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6 10: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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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经过了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11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绿色文科、绿色学报的办刊理念，期刊定位更加清晰，学报定位为“多学科研究资源环境问题的国内高端学术平台，广受学界尊敬的新锐文科学报”。二是相关期刊数据继续前移，权威文摘转载量稳中有升。学报再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2011版）和CSSCI来源刊（2012-2013），其中在CSSCI同类期刊排名由2008-2009年版的第65位、2010-2011年的第42位提升到第27位。三是特色栏目“资源环境研究”荣膺教育部“名栏工程”建设栏目。
为感谢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厚爱，进一步提高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本刊编辑部决定从2011年起，开展年度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刊发的全部论文（共计119篇）。
二、评选数量
共评选10篇优秀论文。
三、评选标准
1.论文选题探讨的是本学科的前沿、难点问题，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新颖独到之处。
2.有较高的影响因子。
3.被权威文摘全文转载。
4.适当考虑是否为重要基金项目。
四、评选方式
1.初选阶段。在初选阶段，作者可以自荐，读者可以推荐，但需要提供推荐理由或证明材料；同时，编辑部也将对所刊发的论文进行挑选。自荐或推荐截止日期：2012年3月31日。
2.专家评议阶段。成立由校内外知名教授组成的评审专家小组。编辑部将组织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确定拟入选的优秀论文并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网站（省略）上进行公示。
3.省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我校首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召开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之一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文本形式中心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文论承袭了作为感性生存论的德意志审美精神，将 艺术 和审美看成摆脱 现代 社会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径，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1844年 经济 学 哲学 手稿》和卢卡奇《 历史 与阶级意识》中异化与人的解放间题，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从而 发展 了一种和经典文论不同的文艺社会学。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与审美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艺术和审美如何成为解放意识、否定异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义上，可以把法兰克福学派文论看成一种广义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美学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两个方面都对
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由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对苏联及欧美文论的借鉴基础上，特别是 总结 了我国现当代文论的教训后提出来的;在后来的阐释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理论要素，因而就体现出一种综合视野:既避免了将文学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图解的文学工具论的缺点，又防止文学研究陷入形式主义学派见木不见林的狭窄范围。在今天看来，它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面对学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怀疑和指责(比如把“审美意识形态论”理解为“审美主义”).童庆炳仍然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式抽象；非实体性
论文摘要：(1)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2)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3)由西画表现形式出发，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载，魅力依然，在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夺目的光辉。其中中国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是祖先留给我们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我们艺术创作中最为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也为我们现代绘画艺术与设计教学及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在“民族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表现内容与形式。现代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是现代设计与绘画的训练基础，是培养设计师美术家形象思维和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是认识形态和创造新物象的重要基础学科。民族传统文化是这门设计与绘画艺术基础教学成长的最佳土壤。作为一门艺术，把民族传统文化融人其中，是其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与实践基础，同时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也可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不断得到滋养与有益的补充。在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其内核与灵魂的最终展现，是以本民族文化为支撑的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主流。随着当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外教学体系在中国年轻一代人心目中及生活中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然而纵观中国设计与绘画基础教学的发展方向，20世纪60至80年代出现的当代绘画艺术及设计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以后，至今一片沉寂，再也找不到明确的发展方向。
现今传统中国画已渐行渐远，不知怎的，这些画让人想起赵无极。我们天天对“现代”的努力已倾向于将传统连根拔起。可若是失去了根，那就是再“现代”也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同化’。在现代设计与绘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努力求发展、求现代，更要溯源。否则，无根无源，便是毁灭，是用“现代”在消蚀我们的传统。中国画即“近”而“远”。很“近”的物体塑造却获得一种悠远沧桑的感受;“实”而没有放弃空灵、自由，同时又在超逸的味道中获得一种隽永的境界。我们不应为观念所迷惑，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是向纵深走去;这个“纵深’就是中国的“像”与“境界”。境:境界是中国文人曾在山水中遥望的“彼岸”，是中国文化的形而上之境。对于中国文化模式，她的手段是“象”，而“彼岸”是空灵的“境”。如果说确有“接近抽象式的表现”(或日“中国式抽象”)存在的话，那它的目的不是导向“绝对理念”，而是指向生气氰显的“境”。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宋元山水画不仅代表了“中国古典文艺繁荣”时代的“高峰体验”，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世界—-宇宙生命流变的空灵之境。象:为我们展现中国文化本真之源的只能是中国画的“象”，而不太可能是西式的“X X抽象主义”。作为传统的灵魂之所在，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结点。“象”是一个世界，它代表宇宙与人的禅机，寓于境界之中的表征，不是实体的因素。因而不能太“写实”，也不能取消形象。以往“民族化”的经验让我们相信，只有实证化的探索才能确证，在现代绘画与设计中从内里真正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与“当代”的沟通与跨越;这不仅指理论学术，也是指创作探索本身，更重要的是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基础如何发展的走向。
