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7 04:18:51
序论：在您撰写中外文化比较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Claire Kramsch 在《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理解目的语文化需要与自己的母语文化相比较……以跨文化为导向的文化教学不仅是信息传递，它还包括对目的语文化及母语文化的深思。”由此可见，交际本身既有外国文化的参与，又需要母语文化的参与，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花在学习外语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但是花在学习中国文化典籍和提升母语素养的时间精力就远远不够。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很多外语学习者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喜欢情人节的浪漫，熟悉复活节的典故，却不知端午节的来历和清明节的神圣肃穆。甚至有学生在翻译“Milky Way”时翻译为“牛奶路”而非“银河”。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丛把这钟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
二、 非英语专业母语文化知识的调查
笔者于2014年对我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共计807人，来自10个不同的专业，分别是软件工程、统计学、生医工、工程力学、教育、计算机、历史、文学和土木工程专业。使用了陆魁秋先生设计中国文化常识问卷， 其问卷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交际规范以及民族和信仰诸多方面， 共30小题，每题100分， 满分为3000分。接受调查的807名学生中，其中5人放弃，共收集802份问卷，人均总分为895分（大约相当于百分制的30分）。调查的结果反映出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知识相对匮乏现象严重。
三、 原因分析
首先，传统的英语教学重点教授外国文化知识，这样致使学生在课外花大量时间学习外国文化，从而使我们自己的母语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受到冷落。在笔者所教的2014级四个专业的学院中，开设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课时只51节，共计3学分，占其选修总课时的（705课时）的7%，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可以看出，母语文化根本没有课时的保证，因此学生如果自己不能在课外自觉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在课堂上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
其次，从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各种英语教材来看， 中国文化的课文篇章甚少。而以英语国家为背景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和精神层面的内容几乎比比皆是。这一现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内英语学习者即使主观的想通过教材来弥补母语文化的缺憾，但是客观情况却不允许。
再次，我们英语教学的目标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双语人”，首先需要英语教师成为真正意义的“双语人”。但是对于我国庞大的师资队伍来说，除了具备好的性格和良好的基本功，广博的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良好的教学方法外，过硬的文化修养和素质还需加强。
最后，外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的薄弱。外语教学目标的三个层次分别是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其中母语文化在实现“社会文化能力”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文化能力又包含理解能力、评价能力和整合与积淀能力。在语言能力层面，如果一个人母语学不好，很难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在语用能力层面，同样要求对母语文化的理解;而评价能力又是建立在分别对母语和目的语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学习者需要通过本人对于语言承载的文化在理解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内化，最终积淀成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
关键词：外语教育；传统文化；跨文化
在担任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语院系是否存在着有别于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独特价值？诚然，在师资质量、教学环境、国际交流、研究氛围等方面，高校具有社会培训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大学扩招、家长与学生乃至社会都关注就业率的现实，使高校外语院系沦落为高级的、过渡性质的培训机构。大学生或者希望从这里获得通过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的秘笈，或者希望通过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学习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以顺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学阶段的外语学习能够帮助他们取得理想的雅思、托福等出国留学语言测试的高分。事实上，教育与培训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培训意味着通过学习掌握技能，而教育则是通过教与学来达到扩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学被认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甚至是守门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承载传统文化、综合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联系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生个人发展，还是从高校人才培养、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面对西方文化拥有健康的心态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固然存在着糟粕，但更多的则是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众多的人口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大学》开篇讲了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漱溟先生总结道，“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两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增添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养、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态，还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人之道，修身为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时不忘“诚意、正心、修身”，将来实现“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语工具，充当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影响以及人自身的培养和训练。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其绵长的寿命中，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吸收多种文化，放射影响周边地区。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我国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例如：墨家主张打破血统论和宿命论，只问是非曲直、贤愚勤惰；道家注重本体论与辩证法，“道法自然”，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强调因果报应、三种轮回的思想；范缜发表《神灭论》批判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明代李贽著《藏书》68卷，公开反孔非儒，称《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锋碰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某一种思想，而是对不同文化内容进行对比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从而找寻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这对外语院系的学生尤其重要，能够避免学生在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时候对传统文明视而不见、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养跨文化优质人才
