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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清华大学（1926-1952）的外文系培养了大量的人文学科杰出人才，是西方博雅教育理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成功实践。它将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相结合，旨在培养中西会通、全面发展的文化人，而非器物化的某一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其重视基础、文理兼修的课程体系致力于培养受教育者的中西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并非语言技巧或职业技能训练。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两个层面对时下高等外语教育深具启示意义，对中国高校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弘扬人文精神以及提升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均有史鉴价值。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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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与作品 文化视域与途径 综述与评析
语文教育是“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的文化过程。王韶华在四十多年教育、教学过程中，着手于“化人”，即教书育人；又著书立说，乃谓“化文”。他出版了二百万言探讨文学、文化和教育理论的学术专著，以及表现生存的本土世界和心灵生活的作品集。
《文学形态论》是他的代表作，已经三次出版。着重于三个方面研究：其一，从作品文本入手，研究文学审美的蕴含和表达方式；其二，从创作主体出发，研究文学审美表现的个性和风格；其三，立足于欣赏者角度，研究文学审美接受的过程和效果。在文学理论讨论中，提出“文学形态”命题，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与表现形式方面，揭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提出“文学言语生命嬗变”的命题，探讨文学推衍变化中个人言说、“对话”的“语言艺术”，认知文学发展的基点和原动力是言语生命力；提出“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题，分析文学流派、类型及艺术特色，以求得当代文学范式可能性的途径；提出“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的命题，在当代文化诗学背景下，激发自我智慧与创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性效应”的阐释过程与理论框架。
《文化智慧论》集中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曾经以此命意的论文在《光明日报》接续发表，拟为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国学”入手，探讨文化精神，在文化自觉意识的理论探析中，着重从真、善、美三个角度予以解读和诠释；二是以“文化社会学”着眼，揭示“文化智慧”主旨，探讨知与行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文化自觉找到了实现的路径；三是以“地方文化”立足，分析归纳其文化成果，建构“崆峒文化学”。其感性、理性互见，产生相互推衍的文化作用力，认识观和实践观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当代文化理论新的质点，是哲学思维中人文精神的高度唤醒，积极地寻找并运用人类思维、活动的智慧结晶，解读历史、服务当下现实、启迪未来。
《行走教育论》是研究“治学”和“为学”立身之作，是一个教师知识积淀和个体经验的开发“言传”，与学生、世界和生活的“对话”，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观。他描述极其生动的语文教育活动场景――一个心灵带领一群心灵，行走于语言与意义的世界。突出“行走”这个关键词，就在于强调主体的自主、能动性，突出学生知识、心理和思维能力诸方面的“生长”。借鉴中国“诗教”“成人”传统和西方“博雅教育”理念，试图通过人文通识教育，打造更广泛的文化与审美结合一起的“诗意”学习空间，能够 “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识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的高层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帕卡德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自主性以及优秀人格，成为“完整的人”。
综上所述，文学论、文化论、教育论可谓专著“三论”。他的语文教育充满了文学艺术魅力与光彩。散文作品《头上顶的黄土》另开生面，徜徉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了解本土优美的山水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风土人情，领悟其粗犷而本真，朴实而浑厚，平易而崇高的民族文化特征，理喻生活的真谛，认识生命的意义。《留住春天》就是“春天之咏”。它是春天的明彻、开朗和梦幻的真实映现，获得那勃然的脉息和鲜活的意象，以诗的形式创造别样的春天（可谓“第二自然”），集中地反映了对世界、生活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与表达。最后一卷《崆峒人》，力求写一部陇上儿女的苦难史、奋斗故事以及有着苍郁阔大气氛的文化大书。其中充满了爱与恨的抗衡，美善与丑恶的较量，人性与神性的扭结，文化与生活的演绎，弥漫人格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多侧面地勾勒那不断求索、改变人生命运的图式，显现以匍匐大地而叙述历史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美国文理学院 通识教育 课程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6-0001-05
通识教育也被称作“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之后此理念在英国发展为主张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本身。二战前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几乎是同义语。通识教育虽源于并涵盖了自由教育，但不同于自由教育，同时也不等同于道德教育。
通识教育发展于美国，现今已发展得非常成熟。特别是以实施全面的通识教育为理念的美国文理学院，其通识课程更具特色。因此，研究和借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尤其是其通识教育观念的发展历程，对我国通识教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在通识教育发展历程上所处的经济、文化、政治条件不一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也不同。所以，中国大学不能盲目地以美国大学为参照系改革自身的通识课程模式，而应立足客观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继承本国传统优秀教育观念的同时，批判性地借鉴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和课程模式，以正确的通识教育观念指导通识课程模式的构建和改革。
因此，总结和学习美国优秀文理学院开展通识教育的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取长避短，对我国大学通识课程体系的构建和调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当前美国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观念和通识课程模式进行研究，希望为我国高校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探索出一条把中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的道路。
一 研究背景
美国文理学院是一类具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美国本科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目前，美国共有4000多所高等院校，文理学院所占比例尽管不高，但却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伯顿・克拉克认为美国文理学院是“与众不同”的学院，他指出，“在巨型大学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这些小学院在美国社会中仍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许多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私立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系统中的浪漫元素。”
美国文理学院的雏形源于早期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院模式。自1636年哈佛学院建立到19世纪末的200多年里，文理学院一直被视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在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结构初步建立后，文理学院在高等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才逐渐被取代。卡内基教学促进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把文理学院的特点描述为：办学重点在于学士学位课程，学士学位授予量占所有学位授予量的50%以上，文理学科领域所授出的学士学位占所有学科所授出学位的50%以上。据2005年卡内基教学促进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统计，美国文理学院有287所，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6.50%，入学人数527533人，占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入学人数的3.00%。与综合型大学相比，文理学院规模小，但办学特色鲜明，而且以其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美国教育界历来都很重视文理学院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尽管通识教育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展却始终不甚理想。美国文理学院一直以本科教育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与思维，其通识课程很具特色。帕斯卡瑞勒等人的研究指出，文理学院在本科教育方面有很多优秀的、独特的做法，因此文理学院确实对学生的智力发展和个人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教育大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中国却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如何实现中国教育强国之梦？本文通过对美国文理学院通识教育的系统研究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借鉴其通识教育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在继承本国传统优秀教育观念的同时，批判性地借鉴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和课程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校通识教育体系，不仅能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找到突破口，也能探索出一条实现中国教育强国之梦的道路。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强化特色意识，重视特色建设，确立和实施学校特色化发展战略，已成为高校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美国文理学院的有益经验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在对通识教育相关文献的查找中，笔者发现学者们所关注的基本上是研究型大学，具体地说是少数几所著名大学的通识教育，而对实施全面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的关注有限。笔者在资料搜集中发现，我国对美国文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从2004年开始，目前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不多，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本研究能够丰富我国对美国文理学院的理论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于通识教育的研究视角表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研究美国通识教育史、理念、本质的，也有探讨我国通识教育发展困境的，总体来说，有针对性地分析通识教育课程模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学校还停留在一些表面的工作，并没有从实质上去寻找通识教育的精髓，因此，通识课程在设置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而美国文理学院的教育理念正是全面地实施通识教育，所以其通识教育课程极具特色，相信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我国普通高校的本科通识教育课程提供良好的借鉴。
