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3 14:20:16
序论：在您撰写保险缴费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效率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经历了探索和反复的阶段,需要尽快定型;而这种定型的制度安排,不论是国家、企业、个人的缴费比例,还是社会保险资金的投入范围,必须以提高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并加速通过社会保障立法为前提条件。在提高现行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几乎各项现行制度均需努力。如基本养老保险需要尽快向全国统筹迈进;医疗保险需要尽快覆盖全体劳动者;生育保险需要重建;最低生活保障需要向综合性社会救助机制转化;各项社会福利事业需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一套更合理的社会保障缴费方案,使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更趋合理,提高我国社会保障缴费的效率。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经历了探索和反复的阶段，需要尽快定型；而这种定型的制度安排，不论是国家、企业、个人的缴费比例，还是社会保险资金的投入范围，必须以提高现行制度的有效性并加速通过社会保障立法为前提条件。在提高现行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几乎各项现行制度均需努力。如基本养老保险需要尽快向全国统筹迈进；医疗保险需要尽快覆盖全体劳动者；生育保险需要重建；最低生活保障需要向综合性社会救助机制转化；各项社会福利事业需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一套更合理的社会保障缴费方案，使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比例更趋合理，提高我国社会保障缴费的效率。
总之，社会保障与社会和谐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保障。我国必须建立健全的、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这一制度来化解现实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满足国民的福利增长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备程度，将是我国向和谐社会迈进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效率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在具体账务处理中，财务处理方法不够科学，养老保险缴纳资金入账不合理、记录不准确，核算不真实。例如，在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财务处理中，根据社会养老保险应缴金额，贷记为“银行存款”科目，而借记为“基本养老保险费、社会保险费、事业支出”等科目。在此过程中，如果事业单位出现差进，则需冲减借记科目，从而使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的实际支出金额减少，对单位预算管理造成阻碍。同时，由于单位按规定应缴费数小于退休人员退休金领取数是保险缴费差进的原因，而冲减借记科目的处理方法将不能对退休金的实际支出金额进行准确反映，不利于资金流向管理。此外，一些事业单位为了避免红字在事业支出科目中出现，而将差进金额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中，从而隐瞒实际收益，使会计核算失真。在会计监督方面，财务单位、审计单位、人力资源单位的监督力度不足，监督工作流于形式，不能及时发现会计核算失真情况、资金挪用情况。
二、完善我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财务处理的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应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法》开展养老保险缴费财务管理工作，全面分析相关政策，按照政策要求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内容、范围，规范会计行为。在具体财务管理中，单位根据自身具体的工作人员在职情况、退休情况，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为财务管理提供依据，规范财务管理工作。例如，全面登记记录单位目前的退休员工人数及以往养老保险缴费情况，结合当时、现在的养老保险法律法规，查询退休金给予情况，动态调整目前的养老保险缴费要求。同时，对会计人员进行会计理论知识、技术培训，使其熟练、全面掌握会计法律法规、社会养老保险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提升职业道德素养。例如，会计人员熟练掌握会计方面的法律规定、刚出台的养老保险政策，定期进行会计技能培训，学习科学的会计核算方法，管好养老保险基金。
（二）加强管理个人账户，统一征缴标准针对目前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财务管理存在的个人账务管理问题，财务管理部门应重视个人账户管理，明确账户内容，准确核算账目。例如，按照统一标准，在财务管理范围内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个人账户，并在基金支出、收入账户中增设个人、统筹科目，确定账户明细，并独立核算个人、统筹科目，完善个人账户。同时，在个人账户管理中，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明确记录个人账户，查看个人账户的支出、收入，跟踪个人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缴费情况、退休金的发放情况，提高管理效率。此外，为了顺利开展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工作，应增强征缴力度，统一征缴标准，例如，在统一地区，制定统一的社会养老金缴费标准、养老保险缴费比率、参保范围等，在预算管理中纳入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统一标准评估各单位征缴情况，规范缴费标准。
（三）科学处理账务，加强财务监督针对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财务处理方法不科学，会计核算失真、不完整等情况，会计人员应提高会计素养，科学处理缴费财务。例如，按照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计算依据，在“其他收入”科目中记录退休人员应该领取的资金，在“基本养老保险费、社会保险费、事业支出”科目中记录单位自身应承担的在职工作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并在“事业支出、退休金”科目中对实际支付退休人员的工资进行核算。按照此方法，更为准确地统计、核算退休人员资金、在职人员资金，真实反映单位的财务支出情况。此外，财务管理部门应加强与审计单位、人力资源单位的沟通，收集财务信息，全面了解事业单位人员流动情况，监督财务管理、资金使用情况，防范养老保险基金占用、挪用情况。
三、结语
一、当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纳现状
随着中国科学、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较大的提升，进而也使得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老年人出现高龄化等现象，而且农村老龄化现象以及大城市老人空巢化的现象非常的严重，为了加快城乡建设，为城乡居民提供保障，国家加快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建设。中国实施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覆盖全国各个城乡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为参保人未来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可以加快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但是从当前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现状进行分析，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存在差异性，具体如下：
1.缴费档次存在差异性。从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现状进行分析，选择200元、300元缴费档次的城乡居民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分别为40%、53%而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城乡居民占缴费人员的6%，其中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人员大多为低保人员、重度残疾人员。选择500元以上缴费档次的居民仅有1%，选择500元以上的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员，从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现状进行分析，经济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所以选择1000~2000元等高缴费档次的居民少之甚少。（该数据来自山西省当地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统计分析）从以上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档次进行分析，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档次的选择存在差异性。
