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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该学派主要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化系统中是处在中心位置还是边缘位置，又决定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既可以占据中心位置，也有可能处在边缘位置，这与当时该文化系统中其他文学子系统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各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和依存，同时也存在矛盾和斗争。正是由于各个系统的地位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原创文学与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一对对立的子系统，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某种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也就是说，文学还处于“幼嫩的”形成之中的阶段；2.当文学处于“边缘”（在相互联系的各国文学中）或者处于“弱势”地位，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3.当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者文学真空的情况。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地位的变化会引起翻译策略的变化。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是创新的力量，这时译者就不再套用本国文学中已有的规范和模式，相反，译者会打破本国文化的传统模式，而遵守源语文化的规范，采取异化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多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时译者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所以多遵守译入语文化已有的模式及规范。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慎重考虑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以及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并以此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译者必须从原语中寻找蕴含的文化信息，并且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不偏离原文的文化内涵，又要使译入语读者能准确地理解其意义。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翻译就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其英译本中，当属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最具影响力。但是，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信息；而霍克斯译本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多采用归化策略。
杨宪益夫妇对中国传统文化带着敬仰和崇尚之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而且杨译本是受外文出版局的委托，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它把《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处理文化信息时更加注重对文化信息的考究，更加忠实于原文。而对霍克斯来讲，由于受到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的影响，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中都处在边缘位置，译成英语的中国翻译文学在英语国家的文学系统中，也同样处在边缘位置。因而霍克斯在翻译时就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英译本也定位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
例如，对书中端阳节的翻译，杨译本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赛龙舟的文化意向，将其译成Dragon-Boat Festival；而霍克斯译本只是点出了这个文化意向的时间是midsummer，他更注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因此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多元系统理论使很多翻译学者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文学，因此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分析之中，它其实同样适用于指导商务翻译实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商务英语也逐渐得到发展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因此，商务英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商务广告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译入语的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商标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一）Rejoice 飘柔；Heads&Shoulders 海飞丝；Safeguard 舒肤佳；7-ups 七喜。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它们都反映了中国人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特点---中国人比较喜欢喜庆的事物。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在大的文化系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因此这种采取归化策略的翻译正反映出了译入语文化中已有的模式和规范。与直译相比，更具有接受性。
（二）Kentucky 肯德基；Mc Donald 麦当劳 ；Nokia 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Cadillac 卡迪拉克；Pierr Cardin 皮尔卡丹。
以上的例子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心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被引进到中国，同时中国人在心理上也更乐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将外来文化放在了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来考虑，采用了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的语音效果，使其听起来更具异国情调，更有“洋味”。因此异化的翻译策略非常好的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从而占领市场。
四、多元系统理论指导翻译的不足之处
