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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在各种会计规范中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规定,然而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令人堪忧根据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信息,2011年52项,2010年48项,2009年57项,2008年49项,以上数据还不包括未被证监会调查发现的会计信息造假事件。
作为会引致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方面,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在我国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很好的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仍存在严重缺陷。会计信息质量也取决于股东,管理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强大的有关内部人员处于一己私利的考虑,可以利用其有利的职权关系,影响财务人员的行为,从而影响和控制会计信息披露的形成。
二、文献综述
1.股权结构。(1)控股股东的性质。梁杰、王璇、李进中(2004)认为,控制股东为国有股,容易出现利用行政手段控制会计信息的对外报出程度。杨向阳、王文平、雷潘(2007)在文章《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实证研究――来自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上论证了国有股比例与会计舞弊不相关。(2)股权集中度。La Porta等(1998)的实证研究和杨向阳、王文平、雷潘(2007)经过实证分析都得出结论:股权越集中,越容易出现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大股东会因为利益的一致性,利用自己强大的权利并联合起来操纵会计信息报出的情况。
2.董事会特征。(1)董事会规模。从这一角度探讨与会计信息失真可能性的关系,之前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的观点或者得出的结论并不统一。Zahra & Pearce(1989)研究发现,董事会的规模越大,控制管理层行为的效果越好。而杨向阳、王文平、雷潘(2007)在《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实证研究――来自上海、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认为: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会对董事会的职能,规模过大则有可能会引起董事会的行动过于迟缓,内部容易产生分歧和监督职能不断弱化等现象。(2)独立董事比例。孙永祥、张融(2001)、秦玉池等人(2000)都提出执行董事比例过高会使得董事和不易掌握公司关键信息,董事会职能弱化,从而得出结论执行董事比例与会计舞弊成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3.监事会规模。杨向阳、王文平、雷潘(2007)得出结论监事会的规模越大,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4.审计委员会的设置。夏文贤、陈汉文(2005,2006)发现,设置审计委员会,就是在公司内部设置了一重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屏障,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5.CEO两职状态。Forker(1992)发现两职合一与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会威胁到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Ferdinand A. Gul q, Sidney Leung(2004)指出,CEO双职性与企业自愿披露水平较低有关。然而,对于那些拥有较高比例外部董事的企业,CEO二重性与企业自愿信息披露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减弱,这一点表明非执行董事的专业知识减弱了执行总裁的二重性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
三、启示
1.股权结构方面。首先,“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根源,应深化股权分置改革,改善股权结构,为了避免大股东操纵公司会计信息,建议股权不要过分集中。其次,为了增强管理层的责任心,高管应持有公司的部分股权,充分利用股权激励的作用。
2.董事会方面。(1)发挥董事会的集体决策作用,保证董事会职能由董事会行使,而不是董事长独断专行。(2)首先,鼓励董事持有公司股份,这样有利于增强董事的责任感,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其次,要保证独立董事的高度独立性,要与公司的内部董事、公司管理者独立;再次,在合理范围内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使其能够发挥对内部董事与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关键词 水足迹;生产视角;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差异分解;中国特色水安全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 X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2-0085-10
21世纪水资源战略倍受全球各国政府重视,我国水资源短缺地区间差异问题也正引起各界关注。坚持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治水思路加强需水管理是构建中国特色水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已成为我国纪念2015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我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指导思想中强调需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全面提高用水效率。而把握结构有利于在总量控制中加强针对性,提高控制效率。因此,分析比较各地区用水总量、结构及效率,是我国构建特色水安全保障体系、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前提。
1 文献综述
“水足迹”概念由Hoekstra A Y于2002年首次提出,指一国(地区或人),在一定时间内消费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这里对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包括对产品或服务的最终需求,以及对当地居民直接生活用水的消费),包括直接取水量以及对除水资源外其他有关产品或服务所含虚拟水的使用量[1]。为全面反映用水需求和用水过程,基于供应链把握个体和组织的水资源消费行为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区域用水情况分析应基于水足迹进行。由于产品或服务的流动,区域生产和消费中的水足迹往往并不相等。而“水足迹”被提出的初衷即为衡量区域或人的消费活动对水资源的使用情况,因此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多采用消费视角,分析消费活动中的水足迹。如Cazcarro等对西班牙水足迹的评价[2]、Hoekstra等对全球水足迹的评估[3]、Ewing等对地区生态足迹和水足迹的整合[4]、可口可乐公司对欧洲糖类水足迹的研究[5]、Feng等对英国水足迹的空间分析[6]、王晓萌等对我国14个产业部门水足迹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7],王岩等对北京水足迹的估算[8],等[9-10]。
但生产活动耗水量最终也将用于满足需求,与地区GDP的比值可体现当地生产中水消耗对应经济效益,与地区可利用水资源结合可反映当地生产用水对可利用水资源的压力情况。国内外有少量相关研究基于生产视角。Mekonnen等估算了全球电力和热力生产中的水足迹[11]、Palhares等对传统和有机奶生产系统水足迹进行了比较[12]、Mekonnen等在流域间及国家间两种空间维度上分析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生产活动中水足迹[13]、Olsen等评估了欧洲洋葱生产水足迹[14]、IFC等分析了脱水洋葱生产中的水足迹地区间差异[15]、Yu等估算了英国生产活动对应水足迹[16]。国内该类研究有宋智渊等对敦煌市农业水足迹[17]、史利洁等对陕西省主要作物生产水足迹[18]、轩俊伟等对新疆13个地(州)主要农作物生产水足迹[19]、Feng等对黄河流域源于当地生产的水资源消耗量[20]、Dong等对辽宁水足迹[21]、耿涌对流域生产活动中水足迹[22]的量化分析。
吴兆丹等:基于生产视角的中国水足迹地区间差异:“总量-结构-效率”分析框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 第12期但目前生产视角下我国水足迹已有研究仍有不足之处。第一,空间范围上,较少针对南方及经济落后区域,而南方地区存在“水多、水少、水脏、水浑”等水资源问题,经济落后区域水足迹尤其是其农产品水足迹量也不容忽视。第二,空间尺度上,对“全国整体范围”研究较多,而结合“省区”、“市”等较小尺度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统一分析口径,据本人所知尚无对全国各地区的比较研究。这些导致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比性较低,不利于各地区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及其他地区借鉴意义。第三,内容上,我国第二、三产业用水量不断增加,水资源再利用、污水处理问题等愈显重要。研究第二、三产业水足迹是分析我国用水情况的重要内容,但目前该类研究仍较薄弱。第四,经济部门划分多较粗略[7,23-24],不能详细反映各部门水足迹情况,影响研究结果的实用性。第五,虚拟水强度估算上,外地产品虚拟水强度多以本地该产品虚拟水强度代替,降低结果的准确性。第六,用水效率指标上,一方面,已有基于水足迹的水利用经济效率研究多以地区消费视角下水足迹与当地GDP之比来表示。但实际上伴随产品或服务的流入,地区消费视角下水足迹的来源有当地水和外地水两种,故该比值实质上是当地单位GDP对应的源于当地水和外地水的水足迹量,不能准确体现利用当地水的经济效率情况。另一方面,为反映地区水利用的有效程度,已有研究多通过比较地区消费视角下水足迹与废水量来表示水足迹废弃率,但该水足迹对应当地消费活动,而废水量源于当地生产或居民生活直接用水,故该比值所比较的两部分口径并非一致,不能确切反映地区水利用有效程度。
