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6 22:53:47
序论：在您撰写近代文学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对前现代性的理解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它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它是时间概念的一种,它强调一种前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神话色彩的轮回或者往复循环的无心注意是相反的,是不可逆的。它是以时代的进步为主线,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进程,对未来的展望及规划。将现代动力与前现代性含义紧密结合起来[3]。例如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文章中就曾这样描写,“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作者刘鹗将旧中国比作为这一艘旧帆船,并将这艘旧帆船和轮船对比,展示了作者对新事物,现代动力及机械动力期盼,强烈对比后的思想超越,这就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发展的结晶。
2、近现代文学的解析
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就要先了解近代文学中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方面很广。第一,对于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及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在地域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会风貌呈现出来的文学特点也不尽相同,在近代文学创作过程中,就出现了一地狱为特色的重要作家群体,并且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4]。如果这些作家在相同的社会人文背景、自然社会背景下,根据他们创作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考察他们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论证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个人信仰、社会信仰及学术多样化的出现 ,同样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例如在宗教政策的影响下,宗教谁赢时代的发展有更广阔的发展,儒家思想以往的大一统思想地位也不在,西方商业文化及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其政治经济方面强有力的地位,对社会各界个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被人们看作为神明的教条和信仰备受冲击,在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念等方面及一些镌刻在人们内心的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等观念都拥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辉煌的大汉朝代丢失了统治天下的地位,以及和大汉文化相应的神圣至尊的东西也收到冲击。顺应时代的潮流,再到元代社会的发展以往的社会便得到了开放,汉代大一统的地位不复存在。例如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讲皇帝的形象适度的丑化,来顺应时展中文学内容及形式的变更。因为作家对近代文学的的研究是自主的,所以才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现象。对文学流派、社团、现象等展开研究。沿用以往的笔记式或序跋等,及专着、文学史等新形式等方面,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覆盖了近代文学的各个部分。
关键词：近代报刊；近代文学；作家；读者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80―03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近代报刊对近代文学的影响：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闻事业的发达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详细梳理了晚清文艺报刊的情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与报刊的基本情况。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讨论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与近代传播的关系。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探讨了近代传媒对近代文学言述方式、传播方式、文体、流派的影响。
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曹聚仁也说：“中国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诚如局中人所言，近代报刊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被近代知识分子充分利用，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因为文学发表途径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体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近代报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场”，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新的文化语境，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所谓“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文学场的生成一般应具备几个条件，即创作主体自主性的获得、象征财富的市场的激励以及双重结构的出现(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而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组成文学场内部结构的个体或集团包括文学赖以发生和存在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近代报刊不仅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对象以及广大读者群体，也培养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识。
一、近代文学传播空间的拓展：繁荣的物质基础
毋庸讳言，近代报刊的产生主要并不是为了文学。洪仁拜在《》中提出“设新闻馆”，旨在“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通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陈炽《报馆》除申明意识外，也强调“达君民之隔阂”。陈衍从张国势的角度提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王韬以报纸能“知地方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主张“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梁启超认为报馆能够“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旨在“通今”。孙家鼐认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总之，是为了通达上下之情和国家富强。
从实际看，最早的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为了“成人德”，使人明“神理”、“人道”、“国俗”。《特选撮要》也是为了使民众明道理，“修德从善”。传教士办报刊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改良派、革命派主办报刊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改良主张，《民报》、《民呼报》、《中国日报》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商人办报则是以提供信息服务来谋求经济利益，如《申报》、《上海新报》。文艺报刊固然是为了文学而生，但也还有附带上述三种目的。《新小说》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寰琐记》、《海上奇书》、《绣像小说》等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诉求，《言》显然有传道色彩。
