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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为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认识尚不能承载工业化带来的全面影响，加之国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约，河流污染的状况在19世纪没能得到显著改善，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发国家应以英国工业化的得失为镜，实现工业化的科学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一)各群体和多渠道的广泛参与。生态学家和卫生学家最先向社会发出正视污染的呼声，他们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产者组成志愿协会，呼吁减少废物排放、倡议革新生产技术，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水污染的治理。这样，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二)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从议会来说。1848年霍乱发生后，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虽不是专为治理水污染而设，但它规定在传染流行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负责处理当地污水问题。由于习惯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显效果，1855年，议会颁布了《有害物质去除法》，试图对那些以工业废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处以罚款1865年和1868年，议会又先后两次委任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河流污染的状况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径叫即。在第一届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后十年，议会通过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法案不仅对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工业废液、颗状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改进以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义的法案，它关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来看，主要是加强市政的排污系统建设。例如，1858年伦敦市政当局修建的“伦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动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举措，通过建立下水道网络将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转移到下游地区，为减少伦敦水生疾病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英国议会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三)专家治理充当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麻醉医师约翰·斯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1849年，他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渠道”。他的这些结论有力地说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坚定了全社会的治水决心。1848年，约翰·西蒙医生被任命为伦敦城区的保健医官，“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过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议会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两届皇家委员会，委员会全都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如第二届皇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学家弗兰克兰德和农学专家默顿等人。他们通过调查取证，亲自实验，向议会递交调查报告，同时，专家们还对肆意向河流排放废水的行业进行严厉谴责，同时建议政府设立限制废水排放的详细标准，为国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碍于诸多阻挠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纪末，英国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状况没有显著改善。1898年，英国又一次委任多名专家组成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进度。与德尼森爵士等前辈不同的是，此次委员会的专家们更加务实。他们注意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设法调动工厂主的治污积极性，待之以宽，不求速变，先制定适度可行的治污标准，再随污染状况的改善而逐年将标准提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倡导和促进下，产生了一系列减轻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简捷的方法—一些滨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尔等)将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过污水转移以缓解河流的吸纳压力。其次，建立“污水农场”，将污水引到离城镇不远的农场用以灌溉作物，既廉价、无害，又不影响丰产，到19世纪末，像伦敦、曼彻斯特和诺丁汉等地附近已有不少这类农场。此外，多种净化剂得以应用，如动物骨灰、焦炭和页岩等，都能起到过滤和净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说，这些成效凝聚着诸多专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虽不显著，但仍在困境中渐进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坚决。一方面，英国在19世纪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紧迫问题，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够急切;另一方面，对工业与贸易利益的关切使行政当局不愿对工矿企业的污染行径和搪塞应付过于苛责，这势必影响政策法规的贯彻力度。其二，工厂主和矿主不诚心。革新生产技术、减少污水排放意味着投入的必然增加，显而易见，这种增加成本和损耗利润的要求是无法让各行业的污染大户欣然接受的。其三，民众不觉悟。“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为公众所认识。168公众对皇家委员会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对一些协会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将其讥为理论家的空谈。