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8 03:03:28
序论：在您撰写理想教育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关爱学生，善于沟通
职校的学生在行为习惯上很调皮，你会严厉的体罚他们，用苛刻的语言侮辱他们么？如果你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子女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爱是教育的万能钥匙，我们要坚持将关爱撒播到他们每一颗需要润泽的心灵，他们已经背负了中考失败的打击，正处于人生选择的转型期，或者是欠缺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离异儿童，在学校我们是学生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自然而然会将一些情感、期望与爱的需求转移到我们身上，产生一种特殊的依恋，期望得到我们的肯定与鼓励，甚至是一声上课的提问或者身边走过时的停顿，如果我们这时能像长者般的关爱和引导，朋友般的交流，他们一定会从这份教育中读懂关爱而逐渐成长起来。
（二）终身学习，充满激情
在信息时代，我们已经和学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只要懂得网络，在百度、谷歌中输入任何想知道的问题，学生都可以获得图文并茂的答案，此时教育的优势荡然无存。因此我们在教育之余需终身学习，让自己站在专业领域的前沿，引导他们走进每个陌生的领域，对这些事物产生美好的追求，让他们仍然从老师身上感受到知识的生命力，这样爱学习的老师才会培养出肯思考的学生。教师的知识也应该包罗万象，用知识渊博来获取教育的权威，所以师者即使做不到学科间相互沟通的全才，也要为自己拓展一些跨学科学习的机会，成为“综合意识和综合知识的自我更新；改进课程结构，跨越学科界限，扩宽学术视野，适应综合性教学的新师资”。这样我们的教学才能保持新鲜，与时俱进，我们的教学热情也会像学生一样富有朝气。
（三）快乐心态，善于包容
常有职校老师抱怨被调皮的学生气的夜不能寐，那为什么他们会捣蛋，我们能不能改变他们？要知道挽救一个学生的灵魂有时比挽救他的成绩更让人感到成就感。处于转型期的学生个性绽放、教无定法，老师们应保持乐观的心态有度地要求他们，按照他们的成长规律给以学生改正缺点错误的时间和机会，这样开朗、有思想的教师，教育出来的学生才会有健康、积极的心态。
二、理想的职校学生
有句话说的很好，“如果你看学生像一个个魔鬼，那你每天就生活在地狱中；如果你看学生像一个个天使，那你每天就生活在天堂里。”职校学生在小学、初中可能就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他们被偏见而掩埋了自己的理想。当他们走进职业学校时应该是个新的开始，这里没有成绩只有技能，没有压抑只有活力。所以职业学校的学生应该有这样的特点：
（一）建立信心，自律自强
职业生涯是每个职校生的转折点，教师应该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委以重任，加以信任，让他们了解要有才气而不能有傲气，没有才气就要懂礼仪，让他们自律、自爱、自强、自尊，当他们确定了理想后才不会贬低自己的人格，对别人的帮助也会心存感恩，在校园集体生活的“小社会”面对不同利益、不同观点、不同兴趣爱好，面对冲突和妥协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积极进取”、“运筹帷幄”这些品质和能力，才能建立责任感，公共活动中不退缩。
（二）全面发展，技能突出
我们的职校生可能在本该活跃的年龄，“为赋新词强说愁”，对知识也报以反常的冷漠，课堂上的沉默和下课后的喧闹成为鲜明的对比。这说明他们对所有教育的东西都在排斥。那何不用考试之外的形式让他们感受到成功？如果他们职业方向不明确，我们就从不同领域去引领他们，教育的真谛就是充分控制每个学生的潜能，多些才华与技能展示的舞台，让他们有“亮剑”的机会，从而凸显专业兴趣，坚定职业生涯道路。
三、理想的职校课堂
职校的学生没有升学的压力，那我们又何苦为难他们死记硬背过多的语文古词和函数公式？或许我们将基础文化课课堂转变为阅读交谈、辩论演讲、应用文实际应用、模拟法庭、购物市场、英文歌曲大赛、外语大片欣赏等形式，会让学生们更加热爱专业，爱上校园生活。“理想的学校教育，就是为学生创造自由学习的环境，让学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地学习。”课堂不是寂静无声的图书馆，课堂也不是热热闹闹的交易所，课堂更不是学生思想智慧的禁锢地。
（一）好奇是学习的火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我们的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对事物好奇，他们在受教后能够运用知识，并且进行知识的迁移。一堂课只有一个演员，一种声音，是没有生命力的，这里需要教师的巧妙构思和精心设计来点燃学生的激情，启发学生的智慧，很多问题不强调标准，答案可以多元，让学生们的思想火花迸发，我们欢迎学生质疑结论，给他们时间去搜集资料更新传统的教材内容，师生共同奏出充满生命气息和趣味的课堂旋律和乐章。
（二）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矛盾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将学生还原成自由的学习者时，就会涉及到纪律糟糕问题。我们可以强化学分制和实验签到考核制度，用学生们在未来企业中的实际操作水平来检验他们在学校中掌握的技能，每位任课和指导教师要对他们在学生成绩册上的各项成绩和技能签名负责和承担法律效力，相信这样比用考试评价更加具有约束力。
（三）打破职业教师的铁饭碗
有句话说，打破教师的铁饭碗，他们才会有新饭碗。我个人认为职校教师更应该打破铁饭碗，定期“下岗”到社会企业中锻炼，这样才会让传授的知识鲜活起来，富有企业特色。通过传教者将学校与企业的隔墙掀翻，克服学校关起门来的自我封闭，孤芳自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企业还有什么理由将他们拒之门外呢。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上的诸多问题和不良之风正向大学校园蔓延，校园不再是一片净土，部分大学生因此出现人格压抑甚至扭曲的倾向，这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个人成长与成才，还进一步波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总的说来，当前大学生在人格发展上存在以下问题：(1)大学生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会秉持一种利益交换原则，表现出互相猜忌，甚至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最后甚至出现极端的行为，如云南的马加爵案；(2)大学生会一味地追求个人享受，重视物质利益，更于此基础上滋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缺乏精神追求和诗意的生活，缺乏正义感，重利轻义；(3)社交能力薄弱，团队合作意识淡薄，没有全局观念，往往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肆意破坏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发生；(4)诚信意识变得匮乏，各级各类考试舞弊、课后作业抄袭等；(5)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热情较低，对于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够，直接影响了学业及自我的成长成才。事实上，“人格是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从时间上讲就是始终一贯性，从空间上讲就是前后一致性。”但大学生处在人格可塑阶段，稳定性还在趋向完成中。