由于文学特别是小说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美学风格和审美功能， “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语)，传播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借助文学，从而拓展了文学的传播空间。传教士的报刊为了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或写法进行写作，并且刊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了表明其宗教的可取和文明的先进，刊登他们国家的文学作品，以为夸耀。从最早的中文报纸擦世俗每月统纪传》，到影响中国士人甚巨的《万国公报》，莫不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则主要是因为言禁，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借助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如梁启超“专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商业报刊一方面是因为言禁，另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成本，大量发表文学作品。三股合力使得近代报刊几乎都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1815年到1911年中文报刊有1753种，其中多数刊登过文学作品。这不仅突破了古代文学作品仅仅靠总集、合集、别集和口传的束缚，也极大地刺激了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近代文学的产量之巨是学界公认的，无论那种文体，其数量均远轶前代，造成近代文学的繁荣。不仅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和特点产生了新的文体，如新学诗、新民体、各种小说，也使得衰老的一些文体如诗钟、灯谜等获得了广阔的传播空间。
袁进指出：“凡是近代的进步文人，大抵都与报刊发生关系。”应该说，近代文人绝大多数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鲁迅、吴趼人、谭嗣同等进步文人如此，孙玉声、袁祖志等旧文人，李涵秋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也是这样。
王韬(1828-1897)是近代由传统知识分子成功转型的传播者。他18岁成为秀才，旋因乡试不中，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聘，在墨海书馆编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编辑《六合丛谈》；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后，助人翻译经书，主编中文报纸《近事编录》，后为《香港华字日报》撰稿，并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
梁启超在《创办原委记》中记述了这种混同的情况。包天笑等公开刊登启事征求小说材料，吴趼人、李伯元等的自我表白，也能够充分说明这种状况。身份混同使作家在写作时混淆或忽略文体的区别，把消息、议论、说明等文体承载的内容放到文学作品中，用非文学的写法进行文学创作，新民体、新学诗、政治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等就是
这样的产物。这种作品借报刊强大的影响力，迅速被模仿，这是新民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风行的主要原因。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的繁荣，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主要得益于此。近代文学风尚形成快、转变也快，亦根源于此。
但身份混同使近代作家更接近社会现实，视野开阔，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创作素材和创作冲动。一方面使文学更加关注国计民生，作品反映的社会与人生更为广阔；另一方面则令作家放弃精雕细琢，影响作品的质量。
三、读者剧增：干预或参与创作
报刊既经创办，就要求生存、求发展，不管是为了经济效益，还是为了宣传效果，都必须尽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各类传播者在发行上都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发行量。当时报纸的发行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自办发行(报童、分销处)、邮局发行和中介代销及三者相结合。刊载文学作品既是扩大发行量的有效手段，但刊登着文学作品的报刊也为文学作品培养了大量读者。传教士所办的擦世俗每月统纪传》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最高达2000册； 《万国公报》创刊时每期发行1000册。M迩贯珍》每期印3000册。商业性的《申报》创办不到1年就可卖3000份，1877年达10000份，其后更达数万份。宣传政见的《时务报》、(清议报》、惭民丛报》、K报》、 《民报》等均在创办不久就销数过万。许多文艺性的报刊发行量也很可观，《减寰琐记》创刊时销2000册。而且报刊的流动性、共享性比书籍强，其实际读者的数量比发行量还要大，这个读者数量是过去的作者不敢想象的。大量的读者使作家可以以写作为生，并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编辑、读者联系的便利和必要，读者能够影响创作。读者的参与使一些作家改变创作计划，变更故事情节，改变人物形象，影响了作品的统一性和张力。这是一些近代文学作品质量不够高的一个因素。读者的文化素养与倾向，使近代文学更为世俗化，这也是近代文学作品高雅精品较少的一个因素。读者转变成为作者的例子很多，有章太炎、王国维等学者型作家，更多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后者无疑降低了近代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蕴，加强了世俗性。
四、职责相近：近代作家近代意识的形成
关于报刊的职责，近代不同政见的传播者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勘中指出，报纸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革命派的件)州日报》同样认为报馆天职“于齐民，须为其导师，而于政府，须为其监史”，报馆任务是监视政府，为民请命。”’
这里所说的“国民”，应该是指以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形成的现代市民阶层为主的全体公民。市民阶层的独特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观念、文化观念和文化需求，传统的艺术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各种文化需求，近代报刊的出现满足了他们，从这些报纸上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因为“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日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呸可以看到生动、有趣的小说，近代报刊由此被市民阶层所接受。