我们传统的绘画根源实际上是从宋元山水人手打开古代文化的精神空间。借助西画表现的结构化的形式创新之所长，在个人绘画与设计的语言中找到了发展的空间维度。由此出发，或者我们可以重建某种主体意识重启中国文化传统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方式、概念内涵不尽相同”，以心象静观字宙之气韵流变，以山水遥望体悟人格与自然一体的彼岸之境;这无疑在重视中国山水美学乃至古代文化精神的脉搏。而在深层意义上，它对我们当代艺术教学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觉醒，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如前所述，作为“象”与“境”的世界，其意义不仅仅是激活我们民族原有的流变、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激活一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动力;更是在这种“宇宙之境”上与现代思维的同步与超越。如果说我们现代绘画与设计在基础教学中再不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宝藏更好的发展起来，我们的现在艺术教学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今国际上站在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家们已识到了这种宇宙本质的“非实体性”，他们的论证已证明中国传统“象”的范畴所具的深远的世界意义，中国的文化将会引领世界文化。最后无论是从画家和设计师，还是从民族文化考量:这是一条摆脱世俗浮躁氛围，秉持超越信念，又发扬中国精神文脉的“当代”之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把我们传统文化切切实实的融入到当代绘画与设计教学中。
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湖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三峡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宜昌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6219
国内刊号：42-1707/C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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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论文 绝对优势学科 相对优势学科 学科结构相似性
[分类号]G311
科学论文被世界各国广泛用作科学技术产出的一类指标，科学论文的学科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体系的状况和特征，同时也是表征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国际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开发和成熟，特别是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SSCI)的推出，许多学者采用文献数据库统计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绩效、结构及影响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国内社会科学文献数据库的开发也逐渐繁荣，为研究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规模、结构、质量和影响力提供了数据基础。范并思利用报刊资料索引文献数据指标，采用文献数量和增长率等定量方法研究了中国1978～1995年社会科学以及学科结构、增长及其变化。一些学者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数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及2l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科学生产力及影响。莫作钦利用408种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献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1996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及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了揭示。蔡曙山采用国家社科规划申报项目数据分析了各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科研生产力。
不同国家或地区对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发展有优先和轻重缓急之分，那么对于一个省份来说也应该选择自己优势和特色学科研究领域。选择和发展优势领域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要以之前的优势积累，了解和知道哪些领域具有优势。科研优势可以通过多种指标来反映，如科研投入中人力投入、经费投入，科研产出中论文产出等，在这些指标中最具有可比性的是论文产出。对于所有的优势可以体现到该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所处的优先地位，这可以通过科研产出指数来测度各地学科结构及优势领域。本文以反映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CSSCI检索系统论文统计数为基础，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指数，借以分析和比较我国各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分布与优势。
尽管科学论文只是衡量科学体系结构的一个方面，但它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科学研究学科结构的产量、质量和覆盖面。分析和揭示各地区社会科学研究学科结构分布及优势领域，对科技宏观管理部门来说，可以作到系统规划、突出优势、兼顾一般、协调发展，调整和建设优势领域，对整个国家学科优先领域的选择和科研基金的投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 数据来源
本论文统计分析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 1998～2004年的数据，时间跨度为7年。CSSCI精选了国内出版的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比较规范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作为来源期刊，该检索系统具有较完善和规范的学科分类论文省区归属检索系统。
CSSCI根据文献来源分为25个学科，表1给出1998～2004年我国25个学科领域论文数量及比例排序。部分学科进行了简称：(简称马克思)、新闻与传播学(简称新闻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简称图情学)、社会科学总论(简称社科论)、人文地理(简称人地学)、环境科学(简称环境学)。
从表1可以看出：
从25个学科领域7年论文量占全国论文总量比重和排名看，第一位的是经济学，占30.3％，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领头羊，一支独秀成为显学。分列二、三位的是教育学和政治学，各占9.6％、7.1％。有7个学科所占比重不超过1％，分别是宗教学(0.9％)、考古学(0.9％)、民族学(0.7％)、统计学(0.4％)、人地学(0.4％)、社科论(0.2％)和军事学(0.2％)。
所有25个学科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性增长，各领域波动的年份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收录来源期刊数量不稳定；另一方面来源期刊变更所引起的。
2 各地学科优势与结构
2.1 各地优势学科领域
各地的学科结构反映了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也预示着各地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方向。要对各地的学科领域的地位进行分析，必须求助于全国比较。对某个具体地区而言，有必要对衡量社会科学领域成就的绝对优势学科领域和相对优势学科领域两个指标进行区分。两种优势的界定如下: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一省区的论文在全国论文总数中的份额，这个指标可粗略评估该省区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取全国3l省区中每一学科领域前5位的省区，以定义它在该领域具有绝对优势。测算公式：