目前大学生在人格上发展上出现的问题，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1)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变迁带来市场经济大繁荣，功利盛行的观念直接表现为“一切向钱看”，导致人们过分追逐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人性的关注和自我人格的修养。现代大学的开放性注定了这种风气要波及大学校园，学生的人格塑造无不受其潜移默化。此外，对外开放也使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入，泥沙俱下，而大学又是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前沿阵地。在多元文化面前，学生往往辨错了方向，接受了不良的文化影响，误人歧途。(2)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而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以政治理念的灌输和意识形态的说教为主，内容空泛，流于形式。这不仅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整体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且由于在人格教育中缺乏人文主义的关注，使他们缺乏精神上的追求，容易出现重利轻义的倾向。(3)儒家思想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承而不衰，在于其以高尚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而自20世纪以后，经过了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和时期的“批孔”等政治文化运动，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排挤，儒家思想受到了不正常、不公平的对待，儒家理想人格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也无法受到重视。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能幸免，并由此出现了两种极端：对于建构儒家理想人格的忽视和对于政治意识形态教化的固守。这样的结果是学生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热衷时尚和新潮，没有固定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格力量薄弱，随时都有可能在不断变换的时代中迷失自我，遑论承担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在以上三个原因中，以传统文化传承断裂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每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不仅要有特定自然地理环境赖以生存，而且还要靠独特的思想文化给予维系。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毕竟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锤炼，并且已深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指引并支撑中华儿女历经劫难却始终不屈服不退缩、不畏，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以自强自立姿势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魅力所在。而自20世纪以后，在传统文化继承上一定程度的断裂，特别是对儒家思想及其人格理想的批评，使得我们顿然失去了母体文化的滋养。而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从学校的德育开始的。“从德育的宏观教育背景上看，当代教育上实现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即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由知识教育转向行为教育。现代教育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新型观念与操作，是一种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是一种以未来为取向，以学生的人格发展为目标的全新的教育理念与行动。”因此，针对目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缺陷，对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既要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不断创新，也要继承和发扬儒家理想人格的精髓，着力于矫正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二、《论语》的理想人格及其批判
儒家的理想人格建构主要集中于《论语》中。《论语》里的理想人格内涵丰富，有些已经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依据，而有些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能够显示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对我们民族人格的引导、建构、提升和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的仁爱思想，心怀世人，本质上是一种人世人格。在先秦诸子的人格思想中，孔子的观点是最为现实，最为积极的。,,E11221这里我们仅就《论语》中与目前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有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番梳理。其一是“仁”。仁是孔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它的本质是以“爱人”为中心，以克己复礼为目的。“樊迟问仁。子日：‘爱人。”’，所谓“爱人”，即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颜渊》)因此，爱既是仁的起点，也是仁的归宿。