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9 21:04:28
序论：在您撰写中国民间艺术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图案艺术表现丰富。若剪纸的图案单调，只会让人觉得乏味，也就不至于流传至今。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形式多样，含有清新质朴的特质，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感觉，而这都与中国农村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脱不开联系。在朴素憨厚的农村环境下所诞生的剪纸艺术，具有一定的质朴的表现：所谓天圆地方，剪纸大多采用圆形花样，将四面对齐，进行折叠，运用直线和曲线的灵活结合，剪出想要的图案。而团花格式是剪纸艺术中最古老的一种剪纸格式，亦是生命力最顽强的表现形式，至今仍然在使用这一表现形式，如绘画上、建筑装饰上。
（二）图案表现的题材多样。剪纸艺术来源于生活，因此剪纸的图案大多是生活的反映，譬如：一帆风顺、三阳开泰、四季平安等，这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祈福；松鹤延年、寿比南山、八仙祝寿等，是对长辈的美好祝愿等等。这都是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围绕着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剪纸图案的表现形式由此展开，既有鲜明的图案，有包含深刻的寓意，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期望人民的生活可以风调雨顺，和睦幸福。可见，剪纸图案的题材来源于生活，又反映于生活。
（三）剪纸艺术的用途。剪纸有形式多样的图案样式，有广泛的表现形式，且剪纸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可以作为装饰品，直接张贴在门窗上或墙壁上；可以作为刺绣的底样，用于衣服或床具上；亦可用于印染，作为蓝印花布的印版将其用于衣料、被面上。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始终贯穿于人民的生活之中，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二、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创新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深远，带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一直流传至今，古老传统的剪纸艺术相较于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较为落后，因此，这就需要对剪纸艺术进行改造创新，使其与时俱进。
（一）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1、运用于平面广告设计中。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中国民间美术的一种艺术体现，而这，也是现代平面广告设计研究的一项重要的课程。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无一不体现了劳动人民的丰富的智慧和设计思想，这是一项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包含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和审美精神的体现，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应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丰富民族个性，传承民族文化。2、运用于服装设计中。剪纸艺术从古至今一直被运用于服装设计中，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图案具有特色，不论是清新典雅，还是奢华高贵，剪纸艺术都可以将其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剪纸艺术一直饱受青睐。将剪纸艺术与服装设计相结合，在服装设计构思上，吸取剪纸艺术的优点，设计出“美”的服装意境，将“形”“意”“神”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向大众传递，共同将中华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更好地传播中华民族文化。3、运用于装饰设计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始着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也讲究美观有内涵。针对室内装饰设计，室内家具的隔断、壁画等，都可用剪纸艺术的形式将其呈现，在剪纸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巧妙地赋予其新的审美内涵，使其简洁大方，富有浓郁的民族审美情调。
作为一种极特殊又普遍的文化现象，舞蹈艺术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任何舞蹈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它不仅可以传达思想感情，更能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由曾小梅所著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2015年12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书对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弘扬与传承，也是一项极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民间舞蹈艺术文化通过最直接生动且颇具感染力的方式，清晰地展现出了各地的民族民间风俗、生活习惯以及当地人民的性格、气质以及生存状态等。这也使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在我国艺术文化中长期屹立不倒，因此，探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艺术的传播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涵盖了众多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相关知识，并配有相关图画，语言流畅，结构完整，理论性强，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该书中关于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艺术具有两套理论观点：其一，只有最原始的民间舞蹈才能真正传承民族舞蹈的精髓，而现代许多民俗文化舞蹈与真正的民族舞蹈相差甚远，不能够被列入民族民间舞蹈的行列，只能称之为创意性舞蹈艺术。其二，只有经过精细的提炼，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舞蹈艺术。没有经过细致提炼且缺少系统编排与制作，也没有专业人士进行指导的舞蹈，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舞蹈艺术。这两种观点深深地影响着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民族民间舞蹈只有通过生活的加工才能获取更多观众的认可，而对原始舞蹈状态的过度强调则会对舞蹈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与进步随时代的发展共同前行，在传承与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学习的价值，既要融入创造性，又要保留原始的民族特色，创新与传统共存，才是发展提高的关键。而在继承方面，作者谈及了若干种看法，首先要尊重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对待许多没有明确记载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形式也要积极学习，并传授给后人；其次，对于我国而言，许多民俗活动中也包含着舞蹈的精髓，因此，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引导，积极传递，将这种舞蹈精神传达给每一个需求者、爱好者；再次，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让更多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走进学校，搬上课堂，通过板书的形式对民族舞蹈文化进行讲解，不仅能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和接受民族舞蹈文化，还可以让学生的视野得到拓展，知识得到提升；最后，舞台是民族民间舞蹈表演的主要场所，显然，观众更乐于接受这种舞蹈表演形式，因此，要充分利用舞台这一有利媒介，以精致的表演感染更多的观众，从而有效增强传播速度。
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具有独特的发展特性，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民族民间舞蹈具有极强的民族性、群众性，这在我国文化领域不仅是一种心态的体验，更是一种美学价值的传承，尤其对于我国来说，民族民间舞蹈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同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秧歌、腰鼓、舞狮等舞蹈形式都是民间舞蹈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娱乐性质的同时，也体现出现代生活状态的和谐。感彩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一书十分重视的问题，浓郁的感彩是民间舞蹈的重要特点，它是大众情感、内容形式、风格特色的表现，也成为一种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具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舞蹈，这些舞蹈或寄托了人们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或传达了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傣族的泼水节，苗族的板凳舞，安塞腰鼓”等民间艺术形式和传统节目，都是这一特色的重要体现，这些舞蹈传达了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记录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众多变化。