虽然多元系统理论从文化层面指导翻译研究与实践，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但其理论自身也并非完美，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其理论中评价性术语的界定问题。佐哈尔提出了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况，提到“边缘”和“弱势”，但是对其应该如何界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只强调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客观文化因素，而忽视了作为翻译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等主观因素。比如，有时尽管翻译文学处在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采取归化策略，但是假如译者在翻译中带着某种目的，如引进异国文化，他反而会采取异化策略。因此，翻译策略的选定并非完全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的地位，还需考虑其他因素。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红楼梦》 英译本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张南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61-69.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策略 文学翻译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左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该理论主张语言、文学、政治等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又包括众多相互依存的子系统。然而，各个系统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起主导作用，有的处于边缘，起次要作用。它们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不断地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地转化。
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于传统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左哈尔提出了三种使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建立过程中；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边缘”或者“弱小”状态；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同时，就翻译文学而言，当它处于多元系统中心地位时，译者主要侧重于译文的充分性，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往往更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基于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以我国两个历史时期――到、改革开放以来――为例，试析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及成因。
二、到时期翻译策略的选择
到时期，林纾的文学翻译采用的是归化翻译策略。林纾不懂外语，他的翻译通常由懂外语的合作者口译，再由他根据意思形成文字，其译文语言均采用文言文。《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代表作，此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反对奴隶制并带有宗教性质的小说。《黑奴吁天录》由魏易口译、林纾执笔合作完成，于1901年出版。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观来看，《黑奴吁天录》违背了“信”原则，林纾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改编。然而，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分析，这些误译、漏译、情节增删似乎是林纾有意为之，是其翻译策略的体现。
之后，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林纾对国家前途深感担忧，满腔的爱国热情促成了他的翻译动机。他想通过翻译《黑奴吁天录》来警醒国人。所以，在《黑奴吁天录》中，他将大部分有关宗教劝善的情节删掉，融入醒世话语。此外，当时中国虽然在政治军事方面受制于列强，但在文化方面国人笃定传统文学是最优秀的文学，加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林纾自然也深受影响，从而促使他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使译文符合中国文学传统的模式。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处于中国传统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人们固守着传统的文学模式和思维模式，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这时候译者为了迎合大众读者，使译文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林纾就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三、改革开放之后翻译策略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文化领域的空前匮乏之后，国人普遍对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感到不满。中国文化出现了转折点，于是开始引进西方文化，掀起了一个翻译。各类西方著作被译成汉语，许多名著被重译。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时，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中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几乎停滞，文学作品严重匮乏，文化领域出现真空。到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量西方文化产品涌入国人视野，可以看作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转折点，翻译文学逐渐处于我国文学大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可以不受目的语文化传统规范的束缚，大胆采用与原文本接近的、能使译文具有“充分性”的异化翻译策略。同时，与清末知识分子所担负的开启民智、振奋民心的历史使命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着重于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想，通过各类翻译作品使国人接触到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文风物，以实现中外两个文化系统的交流互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也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该理论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注重静态的语义对比研究的窠臼，关注隐藏在译者身后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翻译策略选择的隐形社会文化力量，将翻译文学嵌入了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语境，标志着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
参考文献：
[1]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2]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多元系统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德阳618307）
【摘要】伊埃文·佐哈尔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尽管他并不以翻译理论家著称，但他在1978年发表的“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之一。根据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可以占据不同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翻译倾向于采取异化的方法，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将非常接近原文，做到充分的翻译。反之，当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地位时，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非常接近译入语文学系统的规范，译文会采用归化的方法，也就是说，译文为了迁就读者，会尽量使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结构而牺牲原文。玄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四大佛经译师之一。他的译文被称为“新译”。他翻译的佛经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自有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在翻译工作的组织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玄奘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旨在在研究玄奘佛经译文的基础上，证明多元系统论有它不适用的地方。简单地说，佛经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占据的只是边缘的位置，玄奘的译文也是如此，应该采用归化的方法，即在形式和内容上接近译入语。但是，玄奘的译文一看就是一种“外国文学”，至少和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有相当距离的，可以说玄奘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充分保留佛经原文的特点。这和多元系统论是不一致的。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 伊埃文·佐哈尔；玄奘；多元系统论
