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5 23: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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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兴起，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在我国获得快速发展。各保险公司纷纷开办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一时间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市场热闹纷繁。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保险公司面临的业务风险开始显现。如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1年开始经营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截止2003年5月底，累计保费收入1872万元，累计赔款459万元，赔付率24.5％。逾期贷款3296万元，占保费收入的176.1％，其中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达2515万元。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保险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一些公司被迫全面收缩相关业务。人保、天安公司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清理整顿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平安产险公司也在近日对部分地区的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亮起黄牌。
一、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发展面临的障碍
几年前还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怎么忽然就变成了“鸡肋”呢？问题是多方面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银行盲目竞争，违规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放松对房地产公司和车行的资信调查；产品设计存在缺陷，风险责任不对称等。但笔者认为，真正的问题却是来自保险公司自身，就是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的风险认识不足，业务管理不严格，市场运作不规范，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薄。由于管理缺失产生的风险才是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
（一）保险公司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风险认识不足，风险管理缺乏长期观念。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属于高风险业务，而且业务周期长，短则2、3年，最长可达30年，期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具有巨大性和滞后性特征。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公司对业务管理和风险安排要有长期思想，业务经营要立足长远，要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周期性特点，要妥善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目前，保险公司在经营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过程中，普遍存在重短期利益（即保费收入）、重市场拓展，轻业务管理、轻市场研究的现象，缺乏严谨、科学的经营理念，不能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经营环境，为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带来潜在隐患。如一些基层公司只看到目前房地产业形势一片大好，居民购房踊跃，房价节节攀升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把房地产业纳入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分析，也没有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形势结合起来分析，更没有意识到房地产业出现的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对房地产项目不做分析、不加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盲目扩大住房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最近，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国务院也于近日提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对房地产业投资过热、出现泡沫现象的一种警示，应当引起保险公司的高度重视。
（二）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市场秩序混乱。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主要依靠银行开展，业务一般占业务总量的90％以上。因此，与银行的合作就成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拓展的主要环节。目前，各保险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基本上都是采取“协议+条款”的方式进行。
由于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不强以及对渠道的过度依赖，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经营过程中违规现象严重。保险公司普遍存在不严格执行标准条款费率的情况，违规与银行签定“不平等”协议，将本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部分或全部转移给保险公司自己承担，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扩大保险责任范围，将意外伤害和疾病责任扩展为履约责任。如某保险公司条款本来只将投保人因意外事故或因疾病死亡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继续履行还款义务作为保险责任，扩展后变为只要投保人连续三个月末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即为保险责任。
2.缩减责任免除，取消免赔额。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是保护保险人利益、防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重要内容。缩减责任免除就是变相扩大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减轻或降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约束，增加了保险人面临的道德风险。同时，取消免赔额弱化了被保险人的风险责任意识，造成被保险人的风险责任缺位。
3.降低费率，一般在标准费率基础上下浮30％左右。
4.降低首付款比例甚至零首付。设定一定比例的首付款是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不同信用度的人群和不同风险度的业务，保险公司通过提高或降低首付款比例进行调节，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降低首付款比例甚至取消首付款要求，直接增加了保险公司的业务风险、加大了风险管理难度。
一、履约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
履约保证保险业务是一项非凡的财产保险业务，它是指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向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产品而成立的保险法律关系。当借款人不按期归还借款本息时，保险人需向被保险人赔付所有未还贷款本息。
其几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费，购买以银行为被保险人的履约保证保险；
银行审查借款人还款能力及履约保证保险保单，发放借款；
一旦出现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
从法律角度看，即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约定，投保人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换取保险人对其因保险事故的出现所导致的被保险人的损失负责经济补偿或给付的权利；相对应而言，投保人的义务和权利分别是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不难看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双务性、有偿性、诺成性和射幸性的法律特征。
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
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的，是保证制度与保险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故从外在表象上存有诸多的共性和相似成分。如：均具有担保的性质，最终是为了保证被保证人的利益不受损失；均是事先以书面形式，即合同设定几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当条件具备或不具备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均具有一定的期限性，即在有效期限内承担法律责任。正是由于上述共性的存在，实践中产生履约保证保险项下的纠纷时，则往往使不同利益主体对纠纷定性产生不同理解和熟悉。至此，明确两种法律制度的区别则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虽然两种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其本质上的差异才是其根本所在。
其一，法律性质不同。保证保险是一种损害补偿手段，而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则是一种债权保障方法。因而，保险合同能够独立存在，而保证合同只能是依附于主合同的从合同，附属于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独立存在。对保证合同而言，不仅它的存在、消灭以主合同为前提，并且其效力和应承担的责任也受主合同的影响，即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而对保险合同来讲，虽然也要以被保险的合同债权存在为前提，但这只是有关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原因或依据。保证保险合同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它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
其二，责任方式和责任性质不同。保证责任有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责任之分，且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而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独立的合同责任，只要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危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就应当承担赔付责任，不存在责任种类及先诉抗辩权的问题。
其三，对债权人的保护方法不同。保证保险属于事后保护，保险人依据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对被保险人进行保护，是基于事先收取固定费用为前提的，主要是对保险范围内且属已经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投保人必须已缴纳保费；危险事故属事先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必须是已经发生的事故，而非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保证担保则是依据债权人与保证人的合同约定，当一种事实或行为发生或债务人不作为某种行为时，利用保证人提供的信用对债权人进行保护，集事先保护和事后保护于一体。
此外，履约保证保险与保证担保的区别还体现在二者主体范围、当事人权利义务、解决争议所适用法律不同等方面，在此不再赘述。
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