2.期望缴费档次的选择差异明显。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期望缴纳档次存在差异性，100元、200元、300元、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期望缴纳档次所占差异性较大，其中200元、300元期望缴费档次所占的比例最高占达到了76.6%。而100元以及400~900元之间的期望缴费档次所占的比重较低，造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期望缴费档次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期望缴费与实际缴费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相关研究数据得出，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整体较低，而影响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城乡居民最为关心的个人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政府非常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在中国老龄化严重化的发展趋势下，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国家需要将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加强国家和政府的服务意识，将中国老龄化问题改善。
二、影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的因素
通过对城乡居民的整体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乡居民的整体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较低，期望缴费与实际缴费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综合进行分析，影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用缴纳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和认知因素。
1.个人因素。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缴纳的影响因素中，个人因素中包含了户籍因素、性别因素、年龄因素、婚姻状况因素、收入因素等。在个人因素中，户籍不同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选择不同，城市户口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缴纳档次的选择趋向500元以上的高档次费用缴纳选择，而农村、城镇居民则是趋向于选择200元、300元缴费档次，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档次选择上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从年龄因素上进行分析，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选择上也存在差异性，年龄相对较小者与年龄较大者相比，更加趋向于200元、300元缴费档次的选择，这个现象主要是因为年轻人距离养老保险金的领取还有较远的距离，加上家庭经济压力、政府宣传力度不够、个人待遇较差等，进而使得他们很少考虑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长期效益。从婚姻状态上进行分析，已婚与未婚、丧偶居民的缴费也存在差异性，丧偶的居民趋向于选择100元的养老保险费用档次，这主要是因为其家庭缺少劳动力，家庭收入来源少。而城市居民趋向于较高的费用档次，尤其是高收入者，低收入者也趋向于选择社会养老保险费用低档次进行缴纳，也就是说，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的缴纳，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的经济能力存在较大的关系。
2.认知因素。在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缴纳中，认知因素也是造成社保缴费水平较低的一个影响因素，在认知因素中，又包含了养老金够用、政策宣传、政策满意度等相关的因素。从当前影响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缴纳水平的认知因素进行分析，养老金够用与不够用居民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养老保险金够用的居民更多的是趋向于200元、300元的低档次缴费标准。其次与人们在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缴纳中，政府在宣传养老保险费用缴纳实施政策时，提倡的居民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缴费标准的倡议有关，同时也与居民对政策的不了解、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工作未制定相关的调整策略有关。针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制度不满意的居民，更多的是选择较低档次的缴费标准，而且根据参保居民的自愿程度调查，其中有10%以上的居民是非自愿参保的，所以居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制度、政策的满意度，也是影响缴费标准的一个因素。
作者：关清元 温倩 王东方 单位：武夷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系
在这个目标区间内实现收支平衡，若收支不平衡[4]，则会出现收大于支或者支大于收的结果，当收入大于支出时，会出现盈余。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可按照这个缴费率来进行。没有必要硬是恰好平衡。也就是说恰好平衡是一个下限。但是，若是支出大于收入时，不愿看到的事情就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了亏损[5]。此时，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养老金不能足额发放，可能引起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者通过提高缴费率来实现，但这使得缴费者---农民背上沉重的负担，非我们想要看到，或者给财政增添了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良的影响。假设平衡的目标区间为m年（m燮5）（为一届政府的任职年限），Ct，x表示第t年x岁退休农民的养老金。根据现值和终值的计算原理[6]，则此平衡可表示为目标区间内各年养老金积累额的期末终值之和等于零[7]。（式略）平均余命退休农民的死亡年龄的平均水平用平均余命来表示。平均余命是指农民到达退休年龄后的平均存活年限。
当多数农民趋于老龄化时，将发生退休农民的人数所占比重增加、未退休农民所占比重减少的过程，会导致养老金负担增加。我国正面临老龄化社会，而农村人口老龄化比重较大，这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是个严峻的考验。目标区间目标区间是指保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所设定的时间区间，在以上所建立的模型中，取的是5年。但是虽然政府将换届，政策应该长期不变，并且在一个较长的目标区间内，有利于解决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使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担更加均衡，也使得缴费率比较适中。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率据前所述，在部分积累筹资模式下，养老金按农民所缴费比例发放时，利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是有影响的。利率越高，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加越多，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则是没有影响的。同时，还应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据经济学家预测，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验证。而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就意味着养老保险基金发生贬值。要想保证退休农民的实际养老金收入不变，则名义养老金发放数额必然增大，养老保险基金会发生收小于支的危险。即是发生通货膨胀时，缴费率是上升的。所以，上面所建立的模型考虑了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因此，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综合效果对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利率越高、通货膨胀率越低，缴费率越低，造成个人账户空帐的增值越快，导致空帐与实帐的差额越大，势必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增大[10]。
因此，只有提高养老金发放水平，才能保证实际所领的养老金金额的购买力，即达到收支平衡这个最低限度。a）对上述模型，若m=1时，即为现收现付筹资模式。农民养老金按照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发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没有影响，即是利率不影响平衡关系。当养老金按个人账户所储存的比例发放时，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缴费收入是没有影响的[11]。但是利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成递增关系，加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这种递增关系就更加的明显了。b）在完全积累筹资模式下，养老金发放通常按个人账户储存额[12]的比例发放。此时，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即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也影响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此时，利率高，通货膨胀率大的情况下，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都越大。由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本文考虑了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由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原理，得到了部分积累制下农民养老保险的缴费率的测算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