历史上，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洋务派设立的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一针见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建议“勿标讲求西学之名”。京师大学堂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培养体制下，学生力求精通母语和目的语，灵活应用语言，在不同语言间自由转换。老一代翻译界的大师，如傅雷、戈宝全、钱钟书、叶君健、朱生豪等人，他们学贯中西，外文精湛，国文功底深厚，其翻译作品不仅实现了“信、达”，还能达到“雅”的高度，久经时间考验。在外语院系遍地开花的今天，教育部对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持鼓励态度。以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为例，大纲建议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在附录中推荐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参考书目。学生只有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往往缺失跟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讲授，这是巨大的损失。高校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听、说、读、写、译具体语言能力的提高上，还体现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上。目前我国高校外语院系开设了大量西方文化课程，例如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专题等等。然而，在强调目的语文化输入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母语文化的渗透。例如，我们的学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语讲述圣诞节的来历，却难以用英语介绍端午节的传说和习俗，甚至有学生在被询问中国节日的细节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西方很多节日都是跟宗教历史有关的，我们很多节日是跟吃有关的。”这种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学的赞同。诚然，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但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又怎么是简单的“节日跟吃有关”能解释的？如果外语院系学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绍中国文化呢？《20世纪的社会转型》作者阿兰·图雷纳提出，“现代性并不是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到尽可能多的未来。”只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变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认同不是一个中性的活动，而是带有价值观选择的、有喜恶倾向的活动。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文化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扩展到全球，用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面对这一现实，在十七大报告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应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威胁。先生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如今，英语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3月公布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从英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的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语言出版的，只占这2.4万种翻译著作的5%。中国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获得认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在中外双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华文明的结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贸易。然而，没有精通传统文化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走出去”战略只是纸上谈兵。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华的则被保留和发扬。无论是为了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还是为了高校培养跨文化优秀人才、国家提高综合实力，在高校外语院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在掌握外语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张通往工作的门票；高校能给社会的，不仅仅是有文凭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分享几千年文明结晶，充当传统文化的守门人，恰恰应当是高校外语院系和社会语言培训机构的区别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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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英语老师 引导 跨文化交际 避免 跨文化冲突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89-02
一、总述
英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创始人泰勒（E.B.Tylor）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The 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合物，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可见，不管是东、西方文化都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而这种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的思想、行为、语言、非语言等方面的交往称为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实际交际中，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语言、信仰、生活习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标准及文化心理都有着极大的差别。中国学生由于对英汉民族文化习俗了解不多，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造成交际障碍，交际就会显得别扭，“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往往发生。
所谓“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休克”本来是指人体重要功能的丧失，如身体失血过多，呼吸循环功能衰竭等。但是，当一个长期生活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突然来到另一种完全相异的新的文化环境中时，其在一段时间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的现象。
语言学家艾奇（Edge）曾经说过：“人们通常并不介意外国人所犯的语法错误，但对于在社交场合所犯的错误（social mistakes）却无法谅解。”可见，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或是跨文化语用失误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二、大学英语老师引导学生了解、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价值理念、基本习俗是避免跨文化冲突的基石