教育观念与课程模式之间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但由于理论和实践是有距离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为间接联系。本研究认为教育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是它们赖以维系的纽带，而由于教育观念具有社会属性和时代属性，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之间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主要表现为一对多或多对多。
在中美大学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的对比研究中，不应只侧重于单纯的模式比较，因为模式只是外在形式，教育观念才是内在本质，对模式的研究和比较有助于凸显教育观念的不同。而认识到教育观念和课程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使中国大学正确看待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观念和模式，从而有选择地借鉴，并根据中国国情和学校特色建立自己的教育观念，创建与此观念相呼应的课程模式。
二 概念解析
1.文理学院
本文研究的文理学院是指美国的文理学院。《教育大辞典》第3卷对文理学院的定义为：（1）仅设文、理系科的高等学校，以实施博雅教育为主。有些亦提供某些专业性教育，如音乐、美术等。学制一般为四年，有权授予学士学位。少数学校在某些基础学科领域亦可授予硕士学位。（2）设文、理系科的学院。芬斯特在《高等教育百科全书》中从功能的角度为文理学院下了定义，认为文理学院是指处于综合性中学和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之间的学校，它的基本功能是为学生打下自由教育或通识教育的基础，但同时也可以设置专业性的课程。它一方面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初步实现专业化，搭建中学和大学的高层次专业化课程之间的桥梁。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四年制文理学院，属本科学院的第一类，主要招收18～24岁的全日制学生，且每年至少授予10%的艺术与科学类学士学位，涉及领域包括艺术、人文、语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授予不多于50个硕士学位、不多于20个博士学位的文理学院。
美国文理学院（也被称为“自由学院”、“博雅学院”等）的特色就是注重全面的综合教育，课程设置包括艺术、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门类。最新的卡内基分类把目前美国高校中的125所学院划入文理学院这一类。这125所文理学院都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今天，依然坚持教学型大学的办学模式，秉承博雅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小而精且独立”闻名。
文理学院的英文原文是Liberal Arts College（LAC）。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arts不应简单地理解成“艺术”，而应该是素质、能力和思想等因素的综合“软实力”。文理学院的目标不在于教会学生某些具体的谋生技能，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其成为一个高素质、有教养的文化人。由于文理学院主要提供本科教育，因此教师能够全身心投入教学，而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忙于科学实验和。同时，文理学院的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非常有帮助。
绝大多数文理学院只招收全日制学生，实施全面的本科教育，仅有29所学院是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存的。在许多美国人心里，文理学院代表着经典的、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这使一流文理学院成为研究型大学本科生院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美国最具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高校排名机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在每年的排名中会单列出文理学院一项，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文理学院本科教育的重视。
2.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英文表达为“General education”，国内也有人翻译为通才教育、普通教育或是一般教育。通识教育这一译法，最早为台湾地区的学者所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被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所接受和认同。
与“General education”相对的是“Special education”（专业教育）。哈佛大学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中指出：“教育可被广义地分为general和special两个部分……这两方面不能割裂或对立。”加州大学的莱文指出：Special education侧重于学生所学知识的“深度”，而General education侧重于知识的“宽度”。因此，“general”和“special”不是指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而是与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等问题有关。可见，对“通识”有两种理解，即“可融会贯通的知识”和“适用于所有人的知识”，前一种理解侧重于知识间的关联性，指学科的融合与互相渗透；后一种理解强调知识的适用性，指没有文化的阻隔。但无论是哪一种理解，都体现出对教育内容的重视。
追根溯源，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也译为“博雅教育”）始于古罗马时代，1828年的《耶鲁报告》肯定了其价值。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由教育的理解会有差异，然而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西方教育界的肯定和推崇。今天，自由教育依然被当作美国高等教育的精髓。自由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强调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传授单一学科的知识或职业技能，而在于通过提供广泛的内容，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典的博雅教育，是以培养“理智的自由人”为目标的，其教育对象以上层社会的“有闲阶级”为主，以“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术、天文、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文教育以及19世纪由纽曼提出并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由教育都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不断兴起的通识教育思想的理论源泉。事实上，自19世纪通识教育被提出以来，对于通识教育的内涵，学者们观点不一。我国学者李曼丽搜集和整理了对通识教育内涵的表述具有代表意义的著作。本文借鉴了我国学者李曼丽女士对通识教育的定义：就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大学生都应该接受的非专业性教育；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是指对所有大学生普遍进行的有关共同内容的教育，包括基础性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培养，健全人性的熏陶以及一些非专业性的实际能力的培养。意在培养学生具备完整的人生知识，以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心等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通识教育代表了西方的大学教育观，这种教育观贯穿于整个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纽曼、赫钦斯还是布鲁贝克、博耶都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通识教育是西方大学的文化代表，它本身就是一种大学精神的体现。
通识教育的概念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在不同的教育时空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大体上包含两层含义：（1）物质层面，通识教育告诉人们如何做事；（2）精神层面，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并超越人的存在本身，通识教育告诉人们怎样做人，因此与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等传统的教育目标存在很大差别。作为一种理想的教育和教育的理想，通识教育被许多人视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和最高境界。
在大学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今天，存在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重视学科专业的划分，从而忽视知识的整合和融合的现象。这样使刚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时感到难以适应，同时，过分重视专业化教育往往导致忽视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的培养，结果是学生缺乏完整的知识结构，对自我、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很难产生全面的认识，缺乏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所需的道德、情感、智力、体力的全面发展。而通识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的有关普遍内容的教育，不仅包括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培养，健全人性的熏陶，还包括一些非专业性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其中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生知识，以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体与精神等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
在美国，大多数文理学院实施纯粹的自由教育，不强调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虽有少量学院设置了职业教育或专业教育，但仍以自由教育为重。课程的设置通常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学生需要学习丰富而广博的课程，如英语、文学、外语、生命科学、数学、哲学、宗教、物理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视觉和表演艺术、地区种族和文化研究、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等。学生在文理学院接受教育后，或迈向社会参加工作，或进入研究生院进一步深造，都相当受欢迎。文理学院通常的做法是采取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方法实施自由教育。如科比学院必修课要求学生按顺序学课程。核心课程包括艺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四大学科的若干门课程。选修课则可以按顺序选择每一学科的任何课程。例如，在艺术里选修“创造性的表达”、在人文科学里选修“判断力和信仰”、在自然科学里选修“探索的过程”、在社会科学里选修“社会分析”等。还有一些文理学院则没有规定必修课程，几乎完全实行选修制。例如，阿姆赫斯特学院的学生就是在33类学科和2个研讨课中自由选修。33类学科主要包括了美国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艺术和艺术史、亚洲的语言和文明、天文学、生物学、黑人研究、化学、古典名著、计算机科学、写作、经济学、英语、环境研究等。33类学科下又开设了800多门课程，2个研讨课下又开设了若干不同主题讨论课，每个主题下又开设若干门讨论课。此外，圣・约翰学院至今仍实施赫钦斯的名著经典课程。学生在读期间要通读文学、数学、哲学、神学、科学、政治学、音乐、历史、经济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因为圣・约翰学院的教育者们认为这些名著体现了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值得所有学生精读熟记，反复背诵。圣・约翰学院的名著经典课程广受好评，在2005年的《普林斯顿评论》“学术气氛最好的本科院校”排名中位居前列。