其四，科技不过关。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对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水的净化问题上缺乏明确认识，科学家不能准确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质的来源，而关于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不够成熟，要改善大规模的污染状况自然是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总结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中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章。尽管如此，英国人在防治河流污染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还是不能抹煞的。超级秘书网
四、关于英国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几点启示
作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经历和治理得失值得后发国家借鉴。
第一，正确认识河流污染的危害，重视水污染的防治。河流污染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直接威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鱿鱼是深受英国人喜爱的食物，可在1836年，泰晤士河的鲤鱼已几乎绝迹，而在塞文河、特伦特河与埃文河，也变得越来越稀少。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不得不向加拿大和挪威大量进口蛙鱼，以稳定在比灵斯门鱼市的价格1858年，奇臭的泰晤士河令在河畔开会的议员们不堪忍受，被迫将会议延后一周举行19世纪霍乱频发，仅1832年一次，就“大约使3100英国人丧生”。放眼全球，因河流污染而引发生态恶化和危害人们健康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触目惊心，所以污染防治关系重大，不容轻视。
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关键词：城市精神；品牌文化；精神契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2-0000-02
一、城市精神在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植入的可行性
关于城市精神，学界和业界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韩非（2006）认为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按照文化的三层次说，认为文化包含最表层的物质文化、中间层的行为制度文化、核心价值观层的精神文化（马华维，2001）。霍夫斯泰德（2010）在《文化与组织》中关于文化的解剖，认为文化包含符号、英雄和仪式的实践活动层和体现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层[1]。
基于文化层次说，笔者认为城市精神是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形态格局和市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操、道德素养、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等等的集中体现，是城市文化中的精神层。它是在充分考虑城市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平衡下，定位于城市的现实发展，引领城市未来，突出城市魅力，强化市民精神，从城市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城市文化精髓。
因此，城市精神的形成是提炼、萃取了优秀的城市文化、最能反映城市格局的文化、市民的积极价值观念、优秀的思想情操、良好的道德素养、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和谐的社会风尚等而逐渐修正并将其固定化的过程。并藉以弥补城市视觉污染、城市风格缺失、城市文化自觉精神缺失等城市发展面临的精神文化缺失的问题[3]。其提炼、萃取的过程即是将城市符号、城市英雄和城市仪式等城市外在文化内化为城市内在价值观的过程。
因为城市符号、英雄和仪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城市精神内化的过程中，要在繁芜的形物城市中一一对比、痛苦地筛选并保留少数典型的最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的符号、英雄和仪式。并且选择适当的渠道将城市精神传递给城市的市民，让城市精神渗透到市民的文化性格中。城市电视台作为城市的喉舌和城市文化宣传的前沿阵地，长期浸于城市文化中，是城市精神传递的最佳媒体选择。
城市电视台通过其擅长的视听语言手段，把城市精神转化为形象的视听语言，传播城市历史、人文、艺术、文学等大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信息，承载着城市文化的记录，沉淀了城市群体的共同记忆。
同时，因为电视台的生产性质，只能在城市范围内传播，为了实现品牌忠诚度的目的，贯彻李长春同志的“三贴近”方略，以“本土化”作为城市电视台电视节目生产的宗旨，决定了城市电视台是本土文化最具活力的创造者，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承担着城市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其生产和传播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同呼吸、共脉搏，具有与城市文化天然的联系。在城市电视台的运营中不仅传播城市文化，还通过一些有影响的电视节目创造一些城市文化[3]。
以东方明珠电视塔、广州塔、天津广播电视塔、中央广播电视塔、河南广播电视塔、海峡明珠电视塔、四川广播电视塔、龙塔、宿迁电视塔、江苏电视塔、龟山电视塔为代表的一批电视台的建筑物不仅是电视台的一栋建筑，同时还成为了该城市的地标性建筑，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基于种种原因，城市精神的提炼和萃取必将融入电视化的过程。
反之，城市电视台作为城市文化前沿阵地和文化创造的主力军，其品牌文化的形成在内化城市电视台本企业的形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外，还会萃取城市文化、城市形态格局、市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操、道德素养、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等城市典型符号，形成城市电视台的品牌文化。
二、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必要性
比较城市精神和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内化过程发现，城市精神萃取是由外而内的过程，是将能够代表城市文化的形物抽象成内在化的符号标志，再将这些共同的符号标志内化为价值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内化过程相同。相同的萃取过程决定了城市精神和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都代表了各自的精华价值观，都表达了各自最深层的精神文化。