在跨文化交际中，每个国家、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造就了其特有的民族性格。美国人不拘礼节、欧洲人重视称谓、德国人喜欢直截了当，英国人性格相对保守并且讲究礼仪，澳大利亚人在一定程度上兼有英国人的性格但是更趋于开放。因此，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应该采取具体交往对象具体对待的原则。但前提是必须了解他国的基本习俗，否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处出错的尴尬局面。
（一）东西方价值理念的不同。西方社会主要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哲学影响，相信世界是直线的（a line）和可控的（controllable），因此西方人非常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人们推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而东方主要受到孔子（Confucius）学说的影响，认为世界是个圆（a circle）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constantly changing），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推崇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追求个人的发展被视为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受到社会的谴责。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在遇到文化差异时，首先要充分考虑到东西方国家不同的价值理念，参照他国的理念与其进行不卑不亢的交往。
（二）西方各种不同的习俗都是源于其不同的价值观念。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和道德传统的反映和体现，它具有陶冶情操、规范行为、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问候习俗、介绍习俗、送礼习俗、拜访习俗、宴客习俗、隐私习俗及禁忌习俗等等。
1.社交习俗：首次见面握手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而欧美人更习惯拥抱。讲话时眼睛看着对方，在英美被认为诚恳、诚实；而眼睛到处乱看，会被认为是狡猾、不诚实。Never trust a person who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而黑人则略有不同，他们说话时眼睛盯着对方，听话时却东张西望。“OK”的手势在美国是表示“成功”而在巴西是“”的替代语，向某人做这一手势是指某人作风不检点。
2.隐私习俗：如果你对一位英国朋友说：Are you married？ How much is your salary？你就不要指望英国朋友有什么友好的回应，因为在他看来，对你这种毫无礼貌地打探个人隐私的人是不必理睬的。
3.宗教、饮食习俗：在接待外宾中，要根据被接待的民族特性、等来配菜。如来者是伊斯兰教徒你千万不要上猪肉，是印度教徒你一定不要上牛肉。很多英语国家的人们忌吃各种动物的头、脚、内脏，忌吃狗肉、蛇肉等。不要试图劝说对方多吃，更不能给对方夹菜，而是以宾客自主为益（Help yourself…）。
4.送礼习俗：送花忌送双数，忌送白色，因为他们被看作是厄运的征兆或死亡的象征。日本人不喜欢荷花，意大利人讨厌。
5.颜色习俗：红色在西方的反面含义是专横、暴躁和傲慢；在美国黄色有期待、怀念和思慕远方亲人归来的意思；蓝色的反面含义在一些国家是抑郁、悲哀、空虚阴冷的意思；绿色是穆斯林教徒最偏爱的颜色因为它象征生命、青春、活力和希望。
另外还有称谓习俗、数字习俗、动植物习俗等等。总之，掌握各个国家的民族习俗，对避免跨文化冲突起到了直接的基石作用。
三、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总结词句、短语及习语等在西方国家的不同用法以避免尴尬的境地
大学英语老师在英语教学中对词句的介绍，一般就只讲其基本用法，有时讲了一词的多种用法，可是学生没有具体的语境练习，久而久之便抛于脑后了，然而这样的一词多意在跨文化交际的中却屡屡出现。笔者在公派去澳洲留学之前对澳洲文化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写给澳洲很多大学的自我介绍中用了一个词“naughty”来描述自己有时有点“顽皮的、童心未泯的”性格。结果到了澳洲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只是词典里“顽皮的、淘气的”，而是“性感的、不听话的、不守规矩的”。怪不得笔者给澳洲各大学发了那么多的申请信都石沉大海，估计人家还以为她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品德有问题，在试图“勾引”他们呢！笔者曾在澳洲遇到了很多词同义不同的尴尬局面。大家都知道“pink”在英语中是“粉红色的”意思，但是却被澳洲用在公共厕所里，表示女性月经期所用的卫生巾及部分人注射用的针管等必须丢在指定的箱子里。笔者非常困惑，于是向其男性导师讨教，最后造成自己当面想钻地洞的难堪局面。笔者有一次想对导师说“It’s my honor.”（是我的荣幸）但由于口误说成了“I’m a honor.”（我是一个处女。）以至于导师大笑，笔者还痴痴的全然不知道导师在笑什么。
这样的尴尬例子在异国实在是举不胜举，笔者无法在这有限的空间内向大家展示太多的由于跨文化交际导致的同词不同意的用法，只是想用这些例子提醒广大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不要片面地只学词的个别意思，而应该多查阅课外资料，多形式多渠道学习英语；同时，大学生也要充分利用英语原声电影、收听外语新闻、报刊杂志、英文歌曲、英文原著、赏析地道的英语广告、各种地道的英文标语等，并尽量参加有外籍教师主持的英语角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学习英语，尤其是涉及到的跨文化，以避免不同的尴尬局面，在跨文化交际中如鱼得水。
四、大学英语老师要引导学生掌握、处理西方国家的禁忌，并学会用委婉语来缓冲跨文化交际的冲突
禁忌语（Taboos）发源于波利尼亚汤加语，意思是“需要极端注意的事情”，也可以被写作tabu或者是tapu。禁忌语主要使用在宗教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而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场合。
很多动物在跨文化交际中都属于禁忌的范畴，如：bat（贱妇，丑女、），chicken（见面熟的年轻女人），hen（爱管闲事或嘴碎的中年妇女），cat（恶妇、包藏祸心的女人）等。英国人也不要自以为是地恭维某位中国人是gay dog（快乐的人）、lucky dog（幸运的人）或old dog（老手），因为中国人谁也不会高兴自己是一条“狗”（dog）。因此人们在说话的时候都会尽量避讳运用这些词。
委婉语（Euphemism）一词发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说好听的话，古希腊人在祭祀时，都得讲吉利话，即使用委婉语。禁忌语和委婉语常常有紧密联系、相互水融的。不能说禁忌的东西自然就有了委婉语来替代。例如：
人们忌用skinny（瘦骨嶙峋）而说slim 或slender（身材苗条）。说plain？鄄looking（长相一般）而不用ugly（丑陋、难看），忌说crippled（瘸子）、blind（瞎子）、deaf（聋子）、dumb（哑巴）等而统称为the handicapped or disabled（残疾人），在美国，没有了poor people（穷人）而只有low？鄄income group（低收入阶层），没有了prostitute（）而出现了woman of the street， street walker， fancy woman， girl， girlie， call girl， joy girl， working girl， lady of pleasure等等避讳的称呼，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社会向更文明的社会的进步，各国人们观念的更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禁忌语、委婉语也在更新，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
五、大学英语老师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应如何引导学生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师针对大学生特有的特性，对其可以采取渐进式、启发式、交流式、示范式、比较法、融合法、注解法、实践法、专门讲解法、文化讲座法、利用图片展示法、布置学生查找法等进行正面引导。
（一） 教师自己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以动态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文化内容，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充分认识到跨文化交际教学的重要性并把其放在一定置；与此同时，教师自身要博览各种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资料，力求做到文化教学的实用性、系统性与全面性。
（二）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注意个人的仪容仪表、言谈举止、眼神表情等形象，尽量做到“入境问禁，入乡问俗，入门问讳”，尊重隐私，，信守约定，热情适度，谦虚适度，不卑不亢，爱护环境。
（三） 教师要重视对学生非言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注意示范和纠正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不规范的面部表情、视线接触、站姿坐姿、举手投足、服饰打扮等等。拓展学生的跨文化知识、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素养，从而获得跨文化的敏感性。