孑L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时刻以仁来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仁行事。“子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滇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就是要求坚持不懈地追求并践行仁，无论处于何种艰难险境都不能放弃对仁的信念和实践。其二是“义”。孔子所说的“义”主要是指道义，他要求君子要有主动行义的人格精神。即“见义不为，无勇也。”“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因此义是一种精神存在，在《论语》中，它常常与利相对应，也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然孔子并不反对正常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三是“礼”。礼也是理想人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论语》里，它主要指的是人应该本分、有秩序地处事。孔子重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也”。季孙氏曾经违规而使用周天子的礼仪来演奏，表现舞蹈，这让孔子相当愤慨，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季氏》)在《论语》里，礼常与仁爱相提并论。“子日‘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可见礼以仁为本，没有仁爱之心，就无法做到礼。此三方面，“仁”为核心，“义”与“礼”为行为规范和准则。若当前大学生能深谙其理，以“仁”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以“义”与“礼”来规范自己的求知与为人，那不仅是传统文化经典得以传承之幸，更是大学生自我修养得以提升之幸。为此，大学生还要善于从《论语》的深邃思想中，挖掘出更多有利于自我修养提升的内涵精神，比如“信”和“学”。“信”，首先是诚信、守信，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也是值得信赖、能够被信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孔子认为君子必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认为君子无信就无法成事。而“学”，自然是指好学，孔子教育门人弟子应当勤奋好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直接表明，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还有助于修身养性。同时，学习还要尽量博学多才。“子日：‘君子不器”’，指出了君子不能像只是具备某些特定用途的器具一般，那是狭隘的，而必须是具有多种才艺的，“博学于文”。最后，孔子还要求要成其为君子，应当谦虚求学，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并坚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的原则。从孔子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上来看，它既涉及了个体在言、行、知、思的自我修养，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内涵丰富、层次分明，具有强大的人格精神力量。而目前高校学生的人格结构单一，人格力量较为弱小，难以承担起社会的重任。因此，在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若能以《论语》中的理想人格为标本，对学生的人格精神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塑造，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格教育理念。“人格是一种具有动力性的组织。换言之，个体发出某个行为或从事某种活动需要人格的推动作用。”当然，孔子所建构的儒家理想人格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例如，孔子谈及“己欲”、“己所不欲”、“克己”时，都片面地强调应该如何对待别人，即“利他”，而极少申明个人感望满足的合理性，其仁道原则缺乏人格独立和人道主义的内涵，因而往往被封建专制统治者利用，作为压抑独立人格和桎梏思想的工具。再如“安贫乐道”的品格要求，也容易产生负面效应，成为一些消极避世、安于现状、不图进取、缺乏竞争冒险精神的人的托词。这些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给以甄别、扬弃。“从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尊严。正是这种人格的尊严和崇高的气节，造就了中华民族傲然于世的民族性格。儒家认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志向，才会有什么样的举止、什么样的气节。因此，对于《论语》中的理想人格，我们应该有批判地继承，善用其中的精华部分来帮助解决目前大学生人格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要担当者，给予正确的人格教育尤为重要，而这需要我们拿出实际行动和具体的解决方案。
三、《论语》理想人格教育的介入
论文关键词：道德教育道德灌输伦理认证
近来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的呼声，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呼吁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笔者却想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作点抽象的探讨。这并非不关心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道德现实最迫切需要的是从学理上的逻辑分析。因为逻辑不清，则问题必然不明。
一、我国高等学校道德教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高等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成就。具体表现为：学生的政治思想状况是积极健康的，他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并且有积极参与改革的意识，有价值观的学生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在学生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和较好的导向作用。道德价值取向是健康的，他们既重精神，重成就，也注重现实的自我。竞争意识、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增强和发挥，他们渴求知识，成才目标明确，学习目的更加明朗化，“读书热”再度兴起。参与意识增强，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明状况明显好转。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德育为首”的原则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尤其是实现的方式，即道德教育，还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德育内容单调、陈旧，与社会现实脱钩或错位；集体观念的淡化，价值取向的偏差，生活情趣的趋庸，在部分大学生中时有表现。这些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就不能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严重影响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应该只给学生讲道德理想，还是在讲道德理想的同时，也让学生尝试应对相对复杂的现实呢?