根据调查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理学院对通识教育在数量、结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调整。通识教育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多数学院其通识教育的比例占到本科课程的1/3到1/2，优化了课程结构，而且增加了指定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更加强调写作、口头交流及数学课程等。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在通识教育中专门设有计算机课程。由于社会的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已成为主流，因此，跨学科和课程的整合在文理学院中变得十分普遍。此外，目前大多数文理学院采用分布必修的课程模式，但分布的类型发生了变化。一些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还展现出独特特征，如有的学院明确要求学生完成某种“体验学习”；有的学院要求学生在完成规定课程外，还要参加某些政府部门或教会的服务；有的学院对参加社区服务的时间有明确规定；有的学院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一定数量的校园文化活动（讲座和艺术表演活动等）；有的学院还规定，学生要对参加的活动作书面或口头的报告；有的学院开设了全校范围的“问题晚餐”，在此期间会邀请全国知名人物出席，学生和教师须就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展开讨论。调查还发现，出于对各种因素的考虑，学院会经常性地修订其通识教育课程。从广义上来说，学院修订通识教育课程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包括竞争、评审、职业发展等因素；从狭义上来说，是为了满足学院自身的发展，包括解决学院内部的学术和体制的问题。
总体来说，美国文理学院通识教育最显著的特征有以下两点：（1）教师与学生的密切交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最优秀的通识教育没出自哈佛、耶鲁，而是出自于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小型学院。那里坚持小班授课，一门课有十个学生一起上课就已经算是大课了。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老师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阅读书籍、讨论问题以及合作研究。对比起来，通识教育的推行在中国高校中时常遭遇困难，其原因之一便是缺乏能长期深入地与学生进行真诚交流和分享的教师。（2）以生为本，学校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最优良的条件。哈佛的本科生教育曾一度排名下滑，原因主要是学校过多地将精力放在商学院、法学院等职业教育上，而忽视了通识教育的发展，这也促使了哈佛的全面反省。实际上，在美国的自由人文教育中有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首先是教学课程的安排，它强调文理交叉课程、核心课程、原典阅读课程等；其次是独特的宿舍文化，导师和舍监会在宿舍内跟学生就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学生也会以宿舍为基础组织各种活动和讨论；再次是学生要组织并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参与社会实习，积极投身社会服务。这三类活动都会得到教授、管理部门乃至校友的大力支持。
在通识教育的操作层面，国内高校的具体操作方式以及教学环境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根据笔者对所在大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当前国内高校的通识教育中，以下几点较为重要：首先，通识教育应注重对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良好的思考能力常体现为对他人观点的理性思考，特别要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但这种思考能力的培养不只限于原典阅读，还需要大学生接触现实世界并学会反思。其次，高校的通识教育应强调对审美观的培养。为此，通识教育中应包含大量与美育有关的课程和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体验馆等，甚至还要学会亲近大自然。此外，通识教育还应强调学生品德的培养。要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学会倾听和接受不同观点、学会宽容，还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尤其是要让他们学会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有争议的问题，并能尝试着自己寻找改善现状的途径。因此，特别是在理工科大学中，通识教育还应注重“在做中学”以及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从而加深学生对本学科的理解，密切学生和社会的联系。最后，通识教育应强调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通识教育应重视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的形成，通过开展各种社团活动和创造社会实习的机会，让学生了解并学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和技巧，学会相互合作。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教学实践中，通识教育的全面实施还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采取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点的做法。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先招募一批有志于通识教育的教师，根据实际情况，以一定的比例配备相应的教师与学生来组建“试点班”。在“试点班”中应确保学生和教师的密切交流，在开展通识教育课程和经典名著研读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参与他们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并学会在研究中学习，支持学生自行组织社团，鼓励学生到社会各个部门去实习。通识教育的方式不必遵循某一固定模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保持本土特色及鼓励创新，其成功的标志不在于通识教育课程的全面设立，而在于培养出全面发展同时又有责任感的人才，因为衡量一个好大学的标准之一便是它究竟能培育出多少栋梁之才。
3.课程模式
关于课程模式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教育大词典》将课程模式解释为课程类型，指出，课程类型 （Curriculum types or categories）也称“课程模式”（Curriculum models）。也有学者认为：“课程模式是按照一定课程设计理论和一定学校的性质任务建立的、具有基本课程结构和特定育人功能的、用在特定条件下课程设置转换的组织形式。”
笔者认为，要弄清课程模式的含义，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模式。其实，模式与模型是有关系的，但两者有很大不同。模型可分为实物模型和非实物模型，前者指与原型有着相似结构、相似物理性质或相似过程的模型，后者多为抽象层面，如数学模型、思维模型等。而模式除有“模”的含义外，还包含“式”，即指样式、形式。因此，模式的含义比模型更宽泛，它更侧重于研究对象的典型性、概括性和代表性。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文中最早提出“curriculum（课程）”一词，意为“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我国钟启泉教授认为：“课程是旨在遵照教育目的指导学生的学习活动，由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制的教育内容。”对于课程模式，《教育大辞典》给出的相应解释是：亦称“课程类型”，指课程设计的不同种类或方式，由不同的设计思想产生。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课程模式是一种课程范式，具有典型性和简约性，这种课程范式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且适应于某类特定的教育条件。因此，课程模式既是一种结构模式，也是一种功能模式，它既要规定课程的基本构成又要设定其相互关系，同时这种范式的构建又是以特定的教学目标为指向的。
因此，从广义来说，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环境中获得的各种经验；从狭义上来讲，课程是学校为实现培养目标而开设的各种学科及其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综上，本研究中的课程模式是指学校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开设的课程内容、范围及课程实施过程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动态的框架。另外，对课程模式可以作形式性的分析，但从根本上看，课程模式是一种具体模式，如本文所讨论的是通识教育课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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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院校；港台高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32-0025-04
通识教育最早产生于美国，1882年美国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中首次提出“generaleducation”，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报告中首次呈现了其完整的意义。通识教育的中文用语由台湾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翻译借鉴而来，目前港台通用的名称有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全人教育等，大陆从本世纪初开始热衷于通识教育的研究。但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博雅教育，都面临课程的开发和设置问题。在通识理念下，课程的设置更能体现教育模式的内涵，因为通识教育不像专业教育那样有明确的教学科目，通识教育体现区分大类的原则，所以港台高校专门设有“通识教育中心”来研究课程发展，而在大陆除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在此方面尝试较多外，其他高校的通识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因而，清晰明确的课程设置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通识”的真正理念所在。
一、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从本质来说，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只是教育理念的不同，但其目标都是培养适应社会的完整的人，专业教育重在教的层面，而通识教育则重在育人；通识教育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硬性的专业划分，这使得学生有多样化的选择，接受知识的视野更为宽广。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多在行业一线，看重的是人才的专业技能和操作技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也有意识向实训倾斜，追求的结果是在专业领域内有一定的功底。尽管如此，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应该有通识教育理念的渗入，这不仅是职业教育对全方位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也是高职院校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创新，这就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些创新人才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更要具备广博、扎实的通识素养[1]。从创新的角度而言，通识教育在课程规划方面涉及多学科知识，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而非局限于专业知识。