本文将基于生产视角的水足迹定义为生产水足迹,指在一定时间内,为满足当地最终需求、外地最终需求或当地居民生活直接用水需求,由当地所有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所消耗的,源于当地水的水资源量(译自“Domestic Water Footprint”及其定义)[20]。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分析、锡尔指数空间差异分解、伪基尼系数差异成因分解等方法,研究我国生产视角下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具体分析基于“总量-结构-效率”分析框架。通过总量分析,区分我国除外的30个省区,展现我国生产水足迹总体空间分布情况;结合结构分析,区分三大产业并细分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部门分类中42经济部门,呈现我国各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可作为识别产业水足迹降低中调整生产时应重点关注的省区及部门的依据;基于效率分析,构建生产水足迹强度指标,以地区的生产水足迹与GDP之比表示当地生产活动中水利用的经济效率,并建立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指标,以地区工业废水量与工业生产水足迹的比值反映当地工业生产过程中水利用的有效程度,从经济效率、废弃率两方面反映地区生产活动用水效率,可为评价地区降低水足迹中调整生产的必要性提供参考。区分同种产品在不同产地的虚拟水强度,在视角、空间范围与尺度、内容、经济部门划分、虚拟水强度估算及用水效率指标等方面对已有研究不足有部分弥补作用,为我国合理高效调整生产以降低水足迹提供较科学依据,并在研究视角及用水效率指标构建上有一定创新。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MRIO分析可反映区域间经济部门间虚拟水投入产出情况,全面体现各地区水足迹部门及来源结构,提高水足迹估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其他多个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模型相比数据要求较低,无需分区域、分部门的区域间产品流量数据;能区分当地生产技术和贸易模式对水足迹的影响。因此,MRIO分析方法对水足迹分析具有一定适用性及优点,目前已有研究基于该方法量化水足迹[20,25],本文也将采用MRIO分析方法估算我国各省区水足迹。
为更准确分析我国生产水足迹、水资源压力地区间差异成因,本文需区分经济区域间和经济区域内省区间两部分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的贡献,而锡尔指数空间差异分解方法正适用于此。故本文将采用该方法,依据2002,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中对经济区域的划分[26](东北区域: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京津区域:北京和天津;北部沿海区域:河北和山东;东部沿海区域:江苏、上海和浙江;南部沿海区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区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西北区域: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西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和。),分解我国生产水足迹、水资源压力总体空间差异。伪基尼系数差异成因分解方法可将区域总体差异分解为其不同分项因子差异的贡献率。本文将采用该方法,分析各经济部门生产水足迹及居民生活直接用水对生产水足迹空间差异的贡献程度,并将部门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分解为部门直接用水系数、用水乘数及最终需求量三方面地区间差异;将水资源压力指标空间差异分解为生产水足迹与可利用水资源量两方面空间差异;将效率指标地区间差异分解为各部门对应效率地区间差异,得到总差异主要成因。
2.2 水足迹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编制
我国最新30省区42经济部门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是本文基于MRIO方法构建我国各省区细化部门水足迹模型的前提。目前已有学者出版了我国多区域之间的投入产出表,但其中最近年份即2007年对应表均仅公布了合并省份或合并部门后的表格[26-27],故这里需根据我国最新的各地区投入产出表编制该表[28]。当前我国最新的各地区投入产出表为《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07》,投入产出表所体现的各种系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有效稳定的,故基于该表研究水足迹的结果对表对应年份后一段时期内相关情况仍有一定代表性[29]。我国水足迹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于是最终需求矩阵FD构成如下:
FD=[FD1,FD2,…,FD30],FDm=[Rm,Um,Gm,FCm,INm],其中Rm、Um、Gm、FCm、INm分别是R、U、G、FC、IN的第m列。
基于该模型,我国水足迹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编制思路如图1,基本框架形式如表1。其中区分四列贸易包括对各省区投入产出表中无进口或出口列省份的进出口量估算、30省区进出口价格调整、省区间流入流出列估算。省区间贸易矩阵估算的双约束引力模型中,各部门距离系数γ引用“199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编制中距离系数估算结果[30]。
其中,WWI是地区年工业废水量;WDom,I为当地年工业生产水足迹。将式(11)中各指标换成某具体工业部门对应指标,即可得该工业部门年生产水足迹废弃率。
2.4 数据来源
我国地区人口、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年鉴,地区分经济部门产值参照我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8]。对各省区各部门直接用水量及居民生活直接用水量的确定,将基于各省区或所属流域水资源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我国“水利投入占用投入产出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省区各部门用水定额、省区投入产出表中各部门源于“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部门的投入等。水资源公报中城镇建筑业用水计入第二产业用水,服务业用水、生态用水纳入第三产业用水。为估算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部门直接用水量,先确定产业直接用水总额,再根据有关资料确定个别部门用水量,继而将产业直接用水总额减去已确定的部门用水量后的值,在产业内其他部门间进行分配。第二产业该分配依据、当地工业废水排放量计;第三产业分配依据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关于我国各部门用水系数的分析结果与各省区对应部门的产值之积[31],并参考对应省份城市用水的重复用水比例加以调整。
3 实证结果与分析3.1 我国生产水足迹总量地区间比较
3.1.1 我国生产水足迹量地区间比较
据模型估算,2007年我国各省区生产水足迹总量见图2。吉林该总量最高,其次是新疆和黑龙江对应值,而天津、青海、北京的则最低。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较大,均方差系数42.43%,最高值是最低值的约10.3倍。该差异与资源禀赋、部门虚拟水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省区间差别有关。如南疆较高的生产水足迹与其农产品虚拟水强度较高有关。北京综合技术服务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相对其他省区优势较明显,辽宁资源性产业优势突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区位商较高,且上述部门均属水资源稀缺型,这些与北京和辽宁生产水足迹较低有一定关联。
根据锡尔指数空间差异分解方法可以得到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主要源于经济区域间对应差异,贡献率为69.46%。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对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高于其他部门因子(贡献率59.19%),且最终需求量对该部门生产水足迹经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达74.57%。故我国生产水足迹总量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农林牧渔业最终需求量经济区域间差异。
3.1.2 我国水资源压力地区间比较
宁夏、上海和北京水资源压力指标最高(分别为8.32,3.94和2.57);云南、四川、贵州该压力最低,均仅为宁夏的约0.8%。30省区该指标均方差系数达1.88,水资源短缺程度省区间差异较为明显。
经济区域内省区间差异是我国水资源压力指标总体空间差异最主要组成部分,且该差异主要来源于可利用水资源量对应差别。因此,结合合理的体制建设,加强经济区域内省区间水资源合理调用,将有利于改善我国水资源压力空间不均衡性。。
3.2 我国生产水足迹结构地区间比较
3.2.1 我国生产水足迹产业结构地区间比较
我国各地区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均高于其他产业对应水足迹。如北京第一产业水足迹是第二产业对应值的1.90倍,是第二产业水足迹的5.13倍。上海、辽宁、吉林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高于第二产业,其余省区第二产业水足迹在三大产业水足迹中位居第二(表2)。本文将分别从总量、结构的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等方面分析各大产业水足迹。
3.2.2 我国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比较
(1)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分析。2007年我国省区间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差异较大,均方差系数为61.77%。北方农林牧渔业生产中水资源消费高于南方。新疆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214.83亿m3)高于其他省区;黑龙江对应略次之(202.72亿m3);天津、重庆、上海等省区的对应最低。该结果与农林牧渔业生产优势高低空间分布大体一致。
(2)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来源分析。农林牧渔业直接用水系数与最终需求量省区间差异对该部门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的贡献率(57.69%,59.33%)高于用水乘数对应贡献率,这与农林牧渔业供应链用水特点 有关。分别依据农林牧渔业直接用水系数及该部门最终需求量对各省区进行排序,河北、浙江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较高主要源于其较高的最终需求量,而甘肃和新疆该水足迹较高与其水资源更为密集有关。内蒙古和青海的最终需求量、四川的直接用水系数分别是其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较低的主要因素。此外,北京、天津、重庆三市该两因素值均相对较低,共同导致其对应水足迹较低;黑龙江、江苏、广西三省两因素的较高水平也与地区该水足迹较高相一致。农林牧渔业直接虚拟水强度省区间差异主要源于该产业生产率和用水有效性等方面省区间差异。如宁夏、黑龙江等的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林业单位面积产值在省区间比较中明显偏低,河南、山东等则对应较高;山东农林牧渔业用水有效性较高,新疆对应较低。
3.2.3 我国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比较