二、高等学校教育的道德教育模式
道德教育有两种重要模式，一是道德灌输，二是伦理论证。这两种模式的优劣一直是各国教育家激烈争论的话题。灌输模式的突出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孩子没有认识能力，所以不必跟他们详细论证伦理原则，而应该向他们灌输各种美德。等他们到20来岁，懂得进行推理，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另一种道德教育模式，即伦理论证是一种充分说理的做法。由于多数判断都会因为反例的存在而不能成立，进行伦理论证就要尽可能排除一切同正面观点不相容的反例。教育者要证明自己的主张，就应该同时介绍不同观点，通过推理证误解除它们对自己主张的威胁；还应该鼓励被教育者说出不同意见，然后对它们进行分析。如果教育者不能指出相反意见的破绽，就得承认自己主张的失误。这样，被教育者的尊严得到肯定，他们具有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教育者也因为表现出诚实、勇敢和思辨能力而赢得尊重。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于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之中，但我国高等学校得道德教育主要以道德灌输为主。我国高校道德教育普遍以开设课程教育的方式，如《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辩证唯物法》，通过课程考试由老师对学生实施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灌输。甚至在硕士生入学考试也需要进行考核。内容几乎没有变化，而且是从上至下的灌输，学生必须通过强记死背，考试过关获得道德教育合格的认可。这既使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混为一体，很多学生视教育为德育的替代品，也使学生所学的道德知识皆为理想境界，是最高道德，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不小的差距，而容易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
至于伦理论证则是自然生长状态，以学校的各类学生社团自由开展的各种活动和讨论为主。学生们通过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困惑与反思，展开讨论和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讲座，由学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把关联系，而这种模式又使得这些老师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把握活动标准，即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是只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还是让学生尝试价值选择，使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较能与社会兼容，不致与社会过早对立而被排异。
三、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发展走向
这个标准反映了我国现今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的困惑与争论。一种观点坚持认为，高等教育之为高等教育，就在于它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就在于用这种纯粹的道德来培养纯粹的人，高贵的人，培养精神贵族。必须以这样的精神贵族来引领社会，我们的社会才有净化之日，才有希望。如果不这样，那就不叫高等教育，就培养不出精神贵族，我们的社会就要断绝道德的活水源泉，就要永陷黑暗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现在的高等院校的道德教育不是多了，而是力度不够，还需要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纯洁他们的心灵，强化他们心中的道德概念。等他们走向社会，原来灌输的美德就会成为他们分析伦理问题的良好基础。
现实中我们对这种做法可以进行检验。道德灌输的前提是认为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是他们对灌输的内容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诚实”的美德，坦率地向老师提出尖锐问题?要是他们提出问题，教育者马上就陷入两难境地：教育者一开口讲理论证，那就说明灌输和道德教育不相容。
让我们放过这个逻辑矛盾，假设教育者可以对大学生讲理论证。由于前提是大学生没有认识能力，后果自然是怎么论证他们也不明白。那么他们应不应该实践教育者灌输的“勇敢”的美德，执着地、不断地提出问题，以至进行争辩?要是情况如此，结果就是没完没了而又毫无成效的纠缠，道德教育无法继续。
逻辑上固然针尖麦芒，涉及个案更是各不相让。比如谈到红包现象，一般坚持认为对医生收红包不可一味指责，医生收红包从道德理想的角度看无疑是可耻的，是应该绝对禁止的。但医生收红包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因素，因此对医生收红包既要从原则的角度坚决反对，但对特定个案又要作具体分析。
比如最近在报纸上看见的一个报道，某省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医学专家，就因为拒收红包和其他灰色收入而与同行对立，遭到排挤，被迫下岗而且四处求职无果，只好再次远离祖国。这位医生固然可敬，但不值得效法，因为如果效法他，结果往往是成为“烈士”。高等学校不能是“烈士”的摇篮，道德教育不能是教人做“烈士”的教育，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要有道德理想和道德激情，还要有生存智慧。比较道德代价也比较小的选择，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收红包，但随后把红包捐给希望工程，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最妥当。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以告诉学生收红包可耻为满足，还应该把拒收红包、拒绝无耻的风险告诉学生；不能仅仅以教导学生道德高尚为满足，还应该把道德高尚的后果、道德高尚的代价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告诉学生，把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最坏的选择，绝对不能做的；再明白什么是次坏的选择。要学生一方面守住道德底线，另一方面又保留现实回旋空间。而这又是伦理论证的方式了。