总之，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艺术的传播需要发展与继承，不仅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而且还要做到在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创新。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伴随着经济的深化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提升，审美观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传统观念已经不能符合当前的发展需要，在时展的浪潮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事物为人们所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也在丰富着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l展和创新，这促使更多的观众去接纳和理解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文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对于民族艺术的审美。同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书籍。
（张静/硕士生，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在多元文化极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促进了新工艺技术的产生，中国民间美术这个传统文化形态与现代艺术设计不可避免地交融在一起，给新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新工艺技术带动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同时也使得中国民间美术这种传统文化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如印刷技术革命性的进步使手工印刷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印刷品真正开始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也正是由于印刷品发展，使得各种平面设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后摄影艺术的出现，使现代艺术设计越来越完美，到了现在，电子媒体的产生更是让现代艺术设计锦上添花，它五彩纷呈的视觉艺术表现形式极大丰富了受众的视听语言，成为现代艺术设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现在是网络时代，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新的艺术设计形式应运而生，正像我们现在每天都接触到的网页设计、多媒体艺术设术等，无限地扩展了现代艺术设计范围，使它向世界领域发展。现代设计在20世纪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美学观念，实质上是缘于大工业化生产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生活更是密不可分。从整体上来看，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思想特别注重新的视觉语言表达，它在思维形式、表现手法、创作理念和相关媒介上都进行了创新，与传统艺术有了很大区别，换句话说，西方现代设计对现代艺术设计有着极深刻的影响。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作为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的民间美术由于失去了原有生态环境中的依托，渐渐从历史舞台中退出。如传统的民间木版年画，手工印制工艺复杂，过去一度用来成为欢度年节的装饰品、大众传播的媒介品等，而现在随着室内装饰的变化，已经被新的艺术形式所取代。中国现代艺术设计起步较晚，西方的现代工业设计产品、时装设计等逐渐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中，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我们一味模仿、引进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理念时，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却正在慢慢消失，现代艺术设计软件工具的使用确实拓展了设计师的创作思维和表现技巧，但民族品位中形式的美感和文化的内涵是用现代设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设计师不但要拥有良好的艺术修养，还必须充分掌握民族的历史文脉和个性，才能设计出不脱离时代潮流，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优秀艺术设计作品。
二、中国民间美术的艺术特征及其审美价值
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广博的阶层文化，这种代表平民大众文化的造型艺术，被叫做“民间美术”。民间美术对于职业艺术家的艺术有很多区别，因为它不只是出于欣赏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满足日常的生产生活、人生礼仪以及相关信仰忌讳等创造的群体性艺术，大多数情况下，是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和手段来表达自身的美、物品及生活环境。是劳动人民群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于文化、精神和理想生活的追求。中国民间美术种类丰富，风格多样。例如，我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剪纸艺术，就是老百姓最为普及的民间艺术之一，在民间流传极广，历史也很悠久。在北方，老百姓们喜欢用剪纸剪成的窗花贴在窗户上进行装饰，寓意辞旧迎新。再如，有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在中国是非常悠久、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多流行于农村春节，内容大多含有祝福新年的意义，来源于远古自然崇拜和信仰，成为百姓们驱邪纳祥、美化生活的节日风俗。木版年画的题材非常繁多，如“大庆丰年图”，表达了劳动人民迎新春、祈丰年的美好愿望，其吉祥寓意和新鲜红火的景象为新一年映衬了喜庆的节日气氛。又如，中国的民间皮影，极富地方特色，民间艺人将皮影与木偶结合，还配以民间小调，通过灯光、影幕、音响、唱腔，其造型结构也多种多样，是最富感染力的乡土艺术，尤其是以陕西皮影为代表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另外，更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民间陶瓷，来源于生活、根植于民间，不仅具有审美艺术性，在生活中还有实用性，中国景德镇就被誉为陶瓷之都，具有朴素的情趣和接近自然的艺术韵味，基造型上的简洁和装饰上的流畅，使它一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民间美术集实用与审美的协调为一身，它代表了中国民间最质朴的审美观念，如老百姓常用的“绣花肚兜”即是用来贴身穿着来避免肚子着凉，而男女恋爱时，常喜欢用它来作为定情的信物，也有用来送给亲朋好友，上面所绣的富有美好寓意的图案也是一种心意的表达。民间美术艺术具有象征性，它所涉及到的吉祥题材总是蕴涵着吉祥的寓意，并通过图形纹样、色彩形式表现出来，作为老百姓吉祥观念的代表性寓意符号承传，充分寄托了劳动人民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民间美术造型最大的特点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和“借物抒怀”，简单地说就是把自然中和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与人们美好的期待进行交融，融入吉利喜庆、迎祥纳福的象征。如“莲花”，人们非常喜欢用它来象征高贵的品德，正如《爱莲说》所说“：清净济用，群美兼得。”充分说明了它出淤泥而不染的特征。又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民间年画，其中以“麒麟送子”为题材的就代表了瑞祥，用于象征家庭繁荣昌盛。因此，我们看到，民间美术存在形态的根本在于它来自老百姓的朴实生活，是中国人本原文化的代表，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从造型上来说，虽没有经过房间的雕琢、修饰，却别有一番滋味，保持着清新、质朴，在朴实中透着精细，在单纯里包含着丰富多彩，堪称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典型代表。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民间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和样式，既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又有深刻的审美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具有极大的精神文化性。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年画、剪纸等，都反应了老百姓的一种精神面貌，溶入了他们的信仰、情感、娱乐文化等，这些具有突出艺术特征的传统艺术无疑会对我们现代生活也有着很深的影响。
三、中国民间美术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