广大英语教师在面临繁重教学任务的严峻考验的同时，要挤出宝贵的时间来向学生们传授跨文化交际的“额外知识”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作为现代语言教育者，我们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现代语言学家把交际能力概括为“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条件下，对谁，说什么，怎样说”。 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美国语言学家Saplr则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所为所想……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因此，大学英语老师要创造各种条件，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英语跨文化交际，尽量避免中外跨文化冲突，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中的泛文化培训（culture？鄄generaltraining）和定文化培训（culture？鄄specific trainin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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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美瑜 浅谈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http：///？i93910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文化交融的结果之一。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在学习方面也不止只限于书面知识，更多的外国学生因为学习汉语，所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世界的发展，人们不止注重衣食住行，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培养。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大多对佛教文化比较感兴趣。本文就将从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来看中外文化交流进行论述。我们知道，印度佛经传入中国内地经由两条路线：一条是陆路，即由中亚、西亚地区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深入中原地区。史书上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等以白马驮经到达洛阳，就是经由陆路而来的；稍后的安世高和支娄伽谶也是通过这条路线来到中原的。另一条是海路，大约到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到中国传教，如禅宗祖师达摩就是经海路到达广州，然后才逐渐北上，进入少林寺修行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作用是相互的。
由于科技的发展，所以实习方式多元化，可以简单概括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因为实习是跟汉语国际教育有关的工作。在平时讲课时就接触到了外国学生。学生为印尼学员，信教，所以在讲课前会进行祷告。这也是本文来源之一。
中外文化交流有多方面的。例如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等。宗教间的交流为其中一个方面。本文将从宗教方面，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去研究中外文化间的交流。
本文主要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并且结合Chinlingo平台的实习经历，研究在宗教方面，中国与外国之间，怎样进行文化交流。很多书籍介绍的主要为佛教东传的过程，忽视了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活动。其实，在印度佛教东传的同时，中国的僧人兴起了西行求法活动。西行求法活动，可以追溯于西晋时期。据统计，西晋时，已有三人西行求法，东晋已多达37人，六朝时达百人以上。因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推动了中外之间的友好往来。
可以看出，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与学习的重要渠道。由于宗教哲学涉及人生领域的许多课题，触及民族文化的内核，因此，它的影响深远、巨大。其影响不止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也体现在文学、医学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例如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等其他僧人的作品的出现，保留了中国文字学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料，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医学方面，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各种印度医学观念也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通过文献研究方法，针对在宗教方面的差异以及相同之处，进行对比，看中外文化如何在宗教方面体现出来交融，并且通过宗教，与其它文化方面的事件进行联系。其最终目的是：在宗教文化中，看出中外文化交流，体现中国文化的，即包容性。
一、主持人：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答辩人：目的：因为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单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特别细微的阐述。但从两方面进行阐述的文献却少之又少。本文欲从这两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归纳、阐述，从而得出论文结论。
二、主持人：本篇论文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答辩人：本文欲从六个方面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即：
第一章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的结果；
第二章是有关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意义；
第三是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第四章我主要写了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这两件事情的异同；
第五章我针对这两件事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了一个概述。
最后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概括，也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应该是怎样一个态度。我的论文的大概内容和结构就是这样。
三、主持人：在你研究的课题方面，你主要运用了什么方法进行研究？
答辩人：我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1、文献研究法：针对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中外文化产生的影响，翻阅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比如程裕祯的《中国文化要略》以及法显的《佛国记》等，种类有许多，在论文撰写初期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并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
2、对比法：对中国以及外国产生的影响，从不同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其产生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又与“一带一路”进行结合，产生现实意义。并得出我们针对此现象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得出佛教东传与西行求法对现代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主题学 主题 典型人物形象 意象 题材
【基金项目】此论文得到了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科研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001-01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或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谢天振，1997），“并进一步辨析、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孟昭毅，2003）。
主题学研究自然需要研究作品的主题，但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主题研究。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关注的是个别作品主题的呈现，重点是研究对象的内涵；而主题学研究则将研究对象的外在形式作为焦点，重点分析的是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等的不同处理。因此，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重点在于研究对象外在的手段和形式。