履约保证保险作为一项“非凡”的财险业务，非凡性主要体现在：保证保险所承保的风险是个人“信用”，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危险事故，并非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而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危害，而这在一般财产保险合同中是被列为除外责任的，即基于投保人故意行为所形成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理赔。
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信用保险
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都是以信用风险为标的的保险，均是从保证制度演变而来的，但二者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和适用范围上的不同。信用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只能是债务人的相对人，即债权人；而保证保险中的投保人既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是债务人，被保险人只能是债权人。在适用范围上，信用保险的应用领域要小于保证保险。
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侵权损害赔偿
两种行为中均发生了经济上给付的法律后果，但二者同样存在根本差别。履约保证保险下，保险人理赔义务的发生缘于投保人的信用不良，即保险事故的发生并非保险人的行为所致。保险人之所以要承担补偿损失的责任，是因为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侵权损害赔偿中，赔偿责任的产生则是以侵权人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为前提。其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间的约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保证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仅是损失补偿的责任，即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就补偿，未形成的损失就不补偿；在约定范围内，损失多少补偿多少。而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则可能包括目前尚未发生的损失部分。
二、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如何更好地利用履约保证保险
自199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个人住房贷款治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治理办法》及《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规定，要求各有关金融机构提高对消费信贷重要性的熟悉，抓
住这一业务发展的战略性机遇，把消费信贷业务作为银行新的业务增长点。目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已成为各商业银行重要的资产业务，并作为调整银行信贷结构的重要内容开展起来。在保证保险这一金融产品应用于个人消费信贷之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中担保环节的操作模式大致是：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以所购房产设定抵押并办理财产保险，此外还要求房产商提供全程或阶段性的保证担保及回购承诺，并开立保证金专户，以按揭额的一定比例存入相应款项；汽车消费信贷中，同样除设定所购车辆的财产抵押担保外，还需汽车经销商提供信用保证。应当说，这种业务操作模式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随着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数量不断增长、业务品种的日益齐全及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制度化，这一业务已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履约保证保险在有效锁定风险的前提下，大大简化了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操作环节和手续，但同时第二还款来源的筹码全部落在了保证保险上。所以，银行怎样有效利用保证保险，充分维护自身资产质量，以及如何完善保证保险手续，合理合法转嫁授信风险，则是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讨的问题。
银行应从维护自身权益角度出发要求对保险合同中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条款予以补充、修改和变更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保险合同是否可由当事人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变更的问题。有人认为，保险合同是标准合同、是符合合同，即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事先已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就保险单所确定的条款进行修改。但笔者不认同这一观点。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对保险合同应具备的主要条款做出了详尽的规定，第十九条、二十条则又明确赋予当事人“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做出约定”、“可以变更保险合同有关内容”的权利。所谓“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归根结底是双方当事人就共同事业而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即一种“合意”的书面体现。保险合同以标准合同的形式出现，是由“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相对特定，而另一方主体不特定的业务特点所决定的，绝非表示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权利义务上或法律地位上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换言之，对保险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只要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社会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均可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协商进行修改、变更和补充。
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保险责任、保险赔付的范围
在肯定了上述问题后，随后便面临第二个现实问题：保险责任及保险理赔的范围。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保险人当然愿意尽量缩小保险责任的范围，而增加免责条款，降低保险赔付的金额。但作为银行而言，信贷资金的安全与否，除依靠借款人诚信履约外，则主要仰仗于保险人的如期如数赔付了。为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则须在投保初期作好有关保险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协议工作。如前所述，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并非危险事故或不可抗力，而是针对债务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危害。因此，保险人对于投保人故意所致损害不负赔偿责任的基本法则，不能在保证保险中适用。以汽车消费贷款举例来讲，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应当约定：只要借款人连续三期或累计六期拖欠贷款本息未予偿还的，就由保险人负责赔付。而不论这一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债务人客观上没有能力履行还是主观上不愿履行所致。所以，银行应尽量以贷款本息费是否已按期收回作为衡量保险事故的标准与保险人订立补充协议，而不宜以债务人违约行为的发生原因作为尺度进行约定。
同时，在免责条款的设定上，银行应争取只限于法定免责事由，而不宜任意扩大。值得注重的是，除法定免责事由外，对被保险人因违约或违反法律而导致的损失，被保险人的相对人可资援引的约定免责事由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保险人是不承担赔付义务的。
此外，实践中还应注重对保险赔付的范围约定。仍以汽车消费贷款举例：若债务人已连续三期未予还款，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此情形已属违约行为，银行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息。而此时保险人赔付的应是全部贷款本息呢，还是仅赔付应还未还的已逾期贷款本息部分？笔者认为，这要取决于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如何约定。若就此问题未做出明确约定，则保险人仅赔付已逾期部分的贷款本息更符合保险的法律特征，即对已形成的损失进行理赔。但若反之，保险人则只能依约进行全额赔付，这恐怕也可称其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吧。所以，银行在此间期待获得怎样的赔付，应以书面形式与保险人、投保人明确约定。
确定合理适度的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人的最高限额。银行贷款发生逾期后，则产生逾期利息、复利，若向债务人依法进行追偿，则还可能产生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而保险人对履约保证保险的保险金额大多仅限定为贷款本金及合同期内正常贷款利息。如此一来，则将罚息和费用部分抛除在外了，意味着银行将有一小部分权益无法通过保证保险获得实现。而这在债务人亦无力还款的情形下，则只能作为坏账损失进行核销了。所以，确定合理适当的保险金额将直接关系到最终债权的实现程度。实践中，有的银行在办理此类业务时，是以贷款本金及正常利息之和的110％作为确定保险金额的依据，保险人也太多能够接受。笔者认为，这种作法是较为可取的。经测算，正常贷款本息之和的10％基本可将罚息及部分费用涵盖在内了。
履约保证保险应与其他财产险种相独立
实践中，一些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如投保人未能如期续缴车损险、盗窃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的保费时，已一次性缴纳保费的履约保证保险同时失效。该条的设定，对保险人有效提高其他财险的保费收入固然意义重大，但对银行而言，则可能利益受损。银行已督促借款人一次性支付了履约保证保险三年的保费，全面履行了投保人的义务，而在出现保险事故时理应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至于车损险、盗窃险等未及时缴纳保费，保险人免除的应是该险种项下的保险人义务。因此，上述条款的设定有违老实信用、公平互利的原则。对已签订此类保险合同的银行，应积极行使权力、避免此条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处理：对已出现逾期的贷款，银行应在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到期前及时向保险人提出履约保证保险项下的赔付申请；对贷款偿还正常但车损险等险种即将到期的，应积极督促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缴存下年度保费，否则有权以违约行为进行处理，要求其提前归还所有贷款本息。
选择实力雄厚的保险人开办保证保险业务
一、履约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
履约保证保险业务是一项特殊的财产保险业务，它是指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保险产品而成立的保险法律关系。当借款人不按期归还借款本息时，保险人需向被保险人（银行）赔付所有未还贷款本息。
其几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1）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费，购买以银行为被保险人的履约保证保险；
（2）银行审查借款人还款能力及履约保证保险保单，发放借款；
（3）一旦出现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
从法律角度看，即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约定，投保人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换取保险人对其因保险事故的出现所导致的被保险人的损失负责经济补偿或给付的权利；相对应而言，投保人的义务和权利分别是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不难看出保证保险合同具有双务性、有偿性、诺成性和射幸性的法律特征。
（一）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