受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如何前行，对于设计者们来说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但纵观它们的艺术发展过程，其实两者并不冲突，民间美术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题材以及创新思想，那么，设计师们只要下功夫深入了解民间美术，就能使现代艺术设计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中国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
中国人的造型哲学基础可以说来源于阴阳观，阴阳一般用来说明日光的向背，简单地解释就是向日为阳，背日为阴，通常用于借喻气候的寒暖。正如我们古代思想家分析的事物一样，都是通过正反两方面进行说明，所以阴阳是用来说明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无论是美术还是民间美术，都会用阴阳这个观点。例如，阴阳太极图的结构，犹如两条鱼首尾相追融合成一个圆满的图形，我们喜欢叫它为阴阳鱼。细心的人会透过远古若干图案、符号、绘画来找到它的身影，最典型的如万字符，从中国远古最有名的人面鱼纹彩陶上就能看到，古人用它来代表太阳、阳光和漩涡。还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凤鸟图，各种绘画中表现出的盘旋腾飞的龙，几乎都离不开太极图形旋转结构。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又把这种造型方法称之为喜相逢，如民间剪纸中的蛇盘兔，就是阴阳这种造型艺术的一种表现，代表着事物阴阳相互对立、渗透和依存的关系。喜相逢这种传统吉祥图案，还被用于刺绣、染织和陶瓷等领域，如青花瓷盘图案，正因为它的这种美好寓意以及简约造型，也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一种设计法则。如某企业就借助其美好寓意，透过太极的理念用两只凤凰旋转互动而成，代表了吉祥与美好，并祝愿企业的前景生生不息。中国的民间剪纸艺术的创作就体现了传统的阴阳观。例如“，抓髻娃娃”一手捧鸡，一手捧鱼。再如“，比翼鸟”“、双头驴”等这样成对成比的造型，都突出了阴阳一体、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哲学观。现代艺术设计创作借助民间剪纸艺术中阴阳哲学观的作用，如在银行的标志设计中，就可以运用中国古钱币与“中”字造型，再运用红色这种中国传统中的吉祥色彩，寓意天方地圆，积极向上。民间艺人出于民俗实用的需要，在有限范围内进行能动性设计创作，发挥其最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于作品中融入自己的感情和想象力，展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如民间刺绣绣花鞋，在有限的面积内，合理安排和设计纹样与辅助纹样。整个图案要包括莲生贵子、百年好合、金玉满堂等内容，才能表达其美满祥和之意，突出中国传统独特的装饰审美艺术，它对现代艺术设计具有指导意义。如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美术这种适形造型法，把大自然的景色引入室内，将现代的时尚性与自然的秀美风光融为一体，拱托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憧憬。
2民间美术艺术色彩对现代艺术设计的作用
关键词：动画教育；动画艺术；民间艺术文化；动画创作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2）12-015-004
数字时代下，新媒体技术与数字化终端的崛起与发展不只意味着动画艺术形式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更蕴含着动画创作的方式与内容的发展变迁。如何培养出能够在未来与世界动画强国进行竞争的优秀动画创作人才，是摆在中国高校动画创作人才的教育面前的一大挑战。
中国高校动画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动画创作人才具备适时吸纳数字技术优点，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与新设备，提高动画创作的技术手段与视觉表现的能力。从目前国产动画的创作过程来看，我国的动画创作人员并不欠缺这方面的能力，高科技的应用早已经渗透在我国动画创作的过程当中，中国高校动画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我国早在2005年推就出了国内首部三维动画电影《魔比斯环》，当是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动画的制作水平已经在向高技术发展，它的重大意义就是告知全世界，中国当时就已经拥有独立生产和制作三
维动画的能力了。
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动画教育要增强动画创作人才提升其所创作动画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能力，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合理结合。目前的国产动画虽然应用着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数字设备，可是创作出来的国产动画片却只能面对低龄化的受众市场，近几年屡创动画电影票房纪录的《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动画电影就是很好的例证。国产动画的低龄化创作趋势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高校动画教育对动画创作人才民族文化培养的缺乏。目前，中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动画专业，从事动画制作的人员也已经不在少数，中国的动画产业看似前景一片光明的背后，却是中国动画片创作人才的极度缺乏，中国高校动画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提高。
2 中国高校动画教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高校动画教育发展遇到了瓶颈，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近些年来培养出的动画创作人才缺乏艺术创造力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将其归因为动画制作的技术水平有限，画面效果无法与国外动画片抗衡。这种过时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目前，我国的动画教育虽然在教学方式和教学设备上已经与数字时代的发展像接轨，配备了先进的动画教学实验设备，并搬用了国外的动画教学课程设置。中国高校动画教育出来的动画创作人才的动画技术制作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况且，中国动画这几年在平面和三维的制作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制作水准同国际动画强国的一线水平还有差距，但也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中国高校动画教育这几年培养出的动画创作人才的动画制作水准是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但是停滞不前的创作思想却阻碍了他们创作出高质量的动画片。为什么配备了顶尖的教学设备和教学课程却仍然难以培养出能够创作出优秀的高质量动画创作人员，这其中既包括中国高校动画教育思路的狭隘问题，也有动画教育人员对于动画艺术认识不足的问题，导致了培养出的动画创作人才难以胜任国产动画的质量发展需要。
动画创作人才的成功培养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实现的。一个成熟的动画创作人才并不仅仅要精通绘画与电脑软件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与一定的创新能力。因为动画是一种文化，动画业被定义为文化产业，它被看作是多学科的互融性与交叉性，从实用性的、解决问题式的活动上升到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现象的大背景下的一种必然。作为现代设计中最重要部分的动画，它集中了美术、设计、服装、电脑技术、美学、文学、社会学、营销学、电影学、表演等最为广泛的要素，是最具有多科性和互融性的学科综合体。因此，动画的繁荣，决不仅仅靠熟练使用电脑、绘画造型能力强就可以做得好的。
动画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虽然具有很强的外在形式的可塑性，但是合适的内容题材的选择才是优秀动画作品所必须具备的。丧失了主题内容的动画作品，就好像没有燃料的跑车一样，纵然被设计制造的再精良，也只是件摆设。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5年雷声大雨点小的中国第一部纯三维动画电影《魔比斯环》，这部动画电影的制作过程历时五年，耗资上亿的大片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三维动画制作技术，到最后上映时却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特色。不论是剧情的设置还是人物造型的设计方面都不免显得有些俗套。从概念构思创新角度看来，《魔比斯环》并没无可取之处，它既没有达到预计中的走国际路线的效果，也没有体现出任何民族性的特色。可是如果站在有利于动画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魔比斯环》则填补了中国动画史上没有三维动画电影的空白，证明了中国的动画制作水准的提高。从这个例子看来，国产动画的制作水准已经不是束缚其发展的主要枷锁了，中国高校动画只有想办法提升动画创作人才的创作构思、丰富动画的表现手段，真正地体现出中国动画的民族性特色，才能培养出能够与从众多动画强国进行竞争，并找到突破的契机的优秀动画创作人才。