(1)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分析。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较大,均方差系数达83.99%,最高值是最低值的约16.4倍。吉林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150.31亿m3)高于其他省区,占30省区该水足迹之和的13.21%,其次是辽宁和黑龙江对应值;而贵州、青海、广西等的则最低,在30省区该水足迹之和中所占比重均低于1%。
除上海、江苏、青海外,其他各省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生产水足迹在对应省区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中所占比重均高于其他部门。其中山东、湖北该比重最高(55.88%,55.29%);青海、上海该比重最低(12.87%,13.70%)。各省区建筑业均为其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主导部门之一,青海第二产业中该部门生产水足迹最高(占比47.64%)。
(2)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来源分析。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对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高(33.58%),是仅次之的建筑业对应差异贡献率的约2.4倍。而废品废料、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该贡献率最低,废品废料对应贡献率仅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的0.02%。最终需求量差异是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的最主要贡献因素(贡献率73.20%);建筑业用水乘数差异较显著是该部门生产中耗水量省区间较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贡献率73.99%)。因此,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最终需求量、建筑业用水乘数省区间差异是第二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的主要成因。
3.2.4 我国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比较
(1)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分析。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均方差系数95.62%)较第二产业更为明显,最高值吉林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是最低值海南的约25.5倍。且与第二产业比较结果类似,吉林、辽宁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79.22亿m3,54.28亿m3)也在各省区比较中位居前列,在30省区该水足迹之和中占比分别为15.21%和10.42%。福建该水足迹仅次之(41.43亿m3)。海南、安徽和广西对应最低,三者之和在30省区该水足迹之和中占比约2.00%。
天津、河北、甘肃、新疆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主导部门为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北京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江西为批发和零售业,青海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而其他省份则均为住宿和餐饮业。其中广东住宿和餐饮业生产水足迹在其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中占比高于其他省区,约为50.41%。
(2)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地区间差异来源分析。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主要源于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和批发和零售业对应差异,三者贡献率之和达55.38%,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对应贡献率为34.10%。邮政业该贡献率最低,仅为住宿和餐饮业对应值的0.24%。
住宿和餐饮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主要源于部门用水乘数、最终需求量的省区间差异(贡献率50.97%,34.28%)。这与住宿餐饮业供应链、最终需求的区域特性较显著有关。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用水乘数省区间差异显著,均方差系数为1.56,其中吉林该用水乘数最高,是仅次之的宁夏对应乘数的约3.9倍。该部门最终需求量省区间差异也较大,均方差系数为87.83%,最高值上海该指标是最低值宁夏对应指标的约43.2倍。部门用水乘数和最终需求量省区间差异是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的最主要贡献因子(贡献率52.12%,37.25%)。故第三产业生产水足迹省区间差异主要源自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两部门用水乘数与最终需求量省区间差异。
3.3 我国生产水足迹效率地区间比较
3.3.1 我国生产水足迹强度地区间比较
2007年青海、新疆等生产水足迹强度高于其他省区,经济发展中水资源使用相对粗放。青海该强度为0.078m3/元,是30省区平均水平的约5.10倍。天津、江苏、山东水资源利用经济效率最高,近年来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提倡已取得较好效果,经济发展正向水资源节约型不断转变。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较大,均方差系数达86.90%,青海该指标是天津的约13.9倍。这主要源于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水资源禀赋以及用水效率等方面省区间差别。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的最主要贡献因子是农林牧渔业该强度空间差异。
3.3.2 我国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地区间比较
2007年广西、浙江和江苏的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在30个省区中最高,其中广西该废弃率是全国水平的约3.72倍,吉林、海南、黑龙江对应最低(见图3)。工业产品生产中单位耗水量对应废水排放量省区间差异较大,均方差系数为1.17,该差异主要源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应废弃率省区间差异。
4 结论及讨论
本文基于生产视角分析水足迹总量、结构及效率地区间差异及其成因,可总结并讨论如下:
(1)总量比较中,吉林、新疆、黑龙江水足迹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289.56 亿m3、242.31亿m3、235.52亿m3,而天津、青海、北京对应最低;农林牧渔业最终需求量经济区域间差异是我国生产水足迹总量空间差异的主要贡献因子。宁夏、上海和北京水资源压力指标最高,云南、四川、贵州该压力最低;我国该指标总体空间差异主要源自经济区域内省区间可利用水资源量差异。
根据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07年经济区域的农林牧渔业最终需求量确实呈现较大差异,其变异系数为54.02%,其中中部区域对应值最高,西南区域该需求量其次,而京津区域最对应最低,仅为中部区域该需求量的6.68%。这与各区域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特点有关。例如中部区域相对其他经济区域在农林牧渔业生产上具有一定优势,其人口总数约占全国的30%,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0%,是我国著名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其粮食、油料和棉花等农作物产量约占全国的1/3。此外,我国可利用水资源量经济区域内省区间的确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在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西北区域内部,上海、海南和宁夏的可利用水资源量明显低于区域内其他省区对应值。
(2)结构比较中,各地区三大产业中均以第一产业生产水足迹最高。新疆第一产业水足迹、吉林第二、三产业水足迹高于其他省区,分别为214.83 亿m3、150.31亿m3和79.22亿m3。大多省区第二、三产业分部门水足迹均以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水足迹、住宿和餐饮业水足迹最高。三大产业水足迹省区间差异分别主要源于农林牧渔业直接用水系数与最终需求量省区间差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最终需求量、建筑业用水乘数省区间差异,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两部门用水乘数与最终需求量等省区间差异。
农林牧渔业生产率和用水有效性省区间差异对该部门直接用水系数省区间差异有直接影响。一方面,农林牧渔业生产率可以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林业单位面积产值为代表,而该两指标的省区间差异较为明显。如山东多年平均花生单位面积产量是宁夏的约4.22倍,山东多年平均林业单位面积产值是黑龙江对应指标的约7.45倍。另一方面,比较各省区农林牧渔业的耗水量与取水量,山东的农林牧渔业用水有效性较高,70.20%的农林牧渔业取水量将被消耗而不再流回到水体中;而新疆农林牧渔业用水有效性也相对较低,宁夏农业耗水量仅占其农业取水量的53.86%。新疆、宁夏较低的用水有效性也是其直接虚拟水强度较高的原因之一。
(3)效率比较中,青海、新疆的生产水足迹强度,以及广西、浙江的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高于其他省区。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是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的关键因子,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省区间差异是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省区间差异的主要成因。
据估算结果可以看到,30省区的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强度的确存在较大差别,对应变异系数为116.05%,其中宁夏该强度最高(0.368 m3/元),是最低值即山东对应值的25.28倍。与第一产业水足迹省区间差异成因类似,农林牧渔业生产水足迹强度省区间差异主要与该部门直接用水系数省区间较显著差异有关。
