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4 17:11:50
序论：在您撰写中西建筑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文化的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2.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精华，是民族未来发展的根基。“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是“文”和“化”的复合。“文”字又通“纹”字，可引申为文、文章、文采、条文等。化，则有变、改、生、造化等义。如《礼记?乐记》中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指化生。
3.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在物质活动方面，“文化”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方面则涉及等，这是西方的文化概念中最原始、最基础性的涵义。西方文化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秉承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传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经启蒙运动发展而最终确立，并且几百年来兴盛于西欧、北美地区的文化系统。
建筑文化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靓丽风景，是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物质财富，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建筑文化的内涵和风格是不同的。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它们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是有差异的。
1.中国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伴随着中华大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而产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构思、丰富的美学价值而成为无价之宝，它能陶冶国人的情操，提升国人的审美情趣，丰富国人的视野。传统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如北京四合院、闽南的圆楼、云南的一颗印住宅、河南和陕西的窑洞等，以及都城的规划，宫殿的布局，皇室贵胄、达官显贵的陵寝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构筑了精美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物质化表现，必然有着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中国建筑以其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为世人所瞩目。从建筑理念上看，传统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念及和谐精神，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中心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文化的发展对于其自身的建筑有着深刻的影响。自远古时代以来，黎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创造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作为黎族民族文化一部分的民居住宅建筑艺术同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黎族人民根据地形环境、气候条件、建筑材料等，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茅草屋。黎族人民居住的传统房屋是以格木、竹子、红白藤和茅草为建筑材料，房屋的顶部是以茅草搭建的，屋子的骨架用竹木构成，属于中国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由于房子低矮，外形像船篷，内部布置像船舱，被人们称为“船形屋”，它是黎族人民传统智慧的结晶。黎族传统的建筑文化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独树一帜的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2.西方建筑文化
关键词：雕塑；差异；中西方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东方与西方文明各自绽放出不同的灿烂火花，虽然两方在社会制度上起源相同，都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受到相似的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是在另一些方面由于地域人文等造成的长期来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地方特色的差异，故风格各异。这在雕刻艺术上显现的更为明显。
1 题材差异
中国是农耕民族的代表，它的艺术讲究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对自然景物，植物，动物，器物的刻画描述讲究飘逸，灵动而神在。早期的作品如《四羊方尊》、《莲鹤方壶》便是代表作。而后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菩萨，佛，众神灵成为人类膜拜雕刻的对象，这些雕塑为了追求神秘庄严之感常常体积庞大，耗工量巨大，如云岗石窟、龙门石窟，此外也有大量庙宇雕塑，此外在墓地文化下形成了达官贵人大兴建造陵园和奢侈品陪葬，由此兴起了墓地雕塑文化系统，如秦始皇兵马俑。还有建筑雕塑，卢沟桥等。