在某一学科领域中，一省区论文在该省区全部社会科学领域论文中的份额与该领域中各省区论文总数在全国全部社会科学领域论文总数中的份额比较，这是从学科领域的角度来展示相对优势指数(RCA)。它表明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省区应成比例地比其他省区做出更多的贡献(发表更多的论文)。相对优势指数的测量方法是：
因此，如果两者的比值大于1，则说明该省区在该学科领域中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比值小于1，则需要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测量各地区的社会科学优势学科领域，同时也为了消除各地区年度论文变化的影响，取7年各地区论文数据，分别按25个学科领域进行汇总，按上述的计量方法进行测度。各地区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学科领域如表2所示。
观察表2并分析数据可以得出：
从各地区绝对优势比较看，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在大部分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这5个省市属于第一层次。很明显，北京在全部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论文产出中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各领域的论文数占全国相应领域论文数的15％～48％不等，没有哪一个省份在任何领域能与北京匹敌。北京在所有领域都具有绝对优势，但不是所有领域都具有相对优势，在管理学等10个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上海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在管理学等11个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但具有绝对优势。江苏考古学和民族学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体育学只具有相对优势，在宗教学等9领域不具有相对优势，但具有绝对优势。湖北在管理学等8个领域既具有绝对优势又具有相对优势，但在宗教学等6个领域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广东在等4个领域既不具有绝对优势又不具有相对优势。
管理学等16个学科前5名都集中在第一层次，而马克
思主义等9个领域就比较分散，特别是考古学最为分散。
四川、山东、陕西、河南、甘肃、云南和广西分别有4至1个绝对优势领域，其他省份不具有绝对优势领域。这表明少部分省市产出了大部分的社会科学论文，全国绝对优势学科是相对集中的，对于具有绝对优势学科的省市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因为这是最具特色的优势。
从相对优势领域比较看，各地区相对优势领域的数目不等，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领域，除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广东外，其他具有绝对优势领域的省份，他们的绝对优势领域几乎也同时是各自的相对优势领域。对于同时具有两种优势学科的省市，更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特色的优势学科。对于没有绝对优势学科的省份，应该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学科里发挥力量，使优势更突出。
从各学科相对优势值比较看，社会科学研究能力比较强的省份差异小，而能力比较弱的省份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能力弱的省份相对比较优势更突出。
中部地区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图情学和教育学。而西部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和环境科学，这是西部所处地域环境的反映。
社会科学研究的地区产出与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的地区分布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科学研究产出能力强的省份也是拥有高等院校比较多的。
2.2 各地区相对优势学科领域比较
为了考察各省区相对优势领域在时间上的纵向变化，将1998～2000年和2002～2004年的各省区25个学科的论文数汇总，也分别计算出各省区的相对优势领域。这样可以比较各省区前期和后期相对优势领域的变化。采用蛛网图可以清楚地显示相对优势领域发展的强弱变化。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东中西省份中各选取一个省份，东部的上海、中部的湖北和西部的陕西。
分析数据和观察图1可以看出：
我国大部分地区社会科学学科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结构稳定性高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强的地区学科结构稳定性高于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弱的地区，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不发达地区的学科结构更容易发生变动。
上海的民族学、环境科学和军事学相对优势得到加强，统计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相对优势被消弱。湖北的新闻与传播学、统计学和文学相对优势得到加强，而艺术学、宗教学和教育学相对优势降低。陕西的人文经济地理、军事学和管理学相对优势得到大力加强，而体育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相对优势降低。
2.3 各地区学科结构比较
各地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异同和变化可以通过两个指标加以测定：
从表3可以看出：
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与北京极为相似，这表明我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只有部分省份如青海、重庆、河南、内蒙古等结构稍有不同。
社会科学研究能力较强的省份结构变动度较小，如北京、上海、湖北和广东等；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较弱的省份结构变动度较大，如青海、海南、黑龙江和江西等。
总体上，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变动低于自然科学或工程学科。
3 结论与建议
当前经济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第一大学科，远远超过其它学科。
北京、江苏、上海、湖北和广东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最强的地区，其它地区具有少量的绝对优势学科，每个地区都拥有数目不等的相对优势领域，中部地区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哲学、语言学、文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和教育学。而西部省份的相对优势领域主要分布在民族学、文化学、人文地理和环境科学。
大部分省份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与北京极为相似，这表明我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模式基本相同。全国各地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特色与优势并不突出。
选择和发展优势领域，首先要结合本身具有的学术优势基础和特色。各省区优势领域的存在与各省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强弱有很大关系，所以各省区选择和发展社会科学，应主要结合当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分布力量，特别是各地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结合当地区域特色和社会需求。其次，在选择学科研究重点时，必须确立学科主体研究方向和有特色的学科方向，并以此为重点加强建设。在选好方向的基础上，建设和培养学术梯队，没有一流的学术队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
以社会科学论文作为测度优势领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论文只是反映社会科学知识的成果形式之一，在社会科学领域，书籍也是反映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