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内在地形成一种同构和契合，从而得到了来自主流文化的鼓励和嘉许。
近期掀起一股“宅门文化”热潮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撞击下的民族心理的重建。《大宅门》营造了神秘的、幽深的、凝重的、充满京味的传统文化氛围，并在宗法观念、人情世故的生动、准确的表现中进行着对老北京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全剧以传统的手法演绎了一个古老的故事，褒扬了传统美德，以怀旧式的价值填补了社会心理的巨大空白。通观全剧，观众看到的是“白家老号”的兴衰际遇、家族传奇与中华民族时代变迁的侧面，在从清光绪六年至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世态和人际关系中，白文氏、白景琦坚强干练，苦苦支撑偌大的门庭，呕心沥血开发中草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使得“白家老号”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而支撑几代人的精神支柱，也就是支持大宅门的文化根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白景琦表面看来为所欲为，无拘无束，一时被视为异类，而在他思想深处却还是集中体现着忠、孝、仁、义等传统道德观念。义薄云天、忠孝空前是他无往不胜的法宝，也是其最本质的精神个性。毋庸讳言，《大宅门》在内质上表露为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梳理，更隐蔽地、固执地传达着主流意识话语。
2.人性世界的表述
李少红将电影的叙事移植到了电视屏幕上，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电影语言语法与美学原则，在历史故事的叙述中，超越阶级斗争的历史遮蔽，追寻蕴涵人性深度的心灵化的情感历史。绮丽绚烂的场景，瑰丽华彩的服饰，风格化的影象，莎士比亚式的、现代味极浓的花腔语体，情感细腻的细节处理以及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方式，像工笔画一样描绘出了唐朝的繁华旧梦。《大明宫词》突破历史肃穆沉重的叙述，展现出别样的艺术文化气息。激情、艳丽、浪漫、精致，《大明宫词》渗透着中国传统的宫廷气氛，散发着梦一样的气息，它以现代人的眼光和立场来解读那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在《大明宫词》中，随着太平公主平静而苍老的回忆和叙述，展现着在大明宫中上演的一幕幕悲欢离合，一曲曲凄凉挽歌。围绕着“权力”和“情感”这两个人性中最永恒、最重要的母题，武则天、太平公主被界定为两种生存法则的代表，分别立足于权力与情感的两端，形成了一个寓言式的人为的对方，在一个巍峨强大的帝国中，华丽庄严的宫廷之上，她们互相交流、交锋，演绎着似乎永远没有终结的矛盾和困顿。其间，生杀予夺、报复嫉恨、阴森恐怖、宿命乖戾、厮咬搏杀……种种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争斗都在不动声色中默默进行，从中刻画出了人在权力漩涡中的挣扎和混沌，人性世界的光彩与悲哀、感性与理性。那个真切清晰的历史句段，只是酷烈跌宕的悲剧人生得以出演的一幅背景，每一个可以真切指认、负载太过沉重的记忆的历史时刻，都仅仅作为一种背景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历史成了人生的舞台，人生成了历史的缩影，我们在对历史的回忆中体验了生命的复杂与壮烈，促使我们去思索人生的意义。这种反叛传统史传精神的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为理念而更改历史，借助于历史故事显现着艺术的本体美及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3.娱乐的宣泄
中国社会的市民阶层不愿向深邃幽暗的精神极地作艰苦的跋涉，也不愿意去承受过于沉重的道义感和责任感。消解深度的世界观造成了普遍的游戏心态。因此，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剧把历史从人的记忆深处放逐出去，在消解历史深度性、严肃性、崇高性、神圣性的同时将历史推向了片段化、零散化、低幼化和卑琐化。
《宰相刘罗锅》以四十集的长卷，叙述了乾隆年间内阁大臣刘墉智慧、幽默、神奇灿烂的一生。清正而滑稽、庄谐并陈的材料更多地来源于色彩绚烂、令人兴趣盎然的民间传说。这部电视剧在传说中建立起来，编织了一个大众心目中的理想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那是在乾隆王朝近五十年兴衰史里一个关于宰相的童话，一个君臣之间的令人忍俊不禁的寓言。这里，历史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
《还珠格格》是一个“皇帝女儿”的梦想，是一部爱情童话剧。两位民间的姑娘，一跃而成格格，并得到最高权力者皇帝的宠爱，于是一系列爱恨情仇、恩恩怨怨都在言情——武打——古装的杂糅中上演。这样荒诞不经的历史，昨天没有，今天没有，将来更不会有。
《康熙微服私访》、《铁嘴铜牙纪晓岚》、《风流才子纪晓岚》等也无不将正统的历史故事用传奇的笔法来改编，将历史揉入世俗生活的视野之中，以消费历史客观性、严肃性的方式，使电视观众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历史故事中，仪态万方、正襟危坐的帝王将相与市井俚民一样嬉笑怒骂，操持着令普通百姓哈哈一笑的小品式游戏。在一片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之中，历史故事进行着大众对历史文化的现时消费。历史不再是用来还原过去和追求永恒，而是现在对过去、永恒的侵蚀，现在成为唯一存在的可能。这种现象，应该引起电视剧创作和管理部门的重视。
①②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③麦茨：《现代电影与叙事性》，载《世界电影》，1986年第2期
④海登•怀特：《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载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⑤转引自姚晓蒙：《电影美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关键词]汉代；江南；城市；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28]洪适：《释棣》，卷23。
（一）毕业论文项目
完整的毕业论文由一系列项目构成，这些项目应包括：封面、中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英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目录、正文、注释、附录、参考文献、致谢，其中"注释"与"附录"是具体情况安排，其余各项均为必备项目。