与此相对希望是以基督教教义等宗教为核心的商业性文化，他们的相对善于冒险和果敢，想象力充沛富于浪漫气息，对外界充满挑战和接触的欲望，这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主题和艺术手段，比如，西方雕塑之对象往往是神话和故事中的人物，他们有着人的外表和神的能力，身材健美，气质勇敢，神态各异，对其崇拜其实是反映了对人类本身感官的关注，如神貌美的外表，弱点，欲望，局限，性情中的嫉妒，宽容，贪婪，懒惰，人物关系中的父子，夫妻，姐妹，母女等，即更加放大了的人的描述。
2 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作为精神文化的物质载体，西方雕塑强调空间性，主要体现在对光影等物理技术和效果的运用。关照雕塑本体的线条突出，对背景物品的辅助作用不甚突出，这样做的优点是作品独立状况较好，对雕塑感官状况的强调较全方位，所以也有人说将人体雕塑称为空间艺术是十分恰当的。20世纪以前西方雕塑更加强调将立体空间感作为雕塑的必要审美原则。对此艺术家的审美标准还是比较统一的。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
中国文化中对写意的重视造成中国的艺术作品对于真实性，逼真性问题的忽视，而更加注重传神灵动。这种情况的发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雕塑常常为了实用性建筑做陪衬，不需要自成个体，另外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常常有着温和自然的情感，不需要展现一种人类肉体感官性的特点。为此，雕塑作品的艺术价值常常体现在活灵活现，灵韵飘动之感，大部分材料来源并不追求数据上的准确。如对龙的刻画，生肖，历代帝王常常有着宽阔，翘眼角，留须等相似的表达手法，而与之相近的剪纸艺术代代相传，到后来这些艺术者虽然能够剪出生动的老虎，却从未见过老虎。
西方不同，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有一段时间强调艺术家作为模仿者对于艺术作品的处理，属于注重还原真实性的一类。众多学者呼应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的理解，反对将艺术看做是一个创造思想和形象的过程，更偏重于描述还原真实事物和现象，因此在视觉，听觉上注重真实，即倾向于“像真的一样”而非创造了从未出现的“幻象”。
3 造型手法的差异
线条作为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方和西方都得到了重视，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西方注意为实际雕塑服务，讲求刻画性，黑格尔认为通过一个人对线条的把握能力就能反映出他的实际绘画水平，安格尔崇尚简洁大方的线条艺术，这些都说明了艺术家对于线条的重视程度。而在圆雕艺术中线条的能量融合在了整体效果当中，雕塑家对线条的期待转化为了对体积，表现效果的期待，所以线条为整体服务。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
另外，我国古代的雕塑强调色彩，属于彩绘与雕刻技艺的结合品。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
4 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结语
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材料选择；实用；永恒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5-0067-01
建筑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实用生活设施，更是人类表达思想概念的重要介质，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建筑是文化最具实体的组成部分，而材料是建筑的基本素质，中国人用“土木”工程表达出建筑的概念，西方人则用石头堆砌他们的家园。中西古典建筑在材料选择上的不同反映了中西的深层次的文化群体心态、宗教感情与伦理道德、审美趣味存在着差异，都是对各自文化的阐释，中国古典建筑以实用为主，在乎的是事物的有常，西方古典建筑追求的是永恒，通过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比较，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材料选择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之光。
一、深层次的文化群体心态的差异
了解建筑首先得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建筑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介质，它使人能够以一种方式去观察自然、理解自然。
老子的《道德经》就代表着中国人根本的自然观，老子将天、地、人、道并称为宇宙间的“四大”，而这四者恰好介于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五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人特别重视与自然的和谐之道。古代很早就出现了一种专门研究人与自然的学科，这便是堪舆风水学，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堪，天道；舆，地道。”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这五材即是金、木、水、火、土，石头被排除在五材之外。中国的古建筑用的最多是土和木，为了近土，建筑就贴着地面层层铺开，不考虑向高处发展，而屋面的瓦和围护用的砖是由土和水加火烧成，用石盖屋是不吉利的，这与风水学中的阴阳五行说有很大影响，阴阳五行说认为石属阴，一般不用做阳宅，而只用于阴宅，而木属阳，是用于建筑阳宅的最佳材料，因此砖石拱券结构只能有限的使用，到了明清时期，长期的采伐致使中原地区的森林消失殆尽，连修缮宫廷也缺乏用作柱梁的大料了，然而就是用以小料以铁箍拼合，也不屑以石代木，中国人对木的感情可谓深矣。