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的，是保证制度与保险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故从外在表象上存有诸多的共性和相似成分。如：均具有担保的性质，最终是为了保证被保证人的利益不受损失；均是事先以书面形式，即合同设定几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当条件具备或不具备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均具有一定的期限性，即在有效期限内承担法律责任。正是由于上述共性的存在，实践中产生履约保证保险项下的纠纷时，则往往使不同利益主体对纠纷定性产生不同理解和认识。至此，明确两种法律制度的区别则至关重要。笔者认为，虽然两种制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其本质上的差异才是其根本所在。
其一，法律性质不同。保证保险是一种损害补偿手段，而保证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则是一种债权保障方法。因而，保险合同能够独立存在，而保证合同只能是依附于主合同的从合同，附属于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独立存在。对保证合同而言，不仅它的存在、消灭以主合同为前提，并且其效力和应承担的责任也受主合同的影响，即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而对保险合同来讲，虽然也要以被保险的合同债权存在为前提，但这只是有关当事人签订保证保险合同的原因或依据。保证保险合同作为一种独立的合同，它的效力不受产生被保险债权的合同效力的影响。
其二，责任方式和责任性质不同。保证责任有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责任之分，且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而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独立的合同责任，只要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危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就应当承担赔付责任，不存在责任种类及先诉抗辩权的问题。
其三，对债权人的保护方法不同。保证保险属于事后保护，保险人依据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对被保险人进行保护，是基于事先收取固定费用为前提的，主要是对保险范围内且属已经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承担责任的前提是：1.投保人必须已缴纳保费；2.危险事故属事先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3.必须是已经发生的事故，而非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危险事故。保证担保则是依据债权人与保证人的合同约定，当一种事实或行为发生或债务人不作为某种行为时，利用保证人提供的信用对债权人进行保护，集事先保护和事后保护于一体。
此外，履约保证保险与保证担保的区别还体现在二者主体范围、当事人权利义务、解决争议所适用法律不同等方面，在此不再赘述。
（二）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
履约保证保险作为一项“特殊”的财险业务，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保证保险所承保的风险是个人“信用”，即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危险事故，并非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而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危害，而这在一般财产保险合同中是被列为除外责任的，即基于投保人故意行为所形成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理赔。
（三）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信用保险
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都是以信用风险为标的的保险，均是从保证制度演变而来的，但二者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和适用范围上的不同。信用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只能是债务人（被保证人）的相对人，即债权人；而保证保险中的投保人既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是债务人，被保险人只能是债权人。在适用范围上，信用保险的应用领域（大多仅限于信用借贷和信用买卖）要小于保证保险（适用于一切债务履行）。
（四）履约保证保险不同于侵权损害赔偿
两种行为中均发生了经济上给付的法律后果，但二者同样存在根本差别。履约保证保险下，保险人理赔义务的发生缘于投保人的信用不良，即保险事故的发生并非保险人的行为所致。保险人之所以要承担补偿损失的责任，是因为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义务；而侵权损害赔偿中，赔偿责任的产生则是以侵权人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发生为前提。其承担责任的依据主要是法律规定，而非当事人间的约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保证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仅是损失补偿的责任，即保险事故造成损失就补偿，未形成的损失就不补偿；在约定范围内，损失多少补偿多少。而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则可能包括目前尚未发生的损失部分。
二、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如何更好地利用履约保证保险
自199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及《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等政策规定，要求各有关金融机构提高对消费信贷重要性的认识，抓住这一业务发展的战略性机遇，把消费信贷业务作为银行新的业务增长点。目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已成为各商业银行重要的资产业务，并作为调整银行信贷结构的重要内容开展起来。在保证保险这一金融产品应用于个人消费信贷之前，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中担保环节的操作模式大致是：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以所购房产设定抵押并办理财产保险，此外还要求房产商提供全程或阶段性的保证担保及回购承诺，并开立保证金专户，以按揭额的一定比例存入相应款项；汽车消费信贷中，同样除设定所购车辆的财产抵押担保外，还需汽车经销商提供信用保证。应当说，这种业务操作模式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随着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数量不断增长、业务品种的日益齐全及管理机制的科学化、制度化，这一业务已逐步完善和成熟起来。履约保证保险在有效锁定风险的前提下，大大简化了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操作环节和手续，但同时第二还款来源的筹码全部落在了保证保险上。所以，银行怎样有效利用保证保险，充分维护自身资产质量，以及如何完善保证保险手续，合理合法转嫁授信风险，则是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银行应从维护自身权益角度出发要求对保险合同中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条款予以补充、修改和变更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保险合同是否可由当事人通过协商方式进行变更的问题。有人认为，保险合同是标准合同、是符合合同，即指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事先已确定的合同条款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就保险单所确定的条款进行修改。但笔者不认同这一观点。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对保险合同应具备的主要条款做出了详尽的规定，第十九条、二十条则又明确赋予当事人“可以就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事项做出约定”、“可以变更保险合同有关内容”的权利。所谓“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归根结底是双方当事人就共同事业而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即一种“合意”的书面体现。保险合同以标准合同的形式出现，是由“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相对特定，而另一方主体不特定的业务特点所决定的，绝非表示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权利义务上或法律地位上有主次、轻重之分。所以，换言之，对保险合同中的任何条款，只要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社会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均可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协商进行修改、变更和补充。
（二）以书面形式明确约定保险责任、保险赔付的范围
在肯定了上述问题后，随后便面临第二个现实问题：保险责任及保险理赔的范围。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保险人当然愿意尽量缩小保险责任的范围，而增加免责条款，降低保险赔付的金额。但作为银行而言，信贷资金的安全与否，除依靠借款人诚信履约外，则主要仰仗于保险人的如期如数赔付了。为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则须在投保初期作好有关保险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协议工作。如前所述，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承保的风险，并非危险事故或不可抗力，而是针对债务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危害。因此，保险人对于投保人故意所致损害不负赔偿责任的基本法则，不能在保证保险中适用。以汽车消费贷款举例来讲，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应当约定：只要借款人连续三期或累计六期拖欠贷款本息未予偿还的，就由保险人负责赔付。而不论这一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债务人客观上没有能力履行还是主观上不愿履行所致。所以，银行应尽量以贷款本息费是否已按期收回作为衡量保险事故的标准与保险人订立补充协议，而不宜以债务人违约行为的发生原因作为尺度进行约定。
同时，在免责条款的设定上，银行应争取只限于法定免责事由，而不宜任意扩大。值得注意的是，除法定免责事由外，对被保险人因违约或违反法律而导致的损失，被保险人的相对人（债务人）可资援引的约定免责事由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保险人是不承担赔付义务的。
此外，实践中还应注意对保险赔付的范围约定。仍以汽车消费贷款举例：若债务人已连续三期未予还款，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此情形已属违约行为，银行有权提前收回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本息。而此时保险人赔付的应是全部贷款本息（包括到期和未到期的）呢，还是仅赔付应还未还的已逾期贷款本息部分？笔者认为，这要取决于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如何约定。若就此问题未做出明确约定，则保险人仅赔付已逾期部分的贷款本息更符合保险的法律特征，即对已形成的损失进行理赔。但若反之，保险人则只能依约进行全额赔付，这恐怕也可称其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吧。所以，银行在此间期待获得怎样的赔付，应以书面形式与保险人、投保人明确约定。
（三）确定合理适度的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人的最高限额。银行贷款发生逾期后，则产生逾期利息、复利，若向债务人依法进行追偿，则还可能产生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而保险人对履约保证保险的保险金额大多仅限定为贷款本金及合同期内正常贷款利息。如此一来，则将罚息和费用部分抛除在外了，意味着银行将有一小部分权益无法通过保证保险获得实现。而这在债务人亦无力还款的情形下，则只能作为坏账损失进行核销了。所以，确定合理适当的保险金额将直接关系到最终债权的实现程度。实践中，有的银行在办理此类业务时，是以贷款本金及正常利息之和的110％作为确定保险金额的依据，保险人也太多能够接受。笔者认为，这种作法是较为可取的。经测算，正常贷款本息之和的10％基本可将罚息及部分费用涵盖在内了。
（四）履约保证保险应与其他财产险种相独立