伊埃文·佐哈尔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文化研究学院的教授，他在20世纪70年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论。根据这一理论，文化、语言、文学和社会都不是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系统。在文学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系统所处的位置又不尽相同，有的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的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本身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有的系统会从边缘走向中心，有的会从中心走向边缘。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中心的位置呢？伊埃文?佐哈尔认为有三种情况：第一，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还没有被固化，还很年轻，还处于被建立的时候；第二，当一个文学系统本身即处于弱势或是边缘化的时候；第三，当一个文学系统遭遇转折，危机或是遇到真空的时候。很多翻译作品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式，出现了所谓的欧式汉语，因为译文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尽量接近原文和译入语。那么，翻译文学什么时候会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占据边缘的位置呢？与上面相反，当一个文学系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范式，已经被凝固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建设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和其它文学系统相比较处于强势或是中心地位的时候，或是这个系统自认为如此的时候；当一个文学系统处于鼎盛时期，没有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的时候。事实上，中国文学从春秋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范式，经过两汉、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可以说已经凝固化，已经完成了建设自己的阶段，剩下的工作是在已有的大厦上装修了。中国文化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论到了明清时代这是否还是事实，至少中国文化自己是这样看自己的。此外，隋唐时期正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无论如何只能占据边缘的位置，佛经的翻译也不例外，鼎鼎大名的玄奘的翻译也不例外。
佛经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东汉时期摄摩腾、竺法兰译出《四十二章经》经多部经典到宋代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北宋译经终告寝息为止，一共有长达1千多年的历史。若是算到清代佛经在汉文、藏文、蒙古文、满文之间互译，中国佛经翻译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这其中，涌现了四大译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鸠摩罗什和玄奘。尤其是玄奘，他的译经事业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的最高峰。关于翻译，有三个关于玄奘的问题值得提及。第一个问题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的理论，就是说，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有五种情况不做意译，而只是音译。这五种情况是：（1）多含不翻：如“薄伽梵”，指世尊，是佛陀的名号之一，又含有自在、炽盛、端严、吉祥、尊重等义。又如“摩诃”，含有大、殊胜、长久及深奥等义。（2）秘密不翻：如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以及各种经咒，一经翻出，就会失去它的神秘性。（3）尊重不翻：如“般若”，不可直译为智慧，“三昧”不可直译为“正定”，“涅磐”不可直译为圆寂或解脱等。（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直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不可直译为“无生”，“菩萨”不可直译为“觉悟”等。（5）此方无不翻：“此方”，就是指中国。如印度的庵摩罗果，形似苹果，其意为“无垢清净”，食之可除风热，但中国没有。佛经中常以“庵摩罗果”，来比喻地球的形状。第二个问题是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和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第三个问题是玄奘设立了译场，分出了十一个不同的职位，使集体译经制度化，系统化，保证了翻译的质量。玄奘的译场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写、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多个岗位，译主为玄奘，其他的职位由求学者担任，这些学者不仅有核对梵文、书写纪录、语法整理、译文润色等工作，而且还要将译稿回翻为梵文再次核对，他们为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玄奘熟悉六朝文体，在请求唐太宗为其所译经文作序所呈的表中，玄奘写道：“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花景烂。理包系象调逸成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壁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千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典。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这样的文章，即使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恐怕也很难做到信手拈来。事实上，这种文体是当时中国的标准文体，是中国文学系统的范式。按多元系统理论来看，作为处于边缘化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理应采用这样的文体才对。但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这种作为范式的文体，而是采用了中国的古代白话，使人一看就知道佛经是一种外来的舶来品。
其实，玄奘当年从印度取回来的佛教经典数不胜数，但其中部头最大的只有两部，这就是著名的《瑜伽师地论》和《大般若经》。事实上，玄奘在翻译这两部经典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具有的特征，这与佛经翻译文学在隋唐时期的汉语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的位置是矛盾的，也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漏洞。以下是《大般若经》中的一段话：