关于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往由于我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化要求和传统研究习惯的沿袭，大多拥挤在政治——历史研究的狭窄视点上，缺少更宽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学术意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随着新批评方法的倡导和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已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所接受。郭延礼先生及时吸取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法，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的背景考察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以往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相比，显示了独特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文化的变化，而对于近代文学的生成来说，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学变动的历史特征和深层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变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讨了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近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学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促动外，还在于作家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可与引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中的“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再到五四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的提出，这种近性精神的不断觉醒与形成过程，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由表层逐步向深层发展，直至推动中国文学实现彻底变革的过程。因此，由这种文化变动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学的性质，就不仅只是以往被人们确认的单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性质，并且具有着由这一性质而构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别强调，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蜕变过程”。“变”，是近代文学主要的特点。近代文学体现了近代作家鲜明的革新意识和时代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追求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嬗变。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郭先生能够更为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也使他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宏观视野还是微观评价而言，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个人建树。
在宏观结构上，这部著作显示了极为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研究兴趣。不仅对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郭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给以新的评价，而.且有许多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研究对象他也给予了重新发掘。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这部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学发展的面目，如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桐城派古文、宋诗运动、鸳鸯蝴蝶派文学等，既可以看到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属于中国文学总体成分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既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随文学创作一起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同时，出于从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流变的目的，本书还特别着意于对翻译文学的梳理与评介，这是为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转贴于 为了发掘近代文学本来应有的瑰丽丰富的思想艺术遗产，郭先生有意识地贯彻了一种历史还原意识。这点既表现为该书容纳对象的广阔性和丰富性，又表现为作者那时时处处注重从史实出发、不苛同于定论、不盲目附和前人的史家眼光。郭先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准备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由此抉微探幽，发掘了近代文学发展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并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可以说是郭先生对近代文学宏观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郭先生在评论具体作家和文学流派时，本着价值重估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 (如金和、王闿运、陈三立、等)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郭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同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同我们以往的许多文学史研究颇有近似之处。其实，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把文学的发展仅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学史模式的单一化。真正从内部研究入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尚待认真开发的领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这部著作在作品内部研究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郭先生尤为注意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分析与评判文学作品，同时注意融入美学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不流于一般的印象式的分析，不以作品思想内容的价值取代其艺术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分析令人感到有深度、有新意，超越了干巴巴的说教，还文学以丰满的血肉。如在评价徐枕亚的《玉梨魂》时，郭先生特意分析了这部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领衔之作的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出这部小说“凡叙事、对话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大多是用这种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文言”，“虽中间杂有骈句，但文字流畅，对仗自然，富有表现力”，描写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真实而细腻”，这样的文字既不同于有人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也不同于一般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那种堆砌词藻、滥用套语、“随处牵强”、“俱失生气”的语言现象。因此，郭先生得出结论说:对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应有区别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应单从既定观念出发一概而论。
一
阿英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编写书目；三是研究论著。下面依此顺序略加叙述。
（一）编辑与出版中国近代文学资料。