国内学者对主题学研究范围和内容的分类大体上均涉及了主题研究、母题研究、题材研究、人物研究和意象研究以及情境研究等。因此，本文对主题学研究成果在中外文学教学中的运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主题研究成果的运用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综合的价值观。作品的思想内容，蕴含的精神实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态度倾向等，都经由主题加以体现。所谓“主题研究”指的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作家的不同处理。
1.不同民族文学同一主题比较
文学即人学，文学以人类境遇和情感为核心，不同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共同的生命形式和生命体验，从而蕴含起共同的主题。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涌现出许多相同的主题，比如爱情与政治、社会或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个人与群体的矛盾，人生短暂和自然的永恒，人与人沟通的困难等等。
2.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母题比较
比主题小的主题性的单元叫作“母题”。德国学者弗伦泽尔认为：“它是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但本身却构成了属于内容和形式的成分，在内容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中，其内容可以通过中心母题概括为一种浓缩的形式。”一般来说，在实际的文学体裁中，几个母题可以组成内容。也就是说母题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事件和情境的基本概括，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单位。
3.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情境比较
母题往往出自于情境，所谓情境指“人的观点、感情或行为方式的集合，它们产生或产生于几个个人参与的行动”（韦斯坦因，1986），也就是说，情境指的是人物在某个时刻的交错关系，即情节、事件、行为方式的组合或者相关环境因素，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典型的格局，诸如 “一男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但这个姑娘却爱上了另一个男子”；“被遗弃的女人”；“两个朋友或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仇人子女的相爱”等等。
二、典型人物形象研究成果运用
典型人物形象大致分为原型形象和类型形象两种。本文的研究重点以类型形象研究为主。类型形象指“某种性格与个性”，“往往与具有价值判断的主题相关，只不过以一种形象为轴心而已”（林健华、彭洋，1993）。比较文学范畴内的典型人物形象研究的重点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性格与个性大致相同的人物形象，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不同主题。
三、意象研究成果运用
主题多与题材、人物有关，在叙事作品中它主要体现在人物、事件或环境上，在抒情作品中往往通过意象传递出来。意象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同一主题不同意象或同一意象不同主题的研究，去考察作家的文化心理、审美倾向、艺术表现等内容。
意象是指具有特殊审美意味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它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存在，或是一种动植物，甚至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如天空、高山、海洋、森林和四季变化等，经过几千年来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尤其是诗歌中的吟诵，已经成为各民族的某种象征，获得某种特定的含义。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审美意味”，同样的自然景象在不同民族的人们心中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
朱光潜曾总结过中西方诗人在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意向选择上的不同偏好，“西诗偏于刚，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四、题材研究成果运用
弗伦泽尔曾这样解释题材：“一个存在于这一作品之前轮廓清晰的故事脉络，一个‘情节’，由另外一个作家加工了的作品，或者甚至是一件想象的产物，用文学方式进行了处理。”所以可以说，题材指的是可以构成一个完整故事或情节的素材。只有被文学作为表现对象的那部分素材，才会成为题材。
在没有事实的影响和关联下，各民族常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题材，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各有差异。
本文通过目前主题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如何将其在中外文学教学中进行运用，发挥主题学理论的实用价值。于教师而言，可以让主题学研究的成果深入到中外文学课堂，改变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不同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解读。于学生而言，可利用相对熟悉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知识作为基础，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与相对陌生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或对于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类比，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中外文化联系的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胡亚渝.中国的“变形记”――《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之四[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3）.
[3]林建华、彭洋.《中西散文比较研究二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7）.
[4]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张磊 李晓红 河北联合大学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304064。
摘要：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这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对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莫言的创作中，中外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对其作品主题的提炼上，对其创作方法的选择上。结合莫言先
生的文学作品探讨这种影响，不仅可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创作，而且还可以提高读者阅读的水平。因此，我们广大的理论研究者对此应
该给予高度的关注。
关键词：中外文化的影响；题材的影响；主题提炼的影响；创作方法的影响
莫言的作品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而且，莫言的
作品也影响着世界文学的发展。不论是八十年代的小说《红高
粱》，还是后来的《天堂蒜薹之歌》以及备受争议的《丰乳肥臀》
等等作品都给他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读莫言众多的文学
作品，探析文学作品中丰厚意蕴，我们会发现，中外文化对莫言
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外文化对莫言的创作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下边
结合自己对莫言作品的理解与感悟，参考其他研究者对莫言及其
创作的论述，谈一谈中外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
探析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详细阐释：中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中
外文化对莫言文学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
中创作方法选择的影响。
1.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题材选择的影响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以及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文学