善现。瞋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内空清净。内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内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瞋清净即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瞋清净即真如清净。真如清净即瞋清净。何以故。是瞋清净与真如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大般若经》卷二百零二）。
这段话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反复。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梵文好繁，华文尚简。又如著名学者指出的那样，梵文原典往往特别冗长啰嗦，非要有识之士痛加删减不可，方才可读。提出要删减佛经，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他认为梵文佛经原典冗长啰嗦，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事实。其实，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在汉语译文中尽量保留了梵文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名睿智的佛教学者，玄奘对隋唐时期汉语文学系统的强大势力，以及佛经翻译文学系统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依然采用了异化，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玄奘在一开始翻译这部经典的时候，也准备采用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的方法，即采用删减的方法，但随后就做了许多噩梦。后来决定采用直译的方法，于是就做了很多吉祥的梦。这个故事是否说明佛菩萨真的给玄奘提示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玄奘在内心深处对梵文原文是极其敬畏的，不敢轻易改动，更不要说是删减，这也反应出玄奘在翻译过程中是极其谨慎的。总之，对梵文原典的敬畏大概是玄奘采用异化、保留原文内容和形式的原因之一，这种方式只有处于中心地位的译文文学系统才能够享有。以下是《瑜伽师地论》中的一段话：
云何五识身相应地。谓五识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缘。彼助伴彼作业。如是总名五识身相应地。何等名为五识身耶。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云何眼识自性。谓依眼了别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谓眼。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即此一切种子。执受所依。异熟所摄阿赖耶识。如是略说二种所依。谓色非色。眼是色余非色。眼谓四大种所造。眼识所依净色。无见有对。意谓眼识无间过去识。一切种子识。谓无始时来乐着戏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异熟识。彼所缘者。谓色。有见有对。此复多种。略说有三。谓显色形色表色。（《瑜伽师地论》卷第一）。
以上的段落与一般的文言文在文风上有着很大的区别。究其原因，还是梵文原文在叙述方式上比较异于传统的中国文学，受到原文的限制，译文也就显得比较具有西域风情。事实上，不仅在隋唐，而是在整个从东汉到隋唐的佛经翻译史中，佛经翻译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除了支谦采用了颇从文丽的归化翻译法以外，剩下的译者们差不多都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使佛经一读上去就有一种西域的味道，这其中包括著名翻译大家鸠摩罗什，其作品被称作有西域天然之语趣。如果检查一下玄奘的其它译文，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玄奘译文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方法，这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应该采用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玄奘所处的隋唐时代，佛经翻译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的，应该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不足。上。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党金学.中外翻译理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新疆外宣英译，多元系统理论，边缘性，本土化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领域的对话日趋频繁，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子系统也逐步参与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中。新疆外宣英译活动频繁也是史无前例的。笔者打算结合埃文·佐哈尔创立的多元系统理论对新疆外宣英译呈现的特点进行描述。
一．理论简介
多远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将翻译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1990）。随后佐哈尔的弟子，著名翻译理论家，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主要对影响译者的因素进行了描述。博士论文，边缘性。他认为译者所从事的翻译行为要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影响，不受外界潜质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译行为并非真空，译者要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来筛选文本。他提出了三类规范：初始规范，预备规范和操作规范，由此衍生出翻译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译选择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国内最早对多远系统理论译介的是杨自检教授，张南峰、谢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别作了译介和评论。
三，对新疆外宣英译的解读
1. 新疆外宣英译的边缘性与发展性
多元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地位不平等，有的处于边缘，有的处于中心，他们之间处于斗争和交替中。从《西域翻译史》（热扎克·买提尼亚孜，1997）和《新疆现代翻译史》（陈世民，1999）中，我们发现新疆翻译从周朝开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汉语和西域个少数民族语之间，其次是与俄罗斯，中亚各民族之间的翻译交流。英译活动在新疆翻译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论文，边缘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书籍不断被译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玛依奇观》等。新疆也开启了英文网站，成立了一些对外翻译公司。新疆大学从2001年起，开始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一部分学者开始参与全国英译汉，汉译英的探讨。期刊上不断有关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饮食等英译规范探讨的文章。从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译理论发展还很弱小，翻译实践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新疆外宣英译这个子系统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张力。博士论文，边缘性。