相比之下，美国好莱坞在1998年曾经以中国的民间故事《木兰从军记》为故事素材，改编成的动画片《花木兰》在上映的第一周就取得全美票房冠军。但是作为如此优秀的动画故事素材的原产国，中国国内的动画创作人员却对如此耳熟能详的素材“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动画教育对动画创作人才培养的失职，使得现在的中国动画创作人员对本国优秀的民间文化不甚了解，这也是制约中国动画发展民族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中国民间艺术文化对高校动画教育的积极影响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伟大民族。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多样的民族风格，必然使得我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培养出独具一格且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化。它是我国本土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是最能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之一。而将优秀的民间文化中所包含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合理地应用到艺术创作当中去，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文化形态的过程，则成为中华民族体现自身民族特色的主要方式。
动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艺术产品，它的民族特色就如同戏剧一样，主要从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来的民族品格的深度与广度。动画的民族风格是由本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其内容、形式、格调、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需要，尤其是本民族的文化心理需要，体现出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的气质。
首先，从审美心理方面来讲，就动画而言，越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的题材内容，就越容易引起国际动画界的兴趣，越能在世界动画中标出自己的位置，同时也能契合外国观众猎奇的观看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越具有国际性。中国老一辈的动画创作人员就是通过自身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学习和体会，将其运用到动画的创作当中去，才在当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例如：从万氏兄弟于1926年完成中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到后来的《三个和尚》、《九色鹿》、《牧笛》等等，这些民族风格鲜明的作品在伴随着中国动画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中国动画赢得了“中国学派”的美誉。无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在题材选取方面，民间艺术都为这些优秀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取材范围。在题材选取方面，中国动画多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通俗文学为原始素材，进行再创作。例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就来自于神话传说；来自于民间故事的有《马头琴的传说》、《日月谭》、系列片《阿凡提的故事》等等；还有的取材于寓言和成语，例如《三个和尚》和《骄傲的将军》。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由于我国民间美术、曲艺非常发达，艺术形式种类丰富，例如像国画、剪纸、皮影、刺绣和书法这些独特的表现手段都完全可以运用到动画领域当中。中国动画在发展的几十年中，就是吸取了民间美术的营养，创造了许多新颖的动画形式，而且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由于从国画当中得到启示，我国于1961年拍摄的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就为世界动画界增添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新片种；在1963年，又拍出水墨动画片《牧笛》，片中运用水墨表现了人物、家畜和山水，清秀的画面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而这些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动画形式必然只能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遗憾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就被世界动画界所瞩目的中国动画走到今天却迷失了方向，如今这一代的中国动画观众对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片耳熟能详，对国产动画片却漠不关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动画的悲哀。
中国动画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能在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20世纪60年代以来借鉴水墨画、剪纸、木偶、皮影等本土艺术造型语言，创作的动画片都比较优秀，但我们并没有沿着此路走下去，更没有创新。中国本土艺术造型语言非常丰富，但如何能将其转化为动画艺术形式，如何使传统的本土文化符号转化为一种能为当代人所接受和喜爱的动画艺术形象，是需要中国高校动画教育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从本土文化中寻找动画语言，就不能仅仅把一些传统文化样式、民间美术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搬到动画当中，要经过动画创作人员经过自己的创新思考，将传统的艺术形式转化为现代民众能够接受的形式加以表现。如果仅仅是照搬中国水墨画、民间剪纸、皮影等具体艺术形象，将无法脱离这些艺术自身的功能特点，掉入模仿抄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从本土文化、民间文化中应该寻找那些民族风格鲜明，造型独特，而又适应于动画艺术表现的文化资源作为动画素材加以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化、现代化是不相违背的，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构思、如何运用。作为现代的国内动画创作人员，应该注重审视中国本土艺术中最具表现力的造型语言，不论是传统木板年画，还是皮影、壁画等艺术形式当中，都有动画创作所需求的造型元素，但如何把这些丰富的形象具体化、个性化并加以综合提炼，仍需要创作人员进行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其实美的本质是一致的，但美的形式却是多样的。这形式的多样性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自己对动画的不同理解而发展的适合本民族的表现形式，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而对于中国动画，照抄照搬不是办法，重要的是在融会贯通之后，开创自己的民族风格，那样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民族化是指动画的精神内核，一定是反映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风土人情、文化特色，没有民族性便没有个性与特色。
中国本土文化中包容着深厚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形式，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也是很完整的参照。动画不仅是一个影视形象，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后续产品的衍生开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发展民族化的创作道路，坚持从本土文化中发掘宝贵的资源，不仅是国产动画的发展出路，更是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途径。
现在，中国动画的发展正走到了十字路口，曾经的辉煌固然令我们骄傲，但残酷的现实还是逼迫我们进行思考和学习。我们的动画民族化的路子走了几十年，突然走不动了。于是就有人提议放弃民族化创作道路，发展国际化道路。目前中国动画的“洋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是内容题材和形象设计多方面的“洋化”。这种倾向的出发点也许是为了迎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但是一味的模仿别人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这样制作出来的动画片当然不会被认可。解决现代化问题不能否定民族化，民族的特质、民族的文化才是中国动画创作的根基。中国高校动画教育需要在将民族性作为其发展根基的同时，必须深入探索现代化改革，使民族的精神特质符合现代社会审美的需要，才能真正融合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动画创作人才。任何艺术作品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之后才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只有将民族的精神与时代的内涵相结合，在现代语境下探索展现民族特质的新道路，探索时代条件下民族新的动画话语，实现新型数字技术与传统民间文化相结合的动画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动画才能够迎来振兴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刘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人动画竞争战略.现代传播[J].2006(4)
2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刘娴.中国动画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中国电视,2005.(8)
4 娄淑芬,李明.中国动画“民族化”之思考.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6,23(1).