当前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划分过于精细化，其弊端也日益凸显：一是过于注重专业，而不广泛涉猎，培养了更多的“匠人”；二是专业划分过于精细，知识体系被割裂成不相关联的条块，破坏了学科之间的联系性，不利于学生进一步深造；三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些问题导致人才培养中缺乏通识性，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无法协调，培养出的人才适应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创造力不足。台湾地区于1984年开始全面实施通识教育课程选修制度，各高校也陆续实施通识教育，从最初课程设置的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到整体上的统一，最终呈现出清晰的轮廓，大体上有七个方面的主题：人文教育；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教育；生命教育；公民的资质教育；管理科学教育；环境教育。这些课程主题基本上概括了学生在大学期间应该有的基本知识素养，致力于培养一个能够适应社会的完整的人。而稍后开始重视通识教育的香港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如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与环境等。因而，大陆高职院校要打破固有观念，大胆开设富有综合知识结构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科的联系性，完善高职院校整体的课程规划和设计，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情感、意志和兴趣。
二、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模式分析
港台通识教育的实施比大陆早，目前各大高校均成立了通识教育中心，在香港的部分大学还成立了通识教育协会，在课程设置模式方面既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存的模式，也有通识教育优先模式和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模式。2005年，复旦大学正式成立复旦学院，率先实质性地推进通识教育改革，入学的学生首先接受通识教育课程学习，再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包含六大模块：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认为，通识教育是大学应对时代和社会变迁的一种反应[2]。这种反应体现在课程中就是要解决人文精神和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综观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模式，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存模式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不矛盾，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争议的话，主要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融合的问题。实际上，大陆高职院校所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大部分属于此类，是通过主修专业课程以外的职业延展课、职业选修课和全校公选课来完成。但从通识教育的本意来看，大部分高职院校所谓的通识教育课程与其宗旨并不相符，主要是出于对学生完成学业学分的要求。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其通识教育的理念贯穿于学生整个的学习生涯中。香港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分为两大块：一部分是由四大学院提供的4个范畴的通识课程，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工商管理、工学、科学，通识课需要修满6门课18学分；另一部分是教学促进中心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包含有效学习与思考方法、网络应用中的多媒体技术、团队与领导能力、职业规划等。这类课程主要以讨论、实践操作、小组项目等形式进行，训练个人多方面的技能[3]。人文社会科学类目总计开设100多门通识课程。台湾屏东科技大学采用了通识均衡选修模式，学生除接受专业训练外，还广泛接触科技、人文、社会知识，达成全人教育的理想。为实现这个目标，该校的通识教育课程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与生命科学、数理与应用科学四大部分组成。总体而言，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存模式下，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处于辅助地位，目标是实现全人教育，但这种模式的通识教育如果融合度不够，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通识教育优先于专业教育模式
通识教育优先于专业教育模式最为典型的情形是学生入学后不分学科专业，先进行通识课程的学习，后两年再回归各学院、各系部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这种模式的优势是通过通识教育，在各种能力有所提升的前提下，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复旦大学率先进行了尝试，新入学的学生先到四大书院（志德书院、腾飞书院、克卿书院和任重书院）进行学习，学习结束后才开始专业课的学习，这种方式接近了通识教育的本质，在推行和改革方面是值得肯定的。而在台湾地区，云林科技大学也选取“诚、敬、恒、新”的校训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让每一位云林科技大学的学生都具有“重人文、敬伦理、肯做事、能创新”的涵养，该校要求学生科技能力和人文素质兼备，不断提升整合知识结构的能力，而非只会某一个专业领域。从云林科技大学的课程设计来看，“诚”类课程主要是文学与艺术；“敬”类课程主要是社会与文化；“恒”类课程主要是哲学和宗教、生命教育等；“新”类课程是综合。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通识课程优先于专业课程开设和学习，体现了通识教育的基础，这对学生完成后面的学业大有助益。
（三）通识教育为核心均衡专业教育模式
此种模式被称为通识教育的最佳模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很难实现，这需要打破一些常规，尤其是要在克服通识教育弊端上下足功夫。在专业教育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以通识教育为核心意味着在课程设置上通识教育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如何才能兼顾学生在综合素养提升的前提下，还能获得很高的专业知识技能，这是实施此种模式的学校所要解决的难题。台湾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的做法值得思考。该校的通识教育分为四个维度，共培养学生的12项基本能力：一是从宏观视野维度，主要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宏观视野能力和语文表达能力；二是从专业知识维度，主要培养学生思考研究能力、科技素养能力等；三是从敬业态度维度，主要培育学生沟通协调能力、敬业工作能力和创意思考能力；四是从健全人格维度，主要培育学生主动学习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和道德关怀能力[4]。从分类来说，却只有三种课程：核心通识课程、潜在通识课程和公共基础课程，很显然通识教育在学校的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在大陆推广尚需时日，需要教育规模和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才有可能实现。
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各种模式均有利弊，在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稳妥推进通识教育的实施是目前大陆高职院校的必然选择。当然，培养人才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理念，采用何种课程设置模式来推进，要根据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的通识教育自然是不同的。
三、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设置的反思
（一）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布局不合理
总体看，人文社科类课程较多，工科、建筑、医药类的课程较少，每一个大类目下多则几十门，少的只有几门，课程设置不均导致通识教育效果偏差，学生为修满相应的学分往往选择其中最容易的类目。在人文素养方面，尤其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应多设置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这是加强人文素养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不要排斥西方文化，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探究，提炼出高职学生应该具有的气质和形象。例如，通过开设“四书五经”了解基本的为人准则；开设西方文化史可以拓宽国际视野，吸收一切积极的文化因子；开设“生命科学”相关课程，使学生热爱生命、认知自我；开设“环境科学”则可以让学生感知自然界的奇特现象，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总之，高职院校要统筹安排，及时收集通识课程的资源信息，不断完善通识教育的类目资源建设。
（二）通识教育课程分类界定不明确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职业延展课等与通识教育课程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其通识教育的内容，就没办法提高通识教育的水平。解决策略是，在社会科学素养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方面，大类的经济、法律、管理和教育类课程的教学中要强调知识的前沿性与交叉性，可以开设为综合性的通识课程，因为这类课程强调内容的创新，与现实联系密切。而对于具体的《产业经济学》《统计学》《刑法学》等专业课程则应该设置为专业的基础课程，而非通识教育的直接范畴。
（三）盲目追求通识教育课程数量
部分高职院校为了体现通识教育的发展速度，追求好的社会效应，盲目降低门槛，肆意扩大通识课程的数量，导致通识教育教学质量下滑。通识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道德修养和学术水准应该较一般教师更胜一筹，如复旦大学所聘请的通识教育课程教师均是学术界有名的教授。一些高职院校教师为了完成教学工作量，只要申请就可以开设，这违背了通识教育教师资源优质化的要求。在盲目追求数量的过程中忽视了质量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识教育课程要充分重视教育学的理论学习，也应在心理学方面给予侧重，前者帮助学生发挥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后者则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四）通识教育课程考核过于松散
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考核过于单一化，有些高校没有统一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识教育没有引起师生足够的重视。在课程评估考核体系中，通识教育应强调学习的过程性，并对每项活动都作出精细评估。这个过程由教师根据课程特点自主设计完成。目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常见的做法是学生提交课程的作业，教师结合学生平时成绩给出总成绩，作为一门通识课程，其考核应该采用多种方式，如学生可提交调研报告、撰写课程论文、完成实验设计等。这样有利于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面评估，使得学生在评估活动中学会自我评估，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5]。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最大的不同点是，通识教育视教学为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师生在通识教育中都处于主体的地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学生也在通识课程的学习中增长知识和能力。
综上所述，通识教育是兼知中、西、文、理的教学过程，其育人目标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以及西方科技的前沿。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要走出一条特色化的路子，真正体现通识教育育人的内涵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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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生洪.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复旦教育论坛，2006（5）：5-10.