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西方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西方人在自然面前有种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不像中国人对自然怀着敬畏之情，西方建筑的目标是彰表人的力量，建筑效果就会以凌驾一切的姿态从环境中突出，发挥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石头坚固、永久、挺拔的特性成为这些超自然建筑的最佳材料。比如雅典的卫城、中世纪欧洲的哥特式教堂以及英国SALISBURY的巨石阵，无一不表现着西方人对石头的偏爱。相对于配合自然的中国传统木建筑，西方的石建筑就带有一种开拓色彩。
二、宗教感情与伦理思想的差异
建筑是对同时期文化的反映，往往带有时代的烙印，而宗教感情与伦理思想会对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产生不可估计的影响，不同的宗教感情与伦理思想导致建筑材料的选择存在着差异。
中国的文化原本就是以人本主义为基本精神的，世俗化的倾向特别严重，反映今世生活的居住空间与环境造就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主体，中国人似乎并不追求外在器物的永久性象征内在永久的精神，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对实在器物往往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其最高境界是“无为”，追求着万物有常的精神，如梁思成先生所言：“中国建筑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源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一直在中国占据重要地位的儒家思想也主张不追求事物的永恒性，儒家思想中，不仅重当世的世俗主义反对兴建宏大建筑，更重要的还有“仁政”思想，即认为统治者不能只顾私欲，滥用民力，建造享乐或装点门面的的宫殿楼阁。所谓“使民以时”、“勿夺民时”，就是出于这种目的。这虽然不能真正约束帝王们的享乐欲望，但也确实压制了以宏伟工程纪念功业的思想苗头。所以，中国的古建筑，多注重实用性，少追究永恒性，根本没有产生西方那种在建筑中体现历史价值的观念。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追求永恒，西方文明滥觞自古希腊，古希腊文化又多受古埃及影响。古埃及是神权与王权合一的政治体制，法老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太阳神的化身和尘世人，为了体现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古王国时期的法老们都为自己营建了巨大的陵墓――金字塔，并用巨石为自己的家族成员雕刻了巨大的立像、坐像。这些宏伟的石头建筑很多至今尚存。西方重视宗教观念，任何宗教都以追求灵魂不朽与超越为主要特征，石头构造的建筑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石头的永恒与完美，与人生的短暂、缺憾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西方人认为要想得到神灵的保佑，就必须献媚于神灵，以免自己受害，在石构建筑中，建筑的实用功能和宗教功能就融为一体，人的灵与肉就通过石构建筑实现了高度和谐统一，西方的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不同的宗教信念。
三、审美趣味差异
各种建筑创造中的所谓“美”,不论以何种表现形态和方法,其内容都有相通之处,即美的内核――精神是共同的,但因各有其特异的审美追求而别具风采。
中国建筑强调实用性，以“羊大为美”，认为建筑只要满足避潮湿挡风寒与避风雪等基本要求便行了，相对于石构建筑的挖掘与开采，中国人更倾向于配合。自然，中国人热衷木构建筑一方面和中国的林木资源丰富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若以秦岭淮河为界，南方平原、丘陵地带遍布着阔叶常青树，山区并大量生长着云杉、冷杉等针叶树，北方则以阔叶落叶林、针叶林为主。这些树木资源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轻便的木材加上标准化的的技术，令每一代都可以建成华丽的建筑群，明代造园家计成在他的《园冶》中说：“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悠然护宅。”与其为千年大兴土木，毋宁为匆匆人生而求安乐，这代表着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态度。
西方的传统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古希腊的大量神庙是用石造的，古罗马的大量神庙及广场等世俗类建筑是石造的，一直到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主义建筑、18世纪的宫殿及宗教建筑，其主要形式也都是石构的，以石为材的西方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可塑性强，在质地上阳刚十足。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17世纪初英国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欢愉。西方人把坚固作为评论优秀建筑物的原则之一，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流逝而被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的石构建筑依然完好的保存着，用实物形象演绎自己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关键词]民居建筑；伦理文化；常家庄园
中国的民居建筑，以四合院最为广泛，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既反映人们的生产状况、风俗习惯、，同时又积淀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和社会意识，浓缩着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文化理念，成为真实反映民俗文化的历史长卷。本文通过对常家庄园进行分析，借以领略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独特的伦理文化意蕴。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明末清初，常氏开始大规模地营造住宅大院，经过200多年的修筑，达到了占地60万平方米的规模，其中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建设规模当时称为山西民居建筑之首。