5 彭玲.关于中国动画文化发展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13(1).
关 键 词：民间工艺 保护 开发 工艺精品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特色民间工艺，就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保护本土民间工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海南民间工艺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资源丰富,品种繁多，如：椰雕、贝雕、蝴蝶画、工艺藤器、黎锦、苗绣等特色民间工艺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中华民族民间工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海南民间工艺的现状令人担忧
目前海南民间工艺的保护现状令人担忧，部分优秀民间工艺面临失传的境地。如黎锦,即海南黎族织锦的处境便如此。海南黎族的织锦工艺历史上主要靠黎族的民间家庭织绣业维持，但是受现代工业以及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冲击，黎族家庭织绣业基本绝迹。海南黎族内部有五个支系，各个支系的黎锦在编织工艺、穿戴、图案等方面也有所不同。目前,除了相对发达地区支系的黎锦工艺得到较好保护和开发外，一些处于边远偏僻山区的支系的黎锦工艺，由于资金的紧缺和其他一些原因，随着掌握古老织锦工艺的民间艺人相继去世，而后继无人,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黎族织锦中的精华——龙被，因未能得到及时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其工艺已失传近百年。乐东大安黎族民间剪纸至今已有近400年历史。早在我国明代，当地黎族同胞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汉族民间艺人的指导下，民间剪纸艺术得到良好发展并流传开来。wWw.133229.Com这里的剪纸艺术自成一派，反映出黎族丰富的民俗文化：飞鸟走兽栩栩如生，春华秋实洋洋大观，织筒、狩猎、种山兰的幅幅画面粗犷中见清秀。大安黎族民间剪纸以其清新、质朴、淳厚的山野风格，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由于黎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因而剪纸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并记录着黎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黎族的民俗民风、生产生活等，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现也濒临失传……这种状况引起了关注海南民间工艺人士们普遍担忧。
二、保护和继承海南民间工艺的建议
在传统民间工艺的保护和继承方面，我们面临不少问题：有的民间工艺逐渐萎缩，甚至后继乏人，面临绝迹；现存的许多工艺产品制作粗糙、地方特色和时代感不够鲜明，缺少创意；民间工艺品研究、创作、制作、营销等方面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消费需求，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海南省民间工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尽管有关部门为民间工艺的继承保护和繁荣发展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笔者通过调研国内外先进地区民间工艺保护情况，借鉴成功的经验，对海南民间工艺保护工作建议如下：
（1）成立民间工艺协会，发挥带头人作用。目前,各省几乎都成立了工艺美术协会、工艺美术学会，发挥着政府和企业之间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热忱为企业和行业服务，促进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繁荣工艺美术事业。协会开展对行业基本情况的调查，向政府部门提出制定行业规划、经济立法、经济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建议。协助制定行业标准，对行业检测、标准、信息等工作参与业务指导；共同推动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保护民间工艺的知识产权，为民间艺人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帮助，通过合法渠道推广应用实用技术，并保障他们通过技术有偿服务取得合法收入。因此，笔者认为，海南应尽快成立工艺美术协会,开展工作。
其次，成立工艺美术研究指导机构，凡热心帮助海南省发展工艺美术事业的学者、社会知名人士，聘请为专家组成员，为工艺美术事业出谋划策。协会和学会要在政府的支持下，研究民间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探索民间商品化、市场化规律；积极进行民间工艺的研究开发、保护抢救工作，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2）制定适应海南省民间工艺的特点保护规划。组织专业技术队伍 到各少数民族市县搜集、考证散落民间的传统工艺品，将资料整理编印成书。开展对民间工艺美术现状的普查工作，摸清家底。了解民间工艺创作和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重要的民间工艺人才及作品建立档案，建立起全面反映海南民间工艺基本面貌的档案资料数据库。按照“抢救、保护、整理、革新、生产、发展”的指导方针，用数年的时间，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民间工艺保护制度和体系，在全社会形成民间工艺的保护环境。要规划建立一批民间工艺保护工作的有效载体，如民间艺术资料馆、民间艺术研究机构、在学校开设民间工艺课程等，吸引社会大众的参与，使海南省优秀的民间工艺得到有效保护。
（3）创建海南民间工艺文库。对民间工艺分门别类进行实地调查和记录整理，重要的可以用影视、录像、摄影、录音等手段如实记录下来，为科学制定有关抢救保护措施提供真实的决策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逐步系统出版《海南民间工艺图录》《海南民间工艺荟萃》《海南民间工艺大师》《海南民间工艺遗产名录》等。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将海南无形的、难以传承的民间工艺变为有形和可看的图片及录像，汇编出版，从而创建成海南民间工艺宝库，流传下去，永久保护。
（4）培养民间工艺人才。民间工艺人才是特殊的人才群体，要针对他们成长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要以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为主，科学制定民间工艺人才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办法，有计划地将民间工艺人员纳入海南省人才的培养之列。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有突出贡献的民间工艺人才，可以探索多种形式的表彰和奖励，鼓励他们创作更多的艺术精品，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尤其对身怀绝技的民间工艺大师，应列入各级政府保护名录，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充分发挥他们创新发展民间工艺的才能，从而使优秀民间工艺借助产品的载体得以复活，并通过市场的平台，流传国内外，让海南优秀的民间传统工艺不断发扬光大。
三、开发海南民间工艺的途径
1.打造品牌民间工艺产品，弘扬本土民间文化。海南的工艺品很早就进入市场流通，有的已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但总体上产业规模还不大，有影响的品牌产品还很少。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并且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和规模化的特点。所有的营销活动和市场价值都围绕品牌展开，拥有品牌就拥有市场，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市场价值，市场已经进入了“品牌时代”。因此，在创新体制、机制和做大企业产品的同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研究开发出更多为当代顾客所喜欢的民间工艺品牌。海南工艺品创造品牌时，对目标市场必须进行细分，通过市场研究，确定品牌能够进入目标市场的必要条件以及目标市场的需求性质、需求状况，集中的消费群、潜在的需求和利润增长的机会等。企业通过市场分析，找出品牌创造的基点和品牌发展的市场空间。
2.创作民间工艺精品，拓宽发展空间。在现代社会，传统民间艺术受到多元工艺的冲击，市场疲软。但当今蜚声海内外的女子十二乐坊，硬是通过艺术创新和现代包装的手法，把原来不太景气的中国传统民乐的市场从亚洲扩大到欧洲和美洲去了。原生态的民族歌舞《云南映象》，在国内外市场已开始走红。近年来，海南文艺工作者对黎族文化进行了成功的挖掘，创作的人偶剧《鹿回头》、大型歌舞诗《达达瑟》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足以证明精品文化艺术可以走出海南，走向世界。这些对海南的民间工艺的创作有所启发,海南的民间工艺在国内外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如海口地区一家民间工艺品生产企业，特别注重传统工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设计创作上下大力气，不断开发新产品，在质量上下工夫，生产精品，在包装设计方面做文章，在实用性上动脑筋，逐步形成民间工艺制作生产、包装运输、展览销售一条龙的工艺产业格局。他们近期用椰壳开发出有现代感艺术品位的装饰板、椰饰品、椰雕家具，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产品出口国外市场。由此可见，只要结合现代时尚，创作精品，海南的民间工艺就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以旅游为载体，开发民间工艺新产品。海南是旅游大省，旅游度假胜地已经形成。2007年，全省接待旅游过夜人数1845.51万人次，这为海南旅游工艺品的设计、开发奠定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笔者考查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有几十家纪念品商店及商品一条街。 南山旅游纪念品品种繁多、形色多样。其中有金、银、玉、贝和木制的，琳琅满目地陈列在专卖店内，使人目不暇接。这些民俗小工艺品在经过工艺师的创意生产、精心加工之后，每件都成了高雅的精品，形成了具有南山标志性和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受到许多国内外游客和名人雅士的钟爱，销售量很大。因此要加大旅游工艺品市场开发的力度，可考虑策划将产品有市场前景的小工厂改造成较为现代的企业，适当武装先进设备。用新技术、新材料，创新设计生产出大批民族服装、织锦、壁挂和旅游纪念品等,扩充和提升旅游产品，加快民间工艺企业规模化发展。
结语