在相同的萃取过程中，供城市精神萃取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形物城市电视台在内的典型的城市符号、仪式和英雄。同时电视台品牌文化提炼的文化原材料是包含城市形物在内的城市电视台的符号、仪式和英雄。提炼原料的相似性，决定了在同一座提炼工厂加工出来的成品（即城市精神和城市电视台）必然具有的精神契合性。
城市电视台是了解城市精神的窗口，是宣传城市精神的前沿阵地，是孵化城市精神的摇篮。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理论的城市电视台有责任、有义务为弘扬城市精神而贡献。主观的弘扬愿望决定了城市电视台在塑造其品牌时，将自觉地与城市精神投契。
城市精神是城市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反映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意愿。城市居民的这种文化意愿也必将反映在城市居民的电视消费意愿上。他们将追寻那些反映城市主流价值观的节目。城市电视台在强化品牌忠诚度，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时，必将用居民需要的能代表城市主流价值观的城市精神作为生产的要素，这就决定了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精神契合。
三、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植入的路径
城市电视台在面临同业的卫视频道和可替代的广播、互联网、移动网、纸质媒体等竞争过程中，致胜的法宝是品牌，正像杨先情（2014）在《地市报业传媒实施品牌化战略的路径选择――以广西钦州报业传媒为例》中所论述的“媒介市场竞争已逐渐成为品牌的较量。”而在城市电视台的品牌文化中城市精神的植入又势在必行。
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形成中的城市精神植入坚持以城市精神为中心，以城市物质制度为支撑点，以城市物质为切入点，以“人才兴台”为立足点，或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合理路径。
（一）以城市精神为中心
城市精神是城市制度和城市物质的核心载体，是提炼、萃取过的城市共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行为准则等。
城市电视台在品牌文化中植入城市精神就要以城市精神为中心，充分解读城市精神，发掘城市精神的内涵，发现城市精神的电视化语言。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调整城市电视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使之与城市精神相一致，并将之作为电视台要达到或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使之渗透到全体或多数员工使之成为电视台员工一致的行为宗旨，产生与城市精神共鸣的内心态度、意志状况和思想境界。
（二）以城市制度为支撑点
城市制度是城市居民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城市制度是城市物质得以实施的基础，也是城市精神有效提炼、萃取的保证。城市制度在城市精神的提炼、萃取过程中体现出重实际、全覆盖、有效力、可实施、易操作等特点。
正是因为城市制度对城市精神的支撑性，要求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植入城市精神的过程中也要将城市制度作为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支撑。在城市制度的框架内重实际、全覆盖、有效力、可实施、易操作地把城市制度融入到城市电视台自有的制度文化中。使得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制度与城市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三）以城市物质为切入点
城市物质是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城市居民所创造出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是城市精神外在最直观的反映，是认识城市精神的基础。电视的表现形式包括音频和视频，其中音频和视频的资源都是文化的物质表现。城市电视台唯有善用各种物质的城市元素才能有效表现城市精神，构筑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体系。
（四）以“人才兴台”为立足点
首先，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创新的源泉。在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形态日渐多元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必须牢牢把握市场脉搏，不断进行技术手段、经营管理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取得可持续的发展[4]。其次，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第一生产力。在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中，技术手段的革新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将对城市电视台的经营管理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城市电视台的人才对时代的深刻感悟和创新精神，从而生产出不朽的作品是真正支撑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的原动力。另外载体创新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创新的手段，经营创新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创新的关键。所有城市电视台生产力的进步都源自于人才。再次，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核心竞争力的缔造者。城市电视台品牌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内在机制、作品内容[5]。即通过完善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内在机制、提供更优秀的作品内容、创立忠诚的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培养优秀的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才能使城市电视台品牌具有独特的竞争力，才能在城市电视台品牌市场求得长足发展。可以说，城市电视台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缔造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人的参与，更需要城市电视台品牌文化人才的探索和经营。总之，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核心竞争力的缔造者。最后，人才是城市电视台品牌市场化的保证。要改变中国城市电视台品牌的现状，只有了解市场的需要，才能组织好城市电视台品牌产品的生产；精通城市电视台品牌产品运作的过程才能使城市电视台品牌生产有利可图，符合产业发展的态势。人才是了解市场、精通运作的主体，是城市电视台品牌市场化的保证。
参考文献：
[1]GeertHofstede.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2010.
[2]奚洁人.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3]汪永辉.城市电视台是传播城市文化的主力军[J].视听界，2011（2）.