[3]庞海芍，王瑞珍.通识教育在香港[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S1）：164-169.
【关键词】通识教育；行政文秘；专业课程；改革思路；实施途径
通识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一般而言，通识教育也称“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与专业化教育相比较，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其重在开发、挖掘出不同个体身上的潜质与精神气质，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即学生们通过多样化的选择，得到了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可以说，通识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它超越了专业教育的功利性与实用性。
一、行政文秘专业实施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一）行政文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秘书职业是一种渗透于一切行业之中的职业，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各个战线的领导机关，农村、医院、学校都需要或多或少、或专职或兼职的秘书人员来支持和辅助领导及领导部门的工作。同时，由于秘书工作的综合性特点，它与行政管理、经济贸易、财务工作、人力资源管理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性，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协助领导处理行政事务，辅助领导决策。综合概括为辅助决策、沟通协调、信息处理、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以及办文、办事、办会等行政事务处理工作。可见，行政秘书是一个综合性、服务性、文化性很强的职业。行政秘书不仅要具备职业岗位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知识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还需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文素养。因此，单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与培养对学生发展是不利的，通过通识教育才能有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
（二）当前行政文秘专业教育现状迫切需要推行通识教育改革。专业化教育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背景中的选择，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它过分强调专业划分，把学生的学习限制在一个狭窄知识领域，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工作岗位不断出现，“专业对口”已不再是唯一目标了。因此，某些专业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其专业化做得越好，学生就越难适应变换了的工作。行政文秘就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从其传统专业建设而言，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文秘专业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仅仅围绕行政和秘书岗位核心工作，且过于偏重党政机关政务管理，政治性较强；专业课程教材内容相对滞后，内容陈旧，不能与时俱进，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等等问题，结果导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社会市场人才需求十分广泛，而专业人才又不能很好地符合市场需求。应对工作岗位的变化，培养学生一般能力往往比专业化更为有效。因此，在行政文秘专业推行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迫在眉睫。
二、行政文秘专业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途径
（一）行政文秘专业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原则。一是要遵循“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原则。通识教育实际上是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实现方式。通常它把通识教育分解成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自然科学与技术素养、美学艺术素养、实践能力素养模块，要求并鼓励学生结合自己实际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充分发展个性，博学多识；鼓励学生从难、从严、从自己实际出发自主选课，从而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全面提高素质。二是要遵循课程、环境和活动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原则。课程、环境和活动之间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关系，要使专业核心课程与通识类课程之间存在拓展、衔接、引申等关系，引导学生从自身知识体系以及专业需要的角度出发进行选择，使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更加有利于学生专业水平及综合素养的提升。三是要遵循“民主、科学、真理、正义、自由、宽容”的大学精神原则。通识教育也是“大学精神”的课程实现方式。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力图把学生培养成崇尚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和正义，尊重他人、善于沟通，具备创新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四是要遵循既有中国特色，又全面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原则。通识教育是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无论是国外的博雅教育、全人教育、自由教育、能力拓展训练等教育方式；还是中国的素质教育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培养一专多能、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乃至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等等，都能涵盖在通识教育的范畴之中。因此，中国的通识教育既应突出中国特色，又应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整合国内外多样性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模式，既体现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把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结合起来，把现代信息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历史统一起来。
（二）行政文秘专业课程实施通识教育改革的途径。一是专业核心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在行政文秘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改革方面，综合考虑当前乃至今后行政文秘人才特殊培养的需求，同时结合就业、升学、公务员考试等多种需求，在专业核心课程上，以“理论够用，强化专业素养，突出专业技能”为主线，围绕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和法学、经济学、秘书学、文学六大学科模块分别开设相应课程。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围绕管理学学科可以开设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领导学等课程；围绕行政学学科可以开设行政管理、企业公共行政学等；围绕政治和法学学科可以开设政治学、法理学、经济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围绕经济学学科可以开设宏观、微观经济学、会计基础等；围绕秘书学学科可以开设秘书理论与实务、档案学、写作学、公共关系学、商务谈判等；围绕文学学科可以开设现代汉语、中国文化、中外文学、新闻与传播学等等，使学生具备较强的行政管理和文秘岗位专业知识、技能，同时又能够适应经济、管理、法律等相应岗位的需求。学生未来无论是考研、读双学位、就业乃至职业提升和转换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在专业技能性核心课程的设置上，可适当开设技能性实践课，比如行政事务综合实训、文书写作与档案管理实训、电子政务实训等，提高学生的专业核心技能。二是专业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途径。在行政文秘专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改革方面，除了全校公共课例如思政、马列、中国近代史、外语、体育、计算机、军事理论与军训、高等数学、大学语文外，专业特色化的通识教育课程可以尝试按照以下思路设置：首先，设置文化学科课程――例如中国文明文化史和西方文明文化史、中外历史经典研读、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等。旨在让学生对中西文明的发展历程有整体的理解；使学生学会用历史的方法、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事物；从而较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和文明多元发展、冲突、整合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同时提高解读文本和写作能力。其次，设置社会科学课程――例如财务管理、投资理财等、营销学、管理心理学、危机管理等课程，使学生熟悉社会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方法，以加强对当代人类行为的理解，正确认识和处理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教学方法上，则借助于某个学科的某些片断，通过短暂的学术探索，让学生接触到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让学生学习经过简化的、较为完整的学科概论或常识。第三，设置数学和逻辑学课程――通过基础高等数学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数学发展中的重大时间及数学家的创见和发明，了解数学的文化功能和思想价值，以及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学课程则是让学生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推理和论证，并能够识别和反驳错误的推理和论证，提高思辨能力。第四，设置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课程，如音乐、戏曲表演、绘画赏析、影视欣赏、书法、社交礼仪、演讲口才、摄影摄像等。培养学生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能力和审美情趣；提升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想象力、表现力，提升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第五，设置拓展性训练课程――创新创业训练以及社会实践类课程、校园文化活动以及各类讲座等，拓展学生的岗位适应范围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以上五个模块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旨在向学生展示人类的基础性学问与精神实践领域中的问题及其思考和探索之路，展示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演变和人类当代状况的基本性质，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拓宽其思想视野，提高其精神感悟能力，并引导学生形成天下关怀、文化自觉与学术探讨之精神。
总之，在通识教育背景下推行行政文秘专业课程的改革与实践，可以弥补当前国内对该专业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足，有效推进行政文秘专业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使学生在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完善的人格和职业气质，提高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自由发挥个人潜质，增强社会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其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注：本论文是我校“青年教师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14JXC1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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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艳艳.高校文秘专业教育的课程定位策略.教育与职业，第20期.