2. 新疆外宣英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和翻译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埃文·佐哈尔，1990)。新疆外宣英译在文本选择和译者的翻译策略上受到译者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博士论文，边缘性。纵向观察中国外宣英译书目名称：《神秘的塔里木》、《中国乌鲁木齐》、《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译书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新疆的发展是以旅游为先锋（邓新民，2000）。而西方译者对新疆的英译因受其固有的对新疆的认识而出现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从译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新疆本地的译者站在爱国，爱家乡的立场上清楚地回应，不能让我们在解读自己的文化上出现“失语”现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译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连城指出，外宣英译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图里在解释“翻译规范”时，将其称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性是译者在外宣翻译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外国人认为中国的大众媒介过于呆板，喜欢用华丽抒情性的文体，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国的计量单位，或使用修饰性的计量给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觉。新疆外宣英译存在此类问题，请看以下的译例:
（汉语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国人喜欢用“早些时候，什么什么事情过后，后来，曾经”，等中国人自认为的大事来表示时间段。殊不知，这只会令外国人费解，增加文本解读的信息量。博士论文，边缘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时间，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译为汉语的随后，但在时间差上，汉语的“随后”强调动作发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强调这一点。所以该英译文本内容拖沓，简单的信息被复杂化，令人费解，其结果是削弱了英译文本的可接受性，宣传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战。
4．新疆外宣英译的“本土化”
虽然我们在外宣英译时，读者被作为影响英译的因素之一进行考虑，但作者和读者不是评判译文的唯一标准（埃文·佐哈尔，1990）。外宣还在于宣传自我，让外国的读者了解到不同于他们本国的别样的风土人情或是打破他们凭借想象捏造出来的形象。这样就让“异质的东西”（埃文·佐哈尔，1990）存在，创造一种陌生化的翻译，旨在体现“本土化的翻译”（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缘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语言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宣传新疆文化时要如实地将新疆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展现给世界读者，打破部分国家对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时让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该文本即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论文，边缘性。首先，简单明了将吐鲁番的气候状况及其成因，并在讲述气候成因过程中清晰呈现了吐鲁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让外国游客了解了吐鲁番不同于西方现代的灌溉技术。内容新颖、丰富但不刻板。其次，对吐鲁番和坎儿井的名称英译上，遵循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译名处理以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地名称谓为译名的基准。”（谢旭升，2009：112）
四.结语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使新疆对外宣传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新疆外宣英译是新疆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译在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外宣传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疆外宣英译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和译者解读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译若想从边缘走向中心，除了处理好原文、意识形态和读者接受性之间的关系，译者也需加强对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读。
参考文献：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陈世民，新疆现代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1
4.段连城，对外宣传理论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
5.邓新民，推动旅游发展，促进西部开发，旅游，2000.4
6.辜正坤,当代译学建构理论略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
8.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热扎克·买提尼亚孜，西域翻译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发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11.谢旭升，特色汉英翻译教程，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1
【关键词】外国电影 字幕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
一、张南峰的“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由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在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充的多元系统”，该理论认为，就翻译研究而言，可以假设文化大多元系统是由六个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多元系统所组成的，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语言、文学和翻译多元系统。“每一个多元系统，都从自己的某些原则或价值观衍生出一套规范，不但支配系统内的活动，有些还试图参与其他系统的运作”。
二、以“扩充的多元系统理论”看电影字幕翻译
1.字幕翻译面临挑战。近年来，大量的外国电影涌入中国市场，而2014年10月的《银河护卫队》，早在上映之初，就因电影字幕翻译在网络上引起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民间译者“谷大白话”对电影官方字幕的批评和勘误。
电影字幕是各种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同时作用于译者，译者主动地接受这些力，各种拉力最终与译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所以，在某些翻译“硬”错误之外，民间和官方翻译的一些分歧是可以由“扩充化的多元系统”理论来进行解释的。笔者对此用多元系统理论，对制约字幕翻译的规范做一描述。
2.对《银河护卫队》字幕翻译焦点问题的探讨。首先，people with sticks up their butts的翻译。该句直译为“屁股里插了棍子的人”，说明他们过于拘谨。官方字幕是“教会了人们扭屁股”，民间译者认为这抹煞了原本的幽默感。字幕译制方解释，如果“忠实”翻译，会违背我国的电影审查规范。众所周知，审查尺度就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外国影片经常通过“性暗示”的手段达到幽默或双关的效果，而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性”的包容度比较小，这样的台词不能公然出现在屏幕上。
第二，rodent官方译为“小浣熊”，民间译者认为蔑视之意欠缺，应换做 “鼠辈”，但官方译者称“小浣熊”也相去不远，重点是该译法获得了发行方认可。票房问题为重中之重，如果翻译不贴近观众，恐怕难以达到满意的市场反应。所以，发行方会提出“接地气”的要求。“小浣熊”一词比“鼠辈”更贴近中国观众（源自一种食品的风靡），目前的观影主力――80后、90后年轻人，对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情怀。由此看到来自经济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发行方为了经济利益，利用有限的话语权，也在左右字幕翻译。