此外,水资源压力指标、生产水足迹强度及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等指标分别体现了生产用水对当地水作用强度、经济效率、有效程度三方面情况,故可作为地区在节水中生产调整必要性的评价依据。与该三指标相对应,我国尤其是其中有必要调整生产的地区生产调整原则为:压缩高水耗和重污染产业的生产,鼓励发展低水耗和轻污染产业,缓解水资源压力,形成与当地可利用水资源量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结合本文结论,有关地区应优先发展生产水足迹强度较低行业,适当限制生产水足迹、生产水足迹强度及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较高部门的过度发展,关注其当地用水主要组成部分,以及生产水足迹、水资源压力与用水效率指标地区间差异的主要贡献因子。且应加强改善上述生产水足迹强度、工业生产水足迹废弃率等指标空间差异主要贡献因子所对应经济部门的生产技术,如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相关技术,从而更显著提升总体水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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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济是近年来一个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它是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化双重推动下,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总部经济的出现是由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要素配置重组的速度加快,区际间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强化,使得企业总部和生产加工基地在空间上实现了分离,即企业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例如长三角企业总部集中在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而加工基地扩大到泛三角浙西、苏北、皖南地区。由此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最优势的资源在同一个企业的集中配置,从而实现企业资源配置综合成本最小化,进而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即“三赢”。
二、总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1.总部经济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
影响总部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国内有学者采用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衡量。浙江大学的徐金发等学者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征询企业界人士对总部落户的地域要素的看法。选择年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填卷者职位在副总经理以上者,得到有效问卷38份。企业所处行业有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共设施管理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等,以民营企业为主,均在江浙发达城市。从调查可看出,总部经济的核心影响因素为人才优势、金融环境、政府办事效率与法规、市场辐射力。
2.杭州总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在上述总部经济核心影响因素的指标中,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城市,在整个省的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人才方面,杭州聚集了全省大部分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可以招聘到所需要的高端人才;金融环境方面,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港台及外资银行都有机构落在杭州,使杭州成为金融机构完备的少数城市之一;政府办事效率法规方面,杭州是市政府省政府所在地,相较于省内其他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市场辐射力方面,杭州作为浙江省会,是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市场辐射面积大,同时又是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副中心,可利用长三角这个大区域的市场进行辐射。同时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等都较为齐全,这使杭州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三、总部经济的产业效应分析。
1.总部经济的效应。
总部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旦形成,就可以给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诸多的外溢效应。主要有以下几种效应:税收贡献效应;集聚效应,主要包括产业集聚、社会资本集聚和劳动力集聚;产业乘数效应;网络效应及创新效应。这些效应会促进总部经济所在区域产业结构深化、提升就业水平、助推生产现代化和加速城市化发展。下面着重从产业效应的角度来分析总部经济对长三角城市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
2.总部经济的产业效应分析。
(1)总部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
总部作为企业正常运营的中枢,履行着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运作、业绩管理及外部公关等诸多职能,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对区域内相关产业产生影响的。其中,产业关联效应包括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两个方面。总部后向关联产业是指为使总部得以正常运转面向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又称总部上游产业;总部前向关联产业是指以总部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为投入资源的产业,又称总部下游产业。而乘数效应是指特定产业或企业以投资或购买作为初始诱因,带动若干产业在该区域聚集并维持扩张趋势,由此实现该地区产业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
假设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同,则投资乘数可简单地表示为:K=Y/I=I/(I一6)这里,K为投资乘数,I为初始投资(或购买)量,Y为该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量,6为平均产业关联度。当6=0时,产业完全无关联;当6=1时,产业完全强关联。显然,投资乘数与产业关联度正相关,产业关联度越大,投资乘数也就越大,这个产业或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
企业总部的关联产业众多,波及范围很广,具有很强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系数,同时,它与生产制造基地继续维持着的资源共用、优势共享的价值关系,使其总部的自身发展必将带动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共同发展。即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都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专业服务公司随之迁移,这对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贡献是很大的。
(2)总部经济的集约效应。
总部浓缩了这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大型企业的精华部分,形成“总部集群”,使得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一个较小的空间范围内高度集中,显示出很强的集约效应。这种集聚使得各种效应交叉而生,能催生更高的效率。
四、总部经济效应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1.总部经济对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
总部经济战略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其产业结构将逐步形成“三二一”结构。
从制造业内部来看,由境外或国内其他区域迁入的企业总部大多是符合中心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他们的资金和研发实力都相当雄厚;而由中心城市迁出生产制造基地而留下来的企业总部往往会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加大技术和研发的投入。总的来说,总部经济模式提升了城市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从第三产业的发展来看,总部经济模式提高了中心城市企业聚集密度,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企业总部更多地从事战略规划、投资管理、资本运作、市场营销等具有服务性的功能和事务,直接增加了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其次,由于总部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和乘数效应,直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其中相当部分属于第三产业,如金融、商贸、房地产、信息、餐饮、法律、税务、文教、通讯、广告、娱乐、咨询、卫生等产业,将为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化做出贡献。特别是,与总部息息相关的金融、房地产、信息、通讯以及某些知识型服务产业等具有较强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系数,不仅贡献于城市GDP总量,更是促进了GDP内部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再次,为了提供适应总部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或者文化环境,许多基础或公共服务体系将逐步完善,也贡献于当地GDP的增长。
同时,从服务业内部来看,城市生产的需求急剧增加,而消费的需求增加相对较慢。由于生产企业多为高附加值、高知识含量的现代服务业,因此,总部经济模式使得现代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优化了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当然,总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支持。二者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可简单的概括为:发达的第三产业-->强劲的总部吸引力-->发达的总部经济-->更加发达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