实践中，一些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如投保人未能如期续缴车损险、盗窃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的保费时，已一次性缴纳保费的履约保证保险同时失效。该条的设定，对保险人有效提高其他财险的保费收入固然意义重大，但对银行而言，则可能利益受损。银行已督促借款人（投保人）一次性支付了履约保证保险三年的（或更长期限）保费，全面履行了投保人的义务，而在出现保险事故时理应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至于车损险、盗窃险等未及时缴纳保费，保险人免除的应是该险种项下的保险人义务。因此，上述条款的设定有违诚实信用、公平互利的原则。对已签订此类保险合同的银行，应积极行使权力、避免此条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区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处理：1.对已出现逾期的贷款，银行应在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到期前及时向保险人提出履约保证保险项下的赔付申请；2.对贷款偿还正常但车损险等险种即将到期的，应积极督促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缴存下年度保费，否则有权以违约行为进行处理，要求其提前归还所有贷款本息。
近年来，随着银行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兴起，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在我国获得快速发展。各保险公司纷纷开办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一时间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市场热闹纷繁。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保险公司面临的业务风险开始显现。如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1年开始经营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截止2003年5月底，累计保费收入1872万元，累计赔款459万元，赔付率24.5％。逾期贷款3296万元，占保费收入的176.1％，其中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达2515万元。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保险公司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一些公司被迫全面收缩相关业务。人保、天安公司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清理整顿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平安产险公司也在近日对部分地区的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亮起黄牌。
一、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发展面临的障碍
几年前还是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怎么忽然就变成了“鸡肋”呢？问题是多方面的：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银行盲目竞争，违规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放松对房地产公司和车行的资信调查；产品设计存在缺陷，风险责任不对称等。但笔者认为，真正的问题却是来自保险公司自身，就是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的风险认识不足，业务管理不严格，市场运作不规范，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薄。由于管理缺失产生的风险才是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
（一）保险公司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风险认识不足，风险管理缺乏长期观念。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属于高风险业务，而且业务周期长，短则2、3年，最长可达30年，期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具有巨大性和滞后性特征。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的特殊性，要求保险公司对业务管理和风险安排要有长期思想，业务经营要立足长远，要正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周期性特点，要妥善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目前，保险公司在经营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过程中，普遍存在重短期利益（即保费收入）、重市场拓展，轻业务管理、轻市场研究的现象，缺乏严谨、科学的经营理念，不能全面地认识和分析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经营环境，为公司的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带来潜在隐患。如一些基层公司只看到目前房地产业形势一片大好，居民购房踊跃，房价节节攀升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把房地产业纳入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分析，也没有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形势结合起来分析，更没有意识到房地产业出现的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对房地产项目不做分析、不加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盲目扩大住房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最近，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国务院也于近日提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对房地产业投资过热、出现泡沫现象的一种警示，应当引起保险公司的高度重视。
（二）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市场秩序混乱。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主要依靠银行开展，业务一般占业务总量的90％以上。因此，与银行的合作就成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拓展的主要环节。目前，各保险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基本上都是采取“协议+条款”的方式进行。
由于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不强以及对渠道的过度依赖，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经营过程中违规现象严重。保险公司普遍存在不严格执行标准条款费率的情况，违规与银行签定“不平等”协议，将本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部分或全部转移给保险公司自己承担，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扩大保险责任范围，将意外伤害和疾病责任扩展为履约责任。如某保险公司条款本来只将投保人因意外事故或因疾病死亡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无法继续履行还款义务作为保险责任，扩展后变为只要投保人连续三个月末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即为保险责任。
2.缩减责任免除，取消免赔额。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是保护保险人利益、防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重要内容。缩减责任免除就是变相扩大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减轻或降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约束，增加了保险人面临的道德风险。同时，取消免赔额弱化了被保险人的风险责任意识，造成被保险人的风险责任缺位。
3.降低费率，一般在标准费率基础上下浮30％左右。
4.降低首付款比例甚至零首付。设定一定比例的首付款是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不同信用度的人群和不同风险度的业务，保险公司通过提高或降低首付款比例进行调节，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降低首付款比例甚至取消首付款要求，直接增加了保险公司的业务风险、加大了风险管理难度。
5.高额手续费，以及由此产生的退保风险。保险公司在办理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时，一般一并承保房屋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且一次性收取保费，按协议支付商手续费。据了解，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手续费为10％—15％左右，房屋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业务手续费为20％～30％，一般以现金形式坐扣。如果投保人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后提前办理相关保证保险的退保，或者投保人在获得银行贷款后提前办理房屋保险或机动车辆保险的退保，保险公司将面临直接的经济损失。如果这种情况集中发生，保险公司该业务项下当期的保费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退保费，出现“红字”保费。巨大的支付压力将给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困难，并可能由此造成巨额亏损。
（三）保险公司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管理不严格、控制能力不强、措施落实不到位。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的产生是多方面的，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具备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目前，各公司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均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了业务操作流程，加大了业务培训力度，采取授权经营、集中管理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掌握的情况看，一些基层公司风险意识不强、管理粗放，没有把风险管理容人业务管理的各个环节，有关规章制度不健全且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如对商的管理，迁就的多、制约的少，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不仅没有很好地研究环节的风险控制，反而通过协议将银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转移给保险公司自己承担，造成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经营过程中银行的风险责任缺位，从而进一步弱化了银行的责任意识。对投保人的资信调查是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控制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目前我国社会信用的基础十分薄弱，经济活动中信用缺失现象严重，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为保险公司开展信用资信调查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另一方面，一些公司有制度不执行或执行不坚决，工作不够扎实、细致，相关制度不能得到很好地落实，调查程序流于形式。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过员工、亲属以个人购房名义或通过虚增楼房面积、虚增楼层骗取银行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一些犯罪分子勾结不法车行，利用假身份证骗取银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等。这些情况时有发生，说明保险公司在资信调查环节仍然存在较大漏洞。
二、加强管理，促进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发展