一、农村城镇化的基本概念
城镇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的农业国步入现代工业国所必然出现的城镇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其主要内涵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城镇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决定着城镇人口的容量，也就决定了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兴起，是在中国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推动的。一方面，现有的大、中、小城市在户籍、就业、土地、社会保障等方面阻碍着农村人口的进城；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对城镇化迫切要求，这样，农村地域内的广大小城镇就成为了农村人口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农村城镇化是中国农民创造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城镇化进程。
二、农村城镇化的基本特点 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重大意义
目前在我国城镇的8000万流动人口中70--80%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进城打工农民基本上是从事第二产业，只要当地条件成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回到本地从事非农生产。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和资本积累。改革20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农业剩余，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前提。小城镇建设已具备了现实基础。根据国家体改委等11个国务院有关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平均每个小城镇（建成区）经营总收入达6.5亿元，拥有固定资产原值3亿多元，固定资产净值2亿多元。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整体城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我国城镇化整体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根据国际城镇化发展惯例，当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我国1999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30.9%（2000年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由于调整了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6%）。因此，进入21世纪后，我国就应步入了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时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三、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小城镇土地配置现状，于2001年上半年，对全国部分综合改革试点镇的土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分三部分进行，一是结合国务院体改办对小城镇发展考核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在陕西省的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中，分别抽取四个小城镇进行分析，主要是研究2000年至2003年的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关系，从中分析人均用地的变化趋势。二是对2000年小城镇用地结构进行了信函调查，对30个小城镇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格15份。三是对邻近山西、河南近几年小城镇发展较快的小城镇土地利用进行实地调查，通过走访小城镇当地政府，市、县、镇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小城镇居民，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形式，对小城镇用地管理现状、居民权属概念、土地隐性市场等内容进行了调查。回收了46户小城镇居民的有效问卷，问卷调查设计。
调查结果表明，单一的征用土地配置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积极性，而忽视了对存量土地的管理，导致了诸多小城镇用地不合理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地粗放，土地利用效率低；（2）大量耕地被占；（3）重平面扩张，轻内部挖潜；（4）用地结构不合理，建筑布局凌乱。
四、建设多元化的小城镇土地市场
因此在以追求务实的法学教育环境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经成为一门渐趋弱势化的学科。
运用讲授教学法,系统传递核心知识
由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是以中国法制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以大量史料为理论来源,具有时间跨度长、涵盖内容广泛且零散、文字艰深晦涩、专有名词难以理解等特点,因此教师在采用讲授教学法时,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
(一)优化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在讲授宋代法律制度时,教师先简要介绍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使学生初步了解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兴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还使得宋代法制文明依然居于世界的前列。随后教师以重点和难点为主线系统讲授核心知识体系,在两宋法制指导思想方面,应重点讲授程朱理学和永嘉功利学派对宋代立法思想的影响;在立法活动上,主要讲授《宋刑统》、编敕、编例和条法事类;在行政法律制度上,应着重于两府三司的中央行政机构、由御史台和谏院组成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宋代科举制度改革和历纸、磨勘等职官考课制度;在刑事法律制度上,应把重点放在《重法地法》等刑事特别法和折杖法、编配法等宋代独具特色的刑罚制度上;在民事法律制度上,教师讲授的重点是,宋代因佃户、雇工、婢女等有了民事主体资格而扩大了民事权利主体范围,婚姻制度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了夫权,宋代物权体系以所有权、典权、永佃权等为主要内容,契约制度以担保制度、契约中介制度和竞标缔约制度为主要特色,继承制度主要是宗祧继承、户绝继承以及女性、遗腹子、私生子、义子、赘婿等的财产继承;宋代经济法律制度可结合王安石变法讲授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和市易法等,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禁榷律法;在司法制度方面,重点介绍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宋代临时审判机构案议、制勘院、推勘院,还应结合《洗冤集录》、《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等着作讲解宋代证据制度。