海南作为旅游大省，有着其深厚的工艺底蕴，这片土地也因此更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特有的工艺品位。加强海南民间工艺的保护与开发，既是对民族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发展，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以传统工艺为基础，努力发掘民间资源，大力发展民间工艺，振兴民间工艺，改善旅游环境，增强工艺氛围，推动旅游产业开发与地方经济的同步发展，将民间工艺打造成海南最亮丽的“文化名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价值判断，实体性论证规则，平等原则，私法自治原则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确定性丧失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们转而寻求相互理解并力图达成共识的时代。——作者题记
问题与方法
民法问题是民法学问题的核心[1]，价值判断问题是民法问题的核心[2].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所谓“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首先是指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冲突的利益关系；其次，是指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关系。作为私法核心的民法，虽不承担着积极推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使命，但仍须发挥消极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即要着力避免民事主体的利益安排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民法也需要对这种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民法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上述冲突的利益关系作出取舍，或安排利益实现的先后序位的过程，就是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民法学者在学术实践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多与此有关。
在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面对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心有灵犀”，极易达成共识。但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社会里，讨论者由于社会阅历、教育背景以及个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价值取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难免“众口难调”，价值判断问题就成了困扰人类智慧的难解之题。讨论者面对无穷追问，难免流于如下三种命运：一是无穷地递归，以至于无法确立任何讨论的根基；二是在相互支持的论点之间进行循环论证；三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点上断然终止讨论过程，例如通过宗教信条、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他方式的“教义”来结束论证的链条。[3]正因如此，分析哲学家干脆否认价值判断问题可以成为理性讨论的对象。他们认为“只表达价值判断的句子没有陈述任何东西，它们是纯粹的情感表达。”[4]所以“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5]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6]
问题是，民法作为通过规则治理社会的关键一环，承担着说服民众接受规则治理的使命。以民法学研究为业的人，也就无法如哲学家般的 “超凡脱俗”。民法学者必须要在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回答现实生活中形形的价值判断问题，为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提供借鉴。民法学者如何完成这一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言之，民法学者如何能够运用理性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以避免现实主义法学家罗斯（Alf Ross）不留情面的嘲讽——“祈求正义就象嘭嘭地敲击桌面一样，是一种试图把自己的要求变成先决条件的情感表达方式。” [7]？
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并吸收了道德论证理论成果的法律论证理论[8]，尝试着提出了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方法：即讨论者只要遵循特定的论证规则和论证形式，其得出的结论就可以作为符合正确性要求的结论。换言之，法律论证理论力图通过程序性的技术（论证的规则和形式）来为正确性要求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9]法律论证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就认为，理性不应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确实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讨论（论辩）规则和形式，那么规范性命题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证立，讨论的结论就可以称为理性的结论。[10]这一思路当然可以用于讨论民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但法律论证理论能否足以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德国法律诠释学的代表人物考夫曼（Arthur kaufmann）针对法律论证理论所提出的批评那样，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立场上几乎全以分析哲学为背景，分析哲学的缺陷自然也就成为了法律论证理论的缺陷，因此该理论只能以语义学的规则来讨论价值判断问题。[11]这一批评确属的论。尽管阿列克西并未忽视讨论者的“先入之见”，而是一再强调“法律论证理论是在一系列受限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特别应当指出它须受制定法的约束，它必须尊重判例，它受制于由制度化推动的法学所阐释的教义学，以及它必须受诉讼制度的限制。”[12] “谈话者最初既定的规范性确信、愿望、需求解释以及经验性信息构成了论证的出发点。”[13]但他却基于这样的理由，即“截然不同的规范性确信、愿望和需求解释均有可能作为出发点”[14]，从而放弃了对于讨论者“先入之见”的必要分析和考察。恰是这一点，使得法律论证理论无法圆满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15]因为确定讨论者在进入论证程序时共同的“先入之见”——即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对于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至为重要。离开了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民法学者就无以达成相互理解，也更谈不上在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上形成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也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支持。
实际上，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总是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下展开的，而非“无底棋盘上的游戏”。民法学者总可以在特定的法治背景中寻找到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作为共同的“先入之见”，供作其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学术平台。这一点，在民法学者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时，表现地尤为明显。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的讨论，须以现行的实定法为背景展开，讨论者必须尊重立法者体现在实定法中的价值取向。即使针对某项法律规范涉及的具体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可能会就立法者究竟在该法律规范中表达了何种价值取向产生争议，但他们至少可以在法律认可的基本原则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平台。[16]如果民法学者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因无须考虑立法者业已在实定法中表达的价值取向，表面上看，在讨论者之间似乎无法形成价值共识。但学术实践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讨论者总可以在某个抽象的层面上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我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从立法论角度出发讨论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者也总可以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层面上形成价值共识。这其实就印证了罗尔斯（John Rawls）极具洞见的一席话“当人们对具有较低普遍性认识的原则失去共识时，抽象化就是一种继续公共讨论的方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冲突愈深，抽象化的层次就应当愈高；我们必须通过提升抽象化的层次，来获得一种对于冲突根源的清晰而完整的认识。”[17]以该认识为前提，民法学者运用理性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可行途径，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表述为：以讨论者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共识为前提，确立相应的实体性论证规则，经由理性的讨论，寻求相互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就具体的价值判断问题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本文就力图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民法学者讨论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并阐明与其相对应的论证负担规则。这里所谓实体性论证规则，不同于法律论证理论中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而是以民法学者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为内容的论证规则。笔者深信，讨论者若以实体性的论证规则为前提，遵循作为程序性技术的论证规则和形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18]，必会达致相互理解，进而为形成新的价值共识开辟可能。