作品都不会凭空产生。莫言也不例外。莫言众多的文学作品中，
蕴含着中外文化对其影响的痕迹。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莫言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莫言创作中对题材的选择
主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莫言的主要作品如下：
《檀香刑》、 《生死疲劳》、 《丰乳肥臀》、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增补版》、《藏宝图》、《四
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拇指铐》、《白狗秋千架》、
《莫言精选集》、《莫言作品精选》、《酒国》、《食草家族》、
《白棉花》、《红树林》、《月光斩》、《老枪•宝刀》、《会
唱歌的墙》、 《司令的女人》、 《良心作证》、 《锁孔里的房间》、
《什么气味最美好》、《传奇莫言》、《莫言散文》、《莫言中
篇小说选》、《莫言王尧对话录》、《战友重逢》、《蛙》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仅以其《红高粱家族》为例，探讨中国传
统文化对莫言创作中题材选择的影响。 《红高粱家族》由以下五部
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组成。
这五部作品不论是从题材的表面看，还是从作品题材所蕴含
的意义看，都非常明显地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的影
响：首先，“红高粱”既代表着莫言对家乡特产的喜爱，又是代
表作者对故乡人奋争历史的熟悉。作者以特定的“红高粱”所代
表的故事作为宣传家乡，再现故乡生活的媒介，这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中热爱家乡思想的继承，而且还是对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一
种继承。其次，《红高粱家族》系列作品，从题材来看，所有的
作品都是对生活的再现。而中国的与其他国家
的有着不同形式的内容和过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
有的形式宣传，利用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抗击日本侵略
者，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题材选择的影响。如，在《红高
粱》这部作品中，大家在中使用的武器都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武器装备：中国古代的土炮、鸟枪等，就连中国特色的农具
铁耙也充当了战斗的武器。特别是作战过程中，农民抗战的特色
更能说明传统文化对莫言创作题材选择的影响了：有的人在埋伏
时鼾声如雷、有人因哑巴跌倒枪走火而出师未捷……
2.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作品主题的影响
文学作品的主题是这部作品蕴含的主要思想意义。而对作品
主题影响最深的，或者说对作品主题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应该是
作家本国的传统文化。在上边列举的莫言创作的《红高粱家族》
系列作品中，作家的主题也被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如从题材来
看，作家利用农民抗战的故事来表现作者家乡广大的人民在那场
战争中抗争。但这场发生在作家故乡的抗争与其他抗日题材的作
品一样，题材深处还蕴含着中国文学传统的永恒主题——爱情。
不能说所有的中国的文学作品都要表现爱情的主题，但却可以说
爱情的主题可以渗透到所有的中国文学作品中。 在小说 《红高粱》
中，作者虽然选择的抗战题材，但在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却表现
了中国传统的爱情主题。这也就是说，是故事的主要内
容，但在主要内容中，作者却通过具体的事迹表现出“我爷爷”
与“我奶奶”那段惊世的爱情传奇。
3.中外文化对莫言创作中创作方法的影响
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创作方
法中，外国文化中的怪诞的表现方法对莫言的创作影响最大。虽
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怪诞的表现方法，或者说怪诞的创作方
法，如《聊斋志异》等，但细读莫言的作品，外国文化对其怪诞
创作方法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如在莫言作品《杜小雷》中，
作者为我们描述了这样可怕的情景：小说主人公的妻子，因为不
孝，把一只蜣螂放在了自己婆婆的碗中，这本来是一件生活中的
琐事，但事情的发展却出现了怪诞的结局：杜小雷的妻子因为自
己的不孝的行为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老天爷把她变成了一个半人
半猪的怪物。杜小雷妻子这种怪诞的变化，足可以说明作者的创
作受到了西方怪诞创作方法的影响。因为作者曾经对自己这样怪
诞的创作说过这样的话语：“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
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
响?我的小说在八六、八七、八八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
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见新浪网，著名作家莫言作客
新年流访谈实录，2003.08.06）
外国文化中的怪诞对莫言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首
先，外国文化中的怪诞表现在莫言利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人物形象
上。在莫言的作品《檀香刑》中的主人公赵小甲就是这样一个怪
诞的人物形象。赵小甲的怪诞表现在他对自己父亲的迷恋上。迷
恋自己的父亲本无可多议，也谈不上怪诞，但赵小甲的父亲却是
与众不同，他是一位刽子手。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不迷恋自己年
轻貌美的妻子，却一反常态，迷恋自己特殊行业的父子，这不能
不说是一怪诞的行为。更为怪诞的是，赵小甲还能推断出当时官
府的衙役是由大灰狼变成的，轿夫是由驴变的，更可笑的是县太
爷是由一只白虎变来的……再如在《红耳朵》中，作者不仅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具有怪诞
长相的主人公：王十千的耳朵大得吓人，但其耳朵还比较灵敏。
更为怪诞的是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梦见了一个大耳朵的
乞丐， 当他出生后， 这个大耳朵的孩子还专门和长工生活在一起。
在算命的先生发现了他的大耳朵后，他的命运出现了奇迹般的变
化：上学堂、沦落为乞丐……
其次，作者不仅利用怪诞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他还在自己
的作品中， 利用怪诞的表现方式突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 在 《丰
乳肥臀》中，上官领弟因为自己的爱情鸟丢失了，而把自己幻想
成一只鸟。 不仅具有鸟的外形， 还有鸟儿那样轻盈的动作：“……
她跳上石梅树梢， 把柔柄的树枝压得像弓一样。 母亲急忙去拉她，
她却纵身一跃，轻捷地跳到梧桐树上，然后从梧桐树又跳到大楸
树，从大楸树又降落到我家草屋的屋脊上。她的动作轻盈得令人
无法置信，仿佛身上生着丰满的羽毛。她骑在屋脊上，双眼发直，
脸上洋溢着黄金般的微笑……”
在这里，作者把怪诞的创作方法可谓是发挥到了极点。主人
公不仅有怪诞的想法，而且还有怪诞的行为，更有趣的是人物怪
诞的行为还带来了怪诞的结果。即读者对作者这种怪诞创作方法
的认可。
再次，怪诞不仅是作者莫言用来创作人物形象的手段，而且
作者还利用怪诞的创作方法，在人物形象上寄予了对社会问题的
关心，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当然了，这种关注是
基于怪诞手法中的一种关注。在莫言的作品《球状闪电》中，小
女孩蛐蛐利用自己怪诞的“飞”不仅为家挣钱，还引起了众多的
人对她“飞”这种怪诞行为的效仿。而且还把“飞”当成了自己
谋生的手段。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利用“飞”这种怪诞
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贫困”的一种关
注。再有，近亲结婚的事实，造成了社会生活中诸多怪诞事情的
发生。作者莫言利用社会生活中诸多的怪诞事实，表现出对近亲
结婚这种现实的关注。
可以这样说，作者莫言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他为我们创作
了众多怪诞的人物形象，再现了这样人物形象怪诞的行为和怪诞
的命运与怪诞的精神世界。
总之，中外文化都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
响表现在作者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在作者对作品主题的提
炼上，同时也表现在作者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当然了，中外文
化早就开始交流并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很难把这两种文化
对莫言创作的影响截然分开阐释，但这两种文化对著名作家莫言
的影响却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刘广远，王敬茹.莫言研究综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3.01.30.