(二)从学生熟悉的背景知识人手,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适应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力发展了职业教育。然而，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职业教育内部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内部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从阐述中职学校文化课程的教学现状入手，通过分析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意义，探讨卖现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途径。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作为国民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职业教育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中职教育领域的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创业教育均有了新的突破，然而，学生对文化课程的学习积极性逐渐降低甚至是丧失，这使得教师的有效教学为学生、家长和社会所质疑。
一、中职学校文化课程的教学现状
受“鄙薄中职”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当前中职学校的文化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严重不足;第二，学生普遍不会有效地使用学习策略;第三，师生互动效率非常低，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制约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瓶颈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许多教师在中职学校的文化课程的教学中将会继续维持消极应对、点到为止甚至是随意讲课的倾向，这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是不相符的，更加难以真正促进学生有效、长远的发展。
二、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营造求真求实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
文化课程中有许多“真、善、美”的素材，如文秘专业的 《中职语文》教学、幼教专业的《声乐基础》教学、以及作为公共课的《心理健康》教学，等等。对于正处于成长中的中职学生来说，直观并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内容对他们的影响较为明显，通过巧妙安排文化素材和教育内容，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气质和性情。
(二)有利于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适应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苏格拉底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文化课程的有效教学基于对学生潜能的重新认识，坚持每一个学生都具备成才的本质的看法，有利于创造一种在中职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下，文化课程中的宝贵素材能有效地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品德修为，能有效地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习文化课程的价值，从而促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自觉地与“准技工”的模型靠拢，进而适应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三、中职学校文化课程有效教学的实现途径
(一)促使学生掌握学习策略，激发学习动机
首先，让学生在自我认知上明白自信的重要性。大多数学生处于未成年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教师不应经常对学生空喊口号，应从细微之处出发来让学生看到希望，如着装打扮职业化、言行举止孺雅化、思想情感乐观化，让学生感觉到教师对他们始终充满信心。
其次，引导学生科学地制定、监控学习计划。由于基础不牢，许多中职生几乎需要老师“扶着走路”，教师要时刻提醒和要求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过程作好计划，每学期、每月、每周、每节课都要有条不紊地执行。
再次，引导学生相互交流与合作。中职生活泼好动，教师要利用他们善于“打交道”这一优势，鼓励他们在学习上交流与合作，让他们逐步学会对自我进行理性的分析，学会了解自己的学习特点，从而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学习环境。
(二)强化教师选用制度，优化师资结构
中职教师有着“双师型”教师的潜在规范，对此应强化教师选用制度。一方面国家应加大扶持力度，继续支持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基地的发展:各地教育行政机构要加强对职教基地的管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推动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建设。另一方面职教师资基地也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改善培养培训条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使基地建设目标和任务落到实处。为了优化师资结构，中职学校可以尝试引进具有高学历的教师，如对硕士研究生的引进。