常家庄园建筑中的伦理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伦关系上的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思想。孟子《尽心章句上》中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四合院的布局方式体现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父尊子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伦理和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这种思想在民宅建筑的“门”和建筑布局上充分得到了体现。众所周知，门源于防卫需要，最初注重的是其自然防卫功能。礼乐文化则主要注重门的伦理防卫功能，“深宫固门，闺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②那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从周到清、从南到北、从宅到宫，均采用合院式建筑空间布局，因为“男女有别”是古代社会共同的行为习俗。同时，“内外有别”也就成为传统建筑共有的空间格局。这样，可开可闭的“门”便成为其间的枢纽。它既是内外空间转换的纽结，也是伦理行为变换的场所，因而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堂房曰户，在区域曰门。”有别于供房屋出入的建筑构件“户”，用于区域划分的“门”则成为独立的单体建筑，成为与宫、殿、楼、堂并列的一种建筑类型。
这种礼俗文化对于常家庄园也不例外。各堂各院无论是几进式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而且每个正院都由夹牌式的花墙隔断，使深深庭院形成“里五外五”、“里五外四”、“里五外三”格局。而且前院都点缀着花丛林木，同后花园的景致前后呼应。无论是哪种结构，都有上下偏正之分，绝不越规越制，每堂的前院用于下人居住和杂用，偏院是厨房、餐厅、储藏室，正院的正堂和正厅是长辈起居室和会客议事的地方。所有的正院与偏院在结构的高低、房顶标志、使用功能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这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出建筑学意义上的高低有致、层次分明，而且也是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上的尊卑有序、男女有别观念的直观体现。
第二，崇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学意识上有一种强烈的祖先崇拜思想。对于祖先的隆重祭礼，不仅为帝王所注重，民间也视之为宗族的头等大事。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宗祠一定是其中最高大堂皇的建筑，位于最显要的位置。即使是不能立庙，只能在自己家宅中祭祖的庶民，也将礼制性的空间――祖堂，作为整个宅第的重点。民宅中的祖堂大都建造得宽敞高显，且位于整座建筑最显要的位置。
常氏宗祠是现在北方民居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祠堂建筑。北祠堂建于清光绪年间，竣工于1882年，耗银两万余两。其院宽为25米，开间为七间之宽，进深长达100余米。院分三门四进，外院安装了浑厚的雕柱头围栏，增加了祠堂的威严，而且能让人们临街就能看到分踞的石狮、旗杆，威武的石雕和七间高台歇山式大门楼。从清代后期到民国前期，车辋常氏家庭举行过三次盛大的祭祖仪式，族内称“曲族”。常家当时的供品有八八六十四道和六六三十六道之说，是典型的晋中式的“满汉全席”。
祖先崇拜思想有广泛体现，主要是在雕刻装饰、图案与对联装饰等方面。常家庄园大到院落形式、屋顶造型、门窗的格式结构，小至斗拱、瓦当、廊橼、梁柱等建筑细部上的雕饰，连同室内摆设的硬木家具，都饰以别致的雕花。那些雕在砖木上的飞禽走兽，花果草叶，既生动、又规则有序，且都富含民俗寓意。院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人物，如三星高照、葡萄百子、天宫赐福、麒麟送子等。砖雕更是俯拾即是，遍布墙壁、屋脊、屏风、扶梯，如和合二仙、凤凰戏牡、太狮少狮。其中，常氏宗祠对面照壁的百寿图，造于光绪之年，说是“百寿”，其实上面一共雕刻着篆书“寿”字240个，取“寿二百四十字”的谐音“寿二百四十止”，③祈愿主人能活四个花甲共240岁，同时也取六十一甲子四世同堂的寓意。上面的字以小篆变形寿字为主，掺进去蝌篆、柳叶篆，字字不相同，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崇祖思想。
第三，表里一致、精细入里的伦理意境。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构思，尤其注重将建筑的客观功能与人的审美心理相融合，借助建筑的形式畅神达意，抒怀。以建筑为题材的象征和比兴手法的广泛应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常家庄园以其千姿百态的造型，意味深长的情境给人以丰富多彩、博大精锐的独特印象。她的魅力，既表现在个体外部形象的构造形式，也表现在变幻万千的整体组合气势，以及生动绚丽的色彩、装饰和细部构件的巧妙精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韵味的美学风格。
[参考文献]
[1]谢燕，刘欣宇.儒商门第 常家庄园[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2]钟敬之.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3]潘冬梅，孟祥斌.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山西常家庄园砖雕艺术浅析[J].山西大学学报，2006，2月，10（1）.
[4]张旖旎.晋商故里第一院-常家庄园[J].陕西大学学报，2006，12月，20（2）.