（二）项目含义
1、封面
包括文头、论文标题、作者、专业、年级、学号、指导教师、分校。
2、中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
内容提要是对论文的概括性描述，自述在300至500字之间；关键词是从论文标题、内容提要或正文中提取的、能表达论文主题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一般不超过7个。
3、英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
它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由中文翻译而成。
4、目录
包括论文的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三级标题的名称以及对应的页码；附录、参考文献的对应页码。
5、正文
它是论文的主干部分，由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确标示，但各部分内容应以若干层次的标题来表示，正文字数在7000字以上。
6、注释
它是对论文中所应用的名词术语的解释，或是对引文出处的说明，采用脚注形式。
7、附录
它是对正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信息材料，可以采用文字、图形、表格等形式。
8、参考文献
它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章、著作等名录。
9、致谢
它是作者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指导帮助的人员表示感谢。
二、编排格式
（一）版式与用字
文字、图形一律从左至右衡写横排。文字一律通栏编辑，适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忌用异体字、复合字及其他不规范的汉字。
（二）编排式样及字体号
1、封面
（1）文头
封面顶部居中，3号宋体加粗，上下各空一行，固定内容为"东北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2）论文标题
论文标题用2号黑体加粗，在文头下居中，上下各空两行。
（3）论文副标题
论文副标题用小2号黑体加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4）其余项目
作者、专业、年级、学号、指导教师、分校的项目名称用3号黑体，内容用3号楷体，在正副标题下居依次排列，各占一行。
2、中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
另起一页。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顶部居中，上下各空一行；
"内容提要"的内容用5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
"关键词"三字用4号黑体，内容用5号黑体，一般不超过7个词，词间空一格。
3、英文内容提要及关键词
另起一页。"内容提要"项目名称规定为"Abstract"，顶部居中，用3号Arial字体，加粗；
"内容提要"的内容用5号Arial字体，标点符号用英文形式。
4、目录
另起一页。"目录"项目名称用3号黑体加粗，顶部居中；内容用小4号仿宋体。
5、正文
另起一页。
（1）论文标题用3号黑体加粗，顶部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
（2）文字用5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1.5倍行距；
（3）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用5号宋体加粗，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用5号宋体加粗，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三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用5号宋体加粗，可根据标题的长短决定是否独占行，若独占行，则末尾不加标点，若不独占行，标点后面须加句号。
四级标题：标题序号为"（1）"，用5号宋体，要求与三级标题相同；
五级标题：标题序号为""，用5号宋体，要求与三级标题相同。
注：每级标题的下一级标题应各自连续编号。
（4）注释
正文中加注之处右上角加数码，形式为""或"(1)"，同时在本页留出适当行数，用横线与正文分开，空两格后写出相应的注号，再写注文。注号以页为单位排序，每个注文各占一段，用小5号宋体。
引用著作时，注文的顺序为：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中间用逗号分隔；引用文章时，注文的顺序为：作者、文章标题、刊物名、期数，中间用逗号分隔。
（5）附录
"附录"项目名称用4号黑体加粗，在正文后面空两行顶格排列，内容编排参考正文。
（6）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项目名称用4号黑体加粗，在正文或附录后面空两行顶格排列；另起一行空两格用5号宋体排列参考文献内容，具体编排方式同注释。
（7）致谢
另起一页。"致谢"项目名称用4号黑体加粗，另起一行空两格用5号宋体编排内容，回行顶格。
6、表格
正文或附录种的表格一般包括表头和表体两部分，编排的基本要求是：
（1）表头
包括表号、标题、计量单位，用小5号黑体，在表体上方与表格线等宽编排。其中，表号居左，格式为"表1"，全文表格连续编号；标题居中，格式为"××表"；计量单位居右，参考格式为"计量单位：元"。
（2）表体
表体的上下端线一律使用粗实线（1.5磅），其余表线用细实线（0.5磅），表的左右两端不应封口（没有左右边线）。表中数码文字一律使用小5号字。表格中的文字要注意上下居中与对齐，数码位数应对齐。
7、图形
图形的插入方式为上下环绕，左右居中。文章中的图形应统一编号并加图名，格式为"图1××图"，用小5号黑体在图的下方居中编排。
8、数字
文章中的数字，除了部分结构层次序数词、词组、惯用词、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模糊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其他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同一文中，数字的表示方式应前后一致。
9、标点符号
文章中的标点符号应正确使用，忌误用、混用标点符号，中英文标点符号应加以区分。
10、计量单位
除特殊需要，论文中的计量单位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11、页码
论文全文应连续页码，单面页码位置在右下角。