近代文学的下限距离今天还不足一个世纪，但由于学界对这段文学研究的忽视，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缺乏已成为研究中最大的困难。近代文学研究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长，关注的人多，资料积累比较丰富，总集、全集、别集都有出版，也较容易找到。近代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的文集从未出版过，即使已经刊刻的，有些今天也已很难看到，而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又散布在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解决此困难，阿英先后编辑了《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两套丛书。前者包括《文学集》、《文学集》、《文学集》、《庚子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后者包括小说戏曲研究卷、说唱文学卷、小说四卷、传奇杂剧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此外尚有已编好未出版的文学论卷、诗词卷、散文与杂文卷，全部《丛钞》共12卷，500多万字。加上《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阿英编辑近代文学作品约800万字。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 历史 研究
一、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概述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二十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仍在发展的一个文学进程。是古代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并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完整过程。作为推动中国文学向世界文学格局并入发展的重要进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交流中形成了文学方面、道德方面、政治方面等民族意识，并且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折射出中国古老民族及文化在新旧交替中收获的成果和精神。现阶段，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类型：即将融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中华民族灵魂”的主题文学；以“悲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美感文学；从文学语言结构中散发出来的艺术风格现代文学等。
二、世界文学形成及发展进程
1827年，歌德大局性以普遍人性观点为出发点，对世界声明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因此，随着世界各民族的开放及发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汇聚形成了世界文学，因此，抛却世界文学单独叙述某一个国家文学的独自发展已经脱离了事实，由此可见，二十世纪的文学已经不再是国家封闭环境内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世界共同发展而来的文学。
世界文学不断发展，直至二十世纪末期才达到上限。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融入途径也不相同。首先，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以《拉美文学史》这一著作的出世宣告了汇入世界文学。其次，具有丰富古文化的非洲大陆和亚洲则有所不同。二十世纪非洲的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文化转变。而亚洲日本、印度则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开始了自我现代文学的崛起，从世界各种文学成果中汲取经验和灵感，以推动本土文学的前进。
而中国，也在世界文学迅速融合发展时同步发展，尽管遇到了一些险阻，但是却从失败中学到了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政治观念等。其中，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将文学媒介中的问题清晰的提了出来。而这代表着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开始划清，包括文学观念、作家语言、表现手法及地位。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极其痛苦、充满不堪的情况下融入世界文学的。
三、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悲剧感
在不断发展中，中国文学向世界展现了本身灿烂的东方文化，并且在世界中展现着自身发展中的创造性，对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却一直停留在浅显层次，甚至无法明确二十世界中国近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不如表面上的一帆风顺。因为，在落后的民族、文化极其贫瘠的亚洲，文学的发展环境过于动荡不安。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担当起了对大众启蒙的职责，并且企图通过民主、科学的方式来打击封建传统，鲁迅就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的代表者。文学围绕着政治形势做着一切宣传，并且不断服务于民族解放。其次，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斥着焦虑、危机的时代，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表达中充满了对生命及社会的焦灼感和危机感，并且表现出与十九世纪激情、正义、理性迥然不同的文学气息，笔者将这种气息归纳为充满现代悲剧感的气息。其次，在世界焦虑的影响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悲凉沉郁当中继续前进，但却少了真正意义上的号召力，号召内容严重空泛含糊，给众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错觉，充满了时代悲哀与悲戚。
四、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变异
单纯从表面内容上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文学发展进程与艺术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而中国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以文学艺术变化为主体的形式变异，文学的不断发展使得不妥协的形式革命代替了传统上递增并存形式的兴衰变化。一直占有文学主要地位的古典文、曲、词、诗的主体文学地位也开始动摇，文言小说几乎消失，而现代短篇小说、散文诗、报告文学、话剧等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文体开始出现在文学领域。令众多担心的不是新型文学的出现，而是每一种文体都是新出现的，而且在文学表现上还不完全成熟，在发展中势必面临着更多更艰巨的挑战。
五、总结
总之，文学领域是一个新旧交替时常发生的领域，不断都新鲜热血流入文学领域，不可能得出更加定性的研究结论。尽管从整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进行分析，充满了变数，也缺乏更充分的资料支撑。但是，通过本文对世界文学及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元化相融合将会是我国现代文学最正确、最合理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1.王成一，崔斌.《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道德'》[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关键词：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参与；创新思维
日本文学史是高校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各学校都很重视。但很少有学者归纳总结教学方法，绝大多数学校采取的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参与的机会少，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分析能力。