（一）要提高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重要性的认识。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业务总量中占的比例较低，未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关注；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所具有的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消费信贷保证保险风险的巨大性和滞后性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保险界应加强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研究和分析，要站在经济全局的高度，认识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要站在保险业发展的高度，分析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自身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保险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要站在防范保险业风险、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高度，提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加强和改善业务管理，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增强做好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责任感。
（二）要强化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目前，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管理环节产生的，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主要风险是管理风险。因此，加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管理，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手段。
1.健全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的风险点多，业务环节多，操作程序复杂。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流程是业务健康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保险公司要充分认识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风险的多样性，在商的选择、投保人的资信调查、逾期贷款的跟踪管理和追偿等各个环节都要健全管理制度，加强业务人员的培训，落实责任制，彻底改变制度不健全、管理粗放、责任不到位的状况。
2.授权经营、集中管理。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属于高风险业务，要求具备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授权经营、集中管理是一种有效控制风险的经营模式选择。分级授权经营，由上级公司按照统一标准对下级公司经营该业务的资质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允许具备条件的公司开办此业务；业务管理则集中到省级分公司，应开发专门的业务管理系统、设立专门的业务部门负责核保、核赔、债权追偿等具体管理工作。
3.加强对商和销售商的管理，认真做好资信调查工作。要加强对商和销售商的业务宣导，提高其对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作用的认识，端正经营思想和行为。消费信贷保证保险是商、销售商扩大经营规模，增加销售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商、销售商防范经营风险的重要措施。保险公司和商、销售商之间是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应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资信调查工作是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业务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风险控制的重要节点。要充分利用社会上公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资信平台开展资信调查，尽可能地扩大对投保人信息的采集范围，确保信用评级的科学性、客观性。同时，应加强各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4.加强市场研究，及时总结经验，调整经营策略。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属于新兴业务，保险公司业务数据积累不够充分、管理经验不足。加强对银行消费信贷业务和消费信贷保证保险市场的研究，及时发现和总结业务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整公司经营理念和经营行为，可以有效地防止风险的扩大。例如通过对发生赔案的业务进行分析发现，法人类、营运类、工程机械类业务的出险率高，保险公司可以采取细分客户群、提高首付款比例和担保条件、限制抵押物用途等方式来预防和降低可能由此产生的风险。
1.家庭财产保险产品设计同需求
脱节从家庭财产保险的产品设计上来讲，家财险的产品种类可谓繁多，产品种类从传统型到综合型，种类较为齐全。然而，在家财险产品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家财险却发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产品种类的设计不能有效的同需求相匹配。一直以来我国保险主要依靠集体销售的模式，后来依靠银行按揭式半推半销模式，而在这些产品的开发中，并没有考虑消费者的需求。
2.家庭财产保险营销力度较弱
家庭财产保险较弱的营销力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保险公司对销售渠道的依赖。早期的保险公司主要从事单位集体投保的保险业务，后来，随着银行保险业务的开展，保险公司开始同银行开展合作，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在其他渠道建设方面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加之银行对保险业务的非专业性，不仅使得保险企业因手续费产生了额外的负担，而且业务拓展进展也较为缓慢。另一方面，由于过低的业务提成率，家财险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激励性，许多业务员不愿意将有限的精力投资于家财险的推销中去。
3.公众对于家庭财产保险的参保意识较为淡薄
由于我国民众长期受计划经济时代思维的影响，加之我国特殊的消费文化观念，使得人民群众的风险侥幸心理较为根深蒂固。在灾害发生之后，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国家和单位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财产保险较低的业务提成率，使得许多保险公司不愿意花大力气去做该产品的营销推广工作，致使人民群众对家庭财产保险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无法刺激他们的需求。
二、有效推动我国家庭财产保险发展的有效策略
1.推动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多元化
关注与需求的匹配家庭财产保险在我国实现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解决需求的匹配问题，也就是明确消费者的核心需要和基本需求以及如何有效的满足这些需求。现阶段，多数家财险主要针对对象多为各种自然灾害。然而，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住房条件极大改善，传统形式下，针对自然灾害的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人们的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应当与时俱进，跟上时展的需求，尽快改变家财险保险的范围。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家财险是将地震排除在外的，而地震恰恰是我国民众参保关注的重点，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固守在过去的条条框框里，应当根据时间、地点、地区的特殊性，制定灵活多变的家财险政策，以期同需求相匹配。
2.将家庭财产保险同国家政策
相结合上文讲，为了满足与需求相匹配的要求，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地区，时间等因素的不同，开发不同的家财险产品品种，如此以来就会不断放大保险的标的范围，而使得风险责任不断放大。特别是将地震加入保险的范围，更会无限地扩大风险的责任，这会造成企业的巨大负担，因此，保险公司在风险无法有效承受的情况下，应当同国家的需求和政策相结合起来。一方面，国家为了更好的应对地震风险，应当将地震风险归类为政策保险，给投保地震的消费者一定的保费支持，同时给保险公司地震险一定的补贴，另外可以通过构建地震险保险基金，为地震灾害增加牢固的保险支持。另一方面，有效将家庭财产保险同地震风险家庭财产保险相结合。当国家对地震险销售给予补助时，保险公司会获得足量的激励，会在该领域投入大量的销售精力，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借地震险的激励，将家庭财产保险结合销售出去。
3.构建重灾保险基金及再保险的债券化组合正因为重灾的巨大破坏性
使得重灾赔偿工作成为了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随着重灾事件的不断发生，尽快出台有效的灾害管理办法刻不容缓。正如前文所讲，作者认为可以将地震险作为政策险，将国家，企业，个人家庭的力量集中起来，共同抵御灾害带来的创伤。但仅仅依靠上述方法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构建巨灾基金制度，把适当业务进行再保险，并在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使风险更好的在国际上分散。因为虽然直接保险与国家拨款每年预计可以集聚的资金很可观，但我们应该使风险在更大范围、更彻底的分散。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与巨灾再保险、产品债券化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使风险更好分散，而且不至于把太多的分保费分给再保险公司。充分发挥我国家财险的作用。
三、结语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00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开始萎靡不振，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图1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过程。以2000年为分界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则正好相反。其中最终消费率先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49．5％；居民消费率则从46．6％上升到47％，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33．5％。同一时期，居民储蓄率则是从24．2％下降到23．9％，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50．2％。图2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并不相同。其中1995－2000年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加快，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3．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为1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由此可见2000年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所引起的，而消费下降并不是由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传统的福利制度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逐步展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开始降低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已有的研究表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是由不确定所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动机已占到57．7％，其中为医疗（养老＋防病）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占总储蓄意愿的12．3％（甘犁、刘国恩，20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居民经历了比农村居民更为曲折的改革路径，因此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农村居民，其消费倾向也快速下降。在几项重大体制改革之中，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具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城居保这项重要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政策效果。