关键词:原则;课程结构;课程内容;重构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应该紧密跟随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而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教师教育课程的结构和内容设置是完备的。长期以来,我国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属于一种学科本位的模式,强调学术性,轻实践,课程体系呈现单一学科纵深发展的特点,专业特征没有得到有力的凸显。如何重新建构有特色的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一、教师职前教育课程重构的目标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默雷和波特(Frank B.Murray and Andrew Porter) 在《教师教育手册――建立职前教师的知识基础》一书中认为教师教育专业课程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问题:学科内容、普通和人文知识、教育学科内容、多元文化和国际方面的知识、教师在教学科知识过程中的决策问题。葛斯曼(P.L.Grossman)在《教学和教师教育百科全书》中指出教师知识结构体系可以包括以下内容:(1)学科专业知识;(2)有关学习者和学习的知识;(3)普通教育学知识;(4)课程理论知识;(5)教学情景知识;(6)关于自身的知识。概括起来需要具有三个方面,即普通的文化知识、学科专业知识以及教育与心理学学科知识和六个方面的技能[1](学科教学技能、综合教育能力、教师基本功和职业技能、班级组织与管理能力、专业反思与交流、终身学习能力、教育科研能力)以及高尚的职业情操。
二、教师职前教育课程重构的原则
1.开放性原则
纵观世界范围内部分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情况,在课程目标、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各国普遍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措施。总的来说,世界课程改革有三大发展趋势:一是调整目标,使新一代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二是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使现在的学生成为未来社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民;三是课程内容进一步关注学生经验,反映社会、科技评价在促进学生潜能、个性、创造性等方面发展的作用,使每个学生具有自信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2]
从教育的功能来看,教育的社会化功能要求开放式的学校课程模式。首先是课程目标的开放性,课程目标应把促进全社会参与终身学习作为重要目标来追求。其次是课程内容的开放性,课程内容应关注社会问题、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组织学习内容。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师范生核心能力的要求也需要不断调整。首先,了解世界信息,掌握主要知识、技术,这些都涉及到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其次,增大选修课学分比例,建设开放式选修课程序涉及到课程管理的开放性;再次,课程的多样化、个性化都涉及到课程结构的开放性。也就是说,从课程的内容、课程的管理、课程的结构均需开放。
2.未来性原则
当今时代信息大爆炸,技术半衰期急剧缩短,教师教育的未来性尤其重要。因此,预测性、前瞻性的课程设置成为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课程设置力求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反映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趋势,贴近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前沿,反映当代教育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体现现代教师教育理念。为适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合格人才的需要,适应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的要求,我国教师职前教育的课程门类与内容的改革构思必须适应教育全球化与基础教育发展对教师自身素质的要求,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新型教师。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改革必须着眼于当前国际及未来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的素质教育,面向全体教师,建立开放的课程系统。
3.多元文化原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千年的历史文化,都有各自的、各自的民俗民风、风士人情及文化特点。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中应包涵多元文化元素,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观念渗透到课程的设置中。结合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将民族教育内容有力的融合到课程里,应该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特点。这种多元文化的课程应该有助于学生全面地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征、尊重其民族;课程应该有利于学生形成民族多元化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多元化教育课程应该培养学生跨民族交往的知识和能力;多文化课程应该综合地、系统地整合到学校全部课程之中;多元文化课程内容和设计要体现出多学科渗透的特点,特别是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涉入;课程应该帮助学生解释和评价不同民族群体的观念及其在历史上的冲突。这种课程设置的最终目标要通过教育的方式能实现多民族的融合,各民族的和谐发展,能影响并解决民族分歧和民族冲突,促进多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发展。
4.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传统师范教育重学术,轻实践,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传统的教育忽视了教育的实践性这一重要原则。我国目前的师范毕业生存在的最突出问题就是缺乏从事教学的实践能力。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实践性课程十分薄弱是其重要原因。我国的教育实践课程从形式上来分主要有两种:一是教育见习,主要是让师范生到中小学听课;二是教育实习,由学校统一安排或者学生自主联系到中小学实习上课。从教育实践课程的时间安排来看,与美国相比,相差甚远,只有短短的八周左右,并且是集中在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理论课程完成之后进行,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培养出来的教师,一旦进入真实的课堂,面对真实的教育情境,往往无法适应[3]。因此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设置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课程的设置上重视教育实践的重要性。
三、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的重构
在师范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通常有五种取向:学科取向、实用取向、技术取向、个人取向及社会批判取向。[4]我国传统的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多以学科为取向,把课程目标设定为获取系统完整的学科专业知识,其课时比例占到了80%多。而教育理论课程的基本结构主要是教育、心理学理论,学科教材教法,教育见习、实习,一般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开设,约占师范院校总课时的10%-15%左右。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曾在1999年对该校本科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5]其中一项关于课程设置,调查结果显示:在课程结构方面,有65%的毕业生认为教师职业技能课太少,75%的人认为理论性课程多,实践性课程少;在最应该增设的课程调查中,选基础课的人为6%,选专业课的人为18%,而选职业技能课的人高达80%;关于课程内容,98%的毕业生认为“课程内容陈旧,不适应中等教育改革的需要”。该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是“当务之急是树立前瞻性办学思想,突出师范特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真正做到为基础教育服务”。我国传统的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已经不再适应时展的要求,时代呼唤高师院校课程改革。课程设置建构主要应从课程模式、结构、内容上思考。
1.课程模式的重构
目前在学术界提出的教师教育课程模式有“4+2”“4+1”“3+1”“2+2”等。“4+2”模式将本科生四年学历与硕士学历打通,即不分师范专业还是非师范专业,学生在经过四年学习获专业学士学位后,经筛选直接进入教育专业硕士阶段学习2年,获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用六年时间完成两个学位所需要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前四年在所在院系学习不同专业的课程,以达到普通大学本科生的专业水准并获得相应专业学士学位。后两年集中到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类课程,参加教育实践,完成以教育现实问题为主要取向的课题研究并撰写相应论文。学习期满,且论文合格者可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4+1”模式与“4+2”模式类似,“3+1”“2+2”理论是相似的,用二年或是三年的时间学习学科专业知识,再用剩下的二年或一年的时间学教育类课程,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无论哪一类的课程模式都意在加强教师教育理论和教育能力的培养,其目的是一致的,也是比较理想的教师职前教育模式。但因我国的特殊国情,在现有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都不太可能实现,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应从我国高师院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学科知识与教育理论进行整合,不必机械地安排前二年或三年学习专业知识,后二年或一年学习理论。在将教育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贯穿整个大学四年,比如大学一年级师范必须参加教育见习、试讲。二、三年级开始教育实习,并收集教学科研素材。在大学四年级作教育研讨和相关的学术论文。这样不改变学制的基础上大力整合课程,同时也在时间上保障了教育理论的学习和实践。