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
（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
第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平等原则有关。所谓平等原则，也称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3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平等原则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事法律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标志。在民法诸基本原则中，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础原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逻辑前提。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19]，也就无从谈及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
平等原则首先体现为一项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准则，即立法者和裁判者对于民事主体应平等对待。这是分配正义的要求，因为正义一词的核心语义是公平，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政治立法者所通过的规范、法官所承认的法律，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法律的承受者是被当作一个法律主体共同体的自由和平等的成员来对待的，简言之：在保护权利主体人格完整性的同时，对他们加以平等对待。”[20]
如前所述，民法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是通过对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实现自身调控社会关系的功能。而在分配利益和负担的语境中可以有两种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一种是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每一个人都被视为‘同样的人’，使每一个参与分配的人都能够在利益或负担方面分得平等的‘份额’，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人群加以分类。另一种是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类，被归入同一类别或范畴的人才应当得到平等的‘份额’。因此，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既意味着平等对待，也意味着差别对待――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21]
近代民法[22]相对重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因此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即民事主体作为民法“人”的抽象的人格平等。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一切自然人，无论国籍、年龄、性别、职业；一切经济组织，无论中小企业还是大企业，都是民法上的“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劳动者、雇主、消费者、经营者等具体类型，也都在民法上被抽象为“人”，同样具有民法上平等的人格。[23]正是借助这一点，民事立法实现了从身份立法到行为立法的转变。即从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权利的立法，转变为不问社会成员的身份如何，对同样行为赋予同样法律效果的立法。[24]也正是借助这一点，民法才可以通过成文法的方式，采用高度精粹、技术性的语言，抽离于各种社会的生活条件和世界观，显示出了惊人的超越体制特质。[2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民法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生活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之上。这两个基本判断，是近代民法制度、理论的基石。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平等性。在当时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小业主、小作坊主。这些主体，在经济实力上相差无几，一般不具有显著的优越地位。因此立法者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出了民事主体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判断。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互换性。所谓互换性，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频繁地互换其位置。这样，即使平等性的基本判断存有不足，也会因互换性的存在而得到弥补。[26]在这种意义上，互换性从属于平等性。正是这两项基本判断，为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近代民法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提供了正当性。当然，近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也非常有限地包括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体现为根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区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状况，并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等。
现代民法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在侧重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同时，更加重视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受到了挑战，出现了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一是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其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劳动者和消费者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者。[27]面对企业主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分化和对立，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也受到了挑战。仅仅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单纯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已经无法在特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的和平。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为在生活消费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在生产经营领域内，将民事主体区分为雇主和劳动者，分别设置相应的法律规则，侧重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即属于现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则。它既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民事主体抽象的人格平等；又在特定的领域内兼顾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在我国就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法》，着重保护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
应该说，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是民法得以存续的基石，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不仅使私法自治原则丧失了存在的前提，民法也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离开民事主体之间普遍平等的假定，民法采用成文法的方式来实现调控社会生活的目标也就无所依凭。在这种意义上，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构成了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的例外。只要民法尚未丧失其调控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就永远只能作为例外而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原则，包含着民法上价值判断问题的一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该规则对应着一项论证负担规则：即主张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来回答特定价值判断问题的讨论者，必须承担论证责任，举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需要在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否则，其主张就不能被证立。这就意味着，面对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不仅需要积极地论证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需要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而坚持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则只须通过论证，有效反驳主张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即可。