综上所述,总部经济模式在降低本区域传统制造业比重、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又不断促进了第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双方的合力共同促进了该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就是所谓的腾笼换鸟,也就是总部经济使产业在进行梯度转移的同时,区域获得了提升与发展。
2.杭州总部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2008年全国各大城市中,经济总量居前十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重庆、杭州、青岛、无锡。2008年杭州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排名由1999年第11位前移为第7位。2009年,杭州一、二、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190.25亿元、2434.89亿元、2473.52亿元,增长3.2%、6.8%和13.9%。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上年的3.7∶50.0∶46.3调整为3.7∶47.8∶48.5,首次形成了“三二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有很多因素促成,着重分析总部经济的发展对杭州产业结构所起的作用。
杭州区域由于能源资源较少等原因,制造业发展基础比较薄弱,民营企业也是以中小型为主,制造业的规模和数量较少。随着杭州市制造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总部经济模式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总部经济促使杭州市先进制造业的总量规模的扩大;总部经济推动杭州市的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总部经济还有利于解决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趋同现象的问题,加强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合作,并对浙江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到了辐射作用。以往文献的研究成果表明,长三角15个城市产业结构相互间的相似系数都在0.95以上,而且城市间相距越近,相似系数就越高,有的甚至达到了0.98(潘捷军,2003)。以两省一市为统计口径计算出来的上海与浙江的杭州、嘉兴和湖州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9,与宁波、绍兴的相似系数为0.831,制造业同构现象大大降低了杭州发展制造业的竞争力。杭州的制造业竞争力虽然相对不足,但如果就此退出制造业,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跟不上,就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并且,由于就业、税收及地区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等现实问题的存在,以及要素的空间布局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杭州的制造业不可能在近期内全部转移到外地去,还是要继续大力发展的。总部经济的模式为杭州振兴制造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把企业总部设在杭州,把生产制造基地布局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台州、嘉兴等地区,形成“总部—加工基地”区域功能分工与合作,减少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减轻各城市间产业同构现象,为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开辟一条新道路。
所以,从制造业来看,杭州发展总部经济可以将诸如纺织、印染、橡胶制品、化学纤维等传统制造业逐步被淘汰或转移到外地,而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
这是因为,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吸收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自动化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等高科技而形成的新型产业,多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而能产生对资金和技术的旺盛需求,成为金融机构和知识服务业企业的客户,并与它们互动发展,可以为杭州进一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奠定基础。同时,杭州中心城区商务成本比较高,先进制造业企业可按照总部经济的模式,把行政总部、研发中心等机构设在中心城区或高科技园区,而将制造基地放在郊区工业园区内或其他城市。在中心城区形成先进制造业公司总部集群,在周边及郊县的工业园区内形成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努力成为具竞争力的城市。
五、结论及建议。
杭州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时,应当重视发展总部经济,主要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政府要有完善的城市功能区规划及总部经济发展规划,集思广益,制定出适合杭州的发展计划。
其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吸引的总部对象定位。并非我国每个城市都有能力吸引跨国公司或国内顶级企业总部,应根据自己的实力和条件吸引相应总部。针对浙江民营企业发达,许多企业规模达到一定层次后,面临总部迁移的需求,因而杭州应将吸引浙江大中型民营企业总部作为重点。
关键词: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标准;认证程序;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不断推进教育改革进程,大约每10年更新一次教育改革总体目标。从1989年的《霍巴特宣言》(Hobart Declaration)提出十大学校教育目标,到1999年《21世纪学校教育的国家目标――阿德莱德宣言》(Adelaide Declaration on National Goals for School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又称《21世纪国家学校教育目标》)提出提升学生学业标准、筹划国家课程建设、促进教育公平三大目标,再到2008年《澳大利亚青少年教育目标――墨尔本宣言》(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提出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优质,以及使所有澳大利亚青少年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自信而富有创造力的个体、积极且见多识广的公民两大目标[1]。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2010年,澳大利亚了《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Australia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ers);2011年,澳大利亚公布了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标准和程序,进一步健全了教师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为全方位提高教师质量,进而实现《澳大利亚青少年教育目标――墨尔本宣言》中提出的教育目标提供了有力保障。
澳大利亚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体系健全,明确提出两大认证目标:一是通过持续改进教师职前教育,提高教师质量;二是基于透明、严格的标准和认证程序,构建教师教育机构实施高质量教师教育课程的问责机制。澳大利亚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体系具有明确的认证原则、合理的认证目标、系统的认证要素、严格的认证标准、科学的认证程序,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分析,笔者总结出澳大利亚教师职前教育课程体系的下述三大特征。[2]
一、认证主体多元化
澳大利亚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体系明确规定了认证主体及其职责。认证主体由三方组成:澳大利亚教师管理局(Australasian Teacher Regulatory Authorities,ATRA)、澳大利亚教学与领导研究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Leadership,AITL)、认证专家委员会。在认证过程中,三方各司其职,通力协作。
ATRA是认证体系的执行主体,负责课程审批,即根据认证体系的相关原则、目标和标准,接受教师教育机构的课程认证申请,组织认证专家进行评审,并根据课程的审批情况撰写认证报告,最后作出课程认证决定。
认证专家委员会则由一线教师、教师教育者、教师雇主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员的代表组成,代表由ATRA和AITL共同提名。专家委员会是认证体系的实施主体,在ATRA的领导和部署下,对各机构提交的认证或再认证材料进行审读和研究,根据相关原则、目标和标准,撰写和修改认证报告并提交ATRA。
AITL是认证系统的监督主体,主要职责包括:一是参与和监督课程标准的制定,以保障标准化系统的建立;二是提名一位教师教育机构所在区域之外的合格人员参加到认证专家委员会中,以打破地域的封闭性;三是制定认证过程的进度表,确保认证工作按时完成;四是建立国家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数据库,并与其他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提高认证实施的有效性。
二、认证标准系统化
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标准》来实施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认证。前者规定了包括初任教师在内的各类教师的专业标准,特别是描述教师教育机构培养的毕业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后者描述如何保障毕业生达到这一标准。两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教师职前教育课程认证体系集过程标准和目标标准于一体,具有极强的系统性。
(一)《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
该标准从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专业参与3个方面对初任教师提出了7条标准[3]。在专业知识层面:一是要了解学生及其学习方式;二是要掌握教学内容以及如何开展教学。在专业实践层面:一是要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教与学活动;二是要创建和维护可以提供支持的、安全的学习环境;三是要评估、反馈和报告学生的学习情况。在专业参与层面:一是要参与专业学习;二是要与同事、家长或看护者、社区建立专业联系。
(二)《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标准》