2.课程结构的重构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师范院校的课程经历了多次的改革。1995年国家教委颁布了《高等师范专科教育二、三年制教学方案》(试行),要求各试点学校根据要求,自行制定教学计划。从现实看,这三类课程所占总课时的比重有三种:普通教育课占总课时的21%,学科专业课程占70%,教育专业课程占9%。[6]而美国的本科水平的教师教育课程一般包括三类:普通教育课程,为师范生提供广泛的通识教育;教育专业课程,为师范生提供教育教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学科专业课程,为师范生提供对将来的教学科目加深学习的机会,一般与中小学开设的学科课程相对应。[7]这三类课程的比例是各占三分之一。
借鉴美国的课程结构的比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设置应将专业学科课程的比重从70%下降到35%左右,将普通基础课程的比例从20%左右提高到35%左右,教育专业课程比例提高到30%左右。并且应将教育专业课程纳入到专业课的层面进行管理,而不是将教育专业课程看作为一般公共课,不是学生认为的边缘学科,不重要的学科。在教育专业课程中加大教育实践课程的比重。整体上还应注重选修课程开设,一方面要提高选修课程的比例,条件允许的学校可以将选修课程比例提高到50%;另一方面要求选修课程的选择要能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改变传统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学生可以跨专业选择,甚至文理专业可以交叉选择。这样才能从课程层面满足培养目标所提出的宽基础、强学科,突出师范专业特点的要求。
3.课程内容的重构
我国传统的高师院校的课程内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与中小学校教育脱钩,不能应对终身教育,更不能应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要求重构教师职前教育的课程内容。
第一,增加普通基础课程,拓宽文理科基础知识。借鉴美国博雅教育特点,强调宽厚的基础知识,开设更多、更全面的社会、自然、人文、历史文化、民族、道德、艺术等多方面的课程,以提高师范生的基本素质。
第二,强调教育专业课程。不仅开设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学科教材教法,还应开设儿童、青少年心理学。同时加强教学技能的培养,强调教学技能的培养,掌握现代教育技术,还应提高教育实践能力,丰富教育实践内容,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
第三,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培养学生学术研讨和教育科研能力的课程。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这是目前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内容中严重缺乏的内容,传统的课程设置仅是为学生提供一些听教师、专家的学术讲座的机会,并没有设置专门的课程来培养这一能力。为适应终身教育的需要和教师专业化发展,迫切需要普遍开设这方面的课程,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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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识教育简析
目前一般认为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强调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作为人的教育。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起源于美国，尤其是两次经济衰退的危机引起西方对教育的深刻反思并竖起通识教育的大旗，为后来近半个世纪西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其影响至今更为显著。中国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方式而言，从孔子开启教育之后，经几百年发展其实已经有较为完备的通识教育体系。历经各朝的变迁，中国通识教育在民国时期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并培养出了一大批综合性的大师与大学者。古代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人文氛围浓厚，重文轻实，并且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当代著名教育学者李曼丽博士综合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表述，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做了初步构建。中西通识教育相同点集中在源起和早期，比如中国早期教育的六艺和西方早期通识教育提倡的七艺有诸多的相同点，并且中西通识教育的目标均定位为全人教育，以人文素质课程为主体。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学语文是人文课程中最基础的一门课，也是居于人文素质类首位的课程。目前正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然而无论是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还是亚洲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高校排名情况都不甚理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道出了几千万中国高等教育师生的心声。大师与大学之“大”历来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又都殊途同归地承认“大”之底蕴是文化体系，或者说是知识体系的问题。哈佛的学生能够站在世界的前沿俯瞰世界，是基于对本国和外国古今文化精华的系统性把握，进而有了精准的判断和引领，便是得益于该校近三十年的通识教育。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竟然也人才辈出，学术精神令人振奋，究其根本得益于当时母语教育的重视和对通识教育的推崇。在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化遭受的打击和摧残人所共见，当下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呈现荒漠或泡沫状态。曾经民国时期的中国是靠母语教育为民众打开了启智的大门，也是靠语文打开了人才的精神大652017.04教门，而在当今再次面临的精神荒漠阶段，我们能找到的工具依然只有母语教育，高等教育能找到的工具依然只有大学语文这样的综合性人文课程。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能否用通识教育来竖起呼唤民族文化崛起、呼唤民族文学觉醒的大旗，其精神基础与社会号召力实在堪忧。这在众多高校呈现的大学语文教学现状和母语教育中可见一斑。虽然众多的高校都在试图构建通识教育体系，但中国化的通识教育体系首先不是考虑“人”的问题，而考虑的是课程数量和学习的时间搭配，只有极少数高校在通识教育的实施中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了基本知识的检测并分类施教。由此可见，我国通识教育处于尝试阶段，而利用成熟的大学语文课程的辐射性与开放性特征，立足于大学语文这个核心来拓展通识教育体系则是科学可行的途径。
二、大学语文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依据
首先，大学语文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能适应学生不同层次文化需求，其融汇性特征足以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育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强调：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可见大学语文可以进一步拓宽学习者的视野与思维空间，树立积极健康的人文精神。另外如何针对不同层次的高校进行不同的通识教育探索，如何满足学生对大学语文的素质需求也是各位教师不断探究的课题，二者其实是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国内所有学习西方的通识教育思维，所有引进的西方通识教育的模式，几乎都忽略了或者说在掩盖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的层次性或者说人才培养的层次性问题。美国和欧洲最尖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是否适应中国所有的教育土壤，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楚。不可否认，哈佛、麻省的通识教育效果与经验的确让人钦佩，也的确造就了大量的世界顶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不论是本科、专科，还是俗称的一本、二本、高专，这样的现实建立在学生高考之后的自动分层。这种分层不仅是学识，更多的是能力、素质和态度等综合能力的分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知识的融汇性特点，完全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大学生的人文与素质需求，藉此也可以部分地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其次，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是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丰厚的文化蕴含足以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导致大学语文在中国高等院校举步维艰，各类高校的通识教育也因雷同于素质教育而陷入困境。