(三)深化文化课程组织模式，注重课程与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城市园林有害生物问题分析对策
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藤本植物构成的群落，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充分利用阳光、空气、土地、养分、水分等，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群落，它是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城市园林绿化工作者一定要高度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证城市环境质量。
一、城市园林中有害生物的现状
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在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每天都有新的疫点发生，其蔓延之势已覆盖了我国5亿多亩森林。危害100多种植物的美国白蛾在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并未“扑灭”，而且新疫点频频出现，现对北京已成包围之势，正在敲响北京的大门。国槐的蛀干害虫锈色粒肩天牛，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一直以河南、山东南部为根据地，局部为害国槐、栾树，九十年代中期向东、西、北三个方向出击，成为蛀干害虫的优势种，如今已成为北京市树“国槐”新的重要蛀虫。从未过长江的北方蛀虫臭椿沟眶象，在本世纪初，跟随寄主千头椿大举入侵上海市，形成严重危害。日本松干蚧是一种毁灭性害虫，遍及华东各省，如今又向东北扩散，吉林省1994年首次发现受其侵害，至2002年发生面积已达27万亩，成灾面积13.5万亩，4万亩松林在虫口下濒死或枯死。杉树、柏树的重要蛀干害虫双条杉天牛向北已蔓延到沈阳，大有向东北扩散之势。光肩星天牛的危害面积已达50万公顷。青杨虎天牛在黑龙江哈尔滨周边地区再度暴发成灾。蔗扁蛾是我国新发现的一种鳞翅目钻蛀性害虫，危害香蕉、甘蔗等经济作物，防治难度较大，如今已遍及华东、华中、华北、西南、东北等各地城市园林，危害植物达22科之多，除巴西木、发财树、绿萝、一品红、棕竹、鹅掌柴外，全国各地尤其是城市园林许多木本、草本花卉被其侵害。杨树烂皮病1999年春在东北全部及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流行，被害致死柳、杨等绿化树木近15万株。松枯梢病在山西、陕西、辽宁大发生，大连沿海地区的大片黑松患病死亡。银杏大蚕蛾仅在陕西就发生2万公顷，东亚飞蝗在西北、华北再度暴发成灾。2003年春，长春市因冻害死亡杨、柳树2万余株，由冻害引发病害，严重染病的树木3万多株。原产南美的水葫芦，学名凤眼莲，作为畜禽饲料、观赏和净化水质的植物被引入并推广种植，后逸为野生，以极快的无性繁殖，形成单一的优势群落。在云南已成“喧客夺主”的心腹之患，占据了滇池10平方公里的水域，破坏当地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堵塞交通，给渔业和旅游业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生物间生态平衡。
二、当前城市绿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绿化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结构
园林植物是城市建筑物、道路之间互相联系并使之成为一体的纽带。国外园林风格不断传入我国，植物配置和种植方式更加多变，如疏林草地、规则绿化等，打破了我国传统园林格局。园林植物种类、数量以及绿化面积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种类、结构和危害。如今，蛀干害虫、“五小害虫”（蚜、螨、蚧、粉虱、蓟马）和生态性植干病害成为城市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
2.2绿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害虫与寄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协同进化关系，可以说植物一栽下去就决定了病虫害的发生程度，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是病虫害严重发生的源头。
2.3园林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外来病虫猖獗
随着国际间植物交流的频繁，侵入型害虫不断传入我国，而我们当地天敌尚不能马上跟踪适应，这些自然控制因素的丧失使侵入型害虫比我国本地害虫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严重危害100余种花卉植物的毁灭性食叶害虫美洲斑潜蝇和前面提到的蔗扁蛾就是近年从国外传入的，并在短短两年时间就遍及我国22个省区。
2.4城市生态恶化为病虫害的发生开启了方便之门
城市环境是由人工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地上部分往往是空气污染严重、光照条件不佳、人为破坏频发；地下部分往往是土壤坚实、透气性差、土质低劣、缺肥少水、生长空间狭窄，这些直接导致了有害生物的大发生。当某种生态因子达到灾变程度，养护管理又长期相当不力时，生态平衡将被打破，园林植物病虫害就暴发成灾，发展成为自然生物灾害。
2.5气候异常促使城市园林病虫害大发生
在城市恶劣的生态环境下，园林植物生长势极弱，这时气候方面的因素则变成决定性影响因子。1999年柳树烂皮病大发生，国家林业局专家组确定为灾变性气候引起。2003年春长春大量树木死亡也是由灾变性气候引起。
三、防治的对策：
3.1加强抗性植物品种的选育及应用
植物材料的选择应以植物区系分布规律为理论基础，以乡土树种为重点，以适应城市生态环境，如抗干旱，耗水少，耐瘠薄和土实，抗污染，抗冻害，抗病虫，耐粗放管理等7个方面为树种选择的首要标准。
3.2加强养护管理，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加强养护管理就是人为地调整适合目的植物生长，而不适合有害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使目的植物能健康、茁壮地生长，有害生物很难侵入，也不能大量繁殖，对目的植物构成威胁。从根本上解决植物衰退病这一难题。
3.3从规划设计着手，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
从尊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出发进行园林规划设计，遵循生物共生、循环、竞争的原则，以乔木为主，实行乔、灌、藤、花、草多种植物合理混配的林荫型绿化，造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园林植物群落，形成一个多品种、多层次、互促共存、遮阴效果好的复层种植结构。北方冬季景观随季节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大可不必一味追求完美的绿色，去与自然规律进行无谓的抗争。
3.4应用最新科研成果，保护环境，使有害生物的控制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