今年*月*日上午开始，我在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附属单位科利公司进行了工商管理实习工作。在实习中，我在公司指导老师的热心指导下，积极参与公司日常管理相关工作，注意把书本上学到的工商管理理论知识对照实际工作，用理论知识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用实践验证所学的工商管理理论，探求日常管理工作的本质与规律。简短的实习生活，既紧张，又新奇，收获也很多。通过实习，使我对日常管理工作有了深层次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回顾实习生活，感触是很深的，收获是丰硕的。实习中，我采用了看、问等方式，对科利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分析了公司业务开展的特点、方式、运作规律。同时，对公司的浇注明天的服务品牌， 构筑精品，造福社会的企业使命， 务实求新、敢争一流的企业精神有了初步了解。
一、坚持以经营为龙头，不断开拓山东地区传统施工领域
抢抓水工市场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进一步加大了对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等大型水工工程的跟踪公关力度，认真作好了北船重工搬迁、奥运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营工作，承揽到北船重工大坞、烟台港三期二阶段、奥运会青岛国际帆船中心标段、日照港区东部岸线等工程，确保了传统市场战略项目不丢失。同时，发挥地域优势广揽信息，积极跟踪，承揽到东营港扩建和蓬莱国电等工程，在开拓传统工程领域发面取得了新进展。
二、强化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的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切实加大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运行力度，进一步强化了体系检查、文体整改和业务指导，对内审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追踪检验，建立了基层单位与机关部室双向评价体系，不合格报告同比降低了50%，符合率和得分率较前年有了增长，三标一体管理体系得到有效的运行。
三、坚持以经营为龙头，积极实施“1433”经营举措，促进经营持续发展。
2005年公司经营工作思路确定为“1433”，即要成立一体化经营领导小组，建立四个经营分公司运行体制，坚持三位一体的经营原则，充分发挥经营工作的三个积极性，不断开拓山东地区、南方、桩基和陆域市场。
“1433”经营思路具体内容是：公司成立一个精干高效、信息反馈迅速的公司经营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经营工作的领导；建立经营分公司、厦门分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陆域经营分公司四个经营分公司的经营运行体制，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坚持以市场价中标，不投亏损标，诚信合作、互惠共赢三项经营原则；充分调动公司经营部、经营分公司和经营人员三方面经营积极性。
在新的经营思路指引下，公司将继续加大对山东地区传统市场的开拓力度，全力以赴地做好前湾港、日照港、烟台港新建码头、黄岛招商国际码头、青黄复线、青黄隧道、东营港后续工程等工程项目的跟踪公关工作，紧盯不放，志在必得，巩固传统市场，力争在承揽特大型工程项目上有所突破。继续坚定不移地开拓南方市场，干好厦门、温州、海南等在建项目，赢得业主满意，树立企业形象。发挥经营分公司的作用，加大对重点工程的经营公关力度，做好投标工作，确保目标工程不丢失。以项目为依托，在开拓新的市场上有所作为，保持南方地区经营产值持续增长。坚定不移地开拓桩基市场，切实加大桩基设备投入，锻炼桩基施工队伍，进一步增强桩基施工能力。坚持水陆并进，提高规模效益。利用房建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认真总结路桥施工经验、教训，加大陆域市场开拓力度，实现陆域市场的稳步发展。
同时通过实习我发现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附属单位科利公司也存在问题：
1、 市场观念和经营体制不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要求，市场开拓的步伐与企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有差距;经营体制还不完善，经营队伍、经营人员的责权利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2、 施工组织管理观念有待进一步转变，在施工过程中按照施工合同要求进行施工组织管理的意识不强，施工管理现状与施工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存在较大差距，只是我们有的项目在开工初级阶段和施工过程中难以进入状态，不能满足业主要求。
3、 成本意识不强，成本控制水平不高，个别项目不存在管理粗放、施工大手大脚的现象，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创新要效益的意识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以至于我们的成本控制与先进的施工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市场竞争力不强。
4、 对分包队伍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化还不完善，，在分包合同管理发面存在程序不衔接、管理不闭合的现象；项目部对分包队伍达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管理手段和制度落实上存在薄弱环节。
5、 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不能够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利益，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和依法治企的意识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对此，我提出了我的有关建议和对策：
一、进一步强化生产是经营继续的观念。
企业的发展取决于经营的质量和效果，只有广开源头，多揽工程，企业发展才有保障。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干好在建工程是承揽后续工程、开辟新市场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生产是经营继续的观念，干精品、打品牌，树立一流的企业形象。
二、 树立“零缺陷、低成本”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的观念。