中国地域广阔，所带来的地域文化背景差异必然导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甚至生存哲学等方面的极大差异。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相对较短，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复杂，但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根深蒂固以及纵横交错，西方思想上的开放也令通识教育的各类知识易于相互贯通与接受。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连基本的日常语言几乎都需要重新学习的大学生，能否在短短的三到四年里塑造为能接受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理念和精神的人，这是不能持乐观态度的。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地方性高校是否都必须走西方通识教育中高大上的精英之路，能否结合当地地域文化背景走自己的特色之路，能否利用现成的大学语文的平台塑造通识教育的实用性构建，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加之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语文的内容、层次、结构，已经为大学语文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底子，也为大学语文打下了厚实的文化精神基础，足以让其担负起通识教育提升人格精神的重任。最后，大学语文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这也令其具有通识教育中人格健全的效能。当今教育界，无论是借助网络平台，还是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都大部分违背了通识教育的初衷。在通识教育理念中，第一目的是为了让人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最早的中西通识教育的核心观念都是两个字：全人。而学做人的基本途径无外乎中国名言所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人需要各种亲身体验，如情感、诵读、演说、写作、心理等。当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人文的本质受到挑战，教育中大量的教育过程被省略、或是被篡改，通识教育的效果必然被弱化被遮蔽，人们自然会失去对通识教育所谓的塑人的信心和等待的耐心。仔细研读有关西方的通识教育经验介绍和教育过程，笔者发现西方通识教育往往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教育方式。比如大量的原著精读与研习，教师基本上不讲课，多是以学生自学和助教辅导为主。这种原始的教学方式最早用在中国的孔子时代，也是中国教育的启蒙时代。现在的中国高校在语文教学的方式上呼唤返璞归真，做到用简单的方式去挖掘深层的文化和文学精髓，在回归传统中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已得精神追求和文化操守。尤其是关于人性与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学生突破常规思维定势，进行人格完善和创新思维培养，这也是大学语文可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可行性要素。
三、大学语文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
台湾著名通识教育家黄俊杰先生曾对儒家的教育理念有这样的理解：“儒家式的‘全人教育’更企求提升人的境界，使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意义。儒家定义的‘整全的人’，在多层次、多面向之间完成人的连续体，它既是‘身心连续体’，又是‘个人社会连续体’，更是‘天人同构之连续体’。儒家教育理念中的‘整全的人’，是一个有本源而与宇宙大化之流在精神上相往来的人。”由此可见，黄教授在基于对儒家传统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又整合现代教育的趋势，深刻领会到当前的通识教育不仅要借用西方的教育观念，同时也需要复振儒家的“全人教育”理念。台湾的国学教育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效果世所瞩目，通俗地说台湾的国学教育在形式上基本等同于大陆的语文教育。台湾十分重视语文学科的奠基、关联、辐射等功能，其国学教育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这个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适合中国人生活的哲学已经成为台湾学人的共同信仰。在这个统一的哲学基础上，台湾的国学才能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道德、伦理与人格的教育也有了落脚点。就目前大学语文的教学而言，若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其教学形式与教材内容和涵括的精神内质与哲学思想，都必须进行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重新整合，结合传统文化的精神禀赋进行与当今社会人文素质需求相吻合的调整。为此，笔者所在学校进行了基于生活化的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改革探索。首先，大学生的学情现状简析。大学语文课程本身与中小学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大学生也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本变化：一是身份社会化。从中学到大学，是大学生真正社会化生活的开始。虽然大学仍然是学校，但已经是半个社会，大学生已经具有了切实的社会化身份。他们开始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且角色选择极少受到家长、师长的干涉，甚至激烈的社会竞争也会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的甚至由于岗位的有限性，迫使其由被动竞争转变为大学的主动竞争，致使很多学生出现典型的社会消怠情绪。二是生活独立化。目前许多高中在毕业前夕会举办成人礼，让学生通过成人礼感知自己的成长。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从大学开始的。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大多数甚至离开家乡，大学求学的日子从思想上、生活上真正启动了独立的模式。在脱离依赖的初期，大学生的心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茫然期。大多表现为失去目标、生活失序、沉迷玩乐、心理空虚等情形。其次，大学语文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探索。据上述分析加上目前绝大部分高校课程安排遵循一个一致的程序：公共课程在先，专业课程在后。这样固化排课的后果是，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基本上是思政课泛滥，外语课扎堆，大学语文课跟风。对那些刚刚从高考过来的大学生而言，这些课绝大多数都具备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因而首先就造成一种重复的感觉，难以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究热情。基于我校大学语文公共必修课的地位和本科生普开的现状，教师们进行了基于生活的专题式教学改革探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和后期的影响效应。基于生活的专题式教学模式主要依据大学语文的性质及其在通识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大学语文课程大致分为四大块：导言——审美教育——爱的教育——结课讨论。课程将不遵从教材的编订次序和文学史的历程，而是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探讨一些语文与生活结合紧密的问题，以期达到语文教学的实用性效果，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得。在审美教育和爱的教育板块中实行专题式教学，审美教育分为日常生活之美、自然之美、行旅之美、体悟之美、创造之美5个专题，爱的教育大致分成爱家、爱国、自爱、爱侣、爱人等5个专题。这些板块与专题都应用通识教育的思维与理念，一方面侧重人格的健全。如爱人教育将从爱的哲学及爱人的正确方式导入有关经典文学作品的剖析，引导学生将爱建立在尊重与生命的基础上，将施爱与受爱置于正确的三观指引之下。另一方面是大量利用融汇思想，将学生的知识储备调动起来进行创新梳理与组合，形成创造性的思维训练教学尝试。如在体悟之美的专题中精心选用悲、欢、苦、乐四种情绪，分别以音乐、画面、文字、讲述等形式体验情感的触动。在这些情感体验中回忆或结合文学篇目进行共鸣情感感受，尔后辅之以经典阅读，帮助学生寻求智力与精神的乐趣，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品阅与思考。这些教学的方式均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学生们积极探究，深入钻研，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方向上得到知识与精神的双重收获，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文学是人学，追求美，追求艺术境界，追求精神愉悦。大学语文以其文学性、思想性、文化性、情感性兼备的特点，在通识教育中居于核心课程的地位，其知识性与感悟性的融合特征，彰显了它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性差异，也铸就了其在全面提升学生素质、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思维创新水平及营造良好文化氛围等方面的诸多效能。这些效能正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所在。在培养一个完整人、一个健全人的目标中，人文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均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大学语文教学是通识教育中的核心环节。重视并不断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水平，应该成为我国通识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未来一段长时期内的重要和紧迫任务。
作者:李婷 单位:武汉商学院人文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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