――近十年中国西方文论译介回顾
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1978-1998)的大量翻译、介绍、研究之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冷静、较为全面和更有选择的时期。特别是,在近十年(1999-2009)中,在对“失语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之后,中国西方文论界逐渐意识到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在历经20年译介的狂轰滥炸之后所处的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中国学者的自我在哪里?话语又在哪里?因而,学术界应更加自觉地注重建构自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的对话角色。
大体上说,十年来,中国在西方文论的译介上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较为系统、全面。单就翻译而言,可以说,在近十年里,重要文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翻译出版或有所介绍了。就介绍和研究而言,也同样注重系统和全面。其中,“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包括《女权主义文论》《新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等,对相关文论进行梳理,基本上代表了对改革开放之后20年外国文论译介和研究的总结。
其次,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进一步趋向深入。《西方文论关键词》(外研社,2006),共收录论文83篇,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作了明确的阐释,在提供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的基础上,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辨析,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继续关注经典研究的同时,也更关注西方文论的最新动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文论家陆续到中国访问、讲学,这既促进了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西方文论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代表作与新著在中国的译介。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J.H。米勒(J.H. Miller)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齐泽克(Slavoj Zizek)2007年5月首次访华时在南京大学的讲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著作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畅销书。
再次,文论的普及化受到关注。“培文读本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读本”,诸如《福柯读本》《斯皮瓦克读本》《哈耶克读本》等,这些系列还在继续出版之中。除了在中文学科中较为普遍使用的“西方文论(简)史”、“西方文论教程”、“西方文论讲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之外,有一些英文的西方文论选读书目也陆续出版。
近十年中,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学术界更注重反思西方文论之于中国的学术意义,试图建构中国学术话语,试图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而不只是单纯的接受,同时主动去反思西方文论深层意义上的不足与缺陷,并且试图加以弥补。实际上,学术界在与西方“对话”问题上一直有“焦虑感”。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整个90年代,一直都有对于“失语症”与建设“中国学派”的讨论、争论,也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比如后来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化”等。
赖特的有机建筑理论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一些方面对中国现代建筑有着相似的启示。比如赖特崇尚自然的建筑观与中国的农耕文化；赖特活的有机理论和中国的堪舆学说；赖特提出的建筑形式追随功能与中国得地域气候文化对各地民居的影响。
关键词：赖特；有机建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Abstract:
Wright organic architecture theor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some aspects of Chinese modern architecture has a similar enlightenment. Such as Wright advocate natural building view and Chinese farming culture; Wright-phillips live organic theory and China's kanyu theory; Wright-phillips proposed building form following function and China region climate arou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f the residence.
Keywords: Wright; Organic architec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引言
在四位现在建筑大师中，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都在建筑从古典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格罗皮乌斯，可以说是时代造就的建筑英雄。而赖特的建筑和思想，长久以来都自顾自的美在那。他的草原式住宅、有机建筑理论，与当时轰轰烈烈的机械化大生产没有紧密的联系。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建筑发展到今天，现代建筑已经从萌发走到成熟，再到人们开始反思批判。中国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支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但是中国的的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之间却有着一道鸿沟。自之后，中国人将西方先进的东西拿来照抄学习，不仅在建筑形式功能上采用国际风格，我们甚至用西方人的观点去评价中国的传统建筑、传统文化。
建筑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永恒的话题在CCTV大楼、国家大剧院在北京拔地而起之后，又一次引起我们新深深的思考。建筑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在精神层面我们到底该有怎样的追求？什么才是符合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建筑？赖特崇尚自然的建筑观、他活的有机建筑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一次给我们以启示。
1.赖特的建筑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联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同的地域出现相似的文化史屡见不鲜的，赖特的有机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一些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1崇尚自然的建筑观（有机理论）与农耕文化（堪舆学说）