效益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只有实施“零缺陷低成本”战略，才能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获得更大的赢利空间，加快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上下必须以效益为中心，在广大职工中不断深化“零缺陷低成本”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的观念，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三、进一步推进和规范项目管理
通过对资金管理、劳务层管理、物资管理、，加强项目基础管理，结合“三标一体”管理体系运行,完善项目管理，加大监控检查整改力度，达到闭合管理。建立公司综合考评体制，加大对工程质量、安全、文明工地的检查力度，抓好整改落实，促进施工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推进依法治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一、抓住诗歌的题目
一首诗的题目往往就是这首诗的核心，一般都能体现诗歌的写作缘由，概括了诗的主要内容，体现了诗人的情感。如：韦应易的《赋得暮雨送李胄》题中“送李胄：且在暮雨中，很明显这首诗表现了作者送别友人时依依不舍的心情。再如读唐人朱庆余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吧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单看这首诗的内容好像是写一个新媳妇准备第一次见公婆时精心打扮的心理状态的，只有看了题目——《近试上张水部》，才知道是作者朱庆余以公婆比喻主考官，以新郎比喻自己的好友张水部，表现自己在试前内心不安的心情的。再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思”字正是作者要表达的情感。
二、了解写作诗歌的背景
诗人在诗里所寄寓的情感往往是诗作者内心的外露，真情的表白。诗的主旨思想与诗人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作者所表达的情感也不同。如；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在35岁以前是接触到的是我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这一时期的诗歌含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35岁以后，由于诗人亲自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整个过程，以及自身受到的生活的折磨，诗人被砺炼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用杜甫自己的话就是“穷年忧黎元”“三吏三别”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前期在作品中多是流露出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喜爱，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等等。从靖康元年起，李清照连续遭到国破、家亡、夫死的苦难，而导致这一词时期的词主要表达她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国破家亡的悲哀，情绪比较消沉，写出的诗也比较凄婉，如《菩萨蛮》《含奴娇》《声声慢》等。
三、准确把握“诗眼”
诗眼乃是诗词中表现力最强和最能开拓意旨的关键词句。抓住诗眼便可知诗歌的情感脉络。如：
《过香积寺》《送李端》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少孤为客甲，多难识君迟。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其。
《过香积寺》的诗眼是“咽”与“冷”，山中的流泉由于岩石的阻拦，发出低吟，仿佛鸣咽之声。照在青松上的月色，由于山林的幽暗，似乎显得阴冷。两字绘声绘色，精炼传神地显示出山中幽静孤寂的景象，把作者无烦扰的寂静的心境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送李端》诗，诗眼是“悲”这一悲贯穿了全篇，统领了全诗，全诗围绕“悲”展开写了身世之悲，又写了动乱社会漂泊这苦，给人以悲凉之感。
四、通晓“典故”
用典是古典诗词中很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有着特殊的表情达意功能，其特点有两方面：一是以古说今，言在古、义在今。二是以少代多，下语简、含义丰。依据掌握典故的寓意有助于我们理解诗的思想。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用典《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免职后，跑到魏国。赵王想再用他，派人去看他的身体情况，赵使还报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透矢（屎）矣，’赵王以为老，遂不用”。辛弃疾这是用此典，委婉地表达自己主动请缨想为国效力的愿望。
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句中用“南冠”指代囚徒。语见《五传•成公九年》：“晋侯观守军，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骆宾王因上疏忤武后，遭到诬陷，以贪赃罪下狱，内心充满冤屈，明显此诗借“南冠”表达了自己凄恻的感情。
五、把握意象
诗歌创作十分讲究含蓄、委婉、凝练，诗人的抒情往往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说理也不是思想的直接灌输，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的载体。所以我们只有领悟诗歌的意象，才能把握诗歌的思想内容。有些意象在古诗中反复的被使用，已经约定俗成成了某种情感的固定载体。如一提到，往往表达“不畏权贵，追求淡泊”的情感；一提到“杨柳”，往往指朋友依依惜别之情；一提到“鸿雁”，往往抒发羁旅伤愁或者思念亲人的情感等等。
再如：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秋”就寄寓了作者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生出的无限悲愁之绪。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作者借孤舟表现了漂泊无依，孤独寂寞之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借月光表达了作者的浓浓的乡思。通过意象的把握就可透析到作者所表达的情感。
六、掌握诗歌所属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