《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标准》从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准入、课程结构与内容、学校伙伴关系、课程资源整合、课程评价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标准。
1.课程目标
参加初次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须明确提出其毕业生能够达到初任教师专业标准,以及机构如何保障其毕业生达到这一标准;参加再次认证的教师教育机构须说明其毕业生达到初任教师专业标准及满足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的具体要求。
2.课程设置
在与教师教育专业毕业生接收单位、专业教师培养机构,以及一线教师、教育研究者、相关文化和社区专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学校和教育系统需求、专业知识、权威的教育研究结果、社区期望等因素设置课程。
3.课程准入
教师职前教育课程对考生的智力水平、读写能力、算数能力和英语水平都有明确要求。合格者的读写能力和算术能力应处于群体的前30%,要通过国际英语语言测试,或拥有相当水平的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成绩,在大学入学或者毕业时雅思成绩达到7.5分。
4.课程结构与内容
课程结构必须具有连贯性,能够较好地反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教育专业学习包括通识知识、具体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和实践体验。专业学习要包括至少两年的全职学习,如小学教师培养课程必须包括小学各领域的课程,以使小学教师能够胜任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
5.学校伙伴关系
教师教育机构应与学校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共同开展教师教育,特别是加强专业实践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本科或双学位教师教育中的专业实践时间不应少于80天,研究生学历教师教育中的专业实践时间不应少于60天。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并安排专门的指导和评估。教师教育机构应详细描述其与学校的伙伴关系进展、专业实习安排和持续时间、实习内容、实习计划的实施情况、实习评价标准和方法,以及对专业实习进行监督和专业支持的具体情况。教师教育机构及其合作伙伴需确保担任实习指导的教师的专业经历是合格的并通过认证的,实习指导教师需具备专业知识,且有能力对毕业生开展专业培训和指导,并协助教师教育机构评价毕业生是否达到初任教师专业标准。
6.课程资源整合
教师职前教育课程须配合实施有效的教学与评估策略,并充分利用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在内的教学资源。教师教育机构要确保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使用现代设备和资源,包括学生能够在学校中运用信息通信技术;确保教学设施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学习环境的一般预期,易于组织实施,能够使用与教育相关的图书馆资源、信息通信技术。
7.课程评价
教师教育机构通过诸如学生评价信息、目的地调查、雇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反馈等途径完善课程,并定期对课程进行评估。教师教育机构向ATRA提交关于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或课程调整的年度报告。教师教育机构为地方和国家层面师资供应报告的撰写工作提供数据,并协助建立教师教育质量的相关数据库。
三、认证过程专业化
澳大利亚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的认证过程不是封闭式的、一次性的,而是不断提高质量与持续改进的动态过程,具体包括如下5个步骤。
第一,教师教育机构提交认证或再认证申请。所有的教师教育机构至少每5年就要向ATRA提交一次认证或再认证申请。一般情况下,ATRA对所有同一类型的教师教育机构同时进行认证;如果一个机构同时有多种培养课程(如培养不同教育阶段的教师),ATRA最好同时对所有课程进行认证。教师教育机构通常在课程实施前或认证过期之前8个月提交认证或再认证申请。教师教育机构要确保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包括课程大纲、课程标准,以及证明毕业生能够达到初任教师标准的相关材料;再认证申请包括证明毕业生能够达到初任教师专业标准的材料。ATRA将根据课程标准作出认证资格的初步决定。若存在疑问,ATRA则需将向AITL汇报其决定,AITL将同相关教师认证部门进行协商。
第二,认证专家委员会实施评审。委员会将根据《教师职前教育课程标准》和《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准》对待认证课程进行评审。在评审过程中,AITL会提供其掌握的相关证据和附加材料来辅助专家组进行课程评审认证。小组审议有可能包括迭代的程序,如要求教师教育机构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对申请材料进行完善等。认证专家委员会可能对教师教育机构进行实地考查,并当面向其告知存在的问题。
第三,评审结束后,认证专家委员会起草认证报告,并以书面形式向教师教育机构呈现。教师教育机构根据草拟的认证报告对之前所提交的材料进行修订。
第四,认证专家委员会撰写最终认证报告。在认证报告定稿之前,委员会会认真考虑及评估教师教育机构的反馈和修订材料,并与教师教育机构进行沟通。在提交最终认证报告时,委员会可能会为教师教育机构提出调整建议,以达到再认证要求。
第五,ATRA作出认证决定。ATRA向AITL提交是否通过认证的书面决定,AITL将据此更新国家认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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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EB/OL] .http://mceecdya.edu.au/verve/_resources/national_declaration_on_the_ educational_goals_for_young_australians.pdf,2015-05-29.
1.时间安排不合理。一是时间短。目前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实习一般为6~8周,不少教育管理人员、学者、教师、学生都认为时间偏短,这早已达成共识。主要是近年高师院校扩招以来,学生课堂教学实习课时数明显减少,导致实习小组过大,像生物、地理等学科,在中学本来课时就不多,十多个学生去干一个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当然是“僧多粥少”。二是一次性集中安排,不利于师范生循序提高。教育实多没有落到实处,仅仅是“完成”一下教学的一个程序,效果不理想。另外,由于实习一般是在最后一年安排,毕业班学生在实习期间忙着应聘,经常请假,不能保证实习时间,这也是时间安排上不容忽视的问题。
2.指导不力。在实习指导方面,指导教师通常的做法是将实习生分组,高师院系派指导教师到实习学校,会同实习学校原任教师,共同指导实习生。然而,由于对实习指导教师只有职责和内容的要求,缺乏关于指导教师资格、聘用、考核、奖惩的明确规定,从而导致指导教师的水平没有保障、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不高。这使得师范生在实习期间缺乏必要的帮助。高师院校扩招后,生师比上升,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学校派不出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指导教师,有的院系只有通过扩大教育实习队的规模来达到少派指导教师的目的,教育实习队由原来的8~12人扩大到16~24人。[1]由于实习小组太大,大大地增加了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对实习生的指导工作也就很难到位。另外,教育实习指导工作要求高任务重,但劳动报酬低;实习学校原任教师对实习生的指导没有具体的要求和缺乏必要的监督,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随意性大。一些师范院校更是采取“分散(或定向)实习”的方式,实习生较为分散,受时空及人力限制,实习指导教师实质上只能充当“联络员”。“指导教师”演变为“带队教师”,指导教师往往顾此失彼,乃至放任自流,实习往往处于没有或少有指导的状态。
3.内容、组织形式单一。从内容上看,实践性课程应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教育调查、教育科研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而在当前,除了教育实习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和一定的要求而外,其他实践性课程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和明确的要求,基本上流于形式。
在实习的组织形式上,一些学校要么采取统一组织的教育实习,要么采取自由分散式教育实习。前者统一编队,在同一时间,所有学生聚集到几个相对集中的实习点,这是最常见的教育实习组织形式,其优点是计划性、组织性强,便于集中管理和指导。但在高师院校扩招后其弊端已日渐突出,一是指导教师的问题,二是中小学无力承受。而由师范生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分散实习”往往是放任自流,师范生趁机“走形式”,末了开个证明敷衍了事。
4.缺乏中小学的支持和配合。实习学校不欢迎实习生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其主要原因是中学教育功能异化,在以单一的考试成绩作为对教学绩效的评价指标情况下,许多学校走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轨道,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教师怕实习生到校“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便放不开手脚让实习生去上课和管理班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师范院校的教育学科类课程就是《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教学法》“老三门”,师范生教育教学观念、行为都滞后于中小学的发展需要;对学生、教育、教法的认识仍停留在旧的模式里,又缺乏教育科研的意识和基本能力,不能适应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中小学期望实习生能带去一些新东西的愿望经常落空,结果实习生反而成为中小学的负担,也就难以得到实习学校的支持和配合。
5.评价流于形式。我国的教育实习一般是时间届满时自然结束,笼统地给实习生打个成绩,基本上参加实习的都合格,不过是有优、良、中、及格等不同等级的区分。成绩的评定主要是凭指导教师的主观印象而定。高师院校缺乏考核教育实习成绩的具体细则。这样便导致学生对教育实习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使本来就难以保证的短期“教育实习”雪上加霜。
二、加强高师实践性课程的思路