（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保险制度只覆盖了部分城镇从业者，没有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和无缴费能力的职工覆盖，上述弱势群体只能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为了完善城镇的医疗保障制度，填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空白区，国家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居保主要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居民为参保对象，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并引导个人、家庭和集体等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逐步覆盖我国全体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保障城镇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城居保在全国79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由于城居保所要覆盖的人群是经济水平多样化且分布分散的多个群体组合，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有些试点城市也在尝试以户为单位自愿参保。根据CFPS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得到调查地区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结果见表1。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样本城市城居保的参保比例为12．29％。2007－2008年间城职保的参保比例小幅增加，而城镇居民中新农合和其他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大幅下降，可见没有医疗保险人数比例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城居保参保比例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变迁情况，以分析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该项目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通过PPS抽样方式进行了入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两年样本的整理，获得了模型回归所需要的845个家庭所有变量的面板数据。本文按照臧文斌等（2012）的方法区分城居保家庭与非城居保家庭，把在2007年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并在2008年至少有一人参保的家庭作为城居保家庭，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但在两年里都没有参保的家庭作为非城居保家庭。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把前一组作为实验组，后一组作为控制组，来考察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城居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其中人均医疗支出要高于非城居保家庭，而其他各项支出都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另外，城居保家庭男性户主所占的比例高于非城居保家庭，全体样本户主年龄平均大约为54岁，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比非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大6岁左右。户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绝大多数，且城居保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
（二）计量估计方法及变量设定
我们首先用双差法（DID）来估计城居保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居民是否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自愿行为，而差分的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由于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双差法可以消除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选择性偏差，在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时较好地控制了家庭和年份的固定效应，模型中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被家庭固定效应所控制，而所有家庭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由年份固定效应所控制。本文中双差法（DID）的回归方程如下：Yit＝α0＋α1Yeart＋α2Secut＋α3Yeart＊Secut＋α4Xit＋α5Dit＋εit其中，Yit是家庭i在时间t消费支出①的对数值。Yeart是代表年份固定效应，如果2008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Secut代表家庭固定效应，是用来区分控制组（非城居保家庭）和实验组（城居保家庭）的变量，如果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在调查期间参加了城居保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Yeart＊Secut是时间和保险政策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代表DID模型估计城居保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Xit代表随时间变动可能会影响消费行为的户主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及其平方②、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③；Dit代表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④、家庭常住人数⑤、家庭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该模型中交叉项Yeart＊Secut的系数α3代表城居保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净影响，理论上讲由于家庭参加了医疗保险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减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可能下降，因此α3可能会大于0。但该理论假设成立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城居保是自愿参加的，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即那些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选择参加保险，为了消除这种选择性偏差，我们借鉴白崇恩和李宏彬（2012）的方法通过加入年份和2007年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来控制不同初始健康状况的家庭在消费上有不同的潜在时间趋势。另外，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可能本身比不参加的家庭富裕，而且不同收入家庭有不同的消费增长率，同样我们通过加入年份和收入的交叉项来允许消费的时间趋势随收入而变化。
三、实证结果
（一）城居保对家庭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自付医疗支出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只估计了时间、城居保以及交叉项和对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随后逐渐放宽模型假设，模型（2）中加入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年份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交叉项，模型（3）加入年份与家庭初始健康状况的交叉项，模型（4）加入户主和家庭变量特征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模型交叉项回归系数都为正，但在10％以上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说明城居保没有增加参保家庭的自付医疗消费支出。可见城居保政策在并未明显增加居民医疗负担的同时提高了城镇居民对医疗服务利用效率（Lin，2009）。可能的原因是城居保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相对价格，改善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参保家庭的相关福利水平。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增加1％，医疗消费支出会相应增加1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医疗服务既是必需品也是正常品，其需求随着收入的增加也逐渐增加，但增长的速度随着收入增加而逐渐降低（黄枫，2012）。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有着明显的增加，可见参加城居保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家庭医疗消费支出逐渐减少，但从年龄平方的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当户主年龄达到约35岁以后，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则随着年龄增长开始增加。户主已婚家庭在医疗消费上的开支要多于未婚家庭，可能原因是已婚家庭抚养小孩的可能性较大，医疗花费也会相应增加。户主的教育年限对医疗服务支出有显著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5．7％，可能是因为受教育越多的人自我保健意识越强，会增加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越多，医疗消费支出也越多，即家庭成员每增加一个人，医疗消费支出增加3．4％，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增多的同时也增加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而且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增强了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使得家庭成员可以更多的利用卫生服务。参加公费医疗的人数每增加一个人，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增加6．7％。值得注意的是公费保险人群医疗支出的增加要大于其他保险人群，反映出公费医疗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保险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增加较小，与所有人群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赵绍阳，2010）。