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到底应该追求至纯至美，还是应该兼顾现实，高等学校到底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无疑是一个公共话题。从受教育者一方来说，随着大学扩招，跨进大学校门的大多是常人。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常人教育，切实可循之途惟在培养常人。
美国心理学家诺克最先提出了目标设置激励理论，他觉得目标设置是可以刺激人不断前进的。而通常人们所做的事都是有着目的，其本质就是目标。目标能够很好的激发起人们的行动力量，合理的进行目标设置，能够更加容易的达到想要的成就。特别是在小学生的不良习惯纠正中，使用目标设置来进行改进将有效的提高改进速度。所以，设置好的目标可以更好的在小学思想教学中应用激励理论。比如在某班级中有两名学生有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主要因素在于家庭的教育方式不正确。
教师在对这两个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前，应该在班级上进行集体目标的要求，设置让本班在当月争取到学校“班级流动红旗”的目标。然后，教师再独自对这两名学生说明他们不讲卫生的坏习惯将会导致集体目标的失败，再结合学生自身的想法引导他们设置自己改掉不良习惯的目标，教师负责每天监督他们的进度，并不断的给予提醒。经过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最终集体目标得到了实现，这两个同学也在不知觉中改掉了不良习惯。给学生设置一个个目标，并且教师亲自带领着去实现目标，让学生在前进中改掉不良习惯，可以增加思想教育的有效性。
二、在小学思想教育中应用集体影响来激励学生
现在的小学生对友爱与归属都比较缺乏，学生也非常渴望拥有他们。而思想道德品质较为落后的学生对友爱与归属的需要则更是强烈。每个学生内心都希望能跟同学在一起学习、玩耍，在集体中得到快乐。但是，思想道德品质落后的学生身上绝大部分都有着诸多问题存在，而且学习成绩多数情况都不会很好，这群学生多数情况都是存在于集体之外的“边缘生”。
班集体是属于每一个学生的集体，不能因为任何的因素而丢下谁。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好存在于集体之外的学生经过努力来改变同学们的思想行为，逐渐的融入到班集体之中。比如某班有一个学生经常无缘无故的欺负同学，导致每个学生都非常的讨厌他，不愿意理睬他。教师号召班干部暗中去帮助他、团结他。
一、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槃）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槃”。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槃。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槃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槃）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槃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都确立了公民的平等地位。人们有分工或职务的不同，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没有等级的划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财产、职业、职务、种族等方面具有的差异，因而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或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实际存在着富人歧视穷人、职位高者歧视或虐待职位低者、一些种族歧视另外一些种族的情况。许多富人凭借财产胡作非为，有些当权者凭借权利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有些种族优越感较强的人鄙视其他种族。这些富人、职位高者、种族优越感强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当今世界是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常常是产生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特权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其本身都具备一定的科学的范式发展模式，范式的发展和转化通常也是科学不断成熟的过程。对于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新范式的发展，应该对过去的范式进行批判继承，进行适度的扬弃，促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的诞生。不过，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新范式以及新形态并不能够被预先描摹，其必然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发展和转化，所以，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研究主要是对其发展的趋向进行描摹和思考。
（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思想政治理论研究的范式，应该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关注和挖掘，从而对现实的问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方法论，而不是单纯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现实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的标志，只有对现实的问题进行关注和回应，才能够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以及回应，对于思想政治学科的知识框架的构建也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具备前提性的问题，要能够形成一系列的研究和针对性的突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范式发展，应该如同马克思提出来的，一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为了提出答案，而是为了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是能够根据时代的共同命运提出来的。因此，思想政治理论的研究，应该对于一些具备格局性的大问题、对现实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进行关注，同时也应该对于一些老的问题进行关注。问题是研究和探索的动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不仅仅诞生于时代，也孕育于过去时代的理论成果。所以思想政治理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各种土壤养分当中逐渐成长起来。