1.重新认识实践性课程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师范教育将教育实习作为巩固师范生的专业思想、“应用理论”和“检验理论”的环节,把教育实习从整个高师教育过程中剥离出来。这种一次性、短时间的“理论-应用型”实习观与终结性的师范教育观是一致的。事实上,实习是手段,不是目的,实习目的在于促进教师持续的发展。教育实习是职前教师教育中的一个教学过程,是教师教育课程的核心和整个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提升师范生专业素养的必要环节,它在时间与空间上与高师教育的全过程水融、密不可分。师范院校必须认识到: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实践和体验。教师的教育知识只有通过实践体验才能真正形成。教师教育要加强教育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实现学科专业水平与教育专业水平的同步提升。教师教育课程应给师范生提供充足的实践体验机会。教育实践课程应该是内容多样的系列设计,应交叉、贯穿于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过程,同时应加强对教育见习、实习的指导、管理与评价,及时总结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
2.改善实践性课程的时间安排。实习要成为师范生在实践过程中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专业能力的过程,必然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实习时间。有了这个前提,师范生才有可能深入地了解学校教育和儿童学习的过程,获得多样化的经验,并基于教育问题情境进行反思研究。同时,实践体验要分散、多次进行,才能与理论教学建立功能性的联系。
在实践性课程的时间安排上,英国的做法是中央教育主管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对职前教师培养中的实习时间下限作了明确的要求: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学士课程至少32周;获得学科专业学位以后再进行的本科后教育证书课程,在一学年(36周)的时间里,培养小学和中学教师的实习时间分别为18和24周。且至少要在两所学校分时间段进行,必须对每一阶段的教育实习进行评价。最后一学年安排一次集中实习,根据“合格教师资格标准”做出最终的实习成绩评定。教师教育机构对实践性课程的时间安排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连续性和阶段性,多次进行而又相对集中,贯穿在师范生整个学习过程的始终,充足的时间为师范生全面、深入了解学校及教师的工作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实践性课程的内容与大学中的学习内容紧密结合,注重提升师范生在教学实践情景中获得的经验,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联系,并通过研究教育现实中的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注重教育经验多样化。一方面,实践性课程要求实习生要深入不同学校、不同年龄段的班级实践,另一方面,不仅注重课堂教学,也重视其他环节的实习,如教育调查、组织课外活动、协助进行学校管理等,实习内容全面、丰富。[2]
3.加强实习过程中的指导。英国实践性课程的实施是与规范、周密的指导同步进行的。对实习生的指导包括书面的指导手册和导师指导两种。教师教育机构对实习生的整个实习过程备有非常详尽的指导手册,对实习生的穿着、注意事项、每周、每天甚至一天中的每个时段要做的工作都有具体而规范的要求。教师教育机构实践性课程指导手册的内容涵盖了学校体验过程中的所有方面,明确而详细地告诉师范生应当达到哪些要求以及如何达到这些要求。
此外,教师教育机构一般与中小学合作成立实习指导小组,成员为负责制定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方案的大学教师、伙伴关系学校校长、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及大学教育学院导师。由实习学校导师担负指导实习生的主要职责,同时,大学导师亲临实习学校,观察并指导、评估实习生的实习工作和学习,组织师范生开展专题讨论,并由专人负责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互通信息以及实习生在学校中的安排事宜,共同指导师范生实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教师教育机构要对实习学校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各教师教育机构与中小学的伙伴关系合同中对各自的职责以及各类参与人员的角色都有详细的规定。这样,规范的制度保证加上具体指导,使师范生在见习前就能熟悉教学内容、编制教案、设计教法,甚至试教,在此基础上见习听课,师范生就能对照检查,加上见习后的评课和请任课教师座谈,实习生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有经验的教师相比存在的差距,这对师范生的进步无疑会有极大的帮助。很值得借鉴。
4.建立高师院校与实习学校的伙伴关系。要改变实习学校不欢迎实习生的态度,就要建立高师院校与实习学校之间良好的伙伴关系,首先,要改革课程教学,使师范生树立最新的师生观、教学观,掌握新方法、新策略。其次,要做好实习生实习前的准备工作,教学内容要密切结合中小学的实际,一方面提高教育实习的教学质量,又尽量把可能带给实习学校的影响、负担降至最低限度。此外,师范生还要尽可能了解中小学的教学、管理常规,熟悉教学内容。最后,要制定和完善实习政策,改革与调整高师院校与实习学校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地为实习学校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帮助。当前英国主要是通过承担师资培养任务的大学与中小学结成伙伴关系,由高等教育机构负责理论方面的培训,中小学校则提供教育实践的场所,双方合作,共同实现师资培养目标。政府将教师教育的部分经费下拨给中小学,培养教师是中小学的责任之一;同时,教师教育机构要与中小学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5.把紧评价关。评价具有激励、导向功能,改革和完善实习评价、建立规范的评价机制有助于提高实习的质量。英国的实习评价包括实习学校导师、大学导师对实习生工作的评价,也包括实习生的自我评价。评价标准由大学依据“合格教师资格标准”制定。每次导师的评价都要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反馈给实习生。英国的教师教育机构还对师范生的自我反思和评价也有明确的要求,要求师范生不断判断自己的进步情况,培养自己的反思习惯和反思性实践能力。缺乏指导的实践性课程易流于形式;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则会使某些环节失去具体的目标。改善评价方式,把紧评价关,无疑是改进我国教育实践性课程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关键词]护理 高职教育 知识适用性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3)05(a)-0042-01
1.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的重要性
基础知识适用性就是学习的基础知识和实际应用的契合度,适用性越高,实际应用中运用的越多。提高基础知识的适用性,可以提高知识的应用效率,对培养高技能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就是指,在护理高职教育中讲授的护理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契合度,是衡量高职教育水准的重要指标。其适用性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开设护理课程是否合理,培养出的学员是否优秀,是护理高职教育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现状
由于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对于护理高职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在教育部颁发新课改通知以来,各个护理高职教育机构都对其基础知识培训体系进行了改革,使得我国护理高职教育的基础知识适用性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取得了一些成绩。
2.1与医疗单位建立合作,以岗位要求进行基础知识培训
与医疗单位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医疗单位的岗位要求对学员进行护理基础知识培训,使得学员学习的基础知识与岗位要求接轨,提高了基础知识的适用性,也提高了学员的就业率。
2.2增编新教材
实行新课改以来,各个护理高职教育机构积极开展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剔除过时落后的内容,增进时下前沿内容,通过增编新教材,给学员传达时下最前沿的护理基础知识,让学员直接接触最新医疗技术,减少摸索时间,极大提高了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的适用性。
2.3组织实习,在实际中应用
通过在护理高职教育机构设立实验室或者和医疗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学员走进实验室或医疗单位参与护理基础知识的实习作业。让学员通过实地的观察、自身的操作,将课堂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让学员在实际操作中体会、思考、总结护理基础知识的运用心得,有效的提高了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的适用性。
3.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存在的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我国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的适用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3.1与医疗单位合作深度不够
许多护理高职教育机构与医疗单位的合作只不过是签订了实习合同,然后根据医疗单位提出的学员要求进行培训,从始至终学员跟医疗单位都没什么交流,只是在实习期间才与医疗单位进行接触,造成一些学员对护理工作认识不全面,规章制度不熟悉,以致不能很好适应环境。
3.2教育模式单一
现在护理高职教育的基础知识教育还是采取单一的公共课讲授模式,个性化不足,不能根据学员自身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个性化辅导。导致学员基础知识水平不一。同时,课堂缺乏互动,学员习惯于听、记,造成学员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
3.3实习只是流程
由于一些实习课程要动用珍贵的材料、医药,所以部分高职教育带领学员进行的实习,只是让学生站在旁边观看,通过对观看过程的思索,总结出实习报告,而非亲自动手,使得原本该学员亲自动手的实习成了流程,走一遭而已,根本没什么效果。
3.4缺乏完善的考核制度
虽然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上采取了一些改革,可是大多数护理高职教育的学员护理资格考核制度还是传统的笔试,没有建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完善考核制度,造成部分学员重视理论学习,忽视了实践运用。
4.提高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的对策
提高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对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有着重要意义,解决护理高职教育中基础知识适用性存在的问题成了护理高职教育的发展瓶颈。积极的采取改革措施制定相应对策,解决存在的“疑难杂症”,是护理高职教育唯一发展途径。