（二）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家庭非医疗消费支出的DID回归结果见表4，在此不包括医疗消费支出，以避免参保家庭由于医疗支出增多所带来总消费支出提高的偏差。模型回归步骤同上。四个模型交叉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城居保的家庭的非医疗消费额大约增加6．9％，可见城居保对非医疗类消费的正向作用比较稳健。这个估计结果要小于臧文斌等（2012）估计我国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13．0％），但是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Medicaid条件放宽后家庭消费的增加相近（5．2％）。可能的原因是北京、上海、广东属于我国收入较高的地区，因此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要小于其他城市。就参保家庭而言，2008年参加保险家庭的人均非医疗消费大约是11147．06元，6．9％的增幅大约是769．1元，要高于各地的保费支出①。从表4可知2008年城镇家庭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211，所以城居保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也要高于政府直接的现金转移支付。参保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医疗保险减少了参保家庭的医疗开支，使得家庭可以把节约的开支用于家庭消费的其他方面；另一个也是因为参加保险减少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居民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用于增加当期消费。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初始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非医疗消费会降低，可见潜在的医疗负担会减少家庭消费，但负向效应较小，表明医疗保险减轻了医疗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费保险的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户主特征变量方面，户主的教育年限对非医疗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户主教育每增加一年，家庭消费平均增加7．8％。这可能是因为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具有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收入预期，所以这样的家庭具有较强消费能力。在家庭特征变量方面，家庭常住人口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常住人口每增加一人，家庭消费增加2．9％，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也趋向增加。但如果家庭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家庭规模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将逐渐下降，可能是由于消费支出较高的家庭自身生活质量较高，因此家庭规模变动所引起的消费支出变动较小（郝东阳，2011）。家庭中参加其他保险的人数越多，非医疗消费支出就会越高，参加公费医疗和城职保的人数每增加一人，家庭非医疗消费分别增加6．3％和5．2％。值得注意的是公费医疗保险对消费正效应要大于城职保，反映了参加医疗保险人群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低于其他的社会群体，特别是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更是如此。
（三）城居保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居保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接下来我们考察了该政策对不同收入的参保家庭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5。本文根据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分布把所有参保家庭（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等分组，即家庭为年人均收入少于或等于10000元的家庭为低收入家庭，收入界于10000元和27000元的家庭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在27000元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从非医疗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低收入家庭参保后其非医疗消费支出比参保前增加11．9％，但中高收入家庭的非医疗消费在参保前后没有显著变化。城居保对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影响和臧文斌估计结果（13．0％）接近，可见城居保对于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地区的低收入组家庭消费的拉动效应和其他城市大体相近，但参保对于三个地区的中高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分项消费的回归结果来看，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①的正向影响最大（系数为0．094），可见低收入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大部分用于增加家庭日常开支。其次，参加城居保对教育支出也有显著的正效应（系数为0．072），说明由于医疗支出的不确性减弱，使得低收入家庭调整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构成，相应增加了教育支出。最后，参加城居保对居住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居住支出属于家庭的长期规划，短期变化弹性较小。对于中高收入家庭而言，参加城居保对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参保对中低收入家庭医疗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095和0．038），可见因为医疗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医疗负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述结果表明参加医疗保险释放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需求，但对高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没有明显的影响。
（四）城居保对不同地区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
城居保对三个地区城镇家庭各分项消费开支的DID回归结果见表6。在非医疗消费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非医疗消费支出增加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广东，非医疗消费分别比参保前增加11．4％、9．7％和8．1％。从分项消费支出的估计结果来看：在教育支出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1．2％，其次是上海和北京。考虑三个地区不同的家庭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家庭在校子女的人数最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广东的教育支出为何增加最为明显。在日常生活及其他支出方面，北京家庭参保后该项消费增加最多，比参保前增加10．1％，其次是上海和广东，说明参保后的北京家庭把减少的预防性储蓄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消费和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由于日常生活支出是家庭非医疗消费的主要支出，因此参保对于日常生活支出的影响和非医疗消费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家庭医疗消费方面，广东家庭参保后该项支出增加最明显，比参保前增加了9．6％，其次是上海和北京。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三个地区中北京家庭的健康状况最好，其次是广东和上海。从过去半年的患病情况可以看出，北京近半年来从未患病的比例高于上海和广东。广东近半年一度患病和二度患病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上海近半年来一度患病的比例高于北京，二度患病比例和北京相近。其他控制变量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基本上是符合理论假说的。例如，户主变量特征方面，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对家庭的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其中北京地区的正向效应最明显，然后是上海和广东。分地区数据显示，北京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达到了10．3％，上海的比例是8．8％，而广东的比例仅有4．2％，不足北京和上海的一半。家庭变量特征方面，家庭收入的增加对非医疗消费有正向效应，其中上海地区的正效应最大，广东居中，然后是北京。这可能跟各地的收入水平有关。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最高，约2．1万元；广东居中，约1．4万元；北京最低，约1．3万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0）。
五、简短的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保险公司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履约责任
货款购车消费信贷履约保单借款合同
一、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我国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发展迅猛。截至2003年11月末，汽车消费贷款的余额已达1800多亿元。全国“私车族”中，近20%使用了汽车消费贷款。2002年底，全国各金融机构汽车消费贷款余额为1100多亿元，而截至2003年7月底，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车贷余额就高达1409亿元。（1）从2000年起,银行与保险公司联手打造汽车消费信贷的“蛋糕”,使得汽车消费信贷不断升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市场越做越大。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大力发展也带动了其它车辆险业务的发展。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甚至成为一些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增长点，有些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占比有时达到50％以上。
但是，去年8月，车贷履约险，相继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苏州、杭州等城市被紧急叫停。今年1月，中国保监会颁布《关于规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财产保险公司现行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在3月31日前停止，并对新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采取了“紧缩”政策。
广州保险同业公会今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广州地区各财险公司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平均赔付率高达135.57%,个别公司的赔付率竟达到400%。所有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无不在这一业务上陷入亏损的泥潭。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底,广东省内各保险机构收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保费共计2.039亿元,而因借款人未按约定还款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的金额高达1.5843亿元(2)。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消费者、汽车经销商、贷款银行和保险公司均有责任。
在购车人方面。由于我国尚未成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社会信用环境相对较差。加上保险公司、贷款银行管理上的漏洞，作为贷款购车者，在发现违约成本较低时，往往选择违约，甚至欺诈。由于近年汽车不断降价,一款车型一次降三四万元并不鲜见。贷款购车人买车时花去了几十万元。(3)但几年后可能连对折都不值。当贷款人发现为旧车还贷比买辆新车交的钱还多时,就可能故意不还款。一些经营者利用汽车消费贷款的有利条件，购置车辆进行商业运营，这不仅加快了车辆的折旧，而且，贷款人还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车车辆损失风险和商业风险。最终造成大量购车人到期无法按约还款。更有甚至者则利用贷款银行和保险公司管理上的漏洞进行诈骗。如将还车贷的钱挪作它用。或恶意车贷，车一到手就立即转卖“黑典当”或“地下钱庄”，随即隐匿行踪，进行贷款诈骗。由于我国信用体系的滞后，信用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据调查统计平均违约率高达30%，使保险公司无法承受，导致保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理赔诉讼纠纷不断，青岛市6亿多元车贷险理赔诉讼就是一个典型案例（4）。