[2]王春林.莫言小说创作与中国文学传统[J].山西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3.01.05.
[3]费立军.莫言小说的怪诞书写与价值[D].延边大学,2012.06.
作者简介：
张磊，女，1984年7月出生，讲师，河北联合大学轻工学院；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及中外文学。
李晓红，女，1973年6月出生，教授，河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国内版外文图书 图书文种界定 图书采编工作 资源整合共享 分类号 G253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发现近年来国内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日趋困难，且有难以区分的趋势。虽然国内有关编目机构早已了有关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或规定，但还是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出现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在此仅举2007－2008年国内出版的图书4例，如表1所示：
图书馆界曾经有“国内出版物应是中文图书的常规”的说法，而且“由于授权版西文书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目录中，并以人民币标价，各馆多随中文图书一同购入，按照中文采编和西文采编各自归口的传统做法，于是这批书被‘顺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编目组”，“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多数图书馆将这类文献作为中文图书编目，并归人中文目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国内原版外文图书也出现类似情况，“鉴于本土西文图书以上特征及出版数量还不多的情况，使得该种图书在从采购到进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为中文图书处理”。另外，国内出版的图书的在版编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种编目。且中文题名为正题名，外文题名为并列题名，这也造成图书文种界定的误导。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结合在一起，图书馆一般由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负责采购，到馆后再区分中外文图书，分别移交中文编目部门和外文编目部门，国内版外文图书与进口的国外原版外文图书一起编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图书的界定成为重要的业务工作。
2 中外文图书的界定
2.1 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
对中外文图书的界定，一般多从图书的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版权页、前言、目次、出版说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种特征来描述分辨，制定详细的区分界限。但事实上，目前的图书出版外表特征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例如有学者单单就国内出版的授权重印版西文图书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种，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图书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详细描述越来越无法包罗万象，造成图书馆采编人员经常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图书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图书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读者。抛弃采编部门注重技术、自我完善的传统工作方式，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考量。“轻外表，重内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细小区别，侧重从图书偏重的主要读者群、读者借阅的倾向、图书阅读效能的最大化等图书的使用功能、读者实用性方面来界定。下面分别探讨两大类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 引进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译及注释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宜界定为外文图书 对于与原版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图书封面、题名页等地方增加翻译中文题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图书馆一般界定为与原版图书一样的文种。例如有学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图书文种的确定，决定因素是文献内在特征，授权版图书的特点是引进版权，受影响的只是图书的版权，而不涉及图书的语种”。但国内出版的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表跟引进版权的译著版极为相似。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序言、导读、目次等内容都为中文；中文CIP及版权页、内容改编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内容等情况日趋普遍，经常让图书馆采编人员产生包含了这么多中文内容，是否应该界定为中文图书的疑问。例如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释版，除了按原版版权方的要求翻译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的正文部分之外，还在多位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页边和页脚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释，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力求为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此书章节标题有中文翻译，内容有中文提示主题，还有中文内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简介等内容，但是，本书还是应该被界定为英文书。与本书类似的情况还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构(英文注释版)》、《企业应用架构模式(英文注释版)》等书，以后多种语言交叉的情况还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 外语教学参考资料，即使是授权影印版图书，从读者外语学习的作用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正题名应该为中文。如《挑战日本语中级》(978－7－301－12863―3)正文为日文，是日语水平考试参考资料，授权影印版。国家图书馆界定为中文图书，正题名为中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也界定为中文图书，入藏中文书厅，但著录时正题名为日文，中文题名为并列题名。笔者认为，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编人员在界定图书文种时，应该查检本馆馆藏状况及通过有关出版动态信息查询系列图书出版预期，特别是避免多卷书前后界定为不同的文种并入藏到不同的书厅。与此书关联的还有《挑战日本语学生用书》(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书为《挑战日本语》系列丛书的学生用书。”题名页与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样，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译，从整系列图书总体考虑，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2.3 引进版英汉双语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过去英汉对照图书一般是为学习英语而编著的，当然界定为中文图书。现在引进版专业图书也在正文中出现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汉对照，而是分开两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业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双语版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题名页没有英文，标明“英汉双语”，责任者有“主编”、“译者”，还有“译审”，“总目录”中显示本书前半部分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译，还有审译。因此书是引进版图书，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访部门的图书验收人员很直观就把本书界定为英文图书。笔者认为，虽是引进版专业图书，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译文，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3 国内原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3.1 国内原版外文图书出现中外文交汇在一起的状况 为适应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需要，近年来，我国学