赖特出生于1867年。从小他的叔叔们教育他如何在农场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赖特学会了预测天气，学会了跟自然打交道。赖特后来总是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应当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他永远都不会亏待你的。”这种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作品。在赖特的书本、文章、讲话中有多种多样的表述：有机就是自然(Nature)，他还说：“一切事物的外部形式和发展都是由‘内部自然’所决定，自然这个词是指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原理，它赋予生命以形式和特征，并使之活着”。赖特的有机理论强调的是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建筑与其使用者人的和谐统一。
中国是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以人与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早在先秦,中国传统文化即强调天、人是自然界的法则。如中国的农学思想“三才”理论，即是“天人合一”的总结，大千世界皆由天、地、人三大要素组成，天人相参，天人相辅，是其中的灵魂和精髓。 具体到建筑，就要说到中国古代的堪舆理论，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一部分风水学就是分析建筑、环境、人三者如何和谐相处的学说。把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建筑中去，可使建筑理论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构造的居住环境在本质上与自然相顺应。
1.2建筑功能追随形式
赖特的有机理论中讲到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以及建筑的统一性(entity)、整体性(integral)。这是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根本的不同。赖特曾表示过建筑应该是由内而外建造的整体，从功能需求发展出建筑形式。赖特一直强调有机建筑观念是“活”的观念，这种“活”观念能使建筑师摆脱固有的形式的束缚，注意按使用者、地形特征、气候条件、文化背景、技术条件材料特性的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最终取得跟自然的结合，而并非是任意武断的强加固定僵死的形式。
在中国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在各种地形气候、风土人情之下，人们“有机”的结合了当地的地理风貌、民族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建筑形式。例如客家的土楼，客家民居形式是在客家人迁徙流离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并经社会与自然环境的长期选择而最终形成的。云南一颗印是四合院在在南方天气以及山地空间不充裕的情况下的变体。陕西窑洞、北京四合院等等都在不同文化气候等条件下根据生活的需要诞生的形式。
2当代建筑的反思
在现代主义这种统一的建筑语言席卷了世界之后，我们都期待建筑能有所突破，尤其是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放眼中国近几年的建筑，很多都背离了建筑的初衷，建筑不再是环境与时代的产物。有为了现代而现代的，也有为了仿古而仿古的。那么怎样才是中国的，当代的，适宜的呢？赖特的活动有机，在今天中国的建筑中有多少体现？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如何在新时代中延续，如何在世界面前展现出民族的风采？
库哈斯设计的CCTV大楼，附楼在被烧毁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主楼的结构，仍然不能拆除，这看起来多少有些荒唐。，站在北京人戏称为“水煮蛋”，的国家大剧院面前，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建筑是美的，可是从它与周围的环境、历史文脉的关系来看，它甚至会让人感觉到，它与故宫相对而建是不真实的，它跟这里毫不相干。为什么当年贝聿铭先生面对这样一块基地的时候决定另选一处，并最后设计了香山饭店，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贝老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他深知这块基地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
这些年，为了体现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文化遗址上建起的名目繁多的“一条街”。无论是仿照明清、唐宋还是秦汉，都用斗拱、彩画、棂格窗、描红贴金。传统是针对历史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只对地域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成不变的永恒延续，却忽略了昨天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将是明天的传统，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如果传统固定不变,停滞不前，则欧洲的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式就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西方现代国际式和后现代主义建筑。
当然，与此相对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值得借鉴。
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于2007年为家乡良身定做的苏州博物馆。在设计中阐述了他的设计理念：“中而新,苏而新”。这个作品展现给大家的既是苏州的，也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建筑奇葩。这是贝聿铭在设计中对苏州博物馆新馆的定位。在设计中贝聿铭尊重了苏州建筑园林的历史文脉，更重要的是在设计中它勇于在传统中创新，虽然他强调博物馆只属于苏州,强调的是它和苏州的关系，和藏品的关系。但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它是时代的,在材料和形式的运用上都留下了不可掩饰的时代浓墨。
齐康先生的武夷山庄，是一个注重本国传统和地域特点的并令人振奋的作品。齐康先生一方面借鉴了中国传统古典建筑遗留下来的形式语言，通过重新的创造反映了武夷山悠久的文化。张毓峰先生主持设计的杭州历史博物馆主楼也是一个很好的将历史、现代、地域、自然有机结合的的作品。
结语
建筑从古典走到现代，又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思以求进步。在当今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们受到物质上的约束越来越少，文化上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地域的建筑只有找到自己的有机根源才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建筑，那么赖特的有机理论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当代建筑无疑是有着指导意义的，并且，对于现代建筑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本身就是建筑最需要有机结合的元素之一。
注释：
1. 项秉仁《赖特》1992年03月第一版 第31、32页
2. 周荷初 农耕文化研究的一部开拓性论著 湖南 长沙大学学报 2005.19
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参考文献：
[1]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
[2]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理学引论[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82.
[3]冯国超.礼记[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张和增.论儒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无锡南洋学院学报，2007，6（1）：80-85.
Confucian ethics in the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cestral shrine
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