在汽车经销商方面。作为经销商，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汽车销售量，至于购车人是全额购车还是贷款购无所谓，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保证保险增加其销量和手续费收入则一举两得。如果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对购车人的资格、风险进行认真地调查或评估，必然会有相当多的有购车意向的人不符合购车条件，这与经销商的利益相悖。所以，经销商总是尽可能使所有的贷款购车人符合保证保险的条件，增大了保险公司和贷款银行的风险。在法律实践中，经销商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贷款银行方面，贷款银行最大的责任就是放松了贷前审查。作为贷款方，商业银行认为通过保险公司的履约保证保险来保证贷款的安全是几乎无风险的贷款。根据一些保险公司相关条款的规定，保险公司可就银行贷款的90%提供保证保险。因此，一些银行在放款的标准上远远低于保险公司的要求，甚至认为：只要有保险公司提供保证保险，银行可以不做贷前的风险调查或评估。降低汽车消费贷款门槛了。如:大幅下调首付比例,有的银行甚至推出了“零首付”；将规定的3年还贷年限延长到5年--8年；大幅下调贷款利率；将放贷人对象逐步由高收入者扩展到一般的工薪阶层；放宽、简化信用审核,甚至取消担保人制度等。
在保险公司方面。事实上，保险公司在汽车消费履约责任保险方面大幅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该险种的风险管理不善。作为保险人，保险公司承担了该消费贷款90%的风险，但是保险公司内部没有专门的对信贷风险进行评估、风险管理的部门或专业人员，缺乏对信贷风险的评估、防范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导致的结果就是过分依赖贷款人。而银行对汽车按消费贷款的发放,是根据保险公司调查材料和履约保单、机动车辆保单签发的,如此的操作程序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风险。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近两年保险公司为拓展经营而推出的一项新业务。我国办车贷保证保险时，该险种尚未引入精算机制，对面临的信用风险既没有历史数据，又无法准确预测，只是在对市场前景的憧憬中推出了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地设计产品很难保证对风险进行有效地控制，忽视了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保险公司承担巨大的损失也是再所难免的。另一方面，部分基层保险公司迫于规模压力，为做大业务，与银行签订了大量的补充协议，将保险业务变相转为担保业务。这也是保险公司在该险种上出现大幅亏损的一个原因。
三、汽车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中的法律关系
在实践中，汽车消费贷款履约责任保险一般是这样操作的：首先，由保险公司、贷款银行和汽车经销商之间订立合作协议，作为三方合作的基础。根据该协议，汽车经销商协助购车人与贷款银行签订汽车消费贷款的借款合同、与保险公司签订汽车消费贷款履约责任保险合同等。有时，经销商也可以为购车人提供借款保证。所以，在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中经常涉及四方当事人：银行、借款人、销售商和保险公司。其中的法律关系包括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银行与销售商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借款人与银行（有时是保险公司）之间的消费品抵押合同关系、和保险公司与借款人、银行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其中，产生纠纷最多的是担保合同与保险合同。所以解决这类纠纷的关键在于区别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合同。
履约保证保险合同是信用保险合同的一种，信用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在信用放款或信用赊销中因债务人基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未能如约履行合同而遭受损失作为保险标的，由保险人为其提供风险保障的一种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与信用借款合同和买卖合同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是独立的财产保险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合同属于保险法调整的对象，这种保险合同虽具有保证的性质，但其与保证在责任承担，追偿权行使的方式等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保证担保合同是当事人根据担保法订立的，受担保法的调整，根据担保法的规定：保证合同一般是从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从合同无效。但是履约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根据大数法则和保险原理，根据保险法订立的。是一个独立的合同，它虽然与借款合同或买卖合同有一定的关系，但其效力不受借款合同或买卖合同的影响。虽然民事合同是保险合同的前提或基础，保险合同并不是民事合同的从合同，民事合同的权利义务是保险人确定承保的条件的基础，但不能改变两个合同在实体上或程序上的法律独立性。
四、汽车消费履约责任保险纠纷的处理
去年以来有关汽车的投诉和官司剧增。据北京市工商局统计，汽车已成为北京十大消费投诉热点之一，2003年度共受理汽车投诉272件，其中因车贷引发的纠纷又占了大头。杭州上城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顾震辉透露，去年上半年，他们受理的610件金融案件中，汽车信贷官司占到八成多，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近4倍，涉案标的1.71亿元，同比增长7倍。
笔者认为：在处理这种复杂的纠纷时，在实体法上要分清各个合同的性质，明确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从而确定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然后根据实体法上的法律关系确定诉讼法上的问题。
首先，抵押人应当首先承担担保责任。在主次关系上要明确抵押合同与保证合同和保险合同的关系。在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中，银行和销售商为降低风险，经常要借款人用所借款项购置的消费品设定抵押，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是物权的一种，而保证合同与保险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债的关系。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则，当借款人不能归还到期债务时，权利人应当首先行使抵押物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担保法第二十八条也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所以，抵押人应当承担第一顺序的责任。
其次，保证人应当承担第二顺序的责任。在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中，银行一般都要求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实践中多由销售商作为这种保证人。既然是连带责任保证，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第三，保险人承担第三顺序的责任。保险是根据大量法则，对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无法控制的风险进提供保障的商业活动。近代以来，一般规则及其模式为：通过立法及其解释将保险事故之范围定性为“偶然事故或意外事故”。消费贷款履约保证保险，顾名思义，是保险人保证债务人履约的一种保险，它是对债务人的履约能力或履约信用提供保险，如果债务人丧失履约能力，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债权人只有在其债权无法实现的时候，才能行使其附属权利。如果债务人有履约能力而不履约，债权人可以通过司法程序保护其债权。既然有抵押权和和连带责任保证，说明债务人还有部分履约能力或履约的信用能力。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是以被保险人丧失履约能力为保险事故发生而承担保险责任的，既然被保险人还有上述履约能力或履约的信用能力，这时就不能认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保险人仅应当承担在抵押人、连带责任保证人之后的第三顺序的责任。
第四，保险合同与一般的合同具不同的法律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将原《经济合同法》中的其他八种有名合同都收进了新法，却单独把保险合同剔除了，这本身就说明保险合同虽然也具有一般合同的特征，但是它作为一种射幸合同具有独特的补偿，所以，保证保险只能作为债务人不能履行义务、担保人也不能履行义务时的一种补偿。
另外，银行作为债权人有义务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范和控制自己的风险。如按照贷款程序严格审查借款人和保证人的履约能力，严格审查抵押手续，以保证自己债权的实现。如果保险人首先承担保险责任的话，容易增加借款人的逆选择，导致大量的道德风险的发生。
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上的法律关系复杂，导致一些诉讼上的争议，如诉讼的管辖权问题、诉讼当事人的确定问题。在汽车消费履约责任保险纠纷的诉讼管辖方面。它不受民事合同约定的限制，由于保险合同与借款合同有一定的基础关系，所以，在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上也容易产生争议。法律实践中，这两类合同均有争议的处理条款，而条款中均选择了不同的法院管辖，笔者认为，这保险合同与借款合同是两独立的合同，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一般不应合并审理。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要考虑责任保险的性质，作为责任保险，合同的标的不是投保人借款所购的汽车，而是投保人的履约责任。所以，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一般应由被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在诉讼当事人的确定问题上，法院在审理借款合同纠纷和担保合同纠纷时一般不应当追加保险人为第三人或列为共同被告。
五、防范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风险的一些建议
据估计,到2005年,我国有购车能力的家庭将达到4200万户。（4）对于开办汽车信贷的金融机构来说,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份额；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理应也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同时，该险种还可以给保险公司带来长期的、较为稳定的车险客户，从而带动其它车辆保险产品的销售。可以说汽车消费贷款履约责任保险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吸取以前的教训，加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风险的防范和管理。以前，部分保险公司在经营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过程中，操作不够规范。如放贷管理不规范，贷前调查走访、健全档案等各项制度没有很好落实，在签订协议时将保险责任无限扩大等。这些都使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成本和承保风险不断加大，赔付率不断上扬。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委托汽车经销商或银行开具保证保险单，在对信贷对象信用情况的调查审核中很难发挥作用。所以，保险公司要建立完善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风险管控制度，规范操作流程。严格限定贷款人的资格，加强贷前风险审查，将贷款车的用途严格规定在个人消费方面。
其次，保险公司应当更新经营理念，坚定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思想，调整经营策略。
目前，部分保险公司仍然采取以盲目追求保费规模为中心的粗放型经营方式，而总公司和分公司经营目标的差异性更加强化了保费收入最大化的经营模式。分公司不掌握投资权，其可支配费用直接同保费收入挂钩，因此分公司大都将保费收入作为首要经营目标，陷入尽可能扩大保费规模以获得经营费用最大化的恶性循环。这样，一些保险公司为扩大保费规模，自觉不自觉地放松了风险管理控。在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汽车经销商扩大了销售量，银行转嫁了信贷风险，所以，对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乐此不疲，在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成了保险公司最容易扩大保费规模的险种。可见，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迅速发展是这种经营理念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