第三，Normal people don't even think about eating someone else， much less， that person having to be grateful for it的翻译。官方字幕是“我为什么要为这事感激你啊”。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甚至有信息牺牲。不难理解，这是语言多元系统的规范的影响，电影字幕一闪而过，就需要尽量使用短句，符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
第四，片中loser的翻译。这类人被称为“废柴”，即失败者，片中该词被译为四字短语“落魄失意”。如果使用“废柴”，不了解美国文化的观众无法准确理解，由此可见来自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
3.来自不同多元系统的规范对字幕翻译的影响。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规律。首先，来自政治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的规范多结合在一起对电影字幕翻译方向进行规约。政治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份，通过控制影片的翻译渠道以及多层次审查确保翻译结果不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经济多元系统主体为电影制片方，他们要求电影字幕不拖“后腿”，影响其经济利益。如果翻译词不达意、晦涩难通，势必打击观影热情。所以，他们会提供台本、名词对照表等保证字幕翻译的准确，另一方面，则会对翻译提出要求，让翻译内容贴近译入语文化。
来自语言和文学多元系统的规范则对字幕翻译的具体用词、用句进行约束。比如使用中国观众熟悉的短句，尽量不适用倒装句、插入语、被动句、从句等。对于影片中的一些修辞方式，则有必要转换成中国观众了解的修辞手法，不能通过字面硬译，造成观众的困惑。
对于翻译多元系统的规范，除“忠实”、“对等”之外，笔者认为字幕翻译本身也可以理解为翻译多元系统中的一个独特的子系统，不同于其他类型翻译的规范，可总结为“简洁明了”。钱绍昌教授提出影视翻译具有“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等五个特点，可见字幕翻译之独特性。
三、结语
如今，观影的观众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翻译批评群体，加之电影语言的对白为主、语言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强、文化色彩浓郁等特点，都让字幕翻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通过多元系统理论探讨影响电影字幕翻译的各种因素，不仅可以帮助译者进一步认识字幕翻译活动，还能够解释字幕翻译中官方和民间的分歧，促成二者之间平等、友好地交流，这将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引进片字幕的翻译水准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晚清 侦探小说 多元系统理论
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以翻译侦探小说着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一 晚清侦探小说的译介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明显比创作活动活跃,“就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陈平原也认为,1896-1916年这20年间出版的小说“具体数字很难准确估计,但这20年小说出版中译作占压倒优势,却是明显的事实(陈平原,1989:29)”。当时的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着比创作小说更为重要的影响。翻译侦探小说作为当时翻译小说的主流之一,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其“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郭延礼,1996:81)、影响之深在当时翻译小说界可谓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之缘由
在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艺术内容与形式:它内容新颖,“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刘扬体,1997:281);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是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与译作之间互动选择的结果。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在三种条件下会在目的语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三种条件分别探讨分析。
1. 第一个条件——晚清时期新小说处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数具有改良意识的文人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梁启超等竭力倡导“文学救国”,提倡译介西方小说,以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晚清侦探小说大量译入以致形成侦探热,大约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历史环境,人们痛感科学力量的伟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体制,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而且晚清时期正好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系行将崩溃,而新文学体系又尚未完全确立之际(1919年爆发的五四为中国新文学体系真正确立的分水岭),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承担起了启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个条件——晚清小说处于弱小状态
小说这一文学题材在中国传统文学多元体系中一直是边缘化的角色,属于“小道”,写小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因为中国本土小说长期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它们不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来对翻译小说进行限制和打压,只能放任它们泛滥流行。
传统小说的弱小使得它无法担负起当时的社会环境赋予小说的任务——改良图志;因此,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说的力量实现新文学的发展,从而改变国家的落后地位,翻译文学在当时就一跃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主流,占主导地位。
3. 第三个条件——晚清传统文学受到冲击,处于转折点
晚清翻译小说的可以说是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而来临的。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饮冰,1989)。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救国救民的关键,虽说只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延续,但前人多对此不甚重视,梁启超等却借此提倡小说。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新小说却不是中国原有的古典小说,因为中国传统小说为“中国群治****之总根源”(饮冰,1989)。至此,中国原有的传统小说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真正意义上的新小说又尚未诞生,所以外来的翻译小说自然进入了梁启超等人的视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译小说,因此域外小说变得身价百倍。在这股变革洪流中,原以诗词歌赋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文学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在处于佐哈尔所说的何去何从的转折关头。当形式新颖、内容扣人心弦的外国侦探小说介绍到中国时,国内读者的注意力为之吸引,促使了翻译热潮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