4.1建立完善的实习流程
通过建立完备的实验室、齐全的医疗单位合作计划,让学员定时定期的参加完善的实习。让学员们能够将课堂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实践运用进一步理解掌握所学的护理基础知识,提高基础知识的适用性。
4.2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护理高职教育应该采取细心交流,个性辅导的多样化教学模式,而不只是传统的老师讲授,学员记忆。通过细心的交流了解学员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学员的个性特点,然后制定针对性的教学辅导方案。依据学员的兴趣,选择不同的护理门类进行专门培训,避免博而不专,从而提高基础知识的适用性。
4.3健全考核制度
【关键词】学前教育;本科;人才培养;适应性
0 引言
从2010年,我国提出重视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之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势头是前所未有的迅猛。各地的学前教育工作都开始大兴土木,这带动了一大批本科院校开始新增、扩大学前教育专业的招生数量。可大规模扩招的背后,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如何?他们能否适应未来幼儿教师的工作?本研究通过两个调查: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职业准备现状调查和幼儿园人才需求调查,试图了解在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人才的职业适应情况。
1 研究方法
研究选取中部某市(常住人口49.8万,属中小城市)作为取样对象,该市共有幼儿园758所,其中公办幼儿园27所,早教中心7所。位于该市的一所省级二本院校中开设有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其招生数量从08年至12年分别是58人、149人、350人、390人、420人,扩招明显。
1.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选取该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大三和大四共16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数据148份。所用问卷为自编问卷,经检验,其内部一致信度为0.89。
1.2 访谈法
本研究对该市8所幼儿园的园长进行了访谈,了解了目前该市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所选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对象所在单位的基本情况
2 研究结果
2.1 扩招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职业准备现状
2.1.1 毕业去向选择
本次调查发现,只有57.7%的同学表示毕业后愿意进入幼儿园工作,有30.9%的学生毕业后不希望从事与学前教育有关的工作。即使在想进入幼儿园当老师的学生中,也有许多由于种种原因(如:家人不支持、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差等)最终不会进入幼儿园工作。尽管学生不愿意进入幼儿园当老师,但他们对早教中心的工作却期待很高。约有70%的学生愿意毕业后进入早教中心工作。绝大多数学生(67.8%)认为至今为止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以胜任未来专业性的工作。
2.1.2 专业知识和技能准备
扩招速度较快的本科院校,其往往从师资、配套设备等方面都非常紧张。然而,理论课好上,技能课如果没有足够的教学设施就很难开展了。因此,在扩招较快的本科院校,往往给学生多多地上理论课,技能课的课时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在理论、技能和实践三种类型的课程中,53.8%的学生认为技能课程最重要,22.8%的学生认为实践课程最重要,只有21.5%的学生认为理论最重要。问卷调查的结果发现,尽管绝大多数学生(91.9%)认为,理论课的开设还是有必要的,但对理论知识能否在幼儿园中运用却不抱信心,只有38.9%的学生认为所学的理论知识能在日后的工作中用到,36.9%的学生认为理论知识在日后的工作中是没用的。这与我们在园长访谈中一些园长的看法也相同。
2.1.3 实践经验准备
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让学生进入幼儿园见习和实习几乎成为一种奢望。没有一个幼儿园能够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见习。问卷调查发现,多数学生(71.1%)认为,该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结合不并紧密,78.5%的学生认为平时见习机会较少,95.9%的学生认为实习是非常有必要的。大部分学生(73%)认为,他们平时开设的理论知识类课程太多了,而技能课程(80.4%)和实践课程(95.3%)的课时又太少。许多学校在安排学生实习的时候,都没有安排每天的实习结束后,对一天的实习生活进行讨论和总结,这就让学生陷入“学而不思”的状态,最终陷入到每天给小朋友穿衣打饭这些琐事中,学生实习半年,只会觉得自己做了半年保育员,除了累也没有真下学会什么。
2.2 幼儿教育机构人才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许昌市8所幼儿教育机构的访谈,我们发现,市场目前对学前教育人才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2.2.1 期待高学历人才的加入,却有抱有疑虑
目前,所有8所幼儿教育机构中,招聘教师的学历起点是高中。但所有幼儿教育机构的园长均表示,非常希望有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加入他们机构。在他们看来,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受过较好的专业训练,到幼儿园工作会更容易上手,对幼儿园的发展也更有利。如某幼儿园的园长说:“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的发展后劲很大,未来也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然而,多数幼儿教育机构的园长都认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理论较强,而技能较弱,还需要大量的后期培训,进入幼儿教育机构后不能直接上岗工作。而高学历的人才所要求的待遇还普遍较高,这就让一些园长对这些人才“皱眉头”了。一些园长表示,在对待应聘者时,不论应聘者有多高的学历,在面试时都要接受一样的考核,而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不管是本科生还是专科生,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待遇都没有差别。
2.2.2 看重应聘者的道德素质
绝大多数幼儿教育机构在招聘人才时看重的首要是道德素质,如人品、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否认真积极,是否热爱幼儿教育工作、热爱幼儿,是否有责任心等。其次,部分园长提出个人的个性心理素质也是他们在招聘时看重的一个方面,如否能够承受压力,是否有灵气,愿意学习等。如某幼儿园认为,一名幼儿园老师应该具备五大素质:正气、朝气、大气、书卷气和灵气。(这五大素质多为道德素质和个性心理素质);还有一个幼儿园认为一个合格的幼儿园老师应该“德才兼备”,要有道德、有热情、有爱心,并有坚持不懈的个性品质。对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园长们纷纷表示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通过实践和培训来提高,而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和个性心理素质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如某幼儿园的园长说:“才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位未来的老师)能不能关注孩子的生活。”2.2.3 看重应聘者的专业技能素质,而非理论知识
在如何看待理论知识上,各幼儿教育机构的园长的认识不一。有些园长认为,理论知识很重要,也有一些园长认为,理论知识在幼儿园的教学中根本用不上。实际上,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所有8所幼教机构在招聘时,考核的内容均为应聘者的专业技能素质,如唱歌、跳舞、弹琴、绘画、讲故事、说课、上课等。最初我们假设,如果幼儿教育机构看重应聘者的理论知识,就会通过笔试或面试来了解应聘者的专业知识情况,然而实际在我们访谈的8所幼儿教育机构中没有一家安排有这样的内容。这足以说明,各幼儿教育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更看重的是应聘者的专业技能,而非理论知识。
3 讨论
以上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第一,扩招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并不成功,通过三至四年的专业学习,他们并没有为未来的职业作好准备。具体表现为学生所学知识不能尽快向教育能力迁移,从而幼教工作的无从适应。
表2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培养中理想、市场与学校的差距
注:√很需要,较需要,×不需要.
第二,目前我们对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培养与市场的需要有着很大的差距。从表2可以看出,理想的学前教育人才需要有较好的理论功底和专业技能,并且要有很好的实践能力,市场需要的学前教育人才需要有很好的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却不需要有什么理论知识功底。恰恰相反,目前我们培养出的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有着很好的理论知识功底,而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却很弱。很明显,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幼儿园尽管在口头上说希望招聘学前教育专业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但在行动上却没有任何表示的重要原因。因此,目前我们在学前教育专业本科层次学生的培养方案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4.1 从培养目的看:重学问轻道德
从以上研究结果看,市场是非常看重人才的道德素质的,例如敬业、热爱幼儿及幼儿教育事业、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等。专业理论、专业技能甚至实践能力在园长们看来都应该排在道德后面。然而,高校在培养人才时,更看重的却是学生的“学问”。这与市场的需求相距甚远。
4.2 从培养目标看:重知识轻技能
目前,该校本科学前教育专业更注重对学生知识的培养,而忽视了对技能的训练。而市场则要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有过硬的教学技能,对知识的要求反而没那么高。学生名义上学历合格了,但实际上能力却不过关,许多学生大学四年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直接在幼儿园的工作中使用,不能直接上岗。
4.3 从培养内容看:重理论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