者用外文撰写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随着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更多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用外文编写出版教材，同时外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外文专著也日渐增多。国内原版外文图书比授权影印版外文图书更容易误判为中文图书，且多数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复杂多样，中外文交织在一起，出现了许多不但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有中外文字样，图书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内容的图书，给图书馆图书中外文界定增加难度。
2.3.2 没有英文题名的英文图书 《德国文学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书的著者是美籍学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都只有中文题名，还有译者，但第二题名页的第二责任方式却改为“编注”。全书是由英语写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脚注有中文解释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题，没有中文翻译，所以第二责任方式实为“编注”。有图书馆将该图书界定为中文图书，笔者认为虽然题名页等处没有英文题名，但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献来考虑，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征，还是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 我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书脊、题名页等处都出现中文题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权页、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参考文献，甚至正文中还出现个别中文内容，但考虑到图书的主要文种还是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又如，对于有区分不同外文文种的图书馆，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如国内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国语言研究)(978－7－89490－391－4)，题名页中文题名在上，英文题名在下，系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语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还有几篇是日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少量中文，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宜。
2.3.4 外语教学与自学的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国内原版图书《英语演讲选评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绍：“我们从2002－2005年‘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挑选了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各50篇，每篇演讲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简短的点评，指出该演讲的优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点评和演讲内容都是英文，而且本书的目录、正文(包括演讲的基本原则介绍、演讲建议等)都是英文，如果只从图书正文的文种形式来区分，一定界定为英文书，但笔者认为，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3 国内版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
3.1 国内版外文图书采访职责有待明晰
国内版外文图书经常把中文题名用大号字体突出印刷在封面、书脊等处，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错架混进外文书厅，图书馆藏杂乱无章”的错觉。这种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况给图书馆现场采访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往往导致未能及时正确判明文种而造成错过选择的机会或采购不恰当的复本量。此外，征订目录都是与中文图书混杂编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题名，与中文图书一样的采访途径，与目前图书馆文献采访一般按文种区分中文图书采访与外文图书采访的分工现状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而外文图书采访人员又爱莫能助，成为谁也不愿办理的图书采访三角地带。由于业务缺乏沟通，未能很好地协调国内版与国外版外文图书采编，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链接检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为合理的采编业务职责岗位的设置。
3.2 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国内拆分出版及跳页现象
有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在国内拆分出版，如清华版双语教学用书《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978－7－302－15684－0)就是根据国内电子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特点，在国内出版时一个题名下按多卷书形式出版三分册，高校图书馆采编人员就要注意完整采购和编目。大多数双语教材都进行改编，但一般不改编正文的实质内容，只是删除部分内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数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删除了原书3章，并且“编辑在对原版图书进行删节、重新编排页码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在每页正文的上面)”。这类书的出版特点应引起采编部门的重视，虽然每页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页码，但图书验收人员如果没有详细了解本书改编影印的特点，一看到正文每页上面的页码，容易误解为图书缺页。有的改编版影印图书甚至没有重新排列页码，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国际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现跳页的现象，“因为文中提到的页码或内容有可能已被删掉……”，也造成图书著录的“页数”项不准确。
3.3 国内版外文图书书目数据著录注意事项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正题名是检索识别图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一贯非常重视题名检索点的设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国内版外文图书应该著录外文题名为正题名，把中文题名著录为并列题名，并分别提供检索点。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要尽量提供原书的题名、ISBN等检索点，以备国外原版图书采访时。要建立国外原版外文图书、授权影印版图书、引进翻译版图书的机读目录数据联接，例如，上面列举的引进版外文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译本，图书馆机读目录编制应该进行有效链接。授权影印版图书出版发行项应该客观著录，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进行翻译；许多授权影印版图书都系丛书之一，丛编项也宜如实著录，无须再翻译。这可以说也是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区别于国外出版外文图书的一个特色。笔者认为，版本项应该是与出版发行项对应的，出版发行项著录了国内授权影印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版本项就不应该著录原版版本，原版版本应该与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录在附注项，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开始。
4 进一步的建议与设想
通过本文的图书实例分析和研讨，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图书出版的形式日渐多样化，中外文交织在一起，
中外文图书的采访渠道逐步交融等实际情况，各图书馆中外文图书界定无法统一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人为地把相同学科内容的图书按文种分散典藏于不同的书库，且不同文种馆藏的排架方式、借阅规则都不一样，给读者借阅同一个学科的图书设置了很多障碍。再之，往往因为把外文图书区分馆藏，减少了读者借阅外文图书的积极性，未能把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从内容的学科属性有效联接，造成外文图书借阅量少，馆藏资源浪费。有学者对引进版外文图书入藏外文书厅早就提出忧虑：“因诸多原因，光顾外文书库的读者不多，若又将引进版最新外文书和其它外文书混排在外文书库的‘大海’中，读者很难发现、查找，也就谈不上充分利用，委实可惜”。