（二）对各学科知识、思维的吸收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探索新范式时，需要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吸收各种不同的学科知识，特别是集合了不同的学科知识之后，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学科的学术思维的碰撞，从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之中进行融合。思想政治教育是富有层次的学科，如果单纯采用数量极少的学术知识进行研究，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本身也是起到阻碍的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对于不同的学科知识进行吸收之外，更对于不同学科本身的思维模式的吸纳以及弘扬。思想政治教育在过去的理论范式当中还是存在思维模式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注释和整合有关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但是并没有形成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思维模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不仅仅是知识内容的发展，更是学术思维模式的成长，这样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模式和探索问题的方法，对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把握和分析，以及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提升也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学科支撑与关键研究点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应该是以中国当前的发展问题作为研究的关键点和学科支撑。因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开发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只有配合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研究成果，才能够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学科价值。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备时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种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互相之间碰撞和融合，因此，在上层建筑的构筑和发展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一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理论研究落脚点，更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学科支撑。
二、结束语
1．教育主体的差异。
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德育教育讲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视人的发展，并具有相应的约束性;通识教育说的是人这一主体的问题，其载体指向是知识发展以及人心智健全方面的问题，具有较强的个人特性。
2．知识与精神取向方面不同。
通识教育的动力是在矫正科学主义之下的一种专业教育，并在训练职业化需求过程中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能够不断完整起来，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一种精神支柱，在依靠精神与思想的指引之下，促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知识的时候，符合社会的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二、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状
(一)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中面临的困境
1．功利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影响。
通识教育在西方高校中被提出的时候，首先就是对当时科学主义的一种对抗。在大学环境中，知识被分门别类，成为系统化学科，并且学科之间没有联系，这种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专业知识牢固，但是却缺少一些常识，缺少对人类整体知识的认知能力，因此，融汇各种专业知识的通识教育应运而生了。另外，科学主义带来的影响也掩盖了人文主义思想观念。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专业化职业能力，但是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缺乏关注人类命运发展等方面看法，为了能够转变这一思想，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借力工具被现代大学教育广泛应用。所以，通识教育成为一门对科学主义补充而出现在正式课堂环境之中，也就是说，通识教育在当代教育环境中，是为了抵御功利主义。通识教育一方面是一种对理想的呼唤，当通识教育进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受到科学主义影响难以被培养人才的学科接纳，通识教育大多以选修课程出现在大学环境中;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影响，大学课程大多以培养人才为主，而通识教育并不能够帮助学生拥有一定的就业率，属于一种非倾向教育，所以，在实际中，通识教育并没有被大学教育接受，没有发挥其真正作用。