按照论证负担规则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需要兼具实质上的正当性和形式上的正当性，方可构成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所谓实质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必须能够证明，如果不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会导致处于分化和对立状态中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以至身处弱势地位的一方无法自由地表达意志，从而使得建立在民事主体普遍平等假定之上的私法自治原则无法发挥作用。所谓形式上的正当性，是指承担论证责任的讨论者确实能够证明，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28]因此并不违背类似问题应该得到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行以后，围绕该法第52条第1项和第2项[29]中所称的“国家利益”是否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理论界和实务界（改：民法学界）存在有较大的意见分歧。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从事的相应合同行为究竟是绝对无效还是可变更、可撤销[30]，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安排，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笔者拟借助这一问题来展示前述论证规则的运用。
对这一问题，民法学界存在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31].《合同法》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即将市场主体区分为作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市场主体和其他类型的市场主体，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32]，因此不应对市场主体进行类型的区分，分别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不难看出，面对同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两种对立的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前者主张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后者则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依据前述的论证规则及其派生的论证负担规则，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论证责任。他们不但要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必须采用弱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还要对主张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所有理由都进行有效反驳。
在讨论的过程中，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提出，将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从国家利益中排除出去，从而使相应的合同行为从绝对无效变为可变更、可撤销，如果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管理者不负责任，不行使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岂不是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33]这一理由是讨论者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提出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对如下事实判断问题的回答：即是否有实际的证据证明承认（或否认）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阻止了（或放任了）国有财产的流失。如果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者不能够提出实际的证据证明其理由，该理由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命题之上，不能发挥论证的效用。实际上，直到今日，我们也未能看到这样的证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主张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的讨论者倒是提出了不少有力的论据，支持在这一价值判断问题上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主要包括：
第一，认定合同绝对无效与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最大的区别在于：认定合同绝对无效，意味着动用国家的公权力，对市场交易关系进行直接干预，绝对否定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效力，不允许合同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凡是在认定合同绝对无效的地方，就不存在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和体现；认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则给合同当事人留有较为充分的自主决定余地。因意思表示不自由或意思表示存在错误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的当事人，既可选择行使撤销权消灭合同的效力，也可选择行使变更权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公权力并不直接介入到市场交易中间去。以这种认识为前提，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就存在以下问题：首先，迄今为止，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条主线，就是对国有企业要放权让利，让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这种意义上，让国有企业享有充分的市场自主权，可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如果说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等于是在市场交易的很多情况下，用国家公权力的决定代替了作为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自主决定，这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相背离的。其次，在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因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胁迫行为，从而处于不利交易地位时，如果只需变更合同，就既能实现交易目的，又可以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避免自身遭受的损害时，认定其利益属于国家利益，导致上述合同绝对无效，会在实践中导致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丧失灵活调整利益关系的可能，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实现国有财产增值保值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如果认为国家利益包括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法官会在审判实践中面对一个难：一个国家控股60％的公司和其他市场主体之间订立合同，这个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实施了欺诈或者胁迫行为，损害了这家国家控股公司的利益，法官如何去认定合同的效力？是认定整个合同绝对无效？还是国家控股60％，因此这个合同的60％是绝对无效的，剩下的40％按照《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如果说整个合同都认定是绝对无效的，公司其余40％的股份可能是由自然人或者民营企业控制，那么凭什么按照有关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规则，把这些股份对应的那一部分合同行为也认定为绝对无效？如果说合同的60％绝对无效，40％是可变更、可撤销的，就会出现同一个合同行为由于同一个原因一部分绝对无效，一部分可变更、可撤销这种难以想像的局面。同样，如果一方实施欺诈、胁迫行为，损害国家控股、参股公司利益时，不作绝对无效处理，仅将损害国有独资公司等国有企业利益的合同作绝对无效处理，这又不符合体系强制的要求，违反了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法治原则，与建立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第三，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强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一体对待，不作类型区分，既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也是我国政府的郑重承诺。认定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属于国家利益，采用与其他市场主体不同的法律调整规则，明显不妥。
时至今日，坚持弱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既不能证明存在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要求在这一特定价值判断问题上无须贯彻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又无法在论证的过程中对主张贯彻强式意义上平等对待的讨论者提出的理由进行有效反驳，其观点就没有被证立。我们籍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控股、参股公司的利益并非国家利益。
（二）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民事主体的自由。
第二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与私法自治原则有关。私法自治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保障每个民事主体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私法自治原则的核心是确认并保障民事主体的自由，它要求“个人应享有相对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实可能性的最高程度的自由来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34]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该条规定即是对于私法自治原则的确认。[35]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态伦理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2]乌丙安，李文刚，俞智生，金天一.满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