笔者在大学教授日本文学史，一直以来运用的也是单纯讲授的教学模式，学生很少参与其中。笔者把自己准备的讲义教案和平时积累的知识拷贝进学生的脑海里，学生只顾做笔记，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期末考试的结果并不理想，面对需要自由发挥的小论文题型，学生不知从何处下笔，很多人仅能列举文学事件，个别学生能够围绕题目展开论述评价，但基本上都是在默写课堂笔记，缺乏独特的见解，更不用说创新思维了。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通过给1990年后出生的学生上课，笔者深感必须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90后大学生，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沉迷电脑网络，关心新事物，热衷于挑战新领域，有常人看来另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走寻常路，并且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创新是极有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任课教师就应该尽快帮助学生启动创新思维，为他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使他们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此外，未来在日企工作决定了学生要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现阶段以及未来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在日企长期从事专职翻译的越来越少，多数人被要求兼做行政、企划、人事、总务等工作。这就要求毕业生成为一名既懂外语又具备创新思维且能单独负责一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根据毕业生的反馈信息，能够独立策划，关键时刻还能充当翻译的职员会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企业的领导层会及时放权，给职员施展才能的空间。课堂教学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不能束缚学生的创新思维。日本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门可以自由发挥的课程，学生可以充分展示想象力，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
日本大学的国语系同样开设日本文学史课程，其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由导师带领研究生按照研讨会的方式授课，或将讲义内容分为若干章节，由学生讲解评述，导师补充点评。这就需要学生课前做好准备工作，如查找资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写提纲等。导师的职责是推荐参考文献，主持研讨会，对学生发表的内容进行指导和评价。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由课堂教学的“配角”变身为“主角”，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分析能力以及口才。
笔者所在的廊坊师范学院日语系是一支重视教学并且能兼顾科研的优秀青年团队，包括笔者在内，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教师有两名，其他教师对日本文学也很精通。所以由笔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同几位同事组成课题组来进行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改。首先课题组重新修订教学大纲，然后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专题分类，接下来分配各自的工作：项目负责人承担每一章概况部分的讲授任务，并负责课堂录像，主持研讨会和总结评价，课题组成员每人负责指导几名学生，纠正他们的发音，指导他们查阅资料，组织小规模的发表讨论练习，让学生找感觉，尽快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以小说创作为核心，出现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所以小说部分的专题讲解是日本近代文学史课程的主要任务。把讲台交给学生是本次教改的关键，按学生学号顺序分配工作，每位学生负责一两位作家的讲解。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发生误会，有的教师总是给成绩好的学生更多机会，而成绩差的学生常被边缘化，时间久了他们会自暴自弃，对该课程和任课教师产生排斥心理。笔者只是建议学生要擅于运用自己的强项，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对讲解方式不做要求和限制。笔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概况进行了讲解和论述后，正式开始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专题课程，并为他们录像（录像既为了保存教改资料，同时也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看回放来纠正自己的仪态和发音）。第一位学生的表现就超出了笔者预想：她负责讲解两位写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幻灯片制作的非常精致，还从网上找到了作家的照片（插入图片可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内容很丰富且有条理，主次分明，将重点放在了对二叶亭四迷的介绍上（二叶亭四迷的《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出发点），分为简介、生活经历、作品介绍等几部分来讲解，然后着重介绍了《浮云》。讲解结束后其他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学生还指出了主讲人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笔者提出一个问题：“浮云”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她回答说，女主人公阿势思想左右摇摆，就像游弋在其他人物之间的一朵浮云。这是她通过精读作品得出的结论。笔者提示说，如果再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明治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都像是浮云，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随后笔者从《浮云》中选出一些精彩的篇章段落给学生朗读，让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品味日本文学的特色，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是有意尝试将日本文学史课和日本文学选读课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研究不脱离作品，有助于将来毕业论文的撰写。几位学生还谈了对《浮云》的看法，有的人欣赏二叶亭四迷的创作风格，觉得写实性强，但也有人表示作品读起来很压抑，不如中国小说看起来爽快。学生们讨论得很热烈，可见大家课前都做了准备，最后笔者对整堂课进行了总结。之后的几位学生发言各具特色，而且在笔者的引导下，他们越来越重视对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其中一个学生在讲解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时，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个美少女伴随着动听的音乐讲述小说的精彩片段。由此可见90后学生对新媒体的热衷，这种创新式的做法值得发扬和推广。学生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能够不循规蹈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有些想法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虽然一些观点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这种创新思维应该受到鼓励。该学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进行得非常成功，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模式，评教成绩很高。
课题组将这种教学模式命名为“TJXT”，即T团队合作、J教师主讲、X学生课堂发表、T讨论及总结。实践证明，该模式有利于整合教师和学生的智慧，展现团队精神，培育创新思维。授课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时间有限，名作赏析内容所占比例较少；学院图书馆日文版日本近代文学图书资料偏少；多媒体教室电脑病毒多；学生的词汇量、语法水平以及阅读能力有待提高。另外“TJXT”教学模式简单可行，实用性强，具有极高的推广价值，可以作为今后全校公选课的授课模式。日本的文学作品是我们了解日本人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包罗万象，学习日本文学不仅可以了解日本的文化，而且可以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历史、国民的心理和性格，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