2．思想政治课程发展影响着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形式能够被大学教育接受，但在具体课程设置中，这些增加的通识教育课程并没有真正可以设置的位置。因为大学思想政治课程已经将除专业课程之外的公共课程占尽，在这种情况下，将通识教育纳入进去，只会让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象征性纳入通识课程，并不能够实现其教育目标，所以，即使通识教育理念能够被大学教育接纳，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环境中遇到的阻碍
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学生在进入大学环境之前，一定学习了多年相关的理论知识。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遭遇通识教育困境。但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实效性困境，学习思想政治，究竟有无具体作用，仍需进一步讨论。
1．思想政治课程教育方式。
在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中，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说教与灌输的方式。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的要求标准，现代教育主张教育平等，但说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育形式，试图用大道理对其进行控制，使学生进行学习，说教的教育方式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并且一些高校大学生纷纷表示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没有具体作用的学科，可以取消。事实上，哲学是一门智慧型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是依靠哲学理论进行的，是哲学理论的应用层面，但这种说教式教学方式普遍存在，背离了真正哲学教育的要求。
2．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模块化。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理论、形势与政治、公民道德等一些较大的教育模块已经完全固定，并占有较大比例的学分，但这种细分的模块化教学在大学教育中并没有起到真正作用，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感觉到无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并会造成一定程度反感。思想政治课程教育内容本身就具备一种让学生产生抵触情绪的特质，主要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固定的状态形成出现的，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同点
(一)实施通识教育指引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性
通识教育是针对本专业教育提出来的，主要是对学生人文素养与科学思维的培养，有道德价值观、国家政治形势等方面内容。大学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形式都是随着大学职能转变而发展。西方社会，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这一类教育教育已经逐步被通识教育接纳，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并且越来越受到欢迎。就西方成功教育经验来说，将思想政治与通识教育相结合，也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并且将成为教育实践不能够阻挡的趋势。
(二)方式与内容上的交叠
通常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各个高校在通识教育课程中，思想政治体系基本上都被包含进去了，并且将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德育教育内容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并且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这样，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来说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就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并且其中涉及的各项含义是所有学科的大杂烩，其中不缺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三)价值取向方面的相同点
首先，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一种培育人才的方式，尽管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其最终都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另外，教育价值主要有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并且这两种价值具有一定的联系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方向、精神动力、人格个性等方面，在中国人才培养环境中，通识教育更能够培养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显然通识教育在个体环境中产生的价值也就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
四、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联系的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在内容上相互交叠，并且双方在摆脱困境的时候具有相同的要求，因此，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以及学生社区建设都是为两者更好地“合流”提供方式。
(一)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是为了寻求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存活的空间，并且被迫将之有效地传播出来。另外，思想政治课程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共同的知识，因此，在进行通识教育的时候，应该将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在通识教育课程内容之内，并且使其作为必修课程之一，现阶段一些大学已经成功实践这一项了。
(二)新型学生社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